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票通過《2022年臺灣政策法案》，這是1979年美臺斷交及《臺灣關系法》生效以來，美國官方層面對臺政策最全面的調整。

　　該項法案在外交、軍事等領域全方位提升美臺關系，雖然當中部分條文經過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騎臉”意味依舊濃郁。

　　該法案由民主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鮑勃·梅嫩德斯與共和黨籍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審議曾被兩度推遲，14日經約兩小時討論后以17票贊成、5票反對通過，下一步需在本屆國會明年1月期滿之前，經參眾兩院全體審議通過，再送交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后生效。

　　梅嫩德斯在聲明中指出：

　　此次表決顯示了美國對臺灣人民的堅定支持，并認可美國國會在面對這些挑戰時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同時，《法案》原有條文曾要求駐美的準外交機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臺灣代表處”、“美國在臺協會”更名“美國代表處”……

　　而且，《法案》原本還要賦予臺灣“主要非北約盟友”地位，經修訂后改為在軍備移轉上以“主要非北約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對待臺灣，并又計劃未來四年提供臺灣45億美元外國軍事融資資金（修正版則強調是無償的軍事援助，且加碼第五年提供20億美元）。

　　需要看到，就在整整一個月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埃德·馬基率領跨黨派國會代表團竄訪我臺灣省，重申“美國對臺支持”。

　　當時的竄訪團成員還包括美國眾議員加勒曼帝、魯文索、貝耶和羅德薇。

　　且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剛剛竄訪臺島，成為美國二十五年來落地臺灣最高級別的政治人物。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此時還依然有人繼續對“和平統一”、特別是對美帝國主義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那就實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美國人的狼子面目，讓我想起了毛主席1937年3月曾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的：

　　這些條約，對于日本這樣的侵略國家，僅只是一種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國作戰是不可能的。這些條約在中日戰爭中決不會起多大作用。

　　祈望一紙條約就能夠逆轉深層的地緣矛盾、以及更加重要的國與國之間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分歧，這不僅是幻想，更是一種自降。

　　在國內，有極多數的人群四十年來實質從來就沒有真正認識到：美帝國主義縱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完成了歷史性的建交，但是自建交以來也從未尊重過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臺灣省的領土歸屬。

　　就在中美建交僅僅二十多天后，1979年1月26日，美國國務院向國會提交“臺灣授權法案”，主要是關于設立“美國在臺灣協會”的技術性規定，議員們乘機對法案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辯論，并把許多議員感興趣的對臺灣的安全擔保寫進了法案。

　　該法共18條，其中最關鍵的是“關于美國對臺灣安全的承諾”和“臺灣的國際地位”兩條。

　　關于美國對臺灣安全的承諾，該法第二條說：

　　美國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是基于臺灣的前途將通過和平方式決定這樣的期望；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臺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威脅，并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美國將向臺灣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會危及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

　　該法第三條還規定：

　　美國將向臺灣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夠自衛能力所需數量的防御物資和防御服務；總統和國會完全根據他們對臺灣的需要的判斷并依照法律程序來決定這類防御物資和服務的性質和數量。

　　總統將對臺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威脅并由此產生的對美國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險迅速通知國會。總統和國會應依照憲法程序決定美國應付任何這類危的適當行動。

　　臺灣問題最終如何解決，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但該法卻把完全屬于中國內政的問題作為美國國內法闡述的主題，這就粗暴地踐踏了中國的主權，干涉了中國的內政。

　　關于臺灣的“國際地位”，該法案第四條的所謂“法律的適用或國際協定”又規定：

　　外交關系或承認之不存在不影響美國法律對臺灣的適用……凡當美國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國和其他民族、國家、政府或類似實體時，上述各詞含義中應包括臺灣，此類法律亦應適用于臺灣。

　　國會批準美國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認為“中華民國”的臺灣當局所簽訂的并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包括多邊公約)依然繼續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終止。

　　本法的任何內容不得解釋為支持把臺灣當局從任何國際金融機構或任何其他國際組織中排斥或驅逐出去的依據。

　　這就是說，美國實際上仍然把臺灣看作“國家”，把臺灣當局當局看作“政府”，這同《中美建交公報》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與臺灣關系法”經卡特總統簽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這部法案對對中美關系以及我們的統一大業造成著負面影響，堪稱埋雷。

　　同時，作為對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某種“呼應”，也是對此前國內《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切向前看》與“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等新思路的踐行，諸多時代性的對臺方略紛紛出爐。

　　比如，1981年大陸方面制定的“葉九條”，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后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對臺軍售問題簽訂《八一七公報》。

　　以今天的視角重新回溯看待，這是一份內容相當含糊的公報：

　　美國政府聲明，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并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在作這樣的聲明時，美國承認中國關于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一貫立場。

