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噩耗：著名歷史學者、秦漢史/三國史/明史/現代史等領域存有諸多建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的追隨者、復旦大學前教授朱永嘉老同志，于今日病逝，享年92歲。

　　朱永嘉同志生于1931年，上海解放前他在讀高中時參加了黨的地下黨，積極投身革命活動。1950年他進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學習，但只讀了兩年大學就因為學校需要干部，讓他提前畢業當了專職的政工干部，擔任過新聞系、物理系的黨支部書記。

　　在做了四年黨務工作后，朱永嘉同志回到歷史系，開始從事業務工作，跟隨歷史系老教授陳守實學習明史，開始嶄露頭角，不到三十歲就評為講師，同時還擔任著系黨總支委員，成為一位又紅又專的青年教師。

　　1962年，朱永嘉同志與歷史系幾個歲數差不多的教師自發組織了一個寫作集體，取名“羅思鼎”，以呼應當時向雷鋒學習做黨的螺絲釘的號召。

　　1964年，“羅思鼎”小組被整體借調到華東局內刊編輯部，最初是寫與中蘇論戰有關的歷史論文，反駁蘇聯學者齊赫文斯基有關中國古代疆域以長城為界的論調，此后也寫其他歷史文章，如關于李秀成自首變節問題的《大節、氣節、晚節》。

　　而后“羅思鼎”成為上海市委的寫作班子，朱永嘉同志也由一名單純教書做學術研究的高校教師，轉而成為聽黨指揮的筆桿子，人生道路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半個多世紀之前，那個屬于人民的火紅的年代，上海的革命與其他地方相比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即從最初的造反開始，一部分機關干部與知識分子一直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朱永嘉同志就是其中重要一員。

　　他領導上海市委/革委會寫作組，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貢獻了諸多珍貴文字，參與了可歌可泣的革命斗爭，在當時得到了春橋同志、文元同志與廣大人民群眾的贊譽。

　　包括《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正是出于朱永嘉同志的參作而成。

　　以及《學習與批判》、《朝霞》、《自然辯證法》等雜志均為朱永嘉同志領導創辦，為整整一代工農階級奉獻了筆墨年華。

　　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自己生日當天，稱贊了上海造反派打倒上海市委的四句口號：

　　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

　　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例，背后就是一幅長長的階級斗爭畫卷。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黨同志告誡：

　　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后，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余，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

　　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

　　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

　　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斗爭問題。

　　一年后的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前十條》，并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了通知，要求立即按照決定中的規定，定出計劃、經過試點、分期分批推行，爭取在兩三年內全部辦到且力求辦好，以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城市新“五反”運動為內容，抓好階級斗爭。

　　這本是毛主席苦心孤詣的防修反修綱要，然而轉眼，黨內就接連在四個月后和一年后分別發表了一篇《后十條》和一篇《修正草案》，其內容直接反對毛主席、反對群眾……

　　由農村問題和宣傳問題的失控，主席同時也逐漸意識到國內文藝界自上而下彌漫著的不良風氣，它是政治風向的輔佐，也是決定人民群眾階級意識的湯藥。

　　這種情形其實主席并不陌生，還是在抗戰時期，主席就在階段性的低潮期點明：

　　有一種新的危險在增長著，漢奸與親日派乘機抬頭，“戰必敗”“唯武器論” 這一套，一定會跟著活動。他們的結論是：中國打不過，只有投降。民族投降主義是目前新的危險。

　　嚴格來說，建國已十余年，當時我國的經濟基礎早已變化，公有制早已根基穩固，那么上層建筑也應當相應變化才能鞏固經濟基礎——可是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藝術部門，似乎建國以來始終沒有跟上步伐。

　　這就讓毛主席深為思慮：如果這些部門不革命，那就會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動搖人心向背。

　　1963年9月，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嚴厲指出：

　　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頭保鏢之類！

　　兩個月后，主席又對《戲劇報》作了兩次重要指示，批評得十分厲害：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果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國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對這些牛鬼虹神，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

　　這個批示雖然只是對《戲劇報》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個文化藝術領域。

　　必須認識到，毛主席歷來對歷史和歷史劇是非常喜歡的，然而現在卻要把它們“統統趕下去”，足見老人家對文化倒退的憤怒。

　　一個月后，1963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一段更為尖銳的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啊…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少奇同志召集文藝座談會，中宣部和文藝界三十多人參加會議，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周揚同志等都到會，周揚同志還作了中心發言。

