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哥本哈根會議”之爭的本質。　　

2009年12月7日-12月18日，舉世矚目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正式召開，該會議的正式名稱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此會議，共有超過85個國家政府首腦和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出席會議，會議目的旨在簽訂一份新的全球氣候協議書，以代替2012年將到期的《京都議定書》。　　

會議期間，歐盟與各小島國、傘形集團（包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和發展中國家（77國集團＋中國）三方出現了激烈對抗，并最終因意見分歧嚴重未能達成具有實際操作價值和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僅由美國、中國、印度、南非等五國簽署發表了一份未獲大會全面通過的備忘錄，所有相關問題不得不延至次年的墨西哥會議再做討論。　　

事實上，一旦對《京都議定書》的重要性有所了解就很容易明白哥本哈根會議上要達成的這份協議對世界各國政府來說意味著什么，對會議出現這種不了了之的結果也就不覺奇怪了。　　

《京都議定書》簽署于1998年，作為人類第一部限制溫室氣體（主要二氧化碳）排放的國際性法案，它通過向締約國提出強制性減排指標和確立靈活減排機制，開啟了世界碳政治和經濟時代，并直接左右著各國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任何一部接替它的法案都將對未來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產生同樣重大甚至更為重大的影響。　　

所以，與此前那些不涉及根本利益、相對溫和的國際氣候務虛會相比，這場氣候峰會的議題對各國政府而言稱得上性命攸關，會議的目的也遠比單純為人類和地球負責這個崇高目標更為復雜和深遠，政治家們反復談判磋商與其說是為了達成統一的行動綱領，毋寧說是為了在已逐漸形成的低碳政治經濟社會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生存空間，謀求更為有利的政經地位和更大的國家利益。　　

在此次構建碳政治經濟世界秩序的關鍵性會議上，發展中國家首次緊密團結在一起與發達國家進行了較量，這標志著全球化低碳政治格局的初步形成，同時也表明各國在碳問題上的利益對抗正式進入白熱化階段。　　

二、關于“減排”。　　

盡管哥本哈根會議前曾爆出了英國“氣候門”丑聞（多位世界頂級氣候學家的電子郵件和文件被黑客盜取并公開，而這些被披露的資料顯示出某些氣候學家在操縱數據、偽造科學流程以支持他們關于氣候變暖的說法），再次將全球氣候是否變暖以及變暖原因是否由人類碳排放所導致這兩大疑問置于公眾面前，但這些疑問旋即被淹沒在整個人類洶涌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中，所有未采取有效行動遏制全球變暖現象的政府和個體均承負著巨大的道義壓力，并被環保組織和環保人士視為人類的罪人。　　

事實上，我認為，當前局勢下全球氣候變暖是否偽命題、溫室氣體排放又是否所謂“氣候問題”的罪魁禍首等這些問題已顯得無關緊要了，因為與之相比，在已然快速形成的碳世界中認清自身所處的位置和所具有的優劣勢，積極應對即將席卷一切的碳風暴才是最現實的問題。　　

讓我們先來澄清一下“減排”的真實含義吧。　　

在中國大部分人看來，所謂“減排”就是減少空氣污染，改善空氣質量，這樣利國利民的事又有什么理由不支持不號召呢？　　

但事實上，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之間并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首先，國際科學界從未將溫室氣體認定為污染物。從科學上看，污染物是指既會對環境介質又會對人體造成損害的物質，而以二氧化碳和甲烷為主的溫室氣體并不具備這樣的特征；其次，與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導致氣候增溫的性質不同，大氣污染物實際上起到的是降溫作用。第三，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溫室氣體主要來自化石燃料的燃燒、火山活動、人與動物的呼吸運動和農牧業活動。　　

也就是說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燒同時產生空氣污染物，所以，倘若采取減排行動、減少化石燃料的燃燒，肯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促進空氣清潔的效果，但減排的重點和技術核心絕不是減少空氣污染物。換言之，“減排”這劑昂貴的藥方并非針對中國目前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和食品污染的現實，而只是為了降低二氧化碳、甲烷這些無毒無味氣體在大氣層中的濃度。　　

人類究竟怎樣才能實現“減排”呢？　　

火山活動人類無法控制、人與動物生而即有的呼吸權誰也不能剝奪，農牧業等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活動必須進行，如此看來，人類要想減少溫室氣體便只有“限制化石燃料的燃燒和使用”這一條路了，當然，還有一個輔助藥方，即設法消滅和減少那些已被排放進大氣的溫室氣體。　　

“限制化石燃料的燃燒和使用”主要靠兩種方式：第一，開發水電、風電等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來代替化石能源；第二，提高單位化石燃料燃燒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和效率，減少化石燃料的燃燒量。“消滅和減少那些已被排放進大氣的溫室氣體”則主要依賴于碳捕獲、碳封存和生物碳匯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所謂“化石燃料”指石油、煤炭、天然氣這三種常規能源。可現階段即便發達國家也很難在能源領域完全剔除常規能源，何況發展中國家呢？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限制化石燃料的燃燒和使用”、大規模研發和推廣新能源面臨著技術和資金兩大瓶頸。至于碳捕獲、碳封存和生物碳匯這些即使發達國家也覺昂貴的技術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一片空白。　　

