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與美帝國
 
作者：[加]利奧·帕尼奇 著 王維平 擺玉萍 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0年第4期

　2008年4月8日美國http:www.mrzine.org網(wǎng)站刊登了加拿大著名學者利奧·帕尼奇題為《惟有反擊！》的訪談，在訪談中，帕尼奇認為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美帝國：因為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正在努力維持而不是顛覆過去30年來建立的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并沒有出現(xiàn)激進的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所有這些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至今都希望美國出來維持全球資本秩序。美帝國不僅僅是民族國家，更多的是世界資本中心。文章內容如下。
 
 
 

　　問：盡管有目前的金融危機，但你認為美國的霸權沒有衰退，而且在將來短時期內，也不會減弱？

　　帕尼奇：我認為，“帝國”這一措辭更能表達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在缺乏一個全球性國家的背景下，美國就是以這種方式對全球資本主義起著協(xié)調、監(jiān)管和危機管理的作用。

　　“二戰(zhàn)”以前，美國就通過滲透北美和南美的一些獨立國家，起到了這樣的作用。通過不斷地促進貿易、保護美國資本家或者說是所有國外資本家的財產權，美國資本滲透到了那些國家，并鼓勵他們重建。

　　美國的這種作用在“二戰(zhàn)”后更為普遍。其作用對象與其說是第三世界，不如說是越來越加拿大化的歐洲和日本。美國的資本家以不同的方式滲透進歐洲、日本的資本，這是以政治上條件為前提的。這種滲透非常深入，它是同那些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聯(lián)手完成的。這就是邀請來的帝國主義。統(tǒng)治階級，尤其是工人運動高漲的國家的統(tǒng)治階級，把美國看作是資本權利的最安全的保證。

　　從上個世紀30年代起，甚至在羅斯福新政期間，歐洲資本就大量涌入美國。所以，這一直以來都是一種合作型的霸權或帝國。

　　當歐洲和日本于“二戰(zhàn)”后重新站起來，與美國的貿易逐漸勢均力敵時，一種美國霸權正在消退的觀點就出現(xiàn)了。這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看法，但從根本上看具有誤導性。持這種觀點的人沒有弄明白，歐洲人和日本人希望美國人在管理全球經濟方面起到更加積極而不是更小的作用。他們對美國政策不滿，也主要是出自這類原因。

　　這種觀點一直持續(xù)到新自由主義時期。有段時間，人們根據(jù)貿易逆差的多少或者外國直接投資對美國的滲透的程度，以這種非常經濟主義的方式預測美國的衰落指日可待。但每一次都被證明是錯的。美國仍然被看作是全球資本的最重要的保護者。

　　許多人認為，逆差意味著美國經濟已無可救藥；但是，通過我們剛剛經歷的技術革命如信息技術等，美國還是維持了作為資本強國的活力。

　　逆差反映出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一直是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產品的市場。逆差并不意味著美國出口的下降，在過去15或20年中，美國出口的增長比七國集團中的任何一國都多。

　　我認為，從貿易逆差的多少來解讀美國的霸權問題，就不能理解美國、作為金融中心的紐約和位于倫敦的美國銀行在凝聚國際資本主義力量中所起的作用。人們將短期資本投入紐約或抓住美元不放，不是為了幫助美國。他們購買美元和美國短期國庫券，是因為在極度動蕩的資本主義世界里，它們仍有最穩(wěn)定的保值能力。

　　貨幣自由交易是造成國際金融動蕩的一個主要因素，其動蕩性使這一極不穩(wěn)定的制度，容易發(fā)生金融危機。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發(fā)生英鎊危機，那時英鎊仍是重要貨幣，但現(xiàn)在所發(fā)生的美元危機并不是類似英鎊危機的那種危機。倫敦現(xiàn)在仍然是一大金融中心，但它本質上是美元金融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自1979年“沃爾克沖擊”以來，盡管貿易逆差有多有少，美元也自由流動，卻沒有出現(xiàn)過大規(guī)模擠兌美元的現(xiàn)象。即使到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美元貶值也是在可控范圍內的，這種貶值還有利于降低美國貿易逆差的規(guī)模。

