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和日益深化,一國的國家利益溢出領土范圍以及國家間利益交融的現象日漸普遍和深入,并導致了國家疆域及邊疆形態的變化。與此相適應,最早由西方國家提出的利益邊疆概念,逐漸演變為界定全球化條件下國家海外利益范圍的基本概念,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并運用于國家戰略。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不僅無須對利益邊疆說“不”,而且完全可以也應該順勢而為,運用此概念來界定中國越來越突出也越來越重要的海外利益區域,并構建自己的利益邊疆。為此,中國既需要進行利益邊疆的理論構建,形成適應國家發展需要的利益邊疆理論,也需要進行利益邊疆的現實構建,恰當地界定利益邊疆,并以鞏固的戰略邊疆來支撐自己的利益邊疆。
近年來中國的快速崛起,是在全球化日漸深化的背景下實現的。隨著中國融入世界程度的不斷加深,中國的國家利益溢出領土范圍而在海外的拓展,也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不斷發展。中國的海外利益不僅越來越突出,也越來越重要,其中的某些方面甚至直接制約著國家的持續發展。因此,如何有效地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成為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并對中國的崛起產生著根本性的影響。放眼世界,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國家的疆域和邊疆形態正在發生劇烈變化,越來越多的國家用“利益邊疆”來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范圍,并用自己的國家力量來維護利益邊疆。在此背景下,中國不僅可以也應該用“利益邊疆”來界定海外利益的聚集區域和關鍵節點區域,并用國家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邊疆。概言之,中國也應該有自己的利益邊疆。這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構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必須要面對的重大問題。
利益邊疆是全球化的必然產物
“利益邊疆”是20世紀末期,美國等西方國家用以描述和分析國家的新形態邊疆,以及制定地區或全球戰略時經常使用的概念和思維。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利益邊疆的概念出現得更早。“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等西方大國從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出發確定戰略控制范圍,首先使用了‘利益邊疆’概念。”[1]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末期西方國家在界定、描述和分析國家的疆域和邊疆時,已經逐漸在使用利益邊疆的概念。而且,美國等西方大國的安全戰略、地緣政治戰略、全球戰略和太空戰略中,都明顯地包含利益邊疆的內涵。美國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高邊疆”計劃,就是利益邊疆的一種具體表述。在人類剛剛跨入新世紀的時候,當時的美國空軍參謀長邁克爾•瑞安更是明確強調:“從歷史上說,商業發展到哪里,我們的國家利益伸展到哪里,軍隊就應該跟到哪里,不管是在陸地、海洋還是在空中。”[2]
任何一個國家,都占有或控制著一定的地理空間范圍。這樣的政治地理空間范圍,是國家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國家不僅是人類創造的政治形式,也是人類社會的政治共同體,同時還是政治地理空間單位。國家占有或控制的地理空間范圍,就是國家的疆域。國家的疆域又是隨著國家形態的演變和人類活動范圍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在國家主權體制確立以前,國家的疆域是一種非主權形態的疆域;國家主權體制確立以后,國家疆域由國家的主權管轄,成為主權形態的疆域,即領土。但是,在全球化全面深化并對國家間的利益關系產生根本性的影響以后,國家疆域的理論和實踐出現了新的變化。
