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國內在對外擴張問題上有著兩個針鋒相對的流派。這兩個流派的中心目的都是一樣——為了對外擴張。但到底是北進還是南進,日本的統治精英一直是爭吵不休。所謂“北進論”,就是認為日本的利益是在北方,是在朝鮮半島,是在中國大陸,甚至是俄羅斯,所以他們認為應該把火力集中到北方發展。
代表的集團是日本的陸軍,他們是大陸派,認為要向大陸發展。另外,還有一派認為,海洋、南方才是日本的生命線,因此他們主張“北守南進”,特別是海軍統治精英有這樣一個基本的思維。為了爭奪有限的資源、經費,兩派各有一批政客、軍人和論客來為他們說話。
可以這么說,在戰前,“北進論”占主流,原因是日本畢竟是一個后進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了避免和歐美、特別是英國產生矛盾,他們把重點放在北方的“經營”,但不管是“北進論”或是“南進論”,其實都是為大日本帝國服務。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南進論”和“北進論”的矛盾才獲得徹底的協調和解決。但這個南北并進的結果其實是帶來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的戰敗。
在戰后的日本,“南進論”是位居上風的。日本的不少專家、學者,包括海軍出身的“平成妖怪”中曾根康弘等政客在檢討日本的戰敗史時,都認為“海洋國家”日本本來就是應該發展海軍,重視海洋的。
當然,戰后日本“南進論”居主流,還源于一些主客觀條件:首先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這就注定了日本不可能再以強勢姿態北進。另外就是1952年4月28日美國主導的“三大條約”對日本內外政策的規定與制約。“三大條約”是什么呢?首先,是《舊金山和約》的生效,《舊金山和約》雖然讓日本從美國的手中獲得獨立,但卻留下了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其中包括中日、日蘇之間并沒有簽和平條約,因此也叫做《舊金山片面媾和條約》。
美國當時糾集不少國家和日本簽署和平條約,并不等于說美國要完全放棄對日本的控制,相反的,就在《舊金山和約》生效的同一天,《美日安保條約》也生效了。換句話說,日本剛剛擺脫了美國的統治,但同時又再受到美國的控制。與此同時,還有一個影響戰后日本對華外交政策的條約,即《日華和平條約》的簽署。它意味著日本只承認逃至臺灣的蔣介石政權,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決定了日本必須采取跟中國敵對的政策。
這三個條約的生效與簽署,實際上也意味著日本在亞洲的生存空間必須向南發展,這就是日本戰后“南進論”的基礎。
戰后日本南進的“總破綻”
正因為日本戰后沒有經過反思,也沒有真正感受日本“南進”失敗的痛,所以戰前日本人的東南亞觀也是一成不變地沿襲到戰后,反映在報界,經??梢钥匆娝麄兊膱蟮婪绞交蛘咚麄兊难哉摵蛻鹎笆怯兄掷m性的。換句話說,日本人在未對戰前“南進論”進行任何批判和反思的背景下,又跑回了東南亞。因此,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在東南亞的形象異常惡劣。
看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東南亞各國的對日報道,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有大量批判日本的聲音。當時所說的“經濟動物”就是指日本,所謂“寄生蟲”也是指日本。日本當時有幾個典型的東南亞論,其實和戰前是一模一樣的。其一是“北人南物論”;另一就是“馬六甲生命線論”;還有,日本人很早就覬覦印度尼西亞,有的政客索性點名印度尼西亞就是“戰前的滿洲”。
這個時期,日本的東南亞報道有一個特征,就是大談“期待”與“不安”論,即強調東南亞弱小的國家對亞洲盟主——日本的期待和不安。“期待”什么呢?期待日本的經濟與技術援助。至于“不安”,指的是擔心日本軍國主義的卷土重來。
在這個時候,實際上日本與東南亞各國之間的緊張關系也日漸顯露了出來。1974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泰國發生了“反日示威大游行”;接著,田中角榮和他的女兒田中真紀子到雅加達訪問時又遇到了“反日暴動”,甚至有死亡事件發生,迫使他們父女不得不乘直升機飛離印尼總統府。
這個事件對日本沖擊非常大,有日本學者稱之為“戰后日本的總破綻”。實際上,被視為對日感情較好的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較早時就曾經講過一句經典的話:“日本伸一只手貸款給我們,但另一只手卻像魔術般取回多一倍的款項。”
1970年1月,泰國四名學生成立了“反日俱樂部”。到了1972年12月,泰國的高校就展開了為期十天的抵制日貨行動,它揭開了戰后亞洲青年號召抵制日貨行動的序幕。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本南進總擴張和總破綻的同時,亞洲的格局也有了微妙的變化。首先是1972年9月中日關系的正常化。緊隨著美國亞太戰略的改變和尼克松(尼遜)總統的訪華,當時日本國內的論調是,人家乘火車我們要乘飛機,日本要確保對華的利益,要近水樓臺先得月。
與此同時,福田康夫的父親福田赳夫首相在1977年的8月于馬尼拉發表了“福田主義”三原則的宣言。“福田主義”三原則是什么呢?首先,是日本保證不成為軍事大國;第二,是強調日本要與東南亞各國“心連心”;第三,是主張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后兩者其實都是虛的,只有第一點“保證不成為軍事大國”才是實的、具體的。但是偏偏第一點已被日本當局全面否定。因此1977年的“福田主義”三原則實際上只剩下虛有其詞的兩個原則。
