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經濟思潮的新動向

吳易風　

    2007年夏季，美國爆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在美國，這場金融危機很快發展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美國權威性組織全國經濟研究局在2008年12月1日宣布：美國經濟自2007年12月以來一直處于衰退之中。這里說的衰退，就是指經濟危機。一再回避是否進入衰退即經濟危機的美國政府，直到2008年12月1日才開始使用衰退一詞。布什在12月5日才說：“我們的經濟處于衰退當中。”
    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具有明顯的同期性。爆發于美國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很快蔓延到其他發達國家，又很快蔓延到許多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美國情報機構在2009年2月12日宣布：全球經濟危機是美國現階段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
   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沉重地打擊了美國和西方各國經濟，沉重地打擊了美國和西方各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沉重地打擊了美國和西方各國的主流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在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國家許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現存的經濟制度、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并構想未來的經濟制度、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西方經濟思潮的這一新動向，引起人們廣泛的、密切的關注。

    一、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

    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的學界、政界、商界和民眾都在對資本主義進行反思。“反思資本主義”的提法較早出現在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10月13日一期的題為《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現在開始》一文。
    1. 西方學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
    西方學界以及新聞媒體在反思資本主義時，著重批評“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的資本主義”或“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這是指二戰后形成、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變得不受約束的“美英資本主義模式”，又常常被叫作“美國資本主義模式”或“美式資本主義”。路透社2009年1月13日發自華盛頓的報道說：“隨著經濟危機波及全球，對不受約束的美式資本主義的批評與日俱增，人們也開始質疑未來美國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上述美國《新聞周刊》那篇文章說：德國、法國等“歐洲社會民主國家”都害怕“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俄塔社倫敦2009年3月4日報道：“美國金融巨商紹羅什認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隨這場危機而破滅了。”
    不少西方學者認為，這場嚴重危機可能導致資本主義“發生很大變化”。日本早稻田大學榊原英資教授在日本《外交論壇》月刊2009年2月號發表題為《21世紀式危機的沖擊與世界變革》一文說，此次危機在廣度和深度上超過了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結果可能會導致資本主義本身發生很大變化。”
    有些西方學者甚至認為這場危機正在導致資本主義“發生根本變化”。英國《泰晤士報》2008年12月9日發表羅伯特•佩斯頓題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崩潰》一文說：“資本主義正在發生根本變化。”
    《泰晤士報》的這篇文章提出了“新資本主義”一語，認為“廢墟中可能出現一種新資本主義。”《新聞周刊》的那篇文章則提出了“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的說法，并宣布“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現在開始”。
    西方學界關于“新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這類提法，很快被一些西方政要所接納。后面就會看到，由法國總統薩科齊發起、多位歐洲政要與會的巴黎國際論壇，就用了“新世界、新資本主義”的名稱。
    顧名思義，“新資本主義”是相對“舊資本主義”而言。這里令人關注的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學者對“舊資本主義”的批判，一是西方學者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
    西方學者對舊資本主義的批判，實際上就是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判。然而，不同學者對現存資本主義的認識程度頗不一致。
    有的西方學者把資本主義的一些具體經濟制度，例如把“自由市場”、“信貸寬松”、“高風險交易”和“高額薪酬”看作是資本主義舊時代的主要弊端，提出必須“遠離”這種資本主義舊時代。（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10月13日）
    不少些西方媒體表達公眾對華爾街的憤怒，揭露和抨擊華爾街的貪婪，指出“造成當前危機的元兇是貪婪”。（英國《每日電訊報》2008年11月6日）美國《華爾街日報》評論說：“是貪婪嗎？這是美國之道。”（《《華爾街日報》2009年3月16日》）有西方媒體說，人們批評華爾街，就是批評資本主義。還有西方媒體說：“民眾vs華爾街，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這一切都可以歸結為民眾與銀行家之間的‘階級斗爭’，而點燃這場斗爭的導火索就是華爾街的薪酬體系。”（《環球時報》2009年2月10日）
    有的西方學者注意資本主義貧富懸殊引起的社會矛盾。英國學者凱爾波•勞斯撰文批評適者生存的美式資本主義，指出美式資本主義導致貧富懸殊。他認為，不應按達爾文主義強調社會的殘酷競爭，而應更多地考慮如何緩和因貧富差距而導致的社會矛盾。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尼爾森也抨擊美國達爾文主義的資本主義模式，指出美國模式是按照適者生存的法則，設計出的是冷冰冰的制度。
    有的西方學者揭露西方政治精英和政客用“全球變暖”和 “生態危機”轉移憤怒人群的視線。巴希爾•戈特在題為《今天的資本主義已走到末路》一文中揭露說：“資本主義世界的精英和政治家決定把視線從針對這些問題的職責轉移到全球變暖和生態危機上去。……‘娛樂’他們的國民和全世界人民，他們宣揚氣候變化的威脅，同時隱瞞著一場即將掠走人們的住房和辛苦賺來的養老金的大洪水。”（美國《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2008年10月7日）
    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原來堅定維護資本主義，現在在危機中進行反思：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毀滅？他向日本媒體公開宣布“對自己過去主張的錯誤而抱悔恨之念”，在日本引起震動。他告訴記者說：“我看到在現實世界中，資本主義社會伴隨泡沫崩潰、貧富差距擴大等現象出現，社會失去穩定，而這種傾向最近更加強烈。”他表示，正是這些促使他反思資本主義。（《環球時報》2010年1月20日）
    英國《金融時報》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組織一批學者和評論家討論“資本主義的未來”，并從2009年3月9日起發表系列文章。這在國際上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這系列文章的開篇之作是該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自我毀滅的種子》。該文指出：“一場金融崩潰與一次嚴重經濟衰退（如果不是什么更糟糕的情形）結合在一起，勢必將改變世界。”
    在《金融時報》組織的系列文章中，許多西方學者都不同程度地反思和批評現存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模式問題是英國《金融時報》組織的這場討論中爭論的焦點。“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或美國資本主義模式受到廣泛批評。在討論未來資本主義模式時，有的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的未來在“亞洲資本主義模式”，有的學者則認為資本主義的未來在“北歐資本主義模式”。除了《金融時報》組織的討論之外，還有許多西方學者在其他場合討論了資本主義模式問題。他們提到的可供選擇的資本主義模式有“歐洲大陸模式”、“北歐模式”、“瑞典模式”、“亞洲模式”和“日本模式”。不少西方學者現在正在熱議“中國模式”。但是，他們中不少人用資本主義有色眼鏡看待中國，有的把“中國模式”說成是“中國資本主義模式”，有的甚至把“中國模式”說成是“專制資本主義模式”。持前一看法的，主張借鑒“中國模式”；持后一看法的，反對借鑒“中國模式”。
    西方學者提出的“新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未見到他們有成為共識的明確答案。前面提到的《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現在開始》一文說，與“自由市場、信貸寬松、高風險交易和高額薪酬”為特征的“舊時代”不同，“新時代”則“以緊縮銀根、加強監管、減少投機和政府更多干預市場為特征”。有的西方學者主張，資本主義必須改革。前述《今天的資本主義已走到末路》一文說：“當前的資本主義制度應當改變路線”，“應當以全局觀和多樣性機構為基礎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而不是繼續支持一個老化的體系。”該文進一步說，“與過去30年的模式相比，它也許比較公平、友善。……或許變得仁慈些，溫和些，少制造一些不和，少一些勝者通吃的賭博意味。”因此，“新資本主義”又被稱為“有道德的資本主義”、“溫情的資本主義”、“改良的資本主義”和“修正的資本主義”。
    這里應當提一下比爾•蓋茨2008年1月以微軟董事長身份在達沃斯論壇發表的關于“新資本主義”的演講。他認為，現存資本主義自利的動力只服務于有錢人，只服務于有支付能力的人，而不直接服務于窮人，后者只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事業。比爾•蓋茨提出的理想是：“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制度體系來讓利己的動力發揮作用，從而使每個人都能從中受益。……這個制度體系需要比我們現在的更能夠吸引創新者和企業參加。這個新制度有兩個使命：一是賺錢盈利，二是讓那些無法充分享受市場經濟益處的人群生活得到改善。”蓋茨把自己的這種想法稱為“創新型資本主義”，他認為，在這種“創新型資本主義”下，“與單純的利己行為相比，利己與利他相結合能夠惠及更多的人。”他還認為，在這種“創新型資本主義”中，“政府、企業和非贏利組織可以進行合作，……最終改善全球不平等現象。”
    在《金融時報》組織的關于“資本主義的未來”的討論中，有的學者認為并不需要“新資本主義”的提法，而是需要清醒地認識與“今天的困局”有關的許多重要問題。哈佛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說：“我認為，今天的經濟困局并不需要某種‘新資本主義’，而是需要我們以開放性思維來理解有關市場經濟能力范圍及其局限性的舊觀念。我們首先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不同體制是如何運作的，同時還要了解各種組織——從市場到國家機構——如何能夠齊心協力，創造出一個更美好的經濟世界。”
    在《金融時報》組織的這場討論中，盡管多數人在反思現存資本主義，但是也還有極少數人在頑固地維護現存資本主義，仍然宣稱資本主義是人類的唯一選擇。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他在《勿讓金融危機葬送資本主義》一文中說：“一個以資本主義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類的唯一選擇”。與貝克爾的文章相類似，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2009年10月4日發表題為《危機不能磨滅我們對資本主義的信心》的文章頗感慶幸地說：“面對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市場資本主義在走向崩潰的途中出了一件有趣的事：它沒有崩潰。”
    2. 西方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
    西方學界關于“新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新時代”這類提法，很快被西方政界所采用。贊成“反思資本主義”的法國總統薩科齊本是自由資本主義的衛士，他曾默許稱他為“法國的撒切爾夫人”——意即法國新自由主義領袖。當前這場危機爆發后，薩科齊迅速改弦易轍，策劃舉辦“反思資本主義”的世界論壇，向世界宣告“動用國家力量來干預金融體系運作的合法性已經毋庸置疑”。（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10月13日）
    薩科齊發起的反思資本主義的世界論壇于2009年1月在巴黎舉行，名稱是“新世界、新資本主義”國際論壇。與會者有法國總統薩科齊、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等多位歐洲政要，還有歐洲央行行長以及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這次研討會圍繞“新世界、新資本主義”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薩科齊指責建立在金融投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不道德的資本主義”。他認為，新資本主義需要新道德價值觀，政府要發揮更大的作用。薩科齊說：“危機使國家的作用卷土重來，國家干預將更具有合法性。”布萊爾說：“當前我們正試圖確定一個資本主義的新模式。”他認為，新資本主義的金融秩序的基礎應是新價值觀，而不應是“利潤最大化”。默克爾則認為，新資本主義應當是德國式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他們的不同提法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都不愿意要“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資本主義”。
    在歐洲和日本，有些政要在不同場合批評達爾文主義的資本主義，反省弱肉強食的體制，構想有道德的新資本主義。薩科齊批評“金融資本主義”，他把將二戰后的資本主義描述為一個“使財富永遠跟著有錢人、工作價值被貶低、生產力下降、企業家精神貶值的體系”。法國總理弗朗索瓦•菲永對華盛頓重申，“法國的目標首先是要調控當前經濟蕭條的元兇——金融資本主義。”英國保守黨領袖大衛•卡梅倫認為，“現在是將機會和財富更加平均地分配到各階層的時候了，我們應該迎來有道德的資本主義。” 受英國政府委托的調查報告《英國經濟不平等狀況剖析》2010年1月26日顯示，英國近30年的貧富差距遠遠超過前30年，達到二戰以來的最嚴重程度。報告坦言，“目前英國貧富差距的狀況意味著——幾乎不可能建立一個具有凝聚力的社會。”英國首相布朗承認，這一現實“令人警醒”。 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則宣傳有健全的全民醫療體系、慷慨的社會保障制度、普遍實施幾乎免費的大學教育等不同于美英式資本主義的歐式社會市場經濟。英國《泰晤士報》2009年1月19日以《日本轉向“溫情資本主義”》為題報道日本兩位政要的有關言論。日本經濟財政擔當大臣與謝野馨在國會表示，日本必須拋棄華爾街式鐵石心腸的資本主義，創造全新的“善心資本主義”模式。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對記者說：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缺乏人性，是一種無情的資本主義”，日本將轉而發展一種“有善心、有人性的資本主義”。
    據分析，西方國家政要重視研討新資本主義模式，除直接為了應對當前嚴重危機和試圖防止危機再次發生之外，還有一個深層原因。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2009年7月31日發表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題為《北京共識：發展中國家的新樣板？》一文說：“當前這場金融危機的可能后果之一是‘中國模式’的浮現。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北京共識’可能會被視為在經濟動蕩中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的替代路線。”英國《泰晤士報》網站2010年2月4日發表題為《我們需要建立新資本主義模式來與中國抗衡》的文章，強調“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與西方模式（“華盛頓共識”）“相互沖突”，“不可調和”。文章援引美國一位外交官的談話，透露西方政界重視研究“新資本主義”模式的緣由：“自經濟危機以來，發展中國家對原有的促進民主和自由的‘華盛頓共識’不感興趣了。無論我去哪里，各國政府和企業領導人都在談論‘北京共識’——中國的繁榮和權力之路。西方必須提出一個與我們的政治觀念相一致的新資本主義模式。如果我們不徹底改造我們原有的模式，我們勢必失敗。”
    3. 西方國家和原蘇東國家民眾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經濟制度的設想
    西方國家的一些民意調查，有助于我們觀察和研究西方國家和原蘇東國家民眾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經濟制度的設想。
    日本《讀賣新聞》2009年9月22日公布一項與英國廣播公司（BBC）共同進行的“世界各國人民對本國社會財富分配是否感到公平”的調查結果。在接受調查的美、俄、日、法、德等20個國家中，認為財富分配不公的高達17個國家。感到分配不公平人數比例最高的是法國，占受調查人數的84%；其次是俄羅斯，占77%；德國占76%；日本占72%；美國占55%。
    英國廣播公司（BBC）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之際組織了一次大規模民意調查，并于2009年11月9日公布調查結果。在27個國家2萬9千人的被調查者中，對資本主義制度表示不滿的占一半以上，認為資本主義存在致命的弱點、需要代之以新經濟制度的占23％，認為資本主義還在正常運行的僅占11％。在大企業所有制問題上，被調查的27個國家中有15個國家半數以上的人認為大企業應該歸國家所有，或者由國家控制多數股份。持這一主張的在烏克蘭被調查者中高達75％，在俄羅斯被調查者中更高達77％。在財富分配問題上，被調查的27個國家中有22個國家的民眾支持政府均分財富。
