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宗教包圍圈（已在上節發布）
第二章 文化包圍圈（略）
——不客氣地講，美國是沒有文化的，美國沒有資格同中國談文化，但是，換一個角度看，美國也可以說中國沒文化，因為它擁有“當今一日、歷史千年”的現代科技文明，站在現實的空間觀察兩國間的不同會發現彼此都是如此的復雜。
中美文化的分歧不代表中西方文化的分歧，但是，為什么要側重地講到中美文化的分歧？因為美國已經是西方現代文化的總代表，對世界各國進行文化滲透的積極推動者就是美國，由它構筑的現代文化體系正在聯合其它西方國家固有的文化理念向世界傳遞，美國不僅僅只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它還對世界很多國家進行類似的操作，它敢于這樣做的道理就在于它有一整套易于被現代文明形式下各類人群都接受的新的有價值的文化觀。
第三章 科技包圍圈(略）
——現代科技對于中國人來說確實是一個很悲傷的話題，理智地講，中國對于世界現代科學技術的貢獻接近于零，西方國家對中國所構筑的科技包圍圈既合情又合理，不容埋怨，但是，需要把真相展示出來，讓中華民族的每一個人看到我們的現實是什么、未來會怎樣？西方國家為什么在前200多年保持對世界的強大統治力，靠的就是“科技革命、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而科技革命是重中之重，科技是贏得未來戰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中國要贏得“熱戰”，必須突破以美國為首的“科技包圍圈”，以一流的創新實現中國式科技革命。
第四章 金融包圍圈
——美國對中國金融領域的包圍大網其實早已經撒開，人才的提前輸送是撒網的第一步，要求中國國際化和復制美國模式是第二步，顛覆舊模式金蟬脫殼是第三步。中國如果不及早引起重視和轉變策略，后果將非常糟糕。
一、中國失意的金融人才戰略
中華民族近500年來最為可悲的當屬教育和科技的失敗，非但自然科學落后于主要大國，社會學人才亦缺乏基本的自信和創新，近200年的時內完全是呈單向求助的態勢，占全球最多人口的大國，頂尖人才卻完全依賴于進口，實屬國家的不幸之一。
任何人都沒有必要反對政府對留學歸國人才的選用，任何人都可以反對一邊倒的用人策略，從社會學人才來講，美國雖然占據了世界金融的最高地位，但并不表明，美國培養的中國留美人才就能獨占中國的金融最高崗，用“美式人才”可以讓中國對美國更加了解，不依賴美國人才能保證中國的金融安全。新中國成立之初，曾經一邊倒地重用留蘇人才，現在又一邊倒地重用留美人才，這種極端做法從來都不是合理做法，況且，中美之間未來的“熱戰”是長期性的，美國對中國的金融圍剿是美國的既定國策。
著名新聞評論員張召忠少將曾經在CCTV-4公開說過：美國給很多中國人高學歷和綠卡就是用來忽悠中國的。這種說法雖然有顯過激之嫌，但可以看出，留美歸國人員并非都是人才，有很多人是帶著“任務”回國的，深度潛伏的人相當多，鳳凰評論員阮次山也有類似表述。近十多年來，中國所出現的很多非正常事件很能說明問題的存在，一方面表明某些部門的用人失當，另一方面也表明部分官員間接充當了美國的工具角色。
美國培養的中國金融人才已經滲透到中國金融領域的每一個角落，他們的行為和影響無處不在，他們的每一個操作都包含著中國人民的血汗成果，大多數情況下都很難找到承擔責任的對象。一直以來，本人對海歸金融人才持保留態度，并非看不起他們的知識缺陷，也并非他們身背滔天大罪，他們錯誤地把美國優勢和中國缺陷無限放大，而把中國本土人才的智慧無限濃縮。中國境內目前身居高位的美國人才很多，不必一一指出，因為他們都手握“重權”和“重拳”，得罪不得，老百姓只能透過一些見諸報端的實事來簡要猜測一點玄機。
《誰能為卷走的一萬億元負責？》（全文省略）
中國金融領域看得見的損失只是中國因用人不慎導致損失的一個很小的部分，真正的問題遠不止如此，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個人的得寵——胡祖六。這個人在高盛任職很久，讓中國很多公司在世界金融投資中損失慘重（不排除有內奸策應），然而，正是這樣的一個人居然在中國炙手可熱，從最層到各省級政府，都把他視為坐上賓，甚至曾經還傳說他可能成為央行副行長。他為何能在中國如此暢通無阻？得益于誰？很難回答。
另一個相反的奇怪現象是：美國歸來的戰略投資家在操作中國政府的資金時卻屢屢失手。他們代表美國時，能贏中國，他們代表中國時，定輸美國。是不是他們真的很沒水平？不一定。他們都有非常深厚的理論和實踐功底，他們都非常懂得中美之間的金融差異，但是，他們最不在意的是中國資金的安全，因為國家給予他們的“超級信用”讓他們完全變成了赤裸裸的投機者，甚至是賭徒和漢奸，他們是把一個很大的“國家”揣在自己的口袋里走上國際金融戰場的，成也英雄，敗也英雄！
美國多年來處心積累地“幫助”中國培養金融人才（“新華盛頓五點共識”的重點），并且成功地實現了在全國各個層級的精英布局，不能不佩服美國人的長遠眼光和戰略思維，每一個關鍵時期，美國都能主導中國金融改革的主流聲音，而這些聲音正是留美人才的團體合唱和集體共振，中國國家貨幣政策委員會和各大金融機構的高層主管基本上全是留美人才，他們正在和將要主導中國未來更多更大的金融改革政策。
