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敵國為祖國”乃吳精英的最高境界 　　

徐亮　　

2009.10.22　　

   原以為只有汪精衛聰明，賣國就算了，還弄個“曲線救國”做自我辯護，好象其最終目的就是“救國”。很多無知的知識分子迷惑于字眼，不問社會實踐的標準，連“聽其言，觀其行”這句話都忘記了，在言論上還替汪精衛辯護，真是幼稚到了極點。如果只以語言來評價歷史人物，那么連希特勒和秦檜也能夠迷惑世界了。希特勒有句名言是“為了德國人民，我們必須戰斗15—20年”；再看秦檜的言論是何其接近汪精衛：　　

武穆曰：“北虜未靖，河山未復，何言和耶？！”檜曰：“吾聞：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徐圖轉復。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此文景之策也。今虜強國弱，宜徐圖之”。武穆曰：“為臣者喜偏安而不思彼占我河山，可言君子呼！”。檜曰：“待河山光復，乃一國之人，何言彼此，鵬舉度君子之腹也”（《宋史.貳臣傳.秦檜》）。　　

秦檜的意思是，打仗是不對的，是匹夫所做的事情（我國外交精英一向反對革命和秦氏是如此相似）。天下真正有大勇的人，是別人打我，我不驚；別人突然攻擊我，我處之泰然，然后慢慢想辦法恢復，這才是志向遠大的表現（很象韜光養晦和所謂的大戰略的表現）。岳飛問他，當人家的臣子卻喜歡偏安，但是卻不努力想辦法去恢復金人占據的我朝河山，憑什么稱為君子？秦檜的回答絕妙，等江山恢復了，都是一個國家的人，何必分什么彼此，敵我呢。　　

“乃一國之人，何言彼此”等秦檜的言論真是和當今的外交精英神似。前駐法大使吳建民在接受內地《南風窗》的采訪中充分發揮了秦檜的中心思想：　　

在奧運會聲援中國政府的問題上，他說“針對奧運火炬傳遞過程所出現的問題，留學生和海外華人的游行、抗議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據我了解，使館對他們是支持的，是非常肯定的。但在外交人員看來，這些抗議活動也有一些考慮不周的地方，比如一片中國紅旗的海洋，中國人看來很長志氣，但是如果天安門廣場一片外國國旗，我們會覺得怎么樣？有一些行為需要考慮所在國人民的心理感受。”　　

在抵制家樂福的問題上，“我們以為都是法國人不好，從上到下都是這樣子，這是以我們自己的情況來看待別人，對外部的世界不夠了解。抵制家樂福是不明智的，第一，家樂福賣的很多是中國貨，第二，家樂福工作的99%是中國人。現在外國的中國貨比中國的外國貨要多得多，人家反過來抵制中國貨怎么辦？我們要吃虧的。有些行動太感性，沒有考慮全面，這類不理智的事情往往會首先給中國人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　　

在中國夢的問題上，他說，中國要“與世界分享，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實現了‘中國夢’，我們不是把‘中國夢’只留給中國人”。　　

另外，還說，“什么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討論”；另外，吳氏表達了一種極其善良和可憐的愿望：“另外中國經濟發展很快，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有悠久的文明，這些東西都是正面的。當然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比如他們不喜歡我們中國是共產黨領導，對共產黨有些恐懼心理，這個可能和過去蘇聯的做法敗壞了共產黨的名聲有關。我相信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有些誤解是可以逐漸消除的，但也有些人的成見很難改變。”（《大使眼中的中國與世界：以平常心對待批評》，《南風窗》 2009年10月）　　

筆者認為，在這些談話中，吳氏系統地評論了2008年度的國內的愛國主義運動，而且全部、徹底、干凈地以名贊實損的形式否定掉了，而且充分暴露了其漢奸的嘴臉，值得全國人民去鞭笞、討伐。　　

最要害的問題在于：在核心的國家利益上，是否要和世界共享；在核心的國家利益上，是否仍然可以談判；在核心的國家利益上，是以少數中國人的利益為主，還是以國家、民族主權為第一。　　

一、在主權、國家尊嚴問題上，不管本國人民，而是去“考慮所在國人民的心理感受”　　

如果“有一些行為需要考慮所在國人民的心理感受”的“一些行為”指的是和國家主權無關的行為，而我們的行為糟糕，比如隨地吐痰、公共場所大聲喧嘩、插隊等問題，那么我們接受這種批評。但是問題在于，在事關國家主權的問題上去表達我們的聲音，憑什么法國人不對“一片紅旗”說三道四，一個中國的外交人員卻看了不舒服？難道吳大使比法國人還法國人？　　

這讓我想起了，魯迅的《“友邦驚詫”論》：　　

只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愿，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伙。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于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愿，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　十二月十八日　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里，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橫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愿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東西！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面具。擺什么“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在奧運會圣火在法國遭遇藏獨分子的阻撓時，是我們可愛的留學生用生命保護著圣火。憑什么你一個躲在墻壁里的“肉食者”來對學生指手畫腳？在面對法國政府的無理行為時，你還要書生氣、漢奸味地大喊一聲：“你們這幫學生，到處是紅旗，希望你們考慮到法國人民的感受”。那么請你一個人去保護圣火吧，請你去和藏獨分子斗一下試試吧。如果你是個中國人，你應該自己親自去前線。　　

