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休克力量消退

人民重建興起

我希望告訴你們．希望告訴集中住在玻利維亞這里的我的印第安兄弟，

五百年來的反抗運動并非徒勞無功。這種民主、文化的斗爭是祖先們奮斗

的一部分，是原住民反殖民領袖柯塔利(Tupac Katari)戰斗的延續．是格

瓦拉戰斗的延續。

                                   ——莫拉雷斯(Evo Morales)宣誓就任玻利

                                     維亞總統后發表的談話．2006年1月22日

人民最清楚．知道自己小區里的每一個角落和每一個細節．他們也知道自

己的弱點。

                                  ——拉塔庫(Pichit Ratakut)，亞洲災難

                                    準備中心執行理事．2006年10月30日

西班牙裔小區的人民建立這個城市兩次：白天我們替富人蓋房子，到了晚

上和周末，我們團結一致，蓋我們自己的家、蓋我們的小區。

                                   ——安提塔諾(Andres Antittano)，

                                        加拉卡斯居民．2004年4月15日

    2006年11月弗里德曼去世后，很多篇追悼文字都充滿了恐懼的感覺，擔心他的去世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弗里德曼最忠誠的信徒柯克蘭(Terence Corcoran)在加拿大《國家郵報》  (National Post)上，問起這位經濟學家發動的全球運動是否可能延續下去。“身為自由市場經濟學的最后雄獅，弗里德曼留下了一片真空……在世者沒人擁有同樣的地位。若沒有新一代堅定、有魅力、有能力的智者領導，弗里德曼終生奮斗和宣揚的原則能夠長存嗎?很難說。”

    那年的11月，不受限制資本主義的追求陷入困境，柯克蘭悲觀的評估不足以道盡其境況。弗里德曼在美國的傳人，也就是發動災難資本主義體系的新保守派，正處在歷史最低潮。1994年共和黨贏得美國國會多數黨的地位，是這個運動的最高峰；弗里德曼去世前九天，共和黨再度敗北，民主黨取得多數黨的地位。共和黨在2006年期中選舉中敗北有三個重要因素，分別是政治貪腐、伊拉克戰爭處理失敗，以及獲勝的民主黨參議員候選人韋伯(Jim Webb)說得最清楚的一種感覺，就是美國已經偏向“以階級為基礎的制度，偏向美國從19世紀以來所沒有見過的制度”。在上述每一種因素中，芝加哥學派經濟學的核心理念，如民營化、解除管制和減少政府服務，都奠定了共和黨敗選的基礎。

    1976年，這場反革命最早受害者之一的勒特里爾堅持說，芝加哥學派在智利造成的大規模財富分配不公，“不是經濟上的負債，而是暫時性的政治成就”。勒特里爾顯然認為，獨裁者的“自由市場”規則達成了目標：不是創造出十分和諧的經濟，而是把富人變成超級巨富，把有組織的勞工階級變成可以棄之不顧的窮人。在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獲得勝利的每一個地方，這種階級化的形態一再出現。1970年時，阿根廷最富有的10％人口所得，是最貧困10％人口所得的12倍，到了2002年，富裕和貧窮階級的所得差距增加到43倍之多。智利的“政治成就”的確推廣到全球，2006年12月，弗里德曼去世后一個月，聯合國一項研究發現：“世界最富有的2％成年人擁有全球家計財富的一半以上。”美國的這種變化最明顯，1980年里根開始發動弗里德曼式圣戰時，企業總裁的所得是一般勞工的43倍，到2005年，總裁賺到的錢是勞工的411倍之多。對總裁來說，1950年代在社會科學大樓地下室開始的這場反革命的確成功，但勝利的代價卻是大家普遍對自由市場的核心承諾失去信心、對增加的財富應該由大家分享的理念失去信心。誠如韋伯在期中選舉時說的一樣：“滴漏效應經濟并沒有出現。”

    我們已經知道，世界人口中的一小撮人取得這么多的財富，并不是靠著和平的過程，而且經常不是靠著合法的過程。柯克蘭質疑這個運動領導階層的才干，問得很對，但問題并非只是沒有名義上的領袖能夠填補弗里德曼的地位，而是許多領導世界眾多地區市場自由化、擺脫所有限制的人，當時困在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丑聞和刑事犯罪調查中；丑聞和調查涵蓋最早期在拉丁美洲的實驗、到最近在伊拉克的實驗。芝加哥學派存在的35年歷史中，都是靠著有力企業人士、信念堅定的改革派和強人政治領袖之間的密切合作來推展目標。到2006年，這三個陣營中的重要成員不是關在牢里，就是遭到起訴。

    第一個把弗里德曼休克療法付諸實施的皮諾切特，當時遭到軟禁(不過他在遭到貪腐或謀殺罪嫌審判前死亡)。弗里德曼死后隔天，烏拉圭警方逮捕博達維里，罪名是涉嫌在1976年殺害四位著名的左派分子，當時博達維里領導烏拉圭，在烏拉圭殘暴推動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并聘請弗里德曼的同事和學生擔任高級顧問。阿根廷法院剝奪了前軍事執政團領袖的豁免權，判決前總統維德拉(Jorge Videla)和海軍上將馬賽拉無期徒刑。阿根廷獨裁統治期問，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后來在民主政治期間實施全面休克治療計劃的卡瓦洛也遭到起訴，罪名是“公共行政管理詐欺”。卡瓦洛2001年和外國銀行簽訂債務協議，耗費了阿根廷數百億美元。凍結卡瓦洛1000萬美元個人財產的法官認定，卡瓦洛施政時，“絕對知道”施政的有害后果。

    玻利維亞前總統桑契斯曾經在自己的客廳里，完成所謂的經濟“原子彈”，現在也因為多項罪名遭到通緝，罪名包括射殺抗議人士、涉嫌違反玻利維亞法律和外國瓦斯公司簽約。在俄羅斯，不但哈佛幫遭到詐欺罪定罪，而且在哈佛幫協助推動的民營化計劃中，很多靠著良好關系一夜賺到數十億美元的企業大亨，不是入獄就是流亡外國。石油業巨擘尤科斯公司前首腦霍多爾科夫斯基，在西伯利亞監獄里服八年徒刑，他的同事和大股東聶夫斯林(Leonid Nevzlin)流亡以色列，另一位企業大亨顧新斯基(Vladimir Gusinsky)也一樣。聲名狼藉的貝瑞索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在倫敦定居，擔心遭到詐欺罪逮捕，不能回莫斯科。但是這些人全都否認犯罪。布雷克(Conrad Black)因為擁有報業集團，成為在加拿大推廣弗里德曼主義最有力的宣傳家，但是他在美國遭到何林杰國際公司(Hollinger International)股東控告詐欺；檢察官說，他把公司當成“自己的銀行”。另外，美國安然公司的雷伊(Ken Lay)于2006年7月死亡，死前已經因為陰謀與詐欺定罪，可以說是能源業解除管制不利影響的范例。弗里德曼學派思想家諾吉斯特(Grover Norquist)說過“我不想廢除政府，只希望把政府的規模縮小到可以拖進浴室、在浴缸里淹死”，因而讓進步人士十分憤慨，他這時也因為深深陷人配合華府說客艾布蘭莫夫發揮影響力以圖利的丑聞中，無法自拔。不過他還沒有遭到起訴。