中國要想在未來幾十年中同美國打一場沒有硝煙的金融戰，人才必然是最頂層的戰略，金融人才的選擇理應當立足國內、放眼世界、重視美國。重視美國是為了更深刻地了解美國；放眼世界是為了借鑒不同金融模式中的優良成分供中國備用，甚至可以聯合“非美國模式”的國家結成同一陣營，適當的時候公開叫板美國；立足國內是重中之重，從中國進步和發展的根本來看，扎根國內的人才永遠是最愛國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心與國家貼得更緊，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會更符合國家的需要，他們能過對中國的長期了解和觀察，對中國金融的安全保障更加心中有數。
二、金融“美國模式”不可復制
中國政府重用留美人才，除開美國方面的處心積累以外，內部因素也非常關鍵，近二十多年來，中國主流階層一直都非常想再復制一個美國的“金融模式”，都渴望能象華爾街一樣賺取世界的超額利潤，在這種利益膨脹思維的指導之下，一切事情的最終目的就變得很簡單：向美國靠攏，向美國學習，直到完全拷貝成功，最終與美國平起平坐，充當世界金融市場呼風喚雨的另外一極。然而，必須毫不客氣地講：復制“美國模式”的想法非常幼稚，最終肯定失敗。華爾街的金融神話完全沒有可復制性，華爾街的人才只能在華爾街有用，走向世界任何地點都變得平庸無能，因為他們的理論沒有環境支持。中國對美國金融模式“瘋狂”地迷戀需要有人給予心靈上的打擊，否則，沒有人會主動清醒，筆者雖不是金融專家，但是，可以用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對立性眼光分析國際金融對決的現實生態，沒有超前政治頭腦的人只能跟著國際感覺走，不會看到未來幾十年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局，懂政治的人才能做好最高經濟和金融宏觀決策。
美國的金融模式是一種“帝國模式”，必須靠絕對的經濟統治力和軍事威懾力來維持其正常運轉。美國的金融模式其實非常簡單：金融無限創新——自由發展——經濟危機——再次創新——再次發展。美國的國家金融主管、華爾街、券商、股票交易機構、評級機構等都是沿著這個大模式運作的，美國的金融人才都是在這樣的思維支配下玩弄世界資本和金融市場的。為什么說美國模式是“帝國模式”呢？道理很簡單，一方面美國的所有金融創新都是通過霸權和強權向世界推銷它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被動接受它的擴張；另一方面，無限的金融創新始終伴隨著金融和經濟危機，而美國的危機必須依靠世界上其它國家來承擔代價，強大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是其轉嫁危機的必然依靠。在WTO等規則中，都滲透了美國金融產品推銷的條款，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它的金融創新，你都得向它開放你的市場，幾乎沒有對抗的能力，唯一能依靠的國內保護法又完全缺失，歸國精英并不關心中國是否能保護自己的金融安全，他們時刻不忘的是中國是否能盡快建立一套與美國相同的金融體系和模式，他們并沒有想到兩個問題：中國即使有大量的金融創新產品，也沒有強力向世界推銷的能力；中國如果產生了由自己引起危機，并沒有轉嫁危機的強大控制力，所有后果必須由自己的國民承擔。
中國能復制美國的是形式上的模式，而不是能夠獲利和推廣的模式，這樣的模式相當于給美國一個穩定的取款機環境，并不能給中國帶來真實的好處。歐洲國家為什么不會復制美國的“金融模式”？是因為他們看清了美國的本質，他們建立了一套符合歐洲發展思路的獨立模式，這是西方國家眾多共同點之外的不同之處，中國是一個完全不同經濟類型的國家，復制美國更加缺乏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
美國模式中的世界貨幣“美元”也不可復制。美元作為一種準世界貨幣的地位讓多少中國的專家們羨慕不已，他們做夢都想顛覆它的國際地位，做夢都想把“人民幣”變成另一個“美元”，這很幼稚，與其讓人民幣變成另一個“美元”，不如想辦法動搖美元的國際地位，將人民幣復制成美元是眾多選項中最差的訣擇，人民幣在邁向國際化的過程中碰到了一個大大的釘子——美國強行要求人民幣升值。中國在抵抗了一陣之后選擇了妥協，人民幣開始了新一輪上升通道，在很多經濟專家和金融專家的眼中，升值就升值，損失也沒有想象中那么巨大，說不定對中國下抑制通脹還有好處。不知道這些“專家們”的思維落角點放在哪里，如果人民幣短期升值10%-30%以上，說對中國經濟沒有影響那是自欺欺人的笑話，絕對不可能不產生影響。一旦中國經濟受此影響超過了預想中的程度，中國有可能經受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停滯期，中國人預先設計的美夢全都會泡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會隨著中國經濟的停滯而停滯，一個發展遭受嚴重障礙的國家貨幣不可能突然成為國際上炙手可熱的“硬通貨”，國際化道路將遙遙無期。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貨幣穩定都是十分關鍵的，因為今天中國可以作出重大讓步，只要沒有達到美國目標，沒有阻止中國經濟正常運轉，美國還會制造事端逼迫中國人民幣調整。前面說過美國的“金融模式”是“帝國模式”，除非你敢于向帝國挑戰，否則，你就會被帝國殖民。
