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向美國送錢成癮與為英國的法律和秩序辯護　　

李定凱　　

（2011.8.13）　　

這一陣子世界上很熱鬧，但確實很不和諧。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史無前例地被自己的標準普爾從AAA將為AA+，引發世界金融動蕩，美元貶值，股票大跌，8天時間內全球3.8萬億美元財產被卷進黑洞；歐元區一片恐慌，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風聲鶴唳；英國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利物浦等大城市連日發生幾十年未有的騷亂，警察傾巢出動鎮壓，維護法律和秩序；中國7月份CPI升至30個月來的新高，同比上漲6.5%，“翹尾因素”老也翹不完，另一方面人民幣最近一周內對美元又快速升值；中國官方指責美國借債成癮，央行行長周小川要求華盛頓“負責任”，提高人們對美國國債的“信心”；北約繼續轟炸利比亞的民用設施和平民，決心把推翻卡扎菲政權的代理人戰爭進行到底；美國在阿富汗的一架奇努克軍用直升機被塔利班擊落，30名美軍“海豹突擊隊”隊員喪生，使奧巴馬在白宮痛苦莫名；……這一幕接一幕的正劇、喜劇、悲劇、鬧劇真的讓世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心驚肉跳，彷徨迷惘，疑竇叢生。　　

我非政治學家、經濟學家、金融學家、社會學家、法律學家、新聞學家……，總之，不是一個主流社會津津樂道的“精英”，而只是一介平民，一個站在一旁百無聊賴地觀看上述一幕幕實時演出的歷史短劇的極普通的看客。正因為是看客，就不免喜歡評頭評足，或喝彩，或嘆息，就像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一邊開著車掙錢養家糊口，一邊還要興高采烈地和身邊的乘客漫無邊際地窮侃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世界、國家、家庭的大小情事。　　

就拿美債信用降級引起的金融、經濟震蕩這件事說吧，全世界嚷成一鍋粥，公說公的話，婆說婆的理，莫衷一是，叫人霧里看花，稀里糊涂。　　

《紐約時報》放出安撫空氣：“即使遭到標準普爾公司的降級，美國國債仍然被視為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資之一”。美國《新聞周刊》堅定地說：“與以往相比，當今世界沒有發生多少變化。盡管市場漲落不定，但現有體系無可替代。”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直截了當地說：“美國可以償還所有債務，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印鈔票來做到這點。（美國）沒有拖欠債務的可能。”　　

法國財長巴魯安為人們的信心打氣：“我們對美國經濟的穩固程度抱有充分信心。”　　

東京官員不愿放棄美國大腿，聲稱他們一如既往地信賴美國國債。　　

德國人則有所保留，總理默克爾不公開表態，而是和奧巴馬、薩科齊、貝盧斯科尼和西班牙總理薩帕特羅“電話交談了幾個小時”，談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不過，從德國的政治經濟評論員們認為“美國主權信用降級進一步證明美國聲望的衰落”看，德國人對美國經濟的信心不如美國、法國、日本那樣“足”。　　

相比之下，英國人似乎更為老謀深算，一方面他們意識到了“資本主義處于危急關頭”，“人們對自由市場的信念再次被撼動”，“（美國）造成的災難令我們無法逃避”，另一方面，《每日電訊報》網站文章引用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的話，企圖用“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道理對中國進行激將：“（中國）準備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發揮它的全部作用引導世界經濟走向安全。”——也就是引導世界資本主義走向安全。　　

世界其它跟著歐美走的國家，如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新加坡和韓國，則是戰戰兢兢，欲言又止，謹慎觀望。　　

總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十分不愿看到以美元霸權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終坍塌，那樣對全球資本主義金融經濟制度將是沉重甚至是致命的打擊，但是對美國經濟和美元的信心也確實發生了動搖。　　

有意思的是，中國官方這次還沒有人站出來游說“信心比黃金更重要”，也沒有人直呼“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大約是覺得再這樣說未免顯得太荒謬，太愚蠢，會令國人嗤之以鼻，而是批評美國“借債成癮”。有國內人士借此批評央行“買債成癮”。一萬多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不是美國政府強迫你買的，幾千億美元的兩房基金也不是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強迫你買的，而是你自己主動投懷送抱，找上門去買的，現在面臨大幅縮水的危險，能怪得上美國人嗎？　　

