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就這個大會來

　　說，能不能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議后，能不能在全國取

　　得更大的勝利?我以為，可以的。可以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話說1969年1月1日，在《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發表的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中，公布了毛澤東的兩條指示：

　　“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過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辦事組一份關于“徐向前最近表現情況”的材料上批道：

　　“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系搞好。”

　　1月8日，毛澤東在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等人開會，許世友、杜平列席了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南京軍區支持的浙江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等人，與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駐浙江部隊20軍、空5軍南萍、陳勵耘、熊應堂等人的對立問題。毛澤東確定的會議方針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評，不要批評對方。他還說：

　　“地方問題在軍隊，軍隊問題在于做工作。為了減少矛盾，20軍、空5軍是否調調防，離開浙江。”

　　毛澤東又說：

　　“省軍區檢討我看過，20軍、空5軍的檢討怎么我沒有看到?”

　　張春橋、姚文元對此進行了說明。

　　1月11日，毛澤東從國務院秘書廳信訪室11日編印的《人民來信摘報》上，看到有人寫信建議江青為九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并應成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組織部長，他在上面寫了一個批語：

　　“徒有虛名，都不適當。又李訥、毛遠新2人不宜為代表。”

　　1969年1月間，美國舉行總統選舉，毛澤東非常關注這一事件。有一次，他和吳旭君說起了選誰的問題，他說：

　　“我已經投了尼克松一票。”

　　吳旭君問：

　　“為什么?”

　　毛澤東解釋說：

　　“民主黨上臺的時間比較長了，從30年代算起，羅斯福、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一直到60年代后期。民主黨在臺上長達30多年。為了順應美國民意，共和黨在大選中贏了。尼克松政府在國內搞些平衡，哪怕暫時做出親共姿態也是可以利用的?？磥?，尼克松意識到中國的存在的重要性。這一點，他比民主黨的各屆領袖們略高一籌。”

　　毛澤東還說，尼克松要當選。他還表示要請尼克松到北京來。吳旭君想不通，怕毛澤東和一個老反共分子交往，會影響他的形象。毛澤東說：

　　“你又不懂了，先肯那些啃不動的骨頭，好啃的放在一邊留著，那是不用費力的。你給我背杜甫的《前出塞》。”

　　吳旭君心想，背詩詞可比搞外交容易多了，就問：

　　“哪一首?”

　　毛澤東沒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背誦道：

　　“挽弓當挽強，”

　　吳旭君見他背了第一句，就接著背誦下來：

　　“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吳旭君非常流利地一口氣背完了。毛澤東說：

　　“在保衛邊疆、防止入侵之敵時，要挽強弓、用長箭。這是指武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是民間流傳的一句極為普通的話。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來放在詩中。這兩句表達了一種辯證法的戰術思想。我們要打開中美關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頭頭，不去找能解決問題的人去談，行嗎?選擇決策人中誰是對手，這點很重要。當然，天時、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級會談，馬拉松，談了15年，136次，只是擺擺樣子。現在是到了亮牌的時候啦!”

　　毛澤東說到這兒，顯得精神抖擻，眼睛閃著光，連香煙都忘了抽。吳旭君說：

　　“這么說，非尼克松不行?”

　　毛澤東肯定地說：

　　“把共和黨這個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辦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美國總統競選的結果，尼克松以絕對多數票當選連任總統。

　　1月21日，《人民日報》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發表的就職演說。

　　1月29日，中共中央解決浙江問題的會議結束，省軍區阮賢榜、李國厚被留在北京作檢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南萍、陳勵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轉發經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駐清華大學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關于《堅決貫徹執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報告。

　　1月30日，李宗仁在醫院病逝。

　　李宗仁是在1968年8月被確診患了直腸癌，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懷下，成功地做了手術。但因他長期患有肺氣腫、心臟衰弱，不得不長期住院治療。1969年1月26日，他在病床上囑咐身邊的人說：

　　“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祖國，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來以后，本想在臺灣問題上做些工作……現在來不及了。臺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樁心事。那些書(指他帶回來的許多線裝書——筆者注)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

　　他在彌留之際，還口述了一封給毛澤東、周恩來的信，信中說：

　　“我在1965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的懷抱。”

　　1969年2月2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報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關于九大準備工作的通知》草案，內容包括：代表產生辦法，黨章修改，1969年國民經濟計劃，國內外形勢和政策，中央機構，九大宣傳方針等。毛澤東在當天批示道：“照發。”

　　2月5日，毛澤東在周恩來5日呈送的關于九大代表人選的報告上批示道：

　　“陳奇涵同志似宜考慮。”

　　2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關于九大的報告稿，他說：

　　“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后才好開會?，F在講幾個里程碑(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筆者注)，我不贊成。”

　　會議初步商定報告稿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開幕。

　　會議還討論了第3個五年計劃的具體指標。

　　2月19日，毛澤東召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他特意請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了這次談話。毛澤東首先對陳毅等人說：

　　“你們這幾位老總研究一下國際問題，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

　　他轉向李富春、李先念問道：

　　“今年的計劃，五年計劃還有兩年，你們在搞嗎?”