顯而易見，除了“提倡節能減耗、動員全社會形成節約風氣”這一輔助性減排運動成本低廉且有著積極意義外，其他任何“減排”道路都意味著極其沉重的國民負擔和巨大的經濟開支，并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造成嚴重阻礙。正像當初美國布什政府在拒簽京都協議書時所陳述的那樣——“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　　

當然，即使不是出于“減排”理由，我們也很有必要在把握好投入比例、量力而行的前提下，加快化石燃料替代品的研發步伐，但對“采用碳捕獲、碳封存這些昂貴的限排技術”和“花費巨額大舉推廣清潔能源”進行“減排”，我的看法則是：目前降低空氣中無毒無味二氧化碳含量的迫切性還遠遠比不上中國面臨的糧食、就業、醫療以及污染等眾多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的要害問題。　　　

三、“減排”催生的全球碳交易市場。　　

在《京都議定書》生效后的短短幾年里，世界上就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碳交易市場。世界銀行統計顯示，2008年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場規模高達近1300億美元，預計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將達到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交易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這一切源于《京都協議書》制訂的三個靈活減排機制：聯合履行機制（JI）、清潔發展機制（CDM）和國際排放貿易機制（ETS）。　　

這些機制允許各締約國在成本較低的締約國或無強制減排義務的發展中國家實施減排項目，經聯合國指定單位核準后獲得排放量減低證明（CERs，又稱核證減排量），用以沖抵本國的減排指標。碳排放量低于條約規定指標的締約國，可對外出售超額減排量。　　

各國政府從聯合國領取碳排放指標后，又將指標分解給境內的眾多企業，并允許企業在國內外買賣碳排放配額（規定了上限的碳排放許可證），如果某一企業碳排放超過限額，須通過碳交易市場從未用完配額的清潔企業處購買排放額，否則就不得不繳納巨額罰款。于是乎，一個龐大的多級人造市場橫空出世，而這個市場體系中所買賣的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看不見也摸不著的奇特商品——碳排放配額現貨、碳期貨期權及各種的碳金融衍生產品，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碳排放權交易”。　　

四、潛藏在氣候問題后面的經濟利益。　　

隨著碳交易需求的產生，國際上形成了四個大型碳交易所：歐盟排放權交易制、英國排放權交易制、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澳大利亞國家信托。由于歐盟是當前碳交易市場的主要購銷者，歐元成了世界碳現貨、碳衍生品交易市場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這使它不僅對碳交易擁有了強大的定價能力（現擁有EUA碳期貨和現貨定價權，EUA，即歐盟配額），還為自身贏得了未來與美元抗衡、成為世界性貨幣的機會。　　

美國和澳大利亞雖未簽署《京都議定書》，不在強制減排國家之列，其碳交易是自發自愿、非國際性和以進行碳金融布局為根本目的的，但隨著這兩國的碳交易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和碳金融衍生市場的形成，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企業自愿減排交易場所，也已擁有了VER的定價權（VER，即企業自愿減排額）。　　

就這樣，在空前規模的經濟利益誘惑和崇高的道德標牌下，各國政府和金融組織紛紛涉足這個尚在形成中的巨大市場，積極布局，力圖把握先機，以成為未來國際碳經濟的主導者和獲利者。　　

盡管“碳排放權”作為一種全新的商品還不為人們所熟悉，但這一商品隸屬的市場屬性、基本結構和運行法則與過去任何一個商品市場相比毫無二致：　　

主游戲規則及各色附加游戲規則的制訂者是該市場的最大漁利者，通過金融手段站在市場食物鏈頂端的經濟組織將成為第二大贏家，擁有“提升游戲平臺、決定游戲層面”能力的技術領先者是第三個收獲者，占據主流供給通道的渠道壟斷者則是第四個贏家，處于市場底端的大小銷售商是該市場剩余利潤的搶奪者，而商品的生產者只能居于整條市場食物鏈的最末端任人魚肉。　　

歐美各國在整個碳經濟中的布局模式也可據此分為四大類：第一，建立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碳排放交易所，爭奪國際碳交易規則制定的主導地位，謀求碳交易定價權；第二，提高碳測量科技水平，完善碳標準的各種核定規則，掌握碳核定的裁判權；第三，推出碳金融產品，發展復雜的碳交易衍生市場，制訂衍生品標準和衍生市場交易規則，通過杠桿效應影響碳交易實體市場，獲取高額收益；第四，積極發展各種減碳技術，以領先的技術優勢左右市場的走勢，同時從技術轉讓中獲利。　　

顯然，對任何一個商品市場而言，參與者越多、市場越龐大，整個市場所能創造的、供高級市場生物獵取的“食物”才越多，同樣，參加強制減排的國家越多，碳排放交易市場的蛋糕才會越大，那些提前布局、掌握市場話語權和主動權的政治經濟組織們也才可能有更多利益可圖。或許，站在這個角度上對哥本哈根會議各派掩藏在道德爭執下的根本動機會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五、潛藏在氣候問題后面的國家安全問題。　　

