從2007年開始的危機新的衰退的階段已經在發達經濟體隱約可見。由國家撥款實現的反彈正在耗盡，下一次復發將包括高失業率。僅是為了回到震蕩開始時的就業水平，在世界上需要創造1700萬個就業崗位，由于對銀行提供救助，發達國家的國庫已經枯竭。
    對于這場震蕩存在兩種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學上的解釋。新自由主義分子強調債務者的過錯，他們在借貸款時沒有償付的能力，國家在接手難以控制的債務時不負責任。相反，凱恩斯主義者強調缺乏對金融的調控和過度投機。他們還強調由于工資的停滯和社會的兩極分化使有償付能力的需求受到破壞。這兩種思潮強調的是導致現在經濟停滯的經濟政策的各種錯誤。
    但是這種開始時對危機的根源的關注后來變成對另外的問題的關注：震蕩對各地區有差別的影響和地緣政治版圖上隨之而來的變化。這種看法突出向多極化的轉變，美國霸權的喪失，中國地位上升和新興經濟體的重要地位。
    經濟危機在每個地區如何發展呢？什么是統治階級正在博弈的戰略呢？從全球范圍來說正在顯露什么類型的場景呢？
    美國民主的斷裂
    在美國房地產的垮臺引發了經濟危機，當時沒有償付能力的債務者不能應對支付他們的份額。銀行面對一個巨大的收款缺口，面對1100萬套住房的估價低于它們的抵押貸款，五分之一的房產主被沒有貸款窒息。
    后來在其他的領域浮現出同樣的債務。家庭承擔的債務相當于他們收入的112%，他們支付的銀行利息比過去10年高出37%。整個金融鏈條受到拖欠的影響，使銀行收不回貸款，造成一種衰退和金融更加脆弱的惡性循環。
    正統的經濟學家指責債務者，他們的對手指責銀行。但是雙方均忘記了沒有支持的金融資助的消費的雪球從幾十年前就在滾動，這是由新自由主義世界化推動的資本主義重組的結果。這種變化造成對勞工條件的破壞（工資的不穩定和停滯，評定的分割），降低了民眾的收入，推動保持靠貸款幫助的消費。
    面對已經達到兩位數的失業，貧困已經影響到15%的居民，靠對家庭的大量貸款維持需求，工資已經下降到15年前有效的水平，財富令人吃驚地集中。
    新自由主義的重組還包括大量的公司地方化，它們到國外靠更低的勞工成本和加劇勞動崗位的喪失賺取利潤。美國的企業在國外創造在國內受到破壞的就業，因此本國的衰退與500家主要的公司在國外利潤的增加同時并存。
    最近幾十年美國人的巨額消費一直建立在站不住腳的債務的基礎之上，其環境是國內工業的倒退，剝削的增加，貿易赤字和企業遷徒國外。這種危機的情況是新自由主義強加的競爭壓力的一種結果。
    由于抵押債務的爆炸，這種重組造成的不平衡已經浮出水面。但是這種不一致的規模從萊曼兄弟公司的破產（2008）和整個金融系統受損（2009）已經凸顯.
    后來的救助最后創造了目前財政和銀行沒有支付能力的惡夢，引起市場的震蕩。機構保持緊張的療法，國家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2007年的62%提高到2011年的100%。
    政府處理財政的空洞沒有任何連貫性。頭一天它接受共和黨人削減支出的壓力，第二天就提出一項包括巨額財政削減的投資計劃。奧巴馬處于控制國會的右翼的壓力與繼續希望他履行諾言的選民之間。
    美國外部的反應
    美國曾試圖通過G20組織和中央銀行的聯合干預，命令全球管理危機。但它同時利用主要的經濟工具實施一些戰略。
    第一個手段是美元，美元集中了世界上85%的外匯交易，65%的全球貿易，類似百分比的世界儲備。國際債務的一半是以美元計算的，大部分石油和原料交易使用美元。
    美元已經失去戰后它擁有的無可爭議的統治地位，但是面對沒代替它的貨幣，美元仍然保持它的優勢地位。歐元沒有讓它作為全球性貨幣起作用所需要的影響力，日元失去了影響力，人民幣元作為可兌換貨幣還沒有國際化。
    這種缺乏替代貨幣的情況使美元能保持一種居主導地位的干預，可以預計未來將是三種貨幣（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元）共處，回到固定匯率或是一些貨幣的新籃子的談判。
    在任何選擇中，美元都可能保持非兌換性、它的定價的升值和貶值連續不斷的階段所擁有的地位。管理高匯率（吸引資本）和低匯率（促進出口）的范圍已經縮小，但是并沒有消失。
    在改革世界金融體系中美國的影響也是重要的。這些變化是為了通過對銀行單位應當提供的數量的談判增加銀行的資產。同時也在討論如何調控新的投機（衍生品、CDS等）的機制和企業以直接的方式進行金融交易。
