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進國家語言戰略中

塑造戰略語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本文主要內容刊發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3期）

目錄

一、語言學進入中國國家戰略視野

二、語言是大國博弈的戰略工具

三、語言張力與民族命運息息相關

四、語言進化規律及其在中國的運用

五、塑造中國國家戰略語言

附錄：如何塑造“國家戰略語言”——與《塑造中國的國家戰略語言》一文商榷 

【內容提要】語言研究是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重要內容，更是大國博弈的重要武器。文章談了五個問題：一、語言學進入中國國家戰略視野；二、語言是大國博弈的戰略工具；三、語言張力與民族命運息息相關；四、語言進化規律及其在中國的運用；五、塑造中國國家戰略語言及其建議。筆者認為，語言從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進化為公民通用的國家語言，是語言從自在階段進入自為階段的重要標志，也是民族語言進化的一般規律。筆者建議，在國家語言層面，將“國家通用語言”即“國語”語境中的“漢語”與族群語境中的“漢語”分離開來，在保留族群語境中的“漢語”概念前提下，將目前事實上起著國語作用的“漢語”的概念，進一步推進并提升為“中國語”的概念，以此為起點塑造其國家地位高于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的國家戰略語言。大力推進國家語言戰略，塑造具有主體地位的國家戰略語言，這對進入新時期、新階段并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的中國無疑具有重要而緊迫的意義。

Abstract: Language stud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studies, but also the important weapon of game used by great powers. The thesis mainly deals with the five issues: first, the entry of linguistics into the horizon of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second, language as the strategic instrument of game used by great powers; third, the close connection of the resilience of language with nation’s fate; fourth, the law governing language evolution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 fifth, suggestions for shaping China’s national strategic languag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 from dialect to national language is both the important sign of transition from self-being stage to self-making stage and a general law governing the national language evolution. He propose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 Chine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ethnic dialect. On the basis of preserving the “Han dialect”or mandarin, we should push forward and lift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laying the role of national language, and thereby shap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anguage which exceeds all the dialects. To shape the national strategic language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urgency for China which confronts new challenges and chances in the new period of the new century.

【關鍵詞】語言、國家通用語言、中國語、戰略語言、大國博弈

作者張文木（1957-）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 100191）

參考文獻

[英]尼古拉斯•奧斯特勒（Nicholas Ostler）著，章璐、梵非、蔣哲杰、王草倩譯：《語言帝國：世界語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版。

[英]喬治‧奧威爾著，郭研究娜譯：《政治與英語》,鳳凰傳媒集團、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英]阿諾德•湯因比著，[英]D．C．薩默維爾編，郭小凌等譯：《歷史研究》，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斯大林選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趙蓉暉編：《社會語言學》，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一、語言學進入中國國家戰略視野

近些年中國語言學界一改往日“躲進小樓成一統”[1]的形象，開始從國家戰略的視角研究語言問題，[2]它標志著中國的戰略文化[3]成長有了質的飛躍。語言一旦被納入戰略層面，就有了嶄新的政治特質。近代以來的西方國家社會科學始終貫穿著政治，他們的地理學被改造為地緣政治學，[4]經濟學被改造為政治經濟學，中國的語言學研究自然也要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

語言的學習過程同時也是民族對內塑造民族個性，對外塑造民族形象的過程。隨著中國政治、經濟全面參與世界，我們的意識形態自然同時也要參與世界，這是不可避免。世界接納中國的前提是接納中國的價值觀。而要做到這一點，除了正面宣傳外，還要更多地采用比較符合人類認識發生規律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5]式的溫和方法。語言教學是民族文明傳播中比較中性、溫和，因而也是有效影響人類心理定勢的方式，對國家競爭力的提升具有較大的戰略價值。法國學者路易•多洛在《國際文化關系》一書認為：“只有了解語言才能使文化影響卓有成效，才能進入外國的靈魂，進入其文學、智力和精神遺產。”[6]

中國語言學在今天已超越學科范圍，外溢到戰略學領域。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提出的“國家通用語言”的概念，2007年，國家語委提出“語言戰略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7]的命題，這些不僅是語言學界，更是中國學術界的大事。

二、語言是大國博弈的戰略工具

將語言學研究納入戰略視野，而不僅僅是局限于“語音、語素、語義、音節”等技術層面，從政治和國家博弈的視角看待語言問題是世界強國在崛起過程中形成的重要經驗。

“懲”，征心是也。歷史上看，語言工程往往就是人心改造工程。西方人的民族征服往往從對被征服者的語言改造開始：英國人如此，美國人也是如此。歐洲人帶著槍炮走向世界的同時，也把他們的語言強行推向他們的殖民地。這樣，原來由阿拉伯語、漢語、梵語等語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為英語、法語和拉丁語等所取代。這些語言在向世界傳播的過程中，也將歐洲人的價值觀帶到其支配的地區。他們在強化宗主國價值觀的同時，削弱或消滅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識，強化依附意識。《第三世界：苦難、曲折、希望》一書的作者，保羅•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概念，他說：“伴隨著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帝國主義，又產生出一種更為陰險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國主義。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不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體，還征服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淪為惟命是從的幫兇。”[8]曾在好望角任職的英國官員約翰•巴羅說：“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語書寫，那么這里的下一代就會變成英國人。”[9]目前凡是英語說得好的國家，除母語國家外，都是被英國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較高的國家。

