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于一切，除了愛情和美酒，

　　對于一切，除了懶惰本身，都懶得去管。

　　——萊辛

　　一、毀滅性的信條

　　一種奇怪的狂熱支配著那些受資本主義文明統治的國家里的工人階級。而正是這種狂熱帶來了兩世紀以來一直折磨著人類的個人和社會的災難。這種狂熱就是對勞動的愛，就是最終把個人及其子孫后代的生命力消耗殆盡的那種對勞動的酷愛。牧師、經濟學家和道德家們不去反對這種偏執狂，相反卻把這種勞動奉為神圣。他們這些盲目的和狹隘的人，居然想比他們的上帝更聰明;他們這些軟弱無能的可憐蟲，居然想恢復遭到上帝詛咒的東西的名譽。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道德家，也不是經濟學家，——我要把他們的決定訴諸他們的上帝，我要把他們那一套宗教的、經濟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宣傳訴諸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勞動的種種惡果。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體畸形的根源。請拿路特希爾德馬廄里的純種馬(有一批長著兩只手的奴隸為它們服務)同諾曼底農場里的笨拙的畜牲(它們要耕地，搬運肥料，把收割下的莊稼送進谷倉)比較一下。請看一看高尚的原始野蠻人，——他們尚未被商業的傳教士和宗教的商品推銷員用基督教義、梅毒和勞動的信條毒害過，——然后拿他們同我們這些可憐的機器的奴隸比一比。原始民族男子的他壯體魄和豪邁風度使歐洲探險家們驚嘆不已，因為他們尚未班到被帕比稱之為“文明世界有毒空氣”的污染。喬治•坎伯爾在談到居住在大洋洲島嶼上的上著居民時寫道：“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能象他們那樣，初次接觸使給人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的皮膚光滑滋潤，略呈古銅色，卷曲的頭發金光閃閃，滿臉快活的神情。總之，他們的整個身軀都是人類的典范和樣板，相比之下，我們只好甘拜下風，自愧不如。”古羅馬的凱撤和塔西佗對入僅羅馬帝國的原始公社制部落的日耳曼人也大為贊賞。十世紀時，外號叫“主教的導師”的薩耳維安神父，和塔西佗一樣.也把野蠻民族捧為開化民族和基督教世界的楷模：“在野蠻民族中間，我們簡直是一群不知廉恥的惡棍。他們耍比我們純潔得多。不僅如此，他們劉我們的那些穢行惡跡深惡痛絕。不過，賈特人卻對他們當中存在的淫蕩熟視無睹.他們中間，只有羅馬人因為種姓高貴，才有權胡作非為。被壓迫者只能到野蠻民族那里去尋找人的本性和庇護所。古老的文明和新興的基督教毒害了舊大陸上的野蠻民族，就象陳舊的基督教和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正在毒害新大陸上的野蠻民族一樣。

　　盡管人們不能接受費•勒普萊在社會學方面所作的結論，因為他的結論替有慈善家和基督教徒的那種調和折衷的味道，但是他那敏銳的洞察力卻是無法否認的。他在《歐洲工人》(1885年)一書中寫道：“巴什基爾人的懶惰秉性（巴什基爾人居住在烏拉爾山脈的亞洲一側，他們過著半游牧生活），悠閑的游牧生活，以及在他們當中最有才華的人身上養成的沉思的習慣，使他們在舉止、智力和對事物的判斷方面，遠遠超過發達的文明社會里的人。他們最厭惡農業勞動．他們干什么都愿意，就是不肯種地。”實際上，農業勞動是人類奴役性勞功的最早表現形式。圣經里的第一個罪犯該隱就是一個農夫。——拉法格注]