    從皮諾切特、卡瓦洛、貝瑞索夫斯基到布雷克，雖然每一個人都試圖說自己是莫須有政治迫害的受難者，但這份絕對說不上完整的問題名單，卻代表嚴重背離新自由派創造的神話。新自由派推動經濟圣戰時，努力用正直與合法自我粉飾。現在這層虛飾被公開剝除，暴露出經常靠著丑陋犯罪助長而成的嚴重貧富不均制度。

    除了司法上的問題外，還有一片烏云隱隱出現。原本極為完整、足以產生意識形態共識的幻象開始消失。早期的受害者華爾士認為，芝加哥學派在阿根廷取得的優勢只是倒退，不是永久的失敗；軍事執政團采用的恐怖手段雖然使阿根廷成為遭到震撼的國家，但是華爾士知道，從本質來看，這種震撼是暫時狀態。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遭到射殺前，曾經估計要花20到30年的時間，恐怖的效果才會消失；阿根廷人將會重新站定腳跟，恢復勇氣和信心，準備再度為經濟與社會平等奮斗。到了2001年，也就是24年后，阿根廷爆發示威抗議，反對國際貨幣基金規定的緊縮經濟措施，然后在短短的三星期里，迫使五位總統下臺。

    這段期問我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聽到大家不斷宣稱：“獨裁統治剛剛結束了!”當時我不了解大家這種歡欣鼓舞說法的意義，因為獨裁政治已經結束17年，現在我想我了解了，休克狀態終于消失了，就像華爾士預測的一樣。

    隨后幾年里，反抗休克的風潮蔓延到過去推動休克治療的很多國家，包括智利、玻利維亞和黎巴嫩。大家從坦克和電擊棒(配合突然的資本外逃與嚴苛的經濟緊縮)造成的集體恐懼當中解脫，要求實施更民主的制度，要求對市場實施更多的控制。這些要求成為弗里德曼主義的最大威脅，因為這種要求挑戰弗里德曼主義最核心的理念：資本主義和自由是同一個不可分割計劃的構成要素。

    布什政府仍然極為堅定，希望繼續維持這種錯誤的聯盟，因此2002年美國的國家安全策略中，列出下列文字：“在20世紀自由和極權主義的重大斗爭中，最后自由的力量取得決定性的勝利，自由、民主與自由企業成為國家追求成功唯一可以依靠的永續模型。”這種說法有美國的全部軍力作為后盾，卻不足以對抗公民利用各種自由，拋棄自由市場正統學說的浪潮，連美國也一樣。2006年期中選擇后，《邁阿密前鋒報》(Miami Herald)一則頭條新聞的標題說得好：“民主黨靠著反對自由貿易協議，大獲全勝。”幾個月后，《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聯合民調發現，64％的美國公民認為，政府應該保證醫療制度能夠涵蓋全民，而且受訪者“表示極為愿意妥協”，以便達成這個目標，包括愿意每年多繳500美元的稅。

    在國際舞臺上，最堅決反對新自由派經濟學的人一次又一次贏得選舉。2006年，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打著“21世紀社會主義”的政見，得到63％的選民支持，第三度當選總統。布什政府雖然企圖把委內瑞拉抹黑為假民主，這一年的一項民調卻發現，57％的委內瑞拉人對自己國家的民主政治感到滿意。在拉丁美洲國家中，這么高的支持度僅次于烏拉圭；烏拉圭左派聯合政黨廣大陣線黨(Frente Amplio)勝選后，推動一系列公民投票，阻止大規模的民營化計劃。換句話說，這兩國的投票形成了對華盛頓共識的真正挑戰，公民對民主制度改善人民生活的力量恢復了信心。和這種熱情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經濟政策大致不變、忘記競選時所做種種承諾的國家。在這些國家里，民調一再顯示人民對民主制度的信心降低，反映出來的是選舉投票率下降、對政客的懷疑十分嚴重，還有宗教基本教義派興起。

    2005年內，自由市場和自由人民之間在歐洲爆發了更多的沖突；歐洲兩個國家的人民在全國公民投票中，拒絕了歐洲憲法。法國是其中一國。法國人認為歐洲憲法是企業至上秩序的法典，這次公民投票是法國公民第一次有機會，針對自由市場規則是否應該統治歐洲的問題直接說出答案。結果法國公民抓住機會說不。就像巴黎作家兼行動主義者蘇珊·喬治(Susan George)說的一樣：“大家真的不知道整個歐洲會這樣壓縮，全部都寫在一份文件里……一旦大家開始引用其中的內容，就會發現里頭究竟是什么名堂，發現憲法化是怎么回事。而且憲法不能修改、不能修正，大家都嚇得要死。”

    大家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包括用反動和種族主義的方式，強力拒絕法國人所說的這種“野蠻資本主義”。美國人對中產階級萎縮的怒火輕易地轉移方向，變成要求建立邊界圍籬。有線電視新聞網節目主持人陶布斯更把晚間新聞時段變成反對“非法外國人入侵，對美國中產階級發動戰爭”的運動，指責外國人搶奪就業機會、散布犯罪、帶來“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 (這樣把外國人當成代罪羔羊，引發了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示威抗議，超過100萬人參加2006年的一系列抗議大游行，這是經濟震撼受害者表現無畏無懼新精神的另一個跡象。)

    2005年荷蘭的歐洲憲法公投同樣遭到反移民團體劫持，變成比較不像反政商財團主義秩序的投票，比較像是投票反對波蘭工匠涌人西歐壓低工資的可怕現象。促使法國和荷蘭很多選民投票的原因是“擔心波蘭水電匠”入侵，或是照歐盟前執行委員雷米(Pascal Lamy)的說法，是“水電工人恐懼癥”。

    同時在波蘭，大家對90年代造成極多人十分窮困的政策反彈，也促使波蘭表現出一系列令人困擾的恐懼癥。團結工會背叛推動工運的勞工時，很多波蘭人轉而投入新組織，最后把超級保守的法律與正義黨(Law and Justice Party)推上執政地位。波蘭現在由卡欽斯基(Lech Kaczynski)總統統治，卡欽斯基是脫離團結工會的行動主義者，擔任華沙市長時，因為禁止同性戀尊嚴日游行，參加“正常人尊嚴活動”而聞名[1]；卡欽斯基和他的雙胞胎兄弟加洛斯羅(Jaroslaw，現任總理)大致上靠著攻擊芝加哥學派政策的言論，贏得2005年的大選。他們的主要反對者承諾要廢除公共退休金制度，推行15％的均一稅，兩者都直接取材自弗里德曼學派的劇本。這對雙胞胎兄弟指出，這種政策會劫貧濟富，讓大企業與收受賄賂政客組成的核心發財。不過法律與正義黨執政后，把目標轉向比較容易攻擊的人，如同性戀、猶太人、女性主義分子、外國人和共產黨徒等。就像波蘭一位報紙編輯說的一樣：“他們的計劃，絕對是控訴過去的17年。”

