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總體上還是叢林世界，當今時代本質上依舊是帝國主義時代。是叢林世界就有階級和階級矛盾，有帝國主義就有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就有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只是在全球化、金融化條件下的新殖民主義，使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更趨復雜。復雜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美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壓迫民族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作為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集中體現在壓迫民族的統治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即美西方壟斷資本集團與世界廣大人民的矛盾。復雜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決定著復雜的民族斗爭、階級斗爭。但是，民族斗爭說到底是階級斗爭[1]，民族矛盾實質是階級矛盾[2]。中美之間的矛盾是長期存在的復雜矛盾，集中體現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中美之間的斗爭是長期存在的復雜斗爭，集中體現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億萬中國人民與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之間的斗爭。

　　作為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他在年輕時就立志：“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3]立志在為窮苦人民翻身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在革命實踐中，毛澤東磨礪出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尤其是敢于善于同強敵斗爭的優秀品質，并且在斗爭中把卓越的領導才能和杰出的斗爭藝術展現得淋漓盡致，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正如毛澤東所說：“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4]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為了保障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同一切來犯侵略者、霸權主義者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其中，同美國的斗爭貫穿新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時期，斗智斗勇，最終迫使高傲的美國統治者不得不以平等甚至謙卑的姿態與中國交往。中國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尊重，在帝國主義叢林和殖民主義荒原中，為中國人民開辟出一片新天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與強大的精神基礎。

　　資本主義較此前的封建主義有很多先進性，西方較東方有很多新異性。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老歐洲分裂和衰落，昔日榮光不斷暗淡，思想日趨保守；與此同時，新大陸在戰爭中大發橫財，美國欣欣向榮，繁榮富強，威爾遜“和平主義”成為照亮灰暗資本主義世界的燈塔。燈塔的光環燦爛奪目，引得世界無數年輕人的神往。年輕的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希望用“美國精神”改造中國，期待美國“友邦”幫助中國成為“富且強”的國家，……但是希望的肥皂泡最終一個個破滅，自由民主和平的迷彩掩飾的帝國主義本質，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落后國家所呈現之巨大利益（“肥肉”）面前，很快兇相畢露，侵略貪婪的本性畢露。

　　美帝是“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

　　毛澤東對美國的認識有一個過程。大約在1907-1908年亦即十四五歲的時候，接觸到鄭觀應（1942-1921年）寫的《盛世危言》，書中介紹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的概況，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幾十年后仍記憶猶新。1936年，他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回憶說，“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裝備——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5]1910年秋毛澤東到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就讀，從《世界英雄豪杰傳》一書中讀到美國華盛頓、林肯等英雄人物事跡，由此引發了他對這個“富且強”的國家的學習研究，美國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實用主義等一度充斥毛澤東的大腦，努力從這些“美國精神”中尋求以解救國家民族衰微大本大源之道，找尋中國的出路，并設想使之成為中國的“域外之良友”，青年毛澤東對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充滿了期待。

　　青年毛澤東不僅努力學習研究西方美國的思想理論，而且還以中國傳統儒家尤其是湖湘文化特有的“經世致用”精神，進行平民教育、工讀主義等實踐嘗試。但是，西方式的民主自治以及中國化的改良主義在舊中國的難以施行，美國在巴黎和會（1919年）與華盛頓會議（1921年）中，顯示出威爾遜和平主義的虛偽，暴露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在1919年7月14日發表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一文中，毛澤東認為“美國為地球上第一實業專制國，托辣斯的惡制，即起于此。”這大概是毛澤東第一次對美國“全息透視”得出的“影像”。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乃至小資產階級對美國的“天真的幻想”開始破滅了。“他們迷信美國是扶助中國的好友”，這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毛澤東特別強調，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其實都是種種騙人的鬧劇，美國的在華利益，與它有“生死關系”，在這個“生死關系”問題上，是和中國人民“勢不兩立的”。[6]“從前還有一部分迷信美國的商人，他們迷信美國是扶助中國的好友，而不知美國竟是最會殺人的第一等劊子手”。[7]