    金融的國際化和交易所的聯網使這種準則的調整變得迫切，將通過美國銀行機構先前的重組去實施。著名的銀行界的頭目（保爾•博爾克）正在指揮這場重組。
    在這個領域華爾街的行動與倫敦的金融界密切合作。雙方分享操作金融的頂端，企圖限制所有的調控，最低限度與它們的交易是可以共存的。
    新自由主義的顯赫人物（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處于守勢，以便指揮這場重組。他們已經不再公開稱頌市場對自我控制泡沫的超級效率。但是他們的凱恩斯主義反對者（如威廉•達萊）也沒有得到支持，以便對投機的浪潮事先實行更嚴格、的控制。在這兩種變異的情況下美國確定變化的方向。
    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內美國的影響也是決定性的。盡管該組織新的參與者得到越來越多的授權，華盛頓仍然確定這個組織的準則。在G20最近幾次峰會上，該組織的資金增加了一倍，被授予更多的職能，賦予它進行國家干預更多的權限。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在決定在歐洲懲罰任何對緊縮的阻礙。當烏克蘭準備提高最低工資時，它中止了這個國家的信貸，強制立陶宛下調工資，要求在希臘搞私有化，對冰島的公民投票提出異議。它不僅是在小國經濟中采取行動，而且檢查意大利的拯救措施。
    從這些行動出發，美國的權力機構評估走出危機的戰略，估量通貨膨脹的選擇。從2008年起美國聯邦儲備通過極度擴張的政策（被稱為“數量的寬松”）注資2萬億美元。它發行的貨幣在全球泛濫，為輸出美國的不平衡提供便利。這項政策旨在靠通貨膨脹化解公共債務，重復在美國為了減少本國的債務，加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債務已經采用過的機制。
    但是這種重操舊業遇到了更大的困難，不僅是遭到正統的經濟學家的抗拒。過去降低債務的通貨膨脹是在高增長的環境中實現的，那時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可以降低這些債務的整個比例。今后幾年沒有任何人看得到那種繁榮的場面。
    歐洲的不幸
    許多歐洲的分析人士開始時將舊大陸的危機的特點說成是美國震蕩的一種簡單的反響。但是這種看法被歐洲金融“海嘯”令人吃驚的規模否定了。
    歐盟（27國）和歐元區（17國）的建立造成的特別的不平衡說明這種垮臺的規模。它們曾尋求使本地區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競爭的準則，代替過去由德國火車頭和法國外交領頭的一個集團中經濟的多樣性。
    由于呑并東部領土（前德意志民和共和國）德國經濟的指控權得到鞏固。統治階級利用技術的實力和工業的強大競爭力強制推行工資的紀律，將國家變成為歐元區出口的大國。
    但是現在的危機表明了這個集團沒有完成的特性。共同貨幣的引入是為了投放德國多余的貨幣，同時推遲對共同分擔的預算和財政的安排。這一缺項是致命的。沒有共同的國家機構來支持貨幣（歐元）破壞了計劃的內聚力，造成共同體的混雜。管理的機構沒有鞏固，加大了將經濟強勁的國家與落后國家分開的距離。
    開始時還指望通過發展共同享有的市場和向落后地區轉讓的工具來縮小這種差距。但結果是相反的進程占了優勢，通貨膨脹率較高和生產率指數較低的國家系統地失去了它們的地位。這種斷裂導致貿易的不平衡，只能由債務進行補償。最后，經濟有順差的國家（德國、荷蘭和奧地利）為有赤字的國家（希臘、葡萄牙、冰島）埋單。
    公共債務和銀行的破產加大了歐元區中心與外圍之間的差距。首先是使被貿易失衡困擾小國（希臘）、外交撤離的國家（冰島）和外國投機提供資金的國家（冰島、塞浦路斯）的經濟停滯。然后是財政的傾倒擴大到意大利（歐元區第三大國），現在威脅到西班牙（面對抵押貸款的大量拖欠）。
    所有的銀行擁有的全部公共債券沒有支付能力。希臘、愛爾蘭或冰島脆弱的銀行單位已經停滯，法國、德國、奧地利或意大利的大銀行機構的狀況讓人感到恐懼。銀行之間的交易已經收縮，對巴爾干國家遺毒的恐懼增加，資金出逃到更安全的地方。
    德國的戰略
    德國不能得到美國試探的全球的答案。缺少保持第一大國的帝國資金，它已經選擇一項防御性的緊縮戰略，這與美國的通貨膨脹選擇是完全相反的。與此同時，美國聯邦儲備推動系統地降低利率，歐洲中央銀行提高了資金的成本。
