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將欲獨占中國而扶蔣反共的美國勢力驅逐出大陸；抗美援朝，將美軍從鴨綠江趕回三八線，不得不簽訂停戰協定；金門炮戰，嚇得護航美艦拋棄蔣艦落荒而逃，將美國拉回大使級會談；抗美援越，最后給美軍留下狼狽而痛苦的“西貢時刻”；……美國獨步天下，唯獨與新中國較量，少有勝算；美軍打遍天下無敵手，但是與中國解放軍交手，屢屢以失敗告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1]正是從對美斗爭取得一系列偉大勝利當中，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億萬中國人民，敢同惡鬼爭高下，“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2]，與一切強大的反動勢力作斗爭，必須多謀善斷；一旦采取斗爭策略，不可優柔寡斷，必須堅決斗爭，“如無堅決斗爭精神，則結果將極壞”。[3]

　　敢于斗爭，堅決斗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鑒于法西斯這一共同的敵人已被消滅，意識形態之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之爭很快浮出水面，英美迅即在東西方之間拉起“冷戰”鐵幕，社會主義國家總體上（除了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團結在蘇聯周圍，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展開競爭斗爭，而中國在朝鮮戰場上（代表著社會主義國家）與美帝國主義展開殊死戰爭。兩大陣營對壘十分明顯，盡管西風凜冽，但是總體上，東風壓倒西風。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社會主義陣營失去了堅強的領袖，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領導人，丟棄斯大林這把刀子，不斷背棄列寧主義，懼怕兩極對峙會惡化國際局勢，導致世界大戰的爆發，懼怕核戰爭會毀滅世界，由此普遍執迷“和平主義”，積極奉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在所謂“戴維營精神”的鼓舞下，赫魯曉夫還敦促中國緊隨其進行外交戰略調整，甚至不惜犧牲中國的臺灣（建議中國像蘇聯內戰時期處理“遠東共和國”那樣處理臺灣問題，即讓臺灣暫時脫離大陸），同美國達成防止核擴散協議（實際是對中國實行核封鎖），以向美國示好，以妥協退讓求和。蘇聯不僅自己不敢斗爭，而且指責中國為維護正當權益（如對印度挑起的邊境沖突而采取的必要斗爭）妄加指責，稱中國的正當正義行為“阻礙了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威脅國際和平。凡此種種，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蘇聯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同美國達成協議上面，而不是依靠進一步增強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依靠社會主義陣營、世界民族獨立運動、世界工人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力量的聯合斗爭，不能不發人深省。[4]

　　以斗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蘇聯領導人希望化敵為友，以妥協退讓換取和平，甚至永久和平，這只能是幼稚的一廂情愿。美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壟斷資本集團以社會主義為敵、以蘇聯中國為敵不會根本上改變，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會改變。1964年1月17日，在接見斯特朗、愛德爾等人時，毛澤東特意詢問“美國現在主要是注意蘇聯，還是注意中國”，“美國現在是不是在積極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愛德爾認為，從美國報刊所表現的，在當前，在短期內，蘇聯是主要的敵人，從長期來看，中國是主要敵人。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5]因為短期內蘇聯有強大的實力和抗衡美國的能力，但是蘇共領導人目光短淺，蘇聯發展潛力有限，所以蘇聯只能構成現時的短期的威脅；但是，中共領導人則不然，他們目光如炬，深謀遠慮，中國人民勤勞勇敢，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國發展潛力無限，所以認定中國是未來的長期的敵人。肯尼迪及其國務卿迪安·臘斯克（1909-1994年）斷言，中國己經成為兩個主要的共產黨國家當中最危險的一個——并非對美國的安全，而是對世界和平構成的危險。[6]“樹欲靜而風不止”。與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試圖緩和世界緊張局勢的良好愿望相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敵對陣營卻加緊了圍剿世界人民革命的行動，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及其運動的遏制。千里之堤潰于蟻穴，蘇聯對帝國主義失去應有的戒備，喪失敵情意識與斗爭意志，最終被“和平演變”，“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歷史與實踐清晰表明，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列主義的毛澤東領導的中國“以斗爭求得緩和”[7]的正確性與科學性，有效地抵御防范美西方處心積慮的“和平演變”，確保了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與有保障安全，為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與精神基礎。

