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測度歐洲的衰落
王 小 東
一、評價歐洲或西方需先解除思維禁錮
在我少年時代，中國確實存在著對于西方的妖魔化，那個時代的政治正確性是：你不能說西方的長處。而后的中國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各個領域，包括文化、思想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然而，在進步之中，也出現了很多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失誤，對于西方的評價就是一例，從妖魔化調到了天使化。西方的一切都一定是美好的，誰敢說一個“不”字，誰就是僵化、無知，甚至更壞，誰就是道德墮落，誰就是專制的奴才，這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的政治正確性——至少在知識分子當中是這樣；而且這些知識分子還在拿著舊時代的那個早已不存在了的政治正確性大肆渲染，大打死老虎，認為今天中國對西方的天使化還不夠，不夠就是妖魔化，這就使得對于客觀事實認識原本就存在的偏離更加偏離。
本來，我們討論對于西方的評價，是為了加深我們對于這個世界的認識。比如討論歐洲是否處于衰落之中，如果它在事實上確實處于衰落之中，我們得出符合事實的結論，僅僅是為了推進我們的認識，并非是妖魔化誰。舊的政治正確性固然是蒙昧的，但新的政治正確性并不比舊的更少一點蒙昧。我們在討論之前，有必要先解除這種禁錮思想的蒙昧。
我在這里想再次強調：當我在指出某個東西存在缺陷，或者是說不可持續時，并不意味著我一定不喜歡這個東西。譬如說，作為北京居民，我希望其人口減少到現在的五分之一，以便有更多的地方騰出來做公園，問題是這不現實。
二、衰落與否，先要講清楚此處衰落的定義，以及跟誰去比
如果你把文化相對主義推到極端，一個文明或者說一個社會就沒有什么“上升”與“衰落”之分，當然也就用不著去討論歐洲是否衰落。另外，如果你是極端的制度決定論者，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優先于一切的決定因素，那么現在歐洲的民主制度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改變，當然也就不存在衰落問題，也用不著討論了。所以，我們要討論歐洲是否衰落，一定要有一套尺度，在這套尺度的測量下，文明或社會是有優劣，有進步與衰退之分的，而且在它測量出來的優劣、進步與衰退是比較多的人能夠認可的。為了滿足這樣的要求，我選取英國著名歷史學家伊恩·莫里斯的那套尺度。
伊恩·莫里斯在其名著《西方將主宰多久》首先定義了什么叫做“社會發展”：“社會發展就是人們賴以衣食住宿的技術、物質、組織上和文化上的成就，人類以此繁衍后代，解釋周圍的世界，解決集體內部的紛爭，以其他集體為代價拓展自己的勢力，以及保衛自己應對其他集體拓展實力的嘗試。我們或許可以說，社會發展衡量一個集體達成某項目的的能力，而這種能力在理論上是可以跨時間和地域來比較的。”
我認為這個定義是恰當的，雖然他不完全符合當今在中外知識分子中流行的政治正確性——比如說，“以其他集體為代價拓展自己的勢力”，當然就包括戰爭，也就是說，社會發展包括戰爭能力的發展。另外，在這個“社會發展”的定義里面，講的是結果，即“成就”，這個“成就”里面卻不包括政治制度。這是因為我們可以把政治制度本身看作是手段，而不是結果本身、不是“成就”本身，這樣更能獲得比較一致的認可。然而，即使有了“社會發展”的定義，你又如何去測量它呢？如何把上述定義轉化為可操作的測量尺度呢？伊恩·莫里斯主張用四個尺度來測量。（1）能量獲取，具體的測量尺度是人均日能量獲取。（2）組織能力，具體的測量尺度是城市化程度。伊恩·莫里斯說：“支持一個300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組織能力令人乍舌”，但由于伊恩·莫里斯的測量任務包括遠古，所以他使用了一個社會的最大居住地規模，即其最大的城市的人口。（3）信息處理。（4）發動戰爭的能力——若無此能力，則前面的能力都是虛幻的。關于后兩個能力，我認為伊恩·莫里斯的具體測量尺度也是比較模糊的，遠不如前兩個那樣明確，那樣具有可操作性。然而，這四個尺度確實抓住了社會發展的關鍵性參數，其測量方法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當然在處理我們的具體問題時，必須加以修正，因為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在時間跨度上跟伊恩·莫里斯是完全不一樣的。譬如第一條“能量獲取”，如果按這個尺度，那就是越消耗能源越好，完全無視了利用效率問題。所以，利用能源效率最高的當代日本的得分遠低于其他西方國家。這明顯是不對的——利用能源效率高應該是得分而不是失分。如果要測量幾千，甚至幾萬年的大跨度歷史時期，也只能用伊恩·莫里斯的這個尺度了，但針對我們的問題，則這個指標完全可以用經濟規模指標來代替（有沒有必要使用人均指標則是所針對的問題而定）——以我的觀點，則會用制造業規模的指標來代替，因為我認為，在對于“一個集體達成某項目的的能力”的貢獻上，金融等行業所體現的GDP相當虛幻，與制造業不可同日而語。