    通常對這種差別的解釋是一種傳統的交叉。歐洲人對高通貨膨脹的恐懼與美國人對大蕭條的記憶的對比表明歐洲和美國之間對危機的國際管理存在影響力的差別。
    德國在歐洲范圍內的行動是采取一項草率行事的政策，將危機的成本轉嫁到勞動者身上。這種攻擊并不意味著更多的調整。表明是對戰后建立的福利國家的破壞，取消其他大陸的工人從來沒有得到的社會成果。歐洲的失業率已經平均達到20%，受到缺少工作的影響，貧困人口已經擴大到居民的四分之一。
    德國政策的另一個基礎是為了支持歐元區緊縮財政。最近幾個月歐元的連續性已經到了“飛檐”的地步，人們在猜想歐元區的重組、分裂或是消失。但是這種貨幣已是一把控制德國出口的鑰匙，其基礎是市場的統一和取消保護主義壁壘。
    為了保持歐元，最近強制簽署了財政協議。為恢復赤字和公共債務的準則確定一個期限，將自動地懲罰那些違反這些限制的國家。必須將這項原則作為一項憲法的準則列入，服從于超國家削減的控制。這些權力機構將檢查支出，在一年的任何時候強制削減，將人民放到劍與墻之間。不能履行這些準則的國家將自動地被歐元區開除。
    這一強硬措施與德國加強其出口標準而又不發行貨幣的戰略是一致的。尋求加強歐洲外圍作為成本減少的原供應者的作用。希臘削減工資，冰島社會保險受破壞和普遍提高退休的年齡將這種重組的后果提前了。
    德國強加這種緊縮的戰略，否決威脅它的競爭力的所有金融措施。封閉建立歐元債券和債務的互助體制。阻礙擴大拯救銀行的基金，阻止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債券，強令禁止歐洲中央銀行向國家直接提供資金。
    這種嚴厲不意味著拋棄破產中的銀行。德國贊同救助，但是尋求保持它的工業的潛力。它不放棄將來通過在美國實行的聯邦機制向歐元區提供資金，但是它希望保障事前的財政控制。面對銀行的脆弱性和不可能重復逐步吸收債權，德國加快這種檢查，美國在20年前對拉丁美洲的債權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新的財政圖景在歐盟的領導層打開了另一個沖突的領域。英國拒絕法國-德國的協議，決定保持在局外以便保護倫敦的自主權。它反對英國的銀行接受布魯塞爾的檢查，它沒有得到保護自己的交易的否決權力。對英國資本家來說，他們感興趣的是參與大陸的市場，但是對他們的財政國際化持保留態度。
    在新一輪談判中默克爾--薩科齊作為勝者出現，但是只有時間允許評估這種勝利的穩固性。危機耗盡了政治領導人，每次選舉讓輪值的統治者遭到某種懲罰。這種懲罰同樣影響到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保守派領導人（法國、意大利、德國）。
    關于中國的疑問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每年達到9-10%，是危機中一個重大的新聞。最近十年這個東方巨人的出口以沒有節制的速度成倍增長。中國吸納了非洲的自然資源，加強與拉丁美洲的貿易交流，已經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
    這種進展確認了在新自由主義的時期發生的深刻變化。中國利用它低廉的勞動力加入了世界化，醞釀了一個本國的資產階級，參與國際的角逐。直接進入資本主義的全球的積累。
    在危機開始時，許多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的增長將抵消發達經濟體的萎縮。事實上，這只是成為一個部分的平衡砝碼。亞洲巨人在金融上支撐了處于危機頂端的美國和歐洲，以便確保它的對外銷售的連續性，保護國內的需求，帶動國際原料的采購。這些行動阻止了普遍的衰退，標明衰退的地理范圍，盡管它沒有替代發達世界的火車頭。它將保持這種作用嗎？
    對這種連續性下賭注的人希望人民幣元通過大量購買歐元名義的公共債務，對舊大陸實施大量救助。但是中國已經購買了意大利、西班牙或葡萄牙的大量債務，它的儲備中有四分之一是這種貨幣。增加購買將會引起東方大國領導層的分歧。
    與全球交易聯系更多的階層（“海岸的精英”）接受參與新的拯救，以換取強有力的彌補。它尋求減少對反傾銷的懲罰，獲得“市場經濟”的地位，參與歐洲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個階層也試圖讓中國在未來世界貨幣的設計中占有地位。因此，它要求任何救助的一部分名稱是人民幣元。但是這種貨幣投入將影響匯率定價，破壞出口模式。中國多次拒絕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接受這些要求，上一個十年美國曾強制日元升值。但是，人民幣元的國際化本身可能引起亞洲主要經濟體保持的自主權的削弱。
