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和跨國公司的合謀

作者：尤利西斯

《世界博覽》2010年第16期

　　1972年3月21日，普利策新聞獎得主、白宮的頭號敵人杰克•安德森在他開設于《華盛頓郵報》的專欄“走馬燈”上爆出了一條顛覆性內幕：

　　兩年之前，美國國際電報電話公司(ITT)勾結國務院和CIA，試圖由CIA出面操縱智利，恐嚇、行賄、暗殺甚至政變，CIA盡其能事為美國的跨國公司服務。

　　作美國盟友“很受傷”

　　1970年之前的十幾年中，智利是美國在拉美“后院”最忠實的政治和經濟盟友，芝加哥學派的年輕經濟學家們——今天我們管他們叫“弗里德曼狂”——視這里為新自由主義的試驗田，一臉真誠地要把圣地亞哥建設成“南半球民主繁榮的燈塔”，抗擊庇隆阿根廷和卡斯特羅古巴的橋頭堡。

　　這種努力造成了極為矛盾的后果：一方面，私人壟斷資本、大地主和跨國公司歡欣鼓舞，原材料在國際市場上的走俏為他們贏得大筆收入，也讓智利的經濟前景看上去一片樂觀。另一方面，“弗里德曼狂”們的試驗破壞了智利原有的社會福利體系，跨國公司的支配地位則使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無法竟全功，1950年到1970年，全國GDP平均增長率只有3.8%，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卻達到了令人擔憂的水平。

　　連傻瓜都知道，決定智利經濟和外貿政策的并不是圣地亞哥政府，而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智利特別委員會”，其成員包括阿納康達礦業、普瑞納飼料、美國銀行、輝瑞化學等在智利擁有大宗投資的美國公司，委員會事實上的領袖和運作者便是ITT的CEO哈羅德•杰尼。

　　ITT在這段鍍金繁榮中扮演著如此顯要的角色：他們擁有智利電話電報公司(Chitelco)70%的股權，智利國內所有的新建電話通訊網均由ITT掌控;ITT最重要的生意伙伴阿納康達礦業獨占智利丘基卡馬塔銅礦的開采和出口權，該礦每年出產純銅的噸位高達世界產量的30%，在為阿納康達贏得巨額利潤的同時，也使ITT可以在較低價位拿到原料銅(電話、電報線以銅線為內芯)，其年利潤到1970年已經增至5.5億美元。

　　“科學馬克思主義”信徒

　　1964年，ITT和它的朋友們碰上了第一樁麻煩：智利蕭條的經濟狀況已經開始演化成社會改革的呼聲，為安撫民眾，新當選的總統弗雷•蒙塔爾瓦決定以溫和的“發展主義”路線代替其前任的新自由主義試驗，將利權從跨國公司手中收歸國有。

　　在當時的南美，這是一種頗為時髦的策略。第一個“挨刀子”的就是阿納康達：圣地亞哥決定將丘基卡馬塔銅礦51%的股權收歸國有，Chitelco公司的國有化也將在隨后進行;第二布要動的則是農村土地所有制結構，私人大農場將被拆分，這使得多年來與地主們建立了親密關系的美國農業公司感到了威脅。

　　“智利特別委員會”嗅到了危險的氣息。阿連德是南美最著名的“科學馬克思主義”信徒，激進的發展主義推崇者，他曾經承諾：一旦自己當選，將更徹底地推進工礦企業國有化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并且首先對ITT開刀。在智利國會作出最終裁斷(10月26日)前的一個半月時間里，CIA和克格勃紛紛大顯神通，前者先后花費了42.5萬美元——這筆錢來自ITT和阿納康達的捐獻——試圖拆散阿連德的政治同盟，后者則撥付大致相等的經費(45萬美元)以達到相反的目的。在白宮，總是鐵青著臉的尼克松總統發出了不祥的預言：智利可能變成“下一個古巴”。

　　CIA和跨國公司的曖昧

　　“情報”和“信息”原本就是一個詞兒(Information)，作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兩個情報機構之一，與其說CIA是一家情報加工廠，倒不如說是規模空前的超級咨詢公司。

　　只是與普通的商業咨詢公司相比，“超級公司”不僅擁有獨立的信息搜集渠道和強大的執行能力，它的預測和判斷還直接影響美國的對外政策。按照CIA前身之一戰略情報局(OSS)創始人多諾萬少將的說法，“(CIA)會采取明顯和隱密的手段獲取情報，同時提供情報分析，判斷國家情報目標以及從所有政府機構搜集相關情報資料”，為此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在“保衛國家安全”的名義下，“法律”也成為了一個曖昧的字眼。更重要的是，這家超級公司理論上只對一個人負責：在任的美國總統。

　　然而，CIA的組織結構和使命的特殊性又使其在許多場合身處神秘的灰色地帶。“美國利益”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就意味著美國企業的利益，而CIA這只八爪魚觸腳的最外側密布的，正是一連串身份不明的咨詢機構、顧問公司和智庫。它們號稱“民間公司”，卻與跨國企業、軍事工業聯合體(MIC)以及國務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CEO不是退役將領就是前特工人員，所做的也不是普通的投機生意，而是向敏感地區出售軍火、扶植某些國家的異見分子、挑唆叛亂和政變這樣的“大生意”。