　　這些條款均無精確定義，“逐步減少”、中美建交后近幾年的“水平”基準是什么，全都沒有指定。

　　盡管美國聲明放棄長期對臺軍售，但也沒有說明長期”有多長；雖然重申“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但也并沒有設立明確期限。

　　而就在中美簽訂《八一七公報》僅僅一個月之前，即1982年7月14日，時任美國總統的里根指派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這位可是一個重量級人物)會見臺偽總統將經國，對臺提出“六項保證”。

　　大致內容為：

　　美國無意就對臺軍售設下截止日期；不會就對臺軍售議題事先與北京協商；不會在北京壓力下停止對臺軍售；不會修改臺灣關系法；無意扮演臺海兩岸的中間人，不會施壓迫使臺灣與北京展開談判，不支持北京對臺灣主權的主張。

　　這就是真實的歷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慶氛圍”下，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了著名的《告臺灣同胞書》，表達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爭取「國家和統」的愿望，并提出了相關方針政策。

　　隨即，人民軍隊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大金門、小金門等島嶼的炮擊，釋放出“結束兩岸軍事對峙、擴大兩岸交流和實行兩岸三通”的意愿。

　　也是在那天，我們正式宣布放棄“武力解放臺灣”的口號，提出“和平統一祖國”政策，并呼吁兩岸進行“三通”(通郵、通航、通商)和“四流”(學術、文化、體育、藝術的交流)，以期化解兩岸的長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們的熱情換回了什么？

　　蔣經國的“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

　　遵循著“扎根本土，深耕臺灣”的方略，蔣經國集團開始了大張旗鼓的公開對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國一次性交付臺島48架F-5E/F戰機（價值1.6億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導彈（價值3200萬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臺島1013枚BGM-71拖式導彈與49具發射器、5套改良型鷹式導彈、284枚MIM-72C檞樹導彈、14輛M110A2自走炮（價值2.83億美元）。

　　如果說對臺軍售，還只是拿臺灣當棋子；那么親自將軍事力量嵌入島內，則是美國對臺島的戰略重視程度以及臺島之于美國“遏制戰略”的地緣價值拔升的事實體現，也是美國當權集團開始撕下畫皮、歇斯底里“保衛”臺灣島這個東北亞反共前沿陣地的事實體現。

　　去年6月，美國參議員達克沃斯、蘇利文和昆斯三人（一個共和黨配兩個民主黨）就已經高調竄訪臺灣，且是乘坐C-17軍事戰略運輸機而非慣例的C-40行政專機，抵達臺北松山機場（軍民兩用機場）。

　　美方當時的說辭是“捐贈臺灣75萬劑疫苗”，但實際情況是，美國人根本沒有攜帶哪怕一劑疫苗來島。

　　這就是單純的政治挑釁舉動，并非衛生事務行為。

　　臺島當局的偽外事部門主管吳釗燮，當日屁顛屁顛、流著一嘴哈喇子前去接機，臺當局偽領導人蔡英文隨后也在臺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與美國人會面。

　　對此，島內獨派“綠媒”興奮炒作，稱美國客人乘坐軍機首次抵臺，“意義重大”……

　　再往前看，2020年8月初，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亞歷克斯·阿扎爾就已經率領代表團抵達過臺灣。

　　阿扎爾是六年來首次訪臺的白宮內閣官員，在兩年前時也是1979年以來訪臺層級最高的白宮內閣成員。

　　再再往前看，2018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得到參眾兩院通過后，正式簽署了臭名昭著的《與臺灣交往法》，也就是臺島島內稱的所謂《臺灣旅行法》。

　　該法是繼《與臺灣關系法》之后，另一部現行的與臺島偽府官方相關的美國國內法案。

　　請注意這個法案的全稱：《鼓勵美國與臺灣間所有層級互訪與其他目的之法律》，它允許臺島偽府的官員進入美國，并在允許與美國官員——包括美國國務院、國防部以及其他內閣機構官員會面；它還鼓勵駐美國的所謂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及任何臺島偽府在美國成立的機構在美國進行一切正式活動，并使美國國會成員、聯邦及各州政府官員、臺島偽府高官參與其中，不再受到限制。

　　從《與臺灣交往法》開始，美帝國主義就已經是毫不遮掩地在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踩在腳下了，理論上已容不得中國方面再心存任何幻想。

　　像這樣的論調，根本是大大逾越了“和稀泥糊墻”的范疇，而是已經事實站在了美帝國主義的角度，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與全體中國人民進行喊話與誘降：

　　所謂“堅決避免和美國滑向對抗”，此等怯姿簡直連一百多年前的晚清太后都不如。

　　老太后至少名義上還敢出詔“宣戰”，胡某人此番嘴臉，已足以同蔣介石在日寇面前的“噗通”下跪對標媲美。

　　百余年前的抗戰伊始，蔣介石就明確于國民黨內部表示：

　　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

　　我們為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我們決不能輕舉妄動，致陷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

　　但是，毛主席則在1937年3月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工農階級向世界表達了另一種態度：

