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文明古國中，為何惟有中國薪火相傳，一脈相承，且于新時代依然熠熠生輝？其中原因應當很多，一類不可忽視的因素是，中國獨特的地形地貌地理地緣，東南西北被大海大川大山大漠環繞，自成一體；戈壁沙漠、江河湖沼、平原高原、丘陵山地等應有盡有，錯落有致，氣象萬千，多彩多姿；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有回旋余地，有戰略緩沖，有吃苦耐勞、英雄輩出的人民，有敢于壓倒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所壓倒的民族氣概。一言以蔽之，中國屹立于東方數千年不敗不倒，有地利，更有人和；有地緣，更有人緣。毛澤東的國家安全思想揭示：地緣重要，人緣更重要；地利不如人和，地緣不及人緣；地緣政治的核心不在地，也不在地里的物，而在地上的人，集中在于人與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一、“地才”的地緣政治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毛澤東，中華大地土生土長，生于斯，長于斯，奮斗于斯，長眠于斯，思想光照于斯。1973年6月22日，毛澤東會見馬里國家元首特拉奧雷。特拉奧雷：我們馬里共和國的人都認為你是一個天才，而且是有史以來唯一的天才。毛澤東：你把我吹得太高了……特拉奧雷：我說一個人是天才，就是指他的思想。毛澤東：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奧雷：我看了你的軍事和政治著作。毛澤東：都是人民群眾的經驗，我作的總結。沒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1】誠如毛澤東自己所言，他是個“地才”，他的“地學才干”則是人民群眾經驗的總結。這位杰出的地緣戰略學家曾這樣概括：“中國統一，為河與外族進攻二事。分裂則二事皆不能辦。”【2】中國河流諸多，水患嚴重，治水即治家治國；同時，河流也是人們經貿交流、跨域交往的重要渠道，治水可以改善地緣、增進人緣，而御敵可以凝聚民心，“為河”與“外族進攻”都和地緣政治緊密相關。毛澤東高屋建瓴，一語數字便道破玄機。

　　地緣重要，人緣更重要。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地之利與不利，有自然因素，更有人為因素，積極主動加以改造利用，可以變消極為積極，變靜態為動態，變不利為有利，地緣重要人緣更重要，地緣不及人緣，這應是地緣政治的關鍵。游擊戰被證明為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有效戰術，這一戰術被毛澤東運用得出神入化，甚至在抗日戰爭中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對付強大日本侵略軍的一種戰略。游擊戰爭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有極大戰略上的作用，“我們從來主張運動戰、陣地戰、游擊戰三者的配合。游擊戰對于戰斗方式來說，始終是輔助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戰爭中，特別是地域廣大的國家，游擊戰無疑在戰略上占著重大的地位。”【3】有效展開游擊戰的重要條件是，國家地域足夠大，地形足夠復雜，有回旋周轉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如何組織運用，從而實現“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4】山地游擊戰，是紅軍八路軍習慣的戰略戰術，平原一度被認為是游擊戰的禁區，但是聶榮臻活學活用毛澤東軍事思想，在一貫被認為沒有地緣優勢的平原成功地展開了游擊戰，根據地由點及面，逐漸擴大，創造了著名的晉察冀邊區，直接在日軍華北大本營（北平）的四周與日軍周旋作戰,在全國抗戰中影響甚大。