國家安全是民族生存和發展安全的依托。歷史上已有很多語言都被埋在地下，成了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如果我們語言研究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它的音素、音節等“純學術”的細節上而不關心這種語言的命運及其相關政治因素，那我們的研究就失去了真義。據信原本是中華先民的北美印第安人[10]的語言今天已近成考古學研究的對象，如果我們今天的語言學研究的結果在未來也使中國語言成了一種“古老的傳說”，那至少對我們中華民族來說，就是失敗無比的研究。孟夫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11]，世界上沒有人研究學問的目的是為了消滅自己。中國語言學研究要與國家同命運共患難，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目標相結合。這大概就是國家語委提出“語言戰略”命題的本意。

推進國家語言戰略的關鍵是塑造國家戰略語言。這方面的工作，西方國家是有組織、有計劃和持之以恒地向前推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后，歐洲國家將文化建設納入外交戰略的總體規劃。1913年德國外交部用于支持海外學校的預算撥款達150萬馬克。[12]1920年，法國外交部將國外法語學校與著作辦公室升格為法語著作司，明確其使命為“法國的對外知識擴張”[13]。美國學者魯塞爾•加爾特（Russell Galt）注意到法國在埃及與英國進行著的有組織的文化爭奪，他寫道：“在埃及英國擁有教育上的控制權，但法國卻主導了埃及學校的教育觀念。因為法國有一個有組織的文化宣傳機構，而英國卻沒有。法國的‘筆’比英國的‘箭’更有效果。”[14]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英國政府意識到“它在創建一個帝國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文明”，同時也認識到英國在殖民地文化爭奪中還處于劣勢地位，決定對這種“創建文明”的活動加以支持。[15]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系委員會”成立，負責推進英國的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16]。1943年底，英國外交部內設“英國文化委員會事務科”，1945年，第二次大戰即將結束前夕，為了加強服務于戰后殖民地爭奪的輿論影響力，英國外交部將該科升格為“對外文化關系司”。英國文化委員會將英語傳播“置于文化外交的優先地位”[17]。

語言學研究的新成果一般而言，必然會轉為民族學研究的新課題。西方國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制造他們的國家分裂；分裂這些國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們的語言。比如他們會鼓勵和資助一些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有目的地去一些國家就民族問題進行“學術考察”，從其生活習俗和語言結構最終“研究”出許多與其現存國家共同體相排異的民族元素，并由此推論這些民族與目前的國家本“不兼容”。接著就是西方政客們對這些越研究越多的“民族”進行炒作性宣傳，鼓噪，在必要時不惜鼓動國家出兵推動其獨立傾向，結果許多好生生的國家就這樣被肢解了。我們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國從民族問題入手碎化近東巴爾干國家、中東海灣國家及非洲國家的過程，再看看當代西方渲染的民族問題導致蘇聯解體及其后的巴爾干國家再次碎化（Balkanized [18]）的現實，我們就不難看出西方語言學研究具有的戰略功能。由西方導演的蘇聯解體為俄羅斯學者對這此有深刻的體驗。B．A．利西奇金和JI．A．謝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信息心理戰》一書中說西方人：

從今天的利益出發，挖掘歷史論據來證明今天的觀點是正確的。民族間的沖突往往以此為據。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的沖突正是這種心理戰手法釀出的惡果。歷史上雙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資料證明，卡拉巴赫屬于此方或彼方。當受到西方第五縱隊操縱的新聞界，公然煽動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實質而言是組織了奧塞梯-印古什沖突以及其他一些沖突，釀成了大量傷亡。[19]

斯大林同志注意到國家分裂導致語言分裂的現象，他在其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中寫道：

一個民族由于缺乏必要的經濟發展條件而還未成為民族，它的統一語言由于該民族國家的崩潰而瓦解；在統一語言中還沒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卻活躍起來并成為形成單獨獨立語言的基礎。例如統一的蒙古語可能就是這樣。[20]

從斯大林指出的這種現象中也可反推出語言分裂導致民族問題擴大和由此導致國家分裂的可能。蘇聯解體后，西方將弱化或分化的目標轉向中國，據說也有一些西方學者跑到我們的新疆西藏等地區進行“學術考察”，出錢“資助”中國的一些學者為其做“語言學”或“民族學”研究，讓我們自己的學者說那里原來有多少處于不同語系中的“民族”，并由此得出西方人想要的并符合他們戰略目標的結論。這種“隨風潛入夜”式的“學術研究”的后果不利于中國人民的團結和中國的政治統一，需要我們高度警惕。