　　假如我們想在文明的歐洲找到一點人的自然美的痕跡，那么我們就需要到這樣一些民族那里去找：那里人們對勞動的憎恨還沒有被經濟偏見所根除。西班牙雖然已經在退化，但是它還可以驕傲地說，在它那里的工廠比我們這里的兵營和監獄要少些，因而藝術家們在看到剽悍的、有著栗子般深褐色皮膚的、象鋼一樣正直而有彈性的安達盧西亞人時便贊嘆不已。當你看到一個披著破舊不堪的斗篷但氣概不凡的西班牙乞丐，口喊“amigo”(朋友)，向某一位奧蘇納公爵伸手求乞的時候，你的心將會顫抖。在西班牙人（他們的身上還殘存著原始的野蠻人的本能）看來，勞動是最壞的奴隸制［西班牙諺語說；“休息就是健康”。——拉法格注］。即使英雄時代的希臘人，也用同樣的輕蔑態度來對待勞動：只有奴隸才被準許從事勞動，自由民則只知道體操和精神方面的娛樂。在亞里士多德、菲迪亞斯、阿里斯托芬的民族行動和生活的時代就是這樣，在一小批勇士在馬拉松戰役中殲滅大量亞洲部落的時代也是這樣。這次戰役之后不久，亞歷山大就征服了亞洲的這些部落。古代哲學家勸人輕視勞動，因為在他們看來，勞動會使自由民墮落;詩人頌揚懶惰是神的禮物。

　　詩人維吉爾寫道：“啊，梅利貝，神賜給我們悠閑的生活。”

　　耶穌在山區傳道時也贊揚懶惰：“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長起來的?它既不勞苦，也不紡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一朵花漂亮呢!”[《新約全書》，《馬太福音》第6章。——拉法格注]

　　不修邊幅、滿腮胡子的上帝耶和華給自己的信徒們作出了理想的懶惰的最高典范：他在六天勞動之后就永久休息了。

　　相反地，勞動對哪些人種來說是本性的需要呢？奧弗涅人，蘇格蘭人，這些人不列顛的奧弗涅人;加列戈斯人，這些西班牙的奧弗涅人;波美拉尼亞人，這些德國的奧弗涅人;中國人，這些亞洲的奧弗涅人。在我們的社會里，哪些階級為了勞動而喜愛勞動呢?農民私有主和小資產階級。前者整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彎腰干活，后者被禁錮在自己的小鋪子里，他們象田鼠一樣在自己的洞穴里忙忙碌碌，從來不會伸直腰背來盡情地欣賞一下大自然。

　　可是，無產階級，這個包括一切文明民族的生產者的偉大階級，這個在解放自己的同時將把全人類從奴隸勞動中解放出來并使之從動物變成自由人的階級，竟違背自己的本能，不理解自己的歷史使命，讓勞動的信條把自己引入歧途！它受到的懲罰是殘酷的和嚴厲的，一切個人的和社會的災難都出于他們這種對勞動的酷愛。

　　二、勞動的恩典

　　1770年，有人匿名在倫敦發表了一篇題為《論工業和商業》的著作，當時在讀者中間曾引起較大的轟動。作者憤慨地寫道：“普通的英國手工工場工人有這樣一個固執的想法：凡是英國人，生來就應該比其他歐洲國家的工人享受更多的自由和獨立。這種思想對于一個士兵來說，或許是有用的，因為它可以激勵士氣。但是，它在手工工場工人的頭腦里——無論是為了他們自己還是為了國家——則愈少愈好。工人決不應該認為自己可以不依附自己的上司而獨立。在我們這樣一個以貿易為主的商業國里，沒有或者很少有財產的人幾乎占全國人口的八分之七，因此，對這類想法采取縱容的態度是極其危險的。只要貧窮的工人不肯服服帖帖地干六天的活并只拿相當于他們現在四天的工資，那么這種狀況就不可能根本改變。”

