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西方左翼一般是從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歷史進程、現代性的關系出發，來解讀全球化的起源和動力。英國學者赫爾德認為，當代全球相互聯系并不是一個嶄新的現象，全球化廣義上可溯源到人類在地球上出現的時候，而狹義上是指16世紀以來的事情。全球化重點是指狹義的歷史分期。這一分析表明，全球化是1500年以后、即資本主義現代化進程的產物。資本主義是一種全球現象。資本主義借現代化創造了世界近現代史，締造了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當代全球化是這一歷史進程的新階段的產物。它標志著全球相互聯系的空前強化和深化。
當代全球化的技術動力是信息產業革命：當代全球化產生的背景，是冷戰結束所引發的世界經濟結構變革和市場擴張。在對當代全球化動力的認識上，西方自由主義右翼和馬克思主義左翼都是全球主義者，公認當代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階段。區別僅在于，新自由主義強調全球化的主要動力是信息技術變革或資本主義市場擴張；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全球化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新自由主義者歡呼個人自主和市場原則戰勝了國家權力，認為全球化是經濟邏輯的必然結果，因而把單一全球市場的出現以及全球競爭規則贊美為人類進步的標志，并稱全球化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先兆。比如，新自由主義者大前研一認為，當代全球化標志著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各個民族日益服從于全球市場的約束。一些新馬克思主義者如法國學者弗朗索瓦•沙奈、美國學者保爾•庫格曼等人認為，全球化本身是一個歷史的、自然的發展過程，是生產社會化的繼續和深入，這個過程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轉的。當代全球化的發展結果是建立了金融資本占統治地位的世界積累制度。吉登斯、貝克等社會民主主義者確信，在新千年到來之際，全球化已成為推動社會政治以及經濟快速變革的中心力量，將重新塑造當代世界。盡管他們強調全球化過程內部的多樣性，認為全球化不是單一的技術變革和市場擴張過程，而是包括技術變革、市場力量、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決策在內的多因素過程。但是，他們都深信全球化是一個以西方主導的、不可抗拒的自然過程。
西方左右派在全球化內容的述說上并無太大的差別，只是對其性質和方向有不同的認知。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必然派主張線性進步論，贊揚信息技術和自由市場的單向發展推進了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進程；而西方左翼的全球化必然派則堅持一種辯證的進步論，既承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客觀必然性和歷史進步意義，也批判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經濟社會文化弊端，揭示其資本主義性質和導向，更重視多向的、復雜的全球化。
另一類西方左翼從后現代主義的立場否定全球化必然論，從整體上質疑全球化。他們認為，全球化必然論的所有左右觀點都難免把全球化理解為西方現代性在全球的擴張。事實上，全球化是西方現代性的勝利，導致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化的實現。赫斯特和湯普森認為，現在的歷史事實并沒有表明全球化的出現，充其量只是出現了高水平的國際化。現有的經濟整合水平沒有超過19世紀末。全球化是一個神話，其程度被完全夸大了。美國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杰姆遜說，現代性不是一個概念。它是意識形態、生活方式，是現實，而現實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敘事。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是現代性的代名詞。德國左翼烏爾里希•貝克認為，認識到全球化挑戰的人必須作出抉擇：必須重新思考西方現代性的基礎。
二、全球化與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西方左翼學者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當代資本主義的種種新變化，如信息革命條件下產業結構的變化、國際分工體系的變化、勞動就業結構的變化、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等等。最近，他們強調全球化的核心是資本在當代的新變化。
在2001年第三屆巴黎國際馬克思大會上，法國學者讓-克羅特•德羅奈認為，8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最深刻的變化發生在金融領域。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之后，資本主義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信息革命為資本主義提供了技術和生產力基礎，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則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的必要條件。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并沒有改變，但是資本的增殖形式卻發生了變化，資本的價值形式演變成貨幣資本和金融資本的二元結構。由于金融資本的發展，直接金融(finance direct)取代了中介金融(financeintermediee)成為資本價值的最主要形式。由于金融及其衍生產品的發展，金融資本在時間和空間上，對資本使用價值的生產實現了全面的、不間斷的、有效的控制，從而實現了資本的增殖，即資本利潤的最大化。
法國學者皮埃爾•勒•馬森則從金融自由化的角度說明金融資本的新變化。他認為，在二戰后“凱恩斯主義共識”下的“有管理的金融體系”削弱了金融資本對經濟的控制，曾經造成了戰后經濟的迅猛發展。自1974年起，過度積累問題公開化。英美政府的支持促進了金融資本的擴張。在新的金融體系中，各種金融市場取消了壁壘，全球資本自由流動成為法則，使金融資本實現了對流動性不大的工業資本的統治。保羅•斯威齊在談到這些變化時，稱之為“金融資本的勝利”。