　　在秋收起義后不久，毛澤東就明確了要有革命根據地，隨后帶領部隊直插湘贛邊境的羅霄山脈中段，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萬事開頭難，革命也是如此。在遭到“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時，毛澤東指出井岡山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必然：“在我們井岡山，一有很好的群眾，二有很好的黨，三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四有便于作戰的地勢天險，還有足夠的經濟給養力，我們還愁紅色政權不能存在發展不成？”【5】五大條件，前三者都是人和與人緣，第四個才是地利與地緣，第五個是人與地的結合。當然，根據地也不是一般的地勢天險，不是隨意選擇的，它應是“戰略的出發地”【6】，是戰略要地。山西是華北的戰略要地，擁有華北必須占領山西；而五臺地區是山西的戰略要地，擁有山西必須占領五臺地區。1938年5月5日，毛澤東會見美國情報官埃立斯·福代斯·卡爾遜（卡爾遜是第一個訪問延安的美國官員）。毛澤東說：“日本在五臺山包圍我們，圍困我們。但我們有另一種圍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駐守，太原的東北是聶榮臻的部隊，西北是賀龍的部隊，林彪的部隊在西南，朱德的部隊在東南。日軍在山西一出動就會撞上我們的巡邏隊。正像山西是華北的戰略鎖鑰一樣，五臺地區也是山西的鎖鑰，我們占領五臺，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7】同樣的地緣，日本侵略軍不能利用，國民黨軍隊也不能利用，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則可以利用；再延伸一步，以贛南閩西為主體的中央根據地，同樣的地緣，同樣的共產黨軍隊，毛澤東指揮打勝仗，“三人團”指揮便打敗仗。這說明地緣重要，人緣更重要。根據地的開辟與鞏固依托一定的地理地勢，但是像下圍棋一樣，能否把眼做活，使外線變內線，關鍵在當事人的智慧勇氣，在組織力執行力，在高超戰略與靈活戰術，在厚實群眾基礎，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中國是亞洲的重心。國際政治學中有著名的麥金德“世界島”和斯皮克曼“邊緣地帶”理論，被諸多西方學者甚至更有中國相關學者奉為圭臬。1904年英國學者哈爾福德·麥金德提出“世界島”和“大陸心臟地帶”概念。“世界島”是亞歐大陸（也有認為包括非洲）的合稱，從東歐到中亞的大陸腹地被視為“心臟地帶”。麥金德認為，“誰統治心臟地帶誰便控制世界島；誰控制世界島誰便控制世界”。【8】美國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發展了麥金德的思想，提出“邊緣地帶”理論，認為“誰支配著邊緣地帶，誰就控制歐亞大陸，誰支配著歐亞大陸，誰就掌握世界的命運”。【9】筆者認為，麥金德可能看圖想象，斯皮克曼難免望文生義，二者的地緣政治多半是地圖政治、地理政治。有見地的中國學者認為，地緣政治與資源政治的統一，是現代地緣政治學說的本質特征，地緣政治即資源政治。【10】

　　毛澤東認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11】人是世上最關鍵的因素。獲取生活生產資料、趨利避害是人行為的基本動機，是構成人類發展史的基點。地緣離不開人緣。沒有歷史這一時間縱軸，沒有人際這一社會橫軸，地緣政治空間只能是虛幻的。正是基于廣泛的地理、資源分析，深入的歷史、社會洞察，毛澤東這位杰出的“地才”認為，中國是亞洲的重心。“美國侵略政策的對象有好幾個部分。歐洲部分，亞洲部分，美洲部分，這三個是主要的部分。中國是亞洲的重心，是一個具有四億七千五百萬人口的大國，奪取了中國，整個亞洲都是它的了。”【12】中國久遠的歷史文化，獨特的地形地貌，使得與周邊國家在地理上有高山大川的明顯區隔，但是人文交流與經貿往來密切，很多民族跨境而居，清晰的地理與模糊的人文，使得地緣性更趨復雜多樣。依照“地才”的思想，“中國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的”【13】，誰控制中國，誰便控制亞洲，誰便控制世界。但是，近代歷史顯示，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真正征服中國，所以也就沒有一個國家真正稱霸世界。毛澤東的地緣政治論刷新了世界地緣學與政治學。

　　二、從國內地緣到周邊地緣

　　毛澤東思想極大豐富了人類世界思想寶庫，武裝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指導著中國人民偉大斗爭事業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毛澤東所開創的中國特色地緣政治理論，指導著中國革命和國家安全實踐，至今黨和人民都從中獲得巨大收益。