毫無疑問，伊恩·莫里斯的這套評價、測量體系爭議極大，但我們要討論問題就得有這樣一個評價、測量體系，我實在想不出比這更好的體系了。
在基本上說明了在本文中什么叫做“社會發展”，什么叫做“進步”、“上升”、“衰落”之后，我們還要回答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當我們談論歐洲社會的衰落時，是跟誰去比。跟歐洲自己過去的絕對指標去比嗎？如果歐洲跟歐洲自己的過去比——簡稱“縱比”，那當然是沒有衰落，這時還在進步的，我們最多能說，進步得比較慢，或者是比較停滯，畢竟今天的歐洲距離像羅馬到中世紀那樣的滑落是非常遙遠的。然而，在當今迅速變化發展的世界中，這種比較能有多大意義？很顯然，我們講歐洲的“上升”、“衰落”，主要還是跟其他國家比，是討論歐洲相對于其他國家的地位的“上升”或“衰落”——簡稱“橫比”。當然，“縱比”也不是一點都不需要，我在后文中也會做一些“縱比”。
講明了我們是在拿歐洲和其他國家比較還不夠，還有一個跟哪些國家比較的問題。我認為顯然不應該是和除中國之外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究竟還算不算第三世界國家，一直爭議很大，姑且還算吧，所以我說“除外”）比——這些國家和歐洲的差距至今還非常巨大，雖然其中不乏有發展速度比歐洲快的，但如此巨大的差距橫亙在那里，作比較的意義不大。所以，要比較只能是跟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比。其中，跟中國的比較尤為重要，這是因為
（1）從當代現實說，美國和日本是歐洲的盟國，一家子人相互之間的比較意義不是那么大，而俄羅斯則明顯尚未從先前的幾句敗落中恢復過來；
（2）從人類數千年乃至上萬年的發展史說，一個西方文明核心，一個中國文明核心，最具有可比性，或者說比較的意義最大；伊恩·莫里斯的那本書里所做的比較，基本就是這兩大文明的比較；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尊重地球上存在過的所有偉大文明，但在作比較時，也要實事求是，不必太偽善。
三、如果社會進步可測量，則歐洲當然處于衰落之中
當今是信息時代，各種統計數據、各種時事新聞報道的獲得都不再是一個難題。所以，在我們前面講清楚了評價、測量框架之后，把各種數據填進去就不再是個難事，只要有充分的時間和篇幅，我們能填進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數據。所以，我在這里不會做大量的數據、實施的陳列來證明自己的結論，而是簡略選取一些，夠用即可，讀者可以自行查閱更多的數據和事實，看看能不能用它們來推翻我的結論。
我們先講第一條，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我將用經濟指標來代替單純的能量消耗。從經濟指標比如說GDP（還是那句話，它不能說明一切，甚至很有問題，但我們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指標）看，則無論是總量還是人均，歐洲的發展都是緩慢的，年增長率能夠達到兩個百分點以上就算是非常不錯的指標，這與中國這樣的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然而，另一方面，歐洲畢竟是已經攀爬到GDP的高峰的國家，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的緩慢增長看成是不需要，我們還得站在它的腳下仰望。這當然是有道理的，但不完全對。然而，絕大多數中國人對于西方——當然包括歐洲——的優越性深信不疑，所以絕不會想到它有什么不對。
直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的最近這幾年，更多的人才看清楚，原來不是這么回事，至少不完全是這么回事。原來這么多在中國人心目中猶如神靈的歐洲國家，冰島、歐豬國（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后來又加入了愛爾蘭），甚至英國和法國，都陷入了債務危機、經濟危機，甚至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問題又反過來加重了經濟問題。
