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世界秩序勾勒——中國會取代美國嗎？

2010-08-22 南方都市報

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全球權力正加速從勞工階層轉移至跨國資本手中。代價是高昂的，包括美國工人成為經濟和出口制造業金融化的犧牲品，大部分人30年來的收入沒有增長，只能靠債務和資產泡沫維生；包括饑餓的印度農民；包括中國上百萬農民工，他們分得的國家收入份額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下降得更快；還包括世界其他地區的很多人。

◎ 諾姆·喬姆斯基

戰后世界秩序變化

二戰建立了當前的國際秩序。回顧歷史，那個時代對于華盛頓的決策者來說，建立符合美國經濟利益的“大區”(Grand Area)并予以實踐是現實的。當時美國占據全世界一半的財富并且無安全之虞，它控制了西半球，太平洋和大西洋以及它們的彼岸。

然而漸漸地，美國這種壓倒性的優勢削弱了。到1970年，美國占據全球財富的比重下降到約25%，雖然仍很可觀，卻比以往少得多了。直到現在，美國也只大致維持這一水平而已。到1970年，世界已呈“三足鼎立”之勢，北美、歐洲以及以日本為核心的迅速增長的東北亞成為三個體量相當的全球工業中心。

1990年蘇聯解體，美國獨占全球的樂觀預期再次出現。在西方，與大勝的論調相唱和的是，那些受人尊敬的評論家們為美國獨霸的“單極時刻”而歡呼，也為美國主宰全球秩序之下“歷史的終結”而喝彩。當然，在作為敵手的超級大國如此突然和出乎意料的解體之后，美國政府需要重新制定他們的政策。20年前華盛頓對于這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反應，能夠令我們深入了解冷戰的本質，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世界秩序及其本質。

當時老布什政府制定了新的戰略原則。簡單說，一切基本不變，改變的只是托詞。美國仍然需要一個龐大的軍事體系，但這樣做的理由變了：不是因為俄羅斯，而是因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技術高度發展了。在美國這個秩序井然的社會，這樣的說法沒有引起任何嘲笑。他們說，所以現在美國需要繼續維持“國防工業基礎”———這不過是國家支持的高科技工業的同義詞。在這一點上，與人們通常的誤解大相徑庭，美國遠非是自由市場經濟體系，高科技產業特別倚重于國家的支持。像羅納德·里根這樣的偶像總統就是自由市場原則最大的背叛者，宣傳和現實之間差距巨大。

新布什主義同時強調，在中東這一能源重地美國必須保持干預力量。布什的新戰略認為，對美國利益的主要威脅并非出現在“克里姆林宮的門口”。很抱歉，美國騙了你們50年，但現在煙消云散，我們必須承認現實：真正的威脅一直來自追求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特別是那些試圖將國內資源用于自身發展的民族主義運動，而這種威脅將一直持續下去。

蘇聯解體后北約的命運也富有啟示，本來北約是為了保護歐洲、抵御俄羅斯集團而建立的。隨著蘇聯解體，它存在的借口業已消亡，一些相信宣傳機器的人期待著北約也該隨之解散。恰恰相反，北約不顧對戈爾巴喬夫許下的諾言，迅速向東擴張。布什政府做出的只是口頭承諾，雖然從來沒有訴諸文字，但這些承諾非常明確。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抗議，但他們告訴他，他早應該知道不能輕信西方外交官的話，所以君子協定被推翻，戈爾巴喬夫卻無從抱怨。現在北約成了聽候美國調遣的一支干預力量，它的官方使命已經拓展到世界范圍了，包括保護西方盟友的石油管道、海路運輸和其他“重要的基礎設施”。想必美國還有一個動機，便是阻止歐洲的獨立自主進程，這一進程大致與戴高樂路線一致，這是自二戰后美國的決策者高度關注的另一個要點。

帝國統治從來都不容易，對美國也是如此。1971年，美國推翻了智利的民選政府。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觀察是，如果美國不能控制拉美，就別指望“在世界上其他地區成功建立秩序”——— 也就是說控制全世界。然而現在美國再也不能控制拉美了，特別是最近十年，情況的轉變簡直是戲劇性的。

自500年前臣服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南美洲第一次走向一體化，這正是獨立自主的前提。這個大陸資源豐富，但掌握在少數的富裕精英手中——— 通常是白人，現在拉美國家正開始對這樣的腐敗問題開刀。更重要的是南南關系正在發展，在原材料的消費和投資上，中國正日益扮演領導者角色，在某些資源富庶的國家，中國的角色已經超過了美國。

控制西亞的石油資源就控制了世界，這是二戰后美國決策者們的主要原則。現在這種控制也不穩固了，不僅僅是因為伊朗，美國的老附庸也在動搖。世界上最大規模的碳氫化合物儲藏于沙特阿拉伯，二戰期間美國取代英國成為其宗主。美國仍是沙特最大的投資者和主要貿易伙伴，沙特也通過金融投資來支持美國的經濟。不過，現在沙特超過一半的石油出口到亞洲，它的增長計劃正在“向東看”，而不是向西。如果能從廢墟上重建起來的話，同樣的狀況也可能發生在石油儲量世界第二的伊拉克。現在美國的政策又迫使石油第三大出產國伊朗也采取同樣策略。總的來說，中國正在取代美國，成為中東石油的最大進口國，貿易關系增長迅速，在過去的5年里翻了一倍。中國的這些發展對世界秩序的意味很明顯。同樣地，上海合作組織也確實在緩慢而悄然地崛起，這個以中國為核心的組織包括許多亞洲國家，卻排除了美國。