　　敢于斗爭，敢于與一切強敵做堅決斗爭。與俄羅斯（蘇聯）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不同，近代中國一直遭受大小帝國主義的欺壓，中國人民付出極其巨大努力與代價，趕走了帝國主義，滌蕩一切污泥濁水。中國共產黨很清醒，盡管建立了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是“帝國主義分子歷來是看不起中國人的，對他們也得教訓教訓，使他們的頭腦清醒過來。”[8]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向任何壓力低頭，不懼怕任何帝國主義施壓，“我們在政治上不排外，在軍事上不挑釁，有理有利有節，我們又何懼之有呢？”[9]尤其是對于美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認清了它的最兇狠、最狡猾本性，早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積極斗爭，而且在斗爭中（諸如抗美援朝這樣的偉大斗爭中）取得了前所未有、世人想像不到的勝利，不斷增強對美斗爭的信心。“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么，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全世界人民會支持我們。”[10]當中國自己搞出“兩單一星”之后，面對蘇修美帝南北夾擊、腹背受敵的局面，中國處變不驚，“橫過身來戰斗”，以“備戰備荒為人民”加以應對，并努力在斗爭中改變于我不利的局勢態勢。今天，我們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與國防能力，面對美西方遏制之變局，應當更有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信心！只有斗爭，敢于斗爭，讓美帝國主義明白，“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11]，如此才能維護民族應有尊嚴與國家正當利益。

　　敢于斗爭，敢于在事態發端進行及時斗爭，防止敵人得寸進尺，得隴望蜀，非常必要。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與王季范和周世釗攀談時說：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12]

　　朝鮮戰爭打消了中國人民自解放戰爭以來一直對美軍存有的疑慮，不僅從戰爭中獲得了自信，而且更加堅定了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必將戰勝帝國主義陣營的信心，這是毛澤東后來提出“東風壓倒西風”的一個重要依據。他認為中國軍隊在抗擊美帝侵略者的戰斗中獲得了實際經驗。“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13]

　　善于斗爭：爭取多數，反對少數　　

　　1965年4月11日，毛澤東在會見阿聯總統外交事務顧問薩布里和夫人一行時說：歷史證明，帝國主義是可以被打敗的，“我們有幾句話，就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一個一個地打破，總有矛盾可以利用”。[14]

　　中國共產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上孕育成長，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個成長過程；新中國也是在一窮二白的極其落后的基礎上誕生的，也有一個由弱到強的成長過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高瞻遠矚，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以及中國人民特有的智慧，與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強大的美帝國主義周旋，在不同時期因為主次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對美斗爭策略，即對美斗爭策略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地點和條件而轉移。如，針對美國在抗戰時期“扶蔣用共”、抗戰后期“扶蔣壓共”以及抗戰之后的“扶蔣反共”的帝國主義加機會主義政策，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靈活地用革命的兩手對待美國的反革命的兩手。

　　抗日戰爭時期，由于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逐步形成，毛澤東以“盟友”對待美國、以“戰友”對待美國人（軍人），邀請美方在延安設立美軍觀察組，要求八路軍新四軍積極配合美軍作戰、搜尋保護對日本實施轟炸的美國空軍跳傘人員。抗日戰爭勝利初期，積極利用國際國內有利形勢，一方面與美蔣明爭暗斗，軍事上積極調整部署，做最壞打算；另一方面也努力“中立美國”，認同美國作為國共和談的“調解人”的角色，延緩內戰的爆發。“這種‘中立美國’只是在對蔣斗爭中的一種策略”。中共中央指出：采取這一政策，并非不反對美國殖民地化中國的政策，也非不抗議美國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和參加中國內戰的政策，更非在美軍進攻我們時采取不抵抗政策。相反地，對于美政府這種帝國主義政策應持堅定的立場，嚴正的批評和堅強的抵抗以反對之。[15]

