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規范解決國企改制遺留問題的建議

　　趙劍斌

　　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到本世紀初，甚至拖延到現在，全國各地從南到北的國企改制工作大面積大規模地開展一直沒有停止，經過二十多年，涉及到五六千萬的國企職工下崗、身份置換問題，涉及到五六千萬國企職工合法權益被侵犯，需要切實可行的措施加以維護的問題，也涉及到社會轉型引用的社會震蕩如何應對、社會穩定的長治久安如何維持的問題。

　　東北三省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工業基地，國企產值高、職工基數大，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由國有企業轉為民營企業，引起相當強烈的社會震蕩，社會矛盾和激烈沖突的爆發不可避免。這些矛盾和沖突也必然要觸犯到千百萬國企職工的切身利益，由于社會改革和國企改制不斷提出新舉措引發新矛盾，有些制度性的補救措施難以及時出臺跟上，那么如何使他們的合法權益得到合理補償，如何解決國企改制遺留的諸多社會問題，更有利于化解由此而觸發的社會矛盾和激烈沖突，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擺在黨和政府面前的嚴肅課題。

　　從依法治國的思路出發，我建議提出合法解決國企改制遺留問題，建議一些規范處理這些問題的合理化措施：

　　一、 建議認證國企改制期間職工代表的維權成本和協助政府維穩的成本，補發賠償此期間拖欠的工資、核銷相應的費用

　　由于一些相當數量的國企改制時，政策不配套、資金不到位，補償不及時拖欠在職經營時的職工工資、福利待遇、社保醫保資金，勢必引發職工集體維權行為，維權活動需要有一定權威和能量的職工來組織、宣傳、引導，開展相應的媒體公關、社會公關，尋求社會輿論和政府高層的關注，進行資產變現、兌現經濟條件、出臺相應的財政政策。

　　在國企改制中，要允許民主選舉出來的職工代表進行媒體公關、社會公關，組織職工集體維權和協助政府維穩，以減緩社會激烈沖突，引導社會矛盾向社會和諧轉化，既維護了職工權益，又控制了社會穩定，政府對此應該予以認定。對他們為此做出的有效工作和特殊貢獻給予工資補償，相應費用給予核銷。

　　我本人就是一個國企職工代表，存在一個補發工資核銷費用的問題：

　　15年前在職時，我曾經被單位1000多職工民主選舉為職工代表。為了阻止國有資產流失、償還職工集體的工資福利欠債，在上級機關和單位領導的支持下，到2008年主要做了四項工作：

　　A、我利用本人兼任的中國社科院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理事、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哈爾濱市文聯文學創作所特聘作家的身份和社會關系，廣泛開展社會公關活動，邀請人民日報記者、新華社記者、黑龍江經濟報記者分別采訪單位，發內參、發消息、寫文章、出書，邀請國內著名學者、專家來哈在省委黨校召開以本單位國企改革為主題的研討會，我本人也在國內主流媒體雜志上發表文章、出版以本企業為原型的長篇小說，引起高層重視、擴大社會影響，并將這些材料通過社會關系尋找中央機要渠道呈報給黨中央國務院領導閱批，在企業流失兩個多億資產的情況下由市長主持會議由政府出資8000萬，對企業問題的解決償還職工集體債務起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B、我曾經以職工代表的身份聯系其他單位交涉問題，促使其收購改制、變現企業資產、合理安置職工。

　　C、我曾經到省市區政府部門上訪，通過合法渠道正常反映單位問題和職工集體訴求，以致赴京去國務院、中紀委上訪，尋找關系呈遞材料、反映問題。

　　D、我曾經應區政府領導及信訪辦的囑托邀請、大力協助政府維穩，既能合理解決問題，又能防止單位職工集體上訪的過激行為，減少負面影響。

　　我已經提供了大量的人證、物證、書證，提供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等法律法規，來證明我從事這些活動的真實性，來說明我的訴求的合理性。我個人的訴求是：核銷我從事上述活動所墊付的費用，補發此期間的工資。

　　當初，我曾經跟區信訪辦主任和工信局領導提出過個人訴求，他們當時答應要我等到企業清算解散以后辦理。

　　在長期拖欠職工債務，難以合理安置職工生活的時候，我以職工代表的身份協助單位領導以各種方式苦口婆心安撫廣大職工，穩定他們躁動的情緒，研究維權策略、力爭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解決問題，緩和逐漸激化的社會矛盾;接受區信訪辦領導邀請、參加區長主持的穩控會議，按照其囑托協助政府維穩，尤其是在奧運會期間、兩會期間、上級領導來省市視察之際的敏感時候，為防止并阻止職工進京、上省集體上訪，防止干擾政府機關正常辦公，自墊費用數萬元為維護社會穩定做了大量的工作，得到相關領導的贊許。