　　根據地：打狗還要靠面墻。中國共產黨自二大以后，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共產國際主要體現蘇共思想、代表蘇聯利益。中國共產黨跟國民黨合作一同推動大革命是共產國際的主意；在合作中當配角，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得寸進尺一再退讓，也是共產國際的指示；“四·一二”與“七·一五”政變后，中國共產黨被逼走上武裝反抗的道路，但是搞城市暴動、奪取大城市還是共產國際的主張。由教條主義者把持的共產國際及其中國代表不了解中國國情，不懂得中國地緣政治（今天奉西方理論為圭臬的還是如此）。在遭遇幾番嚴重挫折后，本土派、實事求是派吸取教訓，到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武裝割據，壯大革命力量，建立紅色政權，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里就有重要的地緣政治考慮。歷史上，中國農民起義造反基本上都是在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發起的。“打狗還要靠面墻”，共產黨鬧革命得有依托，尤其是搞武裝割據，其地域選擇除了反動統治力量薄弱外，還有革命條件較好的因素。革命條件首先就是政治條件，受嚴重剝削壓迫的貧苦人民眾多，有革命造反的階級基礎，如南方幾個重要根據地一般都有大革命的播種、農民運動的基礎。其次是地利條件，易進易退，可攻可守，井岡山、贛南、閩西、大別山等是政治真空的“三不管”地帶，有復雜地形地勢從而有“打圈子”與反動圍剿軍隊周旋的空間。土地革命時期建立的那些紅色政權，以及抗日戰爭時期陷侵略者于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敵后根據地，都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因素。

　　定都北京：國家重心所在。陜西寶雞博物館有一個鎮館也是鎮國之寶，青銅何尊，赫然刻有“中國”二字的銘文。據考，這是“中國”一詞的最早出處。這里的“中國”，有說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區，更有說是周王朝的首都。首都是一個國家政治中心，也是國家主權的象征，所以定都非常講究。

　　1949年2月在西柏坡，就新中國定都何處，毛澤東與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王稼祥交換意見。毛澤東思考了四個城市即西安、開封、南京和北平，王稼祥首先否定了南京。石頭城南京是國民黨首都，雖然自古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是只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的色彩，我們是共產黨人，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看，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們定都，當然不能選在南京；西安也不合適。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近現代中國的經濟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因中原經濟落后，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能夠改觀的，加之交通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北平是首都最佳地點。北平位于沿海地區，屬于經濟發達圈內，而且扼守聯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重心所在。北平離社會主義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近些，國界長而無戰爭之憂。雖然離海近，但渤海是中國內海【14】，有遼寧、山東兩個半島拱衛，戰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國際上有事，不致京師震動。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五百年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意接受。【15】博古通今的王稼祥呈現了一個可謂言簡意賅的地緣政治的經典佳作，當然毛澤東的認可才是問題關鍵。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一致通過新中國首都定于北平，并于當天改名為北京。

　　損害主權的政治條件，連半個手指頭都不行。今天的不少中國人都很想當然地認為，在不大的地球上中國就應該擁有這么大的國土，其實新疆、西藏、滿蒙、東北等“邊緣地帶”，相當于中國近一半的面積，從晚清、北洋到民國曾經都做了放棄的打算，“東南互保”、“二十一條”以及“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電令張學良放棄東北等等就是實證，即便在快要偉大復興的今日中國，尚有一批“賢達”認為“捆綁不成夫妻”，而主張“放飛”臺灣。因為當時這些“邊緣地帶”都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的“無底洞”，識時務的“俊杰”都不愿背上這些包袱。更為重要的是，在國際上，中國是任人宰割的魚肉。兩次世界大戰，中國都押對了寶，選對了邊，成為戰勝國，但是在談判桌上依然沒有話語權，中國的權益包括核心的領土主權，由一個帝國主義轉手給另一個帝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中國成為“國際四強”，后來又是“聯合國五常”。然而，中國積貧積弱，世界豪強逞能顯力論英雄，最后美蘇煮酒指點世界，讓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劃江而治。同樣的被肢解命運，在印度、土耳其、奧匈等國都上演了。但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敢于“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占領南京、廣州之后，1950年初又一氣拿下西藏，實現了大陸領土的統一。“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16】事業要取得勝利，國家統一是最基本保證。