以現代化的開創者、曾經的世界秩序的主宰者英國為例，2011年8月份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是二百五十萬人失業，一百萬16歲至24歲的年輕人失業，占年輕勞動力的20%，同時，食品、電力、煤氣、交通費用暴漲（遠遠超過中國的數字，而我們中國人感到中國的數字已經讓我們很難受了）。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補救或掩蓋英國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問題，它的社會福利制度也無法補救或掩蓋：英國后來爆發的大規模社會騷亂證實了這一點。我不想再在這里塞入其他比英國情況更糟糕的國家的統計數字和所出現的社會亂像了。如果你說這些都不算問題，都不能作為歐洲衰落的證據，那我們也就沒什么討論的必要了——不必提醒我英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還是比中國人民高不少，如果我們總是停留在這個層次上沒完沒了，那也沒什么必要討論了。
在重要的歐洲國家中，只有德國的經濟表現最好。德國是歐洲經濟總量最大的國家，它的表現尚好，是歐洲的一線希望。但德國經濟的良好表現，依靠的不是與其他歐洲國家的經濟聯系，而是與中國，恰恰是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給了德國訂單。
這里我們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歐洲在經濟方面的衰落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體制不前上面，而且體現在其經濟結構上面。很多中國人無限羨慕，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專家、學者也曾將其抬得很高的“金融創收”在一些歐洲國家的超高比例，今天已被證明不是其長處，而是巨大的缺陷。人類發展指數多次排名世界第一，被一些非常優秀、對于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確有非凡的洞見的的學者，如杰拉德·戴蒙德奉為人類發展的希望和樣板的冰島，在金融危機中顯出了原形：原來它的綠色、無煙的高生活水平，只是建立在開賭場騙別人錢（包括騙英國的錢，英國一度曾憤怒到想引用反恐法條來制裁它）的基礎之上的。英國也因為其經濟結構的“高端化”即金融業所占比例高而備受折磨。可以這么說，金融業所占比例越高，你的經濟就越虛擬化，越脆弱。簡而言之，制造業——而不是金融業——過去是，今天是，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是經濟中真正體現靠得住的實力的部門。歐洲，也包括美國，制造業的份額嚴重下降，經濟向所謂的“高端”金融業移動，本身就是其衰落的表征，絕不值得羨慕——遺憾的是，這個我講了許多年的道理，很多中國的精英還是不相信，他們仍舊對“人家”在金融業上的“發達”頂禮膜拜，他們是見了棺材也不落淚的，這里面有屁股決定腦袋的因素，也有對于經濟規律認識膚淺的因素。
作為對于長期趨勢的一個總結，從經濟發展看，歐洲毫無疑問處于衰落之中，不僅相對于發展速度極快的中國是處于衰落之中，就是相對于美國，以及印度、巴西等，也是如此。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歐洲在工業技術、科研等領域還有一定的儲備，所以，即使衰落，其他國家想趕超上去，還需要時間。然而，經濟的衰落是最根本性的衰落，它必將引發科技、軍事、社會生活，甚至文化的衰落，只是所需要的時間不同。
第二條，社會組織能力，歐洲的表現如何呢？長期以來，歐洲是社會組織能力的優秀典范，其福利制度保障了社會各階層的安定團結，是世界各國人民學習的榜樣，我們認為它在這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但是，經濟，GDP，就是決定其他決定因素的決定因素。經濟危機一來，歐洲社會的安定團結轟然倒塌，罷工、騷亂，乃至暴亂風起云涌，連優等生德國都不能完全避免。
在英國（又是拿英國舉例，對不起英國了）出現的暴亂中，那些青少年將老太太的衣服剝得精光搶走，連條內褲都不給留。這真是人類社會的道德淪落到極點的象征：按照中國傳統的習俗，盜亦有道，你至少應該給人留條內褲，一般還要留個打的回家的錢，對于男士尚且應該如此，更何況是對年老女士。英國首相卡梅倫被無數這類場景所激怒，認為這是純粹的犯罪，不存在任何社會剝奪的借口——但我們知道，這里面就是有“社會剝奪”的因素，前面所引的英國失業數據說明了這一點。卡梅倫主張剝奪那些參與暴亂者及其家庭（這有點誅連的意思了）的政府補貼住房。當被問及他們無家可歸怎么辦時，卡梅倫回答：“他們在入室搶劫之前就應該想到這一點了。”當被問及在如此嚴厲的懲罰下他們怎么活下去時，社區與地方政府大臣回答：“他們可以去找工作。”卡梅倫首相和社區與地方政府大臣并不是唯一被激怒的人，法官們也一樣。兩位十幾歲的青年在Facebook上煽動騷亂，沒造成任何后果就判入獄4年。要是按這個標準，中國得判多少人入獄4年？英國媒體也普遍說量刑跟過去的習慣完全不成比例，所以提出了一些批評。另外一個例子是一個黑人青年因舔了一口（英國媒體都是這么報道的）偷來的冰激凌而被判入獄16個月。還有其他許多“嚴打”的例子，這些例子反應了歐洲社會長期以來的寬刑化潮流因為目前的嚴重社會亂象而在一夜之間就被扭轉。