　　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壓迫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而且帝國主義借助封建主義對中國人民實現殘酷的壓迫和剝削，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再次驚醒國人，每一個封建軍閥的背后，都有帝國主義的身影。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長沙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為反對包辦婚姻，年方21歲新娘子趙五貞于出嫁當天在花轎中用剃刀刎頸自殺。16-28日，出離憤怒的毛澤東向“吃人”的封建禮教發起了猛烈攻擊，在長沙《大公報》和《女界鐘》發表《趙女士的人格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問題》、《女子自立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等九篇論文和雜感。大聲疾呼，“不自由，毋寧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紅了怪紅的鮮血。”趙五貞自殺，是由于“三面鐵網（社會、母家、夫家）堅重圍著，求生不能”。“社會里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在分析造成悲劇的社會經濟原因時指出：在剝削制度統治下，“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系，還在經濟，就是為資本主義所支配”，“這便是女子被壓制不能翻身的總原因”。[8]毛澤東對大本大源的上下求索，必然將反帝和反封建聯系在一起。相較同時代諸多莘莘學子、飽學聞人、資產階級革命家乃至其先行者（孫中山）要先進一步。

　　革命，推翻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大山，獲得翻身解放，很顯然必須找尋新的本源。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五四運動的爆發等一系列正面沖擊波，促使毛澤東告別了杜威（1859-1952年）和胡適（1891-1962年）的實用主義、自由主義，梁啟超（1873-1929年）的改良主義，還有江亢虎（1883-1954年）的無政府主義等等，從思想和行動上迅速轉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轉向以暴力革命為核心的“俄國道路”。“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9]從此，毛澤東在認識美國、和美國人打交道、與美帝國主義斗爭中，自覺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逐漸成為一個成熟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但是，現實斗爭遠比書本理論與外來經驗更為豐富和復雜。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根據中國抗戰的需要、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美國的對外政策，把美國看作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民主國家”，是可以爭取團結的力量。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隨著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終形成，美國終于成為中國的“友邦”，毛澤東曾經多次多方努力爭取美國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的理解同情支持援助，以打敗日本軍國主義。“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進國家與全世界廣大人民反法西斯運動之將來的配合，以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不放松爭取外援的方針”[10]；并且努力利用美國，督促蔣介石積極抗戰，阻止國民黨反共獨裁，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希望美國幫助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11]。然而，美國政府口惠而實不至，名義上中立調處，實際偏向蔣介石國民黨，不斷背信棄義，最后公開扶蔣反共，試圖獨占中國為它的殖民地，支持國民黨反動派搞獨裁打內戰，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美國完全走到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對立面，毛澤東也及時告誡全黨全國人民要徹底放棄“迷信美國是扶助中國的好友”。

　　新中國建立后，美國對華一直奉行“軍事威脅、經濟封鎖、外交孤立”的封鎖包圍遏制敵視政策，美國事實上成了中國人民的頭號敵人，“最兇惡的敵人”，“中國人民的死敵”，[12]是來自帝國主義陣營的頭號對手，由此激發起全黨全國人民與美帝國主義做堅決斗爭的決心。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把“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作為“我們當前的總方針”之一。[13]正因為如此，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今天，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分子。”[14]實際上，毛澤東對“美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一經確立，始終沒有動搖和改變過，所不同的是，由于時代主題、主要矛盾和現時任務的不斷發展和變化，美國在中國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也在不斷地發生改變。因此，他在對美國的交往過程中，變換過不同的視角，認清了不同的側面，增添了不同的感受，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從而使得他對美國的認識更加深刻透徹，并適時提出一系列理論、方針與政策，為對美斗爭并取得勝利提供遵循。

　　美帝不講理，講理是逼不得已

　　美國在放棄孤立主義、擠進國際社會的時候，曾經以一副“公正”的姿態——如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呈現在世人面前。二戰后，為了確立并鞏固世界霸權，又倡議并建立了包括聯合國、IMF等國際組織在內的一系列國際機制，以維護國際的和平與穩定。有鑒于此，一些國人很多世人把美國視為重信守諾、客觀公正的典范。但是，這是一個欺世盜名的假象，早就被毛澤東看穿了。1953年9月12日，毛澤東出席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時發表講話：我們同美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作戰，他們的武器比我們強許多倍，而我們能夠打勝，迫使他們不能不和下來。為什么能夠和下來呢？第一，在軍事方面，美國侵略者處于不利狀態，挨打狀態。如果不和，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漢城就可能落入朝鮮人民之手。這種形勢，去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看出來了。我們方面發生的問題，最初是能不能打，后來是能不能守，再后來是能不能保證給養，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這四個問題一個接著一個，都解決了。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第二，政治方面，敵人內部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來。第三，經濟方面，敵人在侵朝戰爭中用錢很多，它的預算收支不平衡。這幾個原因合起來，使敵人不得不和。而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沒有這一條，同他們講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15]

