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會餿主意：建議美歐聯手對付中國 
 
 
 

日本《產經新聞》2月8日撰文說，美國國會任命的特別委員會最近發表了一個新提案稱，對于經濟和軍事增長勢頭強勁的中國，美國和歐洲要聯合采取對策。提案說，在安全方面，美歐都對中國的對臺軍事路線非常擔心，希望中國同臺灣對話。這篇題為《美國會特委會建議美歐共同對付中國》的文章，摘要如下：

美國國會的常設機構“美中經濟安全調查委員會”去年下半年多次就中國問題同歐盟各國協商，并于最近作為政策建議發表了其結果。提案是以報告的形式發表的，題目是《美歐對華見解》。報告強調，中國在經濟、軍事和政治等各方面對全球的影響越來越大，在這種現狀下，美歐聯合對中國采取對策是不可缺少的。

報告說，“美中經濟安全調查委員會”的代表與歐盟各國政府及議會進行協商后，就取得的一致意見向美國及歐洲各國政府提出了要求。在安全方面：美歐將共同要求中國改變對臺偏重軍事的路線；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禁運，要考慮美國的擔心和反對意見；關于一些歐盟國家所表明的同中國的“戰略伙伴關系”，美國方面確認這個用詞不具有純軍事意義等。

報告說，美歐對中國經濟均持批判態度，即認為中國政府介入民間經濟活動，對外國企業的流通、出口、價格設定等進行了許多不公平的限制，沒有充分提供發展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報告強調，歐美一致認為，當前的最大障礙是中國方面偽造、仿造歐美制品，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泛濫。

報告認為，美歐應該要求中國：加強取締偽造商品等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人民幣升值；推進改革開放，以提供發展市場經濟所必要的條件。

新華網－參編 2005年0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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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頭直指貿易壁壘外匯政策 美歐聯手考驗中國
　　　　　　　　
2006年04月05日 13:27

美國政府的頭等大事

 人民幣升值、能源、貿易摩擦，所有這些發生在今年全球范圍內的關鍵詞，無不和中國有關。

 3月30日，美國和歐盟首次聯合向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提出投訴，指責中國對進口汽車零部件維持非法貿易壁壘，這種矛盾達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有外電認為，投訴時機選擇挑釁性地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僅數周前，簡直是無視外交禮節。

 但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不這樣認為，他以強硬的姿態出現在公眾面前，“政治方面的考慮，不應左右采取這些行動的時機，”他表示。

 3月30日的舉動是一個最新信號：美國政府打算更為積極地利用世貿組織及其它貿易工具，打開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的市場。同時，中國和歐美之間為期60天的磋商期從這一天就開始了。

 3月31日，中國對歐美的聯合行動表示了“遺憾”，聲明就發在商務部的官方網站上，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崇泉說，中國政府正在認真研究歐盟和美國的磋商請求。

 而在此時，美國商務部部長卡洛斯.古鐵雷斯正在中國訪問。他到達中國的第一站是重慶，3月30日，他卻在北京發出了警告：美國國內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情緒正在升溫，中國在市場開放方面必須做出進一步的改善。

 也就在當天晚些時候，布什政府警告中國必須在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方面取得更大的成果。并敦促中國進行貿易改革，以解決美國貿易逆差大幅擴大的問題。

 “敦促中國建立更具靈活性的匯率機制仍然是本屆政府的頭等大事。”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蒂姆希.亞當斯表示。

 美國缺少讓步意愿

 在美國一浪高過一浪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和貿易保護主義情緒面前，中國政府表示，在開放市場方面遵守了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承諾。中國還一再表示，美國公眾的過度消費和全球貿易格局的轉變等因素是造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而人民幣匯率并不應成為“替罪羔羊”。

 中國商務部部長薄熙來3月29日在與古鐵雷斯會晤時也表示，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每年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千億美元的好處。

 這些觀點得到了大量經濟界人士的贊同。

 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羅奇，參加了人大會開完之后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這是中方高級官員與一些外方專家之間規模較小的一次聚會，也是中國的辯論從內部走向外部的一個重要會議。

