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6年4月24日(周日)上午9:30，戚本禹同志追悼會在上海龍華殯儀館二層銀河廳舉行，戚本禹同志家屬、親友及各地左派代表與群眾共四百人左右參加追悼會，向戚本禹同志表示哀思。4月20日清晨，在聽到上下兩卷、六十余萬字的《戚本禹回憶錄》付印的消息后一個多小時，7點58分，戚本禹同志安然離世，但為后人留下了一份無可替代的精神遺產……
革命前輩戚本禹同志追悼會側記
——風雨激蕩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2016年4月24日(周日)上午9:30，戚本禹同志追悼會在上海龍華殯儀館二層銀河廳召開。
(戚本禹同志2016年2月24日在深圳港大醫院靜觀癌癥診斷書)
雖然有關部門曾事先發布通知禁止除親友以外其他人參加戚本禹同志的追悼會，并對某些試圖參加追悼會的同志進行“重點關照”，但除了戚本禹同志的親友外，仍然有全國各地的左翼同志代表與慕名而來的群眾約三百人參與了追悼會，并有不少未曾到場的知名左派學者贈送了花圈。
整個活動形式莊重肅穆，先由戚本禹同志女兒朗讀悼詞與介紹戚本禹同志的前半生生平，之后集體向戚本禹同志三鞠躬并瞻仰遺體告別，向家屬表示慰問。
《紅色參考》雜志編輯部與紅色中國網友也派同志專程前往追悼會與敬獻花圈，向戚本禹同志表示哀思也向家屬致以慰問。
隨附《紅色參考》微信號所發布有《紅色參考》雜志社執行主編陳洪濤同志所寫的悼念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風雨激蕩五十年 生死英雄戚本禹”。
2016年4月20日上午，《紅色參考》從不同渠道得知文革老人戚本禹同志于當日清晨7時58分因病在上海逝世，即與戚老家人取得聯系，向這位革命前輩、前中央文革小組最后一位成員致以敬意，表達哀思，并對戚老家人表示慰問。
戚本禹同志，山東威海人，1931年生于上海，早在1947年就讀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時期就積極參與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被選派前往北京的勞動大學(中央團校前身)進修，由于表現優異，1950年19歲時即被選入中央辦公廳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工作，參與過《毛澤東選集》的編校工作，后歷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科科長、《紅旗》雜志歷史組編輯組長、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志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曾擔任過毛主席與江青同志的政治秘書。
1958年整風期間，戚本禹同志與當時中央辦公廳的其他七位青年同志因向組織反應問題，遭到時任中辦領導楊尚昆等人欲借反右之機打擊報復，后在毛主席親自過問下得以平反。被毛主席稱之為中南海“八司馬”事件。
文革前，戚本禹同志即積極參與理論斗爭工作，1963年在《歷史研究》發表《評李秀成自述》，震動史學界，毛主席批語：“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1965年在《紅旗》雜志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贊揚，評論“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因為無形中與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南北呼應，從而被毛主席稱為“南姚北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1966年在毛主席主持下，戚本禹同志參與起草了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這場史無前例的偉大革命就此拉開序幕。
1966年在《紅旗》雜志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1967年在《紅旗》雜志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一文，曾得到毛主席親自修改、周總理多次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審定，在《人民日報》全文刊載。
1967年“七二零”事件后，由于黨內文革派與走資派勢力錯綜復雜的斗爭形勢，受王力、關鋒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等左傾事件的影響，在王、關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五個月后，1968年1月14日亦被隔離審查，這就是文革初期具有重大標志性意義的“王、關、戚事件”。文革結束后，于1980年7月14日被作為江青等文革派的骨干和追隨者而遭到逮捕;1983年11月2日被鄧小平當局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等罪名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成為“王、關、戚”中唯一受到刑事處罰的人(王力因投靠鄧小平、關鋒因在獄中精神失常而免于起訴)。自1968年被隔離之日算起，“沒有少坐一天牢”(戚本禹自言)，于1986年刑滿出獄，在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任圖書管理員。
