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南方周末》談教改與市場關系

《南方周末》作為鼓吹全面學習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并且力圖通過建立私有制等經濟、政治制度使我國與資本主義世界“國際接軌”的報刊,在廣大人民普遍反對以“教育產業化、市揚化”為特點的教育改革的情況下,對我國教改給予貧苦大眾帶來的苦難也有所報道。但是,對我國教改錯在哪里,它們卻與廣大民眾有不同的說法。產生不同說法的根本原因在于, 《南方周末》積極鼓吹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因此,它們極力使遭致民眾反對的教改,與它們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脫離干系。它們想這樣在大眾面前維持其鼓吹的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正確形象。這猶如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辦的主流媒體,有時也報導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民所受災難,卻極力回避這些災難與資本主義制度的關系,以維持這有利于壟斷資本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合理的形象一樣。

2006年3月30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題為《“我們早就在反思改革,但還不夠”──對話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張春霖》的專訪,專訪中,張春霖就說：“把矛頭轉向市場化,似乎市場機制太多了,私人產權太多了,所以要往回收。這樣一來,把整個改革方向誤導了,這才是最嚴重的后果”。為避免這“最嚴重的后果”,它們極力“把矛頭轉向”與市場、私人產權相對的方面。為達到這一目的,它們極力狡辯,并不惜掩蓋事實、無視事實、編造謊言。在《南方周末》上,都說教改后存在的問題,是因為行政壟斷、公共治理、公立學校等造成。

張春霖就說：“為什么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我們過去發生的事情就是政府埋得越來越少,個人埋得越來越多。把這個過程叫市場化,這個詞用得不當,這不叫市場化……是付費的私人化……你看看市場經濟國家,財政收入當中有多大比例都是投在教育和衛生上！我們的問題實際是公共治理不健全,就是政府職能沒有到位而造成的,把這個事情歸于市場化未免張冠李戴。……公立學校和公立醫院的盈利動機太強,但這本質上不是市場化。”張春霖這兒實際是說,高學費與市場、市場經濟無關,是市場的對立面──政府造成；是私人產權的對立面──公立單位的盈利動機太強造成。張春霖所說：“市場經濟國家（即西方國家──筆者注）,財政收入當中有多大比例都是投在教育和衛生上”。意思是市場經濟的西方投入教育、衛生的財政開支比例很大,即與中國政府埋得少相反,西方是政府埋得多。張這話的最終意思是,因為中國政府埋得少,所以“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看不起病”只是中國現象,不是市場經濟的西方的現象,所以“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與市場無關。

世界銀行在全球最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因此,作為主流經濟學家、作為世界銀行的工作人員的張春霖自然知道,新自由主義以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經濟、減輕國家支出負擔為理由，對國有企業、社會福利制度等發起進攻。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不僅企業要“私有化”、“市場化”，而且包括教育、醫療等在內的社會福利也應“市場化”、“商業化”、“私人化”。按照這種新自由主義觀點,各人所得福利（教育、醫療等福利）的多少和各人在商場買商品多少一樣,依據他的支付能力大小而定,即取決于自己的付費。因此政府在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方面應退出。新自由主義上述觀點的本質就是提倡自由放任資本為攫取利潤而經營的領域擴展到社會的一切領域,所以它們要求將一切領域的產品和服務商業化。新自由主義根據上述觀點,要求政府大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和降低國家在這個領域的作用。他們的以上要求代表著資產階級的利益。首先,作為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一部分的稅收,更少地用于教育等社會福利方面,則會更多地返給資本,或用于有利于資本的領域（例如更多用作軍費,既利于軍火資本家,又利于發動侵略戰爭,為資本撈取海外利益）。另外,因為國家的退出,意味著私人資本的進入,這樣能保證資產階級在教育、保健等社會保障領域的自由,使資產階級把這些關系工人階級教育、健康等重要領域也作為賺錢的領域,從而拓展了資本的賺錢領域,使資本獲取更多利潤。而勞動大眾除受所在企業的老板剝削之外,他或他的親屬在接受教育、醫療時也要受其它老板的壓榨，加重了勞苦大眾的負擔和苦難。對于新自由主義推行的在社會福利方面更多“市場化”改革的有利于資本、不利于勞動大眾的實質,服務于資本的張春霖和《南方周末》都諱莫如深、避而不談（就象它們積極鼓吹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但對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有利于資本、不利于勞動大眾的實質,它們都諱莫如深、避而不談一樣）。同時它們也不敢揭示出新自由主義改革使西方大肆削減政府教育開支的事實真相和造成的后果。它們企圖以掩蓋事實來維持張春霖隱隱的告訴：“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看不起病”只是中國現象,而市場的西方國家則沒有這一現象,所以教育不公與市場無關。但歷史事實不是某些人企圖掩蓋就掩蓋得了的。而揭開事實,就可看出張春霖隱隱的告訴是謊言。

