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亨廷頓們的祖宗看他的“文明的沖突”

劉潤為

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是一篇文化戰的宣戰書。文章說：自蘇東劇變以后，世界的沖突將不再側重于經濟和意識形態,文化將成為分割人類、引發沖突的主要原因。文化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斗爭的交火線。“儒家國家與伊斯蘭社會將是西方下一輪的打擊對象”。（香港《二十一世紀》1993年10月號）正是這一番高論,使他成了一個國際性的摩登人物。
應當說，享廷頓和盤托出了美國的戰略意圖，朝鮮、中國、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等非基督教國家確實是西方的打擊對象。然而，那原因真的是出于文化上的分歧嗎？國際壟斷資本這個一向為錢而活的阿巴貢，怎么會突然變成文化戰士浮士德了呢？
當然,世界上的任何物種都在變,但是這變總要有點兒依據、有個限度。從遺傳學上說,就是要看你的基因如何。
那么,國際壟斷資本這個超級財迷有沒有文化戰士的基因呢?這要到他們的祖宗那里去檢查。而這個工作,中國人是完全勝任的,因為我們早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就同他們打交道。
眾所周知，太平軍的“拜上帝會”，實際上就是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組織。在擠滿儒釋道三教的中國,冒出這么一個文化組織,使得亨廷頓們的祖宗們十分歡喜，因為他們以為文化的同一性會使太平軍成為他們一伙兒的人。于是,他們支持太平軍造清政府的反。被稱為英國官報的《北華捷報》，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論中就曾相當熱乎地說:“我們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進中國真正開放的動力,他能促進與西方世界的聯系,我們相信在他的更開明的統治下,我們的商人將能迅速擺脫目前的困難,贏得自由、互惠、清白無瑕的貿易的一切好處。”然而,他們很快就發覺這個如意算盤打得不對。太平軍不僅反對清政府,也反對他們入侵中國。1860年,他們與清政府簽定的《北京條約》,使他們在中國獲得很多特權,可是在太平軍的根據地內,這些特權都不算數。太平軍非但不與他們進行鴉片這個“清白無瑕的貿易”,而且還焚燒鴉片。于是他們就翻臉——翻為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軍。以前夸獎太平軍的《北華捷報》,也破口大罵太平軍是“打家劫舍”的“盜匪”,并且揚言道 :“為了盡快結束這長期不止的動亂,無論采取什么手段幾乎都無人計較,因為叛亂正在使貿易受到損害。”英國全權公使約翰•包令向倫敦報告說:“現存的帝國政府,盡管它可能是很惡劣、腐敗、愚昧的”,但是總要比太平軍好；美國專員列衛廉也以同樣的腔調向華盛頓報告 :“一度認為有巨大影響的叛亂,現在卻被視作應予結束的有害的災變。對帝國政府應予支持。”（見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分裂》[上]第327－328頁，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從此,他們不但為清政府提供洋槍洋炮和洋錢,而且還直接組織雇傭兵去殺太平軍。美國流氓華爾、英國兵痞戈登,就是在這極不光彩的一頁出盡風頭的。
一邊信奉西方文化,但是不給西方好處；另一邊不信奉西方文化,但是給西方好處。你看,亨廷頓們的祖宗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這就再也清楚不過地表明:國際壟斷資本根本就沒有為文化而戰的基因,所以我們也就可以斷定:無論現在還是將來,他們永遠也不會僅僅為了文化去花自己的本錢。他們之所以要把“儒家國家和伊斯蘭社會”當作打擊對象，是因為這些國家還沒有完全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還不那么俯首帖耳地任憑他們宰割。又是一個洋人,揭出了這個老底:“對于北方富國來說”,毋庸說文化,就是“采取民主政體或獨裁政體”都“不重要”,“關鍵的問題是它必須為帝國的利益服務。各種形式的政府都必須向資本帝國主義開放,服從資本擴張的需要。”(西瓦南丹《帝國主義究竟發生什么情況》,英《新政治家》1991年10月11日)看來,即使在西方,亨廷頓的謊言也不能遮天。
199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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