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進入“戰爭”狀態

鄭若麟

    幾天來，法國社會出現多起騷亂事件。南部城市格勒諾布爾市連續三夜出現燒車、襲警等嚴重犯罪事件。而在另一個城市圣艾尼昂市發生的騷亂事件中，甚至連警察局都被鬧事者包圍并遭到燒、砸。再聯系到不久前法國A13號高速公路上公開發生毆人致命的惡性案件、華人在巴黎“美麗城”示威游行要求改善治安，這一連串事件使法國媒體已經毫不猶豫地使用“戰爭”這個字眼，來描繪上述法國社會狀況。連法國總統薩科齊也在昨天表示，“政府必須對犯罪活動發起無情打擊。這是我們對犯罪團伙發動的一場真正的戰爭。法律權威應該在全法國國土上得到完全的尊重。”法國部分國會議員、巴黎郊區市鎮圣德尼斯市警察局局長等也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反犯罪戰爭”的字眼。法國進入“戰爭狀態”，是否有點聳人聽聞？
   
社會治安持續惡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法國社會出現今天這種狀況，實在是近十幾年來日積月累的結果。其中既有意識形態因素——過度強調人的權利、忽略社會責任導致社會上出現正不壓邪的局面；亦有社會犯罪趨于嚴重的因素——過去的街頭小混混正在向著犯罪團伙發展，且日益猖獗，逐漸形成有組織犯罪的趨勢，并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逐漸暴露，從而造成社會動蕩。應該強調的是，法國自1789年大革命以來，一直在政治體制和社會機制上構建相對合理的制衡機制，以保障民眾生活的安全與穩定。
   
    到今天，法國社會富裕程度，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難望其項背的。法國民眾二戰后一直生活在相對安全、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然而近十年來情況卻在發生變化，法國當局一直無法阻止社會治安的惡化趨勢，而且這種惡化已經開始對法國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成負面沖擊。
   
    2002年法國總統大選右翼候選人希拉克和極右翼候選人勒龐正是以治安為競選主題，將忽略這一問題嚴重性的左翼候選人若斯潘擠出大選第二輪，這證明當時法國社會民眾已經對此問題深痛惡絕。2007年法國大選薩科齊也非常聰明地將這一主題列入自己競選的顯著地位，從而將一大批極右翼選民拉到自己這一邊，才得以當選。然而兩年后，這一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相反上升到“戰爭”的嚴重程度，其內在原因是值得深究的。
   
    格勒諾布爾市發生的事實際上十分明了：兩名歹徒持械搶劫了一家賭場，在逃離現場時，遭到警方阻擊，雙方發生槍戰。一個名叫卡利姆·布杜達的27歲嫌犯當場中彈身亡。當天晚上，該市便發生了騷亂。社會學家莫希埃利認為，這一幕在法國近十幾年來已經成為“城市敏感地區”的某種“常態”。當本地區團伙中的成員被警察打死時，一定要做出“反應”。“只是近十年來這種反應的激烈程度及團伙所使用的武器，都大大提升，從而對社會治安形成更大的威脅”。
   
    發生在圣艾尼昂市的騷亂同樣也是源于團伙中的一名成員遭警察槍擊身亡。上周五深夜，法國警察在當地進行交通檢查。一個名叫路易奇·杜格納的22歲青年因無照駕駛、且有可能涉嫌一樁偷竊案，強行沖過路障而逃。警方在追擊時開槍，將其當場擊斃。這個青年屬于“旅居者”中的一員。所謂“旅居者”，是法國媒體專門用來談及“茨岡人”或“吉普賽人”的專用名詞。在法國，因為歷史原因，某些詞是不能用的。當天晚上，五十多名手執斧頭和鐵棍的“旅居者”包圍了當地警署，砸掉警局招牌、砍倒大街上的多棵椴樹、火燒汽車、燒毀國旗，還搗毀了一家面包店。法國當局翌日不得不向當地派出大量警力，并增援300名武裝軍人，以平息騷亂。
   
“這里是我們的地盤”
   
    這兩件事震驚了全法國。盡管官方調查正在進行，并傾向于認為兩起事件警方并沒有過錯，但死者一方既不相信（布杜達的母親已經提出訴訟）、也不接受。犯罪學家、著名警官佩雷格利尼認為，無論是發生在格勒諾布爾市還是圣艾尼昂市的現象，性質都是一樣的，即向警方傳遞一個信息：這里是我們的地盤！不許你們干涉。你們要介入，我們就發動騷亂。
   
    近十年來，法國警方發現，在法國城市郊區的某些地盤——專用名詞“城市敏感地區”——槍支和毒品日益泛濫，并被團伙所控制。當警察試圖進入這些地盤時，團伙便會進行激烈反抗。與昔日不同的是，團伙將過去藏在地窖里的槍支，現在拿出來使用了。在格勒諾布爾市，警方多次發現，有人在騷亂中向警車開槍，留下了彈痕。佩雷格利尼認為，向警方實彈開槍就是一種明確警告。據一名法國現役警察在法國電視臺透露，有些“城市敏感地區”警方實際上已經不敢進入。要進入便要事先通過關系網，與團伙談判好時間和路線。這證明，有組織犯罪正在成為法國社會的一個現實。
   