　　超高利率建立的對美元和美國財政部債券的巨大信心，造成美元一度飆升，接著你就會看到圍繞“廣場協(xié)議”召開的各種會議，互相協(xié)助進行調整。

　　由于美元在國際資本主義經濟中所起的作用，人們不斷地在觀察美元的價值水平。但美元并未受損，其完好程度更是令人驚訝。

　　問：那么是不是就如凱恩斯所言：如果你欠銀行100英鎊，這是你的難題，但是如果你欠銀行100萬，銀行就有難題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資本家們不得不使美元升值，因為他們有太多的利益與美元密切相關。

　　帕尼奇：確實如此，而且這一點體現(xiàn)了一體化的程度。

　　問：馬克思主義者往往從利潤率下降的角度來研究危機。然而，根據(jù)大部分賬戶可以看出，在過去的幾年中利潤有了相當大的恢復。我們是不是應把這次危機看作是一次利潤率沒有提前下降的危機？如果不是，又是什么？

　　帕尼奇：我、我的同事以及合作者薩姆·金丁一向所持的觀點是，上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利潤擠壓因為工人的失敗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激進主義的失敗而得到解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歐洲和其他地方對銀行體系和工業(yè)體系進行了重組，這為利潤率的回升奠定了基礎，最近十年尤為明顯。

　　這一解釋與羅伯特·布倫納對上世紀60、70年代利潤危機的原因的解釋截然不同。他對利潤危機的解釋與早在上世紀70年代安德魯·格林和鮑勃·薩克利夫提出的“工資擠壓”解釋非常相似。

　　我們認為必須對造成利潤擠壓的因素有一個更為廣泛的理解，不能僅僅局限于工資斗爭，雖然在有些國家，如英國或某種程度上在美國，工資斗爭非常重要。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和學生的激進主義運動，這些對資本形成了更廣范圍的壓力，造成了美國的財政危機，以至于有一段時間，政府沒有足夠的空間去減少企業(yè)的稅收。

　　將上述因素與工人階級的工資斗爭放在一起才是全面的，我們認為所有這些與利潤危機有很大關系。

　　我們認為，通過擊敗工資斗爭和社會運動，引進新自由主義，利潤危機得以解決。

　　布倫納認為，危機主要是民族國家資本之間的一種競爭造成的，且長期以來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即退出的企業(yè)總是不夠多。這些企業(yè)創(chuàng)造了一些利潤，不及過去那么高，但它們仍留在生意場上。

　　與之相比，我們認為我們一直在經歷著整個資本主義歷史進程中最有活力的一段時期。這一時期具有強大的剝削性，給全世界包括帝國中心造成了巨大的不安全感，但其活力正與其剝削和制造不安全感的能力有關。

　　這不僅僅是對產業(yè)工人階級或低收入服務部門的剝削增多的問題，這還是讓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專業(yè)人士為企業(yè)超時過度工作的問題。

　　我們所見到的利潤恢復是很大的并且是真實存在的，并不像布倫納通常所解釋的那樣，這只是擺脫連續(xù)不斷的結構危機的一種失敗的特別方式。我的看法是，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主張一場危機長達四十年之久或更久是不能成立的。

　　是不是這就意味著排除了另一場嚴重的利潤危機會發(fā)生的可能呢？不會，無論如何都不會。即使不使用傳統(tǒng)術語“利潤率下降趨勢”，我們也需要時時警惕發(fā)生另一場嚴重的利潤危機的可能性。

　　我認為，利潤危機的嚴重性取決于剝削率能再次提高到多少，也就是說，取決于工人階級對資本為走出困境而進行重組的形式有多大的抵制。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一定要站在工人階級復興和工人階級戰(zhàn)略的角度來解釋這些事情的原因。

