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推廣轉基因主糧是精英消滅中國人口的世紀戰略目標
轉基因問題是如此嚴峻,以至于我們不得不暫時放下手頭的研究工作來抗議這種既不科學,也不道德的商業行為。這個行為的目標,就是有計劃地將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人口實行基因戰爭式的種族滅絕。
這絕非危言聳聽!筆者將以下內容展開論述:
1、 基因馬爾薩斯主義:馬爾薩斯主義的復活;
2、 以科學的名義有計劃地消滅近7億人口是精英們既定的世紀戰略目標;
3、 基因技術提供了美國和中國主流精英聯合起來消滅中華民族的關鍵手段。
一、 基因馬爾薩斯主義:馬爾薩斯主義的復活
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英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 牧師和 教授。馬爾薩斯主義(Malthusianism)是英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一書中所創立的人口理論體系。人類的性本能決定人口以幾何級數增長,若不加以控制,每25年可增加一倍;因土地有限而導致的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食物只能以算術級數增長;人口受生活資料的制約,在缺乏有效控制的條件下,便隨生活資料的增加而增加。因人口增長速度快于食物供應的增長速度,隨時間推移,人口將超過食物的供給量。而食物不足會引起貧困、惡習等出現。故人口與食物間的不平衡總是通過抑制人口增長而加以改善。他提出兩類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為:道德抑制與積極抑制。前者指人們通過晚婚、獨身、節育來控制出生率;但若人們未能通過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長,則惡習、貧困、戰爭、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種形式的積極抑制將會使人口減少,以達到人口增長與食物供應間的平衡。他認為,積極抑制是殘酷的,鼓勵人們采用道德抑制,以避免惡習或貧困發生(百度百科:馬爾薩斯主義詞條)。
通過對主流精英人口政策的釋讀,我們發現,精英的人口政策,完全是馬爾薩斯主義的變種。第一,人口問題的基本前提是完全一致的,即土地有限性的觀點,這一點是瞎子都看得見的廢話。問題在于,是何種原因導致的有限性。在目前的中國,恰恰是支持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造成了耕地迅速減少,資本的惡劣行為造成了耕地沙漠化。而人口對于食物有較強的適應能力,一分地就能夠養活一個人,人類本身并不直接對耕地產生減少作用,而恰恰是人類超越生存而進行的一些工商活動導致了對耕地的需求呈現幾何數的增長。將土地有限性歸結為人口自身的生產,而不是歸結為人口以階級為組織結構進行的世界性物質活動,是資本的慣用陰謀。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政策和馬爾薩斯主義的基本前提是一致的,區別在于對規律相關性的描述。正是資本使土地的基本價值超越了它的本身,造成了對土地的過分開發。
第二,解決人口問題的基本思路是完全一致的。馬爾薩斯提出兩類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為:道德抑制與積極抑制。前者指人們通過晚婚、獨身、節育來控制出生率;但若人們未能通過道德抑制控制住人口的增長,則惡習、貧困、戰爭、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種形式的積極抑制將會使人口減少,以達到人口增長與食物供應間的平衡。我們發現,無論道德抑制還是積極抑制,目前在中國都已經達到了。
(1)計劃生育政策是中國目前的一項基本國策,被稱為世界上最嚴格的人口政策。基本上執行的是“晚婚、獨身、節育來控制出生率”的馬爾薩斯主義政策。中國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晚婚晚育,少生優生;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國家干部和職工、城鎮居民除有特殊情況經過批準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外,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某些群眾確有實際困難,經過批準間隔幾年以后可生育第二個孩子。為了提高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水平和民族素質,在少數民族中也要實行計劃生育,具體做法和要求比漢族地區要寬松,由各自治區或所在省決定。