　　傲慢，不講理，是美帝國主義的本性使然，基于所謂文明的優越感、霸權的優越感、富且強的優越感。二次大戰后，實力舉世無雙時是這樣；冷戰結束后，一家獨大還是這樣。隨便找一個理由，如以瓶裝洗衣粉充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以此為借口入侵另一個主權國家，導致伊拉克國破家亡、生靈涂炭也毫無愧疚悔改之意。注意，美國大多數人篤信上帝，然而，他們隨意編造謊言、動輒侵略他國、肆意屠殺生靈，冒天下之大不韙，干盡了人世間的壞事丑事，怎么就不怕上帝懲罰報應？合理的邏輯推論是，這個上帝是虛妄的，替“天”行道；如果存在，那么這個上帝本身就是惡的，替天行“盜”。多年來，為了抹黑中國，美國不惜指鹿為馬，混淆是非，如中國新疆棉花早就機械作業、規模經營，它硬生生大肆渲染所謂犯人勞動，指責中國侵犯人權，借此制裁中國，擠占中國相關企業的市場份額。跟講理的人講理，以理服人；跟不講理的、胡攪蠻纏的、實行雙重或多重標準的美國人，是沒有絲毫道理可言的，它們相信迷信的是以力服人，強權即是真理。

　　美帝欺軟怕硬

　　帝國主義欺負的往往都是那些弱國，大而窮且一盤散沙的國家，其實也是弱國，中國、印度曾經都是如此。相反，那些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一些小國，帝國主義往往奈何不得。1959年3月3日，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會談時說，古巴革命就發生在美國的旁邊，那里有六百多萬人口，美國投資有十億美元。美國眼看著古巴革命，望洋興嘆，一個手指也不敢動它。[16]古巴革命獨立，不屈不撓與美國斗爭、唱對臺戲長達半個多世紀，美國統治者使盡一切陰謀詭計，包括武裝入侵、禁運封鎖制裁、刺殺領導人、“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等，用盡了一切壞招損招，也奈何不了古巴人民，隔海哀嘆，最終不得不“和平共處”。

　　1964年3月31日，毛澤東在鄭州會見柬埔寨王國軍事代表團時指出：美國人，你越怕他，他就越兇，不怕他也就是那么回事。[17]1964年6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越南政要時，毛澤東說：你們對各種可能也要做準備。還有一個怕不怕美國的問題，你越怕，它越欺負，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負。[18]印度支那人民正是與西方侵略者（先是法國而后美國）展開英勇頑強的斗爭，最終讓帝國主義付出沉重代價后，知難而退，落荒而逃，在歷史上留下羞辱的“西貢時刻”。中國有句俗話，“軟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橫的，橫的怕不要命的”。曾經的古巴人民、越南人民、朝鮮人民、中國人民等一些亞非拉人民，他們不怕犧牲，敢于與強大的美國斗爭，美國最終不得不放軟身段，放下傲慢，坐到談判桌邊，和這些國家人民講起理來。

　　美國政治上是落后的，搞侵略是野蠻的

　　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同巴西記者談話時強調：西方世界的太陽是傍晚的沒落的太陽，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陽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陽。帝國主義歷來就是嚇唬人的，有時也動手打人，我們就是不要被它們嚇倒，不要怕它們。對西方的崇拜是一種迷信，這是由歷史形成的，現在這種迷信正在逐漸破除。說西方是先進的，這也是一種迷信；恰恰相反，它們是落后的。自然，它們有一點東西，無非是幾斤鋼鐵和幾個原子彈；其實這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因為它們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敗的，是低級趣味的，所以我們看不起它們。[19]盡管美西方經濟軍事實力強大，科技裝備上領先，但是它們實行壟斷資本統治，這是一種寄生的腐朽的制度，相較于生機勃勃的社會主義，相較于“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運動欣欣向榮的亞非拉地區，恰恰是落后的。