　　資本主義制度在金融部門里是最易引發(fā)危機的，在更深層次上，對生產部門亦是如此。危機的嚴重性最終取決于階級關系。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是那些難以提高剝削率的危機。這就是為什么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久拖不決，因為那時由于普通勞動者的戰(zhàn)斗性強，剝削率很難提高。

　　問：信用體系是否已變得更易引發(fā)危機？

　　帕尼奇：信用體系變得更為龐大，更加復雜，在某些方面更有效率，同時也更易引發(fā)危機。這一體系的規(guī)模和復雜性與新自由主義的新規(guī)制有著直接聯(lián)系。與新政類型的管制相比，這種新規(guī)制允許金融部門內有更多的競爭。

　　信用體系的膨脹一直以來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成長作用重大。在自由浮動貨幣體制下，世界各地流動著大量資金和眾多貿易，為了能夠對貨幣和利率的邊際變化所帶來的巨大風險進行調整，就需要一個相當復雜的金融交易體系。

　　這與19世紀70年代農民面臨的處境如出一轍，而且他們今天仍需面對。當加拿大西部的一個農民在春天播種小麥時，他不知道10月份當他出售谷物時，加元的價格是多少？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成立合作社，但最主要的辦法，即如同19世紀70年代建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樣，需要通過一系列大型、復雜的金融中介。

　　這位農民需要去當?shù)氐男°y行，在4月份簽訂一份10月份交貨的合同，以便出售小麥時能夠套期保值。這個合同需要經過15個中介才能到達進行小麥期貨貿易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其他的農作物幾乎也是同樣如此。我們今天可以在全球范圍內看到這些的“衍生品”。它們起著控制風險的作用。當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71年崩潰，在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幫助下，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建立起了圍繞貨幣的衍生市場，這并非偶然。

　　這一體系越來越龐大，越來越復雜。這種衍生品現(xiàn)在不只針對實際產品，也針對各種各樣的金融工具。這個市場上充斥著數(shù)目極其龐大的玩家，他們都在投機。

　　但是，正如迪克·布瑞安在《有衍生品的資本主義：金融衍生品、資本和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中所言，就其消除蘊含在復雜多樣的全球資本主義中的巨大風險的能力而言，這可能是資本主義自創(chuàng)建合資公司以來最重大的一次發(fā)展。

　　但是，同時，這一體系也更具有風險性，因為它確實涉及投機。此體系極其復雜，這里的人們都是運用非常復雜的代數(shù)進行操作，我們絕大多數(shù)都不懂，他們中也很少有完全弄清楚的。此體系中沒人能弄清楚在某一確定時間點上，誰持有某一個確定的票據(jù)。

　　另外，新自由主義的規(guī)制主要是自我管理。銀行的管理是通過巴塞爾協(xié)議、國際結算銀行和國際或地區(qū)的央行進行。管理銀行的方式之一就是要求它們自我管理，也就是說它們必須保證其賬戶有一定數(shù)目的資本；且它們能夠非常容易地避開規(guī)制。

　　次級房貸市場的危機可以追溯到1988年，美國投資銀行開始在倫敦建立“結構性投資工具”，這使得銀行可以繞過巴塞爾協(xié)議中規(guī)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它們設立小金庫，投資如次級房貸衍生品這樣的風險性產品。

　　最為重要的是，大多數(shù)國家銀行體系并無深奧之處。有一次，我聽到前任美聯(lián)儲主席沃爾克在多倫多的貿易委員會講話。他剛從阿根廷回來，這是在阿根廷危機之前。沃爾克問阿根廷央行行長它們整個銀行體系的總資本是多少？在來到多倫多之前他曾在費城停留。在那里的一次行長晚宴上，他問一家地區(qū)性銀行——費城第二大銀行的總資本是多少？這家銀行的總資本比整個阿根廷的銀行的資本還要大！