    這次危機對前蘇東國家的巨大沖擊使很多人對資本主義產生懷疑。此次英國廣播公司民調承辦方之一“全球掃描”公司主席米勒對法新社表示：“這說明隨著1989年柏林墻的倒塌，資本主義并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
    全俄社會輿論調查中心最近公布的數據表明，蘇聯解體后的第一年，即1992年，贊同資本主義的人占32％，反對者占34％；而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50％的人反對資本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這一名詞，至少有69％的俄羅斯人具有反感，大多數60歲以上的人仍然贊同蘇聯社會主義。（《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在中東歐的前蘇聯集團國家，民眾對資本主義的支持度下降。明顯的是對資本主義的幻滅。在匈牙利，認為在共產黨執政時期比今天經濟狀況更好的人多達72%。（法新社華盛頓2009年11月2日電）
    在英國，《衛報》網站2010年1月2日發表女權活動家凱思•埃利奧特的文章說： “我希望看到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終結”。在法國、德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民眾在這次危機中舉行游行示威，提出了更為激進的要求。法新社巴黎2009年1月29日的報道說：全球經濟危機今天在法國引起大規模抗議活動，在里昂舉行的抗議活動中，一條橫幅上寫著：“資本主義經濟病了，讓它死吧！” 法國于2009年2月成立“反資本主義新黨”，致力于反資本主義的活動，在民眾中燃起了很大熱情。法國民眾對該黨領導人的支持率高達到47％。（《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另據報道，柏林5月1日的游行人群打著寫有“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是危機和戰爭”等標語的橫幅在街上示威。加拿大溫哥華示威者喊出“要求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口號。（《環球時報》2009年5月4日）
    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唱對臺戲的世界社會論壇2010年1月25日在巴西舉行，這屆論壇持續5天。警方估計，約有2.5萬人參加了在阿雷格里港舉行的高喊社會主義口號的示威游行。論壇創始人之一弗朗西斯科•惠特克說：危機的持續影響“給人留下資本主義正在走向衰退和滅亡的印象”。巴西人權活動家塞爾吉奧•貝爾納多說：“他們已使資本主義制度陷入混亂。我們將讓他們知道，我們可以創造一個沒有剝削的世界”。（美聯社巴西阿雷格里港2010年1月25日電）

    二、 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對新國家干預主義的構想

    新自由主義和新國家干預主義之爭既涉及理論和意識形態層面的問題，也涉及體制和政策層面的問題。本節討論前者，后者留待下一節討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20世紀70年代末80 年代初在英美等西方國家取代了凱恩斯經濟學的主流地位。從那時到這次危機的大約30年，是新自由主義占居統治地位的時代。這個時代在西方被稱為“撒切爾—里根時代”，又被稱為新自由主義“黃金時代”。西方在這個時代祭起的大旗就是在英國被稱為“撒切爾主義”、在美國被稱為“里根經濟學”、后來二者被代之以“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大旗。
    現在，西方媒體指出：所有人都在談論“撒切爾-里根”時代，這個被西方尊崇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一向以“自由”標榜于世的資本主義大旗“不僅千瘡百孔，它的旗桿也近乎被折斷了”。（《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
    在當前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西方許多學者媒體在嚴厲批評新自由主義或市場原教旨主義。美國《華盛頓郵報》2008年10月5日發表評論說：此次危機是對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嚴重質疑，它造成的經濟損失遠大于任何軍事沖突。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說：“我們終于要與主張越不限制越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訣別了”，“從此與純粹的自由市場主義訣別了”。
   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又被稱為保守主義。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保守主義的興衰》一文中說：“起源于1979-1980年撒切爾-里根改革時期的保守主義思想，在盛行了30年后，目前正在衰落。”作者追溯了里根-撒切爾時代解除或放松監管、強烈信奉市場、私有化等核心思想。該文指出：“監管者和政治家堅定地認為，市場具有神秘的自我調節機能。”拉赫曼認為，當前的危機正是里根-撒切爾時代幾種核心思想共同作用下引發的一場災難。（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10月28日）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對新自由主義進行過多次批判。新自由主義在他那里有時被叫做“新保守主義”，有時被叫做“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在這次危機爆發前，他就尖銳地批判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批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代表盧卡斯以及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者者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和主席伯南克。在這場危機爆發后，克魯格曼又對“里根經濟學”進行了批判。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是新自由主義的堅定批判者。在他那里，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又叫做“新經濟自由主義”。斯蒂格利茨說：“新經濟自由主義是由一系列基于市場具有自行調節功能、有效率地配置資源并很好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的原教旨主義觀念組成的混合物。就是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支持著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他指出，市場原教旨主義或新經濟自由主義既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持，也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檢驗，而只是“一直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教條”。當它能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時就會得到認可，當它不能做到這一點時就被拋棄。斯蒂格利茨認為，當前的危機“是意識形態、特殊利益集團的壓力把我們帶入了現在的處境”。然而，這場經濟危機本身又標志著“理性和證據對意識形態和利益的勝利”。（斯蒂格利茨：《凱恩斯的勝利回歸》，《文獻匯編》2008年12月）關于新自由主義理論所起的有害作用，斯蒂格利茨指出：一方面，它為銀行家和投資者的行為提供“理論根據”，使他們相信，他們追求私利，會提高全社會的福利；另一方面，它為監管者和決策者提供“理論根據”，使他們相信，解除或放松監管，會促進私人部門繁榮，使大家都能從中獲益。（斯蒂格利茨：《一宗謀殺案解剖：誰殺害了美國經濟？》，《文獻評論》2009年6月）斯蒂格利茨宣告：現在，新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終結，對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討論也隨之終結。
    在美國商界，甚至也有人批評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而且有幾分深刻之處。美國金融巨商紹羅什說：這場危機是“一個超級泡沫的崩塌”，“這個超級泡沫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在里根當總統的時候，在英國是撒切爾夫人做領導的時候，全球的泡沫就發展了。人們大量地使用信貸，而且認為這個市場自身會作修正，自己會調整，因此主張要給予市場最重要的作用，讓市場自己進行調整。我們把這種稱為市場原教旨主義”。（《社會科學報》2009年6月25日）紹羅什指責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批評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紹羅什就危機的原因提出了較有深度的解釋：當前危機“是我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放任市場和讓其自動調節理論的結果。危機并非一些外來因素，也不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是體制給自己造成了損失。它發生了內破裂。”（法國《世界報》2008年9月20日）
    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和以凱恩斯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都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產物，是兩種對立的經濟思潮。在這兩種思潮并存的前30年內，凱恩斯的名聲遠遠蓋過當時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以致信奉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弗里德曼也說：“今天我們大家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可是，在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主流地位后的30年內，凱恩斯逐漸被人們所淡忘。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盧卡斯宣布：“凱恩斯主義不再有用了，它已末日來臨。”另一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薩金特進一步宣布：“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它們都已過時，都已死亡。”（《福布斯》1984年12月27日）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戰后大約30年內在西方國家曾居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被新自由主義所取代；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統治30年后，飽受當前危機之苦的人們又終于想起了已被淡忘的凱恩斯。可是，現在很多讀者熟悉新自由主義而不熟悉凱恩斯主義，以致英國《獨立報》在2009年10月28日發表討論凱恩斯主義的文章時竟然要用《凱恩斯是誰？》這樣的標題。該文說，“在凱恩斯本人去世60多年后，他的主張似乎又復活了。面對當前危機，各國政府相繼采取行動，采取凱恩斯主義特色比較濃厚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
    在前述英國《金融時報》組織的那場討論中，該報專欄作家塞繆爾•布里坦說，由于當前的危機，“凱恩斯主義開始復活了。”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說：“現在，我們都成了凱恩斯主義者。……‘宏觀經濟學之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幽靈又重返人間。”又說：“如今，在凱恩斯辭世62年后，在又一場金融危機發生并出現經濟衰退之時，我們更容易理解凱恩斯的教義中有哪些內容仍然適用。”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用來取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是“蕭條經濟學”。在此次危機之前，他就曾預言“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在克魯格曼那里，蕭條經濟學是指“專門討論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面臨的問題的經濟學”，其核心就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克魯格曼說：“自由市場的推崇者連凱恩斯主義政策都一概否定，他們認為政府通過干預刺激需求的做法是自由市場的敵人。”克魯格曼在亞洲金融危機時就宣布：“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當前這場危機爆發后，他結合新的經濟現實修訂《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以《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為新書名出版，再次強調“蕭條經濟學的回歸”。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當前這場危機爆發前，就曾多次強調政府在干預經濟中的作用。當前這場危機爆發后，他尖銳批評新經濟自由主義時，歡呼“凱恩斯的勝利回歸”。
   比較準確地預測到這場危機的美國經濟學家魯比尼也是凱恩斯主義營壘的經濟學家。與其他凱恩斯主義者相比，他看到了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局限性，嘗試設計新的政策手段應對危機。
   與上述“凱恩斯主義開始復活了”、 “蕭條經濟學又回來了”、“凱恩斯的勝利回歸”等觀點和提法不同，前述《我們需要建立新資本主義模式來與中國抗衡》的文章說，西方國家現在要建立的 “是要在古典、凱恩斯、撒切爾-里根模式的基礎上創建第四種資本主義模式，以適應21世紀的需要，尤其是為了與中國充滿活力的、自信的獨裁體制相對抗。”
   到目前為止，西方學者還沒有就取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的名稱達成為共識。盡管不少人在說“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凱恩斯的勝利回歸”，然而他們實際上并沒有簡單地返回凱恩斯，而是不同程度地認識到原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有不足之處，并且實際上在嘗試根據新的經濟問題對凱恩斯經濟學進行改進。當然，提出一套新理論不是短時間能做到的。人們在拭目以待。
    在此情況下，不妨暫且把他們在當前歷史背景下探索和試圖改進的國家干預主義名為“新國家干預主義”。或者，仿效西方學者的“改良的資本主義”、“修正的資本主義”一類說法，名之為“改良的凱恩斯主義”、“修正的凱恩斯主義”。

    三、 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與政策體系的反思和對“市場與政府平衡”的市場經濟體制與政策體系的構想

    20世紀70年代末80 年代初以來大約30年內在英美等國占統治地位的“撒切爾主義”、 “里根經濟學”以及代替二者的“華盛頓共識”，除了理論和意識形態層面的作用外，更重要的作用是被用來塑造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體系。
    在英國，按照“撒切爾主義”塑造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體系主要包括：私有化（又譯民營化、非國有化）——將國有企業股權賣給私人，私人掌握50%以上股權的是私有化，低于這一比率的是部分私有化；去監管化（deregulation,又譯去管制化、解除或放松管制，非調控化、解除或放松調控等）——解除或放松政府對市場和企業的監管（regulation，又譯管制、調控、調節等）；減稅——主要對公司和富人減稅；取消匯率管制——政府放棄對匯率的監管或調控，讓匯率自由浮動；政府和公司聯合打擊工會；減少社會福利支出；等。
    在美國，按照里根經濟學塑造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體系主要包括：在微觀經濟層面，解除或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以及其他企業和市場的監管，實行金融自由化和市場自由化；在宏觀經濟層面，政府以低通貨膨脹率為目標而不以低失業率為目標，政策重點是通過貨幣政策在有限范圍內干預經濟；實行私有化，把本來就不多的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化出售給私人；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為公司和富人減稅；大公司和政府共同打擊和削弱工會力量，使勞資關系有利于資方而不利于勞方；倡導開展達爾文主義式的競爭；在國際經濟方面，主張貿易自由化和匯率自由化，允許商品、勞務、資本在國際范圍內自由流動；等。
    后來取代英國“撒切爾主義”和美國“里根經濟學”的“華盛頓共識”，起初是美國國際研究所約翰•威利森1990年提出的一套新自由主義原則，很快成為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的共識，進而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的共識，再成為西方7國集團的共識。“華盛頓共識”包括企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利率政策、匯率政策、外資政策等一系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核心內容，按照美國經濟學家、前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包括“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快速自由化”。
    1. 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反思
    近30年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一直被西方政界和學界主流派奉為圭臬。1989年的柏林墻倒塌被西方學界主流派認為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在全球取得最終勝利的標志。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是提出了“歷史終結論”，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看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階段，并宣告整個人類社會都在朝這一方向發展。他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一書名噪一時，被譯成多種文字在多國發行，在西方影響很大。