與此相反，西方人并不在本國開展同種目的的同類研究。美國民族成份復雜程度不亞于印度，他們贊美印度是“語言博物館”，可對本國同類現象卻從不加以渲染。他們不僅不鼓勵而且是盡量減少和弱化本國民族的多樣性發展。“美國的語言教育,尤其是針對移民的語言教育發展所詮釋的是‘同一面旗幟,同一種語言,同一個國家’的理念”[21]。“美國現行語言文化政策的理論根據是源于歐洲文化中的‘單語至上論’和‘語言尊卑論’。追求“語言一致”和“文化同質”是美國開國元勛們一貫的理想和信條。”“進入20世紀以來，‘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已牢固地占據了主流文化的地位，雖然英語從未在法律上被確立為官方語言，但已形成了一個威力無比的、能熔化所有‘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和語言的熔爐。始于1981年的“英語官方化運動”（也被稱為“唯英語運動”）就是一個明證。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土著語言法案》只是“亡羊補牢”的安撫政策。貫穿整個20世紀的“雙語教育”也具有濃厚的“過渡性”色彩，其最終意圖依然是使受教育者逐步過渡到主流語言，盡快地融入到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其實質依然是‘單語主義’和‘單元文化’，鞏固和維護‘一致性’的民族認同。”[22]

在民族問題上，英國人和美國人是“外松內緊”：在國內講統一性，在國際上則要求多樣性，用各種方式弱化他們的對手國家和種族，鞏固其國內統治和世界霸權。美國歌手邁克爾•約瑟夫•杰克遜厭惡自己的黑人人種，想從膚色上與白人人種“保持一致”。在美國居統治地位的白人們看中了這一點，便把他捧了起來，并使其在多民族聚集的美國大紅大紫，讓在美國人口中占相當比例的黑人們[23]在杰克遜的搖滾樂中忘記其種族的歷史和個性，并由此產生對白人統治國家的認同和依賴。英國人在印度將甘地捧為“圣雄”，在南非將曼德拉從捧為“和平斗士”。兩人思想中有許多有價值的內容，可英國人卻偏宣傳、鼓勵和強化他們思想中的“非暴力”部分，將其改造并美化為對英殖民者無大害的“普世主義”價值觀，將其灌輸給英國殖民地人民并以此強化那里的人民對英國殖民統治的依附意識。

西方的對外文化政策是為其外交目標服務的，它不僅講政治而且帶有血腥味。在近代中國，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新中國建立后，華人武術界里出了一個李小龍[24]，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華人“好勇斗狠”的猥瑣形象，表現出了中國人的正義、正氣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龍用自己的武藝和武德贏得了世界人民的熱愛，他在美國和日本人民中擁有眾多的崇拜者。但李小龍在33歲就“死于不幸”；其長子——決心繼承父業的李國豪——在事業初有聲色的時候，也隨一起“誤擊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時年僅28歲；如果再聯想清末曾多次打敗洋人的愛國武術大師霍元甲[25]在年僅42歲時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結局，我們不能不懷疑在這些相似結局后面的某種戰略意圖其及政治關聯。

西方的殖民文化政策對第三世界的影響是深遠的。我們看看目前流行于東亞地區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俠客，而俠客是有勇無義的。這是當年日本及歐美殖民主義國家在這一地區可以接受的文化底線。東亞國家和地區迄今還有相當的言情片中的苦戀都以退場的一方買了去西方某國的機票或另一方在機場注目于剛升空飛往西方某國的飛機為劇終。這其中隱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園”，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點。這樣的傾向是殖民文化長期“心理暗示”[26]的結果。

三、語言張力與民族命運息息相關

語言的張力與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某種語言能否成為戰略語言與使用該語言的民族命運息息相關。斯大林總結說，在階級壓迫的歷史條件沒有消失之前：“只能有勝利的語言和失敗的語言。”[27]

現在人們都談全球化，所謂全球化，就是某種生產方式對世界發展起主導和決定性的作用，在這種生產方式面前，順者昌，逆者亡。大類而分，人類迄今經歷了農業全球化和工業全球化。工業革命之前，在農、林、牧、副、漁諸業中，農業為優勢產業，率先進入農業生產活動的民族往往獲得較快的崛起機遇并建立相應的地區主導權或霸權。忽必烈也好，努爾哈赤也罷，他們都因最終采用農業生產而成就了其帝國事業。中華帝國的崛起也與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采用農業生產有關，漢語也因此隨中華帝國的擴張得以傳播。今天亞洲很多國家，尤其是受英法殖民影響較小的東北亞國家的文字仍還保留著較多的漢語痕跡。與工業時代的全球化相比，那時農業動力系統尚屬自然動力，這使得農業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遠不及今天的工業全球化。世界農業的若干中心將世界語言分成若干相應語系。在歐洲殖民者來到東亞之前，中華文明及其主體語言即漢語是這一地區強勢語言，也是中華帝國的戰略語言。

近代西方工業革命興起，工業成為一個支配全球的生產方式。歐洲工業革命帶來的蒸汽動力及由此產生的歐洲人及隨后居上的英國人的全球強勢擴張使世界語言地圖為拉丁語、法語、英語等所分割；英國擊敗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日不落帝國”后，英語便成了支配世界的強勢語言。