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人類發展中最值得關注的進程和現象。雖然“到20世紀80年代末,經濟全球化趨勢已經相當明顯”[3],但全球化的快速推進和全面深化,卻是在兩極對立格局隨著蘇聯解體而瓦解之后。20世紀90年代以后,全球化對人類社會造成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響。“我們眼前所發生的一切足以與美洲新大陸的發現相提并論。”[4]隨著全球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聯系在深度和廣度方面的突破性發展,國家的利益越來越多地超越于領土的限制,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間范圍內展開。在此過程中出現的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導致的人類活動的范圍迅速拓展,進一步強化了國家利益在領土外拓展的進程。
在國家利益溢出領土的范圍,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間聚集和形成利益節點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的情況下,國家為了維護自己的海外利益而運用國家力量,去占據或控制領土外地理空間的活動也日益凸顯,并形成對領土外的某些地理空間的實際控制——這樣的控制并不意味著主權性和排他性的控制。相對于主權的排他性控制來說,這是一種“軟控制”。于是,便出現了國家對地理空間范圍的新的控制形式。這樣的控制形式,顯然超出了“領土”這個主權性疆域概念①的描述能力。于是,超主權疆域的問題便出現了。超主權的疆域,不過是國家通過自己的能力或影響力形成某種程度實際控制的領土外地理空間。它不是主權性質的,卻是國家能夠對其實際控制并服務于國家利益的區域。這樣一種不同于傳統疆域的新疆域形態,便是所謂的利益邊疆。換句話說,現在普遍使用的“利益邊疆”概念,指的就是一個國家能夠控制或施加有效影響的海外利益范圍。有的學者更是直接認為:“利益邊疆主要是指,在歷史過程中產生并在全球化時代凸顯出來的,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判定主權國家之間或與其他行為主體利益劃分的界限和范圍。”[5]因此,利益邊疆是相對于領土邊疆而言的。領土邊疆有明確的地理范圍,而“利益邊疆則沒有明確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現形態之一是地域不確定性”[6]。從現實的情況來看,“‘利益邊疆’的存在已是事實,并成為全球化時代維護國家主權和制訂國家戰略的重要基點”[7]。
當我們突破意識形態的樊籬,而以客觀的態度理性面對利益邊疆的時候;當我們拋棄傳統、褊狹的邊疆觀,而以一種更加廣闊的邊疆視野來看待利益邊疆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其實利益邊疆不過是以新的國家疆域觀來界定國家海外利益范圍的結果,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用國家疆域理念來描述或指稱國家的海外利益聚集區的概念。也正是因為如此,利益邊疆概念才在近年來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
中國無須對利益邊疆說“不”
利益邊疆概念在介紹西方邊疆理論的論著中出現以后,在國內學術界并沒有立即產生影響,更鮮有學者用它來描述或界定中國的邊疆。利益邊疆概念在國內的正面使用,首先出現在軍隊專家學者的論述中。近年來,《解放軍報》陸續發表了一些闡述中國利益邊疆的文章和言論,從而使利益邊疆的概念在國內受到廣泛關注。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利益邊疆概念仍然未被學界廣泛接受。研究邊疆問題的學者,總體上對利益邊疆的概念、思維和理論持否定和拒斥的態度。一些專家甚至拒絕談論中國的利益邊疆。有的報刊還刊文指出,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同,要“慎言利益邊疆”。
誠然,中國學術界尤其是研究邊疆問題的學者,對利益邊疆采取懷疑、否定乃至拒斥的態度,也并非對西方思想或觀點的盲目排斥。對此現象進行冷靜的分析就會發現,中國學者持這樣的態度不僅是有原因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利益邊疆概念的形成和使用,與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具有相當大的關系。在兩極對立的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采取各種手段來拓展自己的戰略空間,并擠壓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空間,而蘇聯則大搞“社會主義新邊疆”,通過壓低或模糊陣營內各個國家的領土主權地位來拓展自己的戰略空間。兩極對立格局因為蘇聯的解體而瓦解以后,美國不僅乘勢拓展自己的戰略空間并不斷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且開始使用“利益邊疆”來界定自己的利益范圍。因此,利益邊疆概念在西方國家使用伊始,就難免會使人聯想到大國爭霸甚至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代的利益范圍概念,并對其心存疑慮。