　　面對強敵，不僅要敢于斗爭，而且要善于斗爭，要爭取最有利的局面，往最好處努力，做最壞打算，應對最壞的情況，做好準備，留有余地。毛澤東主張國際斗爭要“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堅決斗爭，留有余地，后發制人”[16]，“世界上的事情還是要搞一個保險系數”。[17]他強調，處理對美關系要把最可能的困難估計進去，“抗美援朝戰爭時，我是放在美國占領鴨綠江這一個基礎上來考慮問題的”，[18]因此，“做好了一切準備，即使發生最困難的情況，也不會離原來的估計相差太遠”，“根本的就是這兩條：一是爭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19]

　　面對美國這樣的強敵，善于斗爭，凝聚磅礴力量，不斷壯大自己。人多力量大，人多是力量大的必要而非充要條件；人多，倘若是一盤散沙或一袋土豆，也沒有力量。人多要有力量，必須組織，必須團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足有移動泰山的力量。弱者戰勝強者，必須團結一切力量。新中國在帝國主義的敵視中成立，只能“一邊倒”向蘇聯，加入社會主義陣營，這樣便有了戰略依靠。“我們是新起的國家，困難多，萬一有事，有個幫手，這減少了戰爭的可能性。”[20]但是，中國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與公平正義原則，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敵人縮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少數親帝國主義分子，即同帝國主義有密切聯系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對我們來說，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21]

　　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團結朋友，孤立敵人，這是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形成的戰略思想。新中國成立后，在如何對付美帝國主義問題上，他仍然堅持這一思想，強調要善于分析，結成廣泛國際統一戰線，團結多數，孤立美國當局。1954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總結日內瓦會議期間對美斗爭的經驗時指出，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里頭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這個方針之下，談判中該讓的就讓，該堅持的必須堅持，這樣就“達到聯合多數、孤立少數（就是美國當局）的目的”。[22]“要鞏固團結，要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黃種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只要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反對帝國主義走狗的，都應該團結，只不包括帝國主義在這些國家內的走狗。”[23]

　　爭取與團結多數，主要是團結“中間地帶”[24]集中為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25]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政協禮堂會見拉丁美洲十一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時說：美帝國主義是你們的對頭，也是我們的對頭，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對頭。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主義。全世界人民要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在各個地方砍斷它的手。[26]

　　在中蘇關系不斷惡化、社會主義陣營走向破裂之際，毛澤東在原先的“中間地帶”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第二中間地帶”思想[27]，超越了過去以意識形態劃線（東西方或東西風）的傳統做法，主張在共同利益基礎上，同“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28]西方并非鐵板一塊，可以分化利用，要爭取與團結多數，包括美國的西方盟友，防止形成“反華大合唱”。在此基礎上，要爭取與團結多數，還包括與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實際相對立的美國人民。斯大林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斗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愿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29]當英美壟斷資產階級努力把德國法西斯禍水引向東方蘇聯的時候，斯大林領導的蘇共就成功地利用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毛澤東指出：“在目前世界上這樣四分五裂的形勢下，一塊鐵板那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30]他提出，要廣泛做工作，不僅對廣大中間地帶和周邊國家要做工作；對英國、法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凡是有可能也要做工作，充分利用矛盾，分化孤立。同時，即使在美國內部也是有矛盾的，“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他提出：“對美國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總要分化的。”“至于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里的人民，并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31]

　　又斗爭又合作，以斗爭求合作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美國（統治階級）也有兩面性，即帝國主義的反動性以及資本積累的合理性；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有兩面性，即遏制和接觸，遏制是帝國主義的本質體現，接觸是資本積累的必然要求。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一方面肯定美國對華的帝國主義基本政策不可能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出發點是維持在中國的權益，加強對中國政府的控制，而不可能真正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矛盾尖銳化、特別是日美矛盾尖銳化的情況下，美國在中國經營了近百年的權益受到了挑戰，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受到威脅，因而美國局部的對華政策也必然發生改變。毛澤東強調，美國政策的兩面性，決定我們也應當對美國采取兩面政策和有區別的政策，把斗爭和聯合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爭取美國援助中國抗戰。這就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所確定的對美政策的基本出發點。

