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內外政策是對立還是一致?

葉勁松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其國內政策與國外政策,本質上是對立的還是一致的？我國不少學者似乎認為,它們間存在對立性矛盾,是分別處于矛盾的兩極。具體講,美國國內民主而對外霸道,對內好而對外壞。這種說法,最近十余年常可見到。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使館后，就有學者，害怕我國民眾因氣憤而“不能正確認識”美國，撰文談美國在國外的壞,不能抹掉它國內的好、國內的民主。甚至一些專門研究美國的學者也這樣談。這兒僅舉兩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付主任達巍就寫道，“研究美國的學者常對美國懷有‘愛恨交織’的復雜情結。美國國內成熟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多元社會讓人心生艷羨；其時常霸道粗魯的外交政策又讓人難以接受。‘對內立民主,對外行霸道’構成一對張力極大的矛盾。”（《美國為什么不糾錯》《世界知識》2005年第3期）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的副研究員袁征也寫道，“與在國內推行民主相反,美國在對外政策領域推行霸權政策……美國利益全球化是其積極干預國際事務的深層次因素。”（《美國人打仗的原動力》《世界知識》2003年第8期）

達巍、袁征一致認為,美國對內、對外政策是相反的,國內好,國外壞。但二位學者對美國壞的對外政策產生原因有不同看法。達巍認為,當有“精英”來“糾錯”時,美國的外交航船就會駛回“正確”的航道；反之,美國外交會在錯誤航道上繼續行駛。達巍講述了從建國初“華盛頓力挽狂瀾”糾錯,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大學校園”里精英“反對越南戰爭”的糾錯（似乎美國建國頭兩百年,外交總體是好的）。而最近30年,精英要糾錯,但“無法阻擋”“普通、保守民眾”反糾錯,使精英糾錯達不到糾錯效果,所以美國外交就一直壞。而袁征不認為是否糾錯是決定美國外交好壞的原因,他認為“美國利益全球化”是美國推行“霸權政策”的“深層次因素”。可解讀為,全球各處的利益,驅使美國在各處威脅或侵略。在關于美國對外壞的原因方面,袁征更接近正確,因為他提到“利益”（當然,他的缺陷是,“美國利益”到底是美國哪個階級的利益）。而利益的確是某人、某企業、某團體乃至國家實施或不實施某行動的原因。而達巍不將對外行為原因歸于利益而歸于少數精英的糾錯,本身就是唯心主義的；而將不能糾錯歸于“普通、保守民眾”的錯,更使他對美國外交壞的原因解讀錯上加錯。難道普通民眾能在美國成為決定外交政策走向的決定性力量？

另外,達巍和袁征關于美國因為國內民主,所以美國這個國家對內好,只是對外壞的認識是錯誤的。原始社會沒有國家。當出現私有財產,出現階級和階級沖突之后才有國家。國家機構（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不過是統治階級保護自己特權，鎮壓其他階級的工具的組織。經濟上的統治階級只有依靠國家,才能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才能保住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因此,國家（包括美國）不過是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政治組織,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政治上層建筑,它的性質被該國的經濟基礎（即生產關系總和）所決定,它首要任務是為經濟上的統治階級服務。美國這個國家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經濟上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它作為政治上層建筑的性質,被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人剝削人的關系所決定,必須保護產生這種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的生產資料私有制（這種所有制是資產階級根本利益所在）。它作為美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必須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為此,美國國家機關高級領導和美國政策,不是民主決定,而是由壟斷資產階級決定。所以,達巍、袁征抽象談論似乎超階級的國家、民主、法律,并得出美國國內政策好的結論,既與事實不符,也將抹殺國家、民主、法律的真正社會本性,它的物質的、經濟的根源,它的階級本質。

曾執教美國多所大學,講授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美國資產階級學者勞倫斯.肖普寫道,美國“全國性權力結構的心臟,仍然是那個以紐約為中心的……‘東部權勢集團’。這一由華爾街商業和投資銀行、有聲望的律師事務所和主要工業公司結成的聯鎖網,仍然矗立在美國資本主義金字塔的頂端。”他們控制哈佛、耶魯等知名大學,他們成立對外關系委員會、經濟發展委員會、三邊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等“制定政策”的組識。“這些制定政策的組織,其正常作用不僅是預先制定出美國內外政策,而且還挑選和培訓到時進入政府去執行這些政策的人士。他們通過他們控制的輿論工具,宣傳并促進他們所支持的政客的事業,在國內創造有利于執行其政策的輿論氣氛。”（肖普《卡特總統與美國政壇內幕》時事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頁）