其次,利益邊疆的概念和思維,與中國傳統的邊疆觀念之間的差距或反差過于巨大。中國自秦漢之際開始界定邊疆并形成邊疆觀以來,中國一直是以中央政權所在地為核心來界定邊疆的,將邊疆視為圍繞國家核心區的外圍區域,并且賦予邊疆以深厚的文化和道德涵義。在這樣一種由內而外地劃定邊疆并將邊疆置于道德差序等級之末端的觀念中,邊疆是從屬于和服從于核心區的,而且常常被視為“民族地區”。這樣的觀念不僅源遠流長,而且根深蒂固。對于這樣的邊疆認知來說,利益邊疆因其不符合傳統的邊疆的定義而與之格格不入,所以,遭到拒斥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說中國學界對利益邊疆的拒斥態度情有可原,只是說,這一態度的形成是有某種“根據”的,并不意味著這樣的態度應得到肯定。在利益邊疆的概念和思維流行多年,并被越來越多的國家付諸實踐進而對世界格局構成深刻影響的情況下,中國無須對利益邊疆說“不”。相反,中國必須以務實的態度來對待利益邊疆,既要用利益邊疆概念和理論來描述和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區域,更要主動地構建自己的利益邊疆。一味地批判和拒斥利益邊疆,并不能使自己在紛繁復雜的國際關系中“獨善其身”,反而會自縛手腳并錯失歷史提供的難得機遇。
首先,利益邊疆的概念和思維已經廣泛運用于許多國家的國家戰略中。我們今天所處的這個時代,隨著全球化的全面深化,國家間的利益交融日漸拓展和深化。一個國家排斥與其他國家的利益交融而單獨謀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已經不可能。可是,國家間的競爭并不因這樣的國家間利益交融而有所減弱。恰恰相反,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化,國家間的競爭不僅向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全面拓展,而且變得越來越深入,從而使今天的國家間競爭在廣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了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在這樣一種復雜的交融和競爭加劇同時并存的環境下,將利益邊疆的概念和思維運用于國家戰略,運用國家力量去維護自己的海外利益乃至于全球利益,已經被許多國家所采納。誠然,在相關國家的國家理論和疆域理論或邊疆理論中,利益邊疆的論述并不突出。然而,觀察相關國家的地緣政治戰略、安全戰略、軍事戰略、全球戰略乃至太空戰略,都會看到利益邊疆的內涵。這一點在美國、歐洲、日本、俄羅斯、印度的國家戰略中,都有突出的體現。不僅大國、強國如此,就連越南、菲律賓這樣的蕞爾小國也在試圖構建自己的利益邊疆。這樣的事實表明,利益邊疆不再浮于水面上,也不停留于理論層面,而是沉入了水下、滲透在相關國家的國家戰略中并通過國家戰略而發揮作用,進而影響國家間的競爭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沒有任何理由拒斥利益邊疆。
其次,中國也需要構建自己的利益邊疆。在中國的國家利益大大超越于領土范圍而遍布全球的情況下,用“利益邊疆”概念來描述和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聚集區域,已經成為不二之選。而且,中國也需要通過利益邊疆的構建來維護國家的海外利益。
中國今天的快速發展是改革開放推動的現代化的結果。而“改革”和“開放”本身又是相輔相成的。“開放”的實現并取得巨大的成效,與全球化在20世紀90年代后的快速推進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正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的商品流通、投資的自由化和跨國公司的普遍化,在兩極對立格局瓦解背景下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從而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提供了難得的機遇。而在這樣一種全球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迅速發展的中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規模和程度融入了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高速發展是在全球化快速推進的背景下實現的,而且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種表現。