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昨日在兩國元首會談中提出的“美國不尋求同中國打‘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獨”,無意同中國發生沖突。”受到國人重視。
拜登的態度,代表美國資本的無奈與驚恐。現代資本生產方式制造了美國社會的資本與勞動的兩大驚恐。一是逐步脫離生產的強大資本資金流對所掠奪物流不確定性的驚恐。二是社會主體的中等收入階層在經濟周期和通貨膨脹中,破產不確定性的驚恐。前者被馬克思歸結為資本增殖的G-G’,不同于簡單商業資本,今天是金融把控價值鏈高端的去產業化;實體產業當下在美國存在的價值,是掌握全球化價值鏈的工具,金融、技術壟斷成為剩余價值主要渠道。后者是勞動階級在階級矛盾暗流涌動中的心態。他們通過走向華爾街,通過“黑人命也是命”,不斷反抗。
中國人說,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美國政府現如今手中只有美元霸權,除了銹帶、服務業和房地產,眼望港口堆積如山、返程多余的集裝箱,心中焉能不慌?四十年來,中國輸出價廉物美的物質財富,購買美國巨量白條,支撐了美元金融霸權;中國的農民工、每年就業的畢業生等新老工人階級,用辛勤的勞動,在成為世界經濟引擎的同時,為重病纏身的美利堅建構起輸血管,美國應該沒有理由“同中國打“新冷戰”,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早在一百多年前,列寧就揭露,金融資本要在一頭牛上剝兩張皮,第一張是從貸款取得的利潤,另一張是貸款項目產生的利潤。百年后,美國在中國這頭牛身上,剝了何止兩張皮?第一張,是用低廉的價格,買走了中國無所不有的商品,留下能耗和污染治理。剝的第二張皮,是中國大量購買了美國的國債,維護了美元霸權地位,潤滑了美國的國家機器。剝第三張皮,用的是拿著借自中國的錢,投資中國的產業、證券、保險,占據中國飛速成長的市場,往往成為全球回報率最高的業務。當美國人享受到由馬關、辛丑條約證明的“這個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潛在富源”(列寧)的優惠,賺取全球少有的豐美回報時,美國應該沒有理由“同中國打“新冷戰”,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但是,資本是貪婪的,胃口永不滿足。“美國優先”就是赤裸裸的霸權優先。二戰以來,美國推動各國金融開放,操縱巨額熱錢流動,建立資金泡沫和做空機制,控制股市,控制匯率,泛濫金融衍生品,轉嫁危機,在全球制造輸入型通脹預期,以鄰為壑;直至美其名曰量化寬松的大肆印鈔,收割別國財富。通過WTO,控制戰略投資,控股命脈,控制全球供應鏈,華爾街掌控著國際大宗商品的主要供應鏈與定價權,利用“知識產權優勢”,通過推行新國際分工控制發展中國家,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在全球不斷制造戰爭和糾紛,販賣軍火,賺得盆滿缽滿,帝國活得很滋潤,它們認為美國對華的寄生天經地義。
帝國從來不會有奴隸翻身的憧憬。中國的崛起,在東升西降的大格局下,華爾街資本的驚恐,越來越成為時代的典型特征。甚至美國的意識形態也毫無章法。《華盛頓觀察家報》網站2019年4月30日刊載題為《美國國務院為美中文明沖突做準備》(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的文章稱,美國正基于“與一個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這在美國歷史上尚屬首次。”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說,“我認為我們必須摘掉玫瑰色的眼鏡,真正去了解(中國)這種威脅的性質。”
拜登的“四不一無意”,是不得不的口頭承諾,言不由衷。對于美國歷屆總統來說,到了拜登這一屆,形勢比人強。因此對于美國只要堅持斗爭,注重策略,和平和發展是可以爭取的。
事物的發展,在于內部矛盾的運動。在中美關系上,我們手中的牌越來越多,中美關系的隱患,在于美國高官多次揚言的寄希望于中國的內部力量。這種“內部力量”,固然是具體的個人,更重要的是美國人的觀念即資本的觀念,對中國上層建筑的影響,如同美英對戈爾巴喬夫的影響。有種觀點就這樣看待美對華寄生關系。“中國及時利用了人類社會發展經濟最好的實踐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分工體系也是世界的福音。”
上世紀70年代,毛主席說中國如果復辟資本主義,會回到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當時筆者不理解:解放后我們國家發展的這么強大,兩彈一星上了天,怎么還會回到半殖民地?現在知道了,所謂半殖民半封建社會,既有經濟成份的元素,更是觀念。中國加入全球分工,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所取得的成就,是工人階級勞動的成果,但有人把它看成是資本創造價值,就會在美國對華寄生問題上,認為中國單方面受益,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
近年來,一些人驚奇發現,中美經濟關系中,美國大講政治。國人改革開放,一度認為,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如今卻發現從制裁到斷供,美國人比誰都講政治。美國人告訴了人們,哪有什么純經濟,純科技?
202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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