上個世紀80年代,被余杰稱為偉大總統的里根上臺后，秉承美國壟斷資本的旨意,將他在經濟領域推行的減少國家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改革,也引入了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福利事業中，削減政府對教育在內的社會福利開支。這新自由主義改革延續至今。因為教育“私人化”、“市場化”、“商業化”,接受教育就象買商品一樣由個人付費。削減政府教育支出,使個人付費增多,即大學（包括公立大學）學費的上漲，里根之后20余年，美國大學學費就不停增長，給美國普通民眾帶來很大的經濟負擔，使貧困家庭子女上大學的比例有很大下降。美國《商業周刊》1994年8月15日刊登了阿倫.伯恩斯坦寫的題為《貧富懸殊如何對經濟造成損害》的文章。文章引用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托馬斯.凱恩的一份調查報告說，在80年代，主要供普通民眾子女上學的公立大學，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學費上漲了49%（而這意味著學費上漲速度比社會總體物價上漲速還高得多──筆者注）。報告說，貧富懸殊和學費上漲使美國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難上大學。最高層部分家庭的孩子現今取得學士學位的占76%，在1980年是31%；而在最低層的美國家庭中，現在上完大學的不到4%，在1980年是6%。

一名住在北美的華人也寫道：美國“加州州政府的每一項社會支出都在減少,其中的教育經費被大幅削減,這將給加州的下一代帶來沉重的負擔。”（新唐人《兩年間的追問》《世界知識》2003．17）因此, 正是新自由主義提倡的、使教育、醫療等在內的社會福利更多的“市場化”、“商業化”、“私人化”作法,使美國更多的“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高教不公”在市場經濟楷模的美國是更加嚴重了。被余杰稱之“偉大總統”的里根,作為壟斷資本的走狗,秉承壟斷資本旨意,在其它作為壟斷資本小走狗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協助下,開創了向勞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的、大規模的、延續至今的進攻。“高教不公”嚴重化,也是里根“偉大功績”之一。所以“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看不起病”并不只是中國現象,在主流經濟學家視為市場經濟楷模的西方,因為資本的剝削和教育“市場化”、“商業化”改革,“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也是越來越多。這能說“高教不公”與市場無關？相反,被帝國主義封鎖、制裁的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古巴,經濟較困難,但仍實現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免費教育、全部居民免費醫療。并且古巴并不是只培養少數大學生,使這少數大學生免費。古巴1200多萬人口,有在校大學生50萬。即25個人就有1個在校大學生。如按這個比例,意味著我國13億人口應有5千多萬在校大學生（實際我國在校大學生是兩千多萬）。古巴真正做到了沒有“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中國、美國和古巴例子不是從正反兩方面證明“高教不公”、“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與市場有關嗎。