不用再舉例子了。我們可以做一些結論了。首先，平心而論，歐洲的社會組織能力在世界范圍看還是優秀的，雖然出現了社會亂象，但這種社會亂象與阿拉伯世界及非洲的很多國家的亂像仍舊不可同日而語，還遠沒有到導致社會崩潰的地步。那么，和中國比怎么樣？答曰：從眼前看，比中國還亂；但從長遠看，不知道，因為中國也確實有著自己的很多社會矛盾，而其制度建設、公民社會的發育還遠遠比不上歐洲。制度決定論者會下因此而下斷言：中國遠不如歐洲，中國社會的崩潰就在眼前。我則沒這么確定，我絕不認為中國比歐洲強，但關于中國社會的崩潰就在眼前的斷言我們已經聽了幾十年了，這個“眼前”卻還沒有來。
我們應該看到，歐洲也有著相當深刻的社會問題，其根源還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因素，另外還有新移民及其帶來的種族、宗教的矛盾（我們在后面還要詳述），那個挪威殺手布雷維克的實踐與理論就集中反映了這些矛盾——他的那個長達1518頁的《2083歐洲獨立宣言》將通過這次殺戮而廣泛傳播，并對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種族矛盾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是已經無法阻擋的了。所以我說“不知道”。
回到歐洲是否衰落了的問題上來。我可以說，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講縱比，則歐洲是在衰落無疑，講橫比，則未來的不確定性太強，我們無法下結論。其實，如同我常說的那樣，在社會組織能力上，這個世界是在“比爛”，現在不是比誰進步的問題，而是比誰退步得慢，那個退步得最慢、堅持到最后的，就是贏家，就獲得了下一步大踏步前進的機會。在這場比賽中，我們決不能說中國有什么優勢，但是中國必輸的結論無疑也是過于武斷的——從制度層面講，中國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我在這里要強調“中國也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如果中國真是一成不變，那么從眼前看，問題并不比歐洲大，但從長遠看，中國比不上歐洲有韌性的可能性也很大。可是，我認為中國因一成不變而輸掉這場比賽的幾率也并不高：作為一個有幾千年文化積淀的大文明，別看現在的精英層好像很顢頇，中國有的是聰明人，做出及時而適當的反應的可能性還是相當大的。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也許還有后發優勢：恰恰是因為制度層面一直處于未完成時態，我們可以不像歐洲那樣受到已經固化的現行體制的束縛，重新設計、選擇更好的制度。讓我們拭目以待，有志者則可努力爭取符合中國國情的變革。
那么，信息處理方面我們應該怎么評價歐洲呢？如果對信息處理做狹義的理解，則在硬件方面，如人均計算機臺數、人均手機臺數、網民比例等，這個世界正在迅速進步之中，同時世界上相當一部分地區的差距正在被迅速拉平。如果做廣義理解，則信息處理除了這些硬指標之外，還應包括文化創新能力和文化影響力。
在文化創新能力和文化影響力方面，歐洲以及美國，整個西方，仍舊處于不可撼動的地位。我在這篇文章中使用一個西方人所建立的衡量尺度來討論歐洲的衰落問題，而西方人恐怕不會使用一個中國人所建立的衡量尺度——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建立過能做這種衡量的尺度。可以這么說，近代以來，好書基本上都是西方人寫的，這就已經足夠證明他們在信息處理方面的巨大優勢了。歐洲在科技方面，在社科、人文方面，在藝術、娛樂、時尚方面，仍舊領先除了美國之外的世界其他部分很多很多。文化創新能力和文化影響力的相對地位的變化，一般總是滯后于經濟地位的變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歐洲的文化地位也會隨著其經濟地位的衰落而衰落，但會晚不少年，所以今天還談不上衰落。而中國的文化地位的恢復（因為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有非常高的文化地位，所以我們說“恢復”）則還需要很多年經濟發展的帶領，急不得，現在就著急把中國的文化“打出去”，純屬虛妄。
談到文化影響力，則我們也許避不開“民主、自由”的話題了。我們在前面提到，伊恩·莫里斯并沒有把“民主、自由”作為社會發展的指標，我們可以把“民主、自由”看成是達成別的目標的手段，而不是結果本身、不是“成就”本身。這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恐怕都是對的，但到了現在，由于技術和財富的積累導致了人類的識字率大大提高，而識字率的提高有大大增強的普通人對于政治、國家大事的參與意識，“民主、自由”本身就可能是目的了，是人們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了。歐洲“普世價值”的影響力當然大大優于中國文化的影響力，不要說在其他地方，就是在中國國內，其影響力也大于其它任何一種意識形態。簡而言之，文化影響力是歐洲最為強勢的部分，迄今并沒有呈現出太多的“衰落”跡象。但文化影響力還是跟著經濟走的，只是滯后一段時間而已，這時間多半會比較長，會有50年到100年。