　　CIA因為受到經費和權限方面的限制(FBI和國務院的那幫家伙可不愿看到蘭利大樓一家獨大)，很多時候寧可讓這批外圍公司自己去策劃行動、籌措資金，CIA只在實施上提供人手和建議。這樣一來，再也沒有誰能說清“國家利益”究竟是個什么東西了——畢竟，沒有哪個MIC會喜歡世界和平，如果天下太平、沒有“生意”可做，他們甚至會主動制造些麻煩出來，而CIA對這類行動總是庇護和縱容的。

　　有些時候，連美國總統也駕馭不了這架機器。全華盛頓的人都聽說過這樣的傳聞：約翰·肯尼迪1963年的遇刺與他在豬灣事件中對CIA的“背叛”有關，而整個豬灣事件根本就是“超級公司”和邁阿密的流亡古巴人財團合伙干出的大買賣。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自己就是一個秘密行動愛好者的理查德·尼克松總統極端仇視CIA局長赫爾姆斯，但又離不開他。

　　赫爾姆斯要見的人，是他的前任約翰•麥康即現任ITT執行董事，杰尼CEO把他拉進公司當然不是看重他煽風點火的“能耐”，而是要借重麥康在軍隊和CIA內部的人脈，為ITT排除國際業務中的政治阻礙。

　　麥康的來意也是開門見上：ITT愿意為CIA提供100萬美元的經費，在接下來一個月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阻止智利國會裁定“人民聯盟”當選(智利的選舉體制與英國略有相似之處，當議會中沒有一黨獲得絕對多數、出現懸空時，國會可自得票最多的兩黨中商議裁定一個適宜的組閣黨，且不必是實際得票的最高者)。

　　為配合這一行動，ITT操控的智利特別委員會將以經濟手段對圣地亞哥施壓，美國銀行向智利提供貸款，并要求中小銀行依樣效仿;為破壞智利最大的外匯來源銅礦出口的收入，ITT在接下來半年里將主要購買美國的庫存銅，使丘基卡馬塔銅礦的出產滯銷，阿納康達將為此提供配合。“無論如何，不能讓阿連德這個共產黨分子占據莫內達宮(智利總統府)，為此，我們準備采取一切措施，這需要您的配合。”

　　當某個組織乃至某個階層的利益與“國家利益”攪在一起時，將沒有正義可言。

　　1970年9月14日，基辛格博士召集40人委員會成員(包括CIA局長赫爾姆斯、國務院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國防部副部長、參聯會主席等軍政要員)在白宮開會，調度干預智利的資金分配。

　　委員會決定從CIA的經費里撥出100萬美元，再由ITT和阿納康達各出資25萬美元，歸委員會統一調度。全部資金中的一半由CIA支配，負責在智利軍人中招募反共人士，于必要時以直接行動推翻現任政府、實施保守主義獨裁。為保密起見，這一方案稱為“FUBELT計劃”。

　　10月15日，基辛格與CIA行動副局長卡拉邁辛斯、軍事助理亞歷山大•黑格再度舉行會議，決定于當年11月3日在智利策動代號“軌道2”的軍事政變，并將部分計劃透露給了即將離任的智利總統弗雷，要求他提供援助。CIA找到的代理人是在智利陸軍中頗有聲望的維約將軍，但擁有簽字權的國防軍總司令勒內•施耐德拒絕插手，要求維約嚴守軍人不得干政的原則。為了排除施耐德的影響， 10月22日，維約指派的槍手在圣地亞哥陸軍總司令部大門外對施耐德連開數槍，這位將軍身受重傷，4天后死在了醫院里。

　　出乎基辛格和赫爾姆斯意料的是，刺殺勒內行動遠未獲得預想的成果。為維護民主傳統，弗雷總統決定與阿連德和解，支持后者繼任總統。

　　在10月24日的大選結果裁定中，阿連德眾望所歸地當選，并在11月3日正式就職。參與“軌道2”行動的維約將軍被智利政府逮捕，預定的軍事政變也未及準備妥當。“軌道2”計劃只能暫時擱置。

　　經濟狙擊戰

　　阿連德的當選意味著一場經濟戰爭的爆發。戰爭的一方是“人民聯盟”領導的智利政府、工會組織以及支持政府的左翼軍人，另一方則是ITT、阿納康達、伯利恒鋼鐵、通用汽車、第一花旗銀行以及它們背后的“智利特別委員會”，核心戰場則是銅礦收益。

　　考慮到智利國內稅收的80%和外匯收入的3/4以上都來自銅的出口，阿連德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將其收歸國有。1970年12月22日，即當選總統后不過一個月，阿連德向國會提出了銅礦國有化法案，次年7月獲得國會批準。