    在當前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西方學者批判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指責這一錯誤理論對西方思想起了有害的作用，并告誡奧巴馬和西方要重讀福山，正確看待歷史和現實。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基肖爾•馬赫布巴尼題為《奧巴馬和西方重讀福山，向東方看》的文章說：“在許多人看來，柏林墻的倒塌標志著所謂‘歷史的終結’和西方最后的勝利。福山的名著《歷史的終結》在上世紀90年代和之后可能對西方思想造成了某種嚴重的破壞。西方學者從這本書中得到的惟一信息似乎就是西方的勝利。福山宣稱‘西方和西方觀念的勝利首先明顯地表現在，根本沒有能替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可行的思想體系。’讀此書的普遍看法是，世界將變得更加西化。可是，與現代化相伴的是‘去西化’，而非西化。福山目前認同這樣觀點。美國之所以遭難，一個原因就是格林斯潘之類的美國關鍵決策者頭腦中存在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里根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是對的。幸運的是，亞洲人沒有陷入這一觀念。……我們今天看到，歷史的回歸將是西方的退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9年11月10日）
    值得注意的是，福山本人現在正在反思自己的“歷史終結論”。日本《中央公論》雜志以《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為題刊登福山接受該刊專訪的文章說，福山現在認為，“‘中國模式’代表集中和高效。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結。隨著中國的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日本《中央公論》雜志2009年9月號）
    有的西方學者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時代蘊含著自由化時代滅亡的種子。前面提到的《自我毀滅的種子》一文簡要回顧了撒切爾1979年當選英國首相和里根1980年當選美國總統后西方國家長達30年的“親市場的意識形態”及其嚴重后果，把這30年叫做“自由化時代”。文章指出：“自由化時代也是金融危機格外頻發的時代，同時還是資產價格形成大泡沫的時代。在經濟泡沫的蠱惑下，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們的貪婪，普通投資者的盲目，監管者的松懈，政府的失察，都表現得淋漓盡致。而所有這一切都蘊含著最終導致自由化時代滅亡的種子”。
    有的西方學者說，放任無度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這場危機的罪魁禍首。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題為《待泡沫破裂后……》的文章說：“全球觀察家迅速把矛頭對準美國，稱這次危機完全是因華爾街無度炒作和美國的次貸危機而起。有些觀察家的打擊更進一步，譴責放任無度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才是罪魁禍首。”（《金融時報》2008年12月3日）
    有的西方學者說，自由放任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敵人。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部教授巖井克人2009年10月23日在朝日新聞社與東京大學聯合召開的“資本主義未來”論壇上說：資本主義的敵人不再是社會主義了，新的敵人是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即自由放任主義。（《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有“日本薩克斯”之稱的中谷巖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曾經堅信不移，當前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使他改變了他的觀點，他后悔自己過去過分相信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有的西方學者指出，把自由市場言論作為政策指導是錯誤的。美國《紐約時報》網站2009年4月9日發表哈里•赫特題為《自由市場的缺陷暴露無遺》的文章批評西主流經濟學家和決策者說：“世界正在一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中苦苦掙扎。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和華盛頓決策者都沒有先見之明。”該文援引華爾街資深經濟學家巴伯拉《資本主義的代價》一書說，作者將經濟預測和政府決策方面的慘痛失敗歸結為“因被誤導而對自由市場絕對可靠性所持的信心。”該書說：“我們信奉的典范是錯誤的。……將天真的自由市場言論作為政策指導是錯誤的。”他最后坦言，根本沒有什么靈丹妙藥能確保經濟可以完全擺脫繁榮-蕭條周期而保持溫和增長。
    有的西方學者批判“小政府，大社會”、“小政府，大市場”一類理念，指出當前全球性危機徹底粉碎了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迷信。克魯格曼批判里根的“小政府，大社會”理念時，宣告“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徹底粉碎了人們對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信仰。”他說：“上世紀里根政府提出了‘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的口號，但現在‘只有政府才解決問題’。”（日本《讀賣新聞》2009年1月3日）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西蘭也批評“里根經濟學”的“小政府，大社會”理念，指出，人們曾把政府應該避免干預市場當作自由市場的綱領：里根總統說“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但現在華爾街的人卻說：“市場是個問題，政府是解決之道”。
    格林斯潘在危機前后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認識的變化，為世人所矚目。危機爆發前，格林斯潘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一直深信不疑。危機發生后，美國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于2008年10月23日對格林斯潘進行質詢。據報道，面對國會議員們的提問，格林斯潘承認，他過去相信自由市場可以調節金融體系而無需政府加強監管是錯誤的。在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主席亨利•維克斯曼的追問下，格林斯潘表示，自由市場理論“有缺陷”。他還說：“我不知道漏洞有多大多深，但我對這個事實感到非常沮喪。”在議員們的追問下，格林斯潘承認自己觀點中一個更為嚴重的錯誤。他的這個觀點是：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是優秀經濟的根基。格林斯潘說：“我誤以為，由于涉及其自身利益，組織機構、尤其是銀行等部門最有能力保護自己的股東以及他們持有的股票。”維克斯曼問：“換句話說，你發現自己的世界觀和思想觀念不正確，不管用？”格林斯潘回答：“的確如此，這正是我感到震驚的原因所在。”格林斯潘稱，銀行自我調節能力的全面崩潰，令他“萬分震驚”。（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8年10月23日）
    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總是竭力把它們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據此建立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濟政策體系強加給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這場危機使“華盛頓共識”面臨破產的情況下，布什政府的財政部長保爾森離任前在最后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仍然按照“華盛頓共識”對中方施加壓力，推動擴大金融自由化。對此，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查爾斯•弗里曼說：“保爾森在過去幾年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一直在推動中國擴大其金融自由化。……危機過后，這些措施智慧與否以及提出這些措施前的建議是否有效，這在目前備受爭議。”弗里曼提醒中方說：在當前危機和“華盛頓共識”日漸衰落時，“如果中國還保持對美國經濟行為準則的認可，這無疑是危險的。”
    西方國家原來維護和堅持自由市場體制的政要，不少人的觀點在這場危機中有所變化。他們有的批評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有的說自由市場經濟已經過時，有的公開說“華盛頓共識”已經就此結束。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說：“美國經濟政策的自由放任原則缺乏人性”。法國總統薩科齊說：“市場自我規范的時代已經結束”。（《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英國首相戈登•布朗2009年4月3日在20國首腦會議上公開說：“原來的‘華盛頓共識’已經過時了。”
    但是，美國總統布什在危機爆發后仍在堅持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據報道，2008年3月14日，當美國不僅陷入金融危機而且已經陷入經濟危機時，布什還發表演講說：“市場正處在自我調整的過程中。”（美國《商業周刊》2008年12月24日）10月18日，布什總統在宣布將主持一次國際峰會時，仍在頑固地宣傳必須維護美國式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他說：“我們必須維護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以及對自由市場、自由企業制度和自由貿易的承諾。”（美聯社戴維營2008年10月18日電）有報道說，布什曾發出警告，說他領導的政府反對任何對全球金融市場進行嚴加管制的做法。”（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08年11月13日）又據報道，布什說：“政府干預并非靈丹妙藥。……當今問題的解決在于保持經濟持續增長。而保持持續增長的最可靠途徑是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人。”（英國《泰晤士報》2008年11月14日）11月14日，布什總統告誡飛抵華盛頓參加緊急峰會的世界各國領導人說，“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一直是世界各地經濟體繁榮和進步的引擎，……金融危機并不意味著自由市場制度的失敗。”還說，“要解決危機，并不需要重塑自由市場體制，而是要按照自由市場原則解決面臨的問題。”（新華網2008年11月6日）可是，在越來越沉重的危機打擊下，堅持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體系的布什，最后動搖了。他在要求國會通過應對危機的政府救助方案時無可奈何地說：“政府干預不僅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他還表示，“現在政府有緊迫的必要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干預。”（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2008年9月19日報道）美國民眾從布什前后矛盾的言論中看到，他不是用右手打左耳光，就是用左手打右耳光。人們僅由此就能理解，為什么布什關于“市場正處在自我調整的過程中”的預言被評為美國“2008年最糟糕的預言”，為什么布什在2009年被選為美國歷史上“最差的總統”。
     2. 對“政府與市場平衡”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構想
    當前危機徹底否定了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系是人類歷史最后階段的謬說，同時引發了西方關于政府和市場作用和關系的討論。美國學者邁克爾•舒曼認為這場危機是一個轉折點，并明確認為：“世界避免更嚴重的衰退甚或蕭條的惟一辦法是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預……這次衰退引發了關于國家和市場在現代經濟中的適當角色的爭論。”（《全球衰退的轉折點》，美國《時代》周刊網站2009年9月3日）
    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西方一些學者提出了各種替代方案。有的針對里根的“政府不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說法，提出“只有政府才解決問題”。有的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大社會”或“小政府，大市場”的說法，主張用“大政府”代替“小政府”，提出“大政府的回歸”。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在這場危機中指責“那些完全指望市場力量的人”，他力主政府干預經濟：既要在微觀經濟領域“對企業進行規范”，又要在宏觀經濟領域“穩定經濟”。（德國《明鏡》周刊2008年11月8日）
    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希勒在批評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指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總能產生好結果的思想是危險的”，強調要重視政府干預。他指出，政府干預是要在兩個層面上采取措施，在微觀經濟層面，“有責任去監管資產市場”；在宏觀經濟層面，“有責任通過其平衡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維持充分就業”。
    英國牛津大學經濟學家安德魯•格雷厄姆說：“半個世紀來主宰人們思維的英美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將會大大削弱。由什么來代替英美自由資本主義，目前尚不清楚，但是看來更像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他在這里說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就是國家調節或政府調節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英國《衛報》網站2008年10月15日）
    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榊原英資提出了“修正市場主義”的說法：“不管喜歡不喜歡，今后政府必須有組織地進行某種程度的干預。……今后將摸索實行政府部門在不抹殺市場職能前提下進行干預的‘修正市場主義’，并向‘修正市場主義’過渡。”他所謂“修正市場主義”，也就是有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日本《外交論壇》月刊2009年2月號）
    西方學者的方案互有差異，共同之處在于都認為撒切爾-里根時代的“親市場的意識形態”是錯誤的。斯蒂格利茨指出，其錯誤主要有二：一方面，低估政府的作用；另一方面低估市場的局限性。
    政府角色和市場角色都重要，現在已經成為許多西方學者的共識。探索政府和市場的平衡，成為西方經濟學家的新課題。斯蒂格利茨說：“由政府來干預市場，以取得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凱恩斯的勝利回歸》，《文獻匯編》2008年12月）又說：“市場不能自行調節，……需要取得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平衡。”（《全球危機、社會保護和工作崗位》，《國際勞動評論》2009年第1-2期）中谷巖也認為：“市場和政府的各自功能如果平衡地發揮作用，社會就會健全發展。”（《環球時報》2010年1月30日）他解釋說，對市場依賴過度，政府不發揮作用，就是新自由主義；相反，政府大包大攬，市場作用受限，效率就惡化。中谷巖聯系美國的情況說，美國近30年來的做法，就是新自由主義的做法。隨著貧困人口增加，貧富差距擴大，美國民眾也認識到自由市場經濟是危險的。
    在西方學界探索“政府和市場平衡”的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時，西方國家政府事實上也在不同程度地嘗試按照“政府與市場平衡”的原則修正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
    奧巴馬入主白宮以來試行的經濟政策，接近于走向“市場與政府平衡”的政策體系。不少媒體認為，巴馬是在與里根“小政府，大社會”對著干的，是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體系的修正。
    就像當年里根政府信奉的“親市場的意識形態”和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體系被叫做“里根經濟學”一樣，現在美國媒體把奧巴馬政府嘗試探索政府和市場平衡的經濟體制和經濟政策叫做“奧巴馬經濟學”。美國《紐約時報》發表題為《奧巴馬經濟學：衰落之后的資本主義》一文說：奧巴馬在“重新定義美國資本主義”，他將設法使大家一致認識到，“積極有為的政府是穩定的市場經濟可以接受且必不可少的伙伴。”奧巴馬本人表示：“我們不可能在同一堆沙子上重建經濟”，而是“必須為增長與繁榮奠定新的基礎”。（美國《紐約時報》2009年4月19日）
    《紐約時報》這篇文章所說的“奧巴馬經濟學”，主義內容包括：終結消費主義，鼓勵儲蓄，刺激投資，抑制進口，增加出口，分配政策向中產階級傾斜。
    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尚未定型。現在看來，除了《紐約時報》那篇文章提到的政策以外，還應包括已經開始實行或計劃實行的政策: 改革和 加強金融監管，對信用評級機構進行管理，向對當前危機負有無可推卸責任的大銀行、大公司征收危機責任費，加大反壟斷力度，開發替代燃料、可減少污染的技術、醫療保健技術以及與政策目標有關的其他新產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興建學校和醫院，進行社會醫療改革，等。
    對“太大不能倒閉”的大公司實行國有化是奧巴馬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但這是奧巴馬政府不大愿意提及的一個方面。不僅國有化不大愿意提及，就連部分國有化、暫時國有化也不愿多提。其實，還在奧巴馬進入白宮之前，布什政府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已經不得不接管幾家“太大不能倒閉”的公司。其中一家是世界最大的保險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另外兩家是美國規模最大的住房抵押貸款公司——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房利美）和聯邦住房抵押貸款公司（房地美）。政府接管這些公司，就是國有化。有媒體評論說，美國政府對于金融企業的干預程度達到了空前的規模，對此一向抵觸的華爾街也不得不向華盛頓低頭。可是，就像布什政府對自己實行的國有化不愿意張揚一樣，奧巴馬政府對自己的國有化計劃也不愿意多說。