　　我在沒有工資的情況下做了九年工作，期間我曾被一所民辦大學應聘為大學老師，但因為要求坐班而辭去，只為了勝任職工代表這個無冕之王。

　　七八年來我不斷地上訪投訴，對工信局和信訪辦的久拖不決、敷衍塞責、推諉、弄虛作假、不作為頗為不滿，多次致信哈爾濱市政府領導，由市信訪局多次下發轉辦函、交辦函、督辦函給區信訪辦，由區發交辦函給工信局，直至2015年10月13日由市信訪局領導親自主持視頻督辦會，才于次日初次出具《信訪事項處理意見書》。答復意見：只支持我核銷我維權和維穩所墊付的費用的訴求，不支持補發工資的訴求。對此我不同意，經申請復查已撤銷原答復意見，重新辦理。目前又超過重新辦理期限，陷入新的久拖不決之中。

　　2014年10月，我在《趙劍斌接受英國〈衛報〉記者采訪：在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前談幾點想法》中，簡單談到我追討工資的遭遇：“我已經投訴多年，今年1月，由省市政府信訪部門轉辦給區政府信訪，以交辦函的形式要求區工信局處理答復，但至今沒有出具答復意見。為此，我今年多次去省市、北京上訪，要求上級政府督辦、催辦，均沒有告知書，一直拖延不辦。政府不作為，作為個人根本沒有什么辦法去追究政府的責任。”

　　由此可見此案“九年工資拖欠，八年追討未果”，其關鍵在于能否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勞動法》的按勞分配原則，明確認定和具體考核維權和維穩的成本，希望國家政府能夠出臺認定和考核的辦法，用具體政策解決此類現實問題。

　　二、          建議應該有專門部門機構復查考核國企改制操作是否規范

　　2013年我接受《國企》雜志社記者采訪時提到：“國家對安置職工不合理的企業，對改制不合法的企業應有復查審核的程序，有專門的機構來加以糾正。否則，下崗職工的合法權益沒有相關部門和措施來維護。國家對查處國有資產流失，對查處腐敗貪官，對合理安置下崗職工，至今沒有一個對口的專門機關來負責。其實這幾個方面是連帶著的，職工上訪都要分別找紀檢、檢察、國資委、上級行政單位幾個部門，非常麻煩，而且沒有出臺統一的政策。”

　　因為沒有一個專門負責的機構，國企改制期間國企資產大量流失的瀆職失職罪責普遍得不到追究，沒有部門具體追究，一般職工群眾弄不清國企資產如何流失，如何變現及變現的去向結果，沒有一個明確的交待，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尺度，就剝奪了廣大職工群眾的民主監督權和切身利益。就這么輕易地不了了之，對國家對人民對歷史都沒有一個具體交待。

　　我建議應該設置一個過渡性的國企改制審查部門，既能安置好職工生活，又能夠維護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三、下崗職工改制期間的職稱評定問題

　　國企改制期間，職工下崗或者給私企打工或者自謀職業，技術和業務有所提高，但是因為不在體制內，沒有單位歸屬，職稱評定沒有地方申報考核評定，到其退休時退休金會受到影響。因為退休金的發放標準要計入職稱評定級別這一因素。我建議下崗職工在國企改制期間、買斷工齡以后，以至退休以后都應有機會有資格不斷定期評定職稱，在退休金發放標準上不會因此而受到影響，達到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

　　四、  建議由政府給下崗職工發放住房公積金，給計劃經濟時期沒有分到住房的職工給予一定補償

　　可以說，現在很多國企職工因為企業經營問題得不到住房公積金，或者國企改制后取消了計劃經濟時期的單位分房待遇。那么，面對有的分到住房，有的沒有分到，有的分的多有的分的少的不公平現象，如何糾偏，如何補償呢?

　　如果原企業單位的資產能夠變現提取用來補發下崗職工的住房公積金，則可以補發。如果原單位沒有條件解決，則可以用政府負責籌集的資金解決，包括已經退休的和離休的企業職工干部的待遇應該由相關部門按照統一標準落實解決，不要處于無政府狀態無人過問無人管理狀態。

　　五、 建議對有特殊貢獻的下崗職工及時予以獎勵、榮譽、待遇

　　下崗職工買斷工齡的原國企職工并非一無長處，無所作為，他們有可能背水一戰在政治、經濟、文化、科研各個方面取得長足進步，創造出突出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獲取令人可喜的成效。國家應該對這些人員及時予以獎勵、榮譽、待遇，應該有一種機制有一個部門來管理如何發現、考核，如何給予獎勵、榮譽、待遇。

　　六、 各級政府召開兩會應該有下崗職工的代表名額

　　全國的下崗職工有五六千萬之多，他們的情況應該有人反映，他們的利益應該有人維護代言。這是不可忽視的群體、是切身利益普遍受到損害的弱勢群體。為他們代言、為他們維權，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當務之急。他們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是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到現在已有幾十年了，已經積重難返。這方面的缺失早就應該得到補足、改正。應該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中給他們留出選舉的一定名額，有代表他們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每年定期召開兩會時，應該有來自社會底層的代表為這些弱勢群體提出相應的提案，出臺相應的扶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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