　　出于保家衛國，剛誕生的新中國就進行抗美援朝，擊退了當時世界最強大的美國領導下的聯合國軍。中國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和能力在戰場上和談判桌上跟美國周旋，最終迫使原本蠻橫的美國與我們簽訂停戰協定。中國利益得到維護，同時也沒有透支國力，從而也就沒有形成對蘇共依賴，沒有受制于蘇聯。否則，俄羅斯三百年才掙得的不凍港（旅順）、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中長鐵路的移交很可能成為問題，中國或將成為別人的棋子而不是棋手。1952年9月，中蘇兩國發布公告，中長鐵路正式移交中國。1953年1月，蘇聯同意將中東鐵路移交給中國。1955年旅順軍港移交中國。國民黨屈從雅爾塔協議而丟掉的國家主權利益，硬生生被共產黨扳了回來。后來，蘇聯搞大國沙文主義，無視中國主權，搞聯合艦隊，建長波電臺（全部費用由蘇方負擔，所有權歸蘇聯所有），被毛澤東斷然拒絕，“要講政治條件，連半個手指頭都不行。”正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把國家民族的命運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國的地緣政治得到空前改觀，新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由此踏上現代化強國征程。

　　人家的一寸不要，自己的寸土必爭。不同于大一統的中國，印度歷史上更多的是一個地域概念，受諸多外族入侵。大英帝國幾百年殖民統治使其具有了近代國家架構。印度獨立建國后，堅持英國殖民者在中印之間非法制造的“麥克馬洪線”，甚至得寸進尺，試圖在中國強大之前，造成諸如對克什米爾地區占據那樣的事實，更多地占據中國領土。尼赫魯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他以為自己是亞洲的拿破侖，而戰功卓著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評價說，拿破侖和毛澤東比，就像螢火蟲和太陽一樣，印度豈有不敗的道理。

　　1959年西藏發生武裝叛亂，計劃未遂的叛亂分子逃亡印度。印度借機生事，一再入侵中國領土，印軍越過麥克馬洪線的實際控制線，向中國境內推進，在中印邊境不斷挑起事端。1960年3月18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時說：我們同印度利害相同，都是不發達的國家。說中國侵略印度，是不真實的。人家的一寸土地我們都不要，我們的土地相當多，有960萬平方公里，大部分沒有開發。自己國家的事情都搞不贏，哪里會要別人的土地？要別人的土地是犯罪的。【17】但是，印度認定中國禮讓是軟弱可欺，便得寸進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1962年10月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決定對印度實施自衛反擊。“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來而不往非禮也。俗話說不打不成交，也許我們反擊一下，邊境才能安定下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才有希望實現。……這一仗，我們不打則已，打，就要打出威風，起碼要保證三十年的和平。但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僅僅是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問題是不行的。”【18】

　　中國在戰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后，非但沒有越境持續作戰，反而從中印雙方實際控制線后撤20公里，釋放所有俘虜，歸還了繳獲的槍彈物資。很多國人對此很不理解。其實，中國除了樹德立威的戰略謀劃外，還有便是地緣政治的考量，即中印邊境地理地勢對中國不利，中國用十萬頭毛驢運輸而積攢的物資儲備，也只夠教訓一下印度所需。對印自衛反擊戰，有理有利有節，實際只是一種警告懲罰，并不是通過戰爭謀取不正當利益，因而也就沒有與印度結下深仇大恨。這種點到為止的震懾戰，保證了中印邊界的安寧、西南邊境的和平，預計二三十年，實際超過半個世紀。這再次證明：和平是打來的，不是求來的。

　　三、大國安全的世界地緣

　　鴉片戰爭后，大小新老帝國主義紛至沓來，剝削壓迫中國人民，并逐漸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面臨真正的嚴峻挑戰——亡國滅種，國家四分五裂，亦如歐洲大陸那樣地緣政治破碎性格局。幸運的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了，領導億萬人民，實現絕地反擊，并在1949年再次實現了國家統一，“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19】