最后，我們要講到發動戰爭的能力了。近代以來，歐洲人的軍事力量遠遠超出非歐洲人之上，討論歐洲人與世界其余部分的戰爭沒有太大意義，基本上是單純的屠殺，只有歐洲人自己之間的戰爭才值得討論。后來加入了實際上是歐洲人后裔的美國。非歐洲人對歐洲人的軍事力量的真正挑戰來自東亞——這也完全是順理成章的，因為東亞國家在我們前面所說的文明尺度中是僅次于歐洲文明的地方。首先是日本，日俄戰爭中打敗了俄國，又在二戰中與美國展開了激烈的戰爭，雖然戰敗，但已經不能說是完全一邊倒的被屠殺了。之后是中國，在朝鮮戰爭中何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打成平手。但在朝鮮戰爭中，中國也還是離不開一個歐洲國家——前蘇聯——在武器裝備上的支援。如果我們仍舊把美國人算作歐洲人的一部分，談北約，那么，現在談歐洲在發動戰爭的能力方面的衰落還為時過早。但是，如果我們討論的范圍只限于歐盟成員國，那么，其軍事地位已經非常明顯地下降了。
在歐盟中，軍事地位最高的無疑是英國和法國這兩個核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就以這兩個國家的情況看，其在軍事上的相對地位，其武器裝備，其在實戰中表現出來的戰爭能力，都是在明顯的衰落之中。英國新航母將“裸奔”，即無艦載機的消息，已經是人所共知了。無論怎么做解釋，這都是英國這個稱雄世界海洋500年，主宰200年的海軍超級大國明顯衰落的標志。去年11月，英、法兩國首腦在倫敦簽署了一項涉及范圍相當廣泛的防務合作協議，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節約國防開支。實際上，這兩個國家已經越來越無力獨自負擔一支能夠維持原來水平的威懾和作戰能力的軍隊了，只有聯合起來才能勉強維持。用一些軍事專家的話說：這是兩個窮人抱團取暖。像那種認為“（英、法）如果能把一體化推進到空軍、海軍，將對歐盟一體化是一個很大的推動作用，而美國是十分害怕歐盟軍事一體化的”說法，是想當然的陳詞濫調——我們在后面就會看到，美國現在不是擔心歐洲的軍事力量太強大，會脫離自己，而是憂慮歐洲太虛弱，總是靠在自己身上。
當然，還是那句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英、法在國防工業領域也還留有一定的儲備，同時也還具備一定程度的遠程投射力量的能力，這些方面它們仍舊領先于中國。似乎是急于表明自己“虎瘦雄心在”，英、法語今年三月發動了對利比亞卡扎菲政權的戰爭。利比亞是個只有600萬人口的小國，武器裝備極其落后，社會組織能力也基本上處于前現代水平，英、法兩格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再加上糾集起來的北約其他國家，拿下卡扎菲應該不費吹灰之力。然而，恰恰在這場戰爭中，英、法，更廣義的說是歐洲，其戰爭能力的衰落暴露無遺——他們離開了美國實際上是什么都干不了。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在布魯塞爾北約的一次會上發飆大罵歐洲盟國：“（北約）這個歷史上最強大的軍事聯盟，打一個武器裝備可憐、人口稀少的國家，只打了11個星期，很多盟國居然就沒有彈藥了，它們又來要求美國給補上缺口”；“坦率說，很多盟國坐在球場外，并不是它們不想參加，而是根本沒有這個能力，它們根本就沒有軍事能力”；北約的前景“即使不是令人沮喪的，也是黯淡的”（“Defense Secretary Warns NATO of ‘Dim’ Future”，《紐約時報》網站， 2011年6月10日 ）。我想蓋茨的這些話已經夠清楚了，但我可以再補充一個例證：在北約部隊與叛軍一起攻占的黎波里之后，《紐約時報》發表社論，再次強烈抨擊歐洲盟國過于令人失望的軍事能力（“NATO’s Teachable Moment：The alliance helped topple Qaddafi — but had to struggle to keep up the campaign”，《紐約時報》， 2011年8月30日 ）。
如果對付的不是利比亞，而是，比如說，東亞的國家，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大，社會組織能力強，武器裝備也好得多，歐洲的軍事能力又如何？恐怕非常值得懷疑了。有些人可能會給歐洲的軍事能力做辯護，說今天的弱化是因為當今這個相對和平的世界不需要其保持過于強大的軍事力量。這個話當然有一定道理：歐洲之所以敢放任自己的軍事力量如此下滑，當然與其當今所面臨的威脅不大有關——但其經濟發展的停滯加上超前消費限制了其能夠投入國防領域的資源，則是更為根本的限制因素。同時，我們必須指出，一旦國際局勢發生變化，重整軍備可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