　　不斗不相識，不斗不成交。抗美援朝，經過第五次戰役，美國發覺，美國遇上了一個真正強大難纏的對手，這樣便沒了開始那份傲慢，那樣充滿無比信心的勝算。于是中國便有了“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策略，即文斗與武斗相結合，軍事之外的政治與外交在中美斗爭中有了一席之地，而且不斷擴大。1954年9月，第一次臺海危機爆發，中美之間再次劍拔弩張。為避免信息不暢、彼此誤判而再度開戰，中美雙方都有意通過談判的方式，緩解臺灣地區的緊張形勢。在英國、印度等國的斡旋下，1955年8月中美兩國選在歐洲進行大使級會談。這一談，竟然創造了一個歷史記錄，到1970年2月的最后一次會談，中美會談舉行近15年合計136次。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個近乎隔絕和充滿敵意的年代，作為兩國進行官方接觸的唯一渠道的中美大使級會談，有助于中美雙方互相探視、了解彼此的政策意圖，對避免誤判與緩和兩國間的緊張關系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中，1962年臺海危機的消解，就是兩國通過大使級會談渠道進行合作的典型例子。中美大使級會談，某種意義上，是隔絕年代中美兩國關系的“測試儀”和“減震器”。當然，不能忘記，這個“儀器”是中國積極斗爭的結果。

　　真正的共產黨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一點也不錯。不過，斗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32]毛澤東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生都在戰斗，都在斗爭。但是，斗爭不是目的，是手段，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手段，是實現和平發展、趨利避害的手段。毛澤東在《又團結，又斗爭》一文中指出：“統一里有斗爭，天下萬物皆然。如果有人認為只有團結而沒有斗爭，那他就還沒有學通馬克思主義。統一與斗爭是統一戰線的兩個基本原則，那末這兩者是不是半斤與八兩呢？或者說斗爭更重于統一呢？回答都是否定的！”[33]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他又提出“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34]

　　不是為了斗而斗，中國根本不是什么“好斗的公雞”，斗是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維護中國的安全，實現中國的發展；更崇高一些，即為了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發展。與美帝國主義作斗爭，是中國應有的生存發展權利，也是中國應盡的國際義務。因此，對美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即又斗爭又合作，以斗爭求合作。“只有一個方面是錯誤的：只有斗爭，不要團結，是‘左’傾錯誤；只有團結，不要斗爭，是右傾錯誤。這兩種錯誤我們黨都犯過，經驗很痛苦。后來我們總結了這兩種經驗，采取了‘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必須斗爭的就作斗爭，可以團結的就團結起來。”[35]毛澤東曾經做過這樣形象的比方，陜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陜北老鄉趕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但是，驢子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又要聯合又要斗爭。[36]對美斗爭，似可借鑒趕驢上山。當然，美國不只是陜北的毛驢，而是武裝到牙齒的老虎，有真老虎的一面，也有紙老虎的另一面。

　　在艱難渡過三年自然災害之后的1962年，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向全黨全國人民發起動員，“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斗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斗爭。”[37]半個多世紀以后，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我們要準備進行偉大斗爭。所謂偉大斗爭，依照毛澤東同志的解釋，“因為很艱巨，才很偉大。不艱巨就不能說偉大。”[38]對美斗爭是一場異常艱巨的斗爭，因此自然是一場偉大斗爭。有鑒于此，對美斗爭要有耐心、有韌性、有定力。對美斗爭，使之與我有限與適度合作，一定時段中與中國相向而行，中國以斗爭求團結（與美國人民）、求合作（與美國資產階級），經由和平與發展，不斷滿足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目標。