(2)惡習、貧困、戰爭、疾病、瘟疫、供水等各種形式的積極抑制將會使人口減少。
先談談惡習,惡習包括對社會一切丑惡現象形成的行為依賴。這里只簡單地舉出網絡的例子。伴隨著網絡的普及,網絡成癮癥成為青少年新的精神疾病。網絡成癮癥(IAD)也稱病理性網絡使用(PIU)。它是一種過度使用網絡的精神狀態,網絡成癮者難以擺脫上網的沖動,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上網行為,因而給自己帶來精神或身體方面的痛苦,并妨礙了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是一種與毒品成癮、病理性賭博類似的精神疾病。調查顯示,我國青少年網絡成癮癥發病率高達15%。網絡成癮在軀體上可導致視力下降、肩背肌肉勞損、生物鐘紊亂、睡眠節奏紊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體重減輕、進食過多而活動過少導致肥胖、體能下降、免疫功能下降,停止上網則出現失眠、頭痛、注意力不集中、消化不良、惡心厭食、體重下降。青少年正處在身體發育的關鍵時期,這些問題均可嚴重妨礙他們身體的健康成長,不僅影響到青少年的身體健康,而且電腦污染是精子是殺手,大學生的精子質量普遍較差,生育能力低下,就是明證。
貧困,在這個號稱解決了貧困的國家正在帶來新的人口問題,人口不僅沒有解決質量問題,而且使人口更加地喪失社會責任感和作為人的基本精神,獲得的只是軀外殼的“質量”。最為嚴重的是,人口特權已經成為富人的專利。計劃生育政策這一計劃經濟模式下計劃人口生產的強大國家力量的干預在許多地方已經變質為市場化交換的手段。由于家庭擁有一個孩子增加了風險性和脆弱性(包括意外事故和對父母以及妻方父母家庭經濟的支撐,中國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夫妻一人養活數人的局面將更加嚴重,這在中國未來的家庭趨勢中也最有普遍意義),對于農村的脆弱承受能力顯然是倚重于擴大家族規模和增加對整個家族系統的依賴性。本來,根據中國人多數人口的農民可以避免小農經濟的脆弱性,但是集體經濟的虛化和缺席無疑恢復了小農經濟歷史上慣有的局面。計劃生育和純粹的經濟決定論不同。雖然經濟發展了,但是人民的觀念往往還沉浸在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傳統窠臼中滾爬;而且文化的發達絲毫不能阻止由于文化教育的現代理念灌輸機制的匱乏導致的守舊習俗的勢力龐大。現代社會交通的發達,環境的惡化,不可預測情況的增多使生命在現代文明社會里顯得如此脆弱。而擁有數個孩子則使失去孩子的父母減輕了精神世界的痛苦,是小型家庭精神自我保護機制作用的結果,已經遠超出了國家政策的總體思量以及理論家中旁觀者的刻板化思維。中華民族是一個重視現世的民族,孩子往往維系了家庭,是父母的信仰。而一個孩子風險系數的增大導致了對孩子的過度關注,從而培養了白私、貪圖享受和孤獨的一代。前一段時間的暢銷書《生于八十年代》就是明證。而且更加嚴重的是計劃生育已經整體在執行中發生了扭曲,很多浮躁的地區官員往往人浮于事,放棄了說服教育、宣傳等常用的手段,而直接取代以臨界手段——罰款。這樣過多生育實際上以變相交換的形式延續了,而且是以隱形市場的模式完成了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反動。
戰爭,在目前的時代似乎消滅了。但是一種新的內戰已經爆發了,那就是上層精英對下層群眾的掠奪戰爭。我們多次經歷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還看到了一種歷史的慣性。中國上層精英似乎總是習慣于以奪取一個或數個階層的利益為代價,來換得一個階段的經濟發展,毫不例外的是,國家政策的掠奪目標總是指向那些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缺席的階層。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層精英開始啟動掠奪整個中下層國民的計劃。上層精英的權力、資本、知識同盟軍想盡一切辦法,從民眾并不充裕的腰包里掏鈔票,可惜,在中國只有公務員才能全額享受社保醫保住房等保障制度時,能指望民眾大肆消費嗎?一個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學生,畢業后家底基本已經被教育產業化掏光了,大部分農村大學生畢業后開始替家庭還債,在本科起薪800元的年代,能指望民眾大肆消費嗎?在不吃不喝二十年才能買到一套小房的年代,能指望民眾大肆消費嗎?在一次感冒就要花去半個月工資一場大病足以讓一個家庭傾家蕩產的年代,能指民眾大肆消費嗎?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住房改革這些都不夠了,政府使出最后一記狠招,水電油氣煤全面漲價,徹底刺激消費。當然現在還只是苗頭,但是,這是盡早的。于是便有了如一個叫“網上行1976”的網友所說的言論:
用房子把你的錢掏空,沒錢教育下一代生了兒女還打工!
