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欣然 徐道衡

　　帕沙•查特吉，1947年生于加爾各答，歷史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和劇作家。后殖民研究的庶民研究學派主將。在以《后殖民時代的殖民城市》為題的演講中，他透過加爾各答黑穴故事的變更，描述了250余年來帝國的踐行的變遷，指出：正是帝國經驗構成了現代國家正常化的重要基準，那就是一切的政府形式在單一而普世的規范性架構下都是有可能相互比較的。以此為標準來宣布例外，則是帝國的權力所在。而今天我們所處的顯然正是這樣一個沒有殖民地的帝國時代。

　　2012亞洲思想界上海論壇10月14日

　　主題演講：帕沙•查特吉 后殖民時代中的殖民城市

　　【本文為聽會筆記，對演講者、評論者和提問者的發言記錄，未經其審閱。如有錯漏，歡迎大家補充更正!】

　　與上海一樣，加爾各答是典型的亞洲殖民城市。它曾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筑堡防衛的貿易站，于18世紀迅速成長。這一回，查特吉對殖民問題的討論，是從一座現在已經被灌木和成堆的垃圾包圍的紀念碑開始的。

　　公元1756年，在一些關于課稅與管轄權的爭議之后，孟加拉的統治者西拉吉-伍德-道拉(Siraj ud daulah)揮軍襲擊威廉堡，英國人隨即棄守。人們宣稱約有150名為西拉吉俘虜的歐洲人被強制監禁于一間小囚室里，也就是著名的“加爾各答黑穴”(the black hole of Calcutta)，其中多數俘虜窒息而死。一年后，英國人返回孟加拉，在一連串的陰謀之后，于普拉西戰役中擊敗西拉吉而成為孟加拉事實上的統治者，由此奠定此后兩百年英國統治印度的基礎。此后，為紀念這一黑穴事件而建造的紀念碑幾經拆除遷移。而最原初的紀念碑的設計者與建造者，從“黑穴”中幸存的指揮官霍維爾則參與了這則故事的所有版本的生產。然而，霍維爾的敘述是別有用心的，它的重點在于應對意想不到的災難時，那種自我約束以及明智道德判斷的價值。他似乎在說，他的任務乃著眼于英國人自己的道德教育，讓他覺得自己值得統治那些浸淫在暴政與墮落之中的東方民族。

　　在查特吉看來，這個不斷被重新講述的黑穴故事及其被論述的方式(出版、紀念碑、相關的爭論等等)，顯然和整個殖民過程之中殖民者企圖賦予的殖民的歷史正當性密切相關。人們總是說英國是在心不在焉中征服了世界，而此時，發明一套關于征服的正當性的說法也變成了必需。在重新取得孟加拉的統治權之后，東印度公司很快就發展出一套關于征戰孟加拉有其歷史正當性的說法。在英國殖民者看來，印度的土著居民盡管勤奮，但天性卑屈，沒有以武力保護自己的能力，而為了捍衛自身貿易利益而卷入該國政治的英國人，也就不得不奪取政權，以便保護和促進商業的發展。英國國會的辯論終結于這樣的結論：帝國可提供的好的專制統治會比印度在被征服前的壞的專政要好。

　　現代國家是19世紀才被正常化的東西。在這一正常化的過程中，帝國經驗顯然構成了其基本的要素。因為若僅有歐洲政權而無越洋的帝國，那么今天我們所理解的現代國家就會很不一樣。在這里，帝國提供的一個最根本的東西就是：一切的政府形式在單一而普世的規范性架構下都是有可能相互比較的。以邊沁，穆勒為代表的十九世紀英國功利主義思想家則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根據。種族，宗教，語言，地理，歷史傳統，諸如此類皆可作為標準，以判定殖民地是否為代議制政府做好準備。而這一判斷的權力，實質上也就構成了十九世紀所定義的現代帝國的理論及其基礎，即將殖民地宣稱為例外的權力。差異被視為對規范的落差，在一個比較政府的普世框架中被正常化，而在功利主義者與福音派人士看來，這一差異恰恰是可以被逐漸修正的。既然如此，現代文明教化任務于是就在十九世紀誕生了：帝國成為一件教育工程。

　　今天，我們處在一個沒有殖民地的帝國的時代。各個國家仍舊被放在普世的全球標準下拿來比較，仍舊被普世的全球理想規范拿來進行分級，那些不斷宣告例外狀態的人們也仍持續在行使帝國的特權。安棲于自以為是的后殖民性中，我們最好不要忘記那段帝國的歷史。

　　學者回應：

　　冨山一郎(京都同志社大學研究生院全球化研究系教授)：

　　在殖民統治中，對文化差異序列化，合法化，不光體現出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更是帝國主義現存權力的表現。解殖民事業也不會以主權國家的成立而告終。

