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的差異與國家安全

 
 
“中西文明差異、國家安全、聯合國改革” 研討會發言

2005年

十幾年前，還在美國留學時，就聽說梁守德老師在號召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回國后，仍感到不得要領。國際關系之所以自成一門學科，是因為有不同于國內政治的“規律”。理論是對規律的發現、表述和解釋。如果國際關系的規律是客觀的、公認的，怎么會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正如世界上沒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理論”。

在北大教了九年書以后，我對梁老師的主張有了些新認識。以這個新認識為由頭，我在此談談中西方文明的差異與國際安全的關系，以至于同聯合國改革的關系，從而扣住本次會議看上去風、馬、牛、不相及的主題，即“中西方文明差異，國家安全，聯合國改革”。我試圖把風、馬、牛全栓在一起。

首先談“國際關系規律”的兩面性——即主觀性與客觀性。其次談國際關系規律的主觀性與文化的關聯，比較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安全觀。最后以安理會改革和中日關系做例子，談中西安全觀的差異和安全政策的導向選擇。

一． 國際關系規律的客觀性與主觀性

我們似乎自認為非常熟悉國際關系的基本規律。也就是：以無政府狀態為前提條件，以國家間相對的實力分布為原因變量，以國家安全為結果變量。國際政治是什么？是國家為了自身安全而改善自己相對實力地位的政治。

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是改善實力地位的一種手段，也是地位改善的一個標志。中國爭來了，日本也要爭，印度也要爭，德國也要爭。國家強大了就要爭，爭來了就變得更強大。

人類認識相對實力分布這個原因變量已有兩千五百年之久了。我們認識到，實力分布的迅速變遷會嚴重影響到安全。我們也因此推導出“安全悖論”，即一國安全了，另一國可能就不安全。所以，雅典的迅速崛起，建立起龐大的雅典帝國，是波羅奔尼撒戰爭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國的崛起，導彈能覆蓋日本全境，能摧毀日本全部重要目標，成為日本感到不安全的原因。而日本擁有超出中國的海空軍實力、擁有導彈防御系統、擁有核能力，又使中國深感不安全。

這就是國際關系的客觀性，即國際安全問題是相對實力對比的結果。

然而，國際關系規律還包括主觀性的一面，包含有巨大彈性的一面，比物理學規律更有魅力。國家的行為不僅取決于實力的相對分布，而且取決于相關國家對實力分布的主觀看法。所以，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鼻祖修昔底德說，波羅奔尼撒戰爭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個是雅典的迅速崛起，另一個是斯巴達對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懼”。雅典的崛起只用了二十來年，迅速崛起是事實。但斯巴達對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懼是主觀的，并不是必然的。

修昔底德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斯巴達的恐懼與雅典決策者的主觀認識也相關。雅典的決策者中有兩派認識。一派尊重斯巴達，提倡斯巴達與雅典是拉著希臘世界這輛車的兩匹馬，應當聯手推動希臘世界各城邦進步。另一派認定斯巴達是雅典稱霸希臘世界的對手。民主的雅典最終決定流放親斯巴達勢力的領導人（傾向“拉哥尼亞化”的鼓吹者），使敵視斯巴達的勢力占了上風，讓反斯巴達的政策占了上風。這當然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敵視與恐懼的惡性循環導致了雙方一系列政策的惡性循環。終于，雙方不顧三十年和平的約定，走向了波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戰爭表面上是斯巴達贏了，其實雙方都輸了，都輸得很慘。希臘世界自此衰落，位于偏遠北方的馬其頓則借機崛起，乃至統一了整個希臘世界，結束了希臘的城邦時代。

關于實力對比變遷的主觀認識是國際關系中的兩大原因變量之一。一是實力變遷，二是對實力變遷的主管認識。

規律的客觀性與主觀性與現實什么關系？

今天是面臨中國的快速崛起。這場崛起積蓄了一百年，又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十余年。從西方世界意識到中國崛起的二十世紀末開始，再走半個世紀，中國很有可能成為與美國并肩而立的超級大國，給世界一種全新的政治文明選擇。若我是美國的領導人，我也有理由感到恐懼，感到不安全。