幾乎在與標準普爾把美債信用降級的同時，一貫以反對計劃經濟、丑化社會主義、鼓吹政經“轉型”、推動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為己任的右翼媒體之一《每周文摘》編發了一組觀點綜述，一如既往地忽悠老百姓，聲稱“美債危機暫告一個段落（指美國國會兩黨就債務上限達成妥協）”，“美國國債至今都沒有不良記錄”，“我們用大量的外匯儲備來買美國的國債，這樣的做法長時間以來就被人所詬病。但不買美債的話，這么多的外匯儲備要去買什么呢？”　　

要說《每周文摘》的主編、社長屬于腦殘，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這里就不一一論證了。　　

實際上，說央行“買債成癮”還不夠確切，更確切地說應該是給美國政府“送錢成癮”。　　

老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過去能過好日子，主要是靠炮艦政策，實行殖民掠奪，強行把弱小國家的資源、勞動力據為己有，為它們的發展提供條件，創造供它們享用的財富。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吸取了德、意、日一味靠武力征服失敗的教訓，改變了策略，利用它的戰勝國、世界新霸主的地位，把美元確立為世界通貨（以1944年7月的布雷頓森林條約為標志），國際間的貨幣兌換，貿易和金融，都用美元來結算，然后再根據時勢，操縱美元的幣值，保證只賺不賠。這是美國用“硬實力”建立起來的“軟實力”。不過，布雷頓森林條約還有一個限制，就是美國政府要保證美元的發行與它的黃金儲備進行掛鉤。但是到了二十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因越南戰爭等原因，美國政府入不敷出，一次次發生美元危機，于是索性把美元和黃金脫鉤，玩起了虛擬經濟，就像格林斯潘說的，美國政府隨時可以印美元，給人家的真金白銀開“白條”。　　

為什么說中國央行給美國政府“送錢成癮”了呢？且看這樣一個送錢循環。中國大陸的境外、境內廠商在大陸投入資本或技術，利用大陸的土地、基礎設施、原料、勞動力和環境成本（有的也從境外進口原料、零件和設備）生產產品，付給大陸低廉的勞務費和微薄的利潤，享受減免稅優惠和出口退稅補貼，把產品銷往境外和境內，賺取豐厚的利潤甚至暴利。然后，央行用人民幣購買出口企業和境內對外服務行業手中的外匯（主要是美元），再拿美元去買美國政府的債券和美國政府擔保的基金。美國政府用政府債券和從基金收益中得到的稅收，填補預算赤字，維持軍費和社會福利，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美國準備拿什么來還債券的本息？它不許我們買他們的實物資產（比如銀行股份、賺錢的公司、緊俏的資源），也不許我們兌換美國國庫里的黃金，只有用紙印美元來還賬了（美國政府的貨幣寬松政策即是一例）。一方面，貨幣寬松政策導致美元貶值，另一方面，美國又不斷壓人民幣升值（幾年來已經升值25%左右），一貶一升，中國損失多少？據有專業人士測算，中國三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可能會損失三成，也就是說白送給美國了。　　

中國向美國白送錢，受贈對象并不表示感謝。對中國指責美國政府“借債成癮”，美國人俏皮地把它看成是“高高興興地扮演教訓美國而非被美國教訓的角色”；更有甚者，《西雅圖時報》還批評“中美國”的局面：“美國消費者大筆開支、美國大肆開戰并大幅減稅，其中的大筆資金都是由中國提供的。”“‘中美國’是這個星球上最具風險的相互依存關系。” 中國向美國白送錢，在第三者看來簡直不可思議。對中國隔山空喊國際社會對美元發行進行監管，英國人把它比喻為“這相當于在房子開裂時要求提高建筑標準。” 英國《衛報》、《金融時報》、《每日電訊報》紛紛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助長美國借債成癮，甚至諷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販子”，“掩蓋了它沒有制定連貫的政治或經濟全球政策的失敗”。　　