美國學者理查德•奈德勒和法國學者弗朗賽特•拉扎爾等人從資本社會化、如股權分散化的角度分析當代金融資本新變化的原因。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出現了股權分散化的趨勢，股民數量多、人數增長快、持股量上升。其原因在于，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資本社會化迅速發展，需要吸收工人的儲蓄，作為投資加入金融資本的積累過程。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特別是養老金、互助金等集體投資機構的涌現為個人和家庭進行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他們看到，資本社會化與資本自由化是互補的現象。80年代以來，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最大的變化是國有部門私有化以及股權分散化的進一步發展。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營企業的融資活動和股權分散化等共同推動了當代金融資本的發展。法國學者米歇爾•阿格利埃塔指出，股權分散化與金融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是同時進行的。雇傭勞動者的家庭金融資產不能脫離金融壟斷資本而獨立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雇傭勞動者對資本的間接從屬由于工人持股而更加深了。新的經濟關系中所體現的資本社會化趨勢，如股權分散化和資本所有權和管理權兩權分離等現象，表明資本主義的管理形式發生了變化，但是并沒有發生資本權力的真正轉移。
德羅奈主張歷史地辯證地看待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和發展。他認為，當代金融資本具有雙重性質。它不是經典意義上的“食利資本”。當代金融資本并非置身于生產變革過程之外，它是發展信息和服務業的載體，甚至金融產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產品。金融資本特別是風險資本的發展為促進新技術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具有進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金融壟斷資本又建立了金融專制統治，成為加強和擴大國內國際剝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發展成相對獨立的領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分離的現象日趨嚴重。金融投機造成了金融和經濟的不穩定并頻頻引發危機。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壟斷資本對經濟發展又具有破壞作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不是簡單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又包含了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
三、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霸權
一般的全球化理論認定信息生產力和市場擴張是自然趨勢，左翼的全球化理論則揭露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對當代全球化的塑造作用。許多西方左翼學者指出，全球化不僅是一種客觀趨勢，也是一種主觀作為。8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新自由主義舉措，成為推動當代全球化的政策杠桿。2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已在西方取得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 和霸權，確立了它在經濟強勢、政治強權基礎上的文化價值霸主地位。
對全球化持懷疑論觀點的左翼學者并不是一般地否認全球化的客觀動因，而是反對全球化必然論所宣揚的宿命論歷史觀，努力揭示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關系。英國學者大衛•哈維明確指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當代全球化是新自由主義幫助資本打破資本積累中的一切空間障礙的努力。西方左翼學者普遍認為，新一輪全球化浪潮是伴隨著市場自由化而到來的，資本把市場自由化的邏輯推向全世界，圖謀打破民族國家及其一切壁壘，建立資本暢通無阻的全球市場。德國《明鏡》雜志的兩位記者馬丁和舒曼指出，在新自由主義信條的指引下，西方大部分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的政府在80年代展開了一種為資本爭自由的斗爭。它們在廣闊的戰線上廢除了各種控制措施并堵塞了國家干預的可能性，還通過貿易制裁或其他高壓手段強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國家也采取同樣的方針。實行非調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這三“化”就成了西歐各國和美國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義綱領推崇為國家意識形態。美國學者麥克切斯尼認為，全球化這一概念通常被用于描述某種無情的自然力量，容易使人誤解，更好的用語是新自由主義，這一概念所指的一系列政策有利于商業在受到最小阻力的情況下，在所有社會事務中占統治地位。法國學術泰斗皮埃爾•布迪厄指出，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當代世界居支配地位的“強勢”話語。這種話語在一個由各種強力關系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強力者一邊。這一新自由主義烏托邦是由那些銀行家、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經營者，以及那些從中獲得自身存在合理性證明的高級政府官員、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共同營造的。
在“9•11”事件僅半個月后召開的第三屆巴黎國際馬克思大會上，德羅奈明確指出，國際范圍的公共干預對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關鍵性作用。法國學者米歇爾•阿格利埃塔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調節方式自80年代以來發生了轉變，其政策主流從以凱恩斯擴大財政預算、增加消費需求的理論為基礎，轉向以增加供給、擴大投資的理論為基礎。因此，從福特主義增長方式向金融資產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國家宏觀調控的結果。國家層面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到處要求開放市場，打破壁壘，解除管制，成為當代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的政策工具，同時也造成了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全球擴散。