　　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主權神圣不可侵犯。日本通過甲午戰爭割占臺灣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雅爾塔協議明確將臺灣歸還中國。然而，美國憑借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利用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虛弱軟弱，曾經武力侵占臺灣，而后強力介入臺海，阻止中國的最終統一，造成所謂的臺灣問題。無疑，臺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是不能用來當作交易籌碼的。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的黨中央一直把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作為建立邦交關系的必要條件。新中國加入聯合國成為該組織一員，條件必須是，將臺灣所代表的中華民國驅逐出去。“聯合國里只能有一個中國，不能有‘兩個中國’，而那個中國是我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在聯合國里有一個小小的臺灣，我們就不進去。如果聯合國里有臺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20】不給任何國家、任何地區合法合理地制造“兩個中國”的機會和借口。這是在與日本和美國等西方國家建交時特別立下的規矩。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在與周恩來總理會談時說，美國今年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但不同意從聯合國驅除臺灣代表。周恩來馬上正告基辛格：你們要在聯合國制造“兩個中國”，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一定公開批駁。毛澤東聞后強調：“我們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不進聯合國，中國照樣生存，照樣發展。我們下定決心，不管是喜鵲叫還是烏鴉叫，今年不進聯合國。”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訪問中國，提出所謂“雙重代表權”問題，周恩來說：“對中國來說，臺灣的地位，比聯合國的資格重要得多。中國不會按照‘雙重代表權’的方案進入聯合國。我必須申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的政府。解放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美國軍隊必須撤出臺灣。這三條立場是不變的。”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和夫人、國務卿羅杰斯、總統助理基辛格一行來華訪問。在《中美聯合公報》（即《上海公報》）發表的前一天，美國國務卿羅杰斯不滿臺灣問題的處理，要求修改。周恩來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口氣十分堅決地回答說：“你可以告訴尼克松，除了臺灣問題部分我們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

　　中國不會這樣蠢，進行兩面作戰。新中國建立之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外交關系上做了很多嘗試與努力，包括與美西方溝通，但是美國不愿放棄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而獲得的諸多在華特權。有鑒于此，中國一方面“選邊站”，即在整個沿海為美西方所威脅的時候，“一邊倒”，倒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因此在北方贏得了穩定、安寧、可靠的戰略大后方；另一方面，奉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不急于恢復與美西方的外交關系。如此，一筆勾銷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廢除了舊中國欠下的所有外債，卸下了所有的歷史包袱。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由此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下堅實經濟基礎。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大規模沖突之前，毛澤東讓人轉告尼赫魯：“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21】

　　20世紀60年代，美帝、蘇修、印度尼赫魯、臺灣蔣介石齊刷刷都與中國大陸為敵，新中國實際上陷入四面環敵的危險境地。今天，國際環境復雜多變，波詭云譎，險和難不斷向我集聚，但是無論如何也比不上那個年代。然而，中國照樣硬著頭皮頂過來了，在國內取得一系列巨大成就（如“兩彈一星”）的同時，也攻下了國際關系豁口，叩開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大門。美國為急于擺脫美蘇競爭的被動、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國內民權運動高漲的困局等一系列不利境地，越來越希望能夠借重中國的力量。“風雨欲來燕子忙。現在世界不太平，風雨要來，所以燕子就忙了。”【22】美國政要最終不顧超級大國的尊嚴，急急忙忙來到還沒有任何外交關系的中國，并主要依照中國的意愿簽署《中美聯合公報》。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葉劍英談外事工作時說：“其實這個公報沒把基本問題寫上去。基本問題是，無論美國也好，中國也好，都不能兩面作戰。口頭說兩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戰都可以，實際上就不能兩面作戰。”【23】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再次叮囑周恩來、姬鵬飛等人，“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們的政策。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兩面作戰。”【24】中國利用美蘇矛盾，在風云變幻的世界中，成功地營造出“大三角”的國際格局，一方面讓中國成功擺脫多面作戰的困境，另一方面令咄咄逼人的蘇聯不久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四、地緣隨人緣而化