    引人注意的是，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2009年2月20日針對國有化“傳聞”正式發表聲明說：“市場中有很多國有化相關傳聞，但不應將此視為政府政策動向的信號。政府將維持由私營領域所有并管理的金融體系。”（《人民日報》2009年2月23日）這一聲明發表僅百日，奧巴馬于2009年6月1日宣布，美國通用汽車公司開始進入破產保護狀態，由政府控制。救助通用的方案規定，美國政府將擁有60%的股份，加拿大政府將持有12.5%的股份。按照西方普遍接受的國有化標準，美國政府對通用這家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實行了國有化。可是，奧巴馬說：“我們成了（通用）不情愿的股東”。又說：“我對控制通用毫無興趣。”（美聯社華盛頓2009年6月1日電）奧巴馬對世界最大的汽車公司實行國有化，卻強調“不情愿”、“毫無興趣”。原因看來可能是怕受一些美國人揶揄，說他在搞“社會主義”。
    美國在當前這場危機中出現了“銀行國有化”之爭。在爭論中，贊成者的聲音要強于反對者的聲音。在原本反對國有化的共和黨參議員中，也有人說：“如果國有化能產生效果，我們就得這么做。”甚至連長期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格林斯潘，也有條件地同意銀行國有化。他說：“為了迅速和有序地進行重組，或許有必要暫時將某些銀行國有化。” （《人民日報》2009年2月23日）
    與美國政府怕說國有化不同，美國一些經濟學家在當前危機中則公開主張國有化。克魯格曼贊成政府救助銀行，但提出不能讓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從中漁利。他主張采取瑞典的辦法，由美國政府對銀行業進行干預，向銀行注入資金，換取對銀行的控股權，也就是將銀行國有化，至少將銀行部分國有化。魯比尼也贊成銀行國有化方案，由政府接管無償付能力的銀行，對這種銀行實行國有化。他也看重瑞典經驗，認為只要運用得當，瑞典的解決方案在美國也同樣奏效。斯蒂格利茨在這場危機中主張銀行暫時國有化，像瑞典那樣，由美國政府接管銀行。危機前，斯蒂格利茨在國有企業效率問題上的看法就與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大為不同。他認為，政府幾乎都有可能改進市場的資源配置。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率的市場資源配置。這一命題在西方被稱為“格林沃爾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在這次危機中，斯蒂格利茨認為銀行國有化有助于使銀行的動機與與國家利益相符，有助于迅速恢復信貸，也有助于清理銀行間的賬務。美國的反對者說，銀行國有化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終結。斯蒂格利茨回答說，美國的國有化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終結，現在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救助銀行和公司，使獲利私有化，損失社會化。這并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偽資本主義”。他說，這種偽資本主義要比國有化糟糕得多。
    與美國政府諱言國有化不同，歐洲一些國家的政府當前為應對危機推行國有化時并沒有表現出像美國奧巴馬政府那樣的顧忌。除了歐洲和美國的民眾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差異之外，從歷史角度看，二戰后歐洲國家的大規模國有化本來就是在工黨、社會黨等的“社會主義”口號下進行的。
    在這次危機中，當國有化被列入政府救助計劃時，法國有231年歷史的巴黎都市信貸公司負責人貝爾納•康迪亞爾毫無顧慮地說：“我們搞國有化，解除國有化（又譯非國有化、去國有化，即私有化），然后再搞國有化。這就是法國發生的情況。”他說：“如今，我們又處于銀行國有化進程中。”（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網站2008年10月26日）
    西方許多媒體和我們國內的一些媒體對歐洲一些國家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實行銀行國有化都作了報道。
    路透社倫敦2008年2月17日報道，英國財政部長達林宣布，英國政府自即日起對諾森羅克銀行（又譯北石銀行）實行國有化。
    路透社華盛頓2008年9月28日報道，經歐洲銀行行長與荷蘭和比利時官員舉行緊急會談，為營救躋身歐洲銀行業20強的比利時-荷蘭財團富通公司，決定將富通國有化。
    法新社倫敦2008年9月29日報道，英國政府今天宣布，把英國第一大租賃買房抵押放貸銀行布拉德福德-賓利公司（簡稱B&B銀行）收歸國有。這是繼諾森羅克銀行（北石銀行）之后第二家被國有化的英國銀行。
    人民日報駐倫敦記者2008年10月7日報道，英國財政大臣達林今天宣布，政府將向英國最大的8家銀行機構注資500億英鎊，這8家銀行機構是巴克萊、匯豐、勞埃德TSB、皇家蘇格蘭銀行、渣打、HBOS、阿比銀行和全國房屋建筑公司。以納稅人的錢去投資銀行業，實際上就是把銀行系統部分國有化。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說：“多家銀行歸國家控制了”，這是英國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國有化動作。（《人民日報》2008年10月8日）
    光明日報駐倫敦記者2008年10月15日報道，應銀行的要求，英國政府13日宣布將向皇家蘇格蘭銀行、勞埃德TSB和哈利法克斯蘇格蘭銀行注資370億英鎊，將其部分國有化。《泰晤士報》認為，這是二戰以來英國經濟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國有化行動。”（《光明日報》2008年10月16日）
    美國《紐約時報》2008年10月21日題為《冰島大融化》的文章引述《泰晤士報》的報道：冰島的儲戶急于把錢提出來，冰島的銀行體系儲備太少，無法應付擠兌，所以三家銀行全都垮掉，并被收歸國有。
    美聯社倫敦2009年1月9日報道，蘇格蘭銀行今天再次獲得政府援助。政府所持股份從58%提高至70%。自由民主黨資深議員文森特•凱布爾說：“除了名稱沒變，這難道不是徹頭徹尾的國有化嗎？”
    美聯社倫敦2009年3月7日報道，英國勞埃德銀行今天宣布，英國政府成為該銀行最大股東。政府在這家英國第三大銀行中的股份將從當前的43.5%激增到至少65%，實際可能高達77%。
    以上是媒體關于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的銀行國有化的若干報道。這些報道表明，銀行以及一些“太大不能倒閉”的公司國有化、部分國有化、暫時國有化，是西方國家政府在這場危機中比較普遍實行的一項重要政策。
    在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西方國家的學界、政界等構想的“市場和政府平衡”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正在形成之中。這一新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在不少方面已經顯現出與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政策體系存在許多重要區別。

    四、 對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反思和對未來全球經濟新秩序的構想

    全球化是全球范圍內爭議很大的問題。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在我們這個地球上，一方面是全球化呼聲越來越高，另一方面是反全球化運動風起云涌。全球化可以分為理想的全球化和現實的全球化。“世界大同”等美好理想屬于理想的全球化。與此不同，人們現在面對的全球化是現實的全球化。美國國務院把全球化分為三種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技術全球化、民主和人權全球化，并企圖壟斷對全球化的解釋權。美國自封為“第三種全球化”即“世界各地民主和人權全球化”的“全球領導者”。
    我們這里討論的是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指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以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最優配置”——這是根據西方經濟學對經濟全球化下的定義，這一定義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各種定義中最流行的一種定義。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以及美國通過國際經濟組織和七國集團等推行經濟全球化，建立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有利于美國的全球經濟秩序。美國政府在推動經濟全球化時，把“華盛頓共識”的“政府作用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向全球推廣。有的美國學者到處宣傳“華盛頓共識”。例如，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農•史密斯來中國大肆宣傳說:“資本自由化和財產私有化是自由的基礎和經濟繁榮的保障。”（《中國經濟時報》2006年11月2日）這類毫不掩飾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義宣傳，影響極壞，引起中國人民群眾的極大反感。
    當前的經濟全球化被一些西方學者叫做“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威脅到許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因而激起許多國家和人民的反對，不斷爆發世界范圍內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
     1. 對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反思
    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西方學者和許多人士在反思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
   當前的現實的全球化應當如何命名？西方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用語互有差異。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利奧•巴尼奇稱之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日本學者中谷巖稱之為“全球化資本主義”，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5月）
    西方學者關于當前現實全球化的名稱盡管有差異，但內涵大體相同。美國學者沃勒斯坦題為《2008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死亡》一文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要包括：各國政府都要允許商品和資本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各國政府都不能成為企業所有者，而要把政府所有的一切都私有化；各國政府都要將本國所有各種社會福利轉移支付最小化。（《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5月）這是一種有代表性的說法。遠在這場危機之前，斯蒂格利茨把“華盛頓共識”所要求的全球化概括為“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快速自由化”。
   一些西方學者看到，美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強制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接受美國推行的私有化，接受美國制定的或美國操縱國際貿易組織制定的有利于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而不利于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標準，嚴重危害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安全。美國《耶魯全球化》在線雜志2008年10月7日發表巴希爾•戈特題為《今天的資本主義已走到末路》一文，揭露美國向發展中國家和第三世界推行經濟自由化、私有化等的嚴重危害。該文指出，在經濟全球化中，“每個國家都被迫服從命令，接受美國自由貿易的全球標準，包括公共機構的私有化。……公共部門、政府所有制和集中管理被打上了‘過時’的烙印。在私有化的狂熱浪潮中，世界很多國家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失去生計。”全球化過程中的私有化狂熱浪潮必然帶來貧富對立的惡果。該文警示：“現在，所有人都必須清楚，如果某一制度只照顧極少數富人而不尊重每個人的經濟福利，它便注定會落到可悲的下場。”
    更多的西方學者在當前這場危機中沉思，為什么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會如此迅速地發展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為什么這場危機具有如此明顯的全球同時性？為什么在這場危機中全球受害國家如此之多而幸免于難的國家卻如此之少？許多尊重客觀事實的學者認識到，世界金融危機史和經濟危機史上罕見的這些現象，正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推行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必然惡果。美國經濟學家科林•里德形象地說：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情況下，“美國打噴嚏，全世界都感冒。”（《金融危機經濟學：如何避免下一次經濟危機》第141-142頁，東方出版社2009年）美國《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9日發表托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說：“全球化現在……使美國把自己的有害抵押貸款傳染給全世界。”（美國《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9日）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10月29日發表該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文章說：“全球化讓這場災難遍及世界各地。”日本學者中谷巖認為，這次危機有許多教訓應該記取，其中之一就是“必須關注經濟全球化引發的泡沫破裂和世界蕭條”。（《環球時報》2010年1月20日）
    西方一些研究者意識到，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使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很難繼續存在下去，使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很難繼續存在下去。一些西方學者明確指出，美國正在走向衰弱，單極世界正在瓦解，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正在動搖。美國芝加哥大學羅伯特•佩普教授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2009年1-2月號發表題為《帝國的衰弱》一文說：“美國現在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大國，……美國已經遠遠不能作為一個世界霸主，單極世界本身正在瓦解”。又說：“美國不只在衰落。單極秩序正在變得過時，其他國家正在崛起為可以與美國抗衡的力量。” 德國柏林社會研究所教授海克霍夫也表示，歐洲出現對資本主義的不滿情緒說明資本主義確實出現了很多問題，多年的經驗證實，美國獨霸世界的格局將逐漸結束，新興工業國家將逐漸崛起。（《環球時報》2009年11月11日）
   長期以來，美國不僅在本國推行新自由主義，而且通過經濟全球化把新自由主義強加于人，強制地要求其他國家實行“華盛頓共識”所要求的“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快速自由化”。布什政府直到2008年10月21日，即美國不僅已經深陷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而且該政府即將下臺的時候，還派財政部長保爾森來華對中方施壓，要中方推進包括匯率自由化在內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美國政府的這種霸道行徑，使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學者查爾斯•弗里曼都感到有必要提醒中方：“如果中國還保持對美國經濟行為準則的認可，這無疑是危險的。”
   當前的嚴重危機沉重地打擊了美國政府強制要求別國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霸權行為。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說：“一直以來美國總是對別國的經濟政策指手畫腳，但現在再想這么干怕是不行了。” 英國《金融時報》說：“華爾街很難再繃著臉說，亞洲政府應當停止干預經濟，把工作交給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去完成。”（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9月30日）美國《商業周刊》網站2009年8月19日題為《美國依然重要嗎？》的文章也說：“美國可能再也無法以過去的方式主宰世界了。”
   聯合國系統行政首長協調理事會2008年10月24日會議后的聲明承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的威脅“正在動搖全球化的根基”。（新華社聯合國2008年10月26日電）英國《經濟學家》周刊網站2008年10月25日《卷入風暴》一文說：“如果新興國家的經濟崩潰——無論是陷于貨幣危機，還是急劇衰退，都將引發對金融全球化更嚴重的質疑。”英國《泰晤士報》在2008年9月20日宣告：“最重要的是，無政府狀態的全球化時代結束了。” 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宣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走向終結。（《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5月）日本經濟學家中谷巖在危機中深入反思了經濟全球化的嚴重后果。他對記者說：過去我一直相信全球化資本主義是好事，現在認識到，“全球化資本主義將成為給人類社會帶來各種負面效應的主要罪犯。”（《環球時報》2010年1月20日）
    2. 對未來全球經濟新秩序的構想
    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西方經濟思潮的新動向之一是總結全球經濟秩序方面的教訓。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10月10日題為《危機標志著即將出現新的地緣政治》一文說：“更重要的教訓是，西方不能再認為全球秩序將根據自己的想像重新確立。兩個多世紀來，美國和歐洲輕而易舉地行使經濟、政治、文化霸權。那個時代正在結束。”
    西方學者和許多人士在反思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的同時，在思考建立未來全球經濟新秩序問題。
    在當前危機中，反對國際經濟舊秩序的許多國家和民眾提出了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問題，甚至英國《觀察家報》2009年10月4日《世界銀行歡迎從危機灰燼中出現新經濟秩序》一文也提出了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問題。