語詞變遷史表明，有較強張力的語言多是征服者的語言。當代最強勢的英語中有許多法語詞匯，說英語的人如能帶兩句法語就會給人一種很有身份有教養的印象，這是因為法國人征服過英國；[28]俄國雖沒有被法國征服過，但由于法國在歷史上的強勢，曾使得“俄國貴族有一個時候在宮廷和沙龍里也有好講法語的風尚，他們以講俄語時夾雜些法語、以會講總是帶法國口音的俄語而自鳴得意”[29]。法語中有許多拉丁語詞匯，說法語的人拽上兩句拉丁語是有學問、有身份的象征，那是由于羅馬人征服過法國。[30]拉丁語對法國文化人的影響如此深刻，以至直到1539年法國國王弗朗索瓦才頒布《維萊-科特雷敕令》，要求往后所有官方文件都必須“以法語為母語而不是其他語言”，“尤其是不能用拉丁語”書寫。[31]民族的征服，在許多情況下也是語言的征服。一千多年前伴隨羅馬帝國擴張的也有拉丁語的擴張，日本人在中國臺灣和東三省的殖民占領的同時也強行推行日語教學。

資料表明，語言的變遷并非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在相當程度上它是民族博弈和主觀自覺的結果。英國歷史語言學學者尼古拉斯·奧斯特勒研究發現“羅馬人入侵后的100年間，高盧語的碑文全部消失了”[32]。近代法國占領越南后，也仿效羅馬人消滅高盧語的方法，其“第一要廢除中國文字，第二是創造拼音文字，將中國傳入的事物，凡是有歷史性的一概毀滅”[33]。2000年，筆者在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問發現，印度大學中沒有英語系，相反卻有中國語言系（Chinese Department），這是因為英國徹底征服過印度。“英國統治印度時期，帝國締造者有意識地用自己的母語英語取代莫臥兒王朝遺留下來的官方語言波斯語”[34]。1837年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當局規定以英語代替波斯語作為公務語言，1844年又采取了優先錄用會英語者為公務員的政策，[35]由此加深印度的殖民化程度，以至“時至今日，懂英語在這些曾經的英國殖民地中仍然是一種精英的標志”[36]。歷史學家湯因比說“正是由于‘大不列顛人統治了海洋’才使英語后來成為全世界范圍內的通行語言了”[37]；“英語的勝利是大英帝國在東西方新的海外世界爭奪軍事、政治和商業控制權斗爭勝利的必然結果”[38]。英國之后，美國崛起，美國英語即“美語”也隨之成為有別于“倫敦語”的強勢語言。即使如此，與法語對英語的影響一樣，美國曾是英國的殖民地，今天說美語的人若能帶些倫敦音，也會得到高看。關于此，英國語言學家尼古拉斯•奧斯特勒（Nicholas Ostler）的著作《語言帝國：世界語言史》[39]，為我們理解這方面的知識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西方語言近代擴張的路徑并不是單純的文化交流，而是傳教士先行，軍人后跟——歐洲的商業擴張也是這么完成的。用這種經驗反觀中國，現在中國的孔子學院已遍及世界，可后面沒有中國軍人緊跟，這在歷史中尚無成功先例。中國海軍現在已到了亞丁灣，但我們的海上基地遠未連接到那里。中國的海上基地如果不能連接到亞丁灣，那么，在那里的海上行動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海軍活動。國家的命運決定民族的命運，而民族的命運就是語言的命運。中國語要能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賴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現在有接近三分之二的財富增長已經依托海外，但我們中國語向世界拓展的進度尚未與此同步。要讓世界認識和理解中國，我們必須在推進國家語言戰略的同時，加大在世界范圍內塑造并運用中國戰略語言的力度。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曾說過：“在我們試圖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時，我們也希望其他國家的人們更好地了解我們。要取得長期意識形態斗爭的勝利，就必須具備傳播民主的能力。我們必須向世界傳達自由社會的好處。但如果不具備溝通所需的語言能力，上述努力都將是徒勞的。”[40]這個道理，對一個正在融入世界并必將有力地影響世界的中國而言，也是通用的。

目前中國在世界一些國家建立“孔子學院”，傳播中華文化，有人對此抱怨說這是虛耗資源。這其實是一種賬房先生式的短視。我們應當從國家政治和語言戰略的高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政治和戰略講的是大局和長遠利益，不能太計較眼前的賬房收益。如果只為眼前利益，中國到現在都不可能有原子彈。原子彈本身只有資金的支出，可它帶來的最大的國家利益就是中國已享有的近半個世紀的和平環境。沒有核武器保障的安全環境，中國改革開放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西方文化的傳播是講政治的，在這方面我們還需學習。2001年，筆者到印度訪學時發現，印度許多邦中都有美國開辦的“美國圖書館”，一個這樣的圖書館就是一個美國文化的傳播基地。近代西方文化在世界的傳播基地是教堂，現代則是“圖書館”。這些經驗都是非常有效的，我們也應當對此加以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務于中國的對外開放，服務于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41]的大政方針。