　　該法案規定，美國在智利的三大銅業公司(阿納康達、肯奈科特、塞羅)在1964年“智利化”之后剩余的49%股份將由智利政府全部贖買，以為期30年、年息不低于3%的政府債券支付，但須扣除1955年—1970年間出口項目中的超額利潤——阿納康達智利分公司在1955-1970年間的年平均利潤為21.5%，而同期其其他地區的分公司年平均利潤僅3.6%，智利政府要求阿納康達把多余收入“吐”出來。

　　按照這一計算方法，智利政府為三大公司付出的賠償金額約3.3億美元，但扣除的超額利潤卻高達7.74億美元，三大礦業巨頭非但沒有進賬，還須向智利政府支付巨額賠款。

　　1971年9月，阿連德政府又決定將ITT在該國的最重要資產——智利電話電報公司及其新建的整個電話網絡收歸國有，ITT在此項目上的各項連帶損失總值高達15億美元!

　　美國政府的回應是：“用經濟崩潰對付他。”1971年10月，美國國務院公開指責智利在銅業公司國有化過程中扣除超額利潤的做法“嚴重背離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同月底，羅杰斯國務卿召集“智利特別委員會”的代表在華盛頓開會，ITT代表“義憤填膺”地表示，美國政府的職能是保護實業，如果不能采取有力的報復行動，智利的先例可能在整個拉美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委員會隨后提出了一系列計劃，包括阻攔美國私人銀行對智利的貸款，將美國對智利的政府援助項目轉入“重新審核”狀態，以及仍在地下狀態運作的“軌道2”計劃——軍事政變。

　　經濟方面的對策很快得到尼克松政府的認可。到1971年底為止，泛美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和進出口銀行都停止了對智利的新貸款，私人信貸額縮水了2/3強;與此同時，“人民聯盟”的社會改革卻造成了開支的直線上升，這使得智利的政府債務從1970年時的26億美元增加到1973年初的34億。加上國際銅價波動和農村土地改革失敗，1972年10月，智利爆發了第一波大規模罷工浪潮，執政聯盟中的社會黨和基督教民主黨也發生了分裂。

　　政變密謀

　　1973年6月29日，圣地亞哥莫內達宮廣場。索帕上校(Roberto Souper)指揮的智利陸軍第2裝甲團在黎明前包圍了總統府，要求阿連德引咎辭職。

　　索帕的行動并非一時的心血來潮，他的背后站著過去三年里智利政治斗爭中所有的失意者——ITT和CIA代理人“全國制造商協會”、《水星報》、生的芝加哥派經濟學家及其大本營天主教大學，接受CIA資金援助的新興政治團體“祖國與自由運動”，以及以總參謀長卡瓦哈爾上將和陸軍參謀長皮諾切特將軍為首的軍官團。

　　反對者們的分工相當明確：ITT和CIA為整個計劃提供啟動資金，其1970-1973年之間的總額達到650-800萬美元，主要用于政治宣傳和拉攏工會。

　　全國制造商協會在圣地亞哥成立了一個影子政府，由天主教大學的經濟學家負責制訂推翻阿連德之后的經濟改革計劃，從思想上消滅“人民聯盟”;軍方則負責從組織和肉體上消滅阿連德及其追隨者，以平息罷工作為要挾，他們成功地獲得了在軍區范圍內獨立調動部隊的權力。經濟學家、軍人和商人之間的聯系人是《水星報》合伙人凱利，從1971年9月起，他從CIA獲得總額超過150萬美元的援助。

　　6月29日的軍事行動，是CIA及其代理人實施“軌道2”計劃的一個“低成本”策劃，希望以較少的兵力配合聲勢浩大的宣傳，逼迫阿連德主動下臺。但“人民聯盟”破釜沉舟，發動左翼工會以罷工相對抗，使政變草草收場，幕后主使“祖國與自由運動”也被宣布為非法。但這也是阿連德最后一次占據主動。他的國家事實上已經被奪取。阿連德政權的壽命，似乎只能以小時為單位來計算了。

　　1973年9月11日，依舊是莫內達宮廣場，超過10000人的陸海空三軍和警察對阿連德等36個人發起了進攻。在戰斗機的掩護下，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和海空軍、警察領導人坐著坦克抵達廣場，對阿連德發出最后通牒。

　　阿連德的結局孤獨而悲壯——這位文人出身的總統連身邊的衛隊也不敢完全信任了。他拒絕發動市民中的支持者抵擋軍隊，也拒絕流亡國外，而是遣散總統府衛隊，親自戴上鋼盔，與30余名侍衛、醫生和司機并肩戰斗到最后一刻。

　　顛覆一個國家的“游戲”結束了。這個游戲始于一家跨國公司與一家超級情報機構的親密“情誼”，在整個游戲中，經濟學家、政客、商人、軍人和記者相繼出場，扮演著令人驚訝的角色。

　　類似的故事，在過去半個世紀里還曾發生在危地馬拉、印度尼西亞、東南亞許多國家以及世界的其他地區。在麥克萊恩市那間巨大的“超級公司”里，戴著面具的人們依然在為他們眼中的“國家利益”制定形形色色的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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