    全球經濟新秩序或國際經濟新秩序是相對于全球經濟舊秩序或國際經濟舊秩序而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建立的經濟秩序，是世界許多國家和人民反對的國際經濟舊秩序。這種經濟舊秩序包括建立在不合理國際分工基礎上的世界生產體系，建立在不等價交換基礎上的國際貿易體系，建立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金融霸權基礎上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特別是在經濟金融化和經濟虛擬化的條件下，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成為整個國際經濟秩序中的核心。
    現在，要改革現存的國際經濟舊秩序，當前首要和關鍵任務就是改革現存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因此，強烈要求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的國際輿論，自然都集中在改革美元主宰一切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上。在當前這場危機中，強烈要求改變現存國際經濟舊秩序，特別是強烈要求改變以美元為惟一儲備貨幣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學界、商界、政界的共同呼聲。
    在思考全球經濟新秩序時，有的西方學者明確而尖銳地提出，必須給跨國界自由流動的“全球資本”這個“怪獸”套上“緊箍咒”。日本學者中谷巖在《如何克服世界經濟大蕭條》一文中說：如何控制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問題是“回避不開的本質性課題”。既然“主張全球資本跨國界自由流動的‘新自由主義’是此次金融危機主要原因”，那么就必然存在“應當如何控制‘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問題”。原來贊賞資本自由流動的中谷巖現在說：“通過此次金融危機，我們知道了對全球資本這個‘怪獸’不加約束是多么危險。……不給全球資本這個‘怪獸’套上緊箍咒，世界經濟今后將陷入極度不穩定狀態。”（日本《產經新聞》2008年12月22日）中谷巖提出：“全球資本主義……必須受到相應的國際限制。在這一點上，進行國際協調是當務之急。” （日本《產經新聞》2008年12月22日）
    要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特別是要建立全球貨幣金融新秩序，就必須根本改變以美元為惟一儲備貨幣的制度，建立新的儲備貨幣制度。這一點，幾乎已經成為除美國政府及其個別追隨者以外的國際共識。
    關于建立新儲備貨幣制度的主張，從最初提出，到獲得新興經濟體的支持，再到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負責人的支持，經歷了一個過程。俄國《俄羅斯報》2009年3月27日報道：“首次提出實行新儲備貨幣的是美國著名商人喬治•紹羅什。他建議將特別提款權（國際貨幣經濟組織1969年設立的用于國際結算的貨幣單位）發展為新的全球性貨幣。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堅定和無條件地支持建立新貨幣儲備的想法。”俄羅斯、巴西等國也支持這一改革方案。俄國《消息報》在同一天報道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表示支持這個倡議。總裁施特勞斯-卡恩認為，探討新型國際儲備貨幣替代美元的建議是‘合理的’。”上述英國《觀察家報》題為《世界銀行歡迎從危機灰燼中出現新經濟秩序》的文章引證說：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稱，中國和印度將會成為力量的中心，美元作為惟一儲備貨幣的地位將會衰退，而拉美、東南亞和非洲會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佐利克說，美國再也不能靠美元主宰一切。歐元和中國的人民幣將會成為候選的儲備貨幣。
    但是，“靠美元主宰一切”的美國政府，絕不會輕易放棄“靠美元主宰一切”的金融霸主地位。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3月24日晚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對以新型國際儲備貨幣替代美元的方案本能地表示反對，他說：“沒有必要”進行新的貨幣體制改革，強調美元依然“非常強勢”。可見，“奧巴馬經濟學”中顯然混雜著“魯賓經濟學”。魯賓1995年就任美國財政部長時，就標榜“強勢美元就是強勢美國。”（日本《外交論壇》月刊2009年2月號）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也本能地支持美元核心貨幣體制，他說：“我們應該努力維護美元核心貨幣體制”。（《日本經濟新聞》2008年11月15日）
    目前國際上支持以新型國際儲備貨幣替代美元的呼聲明顯占上風，反對者的聲音微弱。就連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也呼吁改革全球貨幣體系。他說，美元獨霸時代已經過時。薩科齊在意大利拉奎拉八國集團峰會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們需要問這樣一個問題：難道政治多極化的世界不應該有一個多種貨幣并存的世界經濟與之對應嗎？”（美聯社意大利拉奎拉2009年7月10日電）甚至原本緊緊追隨美國的英國首相布朗，在巴西利亞與巴西總統盧拉舉行會談后也表示：“需要新的國際儲備貨幣的主張具有進行充分討論的價值。” （《環球時報》2009年3月30日）德國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較早時就預言：“美國很可能將失去其作為全球金融超級大國的地位。”（路透社2008年10月15日電）
    2009年3月26日，也就是奧巴馬表態反對以新型國際儲備貨幣代替美元后的第二天，聯合國改革國際金融和經濟結構委員會發表報告，敦促世界領導人同意構建替代美元的新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據報道，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領導的由經濟學家組成的這個委員會敦促建立新的全球貨幣儲備機制，取代以美元為基礎的不穩定的機制。該委員會表示：“新的全球儲備系統——可以被視為擴大的特別提款權——能促進全球穩定、增強經濟實力以及全球公平。”報道說，“這個小組的主要目的是為發展中國家尋找解決辦法。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常批評全球化和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他說：‘人們正在日益達成共識，認為美元儲備體系存在問題。’他指出這一體系‘容易波動、不穩定、會造成通貨緊縮以及與之相關的不平等’。” 斯蒂格利茨認為，發展中國家持有美元外匯儲備，實質是對美國的外援，是對美國的凈轉移。他說：“發展中國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時候，幾乎以零利率借給美國數萬億美元。這反映了問題的實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美國的凈轉移，是外援的一種形式。” （法新社聯合國2009年3月26日電）聯合國網站新聞稿說，斯蒂格利茨當天在聯大專題研討會上說：“發展中國家……這樣做的原因是，如果不準備這一‘應急基金’，情況可能會更糟。現在日益增強的一種共識是，要對此做些什么。中國最近在這個問題上的表態為這一討論起了推動作用。”美國道瓊斯通訊社援引斯蒂格利茨的話說，以“以IMF的特別提款權替代美元是最好的途徑”。斯蒂格利茨還說：“我認為，從長期來看，最好應成立新的國際（儲備貨幣）機構。”（《環球時報》2009年3月30日）
    聯合國改革國際金融和經濟結構委員會上述報告發表三個月后，聯合國大會2009年6月26日通過一份文件，承諾推動國際金融結構改革，以賦予發展中國家更大的主角地位。據報道，“以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為首的經濟學家小組在報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放棄美元作為國際貿易貨幣，以一個新的全球經濟委員會來代替20國集團，該委員會應全面關注全世界所有經濟體的利益。”報道說，“發展中國家今天要求聯合國大會更多地參與到國際金融結構中，認為目前的國際金融結構被富國所控制，而富國恰恰是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報道還說，“來自窮國的代表在聯合國舉辦的關于金融危機問題的高級別會議上指出，要想尋求解決危機的辦法，市場和金融機構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代表還提出要求：“解決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的辦法應該由包括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在內的‘192國集團’來確定，而不是8國集團或20國集團等由少數國家組成的集團。”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嚴厲批評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經濟政策，認為這些政策是導致全球所有經濟體陷入經濟和金融危機的根源。發展中國家對金融市場的崩潰不負有任何責任，但卻成為危機的主要受害者。”（埃菲社聯合國2009年6月26日電）
    斯蒂格利茨后來又在美國《國家利益》2009年11/12月號發表文章，進一步分析美元的未來，再次呼吁建立一種“全球儲備體系”。文章說，“全球金融體系被稱為美元儲備體系，……但美元已不再是好的保值品，它沒有回報，只提供風險。因此，持有大量美元的國家開始感到焦慮。他們不想看到辛苦掙得的儲蓄消失于無形。”文章強調，“最重要的是一種儲備體系的改革：有限分散風險。在全球化世界中，對某單一國家的貨幣如此依賴是非常奇怪的。現行體系……是一個只產生輸家的體系。”關于窮國的美元外匯儲備，斯蒂格利茨指出：“窮國以零利率貸給美國成千上萬億美元——這是一種顛倒的對外援助形式。”斯蒂格利茨認為，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凱恩斯計劃”表明凱恩斯在75年前就看到建立全球儲備貨幣的需要，證明離開美元儲備體系的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當時，美國“阻止了凱恩斯計劃的充分履行。而今，實現這一想法的時機終于來到。”（《社會科學報》2009年11月26日）
    在斯蒂格利茨提出實現“凱恩斯計劃”的“時機終于來到”之前，法國經濟學家蘇珊•喬治在法國《外交世界》2007年2月1日號發表《金融替代方案》一文，就提出“現在該是重新發現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關于建立國際貿易組織的革命性思想并應用它平衡21世紀的世界經濟的時候了。”喬治認為，凱恩斯設計的國際貿易組織和國際清算同盟會產生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在這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下，雖不能廢除資本主義，但不會出現存在巨大貿易赤字和巨大貿易盈余的國家，不會有飽受壓迫的第三世界，也不會出現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現在強制發展中國家推行具有很大破壞力的“結構調整”政策。喬治設想，在凱恩斯設計的國際清算同盟和國際貿易組織所形成的體制下，各成員國的貨幣都與國際中央銀行貨幣掛鉤，按固定利率或可調整利率兌換。進出口都使用國際中央銀行的貨幣，保持二者的平衡，使各國賬戶與國際貿易組織年終時既無盈余，也不虧損。（《國外理論動態》2008.4.)
    貿易自由化本是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美國總是以其自身利益和世界霸主地位對待一切。貿易自由化對美國有利，美國就要貿易自由化；貿易自由化對美國不利，美國就不要貿易自由化。有西方媒體早就說過：“如果全球化的規則不是由華盛頓確定的話，它將拒絕任何形式的全球化。”（《人民日報》2002年7月21日）現在，貿易保護主義成了“奧巴馬經濟學”的一項內容這一事實，又為西方媒體的這一說法提供了一個新的佐證。奧巴馬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現在正在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抨擊。

    五、 對西方經濟學的質疑和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再認識

   1． 對西方經濟學的質疑
   當前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沉重打擊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的同時，也沉重打擊了西方經濟學。有的西方經濟學家提出如何從經濟危機的現實出發重新評估西方主流經濟學及其對經濟政策的影響，有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當前這場危機是重新思考西方經濟學的歷史轉折點。阿瑪蒂亞•森提出問題：“我們今天需要什么樣的經濟學？特別是在目前的經濟危機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評估學院經濟學家中所教授所推崇的內容對我們經濟政策的指導意義？”（《社會科學報》2009年4月9日）斯蒂格利茨說：“這場危機不僅是經濟上的轉折點，而且是我們思考經濟學的轉折點。”（英國《新政治家》2008年10月16日.）
    在危機中，西方學者對西方經濟學的一系列問題提出質疑。
   （1）對“理性”和“有效市場假說”的質疑
    這場危機爆發后，英國女王2008年11月到倫敦經濟學院視察，向經濟學家們提出問題：“為什么當初就沒有人預見到它（危機）？”英國學者蒂姆•貝斯利、彼得•亨尼西于2009年7月22日給女王上書，就女王的提問作了回答。但是，英國雪拉•唐、彼得•厄爾斯蒂、約翰•福斯特、杰弗里•哈科特等10位知名學者不滿意這一回答，他們在同年8月10日聯名給女王上書，指出貝斯利、亨尼西的回答的缺陷之一是“它沒有提到主流經濟學家廣泛宣傳的廣遭質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場假說’。”
   確實如這十位知名學者的信所說，西方經濟學的“理性”和“有效市場假說”過去被主流經濟學家廣為宣傳，現在在危機中則廣遭質疑。
    “理性”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作為西方經濟學基礎的“經濟人”假設中的人是“理性”的人，消費者的偏好是“理性偏好”，廠商的行為是“理性行為”，經濟當事人的決策是“理性決策”，市場是“理性市場”，作為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基本概念的預期是“理性預期”。由這些人組成的社會當然就應該是“理性社會”。
    “有效市場假說”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金融學中的一個重要假說。這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尤金•法瑪從“理性投資者”出發提出來的假說。所謂有效市場，是指所有信息都能迅速傳遞到投資者和所有參與者并反映在現行資產價格上的市場。美國經濟學家科林•里德說：“對（西方）金融理論家而言，有效市場假說就是他們的燈光。”（《金融危機經濟學：如何避免下一次經濟危機》第35頁，東方出版社，2009年）
    可是，危機爆發前，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景象不是什么“理性社會”，而是似乎人們都失去理性的“瘋狂世界”。前述英國《金融時報》研討“資本主義的未來”系列文章的開篇之作《自我毀滅的種子》一文，生動地描述了這個非理性的“瘋狂世界”：“在經濟泡沫的蠱惑下，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們的貪婪，普通投資者的盲目，監管者的松懈，政府的失察，都表現得淋漓盡致。”。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利奧•巴尼奇撰文說：“馬克思曾鞭辟入里地分析過植根于資本主義市場基本邏輯中的非理性因素，而現在這些因素再次昭然顯現。”（《十足現代的馬克思》，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
   以前就批評“理性預期假設”的斯蒂格利茨，在這次危機中著重指出理性預期假設不僅與經濟現實不符，而且經濟現實證明大量的預期是非理性的。人們看到，在美國，當多數人的實際收入下降時，市場不是預期房地產價格會下降，不是預期會發生次級信用住房抵押貸款危機，而是預期房地產價格不會下降，預期不會發生次貸危機。然而，危機爆發的事實證明，申請次貸的購房者，發放次貸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發行次貸證券的金融公司，支持次貸和次貸證券的評級公司和保險公司，購買次貸證券的國內外投資者，直至金融業的監管者，所有這些人的預期就整體來說都是非理性的預期。即使某些個人的行為是理性的，但是整個系統是非理性的。在這場危機中，理性預期假設受到不少西方經濟學家的質疑。但是，仍有少數西方經濟學家現在還在堅持這一假設。對此，斯蒂格利茨說：“一些經濟學家表示這場危機沒有動搖他們對理性預期的信念，我對此感到震驚。”（斯蒂格利茨：《當前經濟危機和對經濟理論的教訓》，《東方經濟學刊》2009年6月號）
    美國《時代》周刊經濟專欄作家賈斯廷•福克斯的《理性市場的神話》一書受到人們的廣泛注意，并獲得好評。該書講述了“理性市場”這座大廈是如何建立的，為什么極少人承認這是建立在沙堆上的房屋。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評介說：福克斯講述了教授們的故事：他們所謂有效市場假說的金融理論大旗促成了那些弊端，華爾街接受有效市場理論家的觀點，而且很多情況下都是一字不差的接受。這些教授設計復雜的金融戰略，得到極其豐厚的報酬，而這些戰略對如今席卷世界經濟的災難起了關鍵作用。福克斯本人在一次演講中揭露一些金融學者成為華爾街的“辯護士”，指出他們直接為建立在“有效市場假說”基礎上的金融衍生產品、私募基金等華爾街“金融創新”辯護。
    美國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教授批評“有效市場假說”，指出這一假說“代表了經濟思想史上最驚人的錯誤”。
   日本中谷巖教授在《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毀滅？——結構改革急先鋒的懺悔書》中總結了從當前危機中應當吸取的幾個教訓，其中教訓之一就是“有效市場假說”。他說，經濟學假設市場參與者都擁有完全信息，但在現實世界，信息是不對稱的。信息被操縱，市場也就沒有效率。（《人民日報》2009年3月23日）
   喬治•紹羅什也是“有效市場假設”的批評者，他說：“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市場總是趨向于平衡，偏離是隨機出現的；并認為市場價格的運行不會出現‘不連續點’。……然而，有效市場假說是不切實際的。市場可能出現失衡”。個體參與者可能無視這種失衡，“但監管者不能無視這種失衡。在危機發生之前，除了多數市場參與者所覺察到的風險之外，市場還存在系統性風險。” （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09年6月18日）
   （2）對經濟數學模型的質疑
   上世紀后半期，西方經濟學領域出現“數學爆炸”。無論是經濟學論文，還是經濟學專著，都連篇累牘地充滿數學。此后，數學逐漸成為衡量經濟學學術論著的重要標準。沒有足夠數學的經濟學專業論文，就很難在一些經濟學期刊上發表。
   當前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使那些用數學模型進行經濟形勢預測的西方經濟學家大為蒙羞。英國有三千多名經濟學家，他們沒有一個通過數學模型預測到這場危機。美國有一萬多名經濟學家，他們也沒有一個通過數學模型預測到這場危機。惟一比較準確地預測到這場危機的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恰恰沒有運用數學模型，而是通過研究歷史上一些危機并將之與美國當前經濟現實進行比較，發現美國已經具備爆發危機的各種條件，因而比較準確地發出了危機警報。