四、語言進化規律及其在中國的運用

馬克思在談到民族國家語言形成規律時說：

在任何一種發達的現代語言中，自然地產生出來的言語之所以提高為民族語言，部分是由于現成材料所構成的語言的歷史發展，如拉丁語和日耳曼語；部分是由于民族的融合和混合，如英語；部分是由于方言經過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而集中為一個統一的民族語言。[42]

分散的民族“言語”即族群語言向統一的國家公民通用語言的轉變是近代以來“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的產物，同時也是近代民族自決權解放運動的政治后果。列寧說：

在全世界上，資本主義徹底戰勝封建主義的時代，是同民族運動聯系在一起的。這種運動的經濟基礎就是：為了使商品生產獲得完全勝利，資產階級必須奪得國內市場，必須使操著同一種語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國家形式統一起來，同時清除阻礙這種語言發展和阻礙把這種語言用文字固定下來的一切障礙。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的統一和無阻礙的發展，是保證貿易周轉能夠適應現代資本主義而真正自由廣泛發展的最重要的條件之一，是使居民自由地廣泛地按各個階級組合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最后，是使市場同一切大大小小的業主、賣主和買主密切聯系起來的條件。[43]

中國是在近代民族解放運動中獲得獨立完整主權的社會主義國家。此前，中國各地區的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并不具備今天這樣高度統一的政治聯系；但在各民族認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國內不同地區之間不僅要有“車同軌”的統一交通，而且不同族群間還有了“書同文”的統一性國家通用語言，這種語言就是在受眾人口占絕對多數的“漢語”基礎上形成的“普通話”。

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民族政策在不同時期為中國各民族的繁榮和發展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也有一些需要與時俱進的方面。比如，我們的一些語言政策和民族政策的出臺試圖用民族認同的方法達到國家認同，這在事實上造成國家認同的淡化與族群認同增強的效果。我們民族地區代表開人代會時有意穿上突出民族特點的服飾，以體現對少數民族的尊重，但這樣客觀上強化了他們的民族而非公民身份，其結果必然是事與愿違地強化了各民族的民族意識而非國家意識。我們一些針對少數民族的特殊性的照顧政策，似乎不是出于地區的經濟差別，而是出于民族差異，這在實踐中往往是不同民族得到的不同“照顧”越多，其間所產生的不同觀念的差異就越大，其結果與我們的目標南轅北轍。

與“美利堅合眾國”概念的重點在“合眾”（united）而非“眾國”（states）的道理一樣，事實上，中國“民族區域自治”概念的重點也不在于“民族”而在于“區域”，它主要是因“區域”差別而非“民族”差異產生的區域行政而非政治的概念。現代國家理論表明，主權國家建成后，民族的多樣性只存在于文化層面而非政治層面，民族差異已歸屬于地理經濟學中的地區差異范疇；在政治學范疇內，公民的原則代替了民族的原則，多樣性的民族身份轉化為無差異的公民身份；與此相應，在多樣性的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間的交流，更多地為無差異的公民共同使用的“國家通用語言”所取代。

必須指出的是，塑造其地位高于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的國家戰略語言，決不意味著要消滅包括漢語在內的族群語言；恰恰相反，我們不僅要研究，而且要在保證中國語（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在中國民間大力保護各地的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的多樣性。但是，誠如斯大林同志所說，“方言和習慣語是全民語言的支派，并且從屬于全民語言”[44]。今天我們也應當根據中國的實踐，提升中國語的主體性，保留和豐富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的多樣性。它們和中國語的關系是多樣性和統一性，在統一性中展示多樣性，在多樣性體現統一性的關系。“漢語”與“藏語”“維語”等在國家語言政策中都屬于具有平等地位并從屬于“國家通用語言”的族群語言，而中國語則是全體公民必須采用的無差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

在國家主權形態下的族群語言是從屬于而非對等于國家通用語言的，這在民族國家歷史較長的西方國家中已成語言規范。中國學者賴海容的研究表明：“民族”一詞，即，英文的“nation”，國際上普遍的理解是與“國家”（即state）相提并論的詞匯，只是所指方面不同，“民族”指人民，“國家”指政治機關，民族和國家的稱謂是一體的。所以跨國公司的英文稱謂是“multi-national company”，聯合國叫“united nation”,美國籃球協會叫“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注意其中的“nation”一詞，指的是國家。事實上，我國在1960年代以前很多翻譯著作，均把“nation”譯為“國族”。近代民族-國家革命以后，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民族，一個民族只有一個國家，每個民族-國家內不同宗教、膚色、人種、歷史起源屬性的人群被稱為“族群”，英文為“ethnic group”。所有現代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都自稱為“多族群國家”（英文為“multi-ethnic nation”或“multi-ethnic state”），沒有稱作“multi-nation state（多民族國家）”或“multi-nation nation”（多民族的民族）”的。只有帝國才可能是“多民族國家”，如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匈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普魯士統一德國以前的德意志帝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賴海容認為：我們現在中文稱自己是“多民族國家”，英譯文常用“multi-nation state”或“multi-nation nation”。前者可能引起認同上的不當意識，后者在英語世界里直接就是錯誤的，會引起誤解并被誤用。賴海容同志建議未來在中國黨和政府文件、新聞報道、教材、研究論文中，應該使用稱謂“多族群國家”，英譯文應該使用“multi-ethnic state”或“multi-ethnic nation”。