　　可見，在基佐以前將近一百年，就有人在倫敦公開鼓吹說，勞動對人們高尚的激情可起抑制的作用。1807年，拿破侖在奧斯特羅德寫道：“我的人民勞動愈多，他們身上的惡習就愈少。我是當權者……我頒布命令讓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禮拜之后仍舊開門，讓工人們繼續工作。”為了消滅懶惰以及由懶惰產生的自豪感和獨立性，《論工業和商業》一文的作者建議把所有的窮人關進一個理想的勞動營，“讓他們在這種可怕的地方，每天勞動十四個小時;即便扣除吃飯的時間，他們仍要干整整十二個小時的活。”一天勞動十二個小時，這就是十八世紀博愛主義者和道德家的理想!而我們現在則有過之無不及!現代工廠變成理想的感化院，工人們被關在里面，不分男女老少，都要做十二至十四個小時的苦工[1857年，慈善家們在布魯塞爾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斯克里夫是利爾附近的馬爾凱特市最有錢的工廠主之一。會上，他在與會者的熱烈掌聲中，洋洋得意地說：”為了讓孩子們散散心，我們采取了一些辦法。我們教他們一邊干活一邊唱歌，或者一邊干活一邊數數字。這使他們在精神上得到調劑，從而樂意接受他們維持生活所必需的十二小時工作制。”讓不滿十二歲的兒童干十二小時的活.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勞動啊，就連唯物主義也希望最好有個地獄，以便把這些基督徒、慈善家、殘害兒童的劊子手關進去。那些恐怖年代里的英雄好漢們的后代對勞動如此頂禮膜拜，居然墮落到把1848年通過的、規定每天工作時間為十二小時的法律視作一項革命成果。他們公然宣稱，“勞動權”是革命的原則。這簡直是法國無產階級的恥辱！只有奴隸才會如此卑躬屈節。需要二十年的資本主義文明，才能使英雄時代的希臘人理解這樣的墮落。

　　如果說今天的無產階級受到比圣經中描繪的蝗災更為可怕的苦役和饑餓的折磨，這是他們自食其果。他們把在1848年手執武器爭取來的勞動強加在自己家庭的身上。他們把自己的妻兒送到工廠主那里于活。他們用自己的雙手破壞了家庭，用自己的雙手擠干了妻子的乳汁，那些正在懷孕或者要給孩子喂奶的不幸的婦女被迫到工廠或礦山去干活，累得精疲力盡;他們用自己的雙手斷送了子女的青春和生命——這是無產者的奇恥大辱：寓言和古老傳說中的那些潑辣、豪放、愛喝葡萄酒的婦女，如今在哪里才能找到?那些整天無憂無慮、跳跳蹦蹦的，圍著鍋臺忙忙碌碌，嘴里不停地哼著曲子的，給周圍帶來歡樂和生命的，毫無痛苦地生下健康、結實娃娃的快活的女人，現在又在何方?……現在工廠里的婦女和姑娘，一個個營養不良，面色蒼白，形容枯稿，骨瘦如柴!……她們從未嘗過人間的歡樂，也未曾有過少女初戀時的激情!那么兒童又怎樣呢?他們每天要勞動十二個小時!多么悲慘啊!資本主義工廠里的極其惡劣的勞動環境使兒童的智力衰退，本能退化，健康橫遭摧殘。連道德政治科學院的茹爾•西蒙之流和耶穌會教士熱爾明尼之流都想象不出這樣罪惡的勾當。

　　有人說，我們今天的時代是勞動的時代。其實，這是痛苦、貧困和蛻化墮落的時代。

　　讓我們先來聽聽阿爾薩斯的工廠主、多耳富斯-米格公司代表米格先生是怎樣描述舊式工業體系中的手工業工人的生活狀況的;“五十年前(即在1813年，現代機器制造業剛剛興起的時候)，米盧茲的工人都還是土地的兒子，他們住在城里或郊區的農村里;幾乎每家都有一幢房子，有時還有一小塊土地。”

　　這是工人的黃金時代。當時，阿爾薩斯的工業還沒有達到用棉織品充斥世界市場的地步，也還沒有使多耳富斯和凱斯特內爾家族變成百萬富翁。但是，二十五年后，當維萊爾梅訪問阿爾薩斯時，現代的米諾塔弗[古希臘神話中牛首人身的怪物。——編者注]——資本主義工廠——已經完全征服這個地區。這一怪物貪婪地吞噬人的勞動，它把工人從他們的家中驅趕出來，以便更多地榨取他們的勞動。成千上萬的工人在汽笛聲中涌進工廠的大門。