換言之，中國的快速崛起，加上美國的恐懼，就構成了二十一世紀上半期世界最大的安全問題。相比之下，中東問題、反恐問題、乃至是貿易和金融問題，都是小問題。貿易從來不是阻止戰爭的因素，倒可能是戰爭的原因之一。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是美國，日本的最大貿易伙伴是美國。戰略的考慮是至高的，安全恒定是第一位的國際政治原因。

然而，美國的恐懼是必然的嗎？中國對美國的敵視是必然的嗎？由此，就產生了如何應對今日之安全悖論的主觀意識，這就有了“中國特色”的認識，就有與“西方文化特色”的對比，就有了梁守德老師的特色主張，就有了中西方文化對比的問題。

一、 中西方文化中安全觀的對照

對實力對比變化的認識、看法、心理狀態將催生政策，政策導致結果。安全形勢是客觀的，但對安全問題的看法或者“安全觀”是主觀的，是受文化傳統影響的。

中西方安全觀有共同之處，就是都認識到“實力”和“觀念”兩大要素的重要性，而且我們雙方都認為實力的核心是武裝力量，也都認為觀念的核心是正義，即正當性、合理性、合法性。

然而，我們雙方有重要的不同之處。西方安全觀把實力看作是最重要的，正當性是輔助性的，甚至稱為“軟實力”。我們的安全觀則把正義擺在了核心位置。若非無奈情況下，中國人不尚武，尚文。講究文攻武衛，講究“道”，講究“王道”。信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尚武是西方文明的基因，是游牧部落時期傳下來的生存之道，于他們也是無奈，是生存之必需。修昔底德記錄了雅典人最著名的外交立場：“強者做想做的事，弱者做不得不做的事”（The strong do what they want to,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have to）。

對西方人而言，契約是力量均衡的結果。民主就是人數相對多的強大一方做主。公理屬于強大的一方，強權即公理。打敗了的一方，比如薩達姆，當然是邪惡的。而打贏了的一方，無論多么無理，也是對的，是正義的。越南戰爭贏時就是正義，輸了就不提正義了。因此，對美國人而言，安全就是超過別人數十倍的軍費，就是優勢之上，再加上優勢，直至絕對的優勢。正義是軍事優勢的輔助甚至結果。

中國也有霸道的傳統，也有尚武的傳統。但更重要的傳統是王道，是尚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無不以武功卓著，卻兩代之后就忘掉了戰爭的藝術。滿清開國全憑武功，可兩代人之后竟不會打仗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今天，尚文之風大盛，虎狼之師的特色所剩無幾，也不過半個世紀，兩代人而已。“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成了“文化”，文之教化。

然而，比起雅典的帝國，羅馬帝國，土耳其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乃至英帝國，中華帝國在遠東維持時間最持久，王道遠播，不以力服人，講究攻心為上。即便對弱小勢力，我們千古稱頌的是“七擒孟獲”。鋤強扶弱之正義觀充滿了我國的傳統政治。是為政以德，是正文之治，是正義的道德之治。在最強大的漢朝，我國喊出的口號是“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其實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絕無布什“不站在我一邊就是我的敵人”那種霸道。

“國雖強，好戰必亡，國雖大，忘戰必危”。強大時不好戰；因為有亡國的危險所以要記著戰爭。漢武帝晚年失敗，人們歸之為“窮兵黷武”。

在我國，安全與正義之師有關，哀兵必勝。我們不一味追求軍事力量的超級強大，與蘇聯不同，我們講究有限的足夠的軍事力量。核戰略也是這樣，中國人最早認識到“夠用”的概念。而且，正因為正義觀，我們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會像美國人那樣發動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

為此，我國軍事藝術與西方走了不同的路。西方人認為最好的防御是進攻。而我們則講究防御，不講究進攻，講究構筑城墻，修長城。講究以弱勝強，講究拼智慧，不講究正面硬拼，而是運動戰、游擊戰、政治戰。甚至在沒有退縮空間的“三八線”上搞“地遁”，挖地道、坑道戰，往地底下鉆。