    中國投資的資金已經積極參與對美元和國庫券的支撐。中國購買了美國通用的股票和摩根士丹利銀行的股票。但是另一次使這種購買升級（特別是在歐洲）將使國家陷入危險的帝國政策。為了保衛在國外已經獲得的成果，需要中國領導層回避地緣政治的存在。
    出于這個原因，領導層的許多部門（“國內的精英”）責難外國投資增加太多，強調需要首先增加在全部產品中極低的國內消費的比例。國內對最近向舊大陸提供資金持異議的思潮反映了這種擔憂。需要記住中國人的人均收入還只是歐洲人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
    堅持出口模式或是實行向國內消費的轉變的進退兩難還沒有解決。對后者存在一種巨大的壓力，但是還沒有重要的結果。面對可能引發的不平衡的規模，這種轉變還沒有實現。
    為了大幅度提高國內的購買力，必須提高工資，引入社會保險的普遍化。這些措施將與曾使這個國家提高已經降低的勞工成本發生沖突。在投資的潮流中已經提前看出這一問題，現在投資流向工資比中國低的亞洲經濟體。
    經濟的進程將繼續受多種緊張的制約。房地產泡沫是最新的不平衡。在30個主要城市最近兩年住房的價格上漲了50%，正重復曾經影響美國和西班牙的令人懷疑的債務循環。經濟的25%與建筑有關，這種定價的倒退可能影響到國內生產總值。
    還存在嚴重的金融問題。盡管國家控制著信貸，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地下貸款市場，它支付中產階級的消費，地方政府的管理是可疑的。這些不一致可以解釋通貨膨脹，過去10年年通貨膨脹率在2%左右，現在已經上升到6.2%。
    交易的不穩定還歸因于有特權的階層積累的利潤的規模。居民中最富的10%的人的收入比最窮的10%人的收入高出23倍，高管人員的工資是職工平均工資的128倍。
    這種社會的斷裂與過度投資的結構問題同時存在，年度投資率已經是國內生產總值的45%。這種活動的速度要求在一個衰退的國際市場上的份額，這同時就增加生態失去控制的風險。
    沒有任何人知道全球經濟的再度衰落對中國的沖擊。一些經濟學家估計這種影響將是能消化的（斯蒂格利茨），另外一些經濟學家預測將帶來嚴重的后果（羅比尼）。但是大家公認對于世界經濟情況近期變化的征兆，這些數據是中心問題。
    金磚國家，擴大版，新興國家
    不僅是中國能夠避免全球的危機。一批中等經濟的國家（被稱為新興經濟，上升的經濟或金磚國家）也做到躲過了風暴。這些國家的核心組成現在世界分層中半外圍的集合體。
    去年這些國家保持增長，大量增加投資率，提高了在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參與度。如果這個趨勢保持下去，在下一個時期生產和就業的布局將會發生重大的轉移。根據新的國際勞動分工這些變化是一致的，而亞洲處在有特權的地位。
    上升的經濟體是被資本主義“寵愛的女孩”。它們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贊揚，是最近幾屆達沃斯企業家論壇上的明星。中國、俄羅斯或印度新的百萬富翁迅速組成了強人俱樂部。
    另外一個正在改變的指數是國際儲備的分布。這些再保險金額在上升的經濟體達到6.5萬億美元，而北方國家只有3.2萬億美元。第一集團的外債已經下降，這個集團的某些國家已經是債權國。在另一極組成了新的“高度負債的富國”的新等級。
    但是對這種變化會經常得出有欺騙性的結論。主要的混亂出現在對整個上升的集團不加區別地定性，都被列入金磚國家的行列。這個命名（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首先被擴大為金磚國家（后包括南非），然后是金磚國家-K（含印度尼西亞和韓國）。最近另一種擴大的說法包括墨西哥、埃及、臺灣和土耳其（EAGLES）。
    這些標記的創造者是銀行的操作師，將國家列入或排除他們的名單，以確定金融投資的機會。這種評估經濟形勢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主要的不便之處在于同樣陰暗的方式，將一個走向中心大國地位的國家（中國）與變化模糊的中等經濟的國家進行比較。