　　維萊爾梅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即一萬七千人中有五千人，因為付不起昂貴的房租，被迫住在郊區農村;其中有些人的住處距離工作地點竟有八、九公里之遠。

　　在米盧茲，在多那赫，工人每天早上從五點鐘開始干活，一直要干到晚上五點鐘，才收工回家;不論盛夏還是隆冬，一年四季天天如此……人們只有在他們早上進城上工或者晚上下工回家時，才能見到他們。他們中間有一大批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的女工，她們赤著腳在泥濘的路上行走，下雨下雪時，就把圍裙或外裙頂在頭上，保護臉和脖子不被淋濕。童工的人數更多，他們身體瘦弱、骯臟不堪，破爛的衣服由于沾滿了機器的油污，在下雨時，反倒不易透水，這些孩子不象女工那樣，手挎著一個盛放一天食物的籃子，而是在手里或懷中揣著幾片面包，用來充饑，直至晚上收工回家。因此，工人除了每天起碼要勞動十五個小時之外，還要拖著疲憊不堪的身子，艱難地往返于工廠和他們的住地之間。這樣，每晚回家后，他們已經精疲力盡，只得和衣而睡，而第二天一清早，雖然還沒有得充分休息，又得趕去上工。”

　　下面介紹一下城里工人的居住情況：“我在米盧茲，在多那赫，在毗鄰的房子周圍看到的是一些極其簡陋的住房：兩家合住一間房間，每家都睡在角落里，底下鋪些干草，兩邊用幾塊木板擋著，……上萊因省的紡織工人的生活非常貧困，以至他們的孩子中有一半未滿兩歲就夭折了，而工廠主、棉布商和企業經理的子女有一半已達到二十一歲。”

　　維萊爾梅在談到工廠勞動情況時說：“這不是勞動，不是工作，而是苦刑，六歲至八歲的兒童就要開始忍受這種苦刑……日復一日的長期折磨，使棉紡織業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摧殘。”

　　關于勞動時間，維萊爾梅指出：監獄里服苦役的犯人每天只勞動十個小時，安的列斯群島的奴隸每天平均勞動九個小時，面在曾經爆發過1789年革命的法國，在這個發表莊嚴的人權宣言的國家里，有些工廠的勞動時間竟長達十六個小時，其中給工人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只有一個半小時！[維萊爾梅：《棉紡業，毛紡業和紡織業工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況》(1840年)。決不是因為多耳富斯、克希林和其他阿爾薩斯的工廠主是共和派、愛國主義者和新教的慈善家，所以他們才這樣對待他們的工人。科學院院士布朗基、日羅姆•帕圖羅的楷模雷博和政治老手茹爾•西蒙發現，盡管利爾和里昂的工廠主是十足的舊教徒和保皇派，但是那里的工人也受到類似的待遇。資本主義的德行已經與政治、宗教信念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了。——拉法格注]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原則的可悲破產!這是進步之神帶給人們的可憐的禮物!那些驅使窮人干活而自己發財致富的寄生蟲被博愛主義者吹捧為人類的慈善家。哪怕是在鄉村散布瘟疫或投毒下井，也要比在那里開設工廠好些——到工廠里去干活，就等于向歡樂、健康、自由告別，向生活中一切美好的和有價值的東西告別。經濟學家卻喋喋不休地向工人們說：為了增加社會財富，你們去做工吧！一位名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經濟學家反駁道：“在貧窮的國家里，人民很富足;而在富有的國家里，一般來說，人民都很貧困。”他的學生舍爾比利埃補充說：“工人在促使生產資本積累的時候，也將促使遲早會剝奪他們工資份額的事情發生。”變得越來越糊涂的經濟學家仍在聲嘶力竭地說：“為了你們的福利，工作吧。不停地工作吧!”可敬的英國圣公會牧師唐森以基督教的仁慈的名義說：工作吧，日日夜夜地工作吧!雖然你們的勞動將使你們變得更加貧困，但是由于你們的貧困，我們將不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來強制你們勞動。用法律來強迫人們勞動，“將會帶來很多麻煩，將會導致許多暴力行為的發生，將會引起種種議論。與此相反，饑餓是一種和平的、無聲的和經常性的壓力，是工業和勞動的最自然的推動力，它將使人發揮其最大的效能”。無產者們，為了增加社會財富和加劇你們個人的貧困，工作吧！你們越貧窮，就越應該勞動，就越應該忍受貧困的折磨。這便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可抗拒的法則！

