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另類”

　　熊向暉，中共黨員。抗日戰爭期間，他曾被周恩來安插在“西北王”胡宗南身邊，從事了12年的秘密情報工作，在看不見硝煙的戰場上保衛黨中央。新中國成立后，熊向暉開始了他20多年的外交生涯，曾以周恩來總理助理的身份，參與接待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的首次訪華。

　　然而，在女兒熊蕾眼中，這位傳奇人物卻是一個不太善于表達情感、不好交際、為人較真兒、崇尚信仰的普通人。“如果用兩個字來形容父親，我只能說，他很‘另類’。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視劇里的那些地下工作者。他好像什么都不會，連交誼舞都不會跳。其實，要都按照影視劇里的那套來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回憶父親時，熊蕾這樣說。

　　真實的熊向暉是什么樣?他有著怎樣的情感與性格?為什么不同營壘的故舊們會視他為摯友?也許，我們能從熊蕾為本刊撰寫的回憶文章中找到答案。

親情

　　父親1919年4月出生在山東省掖縣(今山東省萊州市)的一個官宦家庭——我爺爺當時任掖縣的推事，也就是縣長，后來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長。在家里的8個孩子中，父親排行老五。

　　填自己的家庭出身，父親從來都是寫“官僚兼地主”——這在那個講究階級成分的時代，很讓我們苦惱。一位姑姑說，土改時，我爺爺早已離開老家，也沒有了土地，多年戰亂搞得爺爺顛沛流離沒了工作，靠子女養活，怎么是“官僚兼地主”?而父親卻說，按他1936年入黨時填寫的家庭成分，就是“官僚兼地主”。

　　對官僚地主階級，父親從選擇參加共產黨的那天就不再認同。可是對爺爺奶奶，父親從來都很孝敬。從解放前到解放后，一直盡力照顧，同時盡力幫扶寡居的二姑媽和其他需要照顧的親人。

　　我還在襁褓中時，爺爺就去世了，表哥們說，在爺爺的喪禮上，他們第一次看到我父親流淚。奶奶去世時，父親在墨西哥任外交官，不能回來，但是多年來奶奶一直住我家。小時候對父親最初的印象，就是只要他在家，一定會在早晚準時地給奶奶問安。雖然父親并不是奶奶最疼愛的兒子。

　　住在我家的二姑媽，“文革”中慘遭批斗。可是父親母親不避嫌隙，照樣留姑姑住在我家。后來，二姑媽被學校關押，失去人身自由。當時，她在大學任教的二兒子被下放江西鯉魚洲干校，二兒媳又馬上臨產，無人照顧。父親母親毅然將表嫂接到家里坐月子。為了保證表嫂的奶水，還令我哥哥每三天從西郊騎車到西單菜市場買一只活雞回來燉湯。

　　當時，我并不覺得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事后回想起來，很多人在那場風暴中，六親不認，翻臉無情。父親自己也是被批斗的對象，風雨飄搖。然而，對落難的親人，他一直抱有濃濃的感情。這使我對父親的親情有了一種別樣的感受。

　　父親對他的胞弟、我三叔的感情，也令我感動。

　　自小，三叔是我們家里的一個秘密。他在1948年去了臺灣，臺海相隔，三叔成了奶奶的痛。我第一次知道有這個三叔，是被推薦上大學，政審外調到父親單位時，查出了這一“海外關系”。加上我另一樁“罪過”，結果，我被學校拒之門外了。后來幾經周折，我才上了南開。

　　從此，我對這個從未謀面卻險些影響我“前程”的三叔充滿好奇。父親很少講起三叔。可我發現，他在內心深處一直惦念著這個弟弟。

　　父親的工作使他能看到港臺報紙。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一天，他從一份臺灣報紙上看到了三叔的消息，說三叔是臺灣中學教授“三民主義”的權威。因為三叔對我們已不再是秘密，父親特意把這張報紙拿回來給我們看。我后來不止一次聽父親以稱贊的口氣跟親友們講：“老三還是臺灣教三民主義的權威呢。”父親是共產黨員，跟三叔政治信仰不同。然而作為哥哥，他顯然為自己弟弟事業有成而高興。

　　父親雖言談風趣犀利，但平素威嚴而不茍言笑。他對家人的濃濃親情，不在言辭和物質，而是一種深沉的愛。2005年9月9日父親去世后，在美國的表哥發來唁電，稱父親對“大到國家小到熊家”，都是“有功之臣”。