    亞洲巨人與它的任何追隨者保持的差距在生產、出口或儲備的任何領域是很大的。面對其他的近年來經濟體（印度等），這種差距是特別明顯的，或與在中國進步之前的一個鄰國――中斷停滯的國家（韓國）相比也是明顯的。
    在將整個集團放在同一個籃子里時，人們忘記世界上許多國家是作為中國需要的基本原材料的供應者而上升的。這不只是推動全球的增長，這些經濟體被這種進步帶動。重要的是注意到將這些工業發展的主角們與由于石油收入增加而擴張的國家（俄羅斯）或農業收入增加的國家（巴西）標出分界線。這種差別確定了增長的完全不一樣的堅實程度。
    新興國家之間的區別在地緣政治領域非常清楚的輪廓。俄羅斯或中國政策的自主權沒有擴大到印度、巴西或南非。這些國家與控制世界秩序的大國保持密切的合作或依賴關系。因此，金磚國家的職能不包括相同的戰略。
    整個集團政治上確實非常穩定，與中心的大國普遍出現的混亂明顯地截然不同。但是這個特點并不決定國際聯合行動的標準。
    在宗主國中心舊的聯系受到破壞時，新的南—南聯盟取得的進展有限，沒有如一些分析人士所預測的使新興國家要求的“第二次全球化”提前展開。到現在最突出的數據是新興國家與G20的結合，以便擴大對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的支持。
    外圍的痛苦
    中等國家的加速沒有延伸到外圍其他的國家。危機重新以更大的毒害打擊更貧窮的經濟體，重現一種資本主義震蕩的準則。這種沖突在收入的任何領域都得到證實。移民進入第一世界遇到更大的障礙，僑匯減少了，難民的浪潮成倍增加。
    當媒體只談到中心國家和新興國家的經濟時，大多數國家都處于G20之外，承受日常貧窮的悲劇。那里有20.5億人不能得到基本的醫療，8.84億人缺乏飲用水的服務。
    但是現在這場“海嘯”最新奇的是這些苦難與饑餓的悲劇相匯合。危機之前的食品價格上漲沒有因為衰退而扭轉，在很多地區營養不良的情況加劇了。比如在索馬里，已經看到食品災難所有的征兆。
    饑餓總人數約為10.2億，但是威脅擴大到生存在貧困條件下的25億人。在食品漲價時貧困增加了，這是因為出口型農業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加強，它破壞了小農所有制，消滅了當地傳統的供應，使農村的移民成倍增加。
    這種農村的資本主義的重組決定了食品的匱乏，折磨著人類六分之一的人口，而全部生產可能滿足營養的需要。利潤的統治和極少數跨國公司（美國的ADM、邦吉、嘉吉和法國的路易達孚）對農業貿易的壟斷操縱造成了饑餓的悲劇。
    全球經濟減速造成的通縮后果問題得到緩解的希望并沒有實現。糧食價格的上漲從2003年開始，直到現在沒有大的變化。
    許多學者認為糧價上漲是由于形成了另一種泡沫。用糧食期貨的價格進行投機已經成為一種非常賺錢的交易。這利于對結算的剩余資金的掌控，在發達國家失去了投資機會。
    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認為，糧食的缺乏更多是一個結構的問題，來源于新的亞洲消費者日益增加的需求。他們還強調在農業部門生產的成本日益增加，生產率在下降。
    雙方都強調這種現象短期和長期的解釋是互補的。但是在任何情況下，金融的操縱和供求之間結構上的差距預示著糧食危機的加劇，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所有專家也這樣預測。
    此外，由于農業交易的壓力這種不幸將會加劇，在G20峰會上任何對國際價格的調控都被凍結了。這些國家生產世界77%的糧食，操縱80%的農產品貿易。不受保護的居民的饑餓為這個團體的一些成員國提供了大量交易。
    多極化與霸權
    圍繞著當前危機的地區形勢的多樣性使預言轉向多極化。這種情況區別于戰后的兩極（美國和蘇聯）和90年代的單極（美國的優勢地位）。美國的衰落與中國和新興國家的進步有聯系。一些學者強調新自由主義已經耗盡，預言外圍國家開發式的增長，其基礎是國家的干預和南方經濟體之間的交流。
    但是這些看法忽略了將現在的時期與過去的時期聯系的有重要意義的延續性。多極化可能改變大國之間權力的關系，但是不改變新自由主義世界化的支柱。跨國公司的主角作用繼續存在，同時存在通過剝削勞動力賺取利潤的全球的競爭。