    在當前這場危機中，華爾街資深經濟學家羅伯特•巴伯拉在《資本主義的代價》一書中嚴肅批評了用復雜的數學模型為那些成為危機禍源的金融衍生產品提供理論依據的經濟學界。巴伯拉指出，學術界創立了復雜的數學模型，而這些模型成了那些金融衍生產品的理論依據。“支撐那些模型的是一種假設，即人們掌握充分信息，而且行為理性。”“他們未能認識到，金融市場會定期出現混亂狀態。”（美國《紐約時報》網站2009年4月19日）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曾經深信美聯儲的數學精英和金融精英設計的數學模型，按照這類模型預測的結果是：不會發生金融危機。格林斯潘正是根據這些數學模型的預測斷言，最多會出現一些地方性“小泡泡”，不會出現全國性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然而事實正好與格林斯潘的斷言相反，美國出現了極為嚴重的全國性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美國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的猛烈破滅不僅導致美國而且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此情況下，格林斯潘2008年10月在美國國會作證時無可奈何地承認，美聯儲電腦的數學模型和經濟學家都沒有預測到這場危機。
   上面提到，這場危機爆發后，英國女王2008年11月到倫敦經濟學院視察，向經濟學家們提出問題：“為什么當初就沒有人預見到它（經濟危機）？”英國雪拉•唐、彼得•厄爾斯蒂、約翰•福斯特、杰弗里•哈科特等10位知名學者于2009年8月10日給女王上書說，經濟學家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大學經濟學教育的錯誤方向以及進一步加劇這一錯誤傾向的經濟學期刊的錯誤導向。他們在信中說：“對經濟學家狹隘的培養——即只關注數學技術工具和構建無約束的形式實證模型——成了我們這個職業失敗的主要原因。……這種缺陷在許多前沿經濟學學術期刊和部門的為尋找數學工具而尋找數學工具中進一步加劇。”其結果是許多前沿經濟學家使經濟學變成了與現實世界嚴重脫節的一個學科，使經濟學變成為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
   （3）對均衡論的質疑
    在西方經濟學和金融學中，均衡是一個重要概念。喬治•紹羅什在當前危機中對西方經濟學和金融學的均衡論提出質疑。在《重新認識金融危機》一文中，紹羅什說：“引起金融危機的是來自金融體系本身的一些弊病或者漏洞導致了經濟衰退。我們的金融體系和經濟體系永遠處于一個扭曲的狀態，這是一個事實。”他指出，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們把物理學的均衡概念硬搬來解釋金融市場，解釋經濟和社會現象，“非常愚蠢地忽視了”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的區別。他還指出，價格圍繞一個均衡點波動，這種均衡理論是來自于物理學。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們“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他們不知道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之間的差異”。紹羅什指出：“人們以為這是自然科學，把社會的參與因素拋開，因此得出一些錯誤的理論。……所以說，目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建立的基礎是一個曲解的、一個錯誤的基礎。金融市場經常是被曲解的”。（《社會科學報》2009年6月25日）
   （4）對斯密經濟學研究方向的反思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斯密經濟學不斷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追捧”。 正如阿瑪蒂亞•森指出的那樣：這些經濟學家為了“支持自由市場理論”，“不斷地搬出斯密”。 森說：實際上，他們是“‘誤讀’斯密”。森批評這些經濟學家“過高估計市場過程的智慧，盲信市場經濟的自我修復能力。”其實，斯密本人并非是這些經濟學家所“誤讀”的斯密。森從幾個方面反駁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斯密的“誤讀”。首先，斯密知道市場經濟和利潤動機的局限性。森說：“一切依賴市場經濟和利潤動機的巨大局限，除馬克思等一批社會主義批評家外，斯密本人也同樣知曉。”其次，斯密重視國家提供公共服務的作用，關注弱勢人群的命運，關注不平等和貧窮問題。森說：“斯密在不同著作中對窮人即弱勢人群命運的關注非常突出。他不僅是國家扮演著提供公共服務，如教育及貧窮救濟等角色作用的捍衛者，還非常關心市場經濟中也許一直存在的不平等與貧窮問題。”第三，斯密懂得市場機制的作用不能離開政府的作用。森說：與“誤讀”者的評價不同，斯密認為“市場和資本需要來自其他公共制度層面，包括公共服務，比如教育等領域，以及除開純粹追逐利潤動機之外觀念方面的支持；還需要來自其他制度的限約與糾偏——例如良好的金融監管制度，國家對窮人的援助制度——以防止不公平以及非正義現象。”（《社會科學報》2009年4月9日）
   （5）對凱恩斯經濟學局限性的反思
    在當前危機中，凱恩斯經濟學在西方復興的勢頭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阿瑪蒂亞•森提出，不能簡單地返回凱恩斯，而應當超越凱恩斯。他說：“凱恩斯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能當我們的救世主，我們務必要越過凱恩斯來理解目前的危機。”關于凱恩斯的局限，森說：“凱恩斯更加關注如何增加總收入，而相對不太關注分析財富及社會福利不平等分配問題。……人們需要更多地認識到凱恩斯經濟學解決此類問題的局限性。”森還指出：“凱恩斯的復興對經濟分析和經濟政策會有較大助益，但許多關于非市場制度及非利潤價值觀的深刻洞見來自斯密和庇古，而不是凱恩斯。”（《社會科學報》2009年4月9日）
   （6）對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反思
    保羅•克魯格曼在當前危機中批評包括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內的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指出一些代表人物對經濟形勢和經濟政策的基本判斷是錯誤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在2003年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上宣稱“防止經濟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解決了”，美國前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現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認為美國經濟多年“穩定發展”是“經濟政策改善”的結果，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在2008年《宏觀經濟狀況》研究報告中說“宏觀經濟狀況良好”，展現在面前的是“廣闊而明了的前景”。克魯格曼針對這些錯誤判斷指出：現在在危機中，“這一切都破碎了”。可怕的不只是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看到經濟危機的到來，“更可怕的是經濟學家們沒有看到市場經濟發生故障的可能性”。他指出，直到現在，芝加哥大學的一些經濟學家還在反對政府干預。克魯格曼贊賞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布雷德福•德朗對芝加哥學派的評論，他說：“德朗撰文寫到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理智大廈的倒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是宏觀經濟黑暗時期的產物，那時候來之不易的知識都被人們遺忘了。”關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克魯格曼說：“標準的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并未給我們正經受的此類危機留有余地，因為那些模型通常也都接受了有效市場的觀點。”克魯格曼一方面認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是歷史上解釋經濟衰退和蕭條的最好理論框架”，一方面也認為凱恩斯經濟學存在局限：“機能失調經濟學的影響即便是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也不占優勢。顯然，這需要一些改變。”（新華網2009年10月20日）
   （7）對GDP作為衡量社會經濟活動主要指標的反思
    西方國民收入賬戶中的關鍵概念，原來是GNP，即國民生產總值。后來改為GDP，即國內生產總值。GNP指一國一年內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加上本國國民從國外獲得的工資、利潤、利息等收入，減去本國對外國的同類支付。GDP指一國一年內所生產的最終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值。1991年以前，美國政府用GNP作為衡量本國產出和宏觀經濟運行的主要統計指標；1991年以后，改用GDP作為衡量指標。
    在當前這場危機發生以前，有的西方學者就認識到以GDP作為衡量全國經濟活動指標存在局限性，指出這一指標以犧牲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為代價，不能真實地反映人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危機發生后，在薩科齊的推動下，2008年2月在法國成立由22位專家組成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國際委員會”，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任委員會主席，阿瑪蒂亞•森任主要顧問。該機構的任務是研究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主要指標的局限，提出衡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指標。2009年9月14日，該委員會向薩科齊提交關于以“國民幸福總值（GNH）”衡量經濟發展狀況的報告。斯蒂格利茨在一些場合反思了GDP作為衡量社會經濟活動主要指標的弊端。他用“充滿窮人的富裕”來形容GDP與人們實際生活水平的差異。在這場危機爆發前，多數美國人的境況就已經不如2000年，但是，美國2008年的GDP卻明顯高于2000年。斯蒂格利茨說，危機顯示，美國的GDP數據完全沒有反映真實情況。他認為，GDP不考慮財富分配，實際上連市場經濟活動也測量不好。統計通常用市值來衡量產出和勞務的價值。但危機發生后，即使是市場經濟最積極的倡導者也對所謂市值表示懷疑，反對以市場為基準的估值體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看似強勁的經濟表現不可持續，是建立在夸大了的“泡沫”價格基礎上的。GDP統計數據帶來了誤導。
    2．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再認識
   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后，人們多次看到西方國家媒體關于馬克思再次受到西方青睞的報道。
    路透社2008年10月16日發自柏林的報道說：在金融危機中，馬克思的《資本論》驟然熱銷。柏林卡爾•迪茨出版社總經理說，該社出版的《資本論》2008年年初以來的銷售量是2007年全年銷售量的3倍，更是1900年的100倍。柏林墻倒塌20年之后，共產主義奠基人卡爾•馬克思又開始成為時尚，這得多謝全球金融危機。馬克思精神遺產的復活，反映出在前社會主義國家東德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資本主義感到反感。
    英國《每日郵報》2008年10月16日報道說，馬克思的著作重新成為暢銷書，這要歸功于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資本論》的主要讀者是青年學者，“現在就連銀行家和公司經理們也開始讀《資本論》，他們試圖從中弄懂自己多年來所作所為的真實意義。”
    臺灣《中國時報》援引《泰晤士報》2008年10月20日報道，這次全球金融危機，資本主義摔得“灰頭土臉”，反倒倡導共產主義的馬克思重新引起世人重視，而他批判資本主義的《資本論》也再度走紅。
    《光明日報》記者2008年11月10日自柏林報道：德國《明鏡》周刊在線最近一篇文章開頭模仿《共產黨宣言》一段話寫道：“一個幽靈正在德國大學里徘徊。”這是指德國許多大學開展的“重新發現馬克思活動”。從這學期開始，在德國至少31個大學以學習小組、討論會等形式開展學習馬克思《資本論》活動，參加活動的有2000多大學生。迪茨出版社總經理說：馬克思的《資本論》重新熱起來，反映了我們社會當前所面臨的狀況，“社會遇到的問題越多，就會有更多的人試圖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答案。
    英國媒體報道說，2008年12月10日，眾多專家學者、青年學生和工會領袖聚集在倫敦市中心“馬克思紀念圖書館”紀念該館成立75周年，出現了罕見的“熱情對待馬克思的場面”。《光明日報》記者報道，英國倫敦大學教授戈德•史密斯在紀念會上致辭說：隨著冷戰的結束和人們對經濟和環境問題的關注程度不斷提高，人們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理解也隨之更為客觀。大家已經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做出了最為有力和深刻的分析。在化解全球金融危機和環境危機這兩大威脅方面，“馬克思紀念圖書館”將發揮重要的作用。該圖書館館長說，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幫助人們理解和解決金融危機上有重要意義，“馬克思主義是行為的指南”。（《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5日）
   《新萊茵報》2008年12月15日報道，據出版公司預測，《資本論》將成為圣誕節最佳禮物，馬克思再次成為時尚。
    德國媒體稱，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著作在德國再次盛行，既反映出前東德民眾對現實社會的不滿，也折射出其對社會主義的懷念。半數以上的原東德人對“自由市場經濟”持懷疑態度，認為“馬克思說的沒錯”。（《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5日）
    此外，人們還看到西方媒體的一些頗為有趣的報道。法新社記者2008年9月25日自倫敦報道：英國圣公會領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羅恩•威廉斯“在右傾的時事周刊《旁觀者》中撰文指出，馬克思在19世紀發表的有關資本主義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確的。”《漢堡晚報》說，馬克思的魅力無窮，就連德國財政部長施泰因布呂克也開始閱讀《資本論》。這位財長說：“我們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一些觀點是正確的。”法國媒體報道，法國總統薩科齊手捧《資本論》，刻苦鉆研。（《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5日）
    除了媒體關于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睞的許多報道之外，西方一些刊物和出版社在當前危機中還發表和出版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馬克思或論及馬克思的文章和著作。
    英國《國際社會史評論》2007年12月號發表意大利學者馬塞洛•馬斯托文章，題目是：《重新發現馬克思》。文章說：“與那些預言馬克思終將被遺忘的預測相反，近些年馬克思重新獲得了國際學者們的重視，其思想價值被許多人再次肯定，他的著作也從歐洲、美國、日本圖書館的書架上拭去灰塵。”“重新發現馬克思是以他對現實具有持續的解釋力為基礎：他對理解現實和改變現實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援引雅克•德里達的話：“不去閱讀且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將永遠都是一個錯誤。”（《外國理論動態》2009.4.）
    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10月18日題為《排除在外》一文說：“卡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今天的金融危機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他認為，對所有貨幣持有者而言，生產過程只不過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一個中間連接過程。因此，所有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國家都會周期地陷入試圖繞過生產過程而賺錢的狂熱階段。”
    美國《大西洋月報》2009年4月號發表題為《卡爾•馬克思的復仇》一文。該文指出，《資本論》作者馬克思曾經說過，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將陷入停頓并開始腐朽，由于瘋狂投機，底特律汽車城有可能停止生產汽車……如今這一切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有學者認為，只要資本主義存在，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閱讀。（星島環球網2009年3月31日）
    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社的約翰•米克爾斯威特、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兩人在英國被稱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最積極的倡導者”，他們在關于全球化的著作《完美的未來：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中坦承，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關于全球化的觀點現在仍然驚人地適用。他對全球化的形容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樣犀利。（星島環球網2009年3月31日）
    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發表加拿大約克大學教授利奧•巴尼奇題為《十分現代的馬克思》一文。作者認為馬克思沒有過時，“他的話在今天仍頗有意義。”文章在描述人們當前對馬克思的興趣倍增并分析這一現象的意義時說，：“經濟危機再度掀起了人們對卡爾•馬克思的興趣。《資本論》在全球的銷量一路飆升（僅德國一個出版商在2008年就售出了上萬冊，而前一年僅售出百余本），這標志著此次危機范圍之廣、破壞力之大，已使全球資本主義及其衛道士陷入意識形態的恐慌。”作者提出一個問題：“即使對新自由主義的正統理念破滅，為什么復興的會是馬克思主義呢？”他的回答是：“馬克思遠遠領先于其所處的時代，預測了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他精準地預見到引發今天全球經濟危機的一些致命因素,……并預見資本主義的發展會不可避免地‘為深廣的危機鋪平道路’。”該文還說：“馬克思會認為這次危機是一個完美的事例，說明資本主義像是‘一個魔法師，但無力再控制自己召喚出來的魔鬼’。”該文介紹了英國經濟學家、前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威廉•比特提出的“流傳最廣、最為激進”的“金融社會化”改革方案，該方案提議“將整個金融部門作為公共事業”，“銀行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作為私有的盈利機構而存在”。文章評論說，比特“決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然而他的“這一建議呼應了馬克思在自己的《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把信貸集中在國家銀行’中的要求。”