當年卡特受東部權勢集團支持競選總統,但公開場合他要與壟斷資本拉開點距離,說一點與美國老百姓感受差不多的,與現實較符合的話。他在競選演說中指出,在美國,“存在著一個政治的和經濟的貴族。決定由他們作出,但是他們從來不對錯誤承擔責任,從來沒有從那些不公正現象中受到過損害。在他們手里受過難的人,實在太多了。”“金錢和政治結成邪惡的、持久的聯盟,而普通老百姓卻被置于彼此疏遠的境地。這種事太多了。”（轉引自張海濤《吉米.卡特在白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頁）卡特承認了美國不是民主政治,而是持久的金錢政治,因此,擁有大量金錢的資產階級作決定,并使老百姓受難。達巍、袁征著迷于競選、三權分立等表象,未能看出由資產階級對重大事項作決定的金錢政治下,老百姓受難。如他們能象肖普那樣撇開表象,探索出表象下壟斷資本事先制定內外政策,確定出執行這些政策的國家機關領導（例如,2004年,他們讓小布什、克里等人競選,小布什連任,是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賴斯等擁有大量大公司股份的資本家上臺。小布什如連任失敗,則是億萬富翁克里上臺,還是資產階級執政。英國學者帕克說,這是統治階級裝出兩副面孔讓民眾選。）等“政壇內幕”（即美國“民主政策”的實質）,可能就不會得出美國國內政治民主，國內好的結論。實際上,這種政治只是對資產階級來說,挺好。

由于金錢的力量、經濟的力量必然要轉化為政治力量,經濟上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也是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國家機關必須為政治上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服務。資本主義金錢政治的實質就是如此。民主政治不過是掩蓋罪惡金錢政治的假像。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等高校教過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美國學者希爾,在其所著的名為《尼克松以后的美國──跨國公司時代》一書的前言中寫道：“本書的基本論點是：公眾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幾百家超級跨國公司正在替我們作出關于我們前途的根本決定,而它們本身則不受控制。……政府制訂規章人員、外交官、國內收入署官員，與其說是作為管理公眾事務的人員,還不如說是作為各大公司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在本書其余部分送交排字工人之后,一項哈里斯民意測驗發表了……根據這一民意測驗,4個美國人當中有3個人認為,制定稅法的目的在于幫助富人而不是幫助普通人；78%的人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從政府那里得到的好處多于人民所得到的；79％的人（幾乎是每5個美國人中有4個）現在認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測驗的類似結果,這些數字就意味著,關于公司美國是個越來越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這一戰后的美夢是一去不復返了。”（見該書第1、2、3頁,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雖然達巍說“美國國內成熟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多元社會讓人心生艷羨”,但實際上,“民主政治”不過是掩飾占人數極少數的壟斷資本決定一切的遮羞布；“市場經濟”不過是為自由剝削勞動者,富人越富和窮人越窮辯護的辯護詞；對“多元社會”,臺灣資深評論員南方朔寫道,美國“以‘利益團體多元主義’的形式而掩護‘商人主宰一切’的實質”（《巨富統治美國》《編譯參考》1995年第6期）。所以,從民意測驗來看,美國普通民眾根本沒有讓外人“心生艷羨”的幸福感。美國學者也認為“關于公司美國是個越來越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這一戰后的美夢是一去不復返了。”希爾認為美國“公眾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幾百家超級跨國公司”對國家政策作決定。南方朔認為“巨富統治美國”。而達巍硬說是“普通、保守民眾”的態度決定了美國對外政策的走向。

2001年4月27日的英國《衛報》刊登了該報記者撰寫的題為《總統回報所有企業家》的文章,揭露了小布什任總統后的最初幾個月是如何為資產階級效勞的。該文章第一個小標題是：《白宮里：企業是唯一的聲音》；第二個小標題是：《企業界：完全控制了政府》。僅從兩個小標題,就知道資產階級控制著美國政府,從而決定美國政策、法規；而從文章標題就知道,美國政府必須為資產階級服務、效勞。這是民主政治的政府？這是能讓普通民眾決定政策走向的政府？

由于我國一些研究西方,研究美國的學者,并沒有掌握科學的方法論,認識多停留于表象,不能象肖普、希爾、南方朔和英國《衛報》記者這些資產階階級學者那樣揭示出一些實質，因此才會得出美國政府對內政策好,對外政策壞這樣一種不能自園其說的結論。