2009年６月２６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授權美國政府今后對因拒絕減排而獲得競爭優勢的國家的出口產品征收“碳關稅”。這一法案盡管還沒有完成立法程序，但已經開始逐步發揮出實際政策效果。　　

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和參議院已分別審議通過了從２０１０年起在法國國內征收碳稅的議案。根據此項議案，從2010年１月１日起，法國將對化石能源的使用按照每排放一噸二氧化碳付費１７歐元的標準征稅。　　

不久前，歐盟提出，自2010年起中國所有客、貨運航空公司都將被納入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ETS)，并須按規定比例繳納碳排放費。　　

與此同時，ISO/TC207環境管理技術委員會正在制訂即將為人類一切生產生活行為打上烙印的“碳足跡”國際標準。而英國、日本等國已搶先推出碳足跡系統項目，并發布了一系列針對產品及服務的碳足跡評價標準。　　

在很多人看來，“碳關稅”僅僅是因為發達國家想故技重施、再度以冠冕堂皇的理由設立貿易壁壘，不過是“以環境保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獲取經濟利益的表現罷了。“碳足跡”也無非是某些政治經濟組織掌握碳市場主動權的經濟行為，但問題似乎遠不止這么簡單：如前所述，“減排”的要旨就是“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即指限制石油、煤炭、天然氣的直接使用和各種以此為原料加工產生的化工產品和精加工燃料的使用。　　

誰都明白石油、煤炭和天然氣作為常規能源對現代經濟社會、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乃至國家安全意味著什么。可以說，沒有常規能源就沒有現代工業文明，也沒有當前人們所享受的一切現代化生活。正是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大規模使用奠基和孕育了人類的現代文明，并至今仍為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著強大動力。某種程度上，常規能源算得上人類經濟社會的血液和命脈，所以，倘若有某一個或幾個別有用心的政治經濟組織醞釀推出限制常規能源使用的正當理由，并掌握鉗制他國使用的權力和資格，則幾乎可以說該組織已控制他國經濟體的呼吸權和生存權，并能對他國政治進行全面操控。　　

如今，站在道德高地上的發達國家正在緊鑼密鼓、環環相扣地編織著的正是這樣一張將嚴重束縛發展中國家手腳、掌控其生死的龐大網絡。或者說，碳關稅和碳足跡標準已不是發達國家用以要挾他國時所使用的一般意義上的“經濟杠桿”了，它們將成為重創發展中國家經濟命脈的“殺傷性武器”。　　

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對以中、印為首的發展中大國而言，這個日漸成型的碳世界中的危機與陷阱實際是遠遠多于機遇的：如果不接受強制減排指標，則它不僅會承受巨大的國際輿論壓力，而且，隨著碳關稅和碳足跡標準的全面實施，它們的產品可能因為被國際壟斷商所排斥而無法進入主流市場，或者因為稅賦成本大幅增加而不再具備競爭優勢。如果接受了強制性減排指標，檢查核對指標的主動權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又沒有碳交易的定價權，無法左右碳交易市場，則可能經常出現無法完成強制減排指標的情況，到最后，我們可以杞人憂天地設想一下或會出現的某種極端結果：發達國家以未完成強制減排指標為由限制對這些國家出口石油、天然氣，或者對這些國家購買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課以高額罰款或附帶上各種政治經濟條件。　　

六、中國應積極參與碳世界建構，做好應對碳風暴的準備。　　

根據英國風險評估公司MAPLECROFT公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顯示，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大溫室氣體的排放國家，這使得中國在減排問題上面臨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　　

為表明中國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視，也顯示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參與人類遏制全球變暖行動的誠意，哥本哈根會議召開前夕，中國第一次制訂并對外公布了自己的減排目標：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40%—45%。而在整個哥本哈根會議上，我國政府也始終與眾多發展中國家聯手合作，針對發達國家的碳攻勢，積極應對，開展了有理有力的斗爭，但未來的道路并不平坦，在碳問題上，中國仍將面臨巨大壓力和挑戰。　　

所幸的是，現在整個碳世界尚未完全定型，中國也仍有機會參與碳秩序的建構。因此，在發達國家“步步緊逼”的情況下我們可采取迂回戰術，為自身爭取有利條件的同時盡快做好應對未來碳風暴的準備，比如：　　

（一）積極發展國內的自愿減排市場；　　

（二）堅持自愿減排、采用自主減排標準的原則，不接受由發達國家主持排放的“量度、報告與核實(MRV)”；　　

（三）進一步完善熊貓標準（中國剛剛推出的的第一個自主減排標準）并爭取得到國內外的廣泛認可；　　

（四）在不得不接受強制減排配額的情況下，堅持核算歷史排放額，并以人均為基準原則爭取更多的未來排放額；　　

（五）盡快推進氣候科學理論體系，把握科技和輿論的立足點；　　

（六）在國民經濟允許的前提下，把握好投入比例、量力而行地加快新能源的研發步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