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海南的五指山市水滿鄉原始森林,一片郁郁蔥蔥,芭蕉樹、椰子、橡膠、沉香、香樟樹、油茶,異常安靜。沒有風,只有遠處的山,一層一層,云從山中間生出來。一會兒,雨來了,不大,但是整個五指山脈都籠罩在雨幕中,這里沒有汽車的喧鬧,飛鳥也絕跡,只有雨在沙沙地下著。
傍晚時分,一條短信映入眼簾,“老師,張部長走了”。我看了李寧的短信,猛然一驚,張全景部長走了,一位慈祥的老人走了,像父親一樣慈祥的老人走了;一位一身正氣,對共產黨無限忠誠的老黨員走了,一陣悲痛不由得涌上心來。
雨在沙沙地下著,敲打著樹葉,也落在我的心坎上。我在五指山,透過層巒疊嶂的山,向北方望去。在北京那個院子里,老人是不是在家里安詳地躺著。
36年前一個凌晨,中央組織部長的電話
驀然間,我一下子想起了1996年11月13日這一天早晨,我在拉薩的布森格路。我還在沉睡著,西藏比內陸天亮要晚兩個小時,太陽才能出來。八點多鐘的光景。紅機子電話響了,我拿起電話,那邊傳來的聲音:
“李錦嗎?我是張全景呀,伙計,祝你一炮打響,祝賀你。”我一聽,很熟悉的山東德州口音,就是張部長。驚詫于老人家這么早打電話來。張全景部長是土生土長的德州人,1931年12月生,平原縣三唐鄉姚屯村人。他一輩子鄉音不變。
他說,“你寫的貢嘎縣家甲日鄉依靠黨組織反分裂斗爭的調查,胡錦濤批示了,我剛從他的辦公室來,這件事情很好”。你在山東一直搞基層黨建,搞了九間棚,一到西藏就抓了黨建的典型,在反分裂斗爭的前線抓了這個典型,一炮打響,很好,很好。”
胡錦濤認為:“甲日鄉的經驗很好,要認真總結推廣。如果西藏所有的鄉都像甲日鄉這樣做,反分裂斗爭就有了堅實的基礎,而西藏的穩定與社會發展就會大有希望。”說完,張部長又說,你和陳奎元、郭金龍他們講一下,好好抓這個典型,你回到北京來,我們商量一下怎么推廣這個典型”。
我認識張部長是因為九間棚典型的宣傳推廣,已經認識很多年了,聽到老部長的話,我說“一定向他們轉告”。他說,“西藏條件艱苦,缺氧,你自己歲數也不小了,保重啊”。我說,部長,你放心,我一定保重。
我一到西藏,第一次出發,就帶著鋪蓋住到村里。調查報告以內參形式發往中央高層。胡錦濤曾在西藏執政四年,西藏的政治局勢與矛盾沖突,他比其他領導人有更深刻的體會。1994年10月,胡錦濤在飛機上聽我匯報九間棚情況時,曾說有什么好典型可以直接寄給他。當時,我從有關渠道了解到胡錦濤同志正在江蘇視察,還擔心他看不到這份調查報告。
遠在西藏,聽到老部長告訴我胡錦濤批示的事情。這時聽到山東的聲音,一個老前輩的聲音。我不由想起了,我到西藏之前去老人家告辭的情景。他給我送了一枚孔繁森的首日封,拿起筆在上面簽著張全景三個字。孔繁森是山東省進藏工作的干部,兩次進西藏,加上留任,算是3次援藏。其中,兩次進藏都是張部長直接送去的。他每次從西藏回來,都會去部長那坐一坐,興致勃勃地講西藏的建設和發展,講西藏的風土人情,卻從來不講困難、也從不提個人升遷和調動。部長是希望我們學習孔繁森精神與作風。這個首日封我一直保存著。
當天下午,我又接到新華社副社長南振中打來的電話,他也對“甲日道路”的一炮打響表示了祝賀。張全景與南振中兩位領導都是從山東走出去的,對我熟悉。現在兩位領導都不約而同地用“一炮打響”來形容,讓我感到既欣慰又激動。
過了10個月,我回到北京。當時中組部還在西單北邊,到中組部大樓去看望老人家,一下子坐了一個多小時,他了解西藏基層的情況,西藏黨組織建設的情況。這時候他的秘書不斷進來,說外面人在等著。
我說”張部長,您有事情,我再來看您”。
張部長說“不要睬他們,是要官的事情,我就想聽你說說西藏基層的情況。”
我向他匯報翻身農奴的情況,還有分裂主義勢力在基層活動的情況 。臨走了,部長說,“我已經通知黨建局李景田了,你明天向他匯報一下,下一步怎么宣傳推廣這個典型的事情。”
我說“西藏的情況復雜,典型的宣傳還放不開,北京的人也擔不著底。
部長說“我給李德洙打個電話,需要我給郭超人說嗎?”