    佩雷格利尼說，過去警方查獲一輛偷來的摩托，在上面只能查到一兩個人的DNA。現在往往都是幾十個人的。這說明，偷竊來的摩托已經成為犯罪組織使用的工具。警方還發現，過去的小混混現在都用巨額款項向國外購買毒品，就像過去西西里黑社會所做的一樣。正是因為毒品，這些昔日的小混混今天都有了“地盤”概念，開始“保護”自己的地盤，不讓外人進來，也不讓警察進來。事實上，一些毒品專家認為，格勒諾布爾市發生騷亂并非偶然，這里已經成為意大利與法國的毒品中轉站。
   
為什么會“正不壓邪”？
   
    社會治安問題之所以長久得不到解決的另外一個因素，是因為罪犯在法國不會受到嚴懲；相反，罪犯的“權利”已經在法國形成了一種“政治正確主義”的意識形態，動輒以人權或種族歧視的名義，使一些本來是非明確的事情，變得模棱兩可，最終使社會治安在法國成為一個極為敏感的話題。
   
    正因為社會治安涉及體制、移民政策、種族沖突等各種“熱”問題，因而成為反對派的一種政治武器。更重要的是，法國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正不壓邪”的現象。在過度自由和過度強調人權的名義下，出現“罪犯比警察更狠”的局面。在圣艾尼昂市的騷亂中，50名“旅居者”在市內燒、砸，如入無人之境，無人敢管。罪犯開槍，要證明這一點還真是不容易，更勿提司法嚴懲。警察動武，一不小心就有可能違規。更何況法國廢除了死刑。也就是說，罪犯在向警察開槍時沒有任何顧忌。不久前華人在巴黎美麗城之所以發動大示威，也是因為小偷也好、持械搶劫也好，幾乎都是一抓即放（以證據不足、未成年等各種匪夷所思的名義），歹徒有恃無恐，華人則忍無可忍。罪犯有人權當然是應該的，問題是好人卻失去了安全感。甚至在報刊上指出誰是犯罪者，都是“政治不正確”的。
   
    佩雷格利尼說，“很久以來在法國人人皆知，當旅居者（指茨岡人或吉普賽人）在某地扎營住下后，周圍地區的小偷小摸案件立即上升。當然人們可以說不要一概而論，但這卻是一個事實。”這種話卻是不能說的，一說就有“種族歧視”嫌疑，就是違法。
   
    薩科齊昨天宣布將在本月28日召開專門內閣會議，來討論法國社會治安、城市暴力、團伙犯罪等社會問題，特別要研究“旅居者”群體在法國各地帶來的問題。話音未落，法國左翼綠黨“政治正確主義”的代表人物、國會議員馬梅爾就立即指責薩科齊“一概而論”；法國“茨岡人協會”也立即表示反對，說這是“種族歧視”。也就是說，對問題尚未研究，手腳即已被縛。這種“政治正確主義”永遠將犯罪的原因歸于社會和體制。久而久之，自然出現了“正不壓邪”的局面。
   
城市犯罪“美國化”
   
    法國“政治正確主義”一向將社會犯罪問題歸之于社會不公、貧困、失業等經濟因素所造成。極右翼則將之歸罪于“移民”。然而這些解釋都越來越得不到社會的認同。法國是一個富裕的發達國家，并不存在真正的貧困現象。也不是移民未能得到公正對待的問題——華人移民不但犯罪率很低，而且成為罪犯的目標。這就充分證明，移民的處境不能解釋犯罪現象。事實上已經有一些“政治不正確”的法國社會學家悲觀地認為，法國部分“城市敏感地區”正在出現的“美國化”傾向已經不能用經濟與社會原因來解釋了，而是一種文化上的唾棄，是對正常生活的唾棄。
   
    新的郊區小混混已經圍繞著毒品、搶劫銀行自動提款機、持械搶劫等犯罪行為組織起來了。佩雷格利尼認為，這種“美國化”犯罪現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無藥可救的。“我確信我們正在朝著美國化方向在演變，未來會出現非常暴力的犯罪組織，權力極大。而另一方面則出現壁壘森嚴的富人區。”
   
    這種趨勢的強化，就是使法國社會治安問題日益惡化。在不久前另一起涉嫌向警察開槍的案件中，警方證人竟在最后一刻一個個放棄作證。其中一位還從住地搬走了，而且不留任何聯絡方式。最后僅剩的一名證人還是“匿名”作證的，即法庭上看不到他的臉。為什么？因為證人害怕團伙的報復。法國媒體對此深受震驚，稱“法國某些地區，已經不再是警察和法律說了算”。利益驅使、不受懲罰、以及“犯罪有理”，特別是“正不壓邪”的社會輿論，正在使法國朝著“美國化”的方向演變，這是一個令人悲哀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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