　　李富春回答后，毛澤東說：

　　“總之，許多方面要改革。怎樣搞社會主義，就是不懂。”“現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歸，或者帶包袱去住個把星期。”“國內問題要注意調查研究，搞點材料，提出意見。”

　　他轉向陳伯達，問起九大的報告稿，說道：

　　“你報告寫得差不多了吧，20號交卷有希望嗎?你們3個人要一齊找林彪同志談一談。”

　　1969年3月2日上午8時40分，蘇聯軍隊再次侵入中國的領土珍寶島。蘇聯邊防軍出動70余人，分乘兩輛裝甲車、1輛軍用帶蓬卡車和1輛指揮車，突然襲擊正在珍寶島執行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軍，開槍打死打傷中國邊防軍戰士6人。中國邊防軍站長孫玉國率部被迫自衛還擊，經過1個多小時的激戰，驅逐了入侵的蘇聯邊防軍。

　　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大使館，對蘇軍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緊急的、強烈的抗議。

　　珍寶島位于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以東、烏蘇里江西岸附近，在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面積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國管轄之下，是屬于中國的領土。

　　原來，蘇聯在勃烈日涅夫上臺后，開始走上了擴張主義的道路。他對西歐采取攻勢戰略。在中蘇邊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從中國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以后，到1969年3月間，蘇軍在這4年半時間里，在中蘇邊境挑起邊界事件多達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間，蘇聯邊防軍就8次侵入珍寶島。同時，蘇聯國防部命令其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這就是毛澤東幾年來一直提出要準備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關于九大報告稿問題，他說：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說明道理。會議決定的，一個人(指陳伯達——筆者注)推遲時間。”

　　在大家討論一個文件的署名時，毛澤東說：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打倒新沙皇》的社論。

　　3月5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再一次說：

　　“要準備打仗。”

　　3月7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關于九大準備工作，他說：

　　“開會，一個主要的是文件，一個是黨章，一個是選舉。”

　　由于九大報告稿遲遲寫不出來，毛澤東有些生氣，他說：

　　“做了決議又不辦，不辦又不報告。還是準備兩手，一個是寫出報告可用，一個是不能用。”

　　他問陳伯達：

　　“你究竟什么人在搞?”

　　陳伯達說：

　　“我自己一個人在寫。”

　　毛澤東批評他說：

　　“你這個人每次都說知過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變。”

　　3月9日，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九大準備會議，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各大軍區及中央各部門的負責人共128人參加了會議。

　　3月12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提出九大報告稿由兩套人馬同時搞，他說：

　　“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張、姚。”“兩家各搞各。”

　　關于九大報告的主題，毛澤東說：

　　“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斗爭，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

　　此后，康生、張春橋、姚文元3人一組，林彪、陳伯達一組，同時起草報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蘇軍又出動邊防軍和飛機，連續入侵珍寶島。在中蘇雙方沖突中，蘇軍的坦克、裝甲車被摧毀17輛，入侵者被擊斃58人，傷94人。

　　毛澤東看完一份有關珍寶島沖突的報告，他意味深長地自言自語道：

　　“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邊的人問他說：

　　“美國人高興吧?”

　　毛澤東說：

　　“美國的全球戰略理論不是已經提出了信號嗎?他要打‘兩個半戰爭’，如果讓他縮減到一個半戰爭，你聯系起來想想，他們會怎么樣?”

　　身邊的人回答說：

　　“中美蘇3國看來不可能搞等距離外交，對嗎?”

　　毛澤東說：

　　“又等，又不等。隨機應變。這是需要由雙方的利益來決定的，不能脫離現實。”

　　此時的蘇聯，它的主要對手仍然是美國。勃烈日涅夫也擔心，如果中蘇邊境的武裝沖突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戰爭，對蘇聯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過熱線電話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總機室的話務員問道：

　　“你是誰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說：

　　“我是勃烈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志講話!”

　　中國話務員一甩小辮子，罵道：

　　“修正主義分子!你是什么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講話?”

　　勃烈日涅夫被罵，只好掛了電話。中央領導人聞知此事，有的表揚話務員政治水平高;有的批評話務員說：

　　“你也不請示領導，怎么能膽大包天，干這種事。”

　　3月15日，《紅旗》雜志第3、4期在社論《關于總結經驗》中，傳達了毛澤東的兩段指示：

　　“要認真總結經驗。”“到一個單位去了解情況，要了解運動的全過程，開始怎樣，后來怎樣，現在怎樣，群眾是怎么搞的，領導是怎么搞的，發生過一些什么矛盾和斗爭，這些矛盾后來發生了什么變化，人們的認識有什么發展，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

　　3月15日下午，毛澤東召見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關于準備戰爭問題，他說：

　　“一個縣成立一個團，全國都要搞。平時堅持地方，戰爭起來了就補充野戰軍。戰爭打起來，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東北、華北、西北要準備一下。準備好了，他不來也不要緊。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

