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是一部視野寬廣的著作，副標題“亞非團結的中國實踐與淵源”點明了作品的要旨。殷之光將歷史溯源與理論論辯融為一體，在多重視野中呈現自己的洞見。作者幾易其稿，最初的副標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球秩序想象”的字樣，或許是因為新中國的全球理想從未呈現為一個完整的現實秩序，而在為這一理想而奮斗的過程中，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形成無疑是推動戰后秩序持續變化的動力之一，最終采用了現在的副題。不過，與其說作者在做新中國的全球秩序想象的溯源工作，不如說是從中國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實踐出發，以亞非團結為線索，重新敘述戰后國際秩序的形成與演變。第三世界國際主義不是一種業已完成的秩序規范，而是持續沖擊和改變戰后國際秩序的運動。或許這便是作者最終確定現在的副標題的原因。這部著作始終在追問：這一運動的動力、方法、內容和展現于現代世界秩序中的形態是什么？

　　通過對這一問題的持續追問，這部著作展現了幾個鮮明的特點。首先，在方法論上，作者拒絕了靜態的規范分析，不是以主權、平等、民族、現代化等概念為敘述框架，而是在第三世界運動對于帝國主義國際體系的持續沖擊中，基于第三世界運動的經驗，闡釋這些價值和概念的新內涵。對于作者而言，所謂現代世界的普遍秩序不過是全球不同力量持續博弈和斗爭的階段性成果。人們的注意力總是被霸權性力量及其合法性宣稱所吸引，而較少關注另一進程，即通過對于霸權及其支配策略的沖擊，反霸權實踐也重塑了普遍規則本身。用作者的話說，“在霸權與反霸權斗爭這一漫長的全球史進程中，萬隆及其背后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主義政治實踐，才真正將20世紀的反抗與19世紀的反抗區別開。這種在民族獨立運動中形成，但卻試圖超越民族國家界限、朝向普遍主義世界新秩序的政治主體意識，才真正賦予了20世紀以獨特的歷史意義。”因此，居于其闡釋體系中心位置的第三世界概念并不是一個地理空間概念，而是一個政治范疇，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國主義的歷史經驗中形成的自覺的政治運動，以及這一政治運動對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對全球秩序的設想。所謂亞非團結或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就是一場規模廣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去殖民運動，一場重新界定民族獨立、主權平等、經濟自主和現代化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指出：“與其將萬隆作為一個轉瞬即逝的‘時刻’，不如將其視為一個綿延的過程。”這一洞見奠定了作者進入20世紀世界秩序的方法論：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秩序是舊時代的綿延，只有對于這一秩序的第三世界抵抗及其國際團結才構成了20世紀世界關系的最新力量。因此，需要從第三世界斗爭的內部經驗中、從一種能動的視野中觀察世界秩序的演變。

　　帝國主義不只是一個國際體系，而且是一個滲入各社會內部的軍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系，所謂第三世界國際運動的內部經驗不可能脫離每一個社會內部爭取獨立和解放的社會斗爭。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對新國家的追求和塑造也不可能脫離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塑造。因此，這部著作的第二個方法論特點是將中國革命與亞非團結、民族獨立運動與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視為一個連續的進程，而沒有將亞非團結和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僅僅視為一個國際關系領域的實踐。除了將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所推進的爭奪階級“領導權”的斗爭引入國際關系，作者也看到了中國革命中的統一戰線和民族平等實踐在亞非團結和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運動中的延伸，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對他而言，“三個世界理論”不僅是一種國際外交思想，而且是“一種在中國革命經驗中發展起來的世界觀”，“體現了包含國際平等、多邊秩序建設理想的‘中國主張’”。

　　什么是中國革命的經驗？如果采用1939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所做的最簡潔的歸納，即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以及作為黨的靈魂的群眾路線。在中國革命中，為爭取反對帝國主義和國內階級統治的斗爭獲得成功，不僅需要革命階級的力量，還需要超越單純的階級邊界（國內無產階級和國際社會主義國家），團結國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斗爭中形成“中國人民”的政治主體性；在世界范圍內，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秩序，不僅需要社會主義國家同盟，還需要超越意識形態的差異，團結世界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斗爭中形成“世界人民大團結”。在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如此，在戰后國際關系中也是如此。力量對比懸殊的敵我關系正是在這一雙重進程中得以逆轉。作者專章分析了中國共產黨民族政策的形成，尤其是這一政策及其實踐中對于自治、民族平等與國家統一的辯證關系的強調，并認為這一承認差異但強調統一的民族政策也為在尊重社會制度和文化差異的前提下形成第三世界團結的國際主義提供了經驗。“通過亞非團結運動，新中國很快將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平等與發展觀擴展到了國際關系層面。……以互相尊重與共同發展為基本權利的平等觀開始成為‘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觀念中的核心。” 因此，“民族解放”實際上“是一場聯通內外、超越階級、族裔、血緣等認同的大同事業”，“同時，這一普遍政治理想的基礎，卻又建立在一個腳踏實地的具有特殊性的‘民族’政治環境中”。