　　所以沃爾克來到多倫多說：“看，危機是不可能的。即將發(fā)生的事了不起是西方銀行將不得不購入阿根廷的銀行系統(tǒng)。”前加拿大銀行行長，一個純粹的貨幣主義者，站了起來說道：“那當然好，但是絕大多數(shù)國家不愿意讓外國人擁有它們的銀行體系。”

　　所以，在極度動蕩的國際金融資本主義中，既有效率也有矛盾。

　　全球央行和財政部，最初的準世界央行美聯(lián)儲，都設法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的運轉；它們設法滅火；危機在不間斷的混亂中得以遏制。

　　我們無法得知它們是否能夠一直這樣。它們在管制方面的主要功能是充分了解金融市場上的玩家，以便處理危機。我們可能會從這次危機中看出，需要加大強制性管理，這同樣需要協(xié)調來完成。

　　我仍然認為這一體系絕大多數(shù)是自我管理的。它就像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這一法案要求董事會在賬目文件上簽名，并因此擔負法律責任。

　　但是也許全球資本主義不一定以我們所了解的方式繼續(xù)保持新自由主義。我在十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全球化的社會民主主義化》，我認為從眼下的危機來看，這是有可能的。至于它能走多遠，對改變階級力量的平衡有多大意義，這取決于廣義上的工人階級是否能夠從下至上地改變階級力量的平衡。

　　但我認為，通過這次危機，人們肯定會對部分資本主義國家和美國有更多的指導和監(jiān)督，即使危機久拖不決，也許持續(xù)三兩年，隨著銀行體系的震蕩會產生進一步的集中。

　　問：美聯(lián)儲和歐洲央行針對目前的經濟危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國際協(xié)調效果似乎不好。

　　帕尼奇：是這樣，也不是這樣。追溯到這場危機的開始，去年8月，美聯(lián)儲和財政部快速合作，向市場注入流動性，而且歐洲銀行也投入了他們的大部分流動性。

　　有趣的是，它們注入的大部分資金很快進入倫敦，進入了國際銀行市場。那都是經過協(xié)調的。接下來是11月份關于流動性投入問題的合作。此層面上的合作有很多，歐洲央行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

　　然而，關于通貨膨脹問題，關于降低利率是否可以解決問題，歐美間存在分歧。它部分地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德意志聯(lián)邦銀行和歐洲央行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形成開始，最為關注的就是通貨膨脹。

　　紐約的美聯(lián)儲在這一點上向來更為實際。它能夠這么做是因為，世界相信美國的短期國庫券，認為美國左翼力量比較脆弱，且對美國作出的違約擔保深信不疑。同時美國有更多的平民主義。實際上，美聯(lián)儲并沒有像歐洲銀行那樣從政治體系中獨立出來。

　　我認為，美聯(lián)儲通過一種方式行使歐洲央行從未行使過的世界央行職責，從中你可看出帝國結構的等級制。1月或2月初，亞洲出現(xiàn)股市崩盤，進而蔓延到歐洲，美聯(lián)儲于周一晚上召開會議，周二早晨就宣布大幅降低利率。美聯(lián)儲認為它必須放出大幅降低利率的訊號，不是為了它能做到什么，而是為了實現(xiàn)其可消除股市恐懼的象征性效果。從傳統(tǒng)來看股市有這樣一個觀點，即利率降低意味著人們會從債券轉向股票。雖然我不能確定今天這一觀點還有多大作用。不管怎樣，美聯(lián)儲的信號確實有效果。

　　就全球股市來說，美聯(lián)儲起到了歐洲央行所沒有起到的特殊作用。

　　問：近幾十年來一些金融危機對貿易和生產的沖擊作用相對較小。你認為這是否是由于金融領域已從消費信貸中所獲極多這一因素？我們能不能把這次比以前嚴重得多的金融危機，看作是通過減少消費支出而非投資支出所導致的貿易和生產方面的危機？