我國的一些學者看到美國很多表象（其中不少是假象）,他們被這些表象所迷惑,所陶醉,并陷入對美國的迷信。這種迷信常常使他們無視事實。當某事發生,大家公認這事暴露了美國的“壞”或錯時,對美國迷信使他們力圖從此事發掘出美國正確或合理的因素。

例如,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使上千美國人死亡。之后,大家都譴責美國漠視窮人,對災民救助不力。其中一種指責是,美國政府忙于侵略伊拉克,不能派較多軍人參與救災。美國“許多評論指出：2004年古巴遭受了一次和‘卡特里娜’同樣級別的颶風,然而,古巴政府事先安全轉移了150萬人,結果是雖然颶風摧毀了2萬間房屋,但沒有1人死亡。更有一部分言論,揭露了颶風帶來的災難和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之間的內在聯系：布什政府熱衷于對外戰爭與其對本國民眾疾苦的冷淡同是新保守主義統治邏輯的結果。”（童小溪《美國知識界討論颶風災害的三種闡釋框架》《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1期）以上指責都與達巍所說,美國國內“讓人心生艷羨”形象不符。達巍替美國政府辯解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制度（美國制度──筆者注）確實也是高效的。例如在去年夏天的一次颶風中,海地死了3000多人,美國只死了3個人……美國的職業軍人從來不投入國內危機管理……這也有利于美軍把全部的精力放在提升戰斗力上。……假如說這次颶風損失不是這么大,而聯邦政府又主動進入災區救援的話,美國媒體又會如何反應呢？我可以肯定,多數媒體會批評聯邦政府干涉州權,侵犯個人自由。假如美國政府動用了正規部隊去救災的話,美國老百姓的反應就會更加強烈。”（《科技、制度與社會和諧──“卡特里娜”退潮之后的對話》《世界知識》2005年第19期）美國國內的批評者拿古巴與美國遭受同樣級別災害比,說明兩國政府對普通民眾關心不同產生不同的結果；達巍卻用美國與海地相比較，說明美國還很好。對美國遲遲不派部隊出現在救災現場的指責,達巍用美國政府保護州權和個人自由,以及職業軍人不投入國內危機等理由來辯護。看來,那些批評美國政府的美國人水平真差,不了解國內情況,不懂這些事由；被批評的小布什、他的顧問班子及美國政府也一樣差水平,他們極力辯護,卻不知用達巍的理由來辯護。但是,小布什他們不用這些理由辯護,是這理由根本不成立。美國問題上，由于達巍未把握住美國社會本質,所以他“肯定”,但事實將否定的不會太少。例如,達巍所說“美國的職業軍人從來不投入國內危機管理”,就與事實不符。這兒可略舉幾例。19世紀末,“在工人們反擊大企業巨頭專橫統治的斗爭中……科克西的失業大軍向華盛頓進發,結果很快被武裝的聯邦部隊驅散了……大企業寡頭們動用了他們所支配的一切暴力手段──平克頓公司的大批私人偵探、警察,甚至聯邦軍隊來對付工人。”（〔美〕科.齊爾格《杜邦在尼龍幕后》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62、63頁）

1932年夏天,2.5萬名一戰退伍軍人“攜家帶口,身無分文”來到華盛頓,請求政府立即發給“1945年才到期”的退伍軍人補償金。因為按原規定放發,大危機時期的、“身無分文”的許多退伍軍人及家屬都會遠不到1945年就死去。對這些請愿的退伍軍人及家屬,“胡佛總統宣布,部隊將要‘對鬧事和違抗民政機關命令的人實行鎮壓’”。在陸軍參謀長麥克阿瑟指揮下,除步兵外,“第三騎兵團由佩頓少校率領,一個個揮舞軍刀,躍馬而來……六輛坦克隆隆推進”,“軍刀砍來,刺刀捅來,那越來越猛的南風又吹來嗆人的毒氣,吃盡苦頭的退伍軍人朝著安納科斯夏河退卻了,狼狽異常。老婆抱著嬰孩,丈夫提著破箱子,一路走一路還不斷受到瓦斯彈的襲擊。”“金是一個退伍軍人的兒子,年僅7歲……小孩還來不及走,步兵就一刺刀把他的小腿戳穿……兩個嬰孩被瓦斯毒死”（〔美〕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5、17、19頁）