以細枝末節、卑劣瑣碎的小問題來損害全體，以英雄也得吃喝拉撒來損害英雄的形象，是一切小人的慣用伎倆。　　

二、在國家利益問題上，以小集團利益消融、瓦解國家根本利益。　　

在抵制家樂福的問題上，吳建民說的很好玩好笑：“我們以為都是法國人不好，從上到下都是這樣子，這是以我們自己的情況來看待別人，對外部的世界不夠了解”。在這里，吳完全顛倒了是非前后邏輯關系，是法國企業暗中以從中國掙的錢去支援達賴，然后才有中國人抵制。在吳氏理論那里，成了中國人先對外部世界不夠了解，然后造成了抵制家樂福，充斥著對法國人的辯護和辯解。我不禁想大喊一聲：您拿了法國人多少錢？　　

吳氏理論中還說到：“家樂福賣的很多是中國貨”，還說什么“家樂福工作的99%是中國人”。這里恰好說到了跨國資本集團的利潤問題。家樂福這樣的企業，正是利用了中國的人力、物力幾乎無成本地掙去了中國人的錢。相當于空手套白狼。家樂福里的中國貨不到中國全部總商品量的億分之一；在家樂福工作的中國人也不到全體中國人的萬分之一。因為這億萬分之一而卻要舍掉國家尊嚴和根本利益，建民先生算了一筆真經濟的帳本。在這個問題上，是影響極少數人重要，還是國家根本利益重要，在大和小之間如何取舍，這是一個很容易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胡說八道，我看他是揣著明白裝糊涂。　　

吳氏不但在這個問題上亂說一氣，還表現出了鮮明的市儈思想：“怕事，害怕，恐懼”，比如說“現在外國的中國貨比中國的外國貨要多得多，人家反過來抵制中國貨怎么辦？我們要吃虧的。有些行動太感性，沒有考慮全面，這類不理智的事情往往會首先給中國人自己的利益造成損害”。完全是把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市儈思想。韓國人說，在國家統一問題上，不是做生意。但是按照吳氏的這套理論，中國人為了一點商品利益，就應該忍氣吞聲，被人騎在脖子上拉屎也值得，稍微一有點愛國行為，立即就得大喊“暫停，不妥”。　　

三、在國家尊嚴、核心利益上取消一切原則性　　

吳氏說什么，“什么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討論”。要知道，鄧小平可是說過“主權問題不容討論”。吳氏連這點尊嚴和氣節都已經沒有了，說什么“什么問題都可以談”，完全是一副妓女敞開心懷，任意接受凌辱的姿態。取消了一切原則性，當然什么問題都可以談了。　　

吳氏說什么“另外中國經濟發展很快，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有悠久的文明，這些東西都是正面的”。分析這點很有意思，只有“經濟、古老、悠久文明”這三點才是正面的，暴露了他的真面。　　

他把法國人對共產黨的恐懼說成是“蘇聯的做法敗壞了共產黨的名聲有關”，純粹是一種幼稚之論。世界范圍內丑化共產黨的輿論從1919年十月革命以來就一直在猖獗地進行，豈非蘇聯一國呢。在這一點，他完全了沒有了敵我的感覺，完全就是一種解釋解釋法國人就能對共產黨產生正面印象、對當今世界范圍內的文化主導權斗爭忽視、漠視、無知的表現。　　

香港《太陽報》謝文達認為，“當上外交官算是精英一族，但首先是中華民族一員，要求國人表示對祖國的支持時，先要顧及別人的觀感，這已非軟或硬，而是感情問題。試問，洋人跑到長城和天安門廣場藉人權問題羞辱中國，西方國家和他們的駐華大使會譴責自己公民不考慮中國人的感受嗎？當被問及中國每遇西方大國發難，便派出大型採購團，這種「定單外交」是否有效，吳建民稱，中國「不會買一堆我們不需要的東西」，定單外交「至少讓世界感覺到希望」。事實上，中國要的東西，西方大國根本不賣，高尖技術如是、軍工科技如是，連購買石油天然氣這類資源產品，人家也處處搞小動作，能買到的，頂多是些不怎麼需要的玩意兒。搞外交的，在談世界希望我們如何前，最好先問問中國人想如何。”（亂世達觀：理性外交悖論）。　　

2008年8月，奧運會開幕式前夕，吳建民就說，我們到人家家里，尊重人家，客人到我們這里，我們要尊重客人。這就是中國人的文化。我們在接待他們的時候，既會考慮到的他們的生活習慣，也考慮到中華文化，讓他們過得比較舒服、比較愉快。　　

因此，在我看來，根本原因并非在于幼稚，而是因為吳氏以敵國為祖國，根本上是一個“非中國人”，或者說任中國官職的外國人。他沒有拿綠卡，但是卻徹徹底底是反華勢力在國內的代言人。這種思想的淵源關系，吳氏可以從秦檜那里互相安慰。(徐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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