　　西方不僅是落后的，而且還是野蠻的，因為動輒炫耀武力，彰顯蠻力，肆意侵略，野蠻掠奪。毛澤東認為，“要翻過來，也許他們野蠻一些，我們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蠻人統治。當然西方國家的人民不野蠻，他們只是受了欺騙和蒙蔽，不覺悟，共產黨和有覺悟的人不算在內。西方世界的統治者是野蠻一些，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這也要除掉帝國主義的走狗，例如中國的蔣介石，美洲的希門尼斯和巴蒂斯塔，他們是美國的走狗，野蠻人的代理人。他們說我們野蠻、不文明，這要翻過來。我的證據是我們沒有侵略美國，是美國人侵略我們；非洲沒有侵略美國、英國、比利時、法國、荷蘭、西班牙，而是這些國家侵略非洲。到底誰文明，誰野蠻？誰有禮貌，誰沒有禮貌？在文明與野蠻的問題上存在著極大的迷信。”[20]毛澤東正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望遠鏡來觀察，用中華文明道德觀的棱鏡來審視，這個被顛倒的世界則被顛倒過來，而且世界發展層次一清二楚。西方人因為搞殖民侵略，所以是野蠻的；美國人至今仍熱衷殖民侵略，編制各種借口，侵略他國，侵占伊拉克，侵占阿富汗，侵占中國臺灣，而且對外侵略在西方國家中最為積極，樂此不疲，所以也是最野蠻的。

　　美國歷史是一部殖民侵略歷史，是實施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歷史，“看它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21]歷史和事實證明，老虎吃人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帝國主義實施野蠻侵略和剝削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帝國主義野蠻侵略和剝削的本性，決定了美國的反動性，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美國本質上就是一只紙老虎。毛澤東分析說，我們現在所依靠的不過是小米加步槍，但是歷史最后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于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22]

　　近代以來，西方憑借美洲的白銀，買了一張三等坐票，乘上亞洲列車，走上文明之道，憑借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東西的原始資本積累，完成工業革命，實現對亞洲的反超。如此，便一直以世界文明中心自居，讓世界都向西方看齊。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受西方欺侮，國人逐漸地形成迷信，即認定：西方先進，中國落后；西方文明，中國野蠻；野蠻落后就得挨打，挨打是歷史注定的。這個迷信一定要破除，魔咒一定要打破。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腥臭無比，殖民主義罪惡罄竹難書。實際上，脫卻美利堅人的外衣，顯露的則是海盜本身。今天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新殖民主義只是換了件文明的外衣，對大中小弱國的剝削壓迫欺凌沒有改變。

　　帝國主義本性不會改變，美國人是靠不住的

　　相較于歐洲老帝國主義、舊殖民主義，經過殖民獨立戰爭、解放黑人奴隸的國內戰爭而后來居上的美國，奉行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政策，具有很大的迷惑性與欺騙性，讓世界當然包括中國那些充滿理想主義頭腦的人們，比較容易相信美國所宣傳的林肯“三民主義”和羅斯福“四大自由”的理想，相信美國是公平正義的化身，至少在中國問題上，能夠保持中立立場，調處國共兩黨矛盾，這樣有助于中國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建國。

　　然而，殘酷的現實是，美國資產階級要攫取在華的壟斷利益，妄圖使中國成為它的獨占殖民地，這樣中國共產黨以及一切民族民主之正義力量，都會遭到美國及其代理人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對、鎮壓、消滅。抗日戰爭勝利后，美國積極調處國共和談，以及由此所營造的一切，最終只是“假和平，真內戰”，“假中立，真幫兇”。1946年8月30日，美國政府與國民黨簽訂協定，決定將太平洋各島上的大量戰爭物資全部給了國民黨政府。這對本已緊張的國共關系無疑是火上澆油，給蔣介石一眾賭徒們更多的籌碼，加快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內戰步伐。9月12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審閱的《蔣軍必敗》社論：“中國人民，對于美國政府，并不希望它幫助中國人民，只希望它執行羅斯福的政策，即是說，希望它執行一個中間的政策，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政策，贊助中國實行一個從工農到蔣介石都有代表權的聯合政府。一年之久，試驗了兩次，第一次是赫爾利、魏德邁時期，第二次是馬歇爾時期。經過了這兩次實驗，現在對于美國政府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質，是沒有懷疑了。”由于同美國政府打交道很少，沒有經驗，因此而上當，有了兩次試驗的教訓，認清了“美國政府政策的帝國主義性質”。