　　會上，周揚同志談了對上一年毛主席文藝批示的看法和文藝方面存在的問題，如推陳出新問題、民族化問題、文藝工作者同工農群眾結合問題。

　　在會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等也作了發言講話，勉勵文藝工作者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批示，要求他們下鄉下廠，反映工農兵生活，塑造現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歷史劇、外國劇。

　　但是，究其本質，他們幾個人對文藝界狀況的估計，與毛主席在批示中說的并不一致，他們在內心深處沒有把文藝界的問題看得那樣嚴重。

　　很快，毛主席發現了這種“走過場”的做法，明確指示不準這樣做。

　　其實，主席對他們是很了解的，早在兩年前，中宣部和文化部就百般阻撓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

　　對此，毛主席悻悻然：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1964年少奇同志主持的那場文藝座談會還沒有完全淡去，便又發生了“迎春晚會節目庸俗化”的嚴重事件。

　　1964年2月3日，中國戲劇家協會舉行迎春晚會，但演出的節目革命氣息不濃，且極為庸俗低級，受到社會各界批評指責。

　　比如空軍文工團表演的《兄妹開荒》，用京劇中的老生、小生、花臉和昆曲的各種曲調來唱，觀眾表示“怪聲怪調”；

　　比如鐵路文工團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學木偶動作，結果女的不停撲倒在男的懷中，觀眾表示“既糟蹋了演員，也糟蹋了劇本”；

　　再比如哈爾濱話劇院演出男扮女裝的《天鵝湖》，一個男演員脫得赤條條，只穿一條三角褲，披著薄紗，胸前安了兩個假乳“亂蹦亂跳”，報幕員還對觀眾贊嘆地說：“你們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彈性啊”………

　　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開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總支和支部書記會議，討論迎春晚會文藝節目的事故，并決定在文聯和各協會干部中開展一次整風學習運動。

　　到4月，全國文聯、作家協會等十個單位的全體干部都開展了整風，中宣部文藝局還起草了《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

　　這個報告由毛主席閱后，便在其基礎之上附上了震古爍今的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這個批示，當時也稱為毛主席對文藝問題的第二個批示。

　　7月11日這個批示下達后，不僅引起了文藝界的震動，且使全黨風氣為之濁清，文藝界開始了第二次整風學習。

　　8月14日，中央書記處發布《關于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四天后，毛澤主席對這個報告作了指示：

　　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于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

　　那年的上海會議后，毛主席曾問過許世友：

　　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么辦？修正主義不只是出在文化界，黨政軍中也會出，這是最危險的……

　　一年后的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文元同志主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定稿后正式發表的前幾天，上海市委書記處專門為這篇文章開過一次會，參加者有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兩個文教書記春橋同志和楊西光，朱永嘉同志作為文章的參與者與文元同志一起與會。

　　陳丕顯在會上要春橋同志好好抓這件事，還說“抓好了是有功勞的”，曹荻秋則對文章中的具體細節提過一些意見。

　　11月10日，文章發表當天早晨，文元同志還在睡覺，陳丕顯就給他打電話，祝賀他文章發表了。

　　朱永嘉同志還曾有回憶，文章發表前，春橋同志想到要給鄧拓打個招呼，因為兩人在晉察冀邊區時在《晉察冀日報》共過事，鄧拓是報紙的主編，春橋同志是理論部主任，算是上下級和老朋友。只是電話打到北京時，鄧拓不在辦公室，這個招呼沒有打上………

　　朱永嘉同志曾認為：

　　那十年歷史，不應成為禁區。歷史很難按照判決書來寫，那個判決書都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其所攻之一點，也不一定都準確，歷史如果那樣寫的話，干巴巴的，沒血沒肉。

　　因為歷史事件不可能是單方面的故意，而是雙方和多方博弈的結果。沒有博弈和互動的過程，那樣的歷史著作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即使是審案，也要控辯雙方真刀真槍地互動，才能說明事件的真相，才能使人們心服口服呀！