中國的金融市場“美國化”危機重重。中國的證券市場、商業銀行、投資機構、主權基金和外儲管理等等方面，都是在按照美國模式改造和經營，國家所有的政策藍本也可能取自于美國，美國的利益集團在這些行業中已經涉足廣泛深入，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民間機構，它們都不是來中國做慈善事業的，他們是來掠奪的，舉個例子說：高盛公司在美國就被喻為絞殺人民的吸血鬼，它來到中國還會對中國人仁慈嗎？不可能，包括高盛在內的眾多殺手已經潛入中國很深很廣，并且被部分金融主管視為賺錢有理的利益攸關方，未來他們會做什么不是明擺的嗎？他們會真誠地幫助中國復制成功美國之路嗎？答案是否定的。他們都是美國“熱戰”大戰略中的棋子。
三、美國的金蟬脫殼與中國的遺憾
2008年初，筆者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危機狀態下中國如何在三大版塊中挑戰美國》，希望中國利用百年一遇的良機改變一下世界經濟新秩序，即使不完全成功，也要讓美國經濟復興之路漫長艱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為了完成短期的理想，為了與美國共克時艱，為了舍己救人，最后選擇了“救美國就是救中國”。但結果并未如中國所愿，美國事后一點也不買帳，不但沒有半句感謝之言，在危機緩解之后反而說中國阻礙它的經濟復蘇，連續全方位對中國實施打壓，大大出乎中國人的意料。中國沒有利用時機搞好產業調整，反而因為錯誤的刺激政策給中國經濟留下“十二兩難”（官方語言），美國危機讓中國受難。
美國也許還沒有完全擺脫危機，也許還有二次衰退，但可以肯定地說，美國挺過了最艱難的時刻，未來的復雜變化并不能阻止美國前進的步伐，因為他們從宏觀上取得了危機的勝利。判斷美國成功主要有三個重要指標：一是美國在中國和西方盟友的幫助下成功地保住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其國際貨幣無法動搖；二是美國在三大國際經濟和金融組織中繼續領導全球（世行、IMF、WTO），沒有任何國家和聯盟對他構成了實質性挑戰；三是美國實體經濟的緩慢復收，經濟數據逐步正常化。這三個重要指標能夠不受影響地度過危機就證明美國能夠暫時度過危機，其“金融模式”的“霸權屬性”仍然可以在較長時間內得以維持，至少十年內是沒有人能夠構成威脅的，美國經濟的微觀數據完全可能出現反復的情況，甚至有倒退的可能，但無礙美國的經濟主體。只要美國模式不被破壞，它就能夠一如既往掠取國際收益來填補國內的虧空，讓世界埋單仍然是美國未來的慣伎。
美國的經濟是一種舉債經濟，未來不可能改變這種方向，這就意味著美國欠世界的舊帳未還又借新債，債務總額會越滾越大，誰來買單？幾個冤大頭：中國、日本、俄羅斯、印度等。以后還有很多新興國家會加入到債主的行列，中國會穩定地充當“債老大”。盡管美國的“兩房債”處境危險，但是，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哪個當官的道歉過，大家都還憧憬著未來的美好，但到了這個時候，繼續加買企業債已經是太不可能的事情，中國不買類似“兩房債”一樣的債券并不意味著不買美國的其它債券，因為中國的外儲還在一天天膨脹，短期內到達35000億美元并非是不可能的事，美國人的眼睛一直都盯著這個數字，它的債誰來買？不逼中國買它逼誰呢？中國不買不行嗎？主權國家照道理本是可以按自己利益取向行事，然而，中美之間根本就沒有道理可言。對美國來說，它就是強權的象征，它要你買你就得買，不買就整你，并且每次打壓都能湊效。另一方面，中國也很奇怪，有一幫子顧問、高參和專家整天盤算著賺美國的錢，整天計算著能從美國債券中盈利多少。可以肯定地講，中國持有美國的各類債券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直到無錢可買。然而，所有的決策參與者都沒有想到最終的結局：債務膨脹至爆炸的那一天怎么辦？那個時候債券還是債券嗎？美國有沒有可能欠錢不還？
如果用善意的眼光看美國的話，大家可能認為美國肯定不會因欠中國的債跟中國打上一仗，因為那會有損美國的面子，也會失去國際公理，不過，歷史告訴我們：危機深入到一定程度，一定事情皆有可能，沒有絕對不可能的事情。當然，在沒有到達最壞的時刻，也可以選擇相對較好的預測——用和平解決雙方的債務債權問題。
