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萬俄羅斯富豪使倫敦變成“倫敦格勒”

報載，俄羅斯“轉型”之后，富豪紛紛移居倫敦，約有二三十萬，在他們聚居的地方，商業與服務行業都將俄語，于是，人們乃稱，他們把倫敦變成了“倫敦格勒”．

俄羅斯“先富起來”的人真的是“走向世界”，跑到大不列顛去與人家徹底“接軌”了！

這似乎是“轉型社會”的一個共性現象，那些“對改革作貢獻”的階層，也即在改革中益最大或者說真正獲益獲的階層，他們都都有一種極強的綠卡情節，都毫不動搖地“走向世界”，都熱衷于將MBO到的天文數字財富帶到外國去建設“四化”。

其實，轉型中的社會比起“大國崛起”時代的歐美，“先富起來”的條件要優越的多，無所不在的權力的保駕護航比葡萄牙、西班牙和不列顛人遠涉重洋販賣黑奴風險和辛苦要小的多，發財的“效率”也高的多。我們的富豪僅僅用2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他們的先輩用二三百年時間才完成的原始積累；而且，后者“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而我們的富豪，則是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能掙會花”、“光榮”、 “能人”、“強人”、“先鋒”、“現代”、“先進”、“勞模”、“貢獻”等等風光占盡。

也許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左” 的原罪使然，即使七大財團已經占有了全國財富的一半，富可敵國了，國家權力和話語權力都已牢牢在握了，可他們總嘴上雖然喊著不動搖但實際上還是“心有余悸”，總覺得住在國內不如住在歐美保險。于是，轉移財富和資產，先是給老婆孩子然后再給自己辦綠卡準備隨時開遛，依然是他們的首選。倫敦數百萬英鎊的房子不在話下，紐約、芝加哥等處的房價因為中國富豪的“拉動市場”和出手闊綽而飆升，中俄富豪的奢侈性消費因為后來居上，早已令西方富豪刮目相看。

在草民角度視之，這些“為改革作貢獻的”富豪，雖然令人激賞敬佩，但也有起美中不足的地方。他們的認祖歸宗時雖然亦步亦趨誠恐誠惶，但比起二百年前“崛起”的拉丁、日爾曼先輩，還是顯得很“不肖”。乃祖航海探詢東印度或是新大陸，販賣黑奴也罷，搗騰鴉片也罷，總還 “魯濱遜漂流記”式的開拓；而今日富豪之去英美接軌，是干什么呢？總難免給人撈一把就跑式的小器。難怪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也稱他們為“強盜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了。乃祖出去是“殖民”，他們出去則是“殖己”。明治和俾斯麥破格重視教育是為了強國——雖然目的是侵略——而他們的公款揮霍可以遠逾國防費用，而教育投入則不如非洲原法屬殖民地。他們自己出去了，同時也把“性奴”帶出去了，乃是成千上萬的“喀秋莎”變成了“瑪斯洛娃”，在我們中國也能見到這些洋妞、洋三陪。乃祖是“崛起”，乃孫則是“一蹶不起”，生產力“蹶”去了一半，綜合國力由“超級”“蹶”到二三流，連國民壽命也“蹶”去了十年，人口成百萬地遞減……說他們“民主人道”、“產權明晰”則可，至于先進生產力嘛，則使人期期不敢茍同。

如今，俄羅斯人開始歷史性的反思，普京新政重振民族主義，向以賣國為能事的豪強買辦開刀，雙方矛盾難免有點激化。看肩負世界民主希望的美國老板的態度，則是旗幟鮮明地支持買辦集團的，據說，普京如此一來就破壞了自由的法則，是向專制主義回歸云。到底孰是孰非？期待中國精英有以明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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