順便說一句，我在這里使用了伊恩·莫里斯的評價體系，我認為它非常有價值，但我認為伊恩·莫里斯自己用此體系測評出的結果有很大的問題，因為他代入的數據未必正確。當然，有的測評結果與現實距離較大是因為現實發展的過快。舉個例子，他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仍舊非常薄弱，這放在十年前無疑還是正確的，放在今天，恐怕就比較成問題了。坦率說，中國的軍事力量在最近十年中發展非常快，超出了很多人的預期。
簡而言之，如果你同意討論社會“發展”、“進步”、“退步”、“上升”、“衰落”是有意義的，并且也同意所謂的“社會發展”，就是操控局面，使之朝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變化的能力，而且這個能力是可以用我在這里所引用的體系測量的，則歐洲當然是出于衰落之中。
前面我們講了過多的理論，在這里我想引用一位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女學生的個人體會。事情的緣起是我寫了一個關于最近的PX爭端的微博，我說：“化工廠有沒有毒，有沒有危險？我認為是化工廠就多少有毒有危險，所以老百姓不愿將化工廠建在自己家門口很正當。但人們又離不開化工產品怎么辦？一個辦法是從國外進口，其實中國化工產品很大一部份從美日歐進口，所以不要吹他們什么‘100公里’，壓根是 0公里 。我希望中國能闊到不用考慮自己生產化工品。”我承認這段話寫的含糊其辭，于是就有一個在英國讀書的中國女留學生跟我較上勁了，她說：“我買的化學試劑就是從中國出口的。據我所知，中國的化學家是全世界最好的，下個月回國開會，我就要嘗試和中國的化學家合作。至于‘毒’的問題其實不難解決，我們既有這智慧，也有這實力，關鍵是你是否想著百年大計。您這話是逗樂呢還是真的？”她這話當然是針對我的最后一句話說的，我還是含糊其辭地回答：“沒辦法，只能半逗樂，半認真。”沒想到這位女士認上真了：“為什么半認真？您總不會希望我們將來在闊了以后變成像今天的美國和歐洲吧？更何況中國還沒闊呢。我們組有個院士回澳洲做教授去了，卻連一些做試驗要用的簡單器材都買不到，只好從歐洲訂。其實那些東西都是從中國來的，如果中國斷貨，那對歐洲也大大不妙。我們應該退出世貿，昂起頭來做人。”這幾段對話與我們這里討論的問題有關的，當然不是PX的官司，而是這位女學生對于她的專業領域內中國與歐洲、澳大利亞的相對實力的親身體會。這種體會不可能是精確的，但絕不是沒有價值的。比如，“中國的化學家是全世界最好的”這句話恐怕就過了頭，“我們應該退出世貿，昂起頭來做人”也未必是一個可取的策略，但她講的實驗器材的來源，則是一個很好的旁證。
四、歐洲衰落的根源
要認真地談歐洲衰落的根源，又是個極端困難的問題。困難之處不在于我們看不清楚問題，而在于我們不能講真話，講真話會被許多人罵，所以明白人也只能揣著明白裝糊涂。
揣著明白裝糊涂是有很大的問題的：第一，它使得明白人不能深入討論這個問題，從而獲得進一步的洞見和解決之道；第二，它使得更多的人完全糊涂，包括原本不應該糊涂的知識階層。這個揣著明白裝糊涂、不講真話的社會氛圍，一步一步、慢慢地把歐洲推向衰落，進一步的衰落。同時，其他國家的人也一起揣著明白裝糊涂，或者根本就是真糊涂，則使得人類無法從歐洲的衰落中獲得教訓，從而有可能重蹈覆轍。
歐洲衰落的根本原因，其實一句話就能說明白，就是它的福利社會、它的高消費超出了它的生產能力。美國只有高消費而無福利社會，尚且支撐不住了，歐洲還要加上一個福利社會，況且福利社會不僅僅需要很大的支出，它甚至會妨礙生產能力——說白了就是人在福利社會中會變懶。
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人會反對福利社會：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難道不好嗎？所以，在過去的很多年中，世界各國包括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都把歐洲的福利社會看做是人類的樣板、人類的希望。福利社會當然很好——只是有一個前提，就是你必須負擔得起。我們中國人曾經以為歐洲人絕對負擔得起，歐洲人自己也這么認為——否則他們為什么不做調整呢。人們認為：如果說，福利社會導致了歐洲經濟增長的緩慢，那也是因為人人已經都在福利之中了，不需要更快的增長了。直至2008年的某一天，殘酷的經濟現實告訴我們：地球上不存在人間天堂。
歐洲的福利社會首先是冷戰的產物。在冷戰之前，歐洲確實早已有了一定的社會保障制度，但與今天的福利社會不可同日而語——歐洲今天的福利社會，首先是為了應對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挑戰。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極盛期，歐洲的知識分子乃至相當一部分民眾，普遍為前蘇聯社會主義式的社會保障所傾倒。如果不能應付這種挑戰，則歐洲當時的資本主義制度危在旦夕。但是，歐洲的政治體制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它的作用是為這種對于挑戰的應對設置了下方剛性，即在挑戰消失之后也只能上調而不能下調——一直上調到經濟實在支撐不下去。