美國不選擇戰爭，用和平方式解決欠中國錢的問題并非就是令人鼓舞的方式，大家設想一下：如果美國情況很好，有錢還錢，中國大可不必找美國的麻煩，只有當中國看到美國即將陷入深淵的時候才會匆忙找美國要錢，然而，美國馬上要陷入深淵了，你能要得到錢嗎？所以，把錢借給一個靠舉債生存的“掠奪性強國”注定就是一個無底洞，因為它的貪婪性會越來越大，欲望會越來越強，目標會越來越多，當美國最后把終極目標鎖定中國的時候，中國用多大的努力去填洞都是徒勞無益的，無異于抱薪救火。美國對于欠中國債務最仁慈的解決方式可能是“金蟬脫殼”術，這是最給中國政府面子的一種還債方式，完全賴帳既損失美國的國際形象，也不利政府間的良好默契，更不利于美國處理好與西方盟友的債務關系，為了贏得各方滿意，美國只能選擇這個“中式戰術”。美國手中會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賴帳脫殼法，一種是抵帳脫殼法。所謂賴帳脫殼法是指美國將現有的債務企業破產重組，例如“兩房”，舊的“兩房”破產交給新組建的私人公司進行重組，承接“兩房”的債權債務，政府影子在新公司中徹底消失，新公司的所有債務沒有任何政府擔保的痕跡，即使中國最后血本無歸，也無關美國政府的信譽問題。而作為西方盟友，美國該賴的也會賴，但是，他會透過同盟內部機制平衡一部分債務，比如北約中的軍火管理等途徑解決一部分，實際上，真正的債務冤大頭是中國和日本，而不是歐洲。第二種“抵帳法”，美國對中國有太多的壓榨空間，可以從兩個方面敲詐中國，分別是農業和高科技產品，十年內，中國農業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發生，中國的種子和糧食供應越來越依賴美國，制造糧食危機是美國布局中國農業的一個長久之計，它會在適當的時候加劇這種危機，用中國人的生存問題抵消大量中國的債權；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多年來一直對中國保持禁售狀態，有朝一日，美國借此問題倒逼中國接受所謂的高科技產品并非沒有可能，1億美元的產品向中國索要50億美元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你說中國愿不愿意抵債？也完全是有可能，繩子在美國手上，你不服就會被勒死。
筆者從來不否認中國金融部門有關人員的努力工作，但是，中國的“金融模式”選擇錯了，無論如何努力，無論如何算計，最終都不可能有好的結果，因為“復制美國”是一個死胡同，美國不會讓另一個“美國”來打倒美國，就這么簡單。
第五章 軍事包圍圈(部分)
——這里提到的是軍事包圍，而不是軍事戰爭，世界歷史上的任何一場戰爭都是有預謀的，尤其是近現代戰爭，沒有哪一個國家愿意打一場沒有準備的戰爭，美國曾經跟中國多次交手，在毛澤東手上沒有取得過勝仗，美國人希望改變這種歷史，中美之間遲早都會有一次大規模戰爭，并且美國早已經為這場戰爭進行準備，只有中國還沉浸于“中美友好符合兩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設想之中。
一、間諜布局與圍剿
在一般人看來，“間諜戰”在冷戰時期是最火熱的，美蘇諜戰曾經演繹了無數的離奇故事，賦予了更多吸引人的神話色彩，然而，“冷戰”的結束并不意味著“諜戰”的結束，隨著世界進入“熱戰”時代，“諜戰”已經提前進入了白熱化，二十一世紀的“諜戰”不是簡單的軍情諜戰，而是全方位、廣覆蓋諜戰。
1、世界七大間諜大國現實分析(略)
2、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中國任務（略）
3、俄日印歐對中國的諜報戰
“諜報”圍剿決不只是美國單方面的事情，作為軍事戰略的一部分，俄、日、印、歐等實體從來都沒有放松對中國的“諜戰”，為了配合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包圍，日本、印度、歐洲對中國的情報收集工作必定漸漸加強。
日本諜戰最為深不可測，一本名為《自衛隊秘密諜報機關——被稱為青桐戰士》的書，披露了日本自衛隊向中國派出間諜，刺探軍情的重大內幕。書中描述的那個不為人知的黑暗世界，以及日本陸上自衛隊情報機構與臺灣情報部門暗中勾結的內容，讓眾多日本讀者大開眼界，同時讓讀過此書的中國讀者不禁驚嘆：絕不能輕視日本間諜！通過這本書揭開日本對華諜報戰秘密的，正是該書的作者——滲透中國37年之久的日本間諜、日臺經濟人協會理事長阿尾博政。
阿尾博政為何不惜暴露日本的國家機密，將自己的對華間諜行動寫成書，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銷書，而是在敦促日本政府更全面地關注、監測中國經濟、軍事、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阿尾博政在書中披露的情況，實際上只是日本對華間諜活動的冰山一角。
日本針對中國的間諜活動歷史非常久遠，從18世紀就已開始。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對中國情報刺探活動達到高潮。1886年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潛入中國刺探情報。到中國后不久，他便將大量在中國活動的日本浪人糾集起來，組織了龐大的間諜網，開始以各種形式刺探中國的情報。后來，他組建的間諜網，根據成員在中國各地搜集到的情報，編纂成厚厚的一本《清國通商綜覽》，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交通等諸多方面，為日本軍政當局侵華提供了大量一手資料。進入20世紀，日本對華情報戰更加猖獗。特別是侵華戰爭前夕，日本為了實現吞并中國的野心，向中國派出了難以計數的諜報人員。比如，日本政府曾派出千余人潛入中國，進行非法測繪。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方面發現，侵華日軍使用的軍用地圖，竟然比中方的軍用地圖還要精確，重要地段的一棵樹、一間房，都被記錄得一清二楚！