用房子把你的錢掏空,沒錢治病毀滅人口計劃才能成功!
用教育把你的錢掏空,沒錢住房子讓資本家當你的房東!
用教育把你的錢掏空,沒錢治病讓你橫尸太平間中!
用醫療把你的錢掏空,沒錢住房子讓你浪蕩不得片刻安寧!
用醫療把你的錢掏空,沒錢治讀書讓你不懂啥是精英!
(以上一段引用自網文《掠奪式經濟使中國中產階層迅速消失》)
由于教育投資和住宅、人際關系的投入一樣增加了農民子女進城的成本,而且教育投資由于學歷的貶值以及工作壓力的增大。農民的觀念正在發生變化。很多農民能夠培養的子女數量正在降低,而農民也可能拒絕周圍競爭因素的介入性影響而選擇放棄對于女更高層次的教育。現在民工荒現象的出現以及正在發生的農民返回農村,不僅僅是以消極的方式反抗待遇的惡劣,實際上是對城市居住、生存、教育、醫療高成本的反抗。農民無法更好的教育子女從傳統意義上是不合適的,這一方面約束了生育的泛濫而無節制,另外也使農村多子女家庭中女孩成為被犧牲的對象。
疾病,是中國窮人惹不起的一件買賣。一些家庭因為無錢治療而喪失了生命,還有一些家庭僅僅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失去了溫飽。我們的國家醫療制度不僅在世界上落后于一百六十個聯合國會員國,而且是世界歷史上最無恥的醫療制度。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喪失無存,現行醫療體制是一個富人比窮人收益大的制度,那些反映社會問題的電視節目中,最經常播放的節目就是某某家庭被某某人的某某疾病所拖垮,有幾個家庭是富人,是公務員?基本全是低收入家庭。即使是印度這樣的人口大國,被一些無知者漫罵的朝鮮。雖然醫院條件不怎么樣,可人家看病不要錢。 疾病,正在剝奪窮人的生命,是醫療制度階級性的體現。
瘟疫,絲毫沒有疑問,環境的破壞正在產生越來越多的瘟疫。歷史上的瘟疫總是和人類文明興衰聯系在一起的,最大的幾次瘟疫曾改寫歐洲文明的版圖。公元前430年席卷希臘的大瘟疫使雅典不再輝煌,公元二世紀發生在羅馬帝國的黑死病是這個不可一世的帝國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次大戰結束時發生的“西班牙流感”奪走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汪倫認為:“戰爭的游戲,除了力量的對比,平衡也是重要的手段。除此而外,中國日益增強的國力和高速的經濟發展,也讓一些強權國家感到了某種憂慮,所以阻撓和限制中國的強大必然成為一種戰略選擇。在沒有足夠的理由或者不能動用戰爭手段的情況下,靠什么阻撓與限制呢?我認為非典和禽流感的手段就非常管用”!可以預見,隨著中國環境的破壞,越來越多的人將死于現代瘟疫。
供水,中國深陷水污染危機 七大水系均污染嚴重。根據《經濟參考報》的報道:雖然經過了無數次的曝光和無數次的詰問,但中國水污染卻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根除與遏制。據國務院八部委2008年環保專項行動的最新檢查結果顯示,全國113個重點監測城市飲用水源地水質達標率仍然偏低,其中243個地表水水源地中達標水源地為159個,占到65%,不達標的為84個,占35%,涉及到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40個城市。從松花江苯泄漏到廣東北江鎘污染,從滇池水葫蘆瘋長到太湖藍藻泛濫,盡管一樁又一樁的無情事實在不斷挑戰著我國本已脆弱的水環境能力,水污染作為一個嚴重的公共危機正以超常的分量挑戰著中國政府的決策水準與能力。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顯示,自兩年前松花江事件以來,我國共發生140多起水污染事故,平均每兩三天便發生一起與水有關的污染事故。而據監察部統計,近幾年全國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水污染,正在消滅中華民族的肌體健康,將中國人民的衛生情況降低到世界三四流該水平。