新自由主義不僅在發達國家搞社會福利開支的削減，還要求發展中國家也作這樣的、削減包括教育開支在內的社會福利開支的“改革”。而在世界銀行工作的張春霖不應假裝不知道,作為西方壟斷資本的兩條走狗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極力推行這種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改革”方面干了些什么樣的可恥勾當,并且這種“改革”又如何受到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極力反對。美國學者史密斯“在世界銀行的網站上發現一系列文件,這些文件表明了世界銀行政策的變化并號召進行一場‘全球范圍的對高等教育的財政和管理的改革’。世界銀行的專家基本上認為,高等教育應當作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利益來對待,大學應當服從全球市場的壓力。有趣的是,銀行的專家們諸如布魯斯．約翰斯通認為,他們的研究是建立在‘占支配的、幾乎是全球范圍的資本主義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原則’之上的,并且他們的高等教育改革的議程是‘與正在發展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當一致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種理解教育的方式轉變了。各國政府開始引進或者增加教育系統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收費。而且高等教育的這種財政上和管理上的變化是由世界銀行規定的。要想從國際金融機構獲得經濟支持和援肋,其先決條件之一就是必須削減教育支出。”（李勇《史密斯談全球化與社會主義》《國外理論動態》2004．1）張春霖在這兒充分表現出為人不誠實,暴露出企圖通過狡辯來掩蓋事實,以進行欺騙。推行市場化教改的世界銀行要求各國政府“必須削減教育支出”同你張春霖所說中國“政府埋得越來越少”本質上不一致嗎？又怎能說中國的“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與市場無關呢？同為世界銀行的所謂專家, 其它的專家“基本上”承認“高等教育應當作私人的而非公共的利益來對待,大學應當服從全球市場的壓力。”即承認高等教育作為私人利益,由私人付費是“服從市場的壓力（可解讀為服從市場的要求──筆者注）”那些專家也承認削減政府教育開支、由私人付費“是建立在‘占支配的、幾乎是全球范圍的資本主義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原則’之上的”。“他們的高等教育改革的議程是‘與正在發展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當一致的’”。這三句話都直指削減政府教育開支、由私人付費是市場的要求,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原則”的要求,與中國的市場經濟相當一致的。而同為世行專家的張春霖卻以學者派頭在這兒欺騙中國百姓說“這不叫市場化……是付費的私人化……把這個事情歸于市場化未免張冠李戴。”他企圖以這樣的狡辯使名聲已臭的教改與他們主流經濟學家極力鼓吹的市場經濟脫離干系,以維護在社會上已臭的市場經濟的名聲。世界銀行的專家來自許許多多的國家,專家數量幾千、上萬。這些專家中,在教改與市場經濟關系這個問題上最不誠實的（或最不誠實的之一）競是中國的張春霖,而且是對本國父老鄉親公然撒謊。如說主流經濟學家什么做到世界第一的話,它們的不誠實、欺騙做到世界第一。

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教改有利于資本而不利于勞動大眾,所以各國勞動大眾都反對這種教改。猶如這種教改在我國也受到廣大民眾的反對一樣。在拉丁美洲,“90年代以來由于推行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結構改革和私有化政策,公共服務部門的職工也卷入了抗議運動……在這里,中學和大學教師的運動特別活躍,他們要求提高薪金、付清扣發的薪金、反對準備進行的教育改革,特別是反對勞動條件靈活化,反對公共教育私有化。在許多國家里,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開展的運動要求提高薪金和付清被扣發的薪金,要求給公立醫院和衛生事業提供更多資金和更好的工作條件”（黃汝接《拉丁美洲：一個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新周期》《國外理論動態》2005．10）。史密斯也談到“他住在非洲時,一場由學生發起的浪潮席卷了整個大陸。整個非洲的大學生反對收費和教育成本由政府轉向學生和他們的家庭。”因此,我國的教育產業化、市場化的教改,不過是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教改的一部分,它是我國“精英”倡導向“國際接軌”（即向資本主義世界接軌、向新自由主義接軌）的后果。而極不誠實的張春霖則極力掩蓋這一點,按他的說法,好像我國單獨搞了與全球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化教改相反的、不與“國際接軌”的教改,是這種不與“國際接軌”的教改造成了“ 低收入階層上不起學”、造成了群眾的反對。

2005年4月7日，《南方周末》用了大半個版面刊登了鄭秉文博士題為《國際化趨勢中的高教公平問題》的文章。鄭博士認為，造成中國“‘高教不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行政管理手段軟弱，恰恰相反，而是行政干預過多了”。為此，鄭博士力圖以英美大學收費啟示我國大學學費改革，提出“大膽引入市場手段，以代替行政管理的辦法”來克服“高教不公”，實現“高教公平”。面對大眾指責教育的市場化傾向,使貧窮人家子女上不起大學,產生“高教不公”的狀況,鄭博士與張春霖博士的共同點都是說是政府造成“高教不公”,不同點是張博士主要辯解“高教不公”與市場無關,而鄭博士則不僅說“高教不公”與市場無關,還說當把市場引入高教將實現“高教公平”。這使我覺得鄭博士有點象吳敬璉先生第二。2000年底,《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吳敬璉時,針對市場經濟改革以來,市場經濟使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的情況,記者以懷疑的口吻問道：“當今貧富差距拉大……市場經濟能帶領我們走向共同富裕嗎？”吳敬璉說市場經濟的機會平等將解決貧富懸殊。而廣大民眾已看到教育市場化帶來“高教不公”之時, 鄭博士則說用更多的市場將實現“高教公平”。鄭博士的這一“妙計”能實現高教公平嗎？不能，國內和國外的實踐都已證明，在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事業不能引入市場機制。引進市場機制實際上是卸除國家對人民福利的責任，使市場主體把人民福利當贏利的產業來經營。