　　帕尼奇：迄今為止有跡象表明，在歐洲、北美，尤其在第三世界，對投資籌集資金并非不可能。

　　如果像迪克·布瑞安所解釋的那樣，衍生工具在對沖風險中起主要作用，那么很難說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會影響貿易。

　　人們往往忽視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程度，雖然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或增長不多。當然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過工人融入金融實現(xiàn)的。

　　工人們往往認為他們自己是投資者，其凈財產會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

　　當這個體系崩潰的時候，為時已晚，因為它不僅在信用卡市場，而且在抵押信貸市場，滲透到了非洲裔美國工人階級中，后者一直以來都是將美國勞動者融入美國夢過程中致命的短板。

　　人們希望看到比現(xiàn)今圍繞美國住房危機的抗議更為激烈的抗議。但還沒有看到很多群眾運動。可這并不是說將來不會有。

　　今天的《華爾街日報》上有人猜測，市場正在等待美國買進所有的壞賬——無論是通過美聯(lián)儲直接購買，還是通過特殊的機構——換言之，使之社會主義化。

　　這一操作就像英國政府對待北巖銀行一樣，但其規(guī)模要大得多得多。美國國內的壞賬很有可能就有數(shù)千億美元，更不要說全世界的總額了。

　　可以想像這有可能發(fā)生，然后消費者進入信貸體系的能力將會得以恢復。但是現(xiàn)在這還沒有發(fā)生，并且我預測也不一定會發(fā)生。這次危機有可能會通過一些表面措施進行救助，這將會導致重大震蕩。

　　問：你是否聽過這樣的一個觀點，即如果美聯(lián)儲在“新經濟”泡沫和“9·11”之后，沒有降低利率，就不會有房地產泡沫問題。他們是什么意思？難道他們喜歡這場危機？

　　帕尼奇：他們是說，要在不可持續(xù)的不平衡問題變得更突出以前找到解決辦法。

　　但是事實是，像美聯(lián)儲這樣的機構將要努力阻止危機，如果不能阻止，也要避免危機演變成全球的資本主義危機，這是它們的本質。

　　美聯(lián)儲的主席本·伯南克，其博士論文就認為美聯(lián)儲和財政部本可以通過向銀行體系注入流動資金來阻止大蕭條，而不該扮演傳統(tǒng)的銀行家的角色，要求賬目平衡。

　　人們擔心的最大的不平衡是美國的貿易赤字。但到目前為止，這一問題正在通過美元的相對可控貶值得以解決。盡管可能會帶來通貨膨脹，但赤字已從占GDP的7%降到5%。

　　此外，需要我們記住的是，通過短期資本流入彌補赤字，世界并不是在幫美國的忙。今天人們購買美國短期國庫券是因為在這個極不穩(wěn)定的世界里，唯有它們和黃金最相似，仍可支付一些利息。

　　我和金丁同時認為，只有美國能憑借當下資本主義力量極不對稱的特點，如此長期地維持這樣的赤字。但是它能夠這樣做，是因為美元和美國國庫券在世界經濟中所起的作用。

　　這有點像作為金融中心的倫敦相對于英國的“貿易逆差”；也有點像紐約相對于北美的逆差。

　　除非所有國家的邊界都消失，我認為我們需要從美元的特殊作用的角度來看看美國的赤字，而且我認為歐元不會即將取代美元。

　　問：那么美元貶值的影響是什么？以及相應的對美國進口的擠壓和美國出口的影響？對中國和其他新興的、大的出口型國家的影響？

　　帕尼奇：那些談論“脫鉤理論”的人是錯誤的。中國還不能對西方市場“脫鉤”，特別是美國市場，就此意義上來說，像阿瑞吉那樣，談及全球資本主義力量的重組，具有誤導性。

　　我們看到全球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一體化。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作用也大大增強。如果把這些理解為中國資本取代美國資本，或者中國勢力正在取代美國勢力，重組就不是一個合適的詞。