    很多俄羅斯人認為，普京時代同樣是對休克治療時代的反彈。俄羅斯還有幾千萬變窮的公民沒有享受到經濟快速成長的好處，政客要激起民眾怒火、反對90年代初期的問題并不難。大家經常說，這些問題是外國人的陰謀，目的是要讓蘇聯帝國屈服，把俄羅斯交給“外國人管理”。雖然普京對幾位企業大亨采取的司法行動大都是象征性行動，同時，新一代的“國家企業大亨”依附克里姆林宮崛起，但很多俄羅斯人一想到90年代的混亂，就會感謝普京恢復的秩序，不顧愈來愈多新聞記者和其他批評者神秘死亡、秘密警察似乎享受全部免責權的事實。

    因為社會主義仍然和數十年來打著社會主義名號的暴政息息相關，大眾的怒火除了透過民族主義和原型法西斯主義發泄，沒有多少管道可用。以種族為基礎的暴力事件每年大約增加30%，到了2006年，幾乎每天都發生這種事件。“俄羅斯人的俄羅斯”口號得到將近60%人口的支持。反法西斯主義行動人士傅多文(Yuri Vdovin)說：“當局完全了解自己的社會與經濟政策缺點很多，不足以提供大多數人民可以接受的生活狀況，但是，所有的失敗都可以歸咎于信仰錯誤宗教的人、膚色不對的人或其他種族背景的人。”

    十分諷刺的是，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推動休克治療所造成的痛苦影響，經常被人解讀為防止德國魏瑪時代重演的唯一方法，也就能防止納粹思想興起。自由市場意識形態隨意把數千萬人排除在外，重演了同樣可怕的爆炸性狀況。有尊嚴的人民認為自己遭到外國勢力侮辱，希望把目標對準人口中最脆弱的人，以便恢復國家光榮。

    在芝加哥學派最早的實驗室，拉丁美洲反彈的方式顯然讓人覺得比較有希望。反彈不是針對脆弱的人，而是從根本針對排他性的經濟意識形態；而且拉丁美洲和俄羅斯與東歐的情況不同，拉丁美洲有一種無法壓制的熱情，想要試驗過去遭到推翻的理忿。

    雖然布什政府宣稱，自由市場在20世紀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打敗所有形式的社會主義，但很多拉丁美洲人卻十分清楚，在東歐和亞洲若干地區失敗的是威權共產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已在許多地方實施，不僅是社會主義政黨靠著選舉取得執政地位，還包括以民主方式經營管理的工作場所和土地擁有權：從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到意大利艾米麗亞—羅馬涅區(Emilia—Romagna)歷史性的合作經濟，都是這樣。1970到1973年問，阿連德就是希望在智利推行這種糅和民主制度與社會主義的版本。戈爾巴喬夫有一個比較不激進的類似設想，希望依據斯堪的納維亞模式，把蘇聯變成“社會主義燈塔”。在南非爭取自由的長期斗爭中激發夢想的《自由憲章》，是一脈相承的第三條路：不是國家共產主義，而是市場和國有化的銀行與礦場共存，所得用來興建舒適的小區與體面的學校，借以追求經濟與政治民主。1980年創立團工會的工人保證不和社會主義斗爭，而是支持社會主義，最后工人贏得以民主方式管理工作場所和國家的權力。

    新自由派時代有一個卑鄙的秘密，那就是上述理念從來沒有在比較大的理念戰場中遭到挫敗，也不是在選舉中遭到反對，而是在政治上重要的關鍵時刻遭到鎮壓。秉持這些理念的人如果激烈抗拒，就會遭到公然的暴力，遭到皮諾切特、葉利欽鎮壓。否則就是遭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所說的“巫毒政治”背叛，例如玻利維亞總統埃斯登索羅當選后推動秘密經濟計劃，大規模綁架工會領袖；非洲民族議會透過秘密協商，放棄《自由憲章》，改采姆貝基秘密之至的經濟計劃；或是團結工會的忠實支持者在勝選后為了換取紓困，因而屈服于經濟休克療法。真正的原因是經濟平等的理念極為深入人心，極難在公平的戰斗中挫敗，因此才會從一開始就采用休克主義。

    華府總是認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威脅比集權共產主義還大，要破壞共產主義的名聲、把共產主義當成敵人很容易。1960和1970年代期間，華府對付深入人心、構成妨礙的發展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時，喜歡把這些理念和斯大林主義相提并論，刻意忽略兩者間的明顯差別(今天美國也是采用同樣的方法，結合所有反對力量對付恐怖主義)。這種策略有一個明顯的例子，出自芝加哥學派發動圣戰初期，深深埋藏在解密后的智利政府檔案中。美國雖然透過中央情報局出錢，發動宣傳攻勢，把阿連德描繪成蘇聯式的獨裁者，但阿連德勝選真正讓華府擔心的地方，表現在1970年基辛格交給尼克松的一份備忘錄中：“智利馬克思主義政府勝選的例子，一定會對世界其他地方產生沖擊，對意大利尤其如此；甚至會成為典范，傳播到其他地方，被人模仿，進一步嚴重影響世界局勢和美國的地位。”換句話說，在阿連德的民主第三條路擴散前，必須把阿連德拔除。

    他代表的夢想卻從來沒有遭到挫敗，而是像華爾士所說的一樣，是遭到暫時性的鎮壓，被恐懼打入地下。這就是為什么拉丁美洲從數十年的震撼中恢復時，舊理念再度百花齊放、出現基辛格極為擔心的“模仿擴散”現象。從2001年阿根廷崩潰以來，反對民營化成為南美大陸明確的主張，力量足以造成政府上臺或下臺；到2006年下半年，這種反對實際上形成了骨牌效應。魯拉(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競選巴西總統連任勝利，主因是他把大選變成針對民營化的公民投票。他的對手出身1990年代大賣巴西國有財產的政黨，為了應付魯拉，他出現在公開競選場合時，樣子好像是全國房車競賽協會(NASCAR)的社會主義代表，穿著夾克、戴著棒球帽，上面貼滿還沒有賣掉的公營公司標志，選民卻不為所動。魯拉的政府雖然貪腐丑聞纏身，令人失望，仍然得到61％的選票。不久之后，尼加拉瓜前桑定游擊隊 (Sandinistas)領袖歐提佳(Daniel Ortega)在競選中，主打全國經常停電，贏得選舉；他宣稱，問題的根源是國營電力公司在米契颶風后賣給西班牙聯合能源公司。他聲嘶力竭地告訴群眾：“父老兄弟們，你們每天忍受出賣這些國產的影響!誰把聯合能源公司引進尼加拉瓜?當然是富人的政府，是為野蠻資本主義服務的政府。”