除了以上手段以外,我國的精英在21世紀發明了一種集戰爭、瘟疫、疾病等各種手段為一身的現代消滅人口策略:推廣轉基因主糧。 張宏良 教授認為:“如同機器的使用無法容忍封建生產關系一樣,由基因技術、信息技術和金融創新技術所形成的新興產業,同樣無法容忍目前的資本精英統治和官僚精英統治,因為一旦把這些新技術用于階級統治,用于對付弱勢群體和落后民族,后果不堪設想,所造成的后果必將是群體滅絕和種族滅絕。特別是基因技術不同于其他技術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后果的不可預期、不可逆轉和不可終止,一旦出現問題將沒有改正機會。所以目前還不宜把轉基因食品大規模用做人口主糧。這與是否應該發展基因科學和發展基因產業之間,沒有任何直接關系。如果不是極端法西斯分子,不可能把兩者故意混淆在一起。反對日本731部隊用中國活人進行細菌試驗,并不是反對發展細菌醫學。如果在人們強烈反對日本731部隊用中國活人進行細菌試驗時,有人大談什么只有發展細菌醫學,人類才有希望擺脫疾病痛苦。雖然表面看上去好像很客觀很理性,實際上卻是最喪盡天良最滅絕人性的法西斯幫兇。”
二、 最高機密:以科學的名義有計劃地消滅一部分人口
基因馬爾薩斯主義不僅比馬爾薩斯主義更為可怕,而且還更為反動,是一種反人類、反中華民族種族的行為。馬爾薩斯遭遇了歷史上的各個階層人群的批評,但是即使是馬爾薩斯本人也認為,“積極抑制是殘酷的,鼓勵人們采用道德抑制,以避免惡習或貧困發生”。這說明馬爾薩斯本人也保留了作為人的良心和本性。但是中國進入21世紀以后,一些科學家和個人無良政治精英完全喪失了人的本性和良心,傾向于向美國主子邀寵取媚,為了自己作為美國公司股東的私利,致整個民族的命運于不顧,靠出賣中華民族的基因來獲得私利,已經喪失了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資格,甚至喪失了作為一個人的資格。
1、以科學的名義行使罪惡
什么是科學,科學就是關于實證的學問。其根本核心是實驗的結果是可驗證的,即:關于結論的部分是經起反復推敲的。
恰恰在這一點上,中國的一些科學家愚弄了大眾。迄今為止,世界所有國家傳來的有關轉基因食品的負面消息,全都是小白鼠食用后的不良反映,惟獨中國科學家得到的結果是:絕對安全。從科學角度來說,不僅要公布整個實驗的細節和過程,還要保證科學實驗過程的完備性。
現在我們卻看到,中國的科學家不僅不公布實驗的細節和過程,而且連科學家的名單都是諱莫如深,生怕背負歷史的惡名。既然如此,轉基因主糧完全是不符合科學的,完全是危險的商業游戲,是中國科學家的私利在起作用。
羅蘭 夫人很生氣地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21世紀對人類的生命造成最大威脅的,將是以科學名義進行的商業偽科學。對科學的迷信已經使大批虛假的事物借助科學的名義行使罪惡。如果目前轉基因主糧的實驗能夠成為科學,那么算命比它更有科學性。
2、最高機密的核心是消滅人口
我們知道,用轉基因產品替代中國老百姓主糧這一天大決定,這一事關中華民族種族安全的天大決定,居然沒有任何出處,既不是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不是黨中央的決定,甚至不是國務院的決定,即便是國家農業部的批準,也是來自于“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的安全評估。而這個決定13億中國人民命運的“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又是一個既不知道是怎么產生的,更不知道由什么人組成的機構。對于這個機構,無論是來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詢問,農業部的回答就只有兩個字——保密。
在這個問題上,恰恰是中國的其他一些相關部門透露出了一些邏輯上的聯系。
根據我國主流媒體的消息,針對去年以來國內外關于“放開二胎”的爭議和傳聞,國家人口計生委 2月4日 特別傳達了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強調“十二五”(2011年~2015年)期間必須堅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 2010年2月4日 ,國家人口計生委在廣州召開南方十二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座談會。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向與會人員傳達了國務院領導同志近期有關人口計生問題的重要講話精神,強調指出實行計劃生育是黨和政府從我國國情出發所采取的重大國策,實踐證明,實行計劃生育符合國家和百姓的長遠利益。“十二五”期間,必須堅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要旗幟鮮明地抓好抓緊人口計生工作,穩定低生育水平。