　　于英帝國相比，日本的擴張速度更快，并伴隨著大規模的暴力與戰爭。在殖民過程中，日本不像英國那樣具有文化召喚力，例如基督教，而更多的是強制管理，例如指紋管理。這其中的邏輯是：將他者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學則有助于日本自己的人種定義。在擴張過程中，誰是日本人這一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在沖繩和臺灣，以質詢方式而進行的人類學研究在當時相當發達。勞動訓練也是日本殖民的重要部分。勞動意識取代文化差異用以標注人種，大量于此有關的人類學和科學應運而起。當時有關“為什么島人不能變成日本人?在半島與沖繩工作的人難道不是日本人嗎?只要工作誰都可以是日本人”的爭論就暗示了以勞動來超越人種的想法。在此事例中，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以管理勞動和勞力為標準的帝國治理方式。

　　在一份長達三千頁，名為《論以大和民族為核心的政治秩序》的秘密文件中，日本被作為標準，用來定義大和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關系與差別，并要求保持民族間的上下關系，整片行文直接而露骨。文中還反復攻擊混血現象，其本質原因是害怕社會流動帶來的聯合抵抗。這對我們也有所啟示，今天的解殖民運動被分斷在各個主權國家之中，民族主義已不能提供解放能量。

　　金杭(首爾延世大學韓國研究所助理教授)：

　　查特吉關于加爾各答黑洞的敘述具有一種研究方法上的示范意義，可供其他殖民城市借鑒參考。無論是西方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秩序的主導，還是其所倡導的主權國家概念的普遍化影響，都可看出當今世界殖民主義痕跡遠遠未曾淡化。就殖民主義而言，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系并不是單邊的，而是雙方的。西方主導的意識形態化力量使殖民統治合法化。單一的、普世的價值觀成為了殖民統治的有力武器。而要超克這種意識形態是困難的，我們總是難以超越其架構，例如人權，自由等范疇依然深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缺乏一種屬于自己的、全新的理想架構。

　　王智明(臺灣中研院歐美所助理研究員)：

　　在查特吉看來，后殖民民族國家在對抗殖民統治的同時也挪用了殖民主義的遺產，并以此建構了自身的現代性與統治技術，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民族主義實際上是殖民主義的對立共生物。后殖民民主社會由此產生了一種由資產階級精英來治理廣大多元人口的治理模式，并相應地產生了政治社會的概念，即廣大無產的，被治理的人民團結起來同國家協商生存空間與權利。這種政治社會作為一種“例外情況”，挑戰了西方主導的市民社會概念，后殖民主義的抗爭也藉此更為注重地方經驗，更為異質多元。

　　在這一點上，查特吉教授同阿岡本(Girgio Agamben)的觀點是類似的：治理本身，不論是在帝國，還是民族國家的架構下，從來就不是普遍一致的，而是依靠各種不同的“例外狀況”。依據查特吉和阿岡本的說法，王智明提出了“后殖民例外狀況”這一概念，用來重新思考后殖民空間，進一步理解和分析中國本土的后殖民狀況。他以今年七月香港的“反國民教育”運動為例，探討了殖民記憶對于不同亞洲國家后殖民都市的影響。他認為殖民者自身當然不會主動提及帝國主義的黑暗過去，而當今的人們也正在逐漸忘卻殖民歷史，轉而去追求資本主義生活模式。面對這樣的狀況，王智明表示，在民族主義重新掌握國家機器時，我們更應深入思考殖民主義的影響及其運作方式，同時，如何及為何保有、重建或是消除殖民記憶將是一個更需面對的重要問題。最后，由于查特吉談到主權概念的重新界定，王智明希望能夠在中國的主權問題，也就是釣魚島問題上得到查特吉的回應。

　　倪偉(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查特吉的演講以加爾各答的一座紀念碑為例，闡明了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如現代國家與殖民歷史的關系，文化差異與普遍主義模式之間的關系等。這些問題在后殖民時代依然存在。

　　倪偉探討了查特吉關于殖民經驗與現代國家關系的論述。早在19世紀，“現代國家”就已經成為了一種普遍化、標準化的概念。一方面，殖民經驗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認同一種規范文化的存在，并用這一標準去衡量所有國家。同時，邊沁的功利主義學說和福音派基督教的結合孕育了一種典型的、深入人心的帝國思維：歐洲的代議制政府是現代國家的標準形態，適用于世界各地。這種殖民主義與文明等級論的彼此勾連，使歐美列強建立了其殖民統治的合法性。

　　對于后殖民時代的殖民城市而言，這種文明等級論的陰影依然存在。全球性城市的出現即是一個重要標志。它在炫耀資本主義的全球統治力的同時，加劇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寡頭化，并將更多的人口群體排除在各種決策過程之外，這不僅會壓縮政治社會的空間，同時也會削弱市民社會的作用。以前的殖民城市在向這種全球化性城市的轉變過程中會出現各種復雜問題(比如上海對于殖民時期的懷舊炒作，視瘡痂為珍寶)。這種種問題是否能夠借由殖民記憶進行抵抗?而如果可以的話，這些抵抗又將以何種形式實現?倪偉希望查吉特能夠對此進行回應。

　　查特吉回應冨山一郎：

　　我對日本帝國主義沒有太多知識，但比較英日是很重要的。他們在殖民過程有某些相似，都有“文明化”和“解放”殖民地的邏輯，都認為自己比較高等，當提升了這些“落后者”的標準時，自己就成功了。