回顧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我們還可以發現東南亞對日本的看法其實是錯綜復雜的。一方面是受到美國學者傅高義《日本第一》的影響,許多國家都掀起了師從日本的熱潮。新加坡開展了“向日本學習”的運動,馬來西亞號召“向東學習”,實際上就是想向日本取經。
但正當大家興高采烈地要向日本學習、師從日本的時候,1982年以“進出”代替“侵略”的日本教科書出籠了,結果才有了一個旨在消除各方疑慮,強調日本教科書將“照顧亞洲各國看法”的“宮澤談話”的出現。可是,今天的安倍首相卻揚言要拋棄這個談話。
到了90年代之后,日本進入了“總保守化”時代。這個“總保守化”,不只是政界、經濟界,其實還包括日本的學界跟大眾傳媒界。1993年8月細川護熙的非自民黨聯合政權的誕生,并不意味著日本革新勢力的抬頭。恰恰相反,原本相對上還有批判精神的社會黨在加盟執政黨之后,已丟失了往日的活力和自主性。緊接著,更加令人驚訝的是,1994年6月,社會黨委員長村山富市出任日本首相,把該黨維護和平憲法的建黨方針拋棄得一干二凈。日本從此喪失了反對戰爭的主體力量。
同年10月,外經貿部長橋本龍太郎在國會發表了“日本南侵否定”論。他表示對朝鮮可以叫“殖民統治”,對中國可以叫做“侵略”,但是東南亞算不算是侵略?他認為“很微妙”。為什么微妙呢?因為東南亞當時是殖民地,是歐美帝國統治下的殖民地。所以日本是跟白種人在戰斗,所以不算是侵略。
橋本龍太郎否定侵略戰爭而不被摘掉烏紗帽,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先例,這是村山富市擔任首相期間難以抹去的污點。
美日安保重新定義后的亞太格局
橋本龍太郎也許因為后來在當首相期間曾到了9﹒18紀念館,中國有些人把他當成是友好人士來看待,橋本也被定性為相對友好的首相。但是在我們了解他的戰爭史觀的東南亞人看來,他卻是一個不敢恭維的日本政客。實際上,橋本的矛頭很快地就轉到中國。它具體體現在1996年4月17日(也就是馬關條約簽署的紀念日)美日兩國首腦對安保條約的“重新定義”中。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石原慎太郎后來提出“購島論”也是在4月17日。
那么,當時橋本首相和克林頓總統簽署的“重新定義”,究竟是什么內容呢?所謂“重新定義”的實質是,日美間的雙邊條約原本是將舊日的蘇聯視為潛在對手,現在卻轉為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最重要的一個改變。
另一方面,美日共同防衛的涵蓋范圍還包括了臺灣海峽,這是含有特殊意義的。正是在重新獲得美國強有力的支持下,日本對待鄰國的態度也有了變化。體現在橋本龍太郎本身的是,他成為了1985年中曾根參拜靖國神社之后第一個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
與此同時,橋本政權也在1996年悄悄地否定中日在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列島”)問題上“擱置爭議”的共識。在釣魚島領土爭議中,日本當時在大打四張王牌。這四張王牌,第一是“中國威脅論”牌,第二是“兩岸分裂”牌,第三是“經濟”牌,第四是“北京怕亂”牌?,F在回頭一看,“經濟”牌已經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日本集中要打的牌就是鼓吹“中國威脅論”。
從這角度來看,小泉時代、民主黨掌政期間與安倍政權對中國和東南亞的戰略是一脈相承的。特別是在鳩山所謂的跟美國較勁全面失敗、百分之百聽命美國的安倍政權誕生之后,對急于回返亞太的美國來說目前是最理想的一個狀態。
那么,東南亞會受什么影響呢?首先是,在戰后冷戰的體制下,東南亞各國在傳統上唯美國馬首是瞻,今天雖有若干調整,但總體來看仍然有類似的傾向;第二,基于自身的求存空間與發展(或者當權者利益),如有可能,不少東南亞國家都不愿卷入大國間的紛爭。當然,也有些國家會十分重視實際利益,但不會跳出追隨美國的框框。這都是指官方,民間當然也許會有更多不同的看法和聲音。
在這樣的格局下,被日本視為“潛在對手”的中國,又將如何與東南亞相處呢?針對戰后日本與東南亞的關系,筆者個人長期觀察的結論是日本人不太了解東南亞,或者說不想了解東南亞,或者是以日本為中心。同樣的,到了中國之后,我覺得中國其實對東南亞既不了解、也不關心,或者說有些中國人也存在著以中國為中心的想法。
中國要怎樣以更為坦誠和成熟的態度與東南亞各國相處和交流呢?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討的問題。特別是,只是強調“強弱論”,或者只關心中國的“崛起”與“不崛起”,而不太重視“是非論”的某些言論界的言論傾向,顯然無助于中國扭轉當下位處西方與日本輿論攻勢的不利地位。
換句話說,對中國而言,怎樣向東南亞民眾傳達其“和平崛起”、“富國、強軍”的愿景,在本質上有別于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富國強兵”的路線與思維,將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ㄗ髡邽樾录悠侣萌A學者、北京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龍谷大學名譽教授。本文為作者不久前在“北大新聞學茶座”的發言記錄。)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