　　正是基于上述兩個方法論特點，作者展示了一種不同于主流冷戰史敘述的戰后國際關系圖景。冷戰史研究的經典框架是戰后兩極國際秩序的形成，在美蘇爭霸的框架下，論述蘇聯解體和美國世界霸權的確立。這一論述將戰后持續不斷的“熱戰”和抵抗運動納入代理人戰爭的視野，忽略這些局部戰爭和遍布世界不同國家的、相互發生關聯和呼應的抵抗和批判運動對于戰后秩序的沖擊和重塑。即便是關注第三世界的學者，也或者從戰后美國國際霸權地位的視角界定“第三世界”的形成（Odd Westad，The Global Cold War：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或者將這一構成復雜的運動視為蘇聯地緣政治考量的后果（Galia Golan，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from World War II to Gorbache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及其對峙對于塑造戰后國際關系具有重大的影響，這一點并無疑問，但如果從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等歷史進程與遍布世界的反殖民運動的密切聯系、相互支持來看，亞非團結和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并不只是兩極爭霸的衍生物，而是在反抗霸權的斗爭產生的、參與塑造戰后國際關系的重要力量。中間地帶一旦具有自身的政治能動性，就不再是兩極關系中的從屬性力量。用兩極爭霸的模式概括戰后國際秩序掩蓋了從漫長戰爭和革命中延伸而來的、發生在廣闊的“中間地帶”的反霸權斗爭，也遮蔽了通過這一斗爭而逐步形成的第三世界主體性（即便是未完成的主體性）。萬隆時刻正是因這一主體性獲得自覺表達而被命名的。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遍布世界的反殖民、反侵略的武裝斗爭和和平抗議，以及圍繞中國重返聯合國的國際博弈，如此深刻地重塑世界格局。在這一視野中，作為戰后世界秩序重建的標志的聯合國就不再只是霸權控制的工具，也是國際秩序斗爭的場域，盡管其規范性表述沒有發生變化，但伴隨其內部權力關系的重組，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普遍價值因第三世界運動對于霸權操縱的沖擊和限制而獲得了彰顯。

　　1970年，修建坦贊鐵路

　　如果戰后秩序中的東西兩個陣營的對峙構成了“冷戰”的框架，那么，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運動及其與兩大陣營內部的反戰、反霸權斗爭的相互呼應就是促成這一兩極關系發生變動的“去冷戰”力量。因此，思考冷戰的終結應該著眼于20世紀的漫長進程，而不應僅僅將鏡頭聚焦于美蘇媾和的歷史片刻。戰后秩序應該被描述為冷戰與去冷戰兩種趨勢消長起伏的過程，而冷戰的終結應被置于這一復雜進程中加以描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指出：“在亞非拉地區發生的、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誕生與帝國消解的歷史進程，并不是對17世紀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簡單重復。其歷史意義更體現在一種面向未來的，對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創造。”民族解放運動對于國際團結和平等秩序的追求（凝聚在“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命題之中）重新界定了民族、獨立等等概念的內涵，民族斗爭同時包含著“超越民族國家，尋找世界普遍主義原則的嘗試”。這也正是被后冷戰秩序所壓抑卻從未消亡的未來性。

　　20世紀誕生了兩個新事物，即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這兩個新事物是沖擊19世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秩序的漫長運動的延伸，也清晰地打上了自身時代的烙印。伴隨著蘇東解體，作為一個世界體系的社會主義國家趨于解體，而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對于兩極構造的介入和沖擊也伴隨著“冷戰終結”而趨于消散，但這兩個相互關聯又相互區別的運動對于當代世界秩序的影響卻是長遠的。如何總結社會主義國家體系的危機和解體？如何分析第三世界運動的內部矛盾和式微？如何分析殖民地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與殖民歷史的聯系，以及獨立國家的后殖民境況？這些問題已經有不少重要的研究，但均有待更深入的探索。在霸權體系危機四伏的時代，這部著作提醒我們：這是一份未竟之業，應該從上述兩個運動的歷史經驗內部探索其成敗得失，致力于發掘其被壓抑的未來性，這份偉大遺產蘊含著立足現實斗爭的普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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