也正是因為如此,快速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遍及全球,并且由于投資、商品運輸通道、能源供應、國家安全等,而在海外形成了利益聚集區和利益交匯點或節點。這些利益聚集區域和利益節點,不僅是國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直接決定著中國的發展,關系著中國能否完成崛起并最終以一個強國的姿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對于這些海外利益范圍,國家必須充分運用國家力量去維護。而利益邊疆及其所表達的國家疆域觀,是對其進行描述和界定的恰當方式。
此外,我們也不用為利益邊疆的主張會違背長期堅持的原則而擔憂。1950年代中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70年代又旗幟鮮明地反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贏得了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的擁護,并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1990年代以后堅持的韜光養晦,為國家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那么,我們今天主張利益邊疆會不會與這些傳統的原則相沖突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今天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的國際方針也應該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只要處置得當,就不會陷入前后不一致的困境。
雖然國家主權原則通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而確立,但國家主權得到世界所有國家的認可并因此而確立國家主權體制,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和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同時展開。爭取國家主權和實現主權平等,不僅是眾多民族獨立國家的根本利益,也是時代的最大主題。1970年代,美蘇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極大地威脅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土主權,而中國舉起的反對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旗幟則代表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根本利益。所以,中國和平共處的原則和反對霸權的原則,本質都是為了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利益。但是,1990年代后隨著全球化的全面深化,國家間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著國家間的聯系和利益交融的加深,國際規則和通過相互間利益共融來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觀念,被普遍地接受。總之,“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利益日益呈現全球化的趨勢”[8]。與此相適應,國家主權的形態也發生了較大改變。絕對化的國家主權觀已經在實踐中發生了相當程度的改變,逐漸為相對主義的國家主權觀所取代。在不危及領土主權的原則下通過國際合作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成為了第三世界國家的理性選擇和根本利益。
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構筑自己的利益邊疆的過程,雖不免會與其他國家的領土發生重疊,但中國對特定利益范圍的控制并不是侵占他國主權的硬性控制,而是在與相關國家的利益交融基礎上形成的有效影響,實質是一種軟性的甚至是柔性的控制。這與相關國家的主權之間并非是非此即彼的排他性關系。只要我們在發展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通過平等協商的方式處理與相關國家的關系,尊重相關國家的主權和合法權益,實現互利互惠,有利于相關國家的利益,就不會干預更不會侵犯相關國家的主權,也不會違背維護第三世界國家利益的基本宗旨。