即使被人稱為“吳市場”的吳敬璉先生主編的專門講述市場經濟的書也寫道,“市場失效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1.市場體系不能有效地提供社會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勞務（而教育、醫療正是兩種社會需要的公共勞務──筆者注）。……2.市場體系不能克服企業不關心其生產所能帶來的社會利益和社會損失現象。……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生產決策是從本身取得最大的利潤出發,就不會關心和考慮給社會帶來的利益和損害,這顯然是一種市場失效。……”（吳敬鏈 張卓元主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百科全書》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頁）而教育和醫療引入市場后,則學校和醫院成為企業,它們作為市場主體,其“決策是從本身取得最大的利潤出發,就不會關心和考慮給社會帶來的利益和損害”,就不會關心為獲得高額利潤而收取高學費、高醫療費給社會大眾帶來的損害──貧苦大眾不能享受他們所需要的教育和醫療。看來, “吳市場”都在批判鄭博士的文章。而《南方周末》為了維護其極力鼓吹的市場經濟名聲,不惜無視事實,把鄭博士的關于把市場引入高教將實現“高教公平”的胡言亂語,作為為市場經濟辯護的文章來刊載。看來《南方周末》在為教改中的市場辯護上,已經黔驢技窮,只要為市場辯護,都當救命稻草用。根本顧不上這“救命稻草”經不起實踐的檢驗。

    10多年以前，在教育收費方面，我國政府承擔的責任更多，市場機制更少，當時的廣大民眾未覺得有什么“高教不公”。而最近幾年，政府承擔的責任少了，市場機制作用增大了，大學把教育作為產業經營的意識變濃了，普通民眾中“高教不公”的感覺增強了。“窮孩子邁不進大學門”、“農民為何怕子女上大學”、“子女考上大學使部分家庭走向貧苦”、“大學高收費致貧困生激增”之類的標題經常見諸報端。

    市場機制引入教育事業帶來的不公，不僅我國存在，在被鄭博士當作高教改革楷模推薦的英美也同樣存在。在凱恩斯主義盛行之時，美國政府相對現在較好地承擔起自己在教育方面對人民的責任，政府對公立大學投入較多，大學學費也較低。在帶有強烈新自由主義色彩的“里根革命”以后,由于國家減少了對教育的投入,大學必然要通過多向學生收費來彌補國家投入的減少,使美國大學學費不斷高漲，其結果如前述阿倫.伯恩斯坦文章的數據,使貧窮人家能讀完大學的比例急劇下降。高學費不僅將許多貧困家庭子女擋在大學門外，也將能上大學的普通民眾的子女壓得喘不過氣，嚴重影響他們的學習和生活。2000年9月18日，《中國教育報》的一篇題為《美國大學新生壓力重重》的報道說，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最近作了一次全國性調查，“調查證實，1/2的大學一年級學生在剛剛步入大學校門后便急著打工掙錢以付學費和維持生活，其中又有一半的人采取了‘全職打工，即每周打工40小時以上’。全美學生聯合會主席肯德拉.戴維斯分析說，為了交清學費，大學生不可能專心致志地投入學業。如果說以前大學生們最擔心的是如何考試過關，那么如今則為難以應付高額學費而憂心忡忡。”

    2004年9、10月間，《參考消息》刊登了一組連續報道——《美國大學生如何籌集學費》。這個標題遠不如鄭博士對英美高教收費的講述輕松。在該報道中康奈爾大學“4萬美元的學費帳單”，“波士頓大學每年的總費用是38194美元”，“華盛頓和杰斐遜學院的學費大約是每年18300美元”。有的學生通過參加美軍后備軍官訓練隊后獲得的四年獎學金，支付了讀大學的大部分費用；有的學生是同意畢業后當教師來少支付些學費……。中國一軍事院校的教授也在《世界知識》上講過,在美國,許多家境不好的家庭,無力支付上大學的費用,其子女都是通過當兵服役后軍方的資助來支付退役后上大學所需費用。再加上《參考消息》連讀報道和《中國教育報》的報道,它們都說明：在教育領域引入更多市場因素,教育更加“商業化”后,學費猛漲使美國許多普通民眾要支付高校學習所需費用有很大的困難,從而更不易實現“高教公平”。2005年4月20日《 參考消息》的《從“襪都之戰”看中美競爭》一文講道，在美國制襪業中設備最先進的羅賓——林恩公司，員工工資為每小時10美元。按每周工作40小時，全年50周計算，其員工一年約2萬美元工資。對美國制襪工人這些較窮的工人來講，即使他不吃喝、不納稅，其全年收入也不能支付一個大學生全年的學費、食宿費等開支。算經濟帳來看,單憑美國制襪工人他們的收入,他們能實現“高教公平”嗎？