政治學家房寧曾經說過：過去的政治統治都是壓制性的，但到了近幾十年，政治統治的基本特征成了“給甜頭”，無論是什么政治體制的國家，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給甜頭”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形成了“給甜頭政治”。這是十分中肯的。其實，我在前面所說的歐洲社會福利體制的很多特點，如下方剛性，當然也是其他政治體制的國家的政治特點。
給甜頭當然比壓制好，但是，只給甜頭而沒有能力建立一個能夠產出越來越多的甜頭的機制，必然會在滿足社會對于基本甜頭的要求之前就造成經濟的崩潰——發達國家尚且如此，遑論發展中國家。前面提到卡梅倫首相說：“不存在任何社會剝奪的借口”，這話也對，也不對。說他對是因為英國確實已經建立了一個從搖籃一直照顧到墳墓的社會福利制度，無論如何都讓你一輩子能過得去。說他們不對，是因為即使是這樣一個非常好的福利制度，失業而依靠福利過活仍舊是一件不怎么舒服的事情。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一個典型的英國失業青年是住在政府補貼的房子里，每兩個星期從政府那里拿到125美元的救濟金的人（“Riots Spotlight London’s Troubled Youths”，《紐約時報》， 2011年8月10日 ）。從救濟金的數額以及英國的高物價我們可以知道，這樣的生活不會是很舒服的。而當今的經濟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又恰恰是相對于英國經濟能力來說是過度的社會福利所造成的一個后果——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找不到工作。簡而言之，這個原本人們以為是最美好的社會制度，養出了很多懶人，卻不光令勤快人不滿意，令懶人也不滿意。
現在，歐洲各國的社會不安定已經形成了對于其社會組織能力相當程度的挑戰，今后也未必能向更穩定的方向發展。如何應對？一個是給更多的甜頭維穩——這在經濟上實在有困難；一個是放任——直至社會落入更為嚴重的失序；一個是走向更嚴厲的管制，少給甜頭多壓制——說得危言聳聽了就是法西斯化。從英國的情況看，以卡梅倫首相為代表的精英階層顯然是想采取最后一項策略。然而，在英國的政治制度下，卡梅倫的主張不大可能實現——現在來自工黨和自由黨的反對聲已經相當強大。所以，暫時的大趨勢是第二個可能性。當社會失序嚴重到相當的程度，則前面所說的“法西斯化”就不再完全是危言聳聽了。
歐洲的教訓是中國必須汲取的。當今世界，民主、社會福利都已經是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沒有這兩樣東西的社會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很多世界很多地區所發生的政治大變局已經充分告訴了我們這一點。但是，在這兩個方面做過了頭，也會帶來不可持續的問題。為了能給予社會成員更多的民主和社會福利，更多的甜頭，當務之急還是經濟的健康發展。
為了保持健康的經濟發展，合理的獎勤罰懶是必須的，合理的縮小收入差距也是必須的。沒有前一條，勞動效率不可能有；沒有后一條，社會不公的感受將導致社會沖突，更何況人類歷史告訴我們，在這種情況下養成的豪富階層往往是更沒有效率的。這里的尺度把握對于政治家、社會管理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比起統治精英集團的治理水平，恰當的政治制度安排當然是更重要的：需要做出一個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既能避免給甜頭過度造成社會的普遍懶惰，又能避免少數權貴凌駕于社會之上，造成社會憤懣和精英腐敗的低效率。這對于人類來說，是一項共同的挑戰。
歐洲的另外一個問題當然就是移民問題。法國社會因移民所帶來的分裂，如極右翼國民陣線、2005年的大騷亂、穆斯林婦女的蓋頭問題，等等，我們已經耳熟能詳。德國的土耳其移民問題、英國的南亞移民制造恐怖主義事件以及這次的騷亂（雖然各個種族都不乏參與者，但也確實存在種族色彩），對于我們也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最近，最血腥的反對移民的事件，則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挪威殺手布雷維克所制造的殺人案。這些事情都反映了歐洲社會的移民問題已經造成了相當嚴重的身份認同、社會整合等問題。