另外,在中國的發展并不危及西方大國地位,以及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東移之前,中國的發展獲得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我們可以通過韜光養晦而營造外部環境。但是,當中國的發展已經對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的地位造成實質性影響的時候,尤其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之后,寬松的國際環境給中國提供的戰略機遇已經逐漸逝去,示人以弱的做法不僅不能消除相關國家的疑慮,反而會影響國家利益的有效維護。中國迅速崛起以后,不僅是西方大國要限制和圍堵中國,周邊那些與中國戰略利益有沖突或侵吞過中國利益的大大小小的國家,也采取各種手段來侵害中國的利益。在中國的海外利益日漸增長,而國家發展的戰略空間和安全空間并不寬余的情況下,中國迫切需要構建自己的利益邊疆,并用強有力的國家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邊疆。從這個角度來看,構建利益邊疆既是維護國家海外利益的迫切需要,更是國家的戰略空間和安全空間被擠壓后的必然反彈。在這個時候,仍然抱著過去在特定條件下提出的原則不放,只能是坐失良機。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必將以大國和強國的姿態出現在地區和國際舞臺上。而大國尤其是強國地位的獲得,靠的首先是國家實力,其次是恰當的戰略和策略。中國快速地發展起來以后,必須通過與之相適應的戰略和策略來謀求和維護國家利益。
實現利益邊疆的理論與實踐構建
面對國際上愈演愈烈的利益邊疆拓展,改變拒斥態度并主動地接受利益邊疆的概念和思維,只是應對這個重大問題的第一步。構建起中國自己的利益邊疆,才是應對挑戰的根本性步驟。而要構建現實的利益邊疆,是一個涉及面十分廣泛的宏大的國家行為。這是國家治理中一項開創性的工作,要達成這樣的目標,首先要構建適應國家發展需要的利益邊疆理論。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通過恰當的國家戰略來實現這一目標。
利益邊疆的理論構建是現實構建的先導或前提。如果沒有完整的利益邊疆理論,就既不可能使關涉邊疆問題的研究者和執政者接受利益邊疆,也無法對中國的利益邊疆進行恰當界定、描述,更無法對利益邊疆的構建和相關戰略進行必要的論證。要真正構建起利益邊疆理論,在我國的邊疆理論中確立利益邊疆的內容,又涉及到更深層次的改變傳統邊疆觀念的問題。
在秦漢之際,為了實現對國家疆域中具有明顯異質性的邊緣性部分的有效治理,便開始將國家疆域的邊緣性部分與核心區區分開來,采取特定的政策措施進行治理。國家疆域中這個被專門界定的邊緣性區域,就被稱為所謂的“邊疆”。
從總體上看,中國歷史上形成的邊疆觀包含以下基本內容:一是邊疆是在以王朝中央所在地為中心,并將王朝國家統治的傳統范圍確定為核心區的前提下確定的,因而被視為拱衛國家核心區的外圍區域,是遠僻的蠻蕪之地;二是邊疆生活著與核心區的漢族不同的其他民族群體并遠離國家政治中心,因而被視為少數民族地區,被賦予了豐富而深厚的文化和道德涵義;三是邊疆在傳統的政治和文化的差序等級中處于末端或親疏關系的遠端,因而在王朝國家的統治和治理戰略中的地位和受重視的程度遠低于核心區,遠離核心區的海洋邊疆更是不受重視甚至是被漠視;四是邊疆通常被視為核心區戰略安全和軍事安全的屏障,是國家的軍事設防之地;五是邊疆及其治理必須服從于、服務于核心區的利益,這樣的戰略地位決定了邊疆穩定的意義遠高于發展,因而其發展的要求總是從屬于穩定的要求,并在特定條件下被束之高閣,甚至連邊疆的某些區域都有可能被舍棄。
傳統邊疆觀念形成并穩定以后,也隨著社會歷史條件、邊疆治理實踐的變化而進行調整。這樣的調整在新中國成立后表現得最為突出。辛亥革命在結束中國王朝國家歷史的同時,也開啟了中國構建民族國家的進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在如此巨大的歷史變遷面前,傳統的邊疆觀出現了重大的調整,按照民族國家的要求對部分內容進行了更新,并增添了反映民族國家內涵的新內容。但傳統邊疆觀的基本結構和基本內容并未根本改變。從總體上看,這是一種自我封閉和內斂式的邊疆觀。按照這樣一種站在中央政權所在地,以國家疆域的核心區為中心的邊疆觀,離核心區越遠的區域越不受重視——遠僻的海疆不受重視就在情理之中;處于國家疆域之外的利益邊疆,自然就不在邊疆的范圍之內,更不用說受到重視了。