我說“部長,那就不用了。”
張部長是1991年2月至1994年10月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994年10月至1999年3月任中共中央第14任組織部部長。一個部長,位高權重,用這么長時間聽一個記者的匯報,使人怎不感動?離開中組部的大樓,我心里充滿感激。張部長對在西藏工作的人是這么關心,對西藏的情況這么關心,利用我回北京的機會見見面,拉拉呱。這里有調查研究,還包括一個山東老領導對他曾經關心幫助過的一個記者的關愛。
最使人難忘的是,張部長的一聲“伙計”,使我擔待不起。在德州方言里,伙計是朋友、兄弟、哥們之間的親密稱呼。不說官階懸殊,而且部長比我年長20歲,該是爺們相稱。可見部長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雪域高原早上天很冷,零下30多度,可是部長一聲“伙計”,使我感到溫暖。
因為九間棚,與張部長結緣
我是1970年從老家到山東的,1976年到新華社當記者。最初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調研時經常往德州跑,搞過不少調研報道,張部長也知道。后來引起他關注的還是九間棚的調研。胡耀邦1984年國慶節到沂蒙山來以后,沂蒙山的脫貧就開始了。
九間棚村群眾在黨支部書記劉嘉坤帶領下,在極端惡劣的自然條件下,架電、修路、治水,充分顯示了共產黨基層組織的力量。張全景部長那時是山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在臨沂開會聽劉嘉坤發言后,說出了一句流通很廣的話,“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后來,在臨沂的宣傳,在九間棚的宣傳中,臨沂地委書記王渭田、宣傳部長李祥棟、組織部長喬延春都非常重視九間棚的典型推廣。1985年張部長在山東省委組織部工作時,他曾在臨沂農村整整考察了19天,最終寫出了《農村要致富,必須建設好支部》的調查報告,隨后又在臨沂召開全省黨建工作會議,直接推動了當地和全省的扶貧工作,1995年這個地區在全國 18個連片貧困地區中率先實現整體脫貧。
一次在隨同中央領導考察時,我們在機場等著領導同志來。張部長也在機場等著,閑聊時他說,“典型的作用非常重要,首先是老百姓干出來的;其次是領導重視,還有你們這些文人,你們也很重要,沒有你們調研得那么細,我們也不知道這些情況呀”。部長說,“有什么好典型,你可以直接寫給我”。
九間棚這個典型在新華社內參刊登以后,當時籌備萊西會議會議的領導就確定讓九間棚劉嘉坤在萊西會議上發言,也是唯一的一個村支部書記在萊西會議發言,張部長推薦了九間棚。他對九間棚的關心一直就像自己的事情。九間棚進城進了下山,我找了當時的縣委書記李玉妹,幫助建了花崗石廠。張部長知道九間棚建花崗石廠后,專門給劉嘉坤來了一個賀電。一個小廠子,也沒有開會,也不好見報。后來成立金銀花協會,老部長也寫了祝賀詞。但是老部長對九間棚的關心,卻使人感動。
部長送我們的,比我們送他的多
我到西藏去之前,孔繁森紀念館1995年在聊城開幕,那一次山東干部都去了。這時候張部長已經是中央組織部長了,他講話聲音洪亮,就像30歲的中年人。
那一次,我正好跟著喬石委員長一起到聊城去。張部長在聊城掛職當過縣委副書記,后來孔繁森也當過縣委副書記,張海迪也是那個縣的。他與孔繁森也是熟悉的。他對孔繁森這個典型是用盡了心血。
我從西藏回來不久,部長和我講福建典型叫谷文昌,這個書記事跡過得硬,他和我講了一通,沒有想到調查是張部長自己寫出來的,他不僅抓典型,還自己動筆寫。
后來退休后,他到九間棚來過兩次,我和嘉坤到部長家去了不止四五次。他家住在北京長安街西延長線木樨地的一處普通院落。這個房子很老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一幢14層居民樓。老部長就住在這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上。是一個大通道的盡頭。家里與普通市民家的擺設一樣的簡單和質樸。桌子、茶幾、沙發都很陳舊,都是70年代的東西,我說“部長,你也該換一換了”。他說“一樣用”。