“二戰”之后，日本派間諜大規模潛入中國，是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以后，他們派出一批精通漢語的諜報專家，以使領館為主要陣地，通過不斷發展與留學生、工程技術人員、專家以及華僑的私人關系，刺探中國情報。同時，他們向名目繁多的民間代表團、民間機構，安插大量的諜報人員，打著“交流、參觀”的旗號，大肆竊取中國的經濟、技術情報。幾年前，兩名日本國公民以考古為名，在中國的一些地區擅自測繪，最終在江西境內被抓獲。在中國警方從他們那里繳獲的資料中，就有被他們特別標注的部分軍事設施的詳細位置。留中日本學生和留日中國學生都是日本諜報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特殊專業的人才要引起特別注意。
2006年9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就曾裁定，兩名日本外交官是日本外務省派出的間諜，他們為“國際情報統括官”組織工作，北京高院認定該組織是間諜機構。同年，國家安全局逮捕了《中日經濟新聞》雜志的創辦人、日本籍男子原博文。另據報道，在日本本土，有一幢大樓專門為廣播監聽而建，內有8名監聽人員全天24小時監聽和收錄中國中央及地方電臺廣播節目，并立即整理，制成卡片、分類存檔。日本“亞細亞綜合開發研究所”近來開設了一種新的服務項目，即向日本商社、金融機關輸送各國經濟情報信息。在中國境內，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機構已發展到近千家，遍布中國大中城市，他們或親自下手，或利用中國雇員，從事經濟間諜活動，日本不遺余力地搜集中國的各種情報，特別是軍事情報，目的很明確：在全面、準確掌握中國軍事力量部署的基礎上，提高日本自衛隊干預地區局勢的能力，進而使日本加速轉變為可以與中國相抗衡的軍事大國。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非常嚴密，功能強大，人員眾多，是日本對外諜戰的最重要機構，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對手。
英國軍情六處雖然赫赫有名，但是，鑒于中英兩國目前的關系現狀，軍情六處未必把情報重點置于中國，沖突的可能性大小決定諜報的重視程度，從經濟上講，中英和中歐的聯系性越來越緊密，是最不容易發生貿易戰的雙邊關系之一，從政治上講，中歐雙方都主張不把自己的政治主張強加于對方，務實性逐步增強，國際事務中的劇烈沖突暫時可以避免，從軍事上講，中英、中葡在主權移交過程中都沒有軍事上的對立，短期內，中歐雙方更不會爆發軍事沖突，在經濟完全處于較高熱度的情況下，中英、中歐之間沒有高強度諜戰的必要，零星的諜戰不足為怪，彼此熟悉一下對方而已。
印度的諜報工作雖然被評為世界六強，但筆者不認為完全是靠自身的能力，英國軍情六處可能是其諜戰中的有效支撐之一，軍情六處雖然沒必要直接同中國展開高強度諜戰，但并不意味著軍情六處的情報人員不關心中國情報，印度的諜報能力相對較弱，向印度出賣中國情報并非不可能，印度的情報隊伍規模不小，但能力有限，未必能取得更多的中國情報，印度在利用軍情六處的同時，有可能與俄羅斯在交換情報方面做得較為密切，中國的軍事能力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裸體的，俄國人對于中國軍事情報的了解有可能比中國軍方很多人員都要精通，幾十年來的單向軍事依賴造成了中國軍事幾無秘密可言，在俄羅斯看來，中國只有核武裝力量和戰略導彈部隊不完全了解，其它方面估計爛熟于胸，這對印度方面來講是一個巨大的情報來源地。從綜合實力上看，印度短期內不能對中國構成實質性威脅，但是，隨著印度核力量和常規力量的不斷強大，任何輕視它的國家都有可能遭受打擊，印度對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情報收集是系統化的，是可以相互利用的，南亞地區的情報戰決定了其穩定性，任何誤判都有可能導致戰略上的損失。
3、中國諜報工作的危機意識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理念，中國的世界理念是“和諧”，所以不會做不利于“和諧”的事情，但是，為了保證國家的和平安寧和人民和諧，中國又必須反間諜，如果對于美國的間諜行為稍顯懈怠，那么中國的國家利益必然喪失殆盡，及時地了解敵方的竊密行動非常重要。
中國重視諜戰并不在于擴充多少間諜人員，也不在于到美國設立幾個專門機關，中國作為自衛為主的國家，諜報意識至關重要，危機意識至關重要，過去，中國有一個口號叫“全民皆兵”，實際上是號召大家“戰時人人能打仗，平時個個能保密”。今天，不再提倡全民皆兵，但也不能全民麻木，在新形勢下，中國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引起重視：