　　法國箴言：當家里有難的時候，就把它轉送給你的鄰居。【25】簡潔明了地道出了資本主義擺脫危機的秘密，即以鄰為壑。中國古語：遠親不如近鄰。新中國從來不會乘人之危，嫁禍于人，而是努力平等待鄰，友鄰睦鄰，而今更以“一帶一路”安鄰富鄰。

　　在地緣上增進人緣。美國為首的西方依照叢林法則，建立國際秩序，整個西方處在食物鏈高端，美國則處在食物鏈頂端。蘇聯也搞大國沙文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中以核心老大自居，欺壓其他國家。社會主義中國對于國際秩序有兩項基本主張：第一，所有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第二，新中國不會做“超級大國”，即便中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進步，也不會加入強權大國之列。實際外交中，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平共處，倡議并簽署五項基本原則，成為國際社會平等交往的典范。1956年2月1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親王時說，真正獨立的國家可不要讓別的國家所控制，“中國贊成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國在平等的基礎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礎上發展關系嘛。”【26】

　　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緬甸聯邦首任總理吳努，針對一些鄰國因受西方國家的挑撥而對中國產生恐懼心理，毛澤東做了耐心細致的說服工作：中國、緬甸大體都在同樣的一個經濟水平上。都希望把自己的國家變成工業國家。需要國際合作和幫助，需要和平環境，需要朋友。中國決不借口國民黨軍隊在緬甸，而破壞中緬兩國間的和平關系。兩國邊境上的少數民族也有許多是相同的，人互相往來，相互跑，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中國決不利用跑來的人，去損害緬甸政府的利益。這就是互不干涉內政，同時也是互利，因為互利就不能互相損害。中國經常教育華僑遵守居留國的法律，不參加居留國國內的非法活動，搞好同居留國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國籍問題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國籍還是外國籍，不應該有雙重國籍。毛澤東對緬甸關注的問題都做了明確的回答和表態，消除了吳努的擔心，極大地增進了中緬關系。

　　地緣隨著條件變化而變化。在生產力（航海等交通能力）低下的時代，萬里無垠、深不可測、波瀾不驚與波濤洶涌無常的大海是國家安全的天然屏障，王朝可以將首都放在近海，如北京、南京、杭州。但是，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后，海洋不再是天塹、交往的阻隔，而是重要樞紐和便捷通道，也是國家安全威脅的重要乃至主要來源。西方殖民者正是憑借有絕對優勢的海權（海上力量），而取得對中國、對亞洲、對世界的統治。鴉片戰爭的英國軍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英法聯軍、八國聯軍、侵華日軍似乎很容易地就占領了南京或北京。顯然，涉及地緣政治、地緣安全等地緣問題是動態的，隨著時代、科技、生產力的變化而變化。

　　美國本土擁有兩大洋的護衛，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而且還作壁上觀，向交戰雙方供貨，賺得盆滿缽溢，大發戰爭財。但是，“九一一事件”表明美國本土安全神話破滅；非法移民偷渡不僅屢禁不止，而且還逐年上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隱患；美國一方面生產世界上最多的黑客，另一方面也是遭受黑客攻擊最多的國家……凡此種種，表明兩洋的安全屏障（即昔日的地緣優勢）已經時移位移。北冰洋的堅冰與嚴寒，曾經是俄羅斯國土的天然屏障，但是隨著地球變暖，堅冰融化，北極通航，俄羅斯需要不斷投入力量去守護，這對于早已捉襟見肘的俄羅斯財政來說，無疑是雪上添霜。