我和嘉坤去了,部長在屋里面還穿著拖鞋,就喊說“嘉坤來了,李錦也來了。”我們說,部長,我們來看你了。一進門,他就說帶東西干什么?其實也就是金銀花、核桃、山楂、板栗。我每次去,總帶著我剛剛出版的書。嘉坤說,“都是山貨,我自己家里種的”。部長說,“以后可不許這樣,來看看老朋友,你們從沂蒙山里來,我就想見到你們說說話”。這時部長又讓他的老伴出來和我們一起談。老人家長我和嘉坤20多歲,老兩口陪著我們,一啦一個小時。他們就是愿意聽真話。
嘉坤素來直爽,村里的事情,遇到的社會上事情,說著說著便說到不正之風。部長一說起社會的不正之風,厭惡情緒便起來了。他總是講毛主席好,講共產黨江山要做下去,就得要解決好黨的先進性問題。你們九間棚不是也遇到過困難嗎?黨和群眾也有不信任的時候,不就是靠你劉嘉坤吃苦吃虧吃氣,犧牲了自己,才把大家凝聚起來么。
老人家雖然退休了,但是對黨風一直是高度關心的,言溢于表,對不正之風常有痛心疾首的情緒。我們講話,老太太也不吭聲,過一會,替我們倒水。
老太太一直都沒有工作,是個家庭婦女,他當了省委組織部長,才解決了農村戶口,就在家里服侍部長。當我們走的時候,老太太拿了一堆東西,我們送的就是金銀花、山楂、核桃,而老人家送的是德州扒雞,大概是他老家送來的,還有幾種茶葉。嘉坤連忙推辭。部長說,“你送給我,我也得送給你,你不要推,有來有往”。我一看說“部長,你送的東西比我們送你的還多”。部長說,“我老了,吃不了用不了,你和嘉坤拿回去分分”。
每次到他的家時候,他總是很親切,就像家里的前輩一樣,告訴我怎么走怎么走,有一次他還下樓接過我們。以后歲數大了,他就在家里等著。
有人說“九間棚精神過時了”,老部長發火了
老人家頭發花白,可是腰板筆直,精神矍鑠,思路清晰。他重感情,對沂蒙山區,對基層黨建最感興趣了。在談起沂蒙精神時,他把九間棚看成沂蒙精神的代表,總是想多了解一些下面的情況。往往嘉坤說農村的事情,我說思想理論界的事情。一文一武,一虛一實,老人家都關心。
有人說“九間棚精神過時了”。部長眼睛盯著我看“還有這種說法?”我說,他們說現在用不著艱苦奮斗了。
部長說,他們就不懂什么是九間棚精神,什么是沂蒙精神。光艱苦奮斗嗎?關鍵是黨帶領人民群眾奮斗,這個他們看不準,九間棚鵬這個典型一開始,就是黨支部帶領人民群眾的典型,黨員發揮作用的典型,只要共產黨做江山,這個精神就不過時。
老部長的情緒上來了,我不敢再談下面的情況了。我說,現在我們黨要解決長期執政,現在的領導也是強調要解決長期執政,這是共產黨的重大課題。
部長說,“你告訴我,你說,這是誰講的”。
這時候,我不能再說了,我便不吭聲了。部長說“這樣的人根本就不能當共產黨的官”。
我說九間棚也遇到困難,也有自己過不去的坎。部長說困難歸困難,那是兩碼事,關鍵是只要是嘉坤堅持共產黨為人民群眾這一條不變色,其他的困難遲早都會解決。
我說,“嘉坤不怕吃苦,不怕吃虧,不怕吃氣,現在講永不停步,永不服輸,永不變色。”
部長說,“對,就是永不變色,永不停步,我們共產黨就是靠這個”。
老人家是一輩子在黨的人
我不少朋友,邵景均、葉星他們關于黨建的文章與書,部長都替他們寫序,我在新華社山東分社辦黨建參考內參時,我兼了總編輯,部長專門給我們寫了一個題詞,還打電話請鄭科揚老領導,也給我們題了一個詞。