　　古老的自由派認為，歐洲的任務就是要保護原來“劣等”的民族，去教育和文明化他們，保護普世的人權;而現實派則強調政治的現實利益，即否棄了自由派的做法。吊詭之處在于自由主義政府如何維護殖民地的反自由主義狀況。穆勒認為代議制政府無權為別國立法，對于殖民地的管理要交給專家，殖民地政策的制定與本國政策的制定是兩件事。

　　隨著資本主義繁榮的加深，發達國家的工人逐漸變成中產階級，而低下的工作則留給了移民，這會來帶來某種社會流動，也許對被分斷在主權國家內而喪失解放能量的解殖民運動現狀有所沖擊。

　　查吉特回應王智明、倪偉：

　　關于殖民記憶能否成為一種反抗的動力，我想舉個例子來說明，在印度，全球化跨國公司是否應該被授權開設，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很多人會認為這是一種對印度的再度出賣。這是一種非常容易被動員的情感力量，殖民的記憶從未真正消除，并且非常強烈，易于喚醒。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盡管有各種反殖民主義的斗爭，但是帝國卻依然存在。事實上，帝國是現代政權組織的內在結果，采用這種管理方式即意味著普世性標準的廣泛、永久的應用。而解決的辦法應該先從反對一種排他的、毫不含糊的領土主權意識開始，我們應該質疑這樣的既定概念。或許還有其他的反抗形式可以應用，但是這需要我們不斷的努力探尋，它有可能已經在某些特定的例子中得以實現，但是卻無法一時間廣泛應用。

　　至于王智明所提出的釣魚島主權爭議問題，我認為，不一定要堅持獨一無二的主權，我們可以選擇多種方式去行使主權。不同的權利其實是可以重疊的，雙方政府可以以某種形式實現共同管轄，并且這種選擇顯然要優于戰爭。

　　現場聽眾提問：

　　聽眾：殖民主義的陰影與全球化的陰影的關系是什么?

　　查特吉：殖民主義與全球化非常不同，全球化并不一定與殖民主義相關。我們看到的全球化結果是在一系列具體的，特定的實踐當中的，例如WTO，國際貿易的規范化，后殖民時期跨國公司的全球化實踐等等。全球化必然帶來勞工的跨國流動，而主權國家因為保護自身的利益則會限制勞工流動。勞工的全球化并非真正的具有聯合意義的移民流動，因此也很難產生具有解放意義的社會運動。

　　張智慧：父權制與帝國主義的關系是怎樣的?殖民主義與男性對于女性的壓迫是什么關系?

　　查特吉：帝國的，“文明化”的力量與家長制，父權制有著很深的關系。例如，有人會認為美軍在阿富汗起到了保護年輕女性上學的作用。然而如果我們去考察歷史，事實根本不是這樣。阿富汗女性原本可以自由上學，因為同蘇聯進行軍事對抗，塔利班取得了控制權，之后女性才被禁止自由上學，而塔利班長期接受來自美國CIA的大量資助。一種與殖民主義相類似的說法是“男性將文明帶給了女性”，因此，是婦女解放還是解殖民，依靠內部改良還是外部力量，仍然是未知的。

　　Christopher Connery：諸如領土主權一類的概念已經成為了一種有污點的范疇，而共產國際在20年代對此有著不同的敘述，并且被拉美等地作為一種抵抗性資源使用，對這種傳統經驗的應用，查特吉教授有何看法?

　　查特吉：伴隨著殖民地的主權獨立，形式上的帝國主義已經終結了，但是這個問題并未得到根本的解決。要應對這一問題，其中最主要的辦法就是重新定義主權概念。比如在政府管制內部，可以借由不同場域的打開，釋放出某種新的管理辦法，一種含糊的，不那么層級分明的管理方式，去對抗帝國主義的主權管理。主權的層疊管轄并不需要一個明確的可以復制的概念，而是要因地制宜。以歐盟為例，它曾經是一個超越主權架構的模板，但是今天，這個架構是值得懷疑的，其單一的憲法也無法適用于每一個成員國。我們并不能給全世界都開出同一個藥方來解決所有問題，christopher所說的拉美國家對于共產國際思路的繼承也是有問題的，共產國際的內部成員地位并不平等，蘇聯的意志在其中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同時，拉美革命也并非完全是成功的，如玻利瓦爾革命，其經驗是否值得借鑒，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陳光興：大眾很難對領土主權概念的歷史脈絡有清楚深入的理解，那么，對于已經被教化相信西方主權概念的大眾而言，怎么能夠讓他們再度認知這一問題?

　　查特吉：普通群眾對于主權概念的忽視或無知，是由于抽象的概念難以理解，但是如果我們談到割讓土地或向他國進貢財寶，民眾的主權意識就會突然出現。主權對于普通大眾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力量，內化于他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對于重新認知和界定主權概念而言，這種情感力量有些時候是起到阻礙作用的，即便是好的、理性的解決方案也可能受此影響而不被認同，無法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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