然而,中國歷史上的狀況已經不能與現今的狀況同日而語了。一方面,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推動的現代化的快速發展,已經由國家建設時期轉向國家發展時期,國家更加注重整體性發展。這就要求將國家的核心區與陸地邊疆、海洋邊疆結合為一個整體來謀求發展,不斷增強的國家能力以及發達的通訊和交通也為這樣的整合提供了條件;另一方面,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廣度和深度融入到世界,國家的海外利益日漸突出。這就要求將國家領土范圍的發展與領土外的發展結合起來,并用國家力量維護此種結合。在這樣的形勢下,國家范圍內的領土空間與領土外的發展空間結合起來,中國的國家治理和國家發展便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巨大地理空間場域之中。中國需要借助全球化時代逐漸顯現的疆域理念來重新定義自己的邊疆。這樣的邊疆不僅要在領土的范圍內劃定,也要在領土之外界定。所以,中國的邊疆既有陸地邊疆、海洋邊疆、空中邊疆、底土邊疆,也要有利益邊疆、戰略邊疆乃至太空邊疆、信息邊疆。當然,前者為主權性質的領土邊疆,是排他性的;后者則不具有主權性質,并不具有排他性。前者為硬邊疆,后者為軟邊疆。
只有在這樣一種開放的、外向的宏大邊疆觀念中,利益邊疆才能得到準確的界定,進而構建完整的利益邊疆理論。不過,利益邊疆理論不僅要對利益邊疆概念進行科學的界定,還必須對構建利益邊疆對國家發展的意義、利益邊疆與其他邊疆形態的關系、利益邊疆的治理等基本問題進行全面的論述,內容十分豐富。利益邊疆理論的構建,將是一項重大的理論創新工程,需要進行專門的研究和論證。
利益邊疆的現實構建,是將經過理論論證和國家認定的利益邊疆,變成真正的并受到保護的現實利益范圍的過程。這樣的過程,既是利益邊疆理論到利益邊疆實踐的過程,也是利益邊疆從構想變成現實的過程;既涉及利益邊疆的規劃,也涉及相關國家戰略的制定,還涉及實踐操作等基本的環節。
實現利益邊疆的現實構建,首先就要對中國的利益邊疆范圍進行明確的界定。這是一個涉及面十分廣泛的復雜過程,因而是利益邊疆構建中的重點和難點。從理論上說,利益邊疆的規劃,既要依據國家發展的需要,也要考慮到現實的可能性;既要厘清國家海外利益拓展的范圍,更要明確國家利益在海外的聚集區和節點。就現實的情況來看,將國家利益所及的范圍都確定為利益邊疆,一是力有不逮,二是也無必要,三是不符合中國發展的總體定位。中國真正要建立的利益邊疆,應該是國家有能力維護的國家海外利益的聚集區和匯集的節點區域——這樣的區域是對中國的發展和崛起具有根本性影響的區域。
從國家戰略的角度來看,利益邊疆必須要有戰略邊疆的支撐或保障。有的學者將“利益邊疆”與“戰略邊疆”等同起來,認為“戰略邊疆是‘利益邊疆’的代名詞”[9]。“國家利益與‘利益邊疆’、‘戰略邊疆’是對同一內容從不同角度進行的認識和概括。如果說‘利益邊疆’回答的國家利益的范圍,‘戰略邊疆’則回答國家利益的戰略要求。”[10]這實在是對利益邊疆和戰略邊疆兩個概念的誤解。利益邊疆是一國海外利益的重要區域,而“所謂戰略邊疆,是指一國國力和影響力所能達到的、可控制的地理空間區域,它是國家實力、戰略意志以及國家戰略能力的投射范圍,也是國家利益的延伸區域,更是衡量一國國際影響力的重要尺度”[11]。從總體上看,利益邊疆側重于國家海外利益的聚集區,強調的是國家的海外利益范圍;而戰略邊疆則側重于國家在海外的戰略控制或戰略影響的范圍,強調的是國家戰略能力。因此,也可以說,利益邊疆是一個描述國家海外利益范圍的概念,而戰略邊疆則是描述國家的海外戰略控制范圍的概念。可是,二者之間又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一個國家的海外利益范圍,只有得到了其戰略能力的支撐,它才能成為國家有能力控制或施加影響的區域,國家的海外利益才能得到有效的維護。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國的海外利益范圍,只有得到其戰略邊疆的支撐,才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利益邊疆。所以,中國在界定利益邊疆以后,必須使國家的戰略邊疆與之配合,在利益邊疆的范圍建立主導型軍事存在,確立軍事力量有效行動的范圍,從而有效地維護國家的海外利益。
利益邊疆的現實構建,是一個宏大的國家戰略進程,還必須得到一系列支持利益邊疆的戰略措施的配合。利益邊疆的形成,常常是基于由投資、商品運輸通道、人員流動,以及戰略資源供給地、能源運輸通道、戰略通道、國家安全要沖等形成的國家發展利益。當這樣的利益在海外形成聚集或節點區域,而國家又運用國家力量去保障這樣的區域,利益邊疆便會形成。但是,為了將這樣的利益邊疆做實做穩做牢,國家還需要通過戰略投資、戰略合作、地緣經濟合作、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等措施,去打造和鞏固國家在該區域的影響力。因此,利益邊疆的現實構建過程,還必須有國家的投資戰略、地緣政治戰略和外交戰略的支撐。
注釋:
①領土以及作為領土之分界線的邊界,都是在國家主權出現以后用以表達國家主權的相關概念,與國家主權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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