賴海容建議下列相關配套的更改：

1．如蒙古族人應稱為“Mongolian-Chinese”（蒙古族中國人），維吾爾族人應稱為“Uyghur-Chinese”（維吾爾族中國人），藏族人應“Tibetan-Chinese”（藏族中國人）。賴海容認為，這是符合國際規范的，美國從來不稱自己的華族國民為中國人，都是稱呼“Chinese American”，即，“華裔美國人”或“華族美國人”。美國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把少數族裔國民根據其來源分為三類：“Asian American”（亞洲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非洲裔美國人），“Hispanic American”（拉丁裔美國人），都綴上American（美國人）的核心詞，族裔屬性僅僅是定語，而非主體。只有在非正式的場合，美國人才稱某某是華人、或西班牙人、或非洲人等等。新加坡在這方面規定也很嚴格，稱華人為“華族新加坡人”，馬來人為“馬來族新加坡人”，泰米爾人為“泰米爾族新加坡人”

　　2. “少數民族”應稱“少數族群”或“少數族裔”，英文翻譯應為“ethnic minority”，而不應使用“nation minority”或“minority nation”。

　　3. Nation這個詞，只能用在“中華民族”的場合，即，Chinese Nation或Nation of China。所有關于國內某個具體族群的詞，英文翻譯都應使用“ethnic group”或“ethnicity”。

4. “民族關系”一詞應稱“族群關系”，英文應該使用“ethnic relations”，而非“national relations”或“relations of nations”（后二者譯法在英文世界里是國際關系的意思）。[45]

對于賴海容先生的研究成果及相關建議，筆者深以為然。

在中國塑造戰略語言即無差別的中國語，更不意味著消滅國內多樣性的民族特征，而是意味著在保證和進一步豐富民族多樣特征的基礎上提升國家的統一性。法理上講，多民族國家聯合組建起統一主權的共和國家后，“民族”的內涵就由政治范疇轉入文化范疇，民族身份就轉為國家公民身份。從法權的角度分析，在統一的國家主權確定的條件下，民族自決權已讓位于國家主權，這時，公民效忠的對象是國家而不是民族。與此相應的變化是，這時“民族分裂”已不能準確地表述“分裂國家”的含義，因為民族分合在這時已不是一個法權或說主權再造的過程，而是一個文化再造的過程。比如今天你可以說自己是漢族，明天你也可說自己是其他民族，這種角色轉換也不需要辦理什么法律和行政手續，因為這只形成了新的文化類型，并不觸及法律；但如果你說自己不是中國公民或要分裂國家主權，那就要觸及政治原則和觸犯法律了；同理，這時的“民族自治”，也成了一個用于突出特定國家區域行政的概念，而不是突出特定民族的行政概念。在“公民國家”語境中，當個人的人權與公民權沖突時，公民權高于人權，因為這時的人權的主體即個人自決權為獲得國家保護已在建國時自覺地讓渡給了公民權；當民族宗教的權利和義務與公民的權利和義務發生沖突時，公民權利和義務高于宗教權利和義務，國家只依法保護履行納稅和效忠國家等義務的公民的宗教權利；[46]當民族選擇權（而非“民族自決權”，國家建立后“民族自決權”自動消亡）與國家主權矛盾時，國家主權高于民族選擇權。與此相應，國內的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在民族和地區中的主體地位就應自覺地讓位于國家主體語言——這在中國就是以“漢語”為基礎的國家通用語言即“中國語”或“國語”。

近些年此方面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成果。中國語言學者田惠剛同志在《贊同“普通話”改稱國語——也談國家通用語言的定位》一文認為：“‘國語’是一個能夠成立并在理解上不會產生困難的語言學術語概念。所謂‘國語’，系指在一個國家內，主體民族所使用的母語，這一母語又被國內其他民族作為共通語而共同使用，這時它可以由官方定為“國語”以為整個國家的正式共通語和官方語言，其法律地位比后二者更高。”“在中國，漢語具有當之無愧的‘國語’地位，她同時也是無可爭議的唯一的官方語言。正式確立漢語的國語地位對于更正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積弊和進一步健全語言制約機制，意義重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有益的改革。”田惠剛同志從學理上對國際上使用“國語”和沒有使用“國語”的國家進行分類說：“如果進一步歸類，有國語的國家可以分為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有國語的單一民族國家的例子極少。”[47]

有的同志則持不同看法，認為：“事實上，每種民族語言都是該民族的全民語言，它對全體公民，對社會各階級、各群體一視同仁。同樣，具有族際交際功能的漢語對各民族公民也是一視同仁的。”“民族語成為國家正式語言之后仍然是民族語。俄語，現在是俄羅斯聯邦的正式語言，是聯邦內各民族的族際交際工具。過去，它曾是蘇聯的正式語言，是當時16個加盟共和國一兩百個民族之間的交際工具。可是，俄語仍然是俄羅斯的民族語言，并沒有改成‘蘇聯語’。”“現代英語不僅是英國的國語，還是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正式語言。但沒有人把英語稱為澳大利亞語或新西蘭語，即使說澳大利亞英語或新西蘭英語，它仍然是英語。”[48]