 羅奇有幸地問了溫家寶總理關于美中貿易關系不斷上升和令人不安的風險這一問題。溫家寶表示，中國將會努力進一步增加中國從美國的進口產品，并且解決知識產權方面的關鍵問題，并再次強調了外匯政策在解決美國儲蓄不足和相關貿易不平衡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最后，溫總理以很重的語氣對羅奇說：“您可以把這個信息帶給美國人民：在美國所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上，把中國當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

 羅奇很快把這個信息帶給在北京的三位美國政治家——參議員舒默、格雷厄姆和科本，其中前兩位是議案的共同發起人，但令他失望的是——雖然中國領導層處于國家發展道路的關鍵轉折點，開誠布公地闡述自己的希望和擔憂，但而華盛頓的這一大群人卻是抱著自己所關注的問題對中國進行了一次閃電式訪問，缺少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做出讓步的意愿。

 歐美和中俄爆發新冷戰？

 到了現在，全球化這個矛盾展現得再清楚不過了：我們的經濟可能是全球性的，但我們的政治絕對是本土的。如果我們不破解這個矛盾命題，全球化倡導者雙贏的夢想恐怕就無法實現。

 英國《金融時報》亞洲首席記者馬凱在一篇《美國將與中俄爆發新冷戰？》的文章中寫到，自15年前蘇聯解體以來，“冷戰”這個詞與代表對立雙方的“自由世界”和“東方集團”等詞匯一起，已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歷史話題中。然而，這些曾經代表著界限分明的兩大陣營之間強烈意識形態沖突的詞匯，如今又令人不安地重現江湖，通常被用在與中國有關的場合。

 而馬凱的判斷是基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間最近表現出的睦鄰友好關系，因此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很快將會對新的“威權軸心”發動一場冷戰。

 不錯，中俄這兩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領土總和占據歐亞大陸可觀面積的國家，目前的關系正處于20世紀50年代以來最好的時期。俄羅斯總統普京剛剛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進行了12個月內的第五次會晤。普京作出100億美元的承諾，將從俄羅斯建設兩條管線，向中國供應其急需的天然氣（編者注：由于中國屬于美元殖民國家，俄羅斯拒絕了向中國輸出油氣資源的請求）。

 不只是這些。兩國近年加強了貿易往來，進行了聯合軍事演習，解決了4300公里邊境線上的領土爭端，并在遏制美國超級大國影響力方面找到了共同利益。

 這些無不與3月份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形成直接對立。

 但很多權威人士并不認為美中競爭是冷戰。全球化帶來的各經濟體的聯系，不僅發生在中國、俄羅斯、美國、歐盟，還有更多的范圍，這將降低超級大國之間再次出現對立的可能性。亞洲學者貝一明指出，這類似于美國與其盟友英國從1910年至1970年在市場、科技和文化權威方面進行的全球爭奪。

 但美國前任財政部長和國務卿貝克不這樣認為，他上周在香港警告稱，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各國互相依賴的“黃金時代”所表明的，僅靠經濟聯系并不能保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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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歐洲困惑到美歐融合
2007-11-12

困惑的歐洲

　　歐洲2005年在美國影響下從華沙到巴黎整體右轉，而在2006年，單就瑞典和荷蘭中右政黨上臺或繼續執政看，這種趨勢似乎仍得以繼續。但仔細分析，近兩年歐洲最明顯的特征卻是政治僵局，讓人感覺最深的是歐洲人在困惑、彷徨！

　　9月17日，瑞典以溫和聯合黨為主的中右聯盟以51%的得票率險勝以社民黨為主的中左聯盟，闊別12年后奪回執政權。社民黨在瑞典迄今已累計執政73年，這一老牌政黨的下野可謂是北歐社會民主派風光不再的象征。不過，選舉的激烈程度為近30年來瑞典政壇罕見，執政權是從左轉到了右，但國會中左和右仍是勢均力敵。