    這種資本的國際化同時還決定自由貿易和跨國界資金的流動的延續。與戰爭時期發生的情況不同，現在的多極化并不預示出現準備通過戰爭為奪取市場而戰的保護主義的集團。
    中心國家的停滯確實決定了中等經濟體之間更大的相互作用。但是這些聯系的發展與第一世界的企業密切合作。這種合作不是技術性的強制原則，也不是服從于提供資金的需要。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外國資本一起擴大了它的行動范圍，繼續加強這些聯系。
    他們的戰略不包括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或是“不結盟”的措施。也不鼓勵貿易的商品計劃或是團結的計劃。他們按照利潤的準則行動，傾向于重建中心—外圍—半外圍關系舊有的不同水平。
    “世界化”改變了這些聯系的地理標準。在占統治地位的經濟體和它的原材料的供應者之間不再需要領土的接近。依附的關系超越了它傳統的范圍。
    結果是不可能預言這種變化的最后秩序，但是明顯的是不是所有的博弈者都能得意地勝出。積累要求平衡一個中心（極）反對者的外圍的進展。如果一個地區繁榮，另外一個地區應當沒落，以便獲勝的資本家的致富由失敗的地區的居民埋單。
    多極化沒有改變資產階級發展這個選擇性的原則。資本主義排斥長期共享的增長，或是逐步消滅所有伙伴地區的不平等。羨慕這種新場面的人無視這種同樣標志的差距擴大。
    經常把多極化想象為有利于中國和使美國衰落的一種政治霸權的變化。但是從來沒有搞清楚霸權主義的觀念意味著什么。這個觀念可以被確定為帝國的絕對優勢或是反對強制的戰爭的一致造成的管理方式。在第一種情況需要的是中國的擴張將取代美國統治者。第二種情況意味著這種替代是和平的，結果是一種使人屈服的經濟上的優先地位。這兩種設想的不準確顯而易見。美國從戰后遵循明確的帝國主義的方向。它的作用是作為資本再生產的軍事擔保人，面對民眾的起義和制度的不穩定，為所有的統治階級提供保護。中國的領導人在未來的任何時候不會把自己想象成正在發揮這種作用。
    那些因為東方經濟繁榮簡單的效果認為強制性的替代是不必要的，沒有解釋沒有任何類型的軍事擔保全球的資本主義如何起作用。這種觀點忘記了一個為了產生于剝削的利潤的競爭制度，不使用武力是不能發展的。
    根據美國或它的歐洲伙伴的軍事部署而確定多極化是一種天真的假設。在世界經濟的任何“非西方化”中美國憲兵將繼續監督侵略、占領和屠殺。第一大國確實已經不能再作為90年代萬能的大國采取行動，但是它領導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集中了世界軍費開支的一半，與在冷戰期間與它站在一邊的所有國家保持密切的合作。
    這個聯盟主要的成員國在擴張它們的經濟權力時，不會經常打破這種習慣。海灣石油資產階級對美國的領導作用不變的忠誠就是這種態度的一個例子。日本的屈從更有征兆性，因為它沒有尋求政治--軍事自主的道路去抵銷它的停滯。日本經濟的倒退深化了，因為它的公共債務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地震后復蘇的計劃失敗了。
    美國的中心作用在7國集團擴大，中間國家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再次出來保護現行的帝國秩序時再次實現了。全球的憲兵將利用它的權力試圖收復已經失去的地盤。它把通過在韓國的海軍演習、在蒙古的演習和在澳大利亞建立軍事設施向其對手中國暗示施加壓力的方式。美國甚至試探它的反對者在與臺灣的爭議、和印度的爭奪以及解決西藏的地位問題上的反應。但是這些緊張關系到現在還沒有打破從幾十年前起與中國有效的合作框架。
    亞洲大國將資本主義的團結分極看待。它不是撫慰西方銀行的垮臺，救助破產的銀行。最近歐洲的傾斜甚至加強了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匯合，對該組織的執掌者確定未來貸款的規格。
    新自由主義者與凱恩斯主義者
    關于危機的經濟辯論繼續集中在正統的觀點與異端的觀點之間的對立。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危機是因為“財政的不負責任”，對那些將資金浪費在非生產性的開支上的政府出言不遜。但是他們忘記了這些撥款在開始時支持了工業化經濟的擴張，而后來失去控制是因為要拯救銀行。比如2007年以前，在歐洲多數國家都有財政順差。