　　無產者們聽從了經濟學家的花言巧語，盡心盡力地從事勞動，從而使整個社會面臨生產過剩的工業危機——這一危機引起了社會機體的動蕩。由于商品過剩，購買者日趨減少，工廠便紛紛關閉，饑餓象一根皮鞭，狠狠地抽打著工人。被勞動的教條弄得糊里糊涂的無產者不懂得，在所謂的繁榮時期產生的生產過剩，是造成他們現在生活貧困的原因。他們不到糧庫前去叫喊：“我們肚子餓，我們要吃飯!真的，我們的確身無分文;雖然我們是窮光蛋，但是小麥和葡萄卻正是我們這些人收割的呀……”他們不去包圍茹約里埃的崩訥先生的商號——他正是這些修道院式的工廠的創始人——并高喊：“崩訥先生，你的拈絲工、繅絲工、紡紗工、織布工來了。她們穿著打滿補丁的衣服，凍得直發抖，看到這些破爛不堪的衣服，就連最慳吝的猶太人也會落淚的。然而，就是這些女工為基督教世界的娼婦們織出了上等的絲綢裙子。這些可憐的女人一天勞動十三個小時，哪有功夫去關心自己的衣飾打扮!現在，她們失去了工作，有時間用她們過去生產的絲綢料子替自己做身漂亮的衣服。她們從掉落乳齒時起，就為你創造財富，而自己則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現在，她們有空閑的時間了，想享受一下她們的勞動果實。好吧，請崩訥先生拿出他的絲綢來，請阿爾梅爾先生拿出他的平紋細布來，請普野-克爾蒂約先生拿出他的白布來，請比內先生拿出他的靴子來，穿在她們那瘦小的，又冷又濕的腳上……把她們從頭到腳打扮得漂漂亮亮，你一定會對她們大為欣賞的。就這么辦吧，可不要躲躲閃閃。你是人類的朋友，而且還是基督教徒，難道不是這樣嗎?把女工們用自己的血肉創造出來的財富奉還給她們吧!你不是喜歡做生意嗎?那就請加速商品的流通吧!她們是現成的消費者。請發放給她們沒有限制的貸款吧!你不是也向那些你素不相識的、連一杯白水也沒有請你喝過的商人發放貸款嗎?你的女工們會盡力償還的：萬一她們不能履行自己的諾言，無法如期還清債務，那么你可以宣布她們破產;如果從她們家里查抄不出什么東西，你就讓她們用祈禱來償還吧：她們一定比那些身披口袋式黑長袍、滿身煙草味的牧師更虔誠地送你進天堂。”

　　饑腸轆轆的工人不去利用這個危機時期把產品分配給大家，讓人們共同享用，卻想用自己的頭去撞開工廠的大門;這些干瘦的、疲憊不堪的工人圍著工廠主，苦苦地哀求說;“好心腸的夏果先生，仁慈的施奈德爾先生，請給我們工作吧!折磨我們的不是饑俄，而是對勞動的酷愛。”于是，這些勉強能站立的，可憐的工人就以比過去低廉一半的價格出賣十二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過去，他們還有塊面包可以充饑，而現在，連這一點也做不到。工業慈善家利用工人的失業，進一步降低生產費用。

　　假如工業危機緊隨著生產過剩時期，就象黑夜緊隨白天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假如工業危機必然造成工人失業和沒有出路的貧困，那么它還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破產。只要工廠主能得到貸款，他就讓工廠開足馬力進行生產。他到處伸手要貸款，以便有足夠的原料供工人生產。他不考慮市場是否已經飽和，也不考慮如果商品銷售不出去，他就無力償還貸款，他只知道驅使工人生產。當他走投無路處于絕境的時候，他不惜跪倒在猶太人的腳下，用自己的聲譽和門第擔保，乞求貸款。猶太血統的銀行家路特希爾德回答說：“只要手頭上有點現金，事情就好辦多了。你的倉庫里有兩萬雙襪子，每雙標價二十個蘇，我愿出四個蘇一雙把它們買進。”