　　1976年10月12日，朱永嘉同志在上海振臂一呼、為革命寫下了最后一聲吶喊

　　打嘛，干嘛，打他個巴黎公社，雖敗猶榮！

　　同月，他出國訪日，在東京和仙臺都有人對他喊“北京變天了，朱先生想過回去會怎樣嗎”，他淡然答復：

　　我知道。我不用你們多慮，我不會改變日程。

　　隨后，剛登上歸國的民航客機便被隔離，審查五年后判刑十四年………

　　縱使在年邁的退休歲月，朱永嘉同志也一直堅持不懈筆耕不輟，同以《XX春秋》、《南方周末》等資產階級自由化輿論刊物作著艱苦卓絕的斗爭。

　　他曾批判《南方周末》雜志具有“資產階級老爺做派”，還曾就《XX春秋》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再思考》一文指出謬點：

　　所謂的再思考，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分析和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正面挑戰。第一篇文章的第一個小標題為“‘階級國家’與‘階級專政’在現實中是一種虛幻”，他的主旨是否認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機器不存在資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在長期的歷史研究工作中，朱永嘉同志不止一次以明朝滅亡警示后人：

　　明所以亡，亡在貪官身上！朱元璋下決心治貪，頒《大誥》四篇，只是收一時之效，一旦松弛，結果明朝就亡于貪官污吏之手。可見反腐斗爭必須持之以恒，不能有絲毫松懈，否則就會前功盡棄，明亡的教訓值得我們警惕。

　　2008年，朱永嘉同志曾發表過一篇寫給毛主席的信，其中有段落如此寫道：

　　毛主席，您離世以后，我們的境遇發生了根本的逆轉，我們所做的一切受到了組織上的重新審查，我被帶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一下子被打到最底層，剝奪了自由和工作的權利。

　　對這一切變化，我無怨無悔，我做了什么，我為人的準則我自己心里有數。

　　記得我是88年末離開監獄回家的，那時正是改革開放的起步年代，我實在沒有辦法也為此出一份力，發一份光。

　　記得曹操曾經給將去世的蒯越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如果您返生的話，我要說的也還是這一些，不如有一些人在您生前與死后完全表現出兩付截然不同的嘴臉。

　　記得您曾經反復用《詩經》中"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的話告誡過我們的黨員干部，要保持革命的晚節。做人也確實應該慎始如終，始終如一，要做到這一點，人得要有一點精神，有一點骨氣。

　　這精神這骨氣，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孟子所講的那股浩然之氣，否則的話只能是墻頭草，隨風倒的小人焉哉！他們還不如我這個被逐出教門的信徒心誠意正。

　　對那些反復無常的小人，我想借韓愈《調張籍》那首詩開頭的幾句話了："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那些蚍蜉不過是在茅坑邊上蠕動的蛆蟲而已，起不了什么波瀾和風浪。

　　2013年深冬，毛主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際，朱永嘉同志更是痛心疾首感嘆：

　　與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同時，過去國家統一集中管理的一些部門，如金融、電信、電力、自來水、鐵路、航空公司化以后，這些壟斷行業通過行政壟斷資源而獲得壟斷利潤，這些企業的管理人員的薪酬與國際接軌過程中獲取高額報酬，從而使這些部門的相關人員成為既得利益集團。

　　腐敗的現象往往集中高發在這些方面，這樣客觀上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在社會上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從而在一方面出現一批資本的代言人，鼓吹全盤私有化，全盤西方化，從而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另一方面在弱勢群體這邊則出現仇官與仇富的現象，甚至出現個人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而這一切也正是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群體之間矛盾在群體社會心理上的反映。

　　同時，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缺乏有力的引導。這里還有一個如何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問題，當然，這不是靠劫富濟貧，而是通過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城市輔助鄉村，工業輔助農業，擴大社會保障來逐步實現。這些正是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困難和必須解決的新問題。

　　毛澤東同志晚年反復思索的便是如何加強我們黨的建設，如何維護我們黨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不發生蛻變的問題。他擔心，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階級，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

　　他所以發動那場文化大革命，他是擔心我們的黨蛻變成一個騎在人民群眾頭上的反動政黨，我們的政權變成官僚資本主義政權，我們的干部隊伍出現權貴資本主義階層。現在那么多會所、高爾夫球場，明令禁止，許多地方還是偷偷摸摸地干。我們那么多干部出入這些場所，我不知道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與黨員干部身份是否匹配。那豈不是毛澤東同志晚年說過的資產階級就在我們黨內的一種表現嘛！

　　寒窗拂頁百年風，聽雨已是燈熄時。

　　沉痛悼念，敬承遺志。

　　朱永嘉同志，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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