　　斗爭時防“左”，合作時防右　　

　　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不斷惡化，惡化到兩國劍拔弩張、一觸即發的臨界狀態。與此同時，美國陷入越戰泥潭，國內反戰、民權運動高漲，與蘇聯全球爭霸處于守勢。這樣，在中美蘇大三角中，中美蘇客觀上不是孤立的而是緊密交織在一起，中國“一邊倒”向蘇聯，是因為美國敵視中國、美蘇關系緊張，而中蘇分裂起因于美蘇緩和，中蘇關系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美關系。就中國來看，中美矛盾要小于中蘇矛盾；就美國而言，美蘇矛盾要大于美中矛盾。陳毅等四老帥歷時7個月近20次研討得出的研究報告也證實了這一點，“由于美蘇矛盾大于中美、中蘇矛盾，就必然會制約它們的對華政策，同時也為中國外交提供了廣闊的回旋余地。”報告建議應該主動利用美蘇矛盾，在對美關系上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認為“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39]毛澤東據此認為，中國不能被“孤立”了，“兩霸”要爭取“一霸”[40]，于是做出了“聯美抗蘇”的戰略謀劃。1971年3月，毛澤東抓住了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華訪問的破局時機，實現了“小球推動大球轉”，這樣便開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歷史進程。

　　1973年2月17日，亨利·基辛格基辛格第五次訪華，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這位美國特使，并用一句話概括了中美關系，“現在我們把我們的關系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誼)。”“我們兩家出于需要，所以就這樣，hand-in-hand（手攜手）”。[41]用“友誼”來表述中美關系，對毛澤東而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確切地說自美軍觀察組到訪延安之后，還從來沒有過。但是，即便在“友誼”或所謂“準聯盟”的“蜜月期”，毛澤東也沒有忘記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認為美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和擴張的本性不會改變，由此一再告誡相關部門和人士，合作時防右，斗爭時防“左”。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多次吃了極左極右、忽左忽右的虧。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斷送了大革命，而后便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都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帶來嚴重損失。1945年召開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于一右三左做了清算，尤其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間特別長久，所給黨和革命的損失特別重大”[42]，紅軍和根據地損失百分之九十，白區工作損失近乎百分之百，所以清算得也最為認真和深刻。實際上，只會遵照“遠方”指示的王明教條主義路線，不僅在與國民黨斗爭時（土地革命戰爭）表現極左，而且在與國民黨合作時（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現極右，否定共產黨的獨立自主，要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并糾正了建國以來出現的“左”的錯誤。社會主義事業是無比恢弘與偉大的事業，無相關經驗可循——蘇聯解體后應有諸多教訓可鑒——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左的或右的錯誤，關鍵在于能夠及時發現錯誤并加以糾正。其實，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辦事處理問題，不會時時恰到好處，出現左或右的情形是實際，也很正常。“我們黨三十八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43]正確的處理方法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44]1973年11月基辛格（身份已是美國國務卿）第六次訪華，與周恩來談話時提出美國與中國之間應設立熱線，美國愿意把事先偵知蘇聯的軍事情報及時提供給中國。11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來談對這次中美會談的看法，“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他指出：“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45]過去的“左”，我們已經領略，“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不分青紅皂白，盲目排外。后來的右，我們也經歷，“美國的月亮比中國圓”，不問是非曲直，崇洋媚外。

　　美國盡管呈衰落趨勢，但依然是當今世界頭號強國，有意愿也有能力影響中國發展戰略目標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順利實現。雖然中美關系在不斷惡化，但是中美之間仍有龐大復雜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威脅：中國經濟在世界的份量越來越重，美國壟斷資本越來越難以割舍中國市場；美國霸權、全球治理所遇到和要處理的形形色色的國際事務，需要中國配合；……，凡此種種，決定了中美之間某種形式的合作仍然存在，一些合作的擴大或深化仍有可能。中美之間仍然會既合作又斗爭，只是斗爭正在成為基調、主旋律。對美國而言，遏制政策占據主導，接觸政策成為輔助。歷史的螺旋正在再現改革開放前30年（準確地說，是新中國成立后20年）的中美關系，當時斗爭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合作時防右，斗爭時防‘左’”的告誡，對當前正確處理中美關系仍不失指導意義。