第一個方面：必須灌輸全民族保守秘密的思維理念。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后，人民的思想突然變得不設防護，設防的思想往往被視為對抗開放的叛逆者，有設防思想的人被視為保守派，防備意識一時間成了“落后”的代名詞，這種全民不設防的主導思想讓中國各領域的保密工作陷入困境，本該保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信息被某些部門和人民以“自主權”為名公開化，小到技術革新和專利權，大到國家最高政治機密都時有泄漏。反觀美日等國家，不要說政治和軍事機密，就連日常經濟活動都是重重設妨，日本在華投資的項目，中國人甚至不能現場觀看，中國人到美國人的先進企業參觀，最先進的工藝技術不會有人向你講解，甚至連生產線都進不去，中國的企業，只對國內同行設防，碰到國外人員來參觀，唯恐對方不看，恨不得把最最先進的部分都向對方講清楚，有炫耀的機會一刻也不會放過。日本人為什么能夠輕松地到新疆等地去搞測繪，首先是有中國人的配合，甚至是某些人的無知促成了對方的行為，美日等國的“項目”可以變相為他們提供很多獲取情報的機會，就連中國發生汶川大地震的機會都不會放過。諜戰無處不在，人人必須小心！
第二個方面：網絡諜戰隊伍的組建迫在眉睫。
人類對間諜并不陌生，一個個行蹤詭秘、神秘莫測的間諜活躍于各個角落，竊取大量重要的情報，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各個領域發生了無數撲朔迷離、驚心動魄的間諜戰。間諜活動意義重大，其重要作用歷來受到各國重視，有時間諜甚至成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隨著計算機網絡的廣泛使用，在計算機網絡中存儲、傳輸著大量機密信息，許多間諜也紛紛將眼光瞄準了計算機網絡這一新領域，計算機網絡間諜應運而生。
中國目前到底有沒有網絡部隊暫時還沒有定論，從傳媒上了解到的信息是中國有組建網絡司令部的打算，至少目前還沒有成形，如果中國能組建網絡司令部，那么反網絡間諜的能力將大大提高，網絡司令部的操控范疇很廣，當然不僅僅限于網絡間諜，反之，網絡諜戰隊伍也不應只限于網絡司令部的管理范圍內，從國家需要的角度看，所有有知識的網民都應當是網絡情報人員之一，有軍事背景的網民看起來更具間諜價值，其實從現代國際“熱戰”的復雜性來看，軍事間諜只是眾多間諜當中的一部分而已，經濟及商業間諜絲毫也不亞于軍事間諜，所以，中國在組建網絡情報隊伍的時候必須著眼于“人民戰爭”的理念，只有把眼睛盯到所有視域，才能真做到有備無患，信息時代是一個無死角的時代，忽視任何一個角落都有可能處于被挨打的局面。
中國組建網絡情報隊伍不用遮遮掩掩，世界上所有大國其實都已經公開自己的網絡諜戰規劃，中國如果只限于反間諜工作肯定不利于國家安全，最好的防守是進攻，中國的網絡諜報人員必須在任何時刻都具備進攻能力，諜報隊伍要想形成戰斗力、形成規模需要很長時間的過程，而世界的“熱戰”白熱化程度已經是時不我待，中國務必抓緊時間籌劃網絡諜報隊伍，中國的網絡諜報隊伍需按三個層次組建：第一個層次是職業型隊伍，目標是絕密情報和網絡進攻；第二個層次是半專業隊伍，目標是經濟和商業利益情報；第三個層次是有一定戰略意識的普通網民隊伍，目標不設限，主要是掩蔽真實目標，模糊信息內容，混淆信息真實性。
二、太空圍剿
人類的太空戰是大國之間的較量，是最單純的較量，是強者的較量，是最慘烈的較量，是決定后幾百年大國命運的較量。
本書首次將“熱戰”時代中國面臨的太空圍剿分為三個層面：一是定位系統權力之爭；二是地面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戰；三是太空人控制的太空攻防戰。
“太空戰”曾經只是美國的一個概念而已，但是，現實已經告訴我們，人類已經把太空戰從概念階段轉化為實踐階段，而執行這一特殊任務的領導者就是美國，由美國挑起的人類新戰爭形式在大國之間迅速漫延開來，俄羅斯毫不遲疑地跟隨美國的步伐奮起直追，歐洲、印度、日本亦緊隨其后，中國雖然算不上太空強國，但至少在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堅持和努力下已經取得了太空大國的地位，在某些方面還超過了部分歐洲發達國家，中國的國防力量組成當中，航空航天的實力無疑是不容小視的。
美國之所以能打贏現代化信息戰爭，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圍內擁有精確打擊能力，與其全球定位系統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GPS的全球壟斷權讓很多大國都心存不爽，包括美國盟友歐洲在內的眾多國家都紛紛研發全球定位系統，目前有定位能力的四大系統分別是：GPS定位系統，歐洲“伽利略”系統 ，俄羅斯“格洛納斯”系統，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
美國全球定位系統（GPS）。包括繞地球運行的24顆衛星，它們均勻地分布在6個軌道上。每顆衛星距離地面約1.7萬公里，能連續發射一定頻率的無線電信號。只要持有便攜式信號接收儀，無論身處陸地、海上還是空中，都能收到衛星發出的特定信號。
歐洲“伽利略”系統。與美國的GPS相比，伽利略系統的衛星數量多達30顆，美國目前還只有24顆；“伽利略”更多用于民用，如果歐洲能如期完成部署，最高精度比美國GPS高10倍。