    2006年11月，厄瓜多總統選舉變成同樣的意識形態戰場。43歲的左派經濟學家柯利亞(Rafael Correa)擊敗香蕉大亨兼號稱全國首富的諾博亞 (Alvaro Noboa)。柯利亞用扭曲姐妹(Twisted Sister)唱的《我們不接受》作為正式競選歌曲，呼吁全國人民“打倒所有新自由主義的錯誤”。他當選總統后宣稱自己“不是弗里德曼的粉絲”。這時，玻利維亞總統莫拉雷斯已經就職將近一年，已經派出軍隊，把天然氣田從跨國企業“強盜”手中奪回，還進一步推動礦業部門部分國有化。同期間，墨西哥2006年的選舉因為弊案頻傳，結果人民成立史無前例的“地下政府”，和政府對抗，還在街頭和墨西哥市政府大廈外面的廣場上投票。墨西哥歐薩迦省(Oaxaca)的右派政府派出鎮暴警察，鎮壓要求提高年薪的教師罷工，引發了全省性的起義，和貪腐的政商財團主義省政府對抗了好幾個月。

    領導智利和阿根廷的政客，都自稱反對本國所實施的芝加哥學派實驗，不過他們采用的替代路線到底有幾分真實性，仍然值得深人探討，然而，這種象征本身就代表勝利。阿根廷總統科欽納(Nestor Kirchner)內閣中的好多位部長，包括科欽納本身，都曾經在獨裁統治期間遭到監禁。2006年3月24日，也就1976年軍事政變30周年紀念日時，科欽納在母親們為失蹤子女每周守夜一次的5月廣場上，對示威群眾演說：“我們回來了。”他指的是70年代遭到恐怖鎮壓的一代。他說，聚集在廣場上的極多群眾當中：“有3萬個失蹤先烈的臉孔，今天重回這個廣場。”智利總統巴奇雷(Michelle Bachelet)是皮諾切特恐怖統治期間成千上萬受害者中的一位。1975年，她和媽媽監禁在格雷莫笛村(Villa Grimaldi)的隔離牢房遭到拷問，木制的隔間小到犯人只能縮成一團。她的軍官父親因為拒絕參與政變，遭到皮諾切特的手下殺害。

    2006年12月，弗里德曼死后一個月，拉丁美洲領袖在玻利維亞科察班巴市(Cochabamba)，舉行歷史性的高峰會，這個城市的人民很多年前曾經起義反對供水民營化，迫使貝泰公司離開玻利維亞。莫拉雷斯揭開高峰會序幕時，引用厄瓜多爾作家賈利安諾的名著《拉丁美洲淌血的礦脈：五個世紀的掠奪》(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誓言要愈合“拉丁美洲淌血的礦脈”。莫拉雷斯引用的這本書以感性的筆調，記錄拉丁美洲因為遭到暴力掠奪，從富裕的大陸變成貧窮大陸的情形。阿連德居然大膽推動智利銅礦國有化，試圖關閉對外開放的礦脈，因而遭到推翻前兩年，正巧是這本書初版的1971年。阿連德遭到推翻開啟了瘋狂掠奪的新時代，南美大陸發展主義人士興建的眾多設施都面臨廢棄、拆除和出售的命運。

    今天拉丁美洲人民忙著恢復多年來遭到暴力打斷的計劃，很多新政策聽來很熟悉，包括重要經濟部門國營化、土地改革、教育、識字率與醫療的重大新投資。這些政策不是革命性的理念，卻代表政府無怨無悔、協助追求平等的設想，也代表明確反駁弗里德曼1975年對皮諾切特說的：“在我看來，相信可以用別人的錢行善是極大的錯誤。”

    拉丁美洲當代的群眾運動，顯然吸取了長期強硬路線的經驗，卻不是直接復制過去的例子。所有差別中，最明顯的差別是深切了解必須尋求保護，避免遭到過去的休克沖擊，包括避免遭到政變、外國休克治療專家、美國訓練的刑訊專家，以及80和90年代債務休克與貨幣崩潰的沖擊。拉丁美洲的群眾運動發揮力量，推動眾多左派候選人贏得選舉，現在正在學習怎么在自己的組織模式中建立避震器。例如，群眾運動組織沒有60年代那么中央集權化，現在想靠著消滅若干領袖來瓦解整個運動比較難。查韋斯雖然搞起聲勢驚人的個人崇拜，又采取行動集中國家層級的權力，委內瑞拉的進步網絡同時卻高度分權，權力透過成千上萬個街坊委員會和合作社，分散在草根和小區階層。把莫拉雷斯推上臺的玻利維亞原住民運動用同樣的方式運作，而且明白表示，他們不是無條件支持莫拉雷斯，除非莫拉雷斯謹守民主路線，否則立刻會失去他們的支持。這種組織方式使查韋斯能夠熬過2002年的政變企圖，存活下來。群眾革命遭到威脅時，他的支持者從加拉卡斯周圍的貧民區擁進首都，要求查韋斯復職。這種群眾動員的方式在70年代政變中，從來沒有見過。

    拉丁美洲新領袖也采取大膽措施，預防將來由美國支持、企圖危害他們既有民主勝利的政變。委內瑞拉、哥斯達黎加、阿根廷和烏拉圭政府全都宣布，不再派遣學生到“美洲學校”  (School of the Americas)去，這所學校現在叫作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設在喬治亞州的班寧堡(Fort Benning)，是聲名狼藉的警察與軍事訓練中心。拉丁美洲有極多惡名昭彰的殺手，在這里學習最新的“反恐”技術，然后立刻受命對付薩爾瓦多的農民和阿根廷的汽車工人。玻利維亞似乎決心切斷跟這所學校的關系，厄瓜多也一樣。查韋斯已經明白表示，如果玻利維亞圣克魯斯省(Santa Cruz)的極端右派分子實現對莫拉雷斯政府的威脅，委內瑞拉軍隊會協助捍衛玻利維亞的民主制度。柯利亞決心采取最激烈的措施，目前南美洲最大的美軍基地設在厄瓜多爾的曼塔港(Manta)，這里是美國針對哥倫比亞發動“反毒戰爭”的集結待命地區。柯利亞政府已經宣布，有關這個基地的協議2009年到期后，厄瓜多爾決定不再續約。厄瓜多爾外交部長艾斯皮諾沙(Maria Fernanda Espinosa)說：“厄瓜多爾是主權國家，國內不需要任何外國部隊。”如果美軍失去了基地或訓練計劃，發揮休克治療的力量會大為減弱。