　　11月22日，荷蘭執政的右翼政黨基民盟擊敗主要對手工黨贏得下院選舉，但贏得的席次卻比上次大選減少3席。選舉中最為搶眼的是社會黨，從9席增至26席，成為議會第三大黨。這說明一向右翼當政的荷蘭也有了“左”的位移。

　　同樣界線模糊的還有今年4月的意大利大選。普羅迪領導的中左聯盟在沉寂7年后東山再起，贏得了參眾兩院，但在眾院得票率僅比中右聯盟多0.1%，在參院也僅以1席優勢反超中右聯盟。兩大派別競爭如此激烈、咬得如此接近的情況，是意大利自1946年確立議會共和制至今60年來的首次！似乎是政壇從右轉向了左，但左右的差距如此微弱，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競選中右翼承諾增加國家退休金，同時左翼也提出削減雇主支付工人保障金的金額。左右兩派都嘗試披著對方的外衣，讓選民一頭霧水。

　　而奧地利10月大選的結果也很參差，中間偏左的社民黨“出人意料”地以1.01%的優勢擊敗執政的人民黨取得組閣權。但主張打擊移民的極右派自由黨及去年剛從自由黨分裂出來的“奧地利未來聯盟”分獲21席和7席，加上人民黨66席，實際上右翼超過了奧地利國會議席的半數。中左取得組閣權，國會卻是右翼的天下。

　　這種并不少見的少數派勝選格局今年在奧地利鄰國捷克身上也上演了一回：右翼在野的公民民主黨雖以全部200席中的81席贏得了6月大選的勝利，但左翼執政的社民黨和在野的捷摩共分獲74席和26席，加起來正好100席，占眾議院的半數，完全可以杯葛公民民主黨的任何組閣提案，導致后者折騰了5個多月還沒上臺。

　　德國去年的大選也曾經歷這樣的選后僵局。當時德國選民“用腳投票”，堅定不移地“拋棄”了中間偏左的施羅德，但保守右翼的默克爾僅以0.9%的錙銖差距獲勝，同樣失去了獨掌大局的機會。德國政壇隨即出現了歷史上罕見的政府“選”而未決、新總理拖而難出的局面。正如《柏林人報》社論所說的那樣：“選民發言了，但他們表達的意見卻有點令人費解。”筆者要問的是，現在歐洲人紛紛說話了，世界你懂了嗎？

　　歐洲的恐懼（編者注：人為的新聞恐怖，法國的《解放報》已經被Rothschild 家族收編）

　　“歐洲的困惑”源自在近年切身體會到了種種的恐懼。而針對這種種恐懼，左右兩派意見紛呈，已經模糊了既往的黨派界線，讓選民無所適從。

　　歐洲人恐懼的對象，首先是恐怖主義威脅。與前兩年馬德里、倫敦爆炸案不同，今年8月被英國警方破獲的一起驚天炸機陰謀中，恐怖分子沒有得手反被一網打盡。這增強了人們對抗恐怖襲擊的信心，也讓人們驚訝于恐怖分子欲壑難填。所以，如果說前些年歐洲被恐懼折磨而風聲鶴唳的話，今年這種恐懼則多了憤怒的味道。

　　因為憤怒，對方的宗教習俗就成了出氣筒。今年11月，荷蘭政府以保安為由，全面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眾地方穿戴“布卡”等遮蓋身體和臉容的衣飾，并稱會盡快起草法案，成為首個全面禁止伊斯蘭面紗的歐洲國家。要知道，兩年前當法國出臺《面紗頭巾法》對穆斯林在公立學校內的個人著裝進行干涉時，還是飽受輿論非議的，現在，這樣的跟風行為愈發普遍。目前德國部分州也不允許公立學校的教師戴頭巾；意大利則援引反恐法律，禁止穿戴掩蓋臉容的服飾。就連一貫主張個人自由的英國也大幅度倒退：10月份，針對英國一所學校早些時候解雇了拒絕在教室里摘下穆斯林面紗的教學助理艾沙·阿茲米，英國下院領袖斯特勞說，穆斯林婦女最好不要戴遮蓋住整個頭部的面紗。