    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掩蓋這種救助，將現在的不幸歸因于“人們的生活超出他們的可能性”，好像提高生活水平是一種罪過。它沒有解釋是什么原因赦免富人不讓其做出任何犧牲。甚至危機持續的特點也也被用來為蹂躪進行辯解。已經沒有任何人提出勞工的靈活性是走向繁榮的護照。必須勒緊褲帶被看成生存的一種需要。
    在美國，同樣的理由被共和黨人用來要求更多地減少社會支出，保持銀行家的特權和軍事開支，降低富人的稅收。他們要求確定一個嚴格的債務上限，由權力機構的負責人進行監督，回避提及對金融家的救助與自由—市場的所有原則是相抵觸的。
    相反，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危機是由堅持沒有調控金融系統和需求的萎縮造成的。因此，克魯格曼建議給富人加稅，支持公共投資，重建收入。斯蒂格利茨以同樣的論調主張免除抵押貸款，對銀行治罪。
    這些作者們正確地指出了風險的失控，會計師的圓滑，被打包的債券和金融衍生品交易造成了現在的金融“海嘯”。但是他們忽略了這種不作為被將資本主義強加在信貸的管理的競爭本身打破了。同樣情況發生在家庭債務和社會的排斥方面，這不僅是經濟政策錯誤的后果。
    持異端的技術人員忘記積累本身造成消費與生產之間的分離，同時購買力又打斷了生產率的提高。這些矛盾因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化”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對立而加劇了。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認為，通過公平地分擔危機結果同樣對減弱這種不平衡是可行的。他們建議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同樣地分擔金融的損失。但是看一下面對免去希臘的債權銀行家的反應就足夠了，可以看出這場戰斗是多么艱難。這一主張在風險評估機構中引發一場風暴，歐盟提前進行財政調整。這同樣的病毒引起金融界人士空前的反應，他們將面對取消銀行天堂的措施，或是取消高管人員的加薪。
    為抵銷銀行家的這種抗拒，需要采取更強有力的措施，如中止債務的支付，審計債務，將銀行系統國有化。同樣需要的是重振增長，創造就業。實現這些目標要求關閉向債權者的支付管道，控制資本的流動，引入激進的累進稅。
    在現在的情況下，進行沒有反對資本主義行動的社會改革的空間已經緊縮。存在著一種可能自救的氣氛，“人道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政策余地很小。處理銀行破產、清理企業和勞動力貶值的壓力占有重要地位。
    這些傾向不遵守占統治地位的右派的意識形態或是金融家占有優勢的影響。所有的統治階級與銀行家們一起支持調整。這種一致也反映在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表現之中。在實施回調時與他們的右派對手沒有區別，接受默克爾和薩科齊強加的專橫做法。比如帕潘德里歐敢于要求進行一次公民投票時，這兩位領導人決定取代他，對希臘發出堅定的新殖民主義的干涉信息。
    這種傾向本身在美國政府對自由派的要求表現的冷漠中得到證實。這種態度與30年代艾森豪威爾執政時占主導地位的改良主義的滲透性截然不同。
    許多凱恩斯主義者承認這些場景是不利的。但是認為在國際范圍內普遍推行阿根廷根據拖欠和交換債務采用的中間解決辦法是可行的。但是他們忽略了取得那些經驗的特殊原因。阿根廷能夠與國際資助相對保持切斷聯系，是因為它作為重要的糧食出口國已經進入世界貿易。它享受國際的高糧價，變成亞洲正在上升的經濟體有特權的供應國。此外，它利用巨額出口收入鼓勵國內的需求，然后貨幣大幅度貶值凈化了資本，有利于利潤率周期性的補償。
    顯然，多數受危機影響的依附型經濟沒有資金和條件去實現這種復蘇。它們確實可能采取阿根廷的某些措施，但是只是作為更加激進和大膽的措施的出發點。
    危機的劇烈程度要求采取一種反資本主義的視野，遠離同一種社會制度各種變數現在的制約。統治的思想強加這種限制，強迫在英美模式、德國、中國的選擇之間做出抉擇。