    拉丁美洲新領袖也做了更好的準備，知道怎么應對市場震蕩造成的休克。最近幾十年里，資本可以迅速外移是最具破壞性的力量之一，商品價格突然暴跌，可能摧毀整個農業部門。但是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都經歷過這些休克，留下像鬼城一樣的工業郊區、也留下數量驚人的休耕農地。因此新左派在這個地區的任務變成收拾全球化留下的殘局，重新利用；這種現象表現最明顯的地方，是巴西的無土地農民運動組織(Landless Peoples Movement)，這個組織150萬農民會員組成數以百計的合作社，重新開墾沒人利用的土地。在阿根廷，這種現象表現最清楚的地方是“企業復活”運動：200家破產企業在員工的努力下死而復生，變成以民主方式經營的合作社。合作社不必擔心碰到投資人撤資造成的經濟震撼，因為投資人已經離開。從某方面來說，這種重新利用的實驗是新形態的災后重建，是從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緩慢災變中重建，和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在伊拉克、阿富汗與墨西哥灣區的重建模式截然不同。拉丁美洲重建計劃的領袖是受到災難影響最嚴重的人，因此，他們的自發性做法看來很像真正的第三條路，一點也不足為奇。這種路線正是第三條路，是芝加哥學派在全球各地以震撼方式極為有效排除的路線，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實施的民主制度。

    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把推動合作社列為最優先的施政項目，允許合作社優先取得政府的合約，而且提供合作社經濟誘因，鼓勵合作社彼此交易。到2006年，委內瑞拉大約有10萬家合作社，雇用的員工超過70萬人。很多合作社是把國家基礎建設的一小部分，例如收費站、高速公路維修、醫療診所……交給小區經營，這種做法和政府外包的理念正好相反；不是把國家的一部分賣給大企業，因而喪失民主控制。利用這些微少資源的人獲得管理資源的權力，至少在理論上，能夠創造就業，也能夠創造比較積極因應顧客的公共服務。查韋斯的很多批評者當然嘲笑這種做法是施舍和不公平的補貼。但是同期內，哈利伯頓連續六年，把美國政府當成自己的提款機，光是用伊拉克合約的名義，就提走200多億美元，在墨西哥灣或伊拉克，還拒絕雇用當地員工，然后為了對美國納稅人表示感謝，還把企業總部(連同所有附屬的稅務與法律利益)搬到杜拜。相形之下，查韋斯直接補貼平民，看起來遠不如哈利伯頓那么激進。

    拉丁美洲要對抗未來休克與休克學說的侵害，最有力的防衛之道是擺脫華盛頓金融機構的控制，這是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加強合作的結果。拉丁美洲國家成立玻利維亞美洲之路組織(ALBA，Bolivian Alternative for the Americas)，反擊美洲自由貿易區，使政商財團主義分子希望把阿拉斯加到火地島(Tierra del Fuego)變成自由貿易區的夢想壽終正寢。雖然ALBA才剛成立，卻像巴西社會學家薩德(Emir Sader)說的一樣，承諾要變成 “真正公平貿易的典范：每個國家提供自己最擅長生產的東西，換取自己最需要的東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因此玻利維亞以穩定的低價提供天然氣；委內瑞拉把得到大量補貼的石油供應給比較貧窮的國家，而且和別國分享開發油氣蘊藏的技術；古巴派出幾千位醫生到拉丁美洲所有國家，提供免費醫療，同時在古巴的醫學院里訓練其他國家的學生。這種做法和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開始的學術交換不同，當時拉丁美洲學生學習的是唯一的僵硬意識形態，回國后，在南美大陸一起實施。這種做法主要的好處是ALBA基本上是易貨制度，各國自行決定某種商品或服務的價值，而不是由紐約、芝加哥或倫敦的交易員替他們決定價格。這樣交易就安全多了，不會像過去一樣，深受摧毀拉丁美洲經濟的價格突然波動傷害。拉丁美洲在混亂的金融領域中，創造了一個經濟相當平靜與可以預測的區域，在全球化時代，是大家認為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加強整合表示，如果一個國家真的面臨財務困難，不需要向國際貨幣基金或美國財政部求助。對拉丁美洲國家來說，這種情形很幸運，因為2006年的美國國家安全策略說得很清楚，華府仍然積極采用休克主義，“如果危機爆發，國際貨幣基金的反應必須強化每個國家的經濟決策責任”。這份文件聲稱：“重新聚焦的國際貨幣基金，會強化市場制度和金融決策方面的市場紀律。”這種市場紀律只有在他國政府向華盛頓求助時，才能執行；就像費歇爾在亞洲金融危機時說的一樣，國際國幣基金只有在會員國提出要求時，才能提供協助，  “但是國家短缺資金時，沒有很多地方可以求助”。不過現在情形不同了，因為油價高漲的關系，委內瑞拉已經變成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主要放款國，讓這些國家不必再看華盛頓的臉色。

    這種情形造成了驚人的影響。巴西長久以來因為債臺高筑，受到華盛頓的重重約束，現在卻拒絕再跟國際貨幣基金簽訂新約。尼加拉瓜正在談判退出國際貨幣基金的事宜，委內瑞拉已經退出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連華盛頓過去的“模范學生”阿根廷都加入這個趨勢。阿根廷總統科欽納在2007年的國情咨文中說，阿根廷的外國債主曾經告訴他：“你必須和國際貨幣基金簽約，才能清償債務。”我們告訴他們：“先生，我們是主權國家，我們希望還債，但是絕對不再跟國際貨幣基金簽約。”因此，在南美大陸上，80和90年代力量極為強大的國際貨幣基金，不再是什么強權。2005年，拉丁美洲國家積欠的債務占國際貨幣基金全部放款金額的80％；到2007年，南美大陸向國際貨幣基金借的錢只剩下1％。只不過是兩年間，就出現這么驚人的變化。科欽納宣稱：“擺脫國際貨幣基金后，還能活著，而且是過很好的生活。”