　　但是美元的貶值會對那些貨幣仍然盯住美元的國家?guī)硗ㄘ浥蛎浀挠绊憽?/p>

　　如果中國大力提升工人階級待遇，那么中國將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從而導致十分嚴重的階級沖突，這些沖突也許會導致中國內部的地區(qū)沖突。中國發(fā)展的不平衡令人震驚。沒有經歷資本主義迅速發(fā)展的地區(qū)的人們，高度依賴城市中工人的匯款而生活。

　　這些影響可能是實實在在的。但是對這些新興的出口強國的具體影響是截然不同的。巴西和俄羅斯沒有受到高價原材料影響，而中國和印度在原料上付出了代價。

　　在一個復雜的社會中，如果國家不對存款作擔保，就不會有為大眾服務的銀行業(yè)。這一體系一直以央行能夠作為最后貸款人為基礎運行。讓銀行以適當?shù)姆绞睫D成公有制的事情需要提上議事日程，要比左翼將其提上日程的計劃更為強烈才對。

　　我的意思是，不要像英國，只是將公共資本給予銀行并且說請按商業(yè)規(guī)則運行，沒有涉及任何行政干預。我認為應該將銀行轉成公有，改變銀行的功能，就像密特朗20世紀80年代在法國沒有做到的那樣，所以銀行投資的標準可以重新根據(jù)社會目標界定，按照民主的方式界定。

　　實際上，資本已經流向了美元和美國的短期國庫券。除非你認為美國是全球資本的國家，這就很令人費解。盡管發(fā)生了許多事情，全球資本仍將美國看作是最安全的避難所和最終的擔保者。而且，美國政府的行為向來如此。將房地美、房利美和美國國際集團國有化的決定被看作是美國承擔了它對中國、日本、德國和英國承諾的責任的表現(xiàn)，尤其是中國，因為中國購買了大量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債券。

　　這一美洲國家絕對是中心，G20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絕非偶然。所有人都認為，危機的任何解決方式都必須在美國的支持下進行，每個人都希望奧巴馬能夠為資本家承擔這類領導角色，并完成這一任務。

　　所以，我認為美國仍然處在全球資本主義的中心地位。決定這種霸權的物質基礎是作為金融中心的紐約。因此，這個問題很好，如果紐約不再作為金融中心，那么這種霸權會發(fā)生什么變化？但是我確實想不出哪個城市能夠取代它。當然亞洲沒有地方能取代紐約成為金融中心。人們可能會開始主張中國有金融上的影響力，但是我們也看到了，源自美國的危機對中國經濟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對美國人來說如何維持全球資本主義的穩(wěn)定肯定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但是只有美國人能夠維持全球資本主義的穩(wěn)定。另外，比以前更甚的是，世界上所有的資本都指望美國能這樣做。

　　問：但是如果美國政府做得非常蹩腳呢？

　　帕尼奇：有可能，但是除非世界國家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各國沿著破壞全球化的國家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方向前進，否則我認為不存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發(fā)生激烈對抗的理由。或者階級關系會發(fā)生某種變化，社會主義選項提上日程。這就意味著脫離資本主義全球化和重申國際社會主義戰(zhàn)略。根據(jù)北美洲以外地區(qū)現(xiàn)存的階級圖景，我認為這兩者都不會很快發(fā)生。

　　問題仍然是美國人能否成功度過難關？如果他們失敗，會不會引起社會和政治的風波，進而導致其他變化？有這種可能。但是根據(jù)目前的階級圖景，各國資產階級和國家官僚組織都在努力維持過去30年來全球資本主義中形成的各種關系，因此我們不應該認為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存在很大的可能性。

[王維平、擺玉萍：蘭州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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