友情

　　父親不好交際，更從不巴結。他沒有任何酒肉朋友，和他交往的，必是摯友。這些好友，無論是官是民，大家都很平等。如果哪位好友“官兒”大了，父親會坦率地告訴他，你有事就找我，但我不會主動去找你了。

　　這種君子之交倒還罷了。讓我頗感“另類”的，是父親和國民黨胡宗南部故人的友情。

　　我曾以為，父親“國軍”方面的故舊在知道父親是共產黨員之后，必定會對他恨之入骨，再無交情可言。想不到上世紀80年代初，在父親之前曾任胡宗南秘書的程開椿老伯第一次從美國來大陸探親，一定要見父親。之后其他人來大陸，也是這樣。于是，我對這些“國軍”將領充滿了好奇，并終于在一位老伯那里得到答案。

　　那是1990年4月，去臺多年的張佛千老伯第一次回大陸，一到北京就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問他有什么安排，時年84歲的張佛老說，“沒見到你之前我不做任何安排”。要知道，張佛老比父親大十幾歲，而且父親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時候，他已經是少將了，資格很老。

　　張佛老來我家時，我恰好在。趁父親不在的時候，我向這位隨和的老人提出了憋在心中很久的疑問：“您聽說我父親是共產黨員以后，對他是什么感覺?”

　　張佛老說：“第一是驚訝。他是共產黨，我一點沒有看出來。第二是感謝。他在胡先生身邊，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掉胡先生，可是他沒有。第三是佩服。他這個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問：“難道你們不恨他?”

　　張佛老說：“為什么要恨呢?你父親入共產黨在前，到胡先生身邊在后，那是各為其主。要怪只怪后來蔣老先生非要打內戰。如果不打內戰，大家不是相安無事嗎?”

　　父親的另一位“國軍”摯友是孔令晟(音同勝)老伯。孔老伯長父親兩歲，他和父親同在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投筆從戎，同是黃埔15期的同學，整個抗戰時期又同在胡宗南部。不同的是，父親在加入胡部之前，就已經是共產黨員了。他奉命隱藏身份，成為共產黨布置在國民黨內的一顆“閑棋冷子”。孔老伯則是鐵桿國民黨，黃埔畢業后一直在戰斗部隊，國民黨去臺灣后，他先后當過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代“總統”的侍衛隊長。

　　一個是共產黨的離休部長，一個是國民黨的退役中將，關山阻隔幾十年，直到大陸改革開放，臺灣解除戒嚴狀態之后，兩位老人才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最終在北京重逢。在他們身上，我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隔閡，兩人不見面總是相互惦記，見了面就十分親熱。父親無緣去臺灣，而孔老伯有個女婿是一家美國公司的中方代表，與夫人常住北京，使孔老伯總有機會來大陸。而他每來北京，必要見父親，每次見面，他們都有說不完的話。

　　隨著和那些“國軍”老伯交往的增多，我逐漸理解了不同政見的父輩們超越黨派的友情。那是當年在抗擊外侮的血雨腥風中凝練出來的血濃于水的兄弟之情。這正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況他們本無個人恩怨。

較真兒

　　“外事無小事”，是外交界的一個金科玉律。不少外交官常會念叨著這句話，遇事裹足不前。而父親卻不然。他常常會跟上級較真兒。

　　1973年8月，父親任駐墨西哥大使一年之后，奉調回國，另有任用。

　　8月初，在他已經向墨西哥總統和政府內外的朋友們辭行之后，墨西哥外長找到他，說墨西哥總統9月1日要向議會做咨文，邀請前三屆總統，同時希望他當年訪問過的6個國家各派4人作為貴賓參加。邀請的中國貴賓，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等4位。

　　父親馬上把墨方的意見報回國內。在焦急地等待了10多天之后，直到他快離開墨西哥之前的8月下旬，外交部才有了明確的答復：中央批示，這4個人因故都不能訪問墨西哥，請婉拒其邀請，將來有機會再去。

　　接到這個電報，父親很失望。雖然這是中央指示，且他回國后另有任用，不會再和墨西哥有什么關系了，但就此作罷，不是父親的性格。他擔心這樣一來，墨西哥方面會很不愉快，過去一年的工作，包括毛主席和墨西哥總統埃切維利亞會見的成果，都有可能付諸東流。他輾轉反側，一夜沒睡。最后決定，盡管中央有指示，外交部有成命，他有意見還是要提。