    這種變化已經擴散到拉丁美洲以外的地方，短短三年里，國際貨幣基金全世界的貸款金額已經從810億美元，萎縮成118億美元，剩下的資金幾乎全都是貸給土耳其。過去國際貨幣基金把危機當成獲利機會，現在在非常多國家里，都被人視為賤民，開始萎縮。世界銀行也面臨同樣悲慘的命運，2007年4月，厄瓜多爾總統柯利亞透露，他已經停止向世界銀行貸款，而且采取特別的措施，宣布世銀代表是不受歡迎人物。柯利亞解釋說，兩年前，世銀利用1億美元的貸款，打敗原本要把石油收益重新分配給厄瓜多爾窮人的經濟立法。柯利亞說，“厄瓜多爾是主權國家，我們不再接受這個國際官僚機構的勒索。”同時，莫拉雷斯宣布，玻利維亞要退出世界銀行的仲裁法院，因為這個機構容許跨國企業控告傷害它們利潤的國家政府。莫拉雷斯說：“拉丁美洲國家政府從來沒有打贏過官司，我想世界各國也一樣，跨國企業總是贏得官司。”2007年5月，沃爾福威茨被迫宣布辭去世界銀行總裁職位時，情形很清楚：世銀需要采取緊急措施，解救自己嚴重的信用危機。沃爾福威茨事件發展期間，倫敦《金融時報))報道，現在世界銀行經理人在發展中國家提供建議時“都遭到嘲笑”。再考慮2006年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破裂(很多人因此宣稱“全球化已經死亡”)，這三個以經濟必要性為名義，推展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主要機構，如今變得前途茫茫，可能無法繼續生存。

    我們有理由可以認定，反新自由主義的起義應該在拉丁美洲發展到最先進的階段。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休克實驗室落腳的地方，有最多的時間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多年的街頭抗議產生了新的政治組織，最后得到的力量不但可以接管國家的權力，也開始改變國家的權力結構。跡象顯示，其他舊有的震撼實驗室也走在相同的道路上。2005到2006年間，南非貧民區因為備受忽視，決定拋棄長久以來忠于非洲民族議會的傳統，開始抗議執政黨背棄《自由憲章》的承諾。外國記者指出，從黑人城鎮起義反抗種族隔離制度以來，已經好久沒有見過這種起義了。

    任何策略如果是以利用強力休克創造的機會為基礎，都極為依賴驚異因素。休克狀態的定義是：快速進行的事件與解釋事件的信息之間，有一段時間差。已故的法國理論家布什亞(Jean Baudrillard)說，恐怖事件是“超量的現實”；這么說來，9·11攻擊起初只是純粹的事件、只是原始的現實，沒有經過故事、敘述或任何可以拉近現實與理解落差的東西處理過。如果沒有故事，我們就像9·11之后的很多人一樣，非常容易受到準備利用混亂狀態達成目的的人傷害，我們一接觸針對休克事件表達看法的新故事后，我們就接受了再教育，一切就開始變得又有道理了。

    刻意造成休克與退縮的監獄偵訊人員很了解這種程序。中情局的手冊中，強調隔離犯人和有助犯人建立新故事的任何事物很重要，原因就在這里。這些事物包括犯人自己的感官輸入、與其他犯人甚至包括和警衛的溝通。1983年的中情局手冊指出：“犯人應該立刻隔離，從逮捕那一刻起，就必須維持生理與心理的隔離。”偵訊人員知道犯人會交談，會互相警告可能的命運，會互相傳遞紙條。一旦發生這種情形，抓人的那一方就失去優勢；他們仍然擁有造成犯人身體痛苦的力量，卻失去了操縱和“破壞”犯人，使犯人困惑、迷惘與驚異的最有效心理工具。沒有這些因素的話，就不會有休克。

    比較大的社會也一樣，一旦大家深入了解其中的機制，整個社會會變得更難以用驚異震撼、更難以困惑，變成能夠對抗休克。9·11以后，災難資本主義極為暴力的特性取得控制力量，原因之一是由于比較小的休克，如債務危機、貨幣崩潰、被歷史背棄的威脅大致上因為過度使用，已經失去大部分的力量。但是，今天連戰爭與天災之類驚人的休克，也并非總是能夠引發足以實施不必要經濟休克療法的迷失水平。世界上有太多人有過直接的經驗：他們知道這種方法怎么運作，跟別的囚犯交談過，傳遞過紙條；驚異的重要因素已經消失了。

    2006年以色列攻擊黎巴嫩后，國際貸款機構規定：提供黎巴嫩重建援助的條件是黎巴嫩必須實施自由市場改革。幾百萬黎巴嫩人對這種要求的反應是明顯的例子。不管怎么說，這個陽謀應該都行得通，黎巴嫩從來沒有這么迫切需要資金，即使在戰爭之前，黎巴嫩已經是世界上負債最多的國家之一；以色列攻擊道路、橋梁和機場跑道，大約又造成了90億美元的新損失。因此，2()07年1月，30個富國代表在巴黎開會時，承諾要提供76億美元的重建貸款和捐贈，各國代表自然認為，不管援助附帶了什么限制，黎巴嫩政府都會接受。這些條件很常見，包括電話與電力民營化，提高燃料價格，減少公共服務，提高已經引發爭議的消費稅。黎巴嫩經濟學家韓丹(Kamal Hamdan)估計，加稅和漲價會使家庭支出增加15％：這是典型的和平懲罰。至于重建本身，當然是要交給災難資本主義的國際大公司，不能規定必須雇用本地人或轉包給本地公司承做。

    有人問美國國務卿賴斯，這么全面的要求是否構成外國干預黎巴嫩事務。她回答說：  “黎巴嫩是民主國家，不過黎巴嫩也必須進行一些重要的經濟改革，攸關重建是否能夠進行。”黎巴嫩總理辛尼歐拉(Fouad siniora)在西方的支持下，輕易同意了這些條件，還輕松地說：“民營化不是黎巴嫩發明的。”為了進一步表示他愿意配合，他聘請跟布什關系良好的監視巨擘布斯艾倫漢米爾頓公司，負責中介黎巴嫩電信事業民營化。

    然而，很多黎巴嫩公民卻顯然比較不合作。雖然很多人的家還倒在一片廢墟中，卻有成千上萬的人，參加由總工會和包括伊斯蘭真主黨等政黨發動的大罷工。示威群眾堅持說，如果接受重建資金表示要提高受到戰爭蹂躪人民的生活費用，根本就不能叫作援助。因此，辛尼歐拉雖然在巴黎一再向捐款國保證，但罷工和路障卻使全國陷入停頓狀態，這是第一個針對戰后災難資本主義發動的全國性起義。示威群眾也采取靜坐抗議的方法，靜坐抗議進行了兩個月，把貝魯特市中心變成了帳篷城市和街頭嘉年華的網絡。大部分記者認為，這些活動是真主黨在展現實力，但是紐約《每日新聞》 (Newsday)中東采訪辦事處主任貝西(Mohamad Bazzi)認為，這種解釋忽視了活動的真正意義： “這么多人在市區露營，背后最大的動機不是伊朗或敘利亞，也不是遜尼派對抗什葉派，而是困擾黎巴嫩什葉派幾十年的經濟不平等，是窮人和勞工階級的起義。”