　　地利不如人和，地緣不及人緣。墨西哥有句家喻戶曉的名言：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那么遠，離美國如此近。其實，奉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美國，其影響力猶如幽靈，無處不在，是世界上任何國家的鄰國。美國尋求絕對安全觀，與世界上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相比，對地緣政治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中國人以平常思維說出，太平洋足夠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國家。但是，美國人不這么認為，美國是“世界警察”，太平洋是美國獨家領海，美國的安全邊界向西擴展到第一島鏈。在美國人眼里，位于這個島鏈上的中國領土臺灣，就成了美國用以對付中國、維護美國絕對安全的所謂的“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所以，在地緣安全問題上，崇尚實力的美國，短期內很難賦予中美平等對話的空間。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世界大國，經濟實力坐二望一，故而對付中國，美國選擇了不同于對付一般中小國家的戰略，這個戰略在對付前蘇聯的時候，被證明為有效的，而且是十分經濟劃算的，即以攻心為上的“和平演變”，以及冷戰結束后，用以對付那些不聽美國使喚的國家的“顏色革命”。這應是地利不如人和、地緣不及人緣的一種倒影。

　　1959年，一貫敵視社會主義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發表了一系列反共言論。是年11月8日，在杭州的毛澤東讓秘書林克找來了杜勒斯的三篇講話，認真閱讀、批注：“美帝國主義企圖用腐蝕蘇聯的辦法，陰謀使資本主義在蘇聯復辟，從而達到美帝國主義用戰爭方法所達不到的侵略目的。”“由于全世界社會主義日益強大，由于世界帝國主義力量越來越陷入于孤立和困難的境地，美國目前不敢貿然發動世界大戰。所以美國利用更富有欺騙性的策略來推行它的侵略和擴張野心。美國在標榜和平的同時，正在加緊利用滲透、腐蝕、顛覆種種陰謀手段，來達到挽救帝國主義的頹勢，實現它侵略野心的目的。”【27】對于毛澤東這個歷史級戰略家而言，美國杜勒斯之流所謂的“和平演變”戰略，只是一類小把戲而已，一眼就能看破，一語即可道破。建議今天那些被美國“和平演變”、“顏色革命”搞得寢食難安的國家與當局，認真學習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定能找到有效化解之策。

　　晉代葛洪《抱樸子·博喻》有言：“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為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志同道合的人，即使隔著千山萬水，也不覺得遙遠，天涯若比鄰；志道相悖的人，即使近在身邊眼前，也不覺得親近，咫尺乃天涯。此哲理清晰揭示，地緣不及人緣。新冠疫情，烏云壓城，各國高掛免戰牌，全球化按下暫停鍵。但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等溫馨話語，道出的卻是有地緣更有人緣、地緣不及人緣的道理。林林總總，一句話，國家安全有著重要的地緣性，但是地緣性應當從人緣人心中把握。

　　注釋：

　　【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83頁。

　　【2】《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頁。

　　【3】《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頁。

　　【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頁。

　　【5】參見古越著《毛澤東與朱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頁。

　　【6】《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版，第333頁。

　　【7】《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5頁。

　　【8】[英]哈爾福德·麥金德《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50頁。

　　【9】[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78頁。

　　【10】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0頁。

　　【11】《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2頁。

　　【12】《別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頁。

　　【1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14】渤海成為中國內海，應當在1958年中國使用了12海里作為領海寬度之后，逐漸被國際社會所接受，這里的“內海”一說來自引文。

　　【15】王純《新中國定都北京始末》，《故事報湖北檔案》2000第4期。

　　【16】《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頁。

　　【17】《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頁。

　　【18】參見王學軍、趙力兵《試析1962年對印自衛反擊戰的作戰目的》，《黨史文苑》2012年第2期。

　　【19】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2013年12月26日）。

　　【20】《關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一九五六年九月三十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版，第142頁。

　　【21】《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22】《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16頁。

　　【23】《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頁。

　　【2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頁。

　　【25】[英]埃里克·杜爾施米德《天氣改變歷史》，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頁。

　　【26】張嘉升《毛澤東與西哈努克交往紀事》，《黨史博采（紀實版）》2020年第10期。

　　【27】子舒《毛澤東與“和平演變”》，《黨史縱橫》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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