　　父親向國內發回電報說，墨西哥政府邀請的這4個人都不能來，出乎他意料之外，而現在即使他們能來，也來不及了。能不能想個變通的辦法?父親向國內建議：推薦黃華代替這4個人訪問墨西哥。黃華是簽署中墨建交公報的中國政府代表，又是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在國際上也有名氣。如果墨方接受，那就皆大歡喜;如果他們不接受，那責任就到了墨方一邊，于我方無害。電報發回，國內馬上回電同意。父親于是跟墨西哥方面提出建議，墨方欣然接受。

　　后來，周總理見到父親，告訴他，當時正在開中共十大，忙得一塌糊涂，外交部來文就畫個圈，沒過細想。總理對父親說，后來看了你的電報，你提的意見是對的。

　　很少有大使敢對已經有中央批準的外交部成命說“不”。但是父親說，我覺得命令不妥，就先不執行，不管是誰，我先提意見。如果我提的意見不當，可以批評，我接受批評。但是爭一爭，就有可能獲得外交上的主動，鞏固已經建立的關系和友誼。

信仰

　　信仰始終如一，本應是共產黨員的本色。之所以把它也列為父親的“另類”，是因為在當前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信仰好像不再時髦，特別是你的信仰似乎在為許多人——包括你曾經的同志——不以為然或棄之如履的時候。而父親，他的信仰卻從未動搖，對自己所信仰的共產主義的終將實現也從未懷疑。

　　其實，印象里的父親，從沒有跟我們說過報紙上的那種豪言壯語。有時候拿報紙上刊登的一些回憶革命前輩的文章來對照父親，竟發現父親遠沒有人家“革命”。然而，從父親身上終于感悟到，“革命”不是掛在嘴上，刻意去表現出來的。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而不為飄忽不定的潮流所左右。

　　2001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組來采訪父親。訪談中，父親回憶起他1936年12月在清華大學讀書時，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情景。時年82歲的父親對65年前入黨的一幕記憶猶新，并流利地背誦出當年的入黨誓詞：“……犧牲自我，永不叛黨，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接著，他講到宣誓之后，三個秘密黨員心里默唱《國際歌》，父親念出了那句歌詞：“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這時，父親的眼睛閃閃發亮。

　　父親的信仰之所以堅定，在于他并不是為了個人討出路而參加共產黨，而是經過了認真的學習和思考，有了足夠的理論準備。

　　雖然從清末民初以來，父親家族的命運跌宕起伏，但是從來沒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作為官宦之家，若為討個人的出身或前程，父親并不需要參加共產黨。但是，父親選擇了和被壓迫階級為伍。父親的選擇，決不是盲目的。

　　從同輩人當年的記述中，或許可以看到父親年輕時思想發展的脈絡。父親1936年從江蘇省立南京中學畢業時，同級學友出了一本紀念冊。紀念冊中，有同學之間的相互評價和同學們的代表作。一位名叫楊承棟的同學，為父親寫下這樣的評語：

　　永遠沒有退避，永遠只有向前，這表示著他具有如何正確而進取的人生觀，倘使缺少這，只不過是一個俯拾即是的，腦中裝滿五車書的所謂“好學生”而已!

　　由于這進取的人生觀，才能取得把握現實的鑰匙，打破了純個人主義狹隘的天地，不遲疑地成為時代斗士的后繼者。

　　這位楊承棟，就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許立群。不過，在寫下這個評語的時候，他和我父親還都沒有加入共產黨。

　　有這樣的人生觀，有這樣的思想基礎，父親選擇為共產主義而獻身，應該是很自然的事。也正是因為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經歷過那樣光明與黑暗的較量，父親才能坦然面對后來很多的風風雨雨。他不像很多同輩人，對社會和黨內的丑惡，要么痛心疾首，牢騷滿腹;要么垂頭喪氣，萬念俱灰。他說，他相信歷史，相信人民。所以，他從不悲觀。

　　父親的信仰，也體現在他對毛主席和周總理那一代領導人始終如一的崇敬。他曾對人說，“對自己民族出現的杰出人物不知愛惜，是很可悲的”。在大放衛星的年月里，他反感那種不切實際的浮夸風和個人崇拜，但是當革命褪去光環的時候，他堅決反對不顧歷史事實地否定一切。在個人崇拜甚囂塵上的年代，我家里沒有掛過領袖像。而當上世紀80年代以后，一些否定毛主席的思潮暗流涌動時，父親則把他和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放大，掛到他的書房里。

　　這就是父親的“另類”，卻也是他的可敬可愛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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