　　著裝上的同化是一方面，意識形態上的打壓是另一方面。今年初，歐洲國家的一些媒體以支持言論自由為名轉載了去年9月丹麥《日爾蘭郵報》刊登的12幅以穆罕默德為主題的諷刺漫畫，在伊斯蘭世界引起軒然大波甚至暴力抗議。有分析認為在歐洲媒體詭異行為的背后，“是歐洲右傾情緒的反應”。在面巾問題上理直氣壯的政客及漫畫事件上毫不妥協的歐洲媒體，必定是因為他們“受到大眾的支持超過壓力，才能如此強硬”。這股情緒在短期內必將反映到選票上去，“右派得勢，左派噤聲”已成定局。

　　其實，歐洲的恐懼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近代以來，歐洲引領風騷500年，歐洲至上或歐洲中心主義的情懷恐怕在所難免，而目前歐洲正面臨新一輪原殖民地國家進入原宗主國的“逆向殖民”的移民潮，由于歐洲之前沒有解決好第一代移民的融入問題，使問題延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加重了歐洲的社會福利和文化認同危機。有學者指出，移民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就意味著西方文明從中心地帶塌陷。今年6月，英國國防部的一名高級官員更是聳人聽聞地說：“未來30年，英國將重蹈古羅馬帝國被哥特人摧毀的噩運。”帶著這樣的危機感，歐洲國家紛紛收緊移民政策。如在今年5月，法國國會通過了一項變“被動接受移民”為“主動選擇移民”的法案，對高學歷、高技術移民進行有選擇的接納。而英國將于2007年實施的新移民法，則對技術移民引入了“計分制”管理。

　　在全球化的經濟浪潮及其它崛起性大國的沖擊下，調整現有的勞動和社會福利制度對歐洲來說不可避免，但對于被第三世界廉價原材料帶來的豐厚利潤“養壞”了的歐洲民眾來說，這卻是他們最大的夢魘。今年3月以來，法國總理德維爾潘試圖從“勞動保護”這個細枝末節開刀，推出了給企業用人適當自由度的《首次雇傭合同法》，規定雇主與缺乏正規文憑的年輕人可簽訂為期兩年的試用合同，以此鼓勵大膽雇傭年輕人，緩解青年高失業率。沒想到的是，全法卻爆發了聲勢浩大的百萬學生大示威。有社會學家評論說，當“安逸”成為法國社會主流思想時，“任何讓民眾有不安全感的事物”都將被當成“敵人”而遭到打擊，盡管該事物從本質上講對民眾有利。法國如此，歐洲何嘗不是？

　　美歐融合

　　正當歐洲陷入困惑、彷徨和恐懼、憤怒的時候，歐洲多年的朋友——美國也陷入了伊拉克戰爭泥潭，以及由此引發的恐怖主義蔓延對美國構成了世紀挑戰。美國實力削弱，美國的行動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束縛，美國單邊主義的鋒芒因此而減退。這樣，原來由于美國單邊主義造成的美歐分歧得以緩和。這樣就為美歐合作，甚至美歐融合創造了難得的時機。可以說，美歐接近是歐洲持續向右轉的一大證據，如今即便是以微弱優勢上臺的左派或原來的“抗美派”也鮮再發出反美的聲音。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美歐今年邁入了一個全方位的“深度融合”時期。

　　政治上，繼去年9月美國新保守派制定以北美自由貿易區和西歐自由貿易區的融合等為目標的新歐洲戰略之后，今年初美國副國務卿尼古拉斯·伯恩斯有關美國2006年“外交藍圖” 講話中，再次將促進美歐之間的跨大西洋合作定為“重中之重”。而歐洲德法兩國的治國理念在這期間也與英美日益接近。剛剛上任一年多的默克爾給德國開出的藥方是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道路——放松管制，減輕企業稅賦；而法國德維爾潘政府今年出臺的“首次雇用合同”法案也是一種漸進實現自由化改革的嘗試。如此說來，西方二戰后流行的以德法為代表的“萊茵資本主義”有被以英美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取代的可能。美歐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之爭漸漸平息，這就為美歐進一步深度融合創造了先決條件。