　　在日本進攻中國時，不管在什么時候進攻，中國都應該立起抗戰。

　　我們并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反對借準備之名，行妥協之實。

　　現實也證明，投降和妥協絕不能阻止日本帝國主義對中華領土的圖謀進犯，反而會給國家釀成無法挽回的時代級損失。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這是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1969年珍寶島戰役以及三次擊落美軍偵察機，給予新中國的寶貴經驗。

　　1964年10月5日，毛主席氣宇軒昂的話語至今聽來仍鏗鏘有力：

　　過去我們的事實也證明過，蔣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國主義是可以打的。朝鮮戰爭證明，美帝國主義也是可以打的。

　　你打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興。你愈把它打得徹底，它就愈“舒服”

　　事實證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一年后主席又有指明：

　　美機入侵海南島，應該打，堅決打！美機昨天是試探，今天又是試探，真的來挑釁啦！既來，就應該堅決打！

　　就在那僅僅三年前，我人民空軍地空導彈部隊剛剛采用機動設伏戰術，一舉擊落了U-2飛機！

　　那也是地空導彈部隊第一次采用“打游擊”的方式擊落敵機，振奮了國人，當時更是得到了毛主席本人的贊賞！

　　此前，美國利用U-2飛機進行空中間諜活動已有多次，先后侵入過蘇聯、古巴、朝鮮、越南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上空采取照相偵察、氣象觀測等侵略行為，是冷戰時期美國獲取社會主義國家重要情報的來源之一。

　　依照毛主席“鋼少氣多”以及“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的理論，經考慮，中央軍委批準了空軍“用游擊戰打飛機”的方案，最終取得奇效，從此長空無虞。

　　就在我們打下美機不過兩年之前，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媚美恐美的蘇修當局還對“不聽指揮、一意孤行與美對抗”的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全面攻擊。

　　他們在各兄弟黨同志們的面前對中方當眾叫囂：

　　列寧同志得揪一揪中國同志的耳朵！

　　作為回應，中國共產黨方面予以尖銳反擊：

　　列寧同志如果能揪我們耳朵，說明我們離列寧同志還很近。至于有些同志，列寧恐怕想揪他們的耳朵，都找不到他們了！

　　其時，波詭云譎的氛圍籠罩整個世界，隨著蘇聯以赫魯曉夫為核心的新領導集體奉行右傾投降主義策略、追求“對美友好”和“G2共治”（蘇修霸權思維的體現），以中國為代表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安全感與日俱增，備戰的壓力隨即陡增。

　　1957年，艾森豪威爾繼續執政，為填補所謂“中東真空”而瘋狂推行艾森豪威爾主義，美帝繼續大力進行侵略擴張。

　　這一時期全世界反美呼聲日益高漲，非洲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凈風起云涌，中東地區也出現了新的形勢：黎巴嫩親美賣國的夏蒙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爆發推翻王朝的革命，并立即退出了美國策劃的巴格達條約集團。

　　但此時的蘇聯卻在赫魯曉夫集團的帶領下追求對美和解戰略……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意識形態堡壘的中國，在蘇聯同志的眼里竟然成了“異類”——宛若今天鐵骨錚錚的群眾，在以胡某人為首的“和平派”眼中是大逆不道的異類一般。

　　然而，還是毛主席說得好：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

　　“一意孤行”打下美機十年后，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正式訪問已然擁有了原子彈的中國，在北京向毛主席他老人家鄭重承諾：

　　美國會停止一切在中國大陸的偵察飛行！

　　那一次，這位美國總統飛抵北京時，我們是用這樣的標語歡迎他的：

　　這等“不和平、不友好”的場面，在胡某人看來或許又要被批判為“激進、對抗”了吧？

　　但是他尼克松后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卻不得不承認：

　　近二十年來，美國一直在世界上鼓吹和帶頭孤立、封鎖新中國，不但沒有奏效，反而招致了自己對華利益的巨大損失。美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了！

　　不論是蘇修社會主義還是美帝國主義，為什么他們會懼怕毛主席？

　　換句話說：為什么毛主席從無畏懼蘇修和美帝？

　　原因很簡單：毛主席從不幻想。

　　1949年8月14日，面對蔣介石軍事集團窮途末路之下的“和平請求”，以及美帝國主義包藏禍心的停戰調停，在黨內和社會上部分難斷形勢的群眾、商賈、民主黨派人士的嘈雜喧囂聲中，目光如炬的毛主席果斷用一紙雄文《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徹底凝聚了人心共識、為閃亮巍峨的新中國政權敲響了初生的鐘聲：

　　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里是看。

　　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

　　他們不愿意將當權的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和不當權的美國人民加以區別。他們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斗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

　　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

　　自我批評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內部，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例如我們的人民解放戰爭，土地革命。

　　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

　　“準備斗爭”的口號，是對于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斗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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