1968年,民主黨要在芝加哥召開代表大會,反對越戰的團體決定在會場外游行示威。為此,除在芝加哥市出動1.7萬警察和國民警衛隊士兵外，“白宮命令由得克薩斯州的胡得堡空運來的7500名美國陸軍部隊嚴陣以待。”1971年4、5月份,美國反戰群眾在華盛頓舉行反戰示威。5月初，“警察、國民警衛隊和正規陸軍部隊用催淚彈和警棍驅散大規模集聚的示威群眾。……第1天的大搜捕,有7200人被捕,其中有許多是和平的糾察隊員和旁觀者。這是創紀錄的。4天當中,總共有12614人被拘留。監獄里容納不下,關不下的人就被置于羅伯特.肯尼迪紀念體育場中用柵欄圍起來的露天牢營中”（《光榮與夢想》第1604、1722、1723頁）

1992年,一原籍臺灣的美籍華裔科學家寫信給何新（因怕在“民主的美國”受迫害,要求何新發表該信時不要寫出其姓名）,信中寫道,“美國洛杉磯發生了黑人和貧困白人暴動,至今已44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6000人以上被捕。布什總統已派4000人的防暴隊、陸軍、海軍陸戰隊進城幫肋戒嚴”（何新《為中國聲辯》山東友誼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頁）因此,不是“美國的職業軍人從來不投入國內危機”,而是不投入危害普通大眾而不危害資產階級的危機。當普通大眾要爭取自己的權利,反抗資產階級統治時,資產階級政府完全可以動用聯邦軍隊的職業軍人進行鎮壓。達巍對這些是毫不所知？(《光榮與夢想》可是國內印刷最多的、講述美國現代史的著作之一)還是知道也要遮掩，以維護美國國內“讓人心生艷羨”的光彩照人形象？

實際上,正如肖普所說,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下屬的“制定政策的組織…… 預先制定出美國內外政策”,那么,美國國內外政策,都必然服從于維護和擴張資產階級利益。因此,對內：維護給資產階級帶來巨大利益的剝削制度；鎮壓勞動大眾反抗剝削、壓迫的行動；以自由經濟名義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剝削勞動大眾；以社會福利水平過高養“懶人”,工資過高損害企業競爭力為名,大肆削減福利,支持資產階級打壓工人工資,通過向勞動大眾的生活水平進攻來增加資產階級利潤；以減稅刺激富人和企業投資積極性為名,增加資產階級利潤。對外政策是對內政策的繼續、延續（所以,它倆不可能是根本對立的）。美國資產階級不滿足在國內壓榨勞動者獲取利潤,它還要在國外通過侵略、壓迫和剝削攫取利潤。因此,對外：對不聽的國家廣泛采用施加經濟壓力,威脅，以及實行顛復乃至侵略（而這就要擴軍備戰,發展大量新式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利軍工集團）,并以此威懾被迫聽話的國家繼續依順美國，這樣可以更多奪取國外包括原油等各種燃料、原料產地,奪取更多投資和商品市場,以利于美國資產階級獲取更多利潤。雖然美國（包括其它西方國家）政府為了欺騙群眾,把維護、擴張統治階級的狹隘私利的行為用漂亮的言辭來掩飾,但通過看對誰有利,就知道國內國外政策是由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利益所決定的。美國內外政策根本不是達巍所說美國國內、國外糾錯機制是否起作用決定的。糾錯的玄學,忽略了決定國家內外政策最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把國家內外政策與國家的統治階級的地位和決定性作用割裂開來（在達巍的幾篇文章中,沒看到他講述美國統治階級對內外政策的作用）。沒看清統治階級決定性作用,說明他對這個國家的本質并不清楚。反之,掌握美國社會、美國政府的本質,就很容易解釋美國內外政策的一致性。美國一些學者也揭示出美國內外政策的一致性。例如,他們“揭露了颶風帶來的災難和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之間的內在聯系：布什政府熱衷于對外戰爭與其對本國民眾疾苦的冷淡同是新保守主義統治邏輯的結果。”即美國對外侵略和對內漠視乃至損害普通民眾利益,同是維護和擴張資產階級利益的邏輯結果。可惜,我們一些專門研究美國的學者,他們看不出這種內在邏輯聯系,而迷失在表面現象中,最后只能得出美國國內很好（“讓人心生艷羨”）,而國外很壞的極矛盾的結論。而這就如列寧所說：“把‘對外政策’與一般政策分開,或甚至使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對立起來,是根本不正確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的思想。”（轉引自〔蘇〕庫達科夫《現代國際關系史》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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