對此，田惠剛教授有獨到的解釋，他認為：“前蘇聯是眾所周知的多民族國家，其主體民族俄羅斯的母語——俄語長期以來一直是其國內的民族共通語和官方語言，其地位實際上相當于國語；但是，由于前蘇聯是一個聯盟制國家，特別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聯合國還有席位，加之其它復雜的因素，俄語當時未能被確立于‘國語’的尊榮地位。”[49]筆者同意田教授的看法，并且認為，處于平行地位的多語言共存對于蘇聯的解體確實起到了隱型的瓦解作用。事實上，斯大林同志預見到這種危險性，他曾十分認真地思考過用一種“新的語言”取代作為蘇聯國家通用語言的俄語問題。1950年斯大林在答復蘇聯語言學家阿‧霍洛波夫的信中指出：“當社會主義鞏固起來并深入日常生活的時候，各個民族語言就必不可免地會溶合為一個共同的語言，這個語言當然不是俄語，也不會是德語，而是某種新的語言”。[50]斯大林說的這個“新的語言”，如應用于當代中國，可以說“當然不會是漢語，也不會是藏語”，而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即中國語。

至于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將英語作為官方語言，我們應當注意，不僅這些國家，還有曾長期為其他歐洲殖民主義者占領的國家——比如拉丁美洲諸國——都有將外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的現象。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統治階層本身在歷史上就是來自歐洲宗主國的殖民者。即使如此，這些國家，比如美國，還在各種場合以各種形式強化“美語“與”英語“的區別。這不僅有強調美國主權的獨立性的考慮，同樣也是管理美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需要。美國自稱是“民主樣板”，但它迄今也沒有將黑人的族群語言和多種地區方言提升到與英語平行的官方語言的地位。事實上，蘇聯的語言政策要比美國寬容得多[51]，可今天的美國仍在，而蘇聯已成往事。

五、塑造中國國家戰略語言

“當代中國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中國的前途命運日益緊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52]向世界宣傳中國，讓世界認識和理解中國，成了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戰略部署的重要方面，而塑造國家戰略語言的任務也由此迫切地提上國家語言戰略的議事議程。

現代國家的重要標志是，在各民族認同聯合建立的國家后，從法理上講，族權就歸屬于國權，民族自決權就歸屬于國家主權，族群語言就讓位于國語。國語是國家公民統一使用的無差別的交流工具，公民掌握國語是通過國家教育實現的；族群語方和地區方言則是國家內部不同民族和地區內各自通用的有差別的交流工具，掌握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的能力培養是通過公民的社區生活自然完成的。

在中國，作為最大族群的漢民族的語言即漢語是中國語產生的基礎。語言從族群語言升華為國語即“國家通用語言”，是語言從自在階段進入自為階段的重要標志。而加速這種轉變有助于提升全體公民的國家認同意識，這對處于國家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治理來說，有著特別迫切和重大的政治意義。

為此，筆者建議，在國家語言層面，將國語語境中的“漢語”與語族[53]語境中的“漢語”分離開來，在保留語族語境中的“漢語”概念前提下，將目前事實上起著國語作用的“漢語”的概念，進一步推進并提升為“中國語”的概念，以此為起點塑造其在國家中的地位高于包括漢語在內的族群語言的國家戰略語言。理由如下：

第一，國語的使用有助于國家認同。目前在臺海兩岸，同是中國語言，可臺灣的“國語”與大陸的“漢語”在理論上并不對接，這也不利于推進兩岸的主權認同。在中國境內，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的使用有利于地域族群認同，而不利于國家認同。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曾推廣過“國語”和“國文”，新中國建立后，中央政府推廣國家通用“普通話”和“語文”，這些都是塑造國家戰略語言、提升全體公民的國家認同意識的有效實踐。但是，比較而言，與“國語”“國文”“普通話”“語文”、甚至有人提出的“華語”等概念比較，“中國語（Chinese）”的概念具有更鮮明的國家認同和更明確的主權歸屬認同的內涵。[54]主權歸屬認同是國家問題的實質，也是當代華人世界的政治認同的基本前提。因此，用“中國話”的概念替代事實上起著國語作用的“普通話”的概念，在保留族群語境中的“漢語”概念的同時，將“漢語”概念中具有“國語”語境的部分進一步提升為明確的“中國語”的概念，這對于增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對于中國統一大業的順利完成，有著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

第二，不可否認，漢語在中國公民生活中起著族群語言和事實上的國家通用語言的雙重作用，但在理論上，目前中國漢語教學的教材還是從族群語言的角度來定義“漢語”的概念的。比如2002年出版的中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現代漢語》（增訂三版）第一章就開宗明義：“漢語是漢民族的語言，現代漢語是現代漢民族所使用的語言。”[55]這樣的定義會給國家通用語言政策制定帶來了相應的困難。