布迪厄在具體地描述受損害的法國工人階級的現狀時指出，彌漫歐洲、拉美以及其他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所造成的暴力如此強大，純粹的概念分析已經徒勞。新自由主義是一場保守的革命，這一打著“進步”旗號的復辟在當今社會有強大的力量。
在對全球化中新自由主義霸權的批判過程中，西方左翼思想家前期集中批判了“歷史終結論”(福山所宣揚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已取得最后勝利的理論)。“9•11”以后，當前西方左翼已將批判重點聚焦到兩種論證新自由主義霸權合法性的最“新”理論，即所謂“失敗國家論”和“新帝國主義論”上來。
四、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發展
國外左翼學者在傳統上是從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質出發，論證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的。新千年以來，由于“9•11”和歐洲極右翼思潮泛濫兩大事端，他們開始反思全球化引發的兩種極端主義(即西方以排外主義為特征的極端民族主義和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極端民族主義)，從不同角度闡述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資本主義與外部世界(即南北之間)這三大矛盾的發展和激化。
首先，全球化的發展激化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西方左翼人士紛紛指出，由于70年代末以來的全球資本自由化運動，全球資本主義明顯占據上風，出現了強資本弱勞動的力量格局。開放市場的資本自由化使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尋求最廉價的勞動力市場和投資地，造成發達國家的資本外逃，導致工作崗位大量流失；高新技術革命進一步導致了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失業，深化了持續多年的勞動危機。德國社民黨政治家赫爾穆特•施密特指出，全球化、世界范圍的自由化使得這些跨國康采恩可以在本國大量地、完全合法地避稅。法國學者皮卡第•托馬斯指出，反全球化的群眾抗議是由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引發的。全球化在發達國家引起了社會不平等的擴大，使工人階級內部競爭加劇，工作和生活條件惡化，失業率上升，社會福利減少，再分配制度遭到破壞。金融家索羅斯說，市場的過度擴張可能會摧毀西方的民主制度，造成更大的貧富分化。1998年以來世界范圍內爆發的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民眾的抗議運動。運動的目標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反對經濟自由主義的泛濫和金融壟斷集團的統治。“9•11”以后，反全球化運動再掀高潮。2002年11月10日，百萬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再度聚集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反戰反全球化的大規模示威。澳大利亞民主社會主義黨認為：反全球化的實質是反資本主義。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人民重于利潤”。許多學者指出，勞動危機帶來的社會痛苦是當前歐美社情趨于右傾的主要根源，也是“第三條道路”失去民心的重要原因。另一些左翼人士就安然、世通等信用丑聞深入剖析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病變。美國的威廉•法普夫指出，當代全球化中采取美國商業模式的國家，“管理者資本主義”取代了“業主資本主義”。公司管理人員利用公司所有權分散的漏洞，使公司變成了為自己謀利的工具。這是資本主義自身的腐敗，也是這個社會自身機能的腐敗。英國的尼爾•弗格森認為，過去10年泡沫經濟使財富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轉移，從股民階層轉移到經理階層。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出了問題。美國的資本主義危機與其說是經濟的，倒不如說是社會的，與其說是物質上的，倒不如說是道德上的。
其次，全球化的發展加劇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為了在全球化中奪取更大的利益份額，發達國家之間展開了國家經濟競爭力的爭斗。近年來，美歐、美日等西方大國之間齟齬頻生，摩擦不斷。歐洲左翼的批判集中在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問題上，他們批判新自由主義“市場至上”和“全球治理”的偽善性及其造成的惡果，反對“民族國家消亡論”。赫爾德認為，當代全球化是個激烈對抗的過程，并不像極端全球主義者所說的必然縮小國家主動性的范圍。全球化的當代模式已產生重大的制度影響，單個國家無法操控全球生態安全、金融安全等問題。但是，全球化正在重組或者“重新調整”國家權力、功能以及權威。瑪麗-克勞德•斯莫茨譴責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全球治理”很可能不過是一件理想主義、舉世歸心的外衣，下面隱藏著最狡詐的經濟自由主義。
最后，全球化的發展使南北矛盾尖銳化。西方左翼認為，資本主義的生存從來都離不開高度整合的外部空間，全球化的過程就是資本對外擴張的過程。在西方占絕對優勢的全球化和國際秩序中，所謂削弱國家職能，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國家干預西方資本流動、保障本國主權和民族獨立的職能。美國左翼阿蘭•伯努瓦認為，“國際組織本身已成為全球化的工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作用就是強制實行解除管制、管理貨幣的波動、強迫第三世界經濟服從于償還國債的絕對命令”。墨西哥《至上報》1998年3月14日的文章《不平等的北南貿易》認為，市場的過度擴張也會影響發展中國家，拉大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法國學者貝爾納•熱比埃指出，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利用國際組織機構推行全球化，損害不發達國家的主權和公民權。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全球化已傷害了許多人成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那些窮人。全球化扭曲了資源分配，以犧牲公共產品為代價來支持私人產品。全球性金融市場易發生危機。對于那些關注全球社會公正的人來說，與全球化相聯的不平等性一直就很明顯。