    強調這點否認了當前的危機的資本主義的內在根源，掩蓋了矛盾，即積累的進程定期地創造和按照路線擴大的矛盾。一種建立在因占有來自剝削的利潤而對立的基礎上的制度必然產生某種現在已經看到的震蕩。如果承認資本主義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可能最好的制度，其結果有利于另外一種解決危機的選擇范圍。這種開放有助于克服屈從，加強斗爭的意志，為大多數居民想象到有益的出路。
    社會的抵抗
    危機的變化可能因最近幾個月民眾行動的推動而出現劇烈的改變。分析人士忽略了在社會真空中使經濟進程變得合理的這種反應，最多被官員和金融家占有。
    危機首次出現在習慣于確定與第三世界的經濟災難的居民中開始時引起茫然。這種驚訝也表現為對失業的恐懼。但是到2010年底阿拉伯世界的起義為這種行為嵌入一個鉸鏈。表明他們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民主的勝利。
    這種推動加深了在希臘的反抗，變成為民眾回答主要的堡壘。在占領廣場和包圍議會的示威者中間存在一種起義的狀態。這些抗議同時鼓舞了憤怒的西班牙人，他們指責對銀行家的救助，要求“真實的民主”。這個運動已經取得合法性、有陪伴和擴大到全國。
    另外一類社會的反應出現在英國，不論是在被警察敵視和失業的青年中間，還是加入工會的勞動者中間。在意大利發生罷工，在葡萄牙出現示威。這些斗爭開始擴大，同時歐盟原有的“仁慈的”的形象逐漸崩潰。一次從下層強加的勝利有助于更新舊大陸反叛的重大遺產。
    但是去年最引人注目事情發生在大西洋的另一邊，那里出現了“占領華爾街”的運動。這個組織已經擴大到全國，得到民眾的同情和國際的聲援以及工會的支持。在幾十年里在資本主義的心臟第一次重新引發了大規模示威。
    在所有的大陸利用社會網絡了解情況和組織起來的運動中都證實青年的主角作用。去年10月15日出現了第一個國際連接的雛形，在80個國家的950個城市發生了全球的游行。這種規模的協調行動是從2003年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示威活動以來未曾有過的。
    如果這些抵抗的地區的和國際的匯合得到加強，可能發展成為對資產階級與不同國家的勞動者對立企圖的一種回答。德國的統治者帶頭實施這項戰略，散布德國的工人“已經做出他們的犧牲”的信念，不應當為南方的閑散者付賬。這種信息尋求讓一部分工人反對另一部分工人，掩蓋資本家獲得的利潤。右派反對移民的運動也追求同樣的目標。
    逐步走出危機要求抵消這種階級兄弟之間的分裂。德國工人與希臘工人，美國工人與中國工人或西班牙、摩洛哥的工人之間的緊張會導致將現在的災難的所有后果轉嫁到人民的頭上。國際主義的回答將抵消這種威脅，有助于青年與工人階級的階層重新聚會，新自由主義的斥責使這種聚會沒有恢復。2012年提供了改變危機的環境而有利于勞動者的機會。
    總結
    一個新的衰退階段隱約可見，對各地區的沖擊很不相同。在美國由于調整和政府的不作為貧困在擴大。但是第一大國通過美元在全球范圍內積極進行干預銀行的改革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試探一種通貨膨脹的選擇。
    歐洲在德國的統領下歷史的社會成果被破壞，德國擴大了對出口的控制，但是醞釀一個沒有完成的集團。財政協議試圖實現超自由的集中化，以便讓舊大陸的外圍適應德國的競爭力。
    右派已不再承諾繁榮，而僅是為了生存。他們地區的重組將造成重大的分裂，引入專制的政策。
    中國的增長限制了全球的衰退，但是打斷世界的周期，表明新自由主義時期的變革。諸多不平衡阻礙人民幣元的國際化，預期將轉向國內市場。把中國與變化模糊半外圍的經濟體歸類在一起是錯誤的。在金磚國家內部地緣政治地位、工業的基礎或收入的不同決定它們的巨大差別。折磨貧窮的外圍的糧價上漲在衰退中因金融家的操縱、不平衡的加劇和出口商的投機而繼續存在。
    走向多極化的傾向在新自由主義的“世界化”內部改變了大國之間的關系。上升的資產階級缺乏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霸權的變化并不意味著美國軍國主義的減弱。社會民主黨人進行壓抑表明實施改良政策的空間縮小。凱恩斯主義者為了制約社會侵略的需要回避對抗，濫用阿根廷的經驗使之普遍化。
    進步的出路要求接受反對資本主義的視野。在第一世界一次爆炸造成驚訝以后社會的反抗已經開始。阿拉伯人的反叛推動了這種反抗，它面對著統治者反對不同國家的勞動者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