　　堅強的原則性與靈活的策略性　　

　　美國（統治階級）具有兩面性。壟斷資產階級寄生性腐朽性不會改變，獲取壟斷超額利潤的目的不會改變；作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政府，只會代表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因而在政策上必然與歷屆政府保持基本的連續性，這是不變的一面。但是，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資本主義內外矛盾的變化，壟斷資本的積累方式，金融資本的投機方式會不斷改變；具體某屆政府因代表的利益集團不同，分贓形式不同，而表現出一定的“個性特征”，這是變的另一面。也就是說美國資產階級與作為前臺代理人美國政府具有變與不變的兩面性。在美國變與不變的兩面性面前，中國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大國，不是無能為力的，需要積極的斗爭，促使美國改變，收斂它不變的一面，伸張它可變的另一面，使之以比較務實與合作的態度與中國交往。當然，美國不變的一面，使我們必須對美國的國際戰略有清醒認識和估計，不能抱有前蘇聯領導人曾經堅持的“三和”的幼稚幻想，美帝國主義這個老虎是要吃人的，只是吃的時點方式會有所不同；而變的一面，又可以為我所用，促成中美合作，允許甚或鼓勵美國資本繼續與中國往來，從中國市場賺錢，而中國從合作中發展自己的生產力。當然，中美合作，除經濟發展外，還可以應對一些共同的安全威脅。

　　強大的美國有變與不變的兩面性，力量相對薄弱的中國應當堅持原則與保持靈活的統一性，這樣在競爭斗爭中就可以扭轉被動、贏得主動。毛澤東指出：雖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還要結合一個東西，叫做“現實”。我們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或者叫做革命的現實主義，我們不是無原則的現實主義。理想主義是原則性，現實主義就是靈活性，理想主義的原則性與現實主義的靈活性要統一起來，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的現實主義。[46]因此，對美斗爭與合作時，既講原則性又講策略性，原則性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原則性涉及國家核心利益，主權、政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等不可以當交易籌碼，“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手指頭都不行。”如，領土是國家生存發展的根基，是國民安身立命的場所，是國家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不能當交易籌碼的。國際社會包括美國承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美國不僅一直阻止中國對臺灣的收復，完成國家統一，而且試圖將臺灣從中國分離出去，支持臺灣當局明里暗里搞獨立。1954年8月4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上作外交報告，代表中國政府再次強調：臺灣是中國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土，決不容許美國侵占，也決不容許交給聯合國托管。“如果外國侵略者敢于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敢于侵犯我國主權和破壞我國領土完整，敢于干涉我國內政，那么，他們就必須承擔這一侵略行為的一切嚴重后果。”[47]

　　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如中印邊界劃定與領土糾紛），由于我們的戰略力量達不到（如南海部分島礁水域），在這種情況下，又要求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策略是根據一定原則確定的。一定要原則性很強，然后策略性才能靈活，沒有堅強的原則性，就說不上靈活的策略性，那就會變成姑息，變成屈服。”[48]正是基于“堅強的原則性”與“靈活的策略性”的辯證原則，毛澤東嚴厲批評了那種“革命是不能妥協的”的“左”傾觀點。他指出“革命是不能妥協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妥協”，這是哪一條馬克思主義？我們跟蔣介石妥協了兩次。美國的總統要來，請。坐在這里吹了一個鐘頭。專門勾結美帝、日本、西德、英國這些壞人的是我。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個國家死也不讓撤（指阿爾巴尼亞——引者注），說是世界革命風暴在亞洲，亞洲革命風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咱們就是那號人物。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嗎？鄙人就是右傾機會主義！[49]顯然，“虎氣”的毛澤東在這里充分展示了“猴氣”的另一面，他正話反說，表明了對國際形勢的客觀判斷和對美國政策的務實態度，體現“堅強的原則性”與“靈活的策略性”的高度統一。