在閱讀以上材料的同時,中國的一些學者無意中在長期以來的討論中透露了一個秘密。1981年,宋健等幾個自然科學家認為中國適度人口應不超過7億的結論,并把7億作為中國人口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最佳方案。在國內一次高水平的人口問題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某研究員的觀點是:中國的長遠的人口目標應該確定為:100年后應力求降到8億并力爭更低的水平,無論如何不應高于10億,200年后降到3億左右的水平,至多不高于5億。要實現100年以后8億以內人口目標,總和生育率就必須長期保持在低于1.6的水平。
在“100年后應力求降到8億并力爭更低的水平”,但是實際上,中國目前的人口是無法達到這個目標的。這個目標顯然是屬于精英的。因為對于人口單純的生存,土地本身容量的有限性本身即是有限的。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中國可以養活的人口遠不止現在的13億人,也不是專家學者認為的18億人,而是要更多,或者說根本就沒有上限。因為科技是不斷發展的,經濟潛力是無窮的,只要任人口自然增長,無論多少都可以養活。論者并且以確鑿的證據證明,人口再多不但可以養活,而且可以養活得很好。因為從中國看,1980年人口總數10億時候,生活水平比1970年人口8.3億時候要高;1989年人口達11億時,生活水平比1980年要高;現在人口13億,生活水平(包括住房條件)又比1989年要高。由此得出結論,既然生活質量在不斷提高,說明科技的進步、經濟的成長遠遠比人口增長快。中國的人口過多不過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謊言。于是,理直氣壯地大聲質問:誰有資格斷定中國人口上限?誰敢斷定中國人口上限?
但是在精英看來,中國擁有巨大的人口數字就是對精英的負擔,因為這意味著將有更多的人從精英手里拿走一杯奶。
3、消滅中國精英不需要的7億人口是其核心目標,而基因技術提供了這種可能。
我們知道,對于精英來講,最佳的人口數字是8億以內,因此目前的13億人口絕對是超越了他們的底限。 1995年9月27日 ,在美國舊金山曾召開秘密的“費爾蒙特飯店會議”。該會議認為:由于世界人口的過剩,世界將分化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要解決這一問題,一是采用布熱津斯基的“喂奶主義”:“棄置和隔絕那些無用而貧窮的垃圾人口,不讓他們參與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僅由20%精英將一些消費殘渣供給他們茍延殘喘。”;二是設法逐步用“高技術”手段消滅他們。這個會議的參加者有日后的美國總統布什、英國首相布萊爾、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義大師布熱津斯基等。美英等國的現實政策與這次會議究竟有多大關系,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美英等國的政策效果似乎正在印證這次會議的共識。(轉引自德國《全球化的陷阱》)
所謂“高技術”手段,人們應當注意到:在客觀上,現代科學技術,包括"干凈"核子技術,遺傳基因武器技術以及生物武器技術已經提供了實現這一目標的高科技手段。也就是說,現在已可以使用較"人道"的方式(而不是維斯康辛集中營的焚尸爐),非血腥地、大規模地消滅劣質人口和文明。必須在這一意義上,人們才會真正理解美國何以對任何其他國家擁"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如此敏感,同時自己則大規模地加速研制發展這一類新式武器。核戰爭中沒有勝利者,大家同歸于盡并不是最好的選擇。于是,最好的武器就是基因武器,因為基因武器可以有選擇地對垃圾人口進行清理。生化戰爭最大的特點就是高度的隱蔽性,被攻擊者稀里糊涂不知道下毒手的敵人是哪個。
我們看到,轉基因主糧提供了這樣的可能性,同時精英為了盡快達到這一世紀戰略目標,已經加快了步伐,比如在廣西等省份推廣,甚至以官員的名義推廣。在山東一些地方,已經大規模地開始準備試種。無疑,轉基因主糧,將成為21世紀美國征服中國、腐敗精英集團控制中國社會的“基因核武器”。每個善良的中國人都應該行動起來,反對這種對歷史和人民的犯罪行為,歷史將把他們釘在恥辱柱上,任大家唾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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