    路透社專欄作者貝恩德•德布斯曼2008年10月15日在題為《卡爾•馬克思和世界金融危機》的專欄文章中說：馬克思對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的批判正在得到確認，“我們熟悉的資本主義正在死亡”，“現在有一種共識正在形成，即資本主義需要在21世紀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己。”
    英國著名左翼學者克里斯•哈曼2009年出版《僵尸資本主義：全球危機和馬克思的相關理論》一書，該書通過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認真研究和對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具體分析，得出危機的根源在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科學結論。他指出，對金融部門加強監管，或調整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都防止不了今后危機的發生。哈曼就此書接受記者采訪時說：“由于資本主義問題的存在，人們重新萌發了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興趣。在學術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在復興。”他還說：“主流經濟學的期刊，如《金融時報》和《經濟學家》，也不得不把談論的主題從自由市場的提倡者轉向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國家干預的擁護者。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不可避免地要談到馬克思。而且，任何人如果想要理解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他們必須依賴馬克思的理論。”

    六、對西方經濟思潮新動向的分析和評論

    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西方經濟思潮出現了上述若干新動向。這些新動向對西方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演進有可能產生重要影響，值得密切注意和認真研究。
    一、關于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西方經濟思潮的這一新動向表明，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多數人對現存資本主義普遍不滿。學界和媒體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評重點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貪婪、貧富懸殊以及金融資本主義，政界對現存資本主義的批評重點則是金融資本主義。西方學界和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有共同之處，這就是都沒有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以及由此決定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這種對資本主義的反思都不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同樣，西方學界和政界構想的用來取代現存資本主義的“新資本主義”，并不是真的與現存資本主義對立的新的社會制度，而只是“緊縮銀根”、“加強監管”、“減少投機”、“政府更多干預”的資本主義，只是口頭許諾“讓那些無法充分享受市場經濟益處的人群生活得到改善”的資本主義，是添加了“道德”、“溫情”、“有善心”、“有人性”之類倫理色彩或感情色彩的資本主義，充其量是經過改良的資本主義。與學界和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不同，民眾對資本主義的反思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民眾設想的新經濟制度是沒有剝削的經濟制度。大多數民眾認為，在新經濟制度取代現存資本主義之前，大企業私人所有制不應再繼續下去，而應歸國家所有，或由國家控制多數股份；社會財富分配不公也不應再繼續下去，而應由政府均分財富。
    西方學界和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在一定意義上是對金融資本主義的反思。他們所說的金融資本主義指的是使經濟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美國學者洛仁•戈爾德納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征是：美國虛擬資本爆炸性增長，迫使日本、德國也采取金融化模式，“這給世界實體經濟造成損害，也給世界勞動人民帶來災難。”（《國外理論動態》2008.6.）一些學者把這種金融資本主義叫做“寄生的金融資本主義”或“失去控制的賭博資本主義”。法國著名理論家阿蘭•巴迪烏抨擊金融資本主義的文章說：與實體經濟（物質資料的生產）對應的是非實體經濟（金融投機活動），“由于金融活動的參與者變得毫無責任感、喪失理性、嗜血成性，這種經濟模式已成為‘萬惡之源’。金融資本僅僅為利益負責，它們的‘理性’是以收益來衡量的。它們是掠食者，而且必須是掠食者。”（法國《世界報》2008年10月17日）
    西方學界和政界對資本主義的反思和對“新資本主義”的構想，實質是對資本主義模式之爭。有兩類資本主義模式：一類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另一類為數甚多，可以統稱為“非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是英美模式，主要是美國模式。非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包括“萊茵模式”、“法國模式”、“歐洲大陸模式”、“北歐模式”、“瑞典模式”、“亞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各類模式。盎格魯－薩克遜模式是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非盎格魯－薩克遜模式中的部分模式，例如萊茵模式和瑞典模式，是社會民主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模式。在當前這場爭論中，反對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特別是反對美國模式的思潮成為主流；崇拜盎格魯－薩克遜模式、特別是崇拜美國模式的思潮退居下風。盡管如此，英美政要仍在為英美模式茍延殘喘而進行掙扎。美國《紐約時報》2009年3月29日發表題為《盎格魯-撒克遜式資本主義受到考驗》一文透露：“布朗制訂了一項計劃。他在G20峰會上的目標是啟動改革措施，最終以比較規范的形式把盎格魯-撒克遜式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模式保留下來。這根紐帶曾把羅斯福和丘吉爾聯系在一起，如今又把奧巴馬和布朗聯系在一起。”
    有少數西方學者在反思資本主義時主張資本主義應吸取社會主義的優點。例如，英國財政研究所研究員克勞斯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西方決策者們或許應當考慮從一貫遭排斥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吸取一些優點，來跳出資本主義發展的怪圈。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經濟學教授尼爾森說：過去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等國在設計本國經濟模式時，借鑒了社會主義的因素。現在人們在討論歐洲溫情資本主義模式時，也應該將目光投向獨具特色的中國模式去尋找答案。德國柏林社會研究所教授海克霍夫接受《時代》周刊采訪時表示，她最看好中國模式，甚至認為中國模式會被歐洲所借鑒。
    二、關于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對新國家干預主義的構想。西方經濟學的歷史，從一個側面看，是一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論爭的歷史。除了歷史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重商主義的論爭之外，從上世紀30年代以來，現代西方經濟學界出現了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三次重大論爭：第一次是3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與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之爭，第二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爭，第三次是當前新國家干預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爭。這三次論爭都是在特定形式的資本主義危機背景下進行的。第一次論爭的背景是30年代大蕭條，第二次論爭的背景是70年代的滯脹，第三次論爭的背景是新世紀第一次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凱恩斯經濟學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產物，“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70年代滯脹的產物，西方學者的新國家干預主義和“奧巴馬經濟學”等則是新世紀第一次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產物。
    西方在當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批判新自由主義具有積極意義。一方面，這一批判有助于西方學界、政界以至商界認識新自由主義與當前危機的關系，破除對新自由主義的迷信，重新思考和處理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關系。西方學者羅伯特•布倫納說：“（西方國家）政府現在為了拯救經濟除了回到凱恩斯主義或國家主義已別無他法。畢竟，自由市場已經表明它完全無法阻止或解決經濟崩潰，更別提維持穩定和增長了。這就是為什么那些世界政治精英們昨天還在為放松金融市場管制而額首相慶，現在卻搖身一變都成為凱恩斯主義者了。”（《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5月號）另一方面，這一批判有助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反思和警惕模仿新自由主義的美國模式的危險。一位美國學者忠告那些模仿美國市場自由化的政府和機構，說：“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其政府和機構都在仿效美國的市場自由化，而他們并不清楚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真實面目是市場的致命病毒。”（《亞洲時報》2008年9月23日）
    摒棄新自由主義，實行新的國家干預主義，這是西方當前的最強音。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說：“如今思想周期已如此堅決地擺向與里根-撒切爾時代的右翼思想相反的方向”。（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08年10月8日）很多學者和政要認識到，國家干預不是沒有風險，不是沒有代價，但是不干預的風險更大，代價更重。美國經濟學家和政府經濟官員布蘭查德說：“做或者不做都有風險，不采取措施風險更大。” 原來有新自由主義傾向的西方政要例如英國首相布朗現在也說：“不行動的代價要遠遠超出采取行動的代價。”在目前，“奧巴馬經濟學”明顯傾向于新國家干預主義。但是，奧巴馬本人在一次談話中說，他要接受“羅斯福經濟學”和“里根經濟學”中一切有用的東西。這表明，奧巴馬并沒有真正劃清國家干預主義的“羅斯福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的“里根經濟學”的界限。這就讓有的西方學者擔心，一旦危機過去，新自由主義還有可能重新回來。馬丁•沃爾夫表示，“過不了多久，人們就將聽到美國官員一本正經地宣講自由的市場的美德了。”（《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6月號）克里斯•哈曼也說，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是短暫的。幾個月過后，當銀行不再崩潰，利潤不再下降時，辯護士們將再次討論資本主義的奇跡和危機的不可能性――直到危機再次來臨。還有的學者認為，“思想周期”就是從干預到自由、再從自由到干預的“循環往復”。
    從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論爭史看，西方學者說的這種“思想周期”現象是存在的。但是，應當看到，論爭的歷史不像有的學者所說是“干預－自由－干預”或“自由－干預－自由”的簡單“循環往復”，而是每次論爭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由此決定的特定內容
――特定理論內容和特定政策內容。還應當看到，雖然不排除少數西方學者和政府官員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是短暫的，但是，在可以預見的今后一個歷史階段內，新國家干預主義會占居上風，并成為主流。
    三、關于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反思和對“市場和政府平衡”的經濟體系和政策體系的構想。二戰后的二十多年中，資本主義世界建立了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政策體系：對重要企業或行業通過贖買或股份制形式實行國有化，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個層面實行一系列政府調節政策，建立或加強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發揮工會組織在調節勞資關系中的積極作用，等。但是，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以及后來的“華盛頓共識”摧毀了二戰后建立的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系列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義的系列政策：實行私有化；解除在微觀經濟層面的政府調節政策，減弱在宏觀經濟層面的政府調節政策；削減社會福利支出，削弱社會保障制度；打擊工會組織；等。其中，私有化不僅是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而且如德國學者于爾根•哈貝馬斯所說：在美國，“養老和醫療、公共交通、能源供應、判決的執行、軍事安全以及學校和高等教育都被私有化了”。
    新自由主義攻擊的“大政府”，不能誤讀成“規模龐大的政府”，而是指履行對市場進行必要干預職能的政府。新自由主義主張的“小政府”，不能誤讀成精簡機構和精簡成員的政府，而是指解除對市場進行必要干預職能的政府。西方學者現在提出的“大政府的回歸”，也就是指履行對市場進行必要干預職能的政府的回歸。因此，問題不是政府和市場孰大孰小的問題，而是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相協調和相平衡的問題。
    我國有的學者誤讀西方經濟學，以為只要是市場配置資源，就必定有效率。他們似乎不大了解西方經濟學中的“格林沃爾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這一定理討論的是市場、政府、效率三者的關系。與斷言市場自然有效率的觀點不同，這一定理的核心內容是，政府幾乎都有可能改進市場的資源配置。反之，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市場就不可能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有的學者不僅是不大了解“格林沃爾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似乎連薩繆爾森《經濟學》有關市場和效率的論述也沒有完全讀懂。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在一系列嚴格假設下推導出市場配置資源有效率的結論的，國內有的主流經濟學家卻把它變成為無條件的結論——只要市場配置資源，就必定有效率。這是一個嚴重誤導。薩繆爾森在論證了市場和效率關系之后，說了一句重要的話：這樣的效率只有完全競爭經濟中才能實現，然而完全競爭經濟從來就不存在。這無異于說，這種理論上的效率在現實的市場經濟中從來就不存在。薩繆爾森本人似乎知道中國有人誤讀和誤解他的《經濟學》，因而感到有必要給提個醒。他在其《經濟學》第16版中譯本出版之際，頗不平常地寫了一封致中國讀者的信，批評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曼，指出他們不注意市場失靈。薩繆爾森信中提到“各種‘市場失靈’：壟斷，寡頭，經濟周期波動，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等等。”其中，“壟斷，寡頭”說的是微觀經濟無效率；“經濟周期波動、股市崩潰、投機泡沫、金融危機”說的是宏觀經濟不穩定，特別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公”說的是社會不公平。由此推知，要想解決微觀經濟無效率、宏觀經濟不穩定、社會不公平這三大問題，就必須進行政府干預，實行增進效率、保持穩定、促進公平的三大系列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當西方廣泛批判“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等形式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時，我國競然有人逆流而上，發表為“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辯護的文章，聲稱“撒切爾主義”和“里根經濟學”有積極意義和現實意義，不能否定，否則就是否定我國的改革開放。在今天，在我們這里，居然會有人如此公然扛起這面在西方都已“千瘡百孔”、“它的旗桿也近乎被折斷”的新自由主義破旗，實在令人驚訝。
    四、關于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反思和對全球經濟新秩序的構想。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還沒有全球化這一用語，然而他們當時就敏銳地觀察到并在《共產黨宣言》中準確而深刻地論述了當時的全球化：“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馬克思、恩格斯用“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這三個“從屬于”揭示了當時的全球化的實質。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論述，對我們正確認識今天的全球化極具現實意義。加拿大巴尼奇教授說：“馬克思遠遠領先于其所處的時代，預測了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他精準地預見到引發今天全球經濟危機的一些致命因素”,“并預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會不可避免地‘為深廣的危機鋪平道路’。”（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9年5-6月號）前述“資本主義制度的最積極的倡導者”約翰•米克爾斯威特、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也承認，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關于全球化的觀點現在仍然驚人地適用。他的話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樣犀利。