　　在對美斗爭中，毛澤東強調要兩手準備，即“兩手對兩手”，就是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即以打對打，以談對談，在戰爭與和平兩條戰線上與對手展開堅決而巧妙的斗爭。由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阻撓，或刻意制造“兩個中國”，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遲遲得不到恢復。對此，毛澤東提出“對付美國人是要有一點辦法的”，要有兩手準備：第一是堅決斗爭；第二是不要著急。這里所說的“不要著急”，不是說真的不在乎、無所謂，而是要保持戰略耐心，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后來，毛澤東又提出，對付帝國主義要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堅決反抗；另一條就是開會談判。在他看來，帝國主義也是兩條腿在走路，一條是壓迫，一條是欺騙。我們支持開會談判，目的就是要揭露帝國主義的欺騙性，“暴露它們那一條腿有病”。[50]在抗美援朝時如此，邊打邊談，邊談邊打；抗美援越也是如此，軍事的與政治的（外交的）都用上，表現出無比的耐心與定力。1955年至1970年期間，中美通過各自在日內瓦、華沙的大使進行了136次大使級會談，馬拉松會談，斗志斗勇，最終斗出尼克松訪華并簽署《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使兩國關系加快走向正常化。

　　中蘇關系破裂，在共同威脅之下，中美不斷靠近，聯合抗蘇，這樣的過程與事實表明：在國際關系上，國家發展更具彈性，未來藍圖更具彈性，而現實威脅更具剛性，國家安全更具剛性。1969年12月8日，基辛格在年終的記者招待會上宣稱，“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對其他國家——包括共產黨國家，特別像共產黨中國這樣的國家——的判斷，將以它們的行為為依據，而不是以國內的意識形態為依據。”[51]識時務者為俊杰，奉行實用主義的美國如此，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勢而新的中國在策略上應當更具有靈活性。

　　注釋：

　　[1]《實踐論》（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8頁。

　　[2]《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頁。

　　[3]《對美蔣的主要政策不是讓步而是斗爭》（1946年7月6日），《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頁。

　　[4]《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49年1月6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908頁。

　　[5]《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514頁。

　　[6][美]孔華潤著《美國對中國的反應》，張靜爾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頁。

　　[7]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

　　[8]《在歷史的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79-380頁。

　　[9]《關于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1949年4月17日），《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324頁。

　　[10]《原子彈嚇不倒中國人民》（1955年1月28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7頁。

　　[11]《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01-106頁。

　　[1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231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頁。

　　[1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頁。

　　[15]《中央關于對美蔣斗爭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五冊，第455-456頁。

　　[1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頁。

　　[17]《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0頁。

　　[19]《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71頁。

　　[20]1950年4月10日，毛澤東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頁。

　　[21]《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6頁。

　　[23]《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斗爭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86頁。

　　[24]“中間地帶”思想，毛澤東早在1946年就已提出，當時主要指亞非拉那些正在爭取解放運動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

　　[25]《論十大關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頁。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5頁。

　　[27]“第二中間地帶”理論形成于1963年，包括歐洲、日本、加拿大等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

　　[28]《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愛國正義斗爭》(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二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355頁。

　　[29]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見《斯大林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頁。

　　[3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頁。

　　[31]《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頁。

　　[3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1頁。

　　[33]《又團結，又斗爭》（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黨的文獻》1995年第4期，第15-16頁。

　　[34]《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頁。

　　[35]這是毛澤東同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的一部分，參見《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頁。

　　[36]《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頁。

　　[37]《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1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302頁。

　　[38]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39]熊向暉《打開中美關系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42期，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6頁。

　　[40]《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41]王永欽《打破堅冰的歲月》（六），《黨史縱橫》1997年第8期。

　　[42]參見《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

　　[43]1959年7月26日，毛澤東對李云仲關于目前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的來信而寫的批語，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頁。

　　[44]1960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聽取中央工作會議各小組討論情況的匯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7頁。

　　[4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頁。

　　[46]《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頁。

　　[47]《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頁。

　　[48]參見《周恩來年譜》1955年2月3日，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49]《毛澤東同張春橋、王洪文的談話記錄》1973年7月4日。

　　[50]1960年5月7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見非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訪華代表團時的講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9頁。

　　[51][美]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一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