俄羅斯“格洛納斯”系統。俄羅斯目前在軌正常工作衛星21顆。該系統已于1993年開始服役，2009年開始俄羅斯境內衛星定位及導航服務。到2010年年底前，其服務范圍將拓展到全球。
中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其空間段將由5顆靜止軌道衛星和30顆非靜止軌道衛星組成，提供開放服務和授時服務。到2012年滿足中國及周邊地區用戶對衛星導航系統需求，逐步擴展為全球衛星導航系統。
從起步來看，中國是晚了點，但從規劃和進展來看，中國已經是相當了不起，從技術層次來講，中國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與其他三種定位系統相較，中國的北斗系統無論從定位精度還是授時精度都相差很遠，當然，隨著北斗系列衛星的升空組網，各方面數據會逐步提高，美國已經看到了中國的潛在競爭力，過去的美國，為了顯示其巨大的太空優勢，GPS民用部分幾乎都采取免費制，對于國外用戶也收費較低，用于軍事目的的高精度部分當然是不會開放的，即使開放也不會適用于戰爭狀態，任何國家的軍事指揮能力決不能寄希望于美國的GPS定位系統，尤其是中國，絕不可能得到美國的幫助，所以，中國發展自己獨立自主的定位系統勢力在必行，也是唯一選擇。隨著近年來中國北斗系列衛星的不斷發射組網，美國開始向中國發難，一方面在歐洲內部挖墻腳，把中國從伽俐略系統中清除出去，另一方面開始叫囂摧毀中國的北斗系列衛星，這些動作只能說明一點：美國希望永久保持太空的控制優勢。美國的說法雖然未必馬上兌現，但中國不可不防，從技術環節來看，美國并非辦不到，中國唯一能做的事情不是確保自己不被攻擊，而是要確保能夠在受到攻擊后第一時間反擊美國的GPS定位系統，如果現在辦不到，也必須將其納入最優先發展計劃，中國只有具備攻擊美國的能力，才能避免被攻擊。面對美國的叫囂，中國最好的應對策略就是加快發射進度，早日完成組網，實現全球全位。
太空權力之爭是未來新興大國的復興之爭，這項權力不僅僅屬于美國，正如16世紀的海上航線權之爭不屬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樣，誰能在這個新型戰爭面前跑得最快，誰就是未來的主導者之一，如果都放任美國的行為，那么美國統一世界的愿望必將成為現實。
太空圍剿的第一種模式為地面人控制的太空戰。戰爭指揮權在地球上，所有的太空武器及衛星都可以由地面控制中心指揮，既利用太空中的衛星能力，又操控太空中的衛星狀態，作戰的目標既可以是地面目標，也可以是敵人的太空目標，如果美歐能夠把衛星資源組合在一起，那么，中國的所有太空衛星都有可能成為廢物，假如俄羅斯趁火打劫的話，情況就更遭了，為了應對殘酷的太空圍剿，中國一是要加快太空聯盟，與俄羅斯甚至是歐洲某些國家盡快組建衛星聯盟，對于軍事衛星，要與俄羅斯盡快建立軍事協同作戰能力，這種聯盟的建立不是一時權宜之計，而是未來數十年或者說數百年的長久大計。
美國對中國太空圍剿的第三種方式為太空人指揮模式。美國將在未來二十年建立眾多的小型空間站，這些空間都可以供人居住，并布有可以脫離地面的指揮系統，也就是說，在地面指揮失效的情況下，太空指揮權發生作用，這種作戰方式相于正常人打盲人，為了應對獨立的太空新戰法，中國必須盡快部署自己的空間指揮站，這種指揮站應當能夠做到不接受任何指揮的情況下也能獨立運作指揮中國的太空力量，要能夠擺脫任何地面目標的偵探能力，要有主動切斷與地面聯系和恢復與地面聯系的能力，要有能力把地面戰完全獨立的復制到太空領域，從目前條件來講，中國在太空站建設方面還遠遠落后于美國，必須奮起直追，當年在那么困難的情況下，中國都能讓衛星上天，只要努力，我相信中國會在空間站建設方面取得突破，中國空間站的建設一定要做到：廣布局，小而靈。
上面所講的兩種太空戰新模式決不是科幻小說，必將成為未來人類戰爭的重要形式，美國肯定是這種新模式的最先嘗試者和得利方，中國要想盡快適應新戰爭模式，就必須早動手早準備，海灣戰爭曾經給全世界上了一堂生動的信息戰爭課程，未來美國同樣會給世界上更多的戰爭課，希望這樣的課程不要先拿中國作為范例，如果中國有所準備，即使美國拿中國做實驗，中國也決不會束手待斃，我們不能老沉浸于過去傳統戰爭對于美國的勝利案例，未來的戰爭可能是任何傳統思維都無法應對的，太空戰就是不可回避的戰爭之一。
三、協同圍剿
談到西方國家的圍剿，應當主要是針對中國本土而言的，從軍事角度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圍剿重點還是放在周邊環境上，與“C形包圍圈”不同的是，筆得更傾向于“四面包圍論”，東面和南面更多的是海上包圍，西面和北面更多的陸路包圍，海上包圍的主要依靠力量是日本、韓國、澳洲和東盟部分國家，陸路包圍力量主要是印度、中亞部分國家、東盟部分國家，后面的相關內容將就這些刺手的問題分別進行論述。
單純地談美國對中國的圍剿意義并不大，因為單憑美國的能力，即使它將所有兵力都部署在中國的周邊也對中國無法構成實質性威脅，最可怕的是協同圍剿，“八國聯軍”之所以能輕易打敗中國，靠的不是某一個力量，而是整體力量，在清朝那樣的歷史背景下，如果中國單同某個國家對決，未必會全面潰敗，但當中國四面受敵的時候，結局就不是由中國能夠選擇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中國會不會再度面對四面圍剿的局面呢？很難下結論，頂多只能給出一個大致的結論：如果真被合圍，中國難以取勝。