中國會取代美國嗎？

在最近很多關于全球權力轉移的熱烈討論中，人們都在推測中國和印度是否(或者何時)會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強權。這種情況如果真的發生，將意味著世界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又回到了歐洲征服全球之前。一直到17世紀，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的商業和工業中心，他們有最先進的市場體系，有最發達的技術，在公共健康和其他很多領域也居于領先地位。如果一切真的發生，世界不過是回到從前。

最近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GDP)也確實令人驚嘆。不過，只知道這些并不足夠。聯合國有一個叫作人類發展指數的指標，依據基本的經濟和社會健康進行排名。印度的排名墊底，只比柬埔寨好一點，位列老撾和塔吉克斯坦之后。中國的排名靠前一些，不過是第92名，比約旦略高，在多米尼加和伊朗之后。印度和中國都存在嚴重的不平等，這意味著超過10億的居民生活遠低于平均標準。在印度，自從20年前開始新自由主義改革之后，農村地區營養不良的家庭比例增加了，平均每個家庭購買糧食的數量顯著下降。由于政府對于廣大農村地區提供的服務減少，根據記錄有超過15萬農民自殺，絕大多數是因為債務。印度自稱是一個知識型社會，“知識階層”迅速增長，但40%的兒童卻根本沒有上過學。世界銀行估計印度的人均收入大約是美國的2%，中國的人均收入是美國的5%。進一步來看，一個比常規統計更準確的估算應該包括中國和印度付出的嚴重代價：生態問題、資源枯竭、勞工權利等等。

普遍而言，已有的對全球權力轉移的推測忽視了我們本應知道的常識：抽離了其內部權力分配的國家并不是國際事物中的唯一、甚或主要角色，主要角色反而是那些掌控國內經濟的部門，亞當·斯密是告訴我們這條真理的人之一，遺憾的是，評論界和國際關系理論都常常忽略這一點。

謹記斯密的真理，我們就能看到確實存在一場全球權力的轉移，但它并沒有被廣泛注意到：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全球權力正加速從勞工階層轉移至跨國資本手中。代價是高昂的，包括美國工人成為經濟和出口制造業金融化的犧牲品，大部分人30年來的收入沒有增長，只能靠債務和資產泡沫維生；包括饑餓的印度農民；包括中國上百萬的農民工，他們分得的國家收入份額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下降得更快；還包括世界其他地區的很多人。

中國在這場權力轉移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它現在就像整個地區制造業的裝配廠，日本、臺灣和韓國向中國大陸出口配件提供技術。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的增長引起了許多關注，卻很少有人留意伴隨新的地區制造體系的形成，美國對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貿易逆差正迅速降低。經濟學家估計，如果只計算中國產品產值，那么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將減少30%，而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將以同樣的比例增長。同理，美國的生產商也向中國提供部件，在中國組裝和出口，絕大多數賣回美國。如果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業規模擴大，情況將有重大改變，也許會對全球經濟將產生重大影響。最簡單的計算就能顯示出，亞洲強國的人均收入不可能達到西方的水平，除非地球毀滅，或者西方的繁榮顯著地衰落。

我們早就知道國民生產總值的使用有很強的誤導性，因此必須設計出更現實的計算方法。其中之一是進步指數(GPI)，它將危害公共的犯罪、污染、交通事故、墨西哥灣的油污等等的支出減去，這些支出增加國民生產總值，但并不改善社會。進步指數還把真正有益于社會的價值，如志愿工作、休閑等等算進去。在美國，G PI從1970年代之后就停滯不前，但是GDP在增加，這些增長只流入了很少人的錢袋。這一結果與社會指數相互關聯，這是關于一個社會是否健康的衡量標準。在1970年代中期，社會指數與經濟增長一致，之后就開始下滑，2000年的時候降到1960年的水平。經濟的金融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社會經濟措施之間的關系也難以忽視，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

總之，“繁榮”對于人類生活的意義，并不能只用商品數量和能消費的石油資源數量進行衡量。這些思考所衍生的影響，將波及人類生活的組織形式和文化發展的優先重點。

人類的未來

幾年前，現代生物學的巨擘厄恩斯特·邁爾提出，高智能是一個進化錯誤，在進化史上難以長存。從生物學家的視角來看，所謂成功就是指多少人能存活。那些有著固定生態位的種群是最為成功的，比如甲殼蟲，或者能夠迅速變異的種群，比如細菌。我們所謂的“智能”越是提高，生物學上成功的幾率便越是下降。人類似乎是一個特例，但僅限于非常短暫的時段，要知道過去的幾千年不過是進化史上的一瞬而已。邁爾更為悲觀的論調是：“平均一個種族的生命周期約為10萬年”——— 與現代人類在這地球上存在的時間已經差不多相當。

我們正生活在檢驗邁爾的理論是否正確的時刻，事實上，如英國皇家學會主席、著名人類學家馬丁·里斯所言，是人類歷史上的“決定性一刻”。他提醒我們說這是這顆行星歷史上第一次“一個種群——— 即我們——— 將地球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僅攸關人類存亡，也攸關生命所包含的無盡潛能”，“也因此宇宙中的這個淡藍色的小點成為特別的存在”，他總結說，“在它存亡絕續的時代，我們恰是它的管家”。

一個悲觀的現實主義者也許會說前景不祥。而關注人類生存和世界命運者，將繼續努力以證明這些預言的虛妄。

(根據喬姆斯基8月13日北京演講節譯，翻譯/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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