    靜坐示威地點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解釋，說明為什么黎巴嫩人這么能夠對抗休克。抗議在居民稱為索立迪爾區(Solidere)的貝魯特市中心進行，這個地區里的一切，幾乎都是由名叫索立迪爾的民間開發公司興建和擁有。索立迪爾區是黎巴嫩上次重建的成果，1990年代初期，黎巴嫩經過十五年的內戰后，國力耗損、債臺高筑、沒有錢可以重建。億萬富豪企業家(后來出任總理)哈利利(Rafiq Hariri)提出建議：把整個市中心核心地區的土地所有權交給他，讓他和他新設的不動產公司索立迪爾，把市中心變成“中東的新加坡”。2005年2月在汽車炸彈爆炸案中死亡的哈利利，把還沒有倒下的所有建筑物幾乎全部鏟平，把市中心變成一塊白紙，小艇碼頭、豪華公寓大樓  (有些大樓還附設大轎車用的升降機)和豪華購物中心取代了古老的露天市場。這個商業區里的一切，包括建筑物、廣場、保安人力，幾乎都屬于索立迪爾公司。

    對外界來說，索立迪爾是黎巴嫩戰后重生的閃亮象征，但是對很多黎巴嫩人來說，索立迪爾總是像一種全像攝影。在這個超現代化的市中心外面，貝魯特市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從電力到公共運輸之類的基本建設，內戰在很多建筑物外表打出來的彈孔根本沒有修補。真主黨就是在閃亮市中心四周備受忽視的貧民區里，建立了忠誠的群眾基礎；真主黨設置了發電機和發射臺，推動垃圾清運，提供安全。破敗郊區居民闖進索立迪爾的國度時，經常被哈利利的私人警衛丟出去，因為他們會嚇壞觀光客。

    貝魯特社會運動人士哈土姆(Raida Hatoum)告訴我，索立迪爾開始重建時，“大家都非常高興戰爭結束了，街頭開始重建了，等到我們發現所有街道都被政府賣掉，變成私人土地時，已經太晚了，我們不知道那些錢是貸款，我們將來還得還債”。這樣猛然驚醒，發現最可憐的人民必須負擔只對少數精英有利的重建費用，使黎巴嫩人變成了解災難資本主義運作的專家。就是這種經驗協助黎巴嫩在2006年的戰爭后適應和組織，示威群眾選擇在索立迪爾泡沫內部進行大規模靜坐抗議，同時巴勒斯坦難民在維京超大商店(Virgin megastore)和高檔咖啡廳外露營。  (一位抗議人士說：“如果我在這里吃一份三明治，我會破產一星期。”)抗議群眾這樣做，發出了明確的信息，表示他們不希望另一次索立迪爾式泡沫和殘敗郊區混合重建，不希望看到堡壘化的綠區和怒火沖天的紅區，而是需要全國性的重建。一位抗議人士問：  “我們怎么可能再接受這個搶劫我們的政府?接受興建這個市區、欠下這么驚人債務的政府?這筆債誰要還?是我要還，我死后，是我兒子要還。”

    黎巴嫩抗拒休克的力量不只表現在抗議上，也表現在影響深遠的平行重建工作上。停火后幾天，真主黨的街坊委員會就考察過很多遭到空襲的房子，評估損害，而且已經發給每一個流離失所的家庭1．2萬美元現金，讓他們租一年的房子加上購買家具。就像獨立記者諾圭拉(Ana Nogueira)和高莎莉(Saseen Kawzally)從貝魯特報道的一樣：“這是卡特琳娜颶風生還者從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得到補助的六倍。”真主黨領袖納斯瑞拉(Sheik Hassan Nasrallah)在電視演說中告訴全國人民：“你們不需要懇求任何人幫忙，不必到任何地方排隊。”這些話在卡特琳娜颶風幸存者聽來，就好像美妙的音樂一樣。真主黨的援助沒有透過政府或外國非政府組織發放；真主黨也沒有像在喀布爾那樣興建五星級旅館，或是像在伊拉克一樣為警察訓練專家興建奧運級的游泳池。斯里蘭卡海嘯幸存者雷努佳告訴我，她希望別人幫忙她家人的方式是把援助直接交給他們，真主黨的做法就是這樣。真主黨也把小區成員納入重建工作中，聘用本地建筑工人(他們用工作換取搜集到的廢金屬)，動員1500位工程師，并且組織義工隊伍。所有這些援助表示炮擊停止一周后，重建工作已經大規模展開。

    美國媒體幾乎一面倒，嘲笑這種行動是賄賂或依附主義，是真主黨試圖在引發破壞國家的攻擊后，購買民眾的支持(弗魯姆甚至說，真主黨發的鈔票是假鈔)。毫無疑問，真主黨是在從事政治操作，也是在行善。伊朗的資金使真主黨可以這么慷慨，但在這種效率當中，同樣重要的是真主黨是在地組織、是從重建小區崛起的政黨。真主黨和外國重建企業機構不同，不是利用進口的管理人員、民間保安人員和譯員，不是把遙遠國度外國官僚機構的設計強加在本地小區中。真主黨能夠快速行動，原因是真主黨了解每一個小巷、了解每一臺臨時發報機，也知道可以靠誰把工作做好。如果黎巴嫩居民感謝這種結果，也是因為他們知道另一種結果是什么，就是索立迪爾區。

    我們并非總是用退化來應對休克，有時候，我們面對危機時會快速成長。2004年3月11日，西班牙就明顯表現出這種沖動，當時四顆炸彈炸毀通勤列車和馬德里幾座鐵路車站，炸死將近200人。艾斯納(Jose Maria Aznar)總統立刻上電視，要全國公民譴責巴斯克(Basque)分離主義分子，也支持他參與伊拉克戰爭。他說：“我們不可能、也不希望跟在西班牙全境散布死亡這么多次的殺手談判，只有堅定的決心才能終止攻擊。”

    馬德里著名的報紙編輯索樂(Jose Antonio：Martines Soler)說：“西班牙人對這種談話的反應很差，我們仍然聽到佛朗哥(Franco)的回音。”索樂曾經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遭到迫害：  “艾斯納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手勢、每一句話都告訴人民，他站在正確的一方、正義站在他那邊，不同意他的人就是他的敵人。”換句話說，9·11恐怖攻擊后，美國人在布什總統身上看到的“堅強領導”特質，在西班牙人看來卻是法西斯主義崛起的惡兆。這時離西班牙全國大選只有三天，選民想起恐懼主宰政治的時代，用選票逼退艾斯納，選擇決心從伊拉克撤軍的政黨。這種情形和黎巴嫩一樣，對過去休克的集體回憶，使西班牙人能夠對抗新的休克。   

所有休克治療專家都刻意消除記憶，卡梅倫一直認為，他必須消除病人心靈中的一切，才能重建病人的心靈。占領伊拉克的美國人覺得不必阻止強盜搶劫伊拉克的博物院和圖書館，因為他們認為，或許這樣可以讓他們更容易達成任務。但是就像卡梅倫醫生過去的病人卡斯特納一樣，自己用紙張、書籍和清單構成的錯綜復雜結構，可以重建記憶，可以創造新的故事，個人和集體紀憶都會變成最有力的避震器。