張部長是一輩子思考的人,我們去時,他寫的文章常給我們看看。這些,總是與黨建有關系,老人家可算是一輩子在黨的人。2006年,已退下來的部長談起一個縣有11個副縣長,他脫口而出:“官多為患。”國內外上百家媒體競相報道,引來一片熱議。有人說“這位老黨員敢說真話! ”為此他賦詩一首:“文章講話萬千言,莫如四字波浪翻,惹來眾議說長短,赤誠為黨在心間。”他還把這首詩念給我們聽。2007年,他連續在《求是》雜志上發表了兩篇文章,一是《恩格斯晚年放棄了無產階級革命學說嗎? 》,二是《中國共產黨人歷來重視馬恩著作的學習》,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他對蘇聯亡黨亡國的經驗教訓進行了研究,總結出蘇聯亡黨亡國的五大原因:否定黨的領袖,否定黨的歷史;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失去了正確的理論指導;黨風敗壞﹑嚴重脫離群眾;干部路線嚴重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嚴重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改變了黨的顏色。他講得很激動。我感到,這是一位敢于斗爭的老共產黨人,錚錚鐵骨,一身正氣。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間。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從他身上,能感受到這種豪氣。
其實,我們山東人更多地感受老部長的慈愛與仁義之心。老部長長我21歲,每次見面,握著他厚實的手總是感到溫暖。他不是那一種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的人,他對待不正之風像寒冬一樣的殘酷無情,可是對待老百姓,對窮人,對受災受難的人,他總是給予同情,不是那種只為當官別無他求也不肯幫助人的人。他當好官是對黨忠誠,對熟悉的人,他總是能幫忙就幫忙的,從來不推辭。有時候他說,“我退了,講話也不一定有用,不過該關心的我還得關心”。他說過一句,人遇到難處不容易開口的,找到你講話,也是下了多大決心的,能辦就辦,違背原則的就不辦,和人家講清楚。相處久了,覺得老人家是高大的,他是一個人,是一個懷著大愛大仁大義的人,也是對黨無限忠誠的人。至于他的一些事情,我想起“無限山河淚,誰言天地寬”,也不便多說了。
老部長在黨言黨,對自己要求很嚴。我們和他見過很多面,從來沒有提過職務或者調動的事情。正因為這,與他談話雙方都沒有壓力,像朋友似的。有人說我憨,抓不住機會。其實,當官大了,說不定絆在哪里,被關在哪里。何似我這樣一輩子寫稿,不也是很好嘛。
最后一次見老部長,是2020年,也是與嘉坤一起去的。他說,李錦,你也是老黨員了,你幫助嘉坤,幫助九間棚,我們也感謝你。那一次,我是與嘉坤一起去宋平老人家以后見的張部長。一晃,也有兩年多了,我們經常念叨,想起了北京的這些老領導,曾經關心過九間棚與沂蒙精神的老領導,過一陣子不見,總想去看看。過年過節,在微信里向老人家問候,老人家有時候把他寫的文章還發給我們看一看。
晚上,我和嘉坤打了一個電話,嘉坤說,沂蒙山的天也是陰的,我說五指山在下雨。從山東到海南,老天在為我們的好部長送行。
海南大地,青山肅穆,樹林幽靜,眼前的水一動都不動,與天際一起沉默著,在默念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好部長,黨的好兒子,我們山東人的好親人,好長輩。
五指山上,雨飄了一陣,香樟樹、沉香、椰子樹、三角梅、桫欏樹、檳榔樹、木棉樹、榕樹、欖仁樹,全都低下了頭。樹干、樹葉以及布滿了青苔的巖石板上,全都披掛著透明銀白色的細小水珠,濕漉漉的一片。
我在深深的綠谷中間,面對青山,我心里對老部長講,26年前你說我一炮打響,我現在還在寫,我也漸漸地老了。我在山里正在解讀黨的20大報告,一篇文章接著一篇文章寫,住在山里已經很久了,這個“炮”還要打下去的,牢記老部長的囑托,為黨為人民不斷地發聲,以此寄托對老部長的哀思,也感念老一輩共產黨人對對我們的期望和囑托。
李 錦 11 月9日于五指山
來源:李錦解讀國資政策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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