　　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中討論美國當前會不會發動世界大戰，會不會在近期內發動對中國戰爭的問題。經過討論，會議形成了對美國的如下看法：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帝國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還是戰爭的根源，還是和平的敵人，還是民族獨立運動的敵人，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敵人，還是死對頭。它無時無刻不采用兩手的辦法來對付革命的力量，它對革命力量是能夠消滅的就消滅，不能夠消滅的就暫時采取逐步蠶食、腐蝕、滲透、顛覆的辦法，用糖衣炮彈的辦法，直到搞垮革命力量。[23]1960年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杭州召開，討論四國首腦會議[24]流產后的時局和對中蘇關系，毛澤東發言指出，帝國主義本性不會變，因此有兩種可能，現在是和平時期，將來有戰爭的可能。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強力量，在世界范圍內建成統一戰線，作斗爭，使它前方有顧慮（社會主義陣營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顧慮（亞、非、拉人民的斗爭），本國也有顧慮，不然和平的實現不可能。[25]

　　正因為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所以不能對美國抱有幻想。美國人骨子里是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相信并奉行實力政策，即打不贏的敵人才是朋友。抗美援朝經歷五次戰役，一拳一拳地打，終于把美國打到談判桌——從1951年7月10日開城開始，到1953年7月27日板門店結束——不情愿但又不得已的美國與中朝兩國進行馬拉松式談判。毛澤東曾經交代中方談判代表李克農與鄧華，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別指望在談判桌上得到，因為他懂得美國人，只相信實力。“實力政策、實力地位，在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26]共產黨、新中國與美國斗爭的經驗表明，沒有相應的實力，就別指望與美國實現平等對話。

　　共產黨、新中國與美國斗爭的經驗還表明，美國人是靠不住的。1954年美國人曾經與蔣介石簽訂協定，協防臺灣，結果解放軍大炮一響，護航蔣軍的美國軍艦，比兔子跑得還快，任由解放軍炮火把蔣軍的艦艇擊沉。所以，毛主席在1958年告臺灣同胞書中的話一語中的：美國人同國民黨之間的所謂團結、互信云云，講講而已，歸根到底是靠不住的。[27]毛澤東不僅告誡臺灣同胞、告誡蔣介石國民黨，美國人是靠不住的，而且也告誡黨內同志、告誡全國人民，美國是靠不住的，走美國人指定（美國教科書中設計）的道路（即自由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1965年5月25日，毛澤東在江西省寧岡縣茨坪賓館與張平化等人座談時說：“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占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美國實力政策的背后是其統治階級信奉實用主義、機會主義，金融資本更具投機性，“殺頭生意有人做，虧本買賣不會干”。今天，我們一些人忽而（在中美關系趨于緊張時）對美國“不抱任何幻想”，忽而（在中美關系稍有緩和時）對美國充滿幻想。其實，正如坊間還有一本暢銷書《總統是靠不住的》，從歷史上看，豈止“美國總統是靠不住的”，美國人是靠不住的！[28]

　　注釋：

　　[1]《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斗爭的聲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頁。

　　[2]“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頁。

　　[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頁。

　　[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36頁。

　　[5]【美】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頁。

　　[6]《外力、軍閥與革命》（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頁。

　　[7]毛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向導》周報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5頁。

　　[9]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第97頁。

　　[10]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14日），《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11]1939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羅伯特·馬丁時，主動談到民主問題。

　　[12]轉引自趙學功《巨大的轉變戰后美國對東亞的政策（1945-200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頁。

　　[13]《不要四面出擊》（1950年6月6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頁。

　　[14]《毛澤東與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孫士敦的談話》，1955年1月28日。

　　[15]《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163頁。

　　[16]《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35頁。

　　[18]《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頁。

　　[19]《同巴西記者馬羅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談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

　　[20]《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2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24頁。

　　[22]《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6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195頁。

　　[23]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頁。

　　[24]1960年5月16日，蘇、美、英、法四國政府首腦在巴黎舉行會議，討論蘇美在歐洲進一步緩和關系和尋求解決重大國際問題的途徑。會議期間，赫魯曉夫要求艾森豪威爾對1960年5月1日美國Ｕ－２高空間諜飛機侵入蘇聯領空事件公開道歉，遭到拒絕后退出會議，四國首腦會議宣告流產。

　　[25]《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0年5月25日。

　　[26]《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頁。

　　[27]《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臺灣同胞書》(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454頁。

　　[28]韓毓海：“理想化美國與妖魔化中國”，愛思想2013-10-09，https://m.aisixiang.com/data/683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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