　　外交上，美歐步調趨于一致。如在對今年1月上臺的哈馬斯政府采取切斷援助的“釜底抽薪”方式加以制裁，對3月19日大選中連任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追加制裁，對蘇丹政府在達爾富爾地區的“種族滅絕”政策予以譴責和制裁等方面，歐盟與美亦步亦趨。而在阻止伊朗成為核國家這一目標上，歐盟與美高度一致。從今年6月初歐盟負責安全與外交事務的高級代表索拉納向伊方遞交的六國新方案，到7月31日安理會通過的要求伊朗在一個月內中止和鈾濃縮相關的一切活動的第1696號決議，美歐步調基本一致。

　　軍事上，美歐協調加速。今年2月第42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德國總理默克爾強調北約是跨大西洋關系的“基石”，應成為歐美討論國際沖突的“第一場所”。默克爾同時還支持北約加強與日本、韓國、新西蘭、澳大利亞等非北約伙伴的關系。默克爾的表態凸顯德美立場趨于接近，德國將堅定支持北約的轉型，這給正處于轉型期的北約帶來了積極信號。對此“利好”消息，夏侯雅伯難掩心頭之喜，自稱是位“幸運的北約秘書長”。

　　更重要的是，11月底的北約里加峰會上，北約成員國領導人批準了6月北約國防部長會議通過的《全面政治指導》戰略文件，將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處理地區危機和沖突等，作為北約今后10年至15年的工作重點。盡管法國總統希拉克發出警告，不要把北約變成另一個聯合國，反對做任何“沒有用的復制”，反對美國在北約峰會上推動北約實施“全球伙伴關系”計劃。這也不能表明美法分歧嚴重，只不過是美歐在“深度融合”中的摩擦、碰撞罷了。美版“全球伙伴關系”計劃雖被封殺，但日韓新澳等國與北約的合作關系在深化，北約向這些國家開放適用和平伙伴關系國的部分合作內容，為其參加北約的軍事演習、聯合培訓等提供了可能性，也為美國利用北約圍堵中俄，真正走向全球打下了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北約7月底正式從美國領導的聯軍手中接管阿富汗南部的安全事務指揮權，并于11月開始向東部擴展，從而全面負責阿富汗安全事務，走上抗擊塔利班最前線。與此同時，在伊拉克，有意大利等一批歐洲國家撤軍，而華盛頓對此也表示諒解。

　　對外經貿方面，美歐之間也加強了協調。今年3月30日，美歐共同向WTO起訴中國的汽車零部件進口關稅存在非法壁壘，這是中國入世5年來美歐首次聯手施壓，意義不容小覷。而在6月1日，美國紐約證交所與法國泛歐證交所達成合并協議，這一涉及102億美元金額的并購案一旦獲得兩家公司股東大會以及美國和歐洲監管機構的批準，將誕生全球首個跨大西洋的證券交易平臺。這將是美歐經濟融合的標志性事件。

　　總而言之，美歐在經過伊拉克問題上的爭吵或短暫“分裂”之后，隨著歐洲困惑與恐懼的加劇，美國困境的不能自拔，以及美歐對恐怖主義和毀滅性武器擴散等共同威脅的界定明晰化，正在恢復大西洋同盟的勃勃生機，并在今年明顯表現出全方位的“深度融合”趨勢。這種新的親密關系同樣建立在歐美相通的西方文明淵源和對現存國際秩序共同維護和依賴的基礎上，但其性質已不同于二戰末建立在布雷頓森林—關貿總協定體系上的“淺度融合”模式，也早已擺脫了蘇聯解體后的一段時期內因共同威脅減弱而導致的認同危機，而向著日漸多維、富有張力的方向發展，以為即將到來的美歐“蜜月期”做鋪墊。