“9•11”后，各國學者指出，全球化中出現的巨大的南北不平等是產生恐怖主義的重要基礎之一。烏克蘭的“E•H•哈爾拉緬科和A•B•哈爾拉緬科提出，能否認為“9•11”事件是絕望的人們對于將人類劃分為被剝削的大多數和一小撮宗主國的帝國主義“新世界秩序”的報復?在2001年12月初慶祝諾貝爾獎設立100周年聚會上，在世的諾獎獲得者發布的一項悲觀的聲明指出：貧窮和不公正感已在世界上造成了帶有殺機的憤恨，仇恨的大火會把窮人和富人一起吞噬。
五、全球化的未來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在全球化未來走向的問題上，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全球主義者認為，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各個民族日益服從于全球市場的約束，堅信資本主義全球化必勝。馬克思主義者和另一些左派則呼吁構造公民社會的社會主義全球化，為人類爭取美好的未來。
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不贊同那種對全球化抱有的普遍樂觀主義態度。他說，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從來沒有任何合理性。即使自由資本主義市場比其他體制產生更高的增長率，它也不可能產生最佳的財富分配。21世紀的財富由越來越少的人創造。我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不是增加生產，真正的困難在于如何才能夠分配這些財富。我們所知道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通過國家與公共權力機構進行財富的重新分配。哈貝馬斯說，對于戰后歐洲出現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來說，經濟全球化構成了一種挑戰。出路可能就在于，重新培育調控市場的政治力量。“9•11”以后，沃勒斯坦指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500年來第一次處在體系危機中，處在過渡時期的世界左翼應適時提出改變世界的新綱領和新策略。西方左翼和社會主義者通常是從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論證資本主義全球化沒有出路，并由此反證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必然性。目前的新視角是，要從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制度邏輯矛盾的高度把握資本主義新變化，充分說明全球化的社會主義走向的必然性。否則，將落入當代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窠臼。
法國歷史學家比埃爾•維拉爾等指出，今天，資本和人類又一同跨入了新的千年，資本在當今人類社會占支配地位，人類遠未從資本的陰影下走出來，但是資本主義并不是最理想、最合理和最后的生產方式。美國《每月評論》編輯部評論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意味著停滯趨勢和金融危機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所有地方都面臨著大量閑置的生產能力和堆積如山的債務。在這種制度結構中，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這場危機的結果可能開啟爭取替代社會的斗爭。可以肯定兩點：一個由人民統治并以滿足人民需要為目的的新社會的到來必然要經過激烈的斗爭；人類未來所面臨的不可能是一個平等的、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法國學者托尼•安德列阿尼指出，社會主義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在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演進的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必須在探索中前進。社會主義一時出現的歷史倒退和不確定性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沒有出路，相反，在這種倒退中又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模式如市場社會主義等等。社會主義具有無限的發展能力，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都是不可避免的。
法國第十大學教授、馬克思研究中心主任雅克•比岱分析了現代社會中的階級和政黨問題，提出了在當代爭取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前景。他指出，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并不是完全在財產權即市場的基礎上進行自身再生產的。像市場一樣，組織是所有霸權計劃的承擔者，其存在和運行的條件延伸到所有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領域有組織管理的方方面面。基于“組織”和“市場”這兩種階級因素之上的現代化社會中的兩大政黨已不是傳統的左右翼，而是政壇上的兩種戰略立場。它們許下不同的諾言，但說的都是統治階級的語言。政治棋盤上還存在第三種可能的立場，即替代的方式。這種替代型政黨只有通過所有受剝削的大眾的聯合才能產生。帝國主義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得不根據普遍合法性制度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這就為人類創造了一個偉大的機會。因而，當今的社會主義解放運動變成了反對金融和軍事帝國主義的市場要求的斗爭，即轉向了促進世界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全球公眾的討論和對話。具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傳統的各種社會文化力量推動了反全球化的斗爭，即一場實際上是爭取另一種全球化的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運動。他認為，這種階級斗爭的結構為現今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新的背景，其前景對中國具有重要意義。他相信，曾經為我們共同的歷史做出過很多貢獻的中國人民今天代表著我們(社會主義)共同未來的偉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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