    在當前這場危機中，西方一些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認識有了明顯的深化。首先，一些學者不再像過去那樣宣稱“經濟全球化是指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以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最優配置”，而是認識到當前的經濟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是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政府角色最小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要求所推行的全球化。其次，他們認識到，這種經濟全球化給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帶來了危害，在當前，這種經濟全球化將西方國家的經濟災難迅速全球化，將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迅速全球化。而且，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危機中還企圖將自己的損失全球化，也就是災難制造者企圖讓災難受害者買單，承受損失。德國媒體的一篇文章說：“美國負債過多，以至于單靠自身無法挽救市場。處方：讓損失全球化。”（德國《星期五》周刊網絡版2008年10月3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8年10月14日《亞洲重新覺醒的怨恨》一文也說：美歐救助，亞洲買單，處于債權國地位的亞洲國家面臨的選擇是：“要么購買更多債券，要么坐視美元進一步貶值，使目前持有的債券價值縮水并進一步危害出口”。最后，這些學者還不同程度地認識到，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已經動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在走向終結，西方國家已經再也不能像過去兩個多世紀那樣為所欲為地稱霸世界。一位日本學者尖銳地指出：“全球化資本主義將成為給人類社會帶來各種負面效應的主要罪犯。”（《環球時報》2010年1月20日）一位美國學者更尖銳地指出：當前的經濟全球化實質是“經濟新帝國主義”：一方面，在推進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國一直要求其他國家對美國開放資產，而它自己卻瘋狂地反對向外資開放美國資產；另一方面，全球化本身就存在著矛盾：資本能夠跨越國界，而勞動力卻不能自由流動。這位學者說把這種全球化叫做“一邊倒的全球化”，本質上“只不過是經濟新帝國主義”。（《亞洲時報》2008年9月23日）
    在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問題上，特別是在建立全球貨幣金融新秩序問題上，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能丟掉美國式偏見，注意到發展中國家利益，批評以美元為基礎的儲備體系不穩定、不平等，指出發展中國家持有美元外匯儲備是對美國的顛倒的外援和凈轉移，力主建立新的貨幣儲備體系取代美元儲備體系，并為實現這一目標而進行不懈的努力。應當說，這樣的西方經濟學家雖為數不多，但值得稱許。
    但是，斯蒂格利茨以及在他之前就發表見解的法國經濟學家喬治，都主張在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時實施1944年的“凱恩斯計劃”。他們覺察到“凱恩斯計劃”有抑制美元霸權的作用，而沒有注意有企圖挽救英鎊霸權地位的作用。喬治認為現在的關貿總協定不如“凱恩斯計劃”中的國際清算同盟，現在的世貿組織不如“凱恩斯計劃”中的國際貿易組織。這表明，她認識到美國霸權現在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已無所不在。然而，喬治設想把國際經濟新秩序置于“凱恩斯計劃”基礎之上，顯然有所偏頗。今天要建立全球經濟新秩序，可以借鑒國際金融史和世界經濟史上包括“凱恩斯計劃”在內的一切有用的思想、主張、方案和計劃，但不能把“凱恩斯計劃”當作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基礎。
    目前，要求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的呼聲集中在改革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上。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迫切要求進行這一改革，一些西方發達國家也不同程度地贊成這一改革；但是，另一方面，美國至今仍以國際金融霸主自居，堅決反對這一改革，千方百計地維護它已經嚴重動搖的金融霸權。今后，能否較快地以全球經濟新秩序取代國際經濟舊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決于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的進展。而這一改革的進展，又首先取決于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團結，以及與那些不同程度第贊成這一改革的發達國家相互合作和共同努力。
    今后，隨著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的進展，國際生產體系的改革和國際貿易體系的改革都會逐步提上國際議事日程。人們期待著改革后的經濟全球化是沒有帝國霸權的、平等互利的、尊重并符合各國利益的經濟全球化。
    曾經淪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重災區的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當前危機中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保持高度警惕，要求代之以全球多極化。拉美社從墨西哥城發出的一只報道反映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呼聲，該報道說：“無論從何種角度解釋，市場經濟理論在當前都已經處于下風。……南方國家之間要加強和深化相互間的合作，……還應提出并實行符合南方國家利益的擺脫危機的政策，這一政策必須脫離新自由主義模式以及為這一模式服務的國際機構。”該報道還說：“南方國家應當懂得維護自己的利益，學會從自身角度來分析危機，并實行擺脫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政策，創建一個多極化模式。”（拉美社墨西哥城2008年10月29日電）
    五、關于對西方經濟學的質疑和對馬克思經濟學的再認識。西方報刊關于馬克思重新受到西方青睞的系列報道和文章表明，一方面，在當前的危機中，西方國家很多人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主流經濟學深感失望和懷疑；另一方面，在當前的危機中，西方國家很多人對馬克思及其著作重新發生興趣，他們在從馬克思那里尋找關于危機的正確答案和科學說明。
    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突然爆發，“就好像突然之間整個世界天翻地覆一般”（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12月3日）。這時，建立在西方經濟學假設和理論基礎上的一些“知識大廈”和“理智大廈”，也相繼轟然倒塌。例如，美聯儲匯聚數學家和金融專家“最敏銳的洞察力”、依托計算機和通信技術的進步、歷經幾十年構建的巨大風險管理和定價體系，在格林斯潘心目中曾是一座宏偉的堅實的“知識大廈”。但是，格林斯潘在2009年10月回顧并哀嘆說：“整座知識大廈去年夏天倒塌了。”又例如，芝加哥大學長期以來是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大本營，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體系被認為是一座“理智大廈”。但是，在危機中，美國經濟學家布雷福德•德朗宣告：芝加哥學派的“理智大廈倒塌”了。德朗關于芝加哥學派“理智大廈倒塌”的說法，得到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克魯格曼的贊賞。
    這場危機本身是對西方經濟學最尖銳、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與邏輯的檢驗和批判有別，實踐的檢驗和批判是最強有力的檢驗和批判。人們看到，在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面前，西方經濟學的一些重要假設或假說、一些重要經濟理論、一些重要經濟數學模型和一些重要經濟政策主張遭到慘敗。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質疑西方經濟學，反思西方經濟學，就成為十分自然的事。一些西方學者在危機中對西方經濟學許多問題等進行反思和質疑，都有所本，能夠站得住腳。其中有的批判甚至有很大的殺傷力。這場危機可能如斯蒂格利茨所說成為西方思考經濟學的一個“轉折點”。但是，西方經濟學家特有的立場、觀點、方法決定了他們一般只能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修修補補，而不可能進行根本性的變革。人們更不會指望有多少西方經濟學家在危機中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危機過后，如果西方能出現一兩個凱恩斯式的系統批判新自由主義、全面論證新國家干預主義的經濟學家，如果能出現一兩個像瓊•羅賓遜、約瑟夫•熊彼特那樣比較客觀、比較公正地對待馬克思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經濟學家，那就算是相當不易之事。
    這場危機本身是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科學性又一次嚴格的檢驗和強有力的證明。只有馬克思經濟學最有生命力，是現今惟一能正確解釋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科學理論。
    在危機中，西方國家的人們重新發現馬克思，重新認識馬克思。他們重新審視西方經濟學，認識到這種經濟學無能也無法解釋這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他們在馬克思那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找到了對危機的科學解釋和正確答案。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的堅定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西方學者現在也給馬克思以很高評價。西方媒體的一些報道，例如，英國大主教肯定馬克思一些觀點，德國財長捧讀馬克思《資本論》并發表評論，法國總統讓人拍攝他“認真鉆研”馬克思《資本論》的照片，雖然讓人們感到頗有興味，但是，人們真正關心的是學者、青年學生和工會領袖聚集在一起紀念馬克思的熱烈場面，關心的是西方青年學生組織起來定期學習和討論馬克思著作的熱烈場面。現在僅是德國定期參加學習馬克思著作的大學生就有兩千人。可以設想，哪怕其中百分之一的人把這一學習活動堅持下，那他們就將成為德國經濟理論領域中一支十分可觀的力量。
    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可能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市場經濟具有自發性和盲目性，因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經濟大幅度波動。如果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相結合，即如果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必然會周期地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如果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相結合，即如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西方國家從上世紀70年代初80年代末以來，曾寄希望于新自由主義，以為只要讓市場調節不受拘束地充分發揮作用，就不會再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除了個別經濟學家例外，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客都沒想到這次會爆發源于美國而禍及全球的嚴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西方國家現在不同程度地拋棄了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轉而寄希望于新國家干預主義。西方國家現在普遍在實行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不僅對宏觀經濟進行政府調節，而且對微觀經濟進行政府調節（英語regulation一詞除譯為調節，還譯為調控、管制、監管、監控、管控、規制等，很不統一）。西方國家不同程度地在加強對金融領域和其他領域的政府調節，對一些大銀行和大公司實行國有化、再國有化、部分國有化和暫時國有化，實施公共工程，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加強社會保障措施等。
    它們現在又以為，只要讓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共同起作用，今后就可以預防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與經濟自由主義相比較，國家干預主義認識到市場調節的局限，認識到承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失業、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等等的可能性，并認識到政府調節的必要性。這些是國家干預主義超越于經濟自由主義的所在。
    但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充其量只能減輕危機的破壞程度，縮短危機的持續時間，或者暫時推遲下一次危機的發生，而決不能根治和預防危機的發生。這已經為危機的歷史和現實所充分證明。
    西方經濟學主流派都不承認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這是不同歷史階段上不同主流經濟學派的共同局限性。區別僅在于，凱恩斯經濟學把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只看作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危機，解決危機的途徑在于政府干預；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70年代的滯脹只看作是國家干預政策的危機，解決危機的途徑在于自由市場經濟。為了克服危機，為了防止危機的再次發生，西方經濟學界、政黨、政要等都只在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之間進行選擇。他們不知道，而且根本不愿意知道，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可離異的終身伴侶。只有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才會根除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現在出現一個新的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同時并存；第三、在資源配置方式上，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適當結合。政府調節包括對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調節。同時具備這三個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相反，如果讓某些“主流”經濟學家的“民營化”、“國退民進”的政策主張威脅到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果讓他們的“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政策主張威脅到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如果讓他們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主張威脅到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的適當結合，而是只要市場調節不要政府調節，或者最多只要對宏觀經濟的政府調節而不要對微觀經濟的政府調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就將從根本上受到威脅。果如此，可能就難以避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我們并不想采用西方的“中國模式”說法。如果一定要回答什么是中國模式，那就應當說，同時具備上述三個基本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現階段的中國模式。現在國外關于“中國模式”的議論很多。有的強調“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的對立。例如，前引《我們需要建立新資本主義模式來與中國抗衡》一文就強調兩類模式“相互沖突”，“不可調和”。有的則強調二者統一和一致。例如，除了人們已經熟悉的“中美國”的奇談，現在美國又出現了“兩國一制”的怪論。這種怪論說：“美國和中國正在走向‘兩國一制’（two countries,one system）。為什么這樣說？很簡單，在美國推出大規模的銀行拯救計劃后，我們發現：‘中國有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美國現在有一個龐大的國有銀行部門，此外還有一個私營部門。中國有著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一旦華盛頓拯救了底特律，美國也將擁有龐大的國有工業，此外還有私營工業。’”（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8年12月17日）對于西方的這類奇談和怪論，我們應當認真研究，冷靜對待，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更自覺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性質和基本特征。
    （《環球視野》2010年5月4日第290期，刊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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