    雖然主管機關在非常多的地方，成功地利用2004年的海嘯，但是同樣受到海嘯侵襲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泰國，記憶卻成為有效的反抗武器。泰國有幾十個沿海村莊被海嘯夷為平地，但是泰國的情形跟斯里蘭卡不同，很多泰國鄉村在幾個月內就重建成功。其中的差別不是政府不同，泰國政客和其他國家的政客一樣，都急于利用海嘯作為借口，趕走漁民，把土地所有權交給大型度假村。但是泰國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村民十分懷疑政府的所有承諾，拒絕在難民營里耐心等待官方的重建計劃。數以千計的居民在幾個星期內，就開始他們自稱的“重新占地”。他們手里拿著工具，大步前進，走過開發商雇用的武裝警衛，開始在舊房子的所在地劃界，有些村子的村民立刻開始重建。在大海嘯中失去大部分家人的孔瓦邁(Ratree Kongwatmai)說：“我愿意為這塊土地犧牲性命，因為這塊土地是我們的。”

    泰國原住民莫肯族(Moken)漁民演出了最大膽的重新占地行動。莫肯族也叫作“海上吉普賽人”，幾個世紀以來，泰國政府都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因此他們不再心存幻想，不會以為好心的政府會用一塊適當的土地，交換政府從他們手中奪走的海岸土地。攀牙省班東華村(Ban Tung Wah Village)居民的演出特別具有戲劇性，泰國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報告說：“村民自行集結，走回老家，用繩索把遭到摧毀的村子圈起來，象征他們的土地所有權，因為整個村子的人都在那里露營，主管機關很難把他們趕走，尤其是媒體還密切注意災后重建。”最后村民和政府談好條件，放棄一部分海濱土地，交換其余祖傳土地的法律保障。今天重建后的村子是莫肯族文化的櫥窗，設有博物館、小區中心、學校和市場。現在下級地區官員來班東華村，學習怎么推動“人民管理災后重建”，同時，滿載研究人員和大學生的巴士來到這里，研究“原住民的智慧”。

    遭到海嘯侵襲的整個泰國海岸上，這種直接重建變成了標準。小區領袖說，他們成功的關鍵是“人民從占領土地的優勢，談判土地所有權”；有些人把這利，做法叫作“用手談判”。泰國的幸存者也堅持不同形態的援助，不接受施合，卻要求提供工具，自行重建。例如，數十位泰國建筑系學生和教授自愿協助小區成員，設計新房子，畫出重建計劃；造船大師訓練村民，自行建造比較精密的漁船。結果小區變得比海嘯侵襲前還強而有力，班東華與班乃來(Baan Nairai)泰國村民建造的高腳屋漂亮而結實，和外國包商提供的悶熱組合屋相比，高腳屋比較便宜、比較大、也比較涼爽。泰國海嘯幸存者小區聯盟草擬的宣言說明其中的哲學：  “重建工作應該盡量由本地小區自行推動，禁止包商參與，由小區負責建造自己的房子。”

    卡特琳娜颶風侵襲一年后，泰國草根重建運動領袖和新奧爾良颶風幸存者代表團之間，進行了令人驚異的交流。美國訪客參觀了好多個重建好的泰國村莊，對村民快速重建完成深感訝異。新奧爾良“幸存者村莊” (Survivors’ village)創辦人賈卡里(Endesha Juakali)說： “我們在新奧爾良等待政府替我們辦理，但是你們在這里全都白行負責。”他保證： “我們回去后，你們的模式是我們的新目標。”

    新奧爾良小區領袖回國后，新奧爾良確實掀起直接行動的風潮。賈卡里自己所住小區還是一片廢墟，卻糾集本地包商和義工，組成小組，清理小區里每一棟遭到洪水損害的房子內部，然后進展到下一階段。他說，到海嘯災區考察，讓他得到“很好的看法，知道新奧爾良人民必須拋開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拋棄市政府和州政府，開始主張‘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不管政府，而不是依賴政府，開始重建我們的小區’”。同樣到亞洲考察的華盛頓 (Viola Washington)回到自己住的新奧爾良珍特利(Gentilly)小區后，態度也完全不同了。她“把珍特利分成很多個區段，為每一個區段組織代表委員會，任命領袖，開會討論重建的需要”。她解釋說：“我們和政府對抗，設法拿回我們的錢時，不希望自己無所事事、不努力找回自我。”

    新奧爾良還有更多的直接行動。2007年2月，布什政府打算拆除的公屋計劃居民團體開始“重新占領”自己的舊房子，定居下來。義工協助清理公寓，幫忙出錢購買發電機和太陽能板。彼特公屋計劃(C．J．Peete)居民威廉斯(Gloria williams)宣稱：“我家就是我的堡壘，我要收回來。”重新占領變成了小區慶祝會，還有一個新奧爾良的銅管樂隊來助興，他們有很多值得慶祝的地方：至少到現在為止，這個小區逃過了自稱重建的龐大文化推土機。

    有一個共同的主題貫穿人民自行重建的所有案例：參與行動的人說，他們不只是修理房子，也是在自我治療。這樣說很有道理，熬過重大休克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有一種徹底的無力感：面對可怕的力量，父母失去拯救子女的能力，配偶人天永隔，提供保護的家園變成了死亡陷阱。要從無助中恢復，最好的方法是出力自助助人、是得到參與小區重建的權利。新奧爾良下九區馬丁·路德國民小學助理校長說：“我們的學校重新開學，代表這個小區很特別，我們不只是因為住得近而緊密結合，也是靠著精神、血緣和回家的愿望團結在一起。”

    人民重建運動代表了與災難資本主義體系特性對立的精神，后者永遠追求白紙和白板，好在上面建立模范國家，與之相反，人民重建運動就像拉丁美洲的農業與工廠合作社一樣，天生就具有即興的特質，將就利用有幸存活下來的人，利用沒有遭到掃除、破壞或偷走的所有生銹工具。地方人民重建運動與天國的幻想不同，不是巨災橫掃一切后，讓真正信徒逃避的世外桃源；地方人民重建運動的起點是認定大家無法逃避自己創造的重大亂象，而且已經有足夠多的東西遭到毀滅，包括歷史、文化和記憶。這種運動并不追求從零開始，而是寧可從一片殘垣敗瓦中開始。如今政商財團主義圣戰急劇沒落，因而改用加強休克，希望破除日漸增強的抗拒，在此情形下，重建運動指出了介于各種原教旨主義運動之間的一條道路。這些男男女女，他們唯一激進的地方就是強烈的務實精神，他們植根在自己居住的小區里，認為自己只是修理匠，樂于接受殘存的東西，好好修理和補強，使一切變得更好、更公平。最重要的是，他們正在建立適應能力，應付下一次來襲的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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