這樣賠本不賺吆喝，中國還在為不斷的外貿盈余欣欣然，央行還在為繼續買美債坦坦然，這不是送錢成癮是什么？　　

我們這些思維還算正常的老百姓，長期以來對這個向美國送錢成癮的現象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說國家缺外匯，要有適度的外匯儲存以備國內建設和向第三世界國家援助之需，那是完全必要的。問題在于，我們的外匯越積越多，多到了用不完的程度，央行還要用高價收購外匯，再白送給美國人用，這是為什么呢？為了“全球一體化”？結果是把中國化到美歐那個體里去了。為了“雙贏”或“多贏”？結果輸的是中國。為了施行“普世價值”？那為什么美聯儲不給中國送錢呢？為了建設“和諧世界”?結果不僅世界不和諧，連中國國內也和諧不了：對外依賴型經濟結構調整不了，通貨膨脹抑制不下來，內需始終提振不起來，工農階級弱勢依舊，社會穩定矛盾重重。在我看來，央行就像一個買辦衙門，或者像美國財政部駐中國的辦事處，忠實勤勉地替美國政府跑腿，在中國為其籌集資金。一個“借債成癮”，一個“送錢成癮”，兩個“癮君子”抱在一起，讓人怎么看都像是狼狽為奸。　　

下面接著議論議論中國主流媒體對英國騷亂的態度。一位朋友對我說，他看了央視評論員（好象是以伶牙俐齒著名的白巖松和張泉靈這兩位主持人）主持的評論英國騷亂事件的節目，感到很吃驚，很失望。為什么只是一味譴責“暴徒們”“打砸搶燒”的“非法和破壞秩序的行為”，而不分析分析產生騷亂的社會深層原因呢？我雖沒有看到這二位主持的節目，卻也從中央電視臺國際新聞的節目中，看到了在英國警察抓捕騷亂分子的畫面中配上的赫然醒目的四個大字：“繩之以法”！我想，英國政府官員和警方看了這樣的節目也會非常滿意的。對此我一點也不奇怪，更不會吃驚。我們把“依法治國”變成無原則的“法律崇拜”、“法律迷信”已經很多年了。君不見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在評論水滸義軍、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直至歷史上的一切農民起義時，常用的多是“濫用暴力”、“無法無天”、“草菅人命”、“沒有理性”一類的詞匯嗎？就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都遭到很多非難了，據說這不符合民主社會主義和“普世價值”。國內一些主流人士，他們對法律，無論是皇帝（國王）的法律，軍閥的法律，教皇的法律，還是資本家的法律，常常是贊賞有加的；唯獨對反抗壓迫和剝削的造反者的法律，無產階級的法律不惜痛加鞭笞。倫敦街頭的年輕人，搶商店，燒房子，砸汽車，打警察，這還得了！如此破壞社會秩序，無疑是犯罪行為，豈能容忍！警察抓捕他們，維護法律，天經地義！這樣說當然也對。但是那些比中國底層老百姓可能活得還要好的年輕人，為什么偏偏還要干出這等出格的事來呢？難道央視評論員的心底就只有 “法律”和“秩序”的僵硬信條，而不會作些疑問嗎？　　

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我們的大量主流媒體人反倒不如英、美的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至少人家在譴責倫敦街頭的犯罪活動時，還能反思一下其中的社會原因。這種差別，源于中國的主流精英已經失去了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英國騷亂的導火索是倫敦警察在貧困區托特納姆違章打死了一名29歲的黑人馬克.達根。這些作者們寫道——“盡管英國政治家迅速將騷亂歸咎于犯罪分子，但當地社區居民卻說，失業率居高不下和削減公共服務開支引發的憤怒，以及對警方的怨恨才是導致騷亂的主要原因。”“從本質上說，這可以歸結為年輕人和窮人的一種想法，即社區里什么都沒有他們的份兒，因此在社會上他們也沒有地位。”“倫敦的下層階級爆發了。導致倫敦騷亂者產生的原因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以及完全忽視這群人的冷漠的政治階層。”“倫敦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暴力活動恰好發生在全球經濟可能出現自由落體的時候，這并非巧合。”“在上世紀20年代的泡沫中，收入最高的5%的人占了全體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今天，英國在工資、財富和機遇等方面都比自那之后的任何時候還要不平等。光是去年，英國1000個最富的人的財產就增加了30%，達到了3335億英鎊。”“連續幾屆的英國政府卻合力孵化了貧窮、不平等和不人道的社會狀況，而金融動蕩又讓這種狀況雪上加霜。”“不能蔑視那些騷亂者，把他們看成一幫賤民。”“要防止金融錯覺和瘋狂，‘回憶比法律要有效得多。’”　　

據說我們有“與時俱進”的、“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為什么我們從社會主流那里聽不到類似上述的多多少少有些馬克思主義味道的聲音呢？是因為屁股坐錯了板凳，還是因為投鼠忌器？無論屬于哪一種，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原理的。實事求是早就被那些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們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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