協同圍剿除了軍事包圍以外，其實也包括其它方面，重點在軍事領域，在美國對中國實施軍事圍剿的協同伙伴中，有幾個主要的對象尤其值得注意：日本、印度、東盟部分國家、蒙古國和韓國。在美國目前展開的所有軍事部署中，這些國家都是美國推進的排頭兵，蒙古是一個表面上中立的國家，實質上則是一個潛在的美國幫手，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澳大利亞也許是眾多協同伙伴中最為現實的國家，一旦中美沖突，它必然成為美國的盟友，這不是由其經濟利益決定的，而是西方戰略共生性決定的，也是基督徒的好戰性決定的，任何政治人物都無法阻擋基督教的侵略性擴張和對東方中國的敵視性。
美國有“協同圍剿”的國際戰略，并不意味著美國的戰略就一定能夠成功，“熱戰”是一個漫長的階段，這個階段的戰略力量對比也會出現根本性變化，美國的協同伙伴也會出現分化和轉換，所以，中國未來的考慮重點不是如何回避美國，而是要考慮如何刺破協同網，破解美國伙伴的兩個鐵律是必須要遵守的：一是經濟上要加快共生的步伐；二是軍事上要有打有拉。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共生性要把重點放在澳洲及東盟國家身上，而不是放在韓國和日本身上，尤其要縮小中韓經濟的互動性，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共生性必須要加快步伐，自貿區建設只能算是一個重要步驟，而不是全部，中國與東盟共生的關鍵點在于金融溶合、交通一體化、信息網絡一體化和勞動力市場的相互開放。軍事有拉有打的根本目的是切斷協同作戰鏈條，對于那些急于充當美國打手角色的少部分國家，如果它們膽敢侵犯中國主權和領海完整，必須在第一時間給予痛打，在這個方面來不得半點猶豫，而對于那些保持堅定中立的國家，中國必須大度地給予政治和經濟回報，即使作出重大犧牲都要在所不惜，在這場人類歷史的決定性較量中，中國如果沒有舍的勇氣，就不會有贏的機會。
為什么本節中要重點提到蒙古國呢？并非其它協同者不重要，其它國家另有章節介紹，蒙古國作為上世紀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到了二十一世紀漸漸被邊緣化，日本有借機滲透的跡象，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果，自從外蒙獨立、淪為蘇聯附庸后，部分蒙古民族主義者曾改變理念，期望內蒙脫離中國獨立，希望依靠日本復國，代表人物是內蒙王公德王。回看當年日本的手腕，可謂創意百出，像提出迎接班禪喇嘛領導“新蒙古國”，希望將日、朝、滿、蒙四族逐步融合，實現日本的“大東亞共榮”概念。時至今日，在全球化氣氛下，日本再提出日滿蒙經濟整合，依然對滿蒙地區有一定吸引力，蒙古國政府除了依舊大量接受日本經濟援助，主動派蒙古學生到日本留學，又希望日本商人打破華商對境內資源的壟斷，蒙古國有意和西化的日本建立特殊關系，也反映出日本懂得運用軟權力。日本是冷戰后積極拉攏蒙古的大國，日本已成為蒙古國人精神最向往的國家。2006年，蒙古慶祝成吉思汗立國800周年，官方和日本合作拍攝講述成吉思汗一生的電影《蒼狼》，內容就有諸般“日蒙合體”觀念。為什么蒙古政府選擇日本、而不是中國或俄國來拍民族電影？原因之一恐怕是蒙古國感受不到中國對其實力的尊重。日本對蒙古的軟征服決非只有簡單的政治盟友關系，也不只有經濟往來關系，蒙古國對于日本經濟而言是可有可無的，蒙古國對于日本的最大用途在于軍事上的作用，美日兩國有軍事同盟關系，日本的每一個進步也都關乎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影響力，一旦蒙古國成為美日的準軍事同盟，那么中國將很有可能在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面臨嚴重的軍事威脅，俄羅斯在任何方向都幫不了中國，況且現在的蒙古國已經不是俄羅斯的附庸國了。
中國要想切斷蒙古這個國家成為美國協同國之一，至少要做兩件事：幾十年以內，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都不要提及收回外蒙古的想法，除非蒙古主動靠攏，即使是民間說法都會遭致蒙古國人民的反感，建議臺灣方面不要再設立“外蒙委員會”；另一方面，中國要排除部分蒙古國人民的極端情緒，果斷堅決地給予蒙古援助，在中蒙之間設立經濟特區或者說經濟互惠區，逐步將蒙古經濟的發展模式納入到中國經濟發展軌道之中，交通要實現完全一體化管理。在歷史認知上要做到求同存異，盡量挖掘歷史的共同語言，減少爭論點。在防止沙漠化的進程上，中蒙兩國要做到統一規劃和統一實施，在兩國之間構筑一道綠色和平屏障。從地緣政治的有利條件來講，日本無論如何都不及中國有優勢，如果中國也有一個對待蒙古的百年規劃堅持下去，我相信，在任何時候，蒙古都不可能成為美國的一個環節，因為，它沒有必要在取得既得利益的情況去充當美國的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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