　　(原文為《南風窗》2006年年終回顧稿　地球村回眸之四)

美國要跨打伊朗"紅線" 歐美聯手掐緊金融咽喉

美國媒體2007年11月24日報道，布什政府在過去的一個月里針對伊朗的核項目口誅筆伐不斷，先是布什在10月中公開警告，伊朗擁有核武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副總統切尼更是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美國）不會允許伊朗擁有核武。”

伊朗總統內賈德也不甘示弱，在11月7日向世界宣稱，位于境內納坦茲（Natanz）的3,000個加工濃縮鈾的離心機已經開始運作，標志著伊朗正式跨入有能力制造核彈的時代。11月15日，國際原子能機構針對伊朗核項目的調查報告出臺，結果好壞參半：伊朗政府雖然提供了過去核項目的信息，但拒絕透露今日的核項目運作情況，并公開違反聯合國的決議，繼續進行其濃縮鈾的工作。

“文攻”之余，也不忘“武嚇”，美國計劃空襲伊朗核設施的傳言自今年開春以來一直沒有間斷過，時不時搶占美國媒體的頭條。內賈德面對外界質疑的聲明，不但公開和美國叫板，稱美國是個“衰弱國家”，不會攻打伊朗，更揚言伊朗若是真地遭遇美國襲擊，絕對不會善罷甘休。

盡管華盛頓和德黑蘭的“唇槍舌戰”顯然已經開打，華盛頓對于軍事選項還是多所保留。臺面上的吆喝雖然越來越響，臺下卻積極運籌帷幄，急欲通過強硬的外交手段來壓伊朗棄核。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出臺后，美國政府拉攏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以及德國，希望能再度對伊朗實行新一波的禁運措施，通過非軍事的手段拔除伊朗這個肉中刺。

“美國現在正全力以赴，試圖通過外交方式解決伊朗的核問題。”美國海軍分析中心研究員阿巴斯·沙米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道，“就我所知，美國沒有對伊朗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計劃。”

美國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高級研究員帕特里克·克羅森博士也強調歐美在外交場上聯手應付伊朗核問題的重要性。

“美國應該完全讓歐洲國家來領導同伊朗的核談判。考慮到美伊之間的歷史糾葛，就算我們釋出善意，丟出一些‘胡蘿卜’，也會被伊朗看作是‘毒蘿卜’而非‘甜蘿卜’”。克羅森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我們（美國）只是坐在乘客座上，就算會對（領導談判的歐洲）司機指指點點，并不表示就是我們在開車。”

歐美聯手掐緊伊朗金融咽喉

布什政府今年初通過放松對澳門匯業銀行的金融鉗制，讓朝鮮松了一口氣，從此朝核僵局出現突破性轉機。華盛頓從中總結經驗，認為金融制裁可以成為十分有用的談判工具，并決定轉施于伊朗身上。10月26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和財政部長鮑爾森聯手宣布美國30年來對伊朗采取的最為嚴厲的制裁措施，對由伊朗革命衛隊（Iran"s Revolutionary Guard）操控和擁有的個人、銀行和企業實施經濟制裁。由于這25個個人和企業同伊朗的經濟和對外貿易命脈緊密相連，歐美試圖通過掐緊伊朗金融咽喉來逼其就范的企圖明顯。

目前，美國政府正積極勸說聯合國安理會的其他常任理事國－－英、法、中、俄－－以及德國仿效美國的做法，與同伊朗革命衛隊相關的個人和企業斷絕來往，并推動安理會對伊朗進行第三波制裁措施。布什登高一呼，已經引來英法的呼應。德、中、俄則對單邊的國家制裁行動保持戒心。