　　襪子到手后，這位銀行家再以六至八個蘇的價格賣出，凈賺許多閃閃發光的法郎。工廠主則采取以退為進的策略。但是，到頭來，工廠還是破產，大批庫存需要清理：因此而從窗戶拋出去的商品如此之多，以致誰也不清楚，當初它們是怎樣通過大門進去的。上一世紀，人們干脆把商品燒掉或拋入大海。

　　不過，在決定這么做之前，工廠主先要在世界各地為積壓的商品尋找市場。他們要求政府并吞剛果，侵占東京[指越南北部。——編者注]，炮轟中國的城門，以便向這些地方傾銷他們的棉織品。最近幾個世紀里，英國和法國為了壟斷美洲和印度的市場，彼此之間不斷進行殊死的斗爭。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在殖民戰爭中，成千上萬的身強力壯的青年用自己的鮮血染紅了海水。

　　資本也和商品一樣過剩。金融資本家不知往哪里投資。于是，他們跑到那些懶洋洋地一邊曬太陽一邊抽煙的幸福快樂的民族那里去修筑鐵路，興辦工廠和輸入可詛咒的勞動。法國用這種方法輸出資本，結果在某一天早晨引起了外交糾紛：在埃及，法國、英國和德國由于在應該首先向哪一國的高利貸者償還貸款的問題上爭執不下，結果相互揪住對方的頭發不放，扭打成一團。法國還為了索取那筆骯臟的貸款，居然派遣軍隊作為執達員前往墨西哥。[克列孟梭在1880年4月6日的《正義報》金融專欄里寫道：“我們傾向于這樣一種看法：即使沒有普拜士，法國照樣也會象在1870年戰爭中那樣白白損失數十億法郎，這就是以定期發放貸款的形式去幫助別國維持財政收入平衡。我們確實是這樣認為的”。英國給南美各共和國的貸款損失估計達五十億。法國勞動者不僅要付給俾斯麥五十億巨款，而且還要繼續替挑起戰爭并導致戰爭失敗的、享受豐厚俸祿的奧利維耶、巴贊、日拉丹之流負擔戰爭賠款的利息。不過，他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不會為了討還這幾十億法郎而爆發戰爭。

　　這些個人的和社會的災難，不管它們有多么嚴重和多么頻繁，也不管它們持續的時間有多久，只要無產階級說一聲：“我要這個”，它們就會象鬣狗和胡狼遇見獅子一樣，悄悄地溜走。但是，無產階級若要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就必須堅決摒棄基督教的、經濟的和自由思想的道德偏見，就應當恢復他們的天然本性，就應該宣布他們有懶惰權——這一權利要比資產階級革命的形而上學的辯護士所炮制的干巴巴的人權神圣和高貴千萬倍——他們應該每天只工作三小時，而在其余的時間里盡情地娛樂或者閑蕩。

　　到此為止少我的任務可以說是輕而易舉的，因為我只需描述那些眾所周知的、實實在在存在著的邪惡。但是，使無產階級相信：人家向他們灌輸的都是一些邪說，他們從十九世紀初就開始從事的瘋狂的勞動是人類最大的禍害，只有當勞動被合理地組織起來并限制在每天三小時之內，勞動才會變成對悠閑懶散生活的一種令人愉快的調劑——要使無產階級相信所有這些，那是一項我無力完成的艱巨任務。只有共產主義的生理學家、衛生學家和經濟學家才能勝任。

　　保爾•拉法格，1883年于圣·珀拉惹監獄，為駁斥1848年“勞動權”而作，本文首次發表于1880年6-8月《平等報》，后來以小冊子形式出版，譯自《拉法格選集》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98—145頁。破土有所編輯。

　　(圖片源于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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