不能說歐洲各國這些年來的多元文化政策是不成功的：在現實狀況是外來移民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不搞多元文化政策會造成激烈的種族、宗教對抗。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多元文化政策最多是緩和了一下對抗，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大量移民所帶來的社會分裂。隨著時間的推移，種族、宗教可以慢慢融合，但究竟是融合走在前面，還是分裂走在前面？以目前的情況看，形勢不容樂觀。
歐洲國家也并不是單純的慈善家，其之所以接受這么多的移民，主要是兩個因素：一個是本國主體民族生育率低、勞動力匱乏，特別是愿意干艱苦工作的本國勞動力匱乏；一個是英、法這樣的老牌殖民國家想用對自己的前殖民地人民相對開放移民的辦法來維系自己在那些地方的影響力，維系自己正在逝去的世界大國地位。也許我們還要再加上一個因素，這就是歐洲的左翼自由主義思潮反對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這樣就算三個重要因素，第三個確實有慈善的意味。
我們從第三個說起。人們會說，左翼自由主義思潮反對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難道不是一種人道主義嗎？是的，這是一種人道主義，在道德上是高尚的，但當移民問題造成了社會負擔過重的時候，仍舊推行這種主張，其最終結果是激化矛盾而造成強烈反彈，這個事情是不能做過頭的。個人有可能執著，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特別是民主制的，基本上沒有可能執著。當歐洲的移民問題進一步嚴重下去的時候，反對采取拒斥移民的政策的思潮最終還是會退潮。所以第三個因素也未必是不能調整、消除的因素。至于第二個因素，當世界大國的架子實在撐不起的時候，任何人都會接受現實，這個因素也是可調的。比較硬而難以調整的，是第一個因素。根據同濟大學德國研究所/歐盟研究所在新浪的官方微博發布的歐洲人口普查結果：德國18歲以下人口僅占8100萬總人口的16.5%，是歐盟成員國里兒童比例最小的國家；而土耳其7200萬的總人口數量中，18歲以下人口占31.2%，幾乎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這樣一個人口結構上的巨大差別，決定了土耳其移民——他們的孩子往往是不會進大學的——涌入德國是一個很難扭轉的大勢。從英國的情況看，在全社會反移民的呼聲日益高漲的情況下，據《每日郵報》報道：2010年的移民數字從2009年的198000人增加到239000人，暴漲20%，給了承諾在2015年前把移民數字減少到幾萬人的政府一記響亮的耳光；波蘭人從2003年的75000人增加到2010年底的532000人。一方面是移民與本土原居民難以妥善融合，另一方面是移民涌入得越來越多，根本制止不住。實際上，即使新的移民不再涌入，歐洲現有的移民問題已經很難解決了。
伊恩·莫里斯把移民稱作將發達的文明社會打回原形的“五大天啟騎士”之一（其余四個是氣候變化、饑荒、國家滅亡和疾病）；是中國的康熙皇帝（他是最早敏銳地感覺到農耕社會通過緩慢的技術積累已經達到了在軍事上超越游牧民族的階段的人）在17世紀與俄羅斯聯手（簽署中俄尼布楚條約）關閉了歐亞草原大通道，高效地消滅了移民這個“天啟騎士”，才使得東西方文明核心擺脫了大幅度倒退的威脅。類比總是不準確的：此移民非彼移民，此遷徙非彼遷徙。今天西方社會所面臨的移民問題當然不會是歷史上將文明社會打回原形的那種，但其對歐洲的社會凝聚力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仍舊是深遠的。我們希望歐洲能夠解決好這個問題，從而為人類社會樹立一個好的樣板，但在可預見的將來范圍內，它仍將是歐洲衰落的一個因素。
五、結語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包括歐洲，如日中天。北約剛剛拿下了利比亞，今后還可能向敘利亞進軍。世界上沒有什么其他國家在實力上能和西方國家相比擬，即使把美國刨除在外，即使歐洲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一些，也是一樣。所以，談何歐洲的衰落呢？但中國的迅速發展造成了國際秩序中的多元格局。幾千年來，甚至上萬年來兩大文明中心并立的格局再次出現。以小的歷史尺度觀察，也許中國有很多的問題，甚至會有局部或暫時的挫折、倒退。但如果是以大的歷史尺度看，我們以自己短暫的一生所感受的挫折、倒退往往算不了什么。除非出現非常極端的情況，如某個瘋子按下了核按鈕，中國的崛起和歐洲的衰落是大歷史趨勢。當然，這次力量的轉移多半不會像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上那樣充滿了暴力和血腥，而會是一個漸進、平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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