德國一直是伊朗在歐洲最大的貿易伙伴，同伊朗最大的三家銀行停止往來，無疑將嚴重傷害兩國的經貿關系，這也成為德國政府遲遲不愿隨美國旨意動手的重要原因。不過，美國財政部立法禁止在伊朗每年投資超過2千萬美元的外國公司在美國做生意，在此壓力下，已經有不少歐洲公司對伊朗止步：德意志銀行在今年7月成為最后一個放棄伊朗市場的德國銀行，英國的匯豐銀行（HSBC）也不再接受新的伊朗客戶。從2006年起，德國、意大利和法國對伊朗的貿易額就呈現下滑，今年持續走下坡路。英國首相布朗甚至表示可能限制對伊朗天然氣和石油開發計劃的投資，這一步無疑將對伊朗的經濟帶來重創。

克羅森認為，美國讓歐洲國家出面，對伊朗的經貿和金融施加“斷根”壓力，無疑是想讓伊朗政府感覺到發展核項目的經濟成本實在太高，而不得不選擇放棄。此外，對伊朗實施禁運，尤其是禁止對伊朗輸出敏感的軍民兩用技術，可能會延緩其核項目的進展，這一點也獲得華盛頓保守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伊朗問題專家邁克爾·魯賓的同意。

“若是西方國家禁止企業投資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氣開發項目，甚至停止對伊朗輸出石油，可能都不會讓伊朗改變發展核項目的決心。就算各國實施更為嚴厲的經濟制裁，伊朗遭遇的困境都不會如她在1980年代打了8年的兩伊戰爭時所遇的來得嚴重。”魯賓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道，“話說回來，經濟制裁能禁止對伊朗提供與核子開發相關的貿易和援助，減緩其核項目的發展，也給了外交談判更多的運作時間。”

伊朗雖然是世界主要原油生產國，但受到國內煉油廠不足的限制，每年還得進口高達50億美元的石油。

軍事打擊，難為俄羅斯？

當歐美同伊朗在外交場頻頻過招之時， 有關“先發制人”地軍事打擊伊朗核設施的討論從未停過。在華盛頓，新保守主義人士力陳過去數年來對伊朗的外交攻勢沒有奏效，只是讓伊朗爭取到了更多的時間，使其核項目發展到今日。魯賓在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同事、美國駐聯合國前大使約翰·博爾頓就說，華盛頓決定是否采用武力的時間點，已經接近了。

魯賓雖然沒有直接證實博爾頓的預測，但也直言華盛頓的確劃了這么一條紅線－－伊朗境內布什爾核設施的進展程度。

“（美國的）紅線就在于（燃料供應國）俄羅斯是否開始對布什爾的反應堆注入燃料。一旦反應堆有了核燃料，任何使用武力停止反應爐運作的做法，都會伴隨著極高的環境災害風險，”魯賓指出。

以色列曾在1981年對伊拉克的奧西拉克（Osirak）反應堆實行空中打擊，那一行動就是在法國開始對該反應堆提供燃料前夕進行的。華盛頓的許多軍事觀察家相信，美國最后若真的動武，可能也會借以色列之手。雪上加霜的是，俄羅斯于11月16日宣布其核燃料制造商TVEL將于近日對布什爾輸出首批核燃料，并讓國際原子能機構于11月26至29日對其進行檢驗，這暗示著，魯賓的分析若是正確，華盛頓的確會如博爾頓所料，很快對是否軍事攻擊伊朗做出決策。

克羅森則坦言，盡管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伊朗的調查報告已經出臺，但是外界對伊朗核項目的了解還是很少，霧里看花的結果是，沒有人能真地算準伊朗還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制造出核彈。由于形勢不明朗，華盛頓明知使用武力的后果非同小可，還是不愿意將軍事打擊這個選項拿下臺面。但他深信，軍事選項不到了“非常境地”是不會被考慮的。

“美國目前最希望看到的還是通過歐洲國家領導的外交談判，最后由聯合國安理會共同達成決議，對伊朗實行制裁。”克羅森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但萬一聯合國這條路行不通，美國也有后著：以單邊經濟制裁、武器禁運和軍力的恫嚇，來說服德黑蘭放棄核計劃。”

即便有了英國和法國當靠山，甚至德國最終回心轉意倒向華盛頓，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還是得面對為難的中國和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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