我們特別依賴正義，他們特別依賴武力。《圣經》、民主也是靠武力來推廣的。

中西方的安全觀能彼此說服嗎？

我看很難，幾乎不可能。美國不會相信中國的崛起于美國是無害的，不會相信中方對和平崛起的承諾。美國的恐懼改不了，中國則要耍太極。

中方缺失的是對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的強調。而西方的弱點是缺少對正義的理解，淺薄地認為是“軟實力”。他們的“軟實力”包括欺騙。我們說的正義就是正義，就是不殺人放火，就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幸福為代價去幫助別人，是一份真誠，如坦贊鐵路。

而今怎么辦？中國軍力不堪與美國抗衡，但今人受西方強權思想影響太重，又不講究中國傳統，不知中國傳統之正義觀對維護安全的重大意義。甚至還受所謂“民主和平論”這種偽科學的欺騙，還去欣賞米爾斯海默對沃爾茲的劣等修正，什么“進攻型現實主義”。當然還包括已墮落成帝國主義辯護工具的那個建構主義。

我這就說到這個討論的結論了：我們并不視美國為敵，也不以日本為敵，我們譴責世界上的一切不正義，我們呼吁公平貿易，支持減少世界的貧困，反對用戰爭來解決國際矛盾，反對干涉他國內政，高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大旗，樹立起國際社會正義化身的形象。

這是我國的優勢，能彌補我國軍事不足的劣勢。如果軍力不濟，再丟掉道義的旗幟，我們就什么也沒有了。不講道義，又不尚武，不當兵，就只好投降。與此同時，堅決增強我軍實力，要有能力有辦法擊退任何強敵，以“忘戰必危”來教育全黨全國人民，真正做到“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

講到這里就引來第三個問題。

二、 安理會改革、中日關系與中國的主觀認識

安理會是個強權即公理的典型。因為符合國際關系規律，故聯合國比國聯成功。按實力分配席位是國際關系的規律。但席位也不是白給的，你得“爭”來，要是大家都爭得進來，安理會就變國聯了，也就該壽終正寢了。

日本說我給錢，德國說我給錢，印度說我有原子彈，巴西說我有錢也有人。全是強權政治，這是國際政治的客觀規律。

但正義在哪里？中國的立場在哪里？我們與他們的不同在哪里？我國的正面形象在哪里？

在中日關系上，我們一方面是現實主義者，承認中日戰略關系有利害沖突。但這并不是我們反對日本入常的理由，或者不應當是。

我們的真正，或者真實的理由是，日本否認戰爭罪行就不配入常。這就是道義，我們與日本的關系也是這樣，中日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前提是日本必須反省強盜行徑、皇國史觀。是的，我們在實力上不如日本，但正義在我們一方，我們的政府有13億人民做后盾，就堅強、就強大，就能壓日本一頭。沒有如德國政府那樣的真誠，日本再強大也是虛弱的。同樣的道理，美國再強大，當世界強盜也是要失敗的。如果日本政府真誠反省，我看不出什么理由中國干嗎反對其入常，畢竟那是個承認強權的地方。

因此，強調道德底線，強調最低程度的正義，這就是我國安全觀的特色。

于是，我想起梁守德老師近年來思想的新發展，他近年教的研究生課，學生戲稱為“球權”課。講人權、主權和國際社會中的權利——利益的利。他從研究權力，力量的力，轉而強調權益。個人、國家和國際社會三個層次的法定的正義——正義觀。

我想，他是捕捉到了一個中國的現實處境，也捕捉到了我國傳統安全觀念的一個獨特的、不同于西方的優勢。雖然我還是沒有看到他號召的“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然而，他的思想顯然在往那個方向走，而且有了突破性。也就是說，在國際政治規律方面，我們中國人很可能有不同于西方人的理解。而這理解與中國傳統有密切關系。我覺得他的這種理論追求，應當讓我們這批學生輩的人，特別是從事國際事務研究的人尊敬。

好了，我把風、馬、牛聯一塊了，不滿意的還可以再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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