新中國建立后，中央政府推廣基于漢語的“普通話”，這對于弱化漢語的族群性，強化其公民的通用性，使中國各民族從自在的族群認同過渡到自覺的國家認同，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事實上完成了中國境內族群語言和地區方言向“新的語言”即公民通用語言的過渡。盡管如此，但“普通話”在理論上還是欠缺國家主權認同的意識，其使用的結果往往成了族群意義上的“漢語”概念的同義反復。比如目前我們在對外需要強調語言的主權認時，我們常用“對外漢語教學”，這實則是中國“普通話教學”的同義表述，但這樣的結果無形中突出了族群認同，淡化了國家認同。這既不符合現代國家政治中各民族間通過對無差別的公民身份認同實現國家認同的一般原則，也不利于而且還會延緩中國尚未完全實現的國家統一任務的完成。比如，有“漢語”，就得有“藏語”“維語”等不勝枚數的族群語言與之平行，這樣做表面上看是“尊重各民族傳統”，若深入分析，這種通過民族認同實現國家認同的做法實則是一種歷史倒退：它有悖于多民族聯合建立國家之初共同達成的共同原則。在這些原則中，不統一的民族自決權讓位于統一的國家主權、不統一的民族身份讓位于統一的公民身份、不統一的民族認同讓位于統一的國家認同，不統一的地區和族群語言讓位于統一的國家通用語言。換言之，尊重各民族語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尊重和自覺使用國家通用語言。試想，如果美國也要如此“尊重”各民族的“傳統習慣”，那光一個地名就不是“雙語”可以說得清楚的。但美國的主流媒體統一使用的“官方語言”只是英語，英語就是他們的“普通話”，就是他們的國家戰略語言。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對此說得明明白白：“在這個國家，我們只有容納一種語言的空間，這就是英語，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個熔爐把我們的人民變成美國人，變成具有美國國民性的美國人，而不是成為在講多種語言的寄宿處的居民。”[56]

在“國語”的實踐方面，許多國家已積累了相當成熟的經驗供中國借鑒。目前全世界現有的142部成文憲法中，規定了國語或官方語言的有79部，占55.6％。有些國家在憲法中雖然沒有規定官方語言，但也對教育、行政、司法中使用的語言作出了規定。中國有56個民族，73種語言；30個有文字的民族共有55種現行文字，其中正在使用的有26種。[57]不同民族、地區間的交流需要有全國通用的語言文字作為載體，對外進行國際交往也需要有代表整個國家的共同語言文字。在制定語言政策時，我們也要學習世界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將具有語言認同積極作用的“普通話”的概念進一步向國家主權認同方向推進，將“普通話”概念提升為突出國家認同的“中國語”的概念，使“中國語”成為在國內其地位高于族群“方言”，在臺海兩岸有利于雙方語言理論對接并由此推進國家主權認同，在國際有利于祖國認同的統一的國家戰略語言。

事實上，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已為“中國語”概念提出作好了法律準備。該法第二條明確指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范漢字”，這里已將“普通話”歸入“國語”即“國家通用語言”，將“漢字”進行規范性改造后使之成為“國家通用文字”即“國文”。它包括“普通話”和“規范漢字”兩部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要求“國家機關以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為公務用語用字”；“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以普通話和規范漢字為基本的教育教學用語用字”；“廣播電臺、電視臺以普通話為基本的播音用語”（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明確要求“國家推廣普通話”，并將“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列入受國家保護的公民權利，要求“國家為公民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提供條件”（第三條、第四條）。“公民”概念就是中國境內高于所有族群身份的統一身份，與此相適應的語言形式只能是“中國語”。“中國語”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

第三，國際社會為中國國家戰略語言的塑造預留了現成的良好語境。長期以來，英語中將中國百姓用“漢語”要想表達“中國語”的意思，更多地表述為“Chinese”。Chinese，英文的基本解釋是“基于北京話的標準中國語”：

Chinese，the standard language of the Chinese,based on Peking speech.[58]

而比較接近語族意義的“漢語”一詞，英文則用“Mandarin”，該詞英文的基本解釋是“官方或大多數中國人說的主要方言”：

the official or main dialect of Chinese， spoken in about nine tenths of mainland China and comprising a standard northern, a southwestern, and southern variety.[59]

既然國際上為我們準備好了只等我們利用而不須費力改造的現成語境，那我們就應當考慮與這種國際語境“接軌”：在對內對外主流電視報刊雜志中逐漸用“中國語（Chinese）”代替“普通話”的概念，以此對內將中國公民的國家認同意識提升為高于族群認同的主流意識，對外使國際社會對中國語言的理解減少不必要的歧義，使“中國語”成為用于提升公民國家認同和中國國際形象并因此被尊定為一的為全體公民通用的戰略性語言。

總之，“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60]，也是我們國家在今后大國博弈中立于不敗之地的保證。從這一目標出發，大力推進國家語言戰略，塑造具有主體地位的戰略語言，對進入新時期、新階段并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的中國無疑具有重要而緊迫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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