鄭博士講了英美很多，卻忘記了講英美等國高等教育普及率有相對較大地提高，不是在盛行自由市場經濟的上世紀30年代以前，而是凱恩斯主義和福利國家理論盛行（當然,具體實踐相對其鼓吹的理論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戰后30年中。上世紀30年代以前，盛行自由市場經濟時,做到了比有更多的國家干預時的上世紀6、70年代更好的“高教公平”嗎？但鄭博士既不能用工人收入和學習相關費用的收支關系來回答這個問題,也不能用歷史事實來回答這個問題。不能有令人信服的論據支持,我們的這些博士就大談特談其論點,其浮躁和治學不嚴謹可見一斑。

    鄭博士關于“英美高教改革”的講述中，無一處講道英美高學費對普通民眾的壓力，無一處講到對哪些階層有利。鄭博士脫離這些實質性問題洋洋灑灑講了半版，全是些脫離問題實質的表面現象論述。我們講中國高教不公，實質是它損害較貧窮民眾的利益。你說英美高教公平，你總要拿些數據、事例來講它符合較貧窮民眾的利益吧，沒有。全是環顧左右而言其他。鄭說英國高教收費改革立足于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但鄭文沒有給出一點丁兒能支持其論點的論據。鄭博士講在英美贊成改革的聲音遠高于反對的聲音。但這能作為人民支持的論據嗎？稍有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富人的聲音遠大于窮人的聲音，經濟上弱勢的人在話語權上也處于弱勢地位。

    鄭博士文中也講道，美國“幾年來，大學學費的上漲速度一直高于通貨膨脹，幾乎是通貨膨脹率的三倍”。這就是將教育當成產業來經營，當成賺錢的行當來經營的結果。鄭博士說要借鑒英美作法來實現高教公平，難道我國高校學費也要每年約漲12%（我國2004年物價上漲約4%,三倍則約為12％），就實現了“高教公平”？為什么學費這樣高漲能實現“高教公平”,鄭博士既不能給予理由的解釋,也未能給予事實數據的證明。但我們知道，如果學費這樣高漲，在中國將上演一出龜兔跑，貧窮民眾的收入增長邁著烏龜的步伐（在廣東的幾千萬農民工，兩、三年前的十多年中，工資只漲了百分之幾。其他職工收入平均年增長率也僅百分之幾），去追趕兔子般疾奔的三倍于物價上漲的高校學費。這場兔龜賽跑的結果，將使越來越多的較貧窮民眾的子女被擋在大學門外，也使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因為交了高額學費而淪入貧困生境地。這就鄭博士所說的“高教公平”？同樣,為啥鄭博士說按美國那樣學費高漲會實現“高教公平”,學費不再漲反而不能實現“高教公平”。對此,鄭博士也不能給予解釋。

    其實，我國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高校高學費，正是從英美放任大學學費高漲學來的。英美在人民福利領域也要引入市場經濟因素，將教育事業變為教育產業、變為贏利產業的理論，也是我國教育產業化的理論基礎。按照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可能的情況下，漲價有利于獲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市場經濟主體都有漲價的內在沖動。當把市場機制引入教育領域后，學校就以不斷高漲的學費來獲得更大的利益。當把市場機制引入醫療服務事業時，醫院就會以各種方法多收取費用以獲得更大利益。這就是美國大學學費和醫療費用不斷高漲的原因；也是我國這10余年治療費用以年均約13%速度增長，從而使很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而我國政府近幾年不準高校學費繼續上漲的行政干預,意味著政府將在教育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這雖未能消除高教不公，但對于遏制高教不公的繼續惡性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分明能緩和高教不公的措施，鄭博士要求將它拋棄；分明是造成高教不公的原因，鄭博士卻要把當作為治療高教不公的妙方開給我們，雖然他不能在幾千字文章中拿出一丁點兒證據或者事實來給這妙方以證明。從學術上來講，一個論點，必須要有足夠的、客觀的論據來支撐、來證明。但是鄭博士未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要實現教育公平,在教育事業上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而不應把它交給市場，不應把它作為產業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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