戚本禹同志在出獄后的三十年來，作為普通公民的政治權利與基本權利一直受到非正常限制，不能使用本人真名對外聯系和發表作品，就連身份證上也只能使用化名“戚文”，但他仍然積極關注國內外社會局勢，堅定捍衛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反擊歷史虛無主義與妖魔化中國革命史的言行，對共產主義前途與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充滿信心。
他始終堅持文革立場和毛主席的繼續革命思想，堅信文革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對追隨毛主席投身文化大革命的共產主義信仰至死無悔。2013年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之際，曾發表《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的回憶文章(《紅色參考》2013年第12期刊發)，公開表達了只有毛主席才是不斷地思考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具有深邃戰略眼光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最近幾十年事態的發展充分證明了主席確實是高瞻遠矚”的觀點。
戚本禹同志也是《紅色參考》的讀者，從《紅色參考》創刊以來一直關心我們的發展和青年紅色網友的成長，既積極鼓勵、獻計獻策又坦誠地提出批評意見，使我們受益匪淺。尤其是在2014年5月19日和2015年數次與《紅色參考》工作人員的長談中，對未來政治形勢的發展和正在成熟起來的中青年左翼一代寄予了厚望。
戚本禹同志從2011年以來在友人支持幫助下一直抓緊寫作回憶錄，力圖從歷史當事人和見證者的角度還原真相，給后人以交待。去年7月，書稿中有關江青同志的部分內容傳至左翼內部，多家左翼媒體以《回憶江青同志》為題轉載，其中大量珍貴史料均系首次披露，澄清了一直以來某些人對江青同志別有用心的污蔑中傷及諸多誤傳，以翔實的證據使我們知道了江青對周總理的尊重和周總理對江青的愛護、“兩人親如兄妹”等等客觀事實，尤其是對我們了解文革高層政治活動和摻雜其中的微妙的人事紛爭，研究文革派與走資派的復雜斗爭，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戚老著史認真負責，在《紅色參考》因轉載此文而向他征詢意見時，坦言書稿尚未經自己完全審定，為避免回憶疏漏錯訛，一切均應以最終定稿為準，顯示了他一貫堅持的“無論觀點怎樣，總應該實事求是”的態度。
2015年底，戚老赴深圳再做書稿修改審定工作。2016年2月因胃痛和短期內體重驟降三十多斤而入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檢查，才發現是胃癌晚期，癌細胞已擴散至肝臟、胰腺，余下的時間僅可以天來計算。但他從容面對生死，看到診斷書時非常冷靜，自己決定放棄手術，只做保守治療以加緊回憶錄的最終審定出版工作。3月7日他病情迅速惡化，回到上海接受最后治療，在病床上終于堅持完成了全書的修改審定。4月20日清晨，在聽到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已將上下兩卷、六十余萬字的《戚本禹回憶錄》付印的消息后一個多小時，7點58分，這位85歲的文革老人安然離世。——他終于跑過了死神，為后人留下了一份無可替代的精神遺產。
戚老有二子一女，臨終時親人均陪伴身旁。
2016年2月24日在港大深圳醫院確診胃癌晚期后，戚老自己看診斷書，神態冷靜安詳
2016年3月2日深圳醫院，蒯大富夫婦探望戚本禹
在文革五十周年即將到來之際，戚本禹同志的逝世無疑是中國左派運動的一個重大損失，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參與其中的戚本禹等同志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已經成為今天中國左派運動的重要財富，值得今天的社會主義重建者珍視和繼承。
生亦文，死亦文，禹心本有后繼;
成也史，敗也史，同志何須悲戚!
——這是《紅色參考》送別戚本禹同志的挽聯。
戚本禹同志追悼會將于今日(4月24日)上午九點半在上海龍華殯儀館銀河廳舉行。據悉，早在兩日前上海有關方面已通知，禁止非親屬參加追悼會。
斯人已逝，理想不滅。
生當人杰，死亦鬼雄!
戚本禹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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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香港《蘋果日報》以整版報道戚本禹病逝的消息
2014年春節期間戚本禹在友人彭偉(左)陪同下于深圳修改回憶錄，右為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敖本立(原文革期間中央財經學院造反派領袖)
2015年3月16日，戚本禹到東莞石碣水南村《袁崇煥紀念園》憑吊袁崇煥，在毛主席關于保護袁崇煥祠墓的批示碑刻前留影。
2012年春天，戚本禹在友人陪同下回到四川省新都大豐鄉蹲點種試驗田的地方，受到當地群眾的歡迎。
本文選自：《參閱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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