　　“抗議他不聽，雙方都在搶時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紅衛兵打仗勇敢，紅衛兵還是要稱贊一下，他們還很活躍。凡是過去武斗比較厲害的學校，現在就轉得比較好。對這些武斗的學生，軍隊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紅衛兵不聽話是個暫時現象，或者是有壞人指揮。紅衛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間有一個時間不聽話，現在就好了。”

　　關于落實政策問題，毛澤東說：

　　“政策落實是個大問題，盡管有清華的經驗，有的就學，有的就不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有一個就傳達，有一個就不傳達。

　　斗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調查，沒有目的地到處亂跑。還有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一個學校那么多教師、教員都不要，怎么辦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對走資派也要區別。有些走資派，開始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很厲害。但所謂死不改悔，難道他一萬年也不改嗎?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們推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里去了。我們講錢偉長、梁思成，可以作為典型，要找標兵嘛!有人說，人家有歷史問題。有歷史問題不要緊，人都是有歷史的嘛。人就是歷史。有的人和美國、國民黨有關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擺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調，又搞不清楚問題，盲目地亂跑，結果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問題還是搞不清。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只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于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么要緊?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教授、講師不像軍隊，他們是手無寸鐵，不解放是不妥當的。當然不是一個不關。我們歷來講壞人是極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開始有些老工人、解放軍，一講就是一窩黑，一個樣，那樣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里去了?不要在學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數的教員、干部中打主意。不讓人家講一點怪話，也不讓資產階級講一點自由主義行嗎?他們因為肚子里有氣。有的今天講了，明天就不講了。……政策不落實，不解放知識分子不行。”

　　“我對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來。二月逆流不僅北京有，其它地區也有。二月逆流不僅沖擊了地方機關，也沖擊了軍隊機關。那個時候，一時打倒這個，一時打倒那個，可多了，無非是說錯了話嘛!我主張九大報告上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66年冬季和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錯誤，對紅衛兵沖擊不了解情況。有的打到自己身上來了，受了點侮辱，連聽報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聽。所以有點不服，所以鬧。這次大會要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允許‘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臺。他們一肚子氣，共產黨不隱蔽自己的觀點，大家并沒有隱蔽自己的觀點，都講出來了嘛!只講劉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錯誤的，過一兩年還是要解放他們，就是不讓他們掌大權。七屆二中全會就講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資產階級。劉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資產階級。給了宋斐卿很多錢，結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李德一個人有什么用，還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場。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數人團結起來。二月逆流這些人選為九大代表，地球還不是照樣轉!‘天地悠長，不為堯存，也不為桀亡’。主要是落實政策的問題。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勝利的。”

　　毛澤東還談到了九大的準備工作，他說：

　　“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

　　他轉向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說：

　　“給陳伯達是1個月，給你們半個月，索性4月1日開會。”

　　張春橋、姚文元從3月16日開始，陸續分批將報告稿交毛澤東審改。

　　3月17日，《北京日報》發表社論《認真學習六廠一校的先進經驗》。社論中說，根本的一條就是：“狠抓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認真學習、努力掌握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廣泛發動群眾，不停頓地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猛烈的進攻。”

　　3月2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通過中蘇熱線打到中國外交部蘇歐司，代司長李連慶接了電話，柯西金說他要找周恩來總理講話，李連慶回答說：

　　“我們兩黨已經沒有關系，但兩國還有外交關系，我將立即報告周恩來總理。”

　　隨后，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亦稱：“有話要轉達”給中方。周恩來立即與有關方面擬定了一份答復蘇方的備忘錄。備忘錄中寫道：“從當前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么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恩來即將一份報告呈送給毛澤東。

　　3月22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道：

　　“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舉行外交談判。”

　　爾后，中國外交部蘇歐司奉命約見蘇聯駐華大使館臨時代辦葉里扎維金，向他遞交了備忘錄。

　　3月22日，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九大的準備工作，還特地把正在工廠蹲點的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也找了來。他首先對陳毅等人說：

　　“好久不見了，你們搞得不錯啊。你們應該換一換，南口、新華、二七廠都是大廠。”“你們研究國際問題怎么樣?”“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鉆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卜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小蘿卜頭有用，但他們沒有經驗。”

　　毛澤東轉對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們說：

　　“二月逆流，報告中不講。”“報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寫，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只寫我和劉少奇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

　　這次犯錯誤的同志，沒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時一個也沒有丟。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譚啟龍、張平化、趙紫陽、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樣的嚴重問題。如沒有什么嚴重問題，只是這一次犯嚴重錯誤的話，過一個時間，群眾的氣消了，就可能解放他們。”

　　3月下旬，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九大”問題。他拿著厚厚的揭發材料，對周恩來說：

　　“賀龍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這是林彪、吳法憲送來的，全是賀龍的親信和部下揭發的喲，我還怎么講話?”

　　原來，賀炳炎等人在他們所寫的《回憶洪湖斗爭中的幾個小故事》里說到賀龍時，寫道：“賀龍是一條活龍，國民黨軍隊圍住了他，他會呼風喚雨，變成一條龍，溜出去了。”

　　毛澤東對這類話很反感，他說：

　　“賀龍是條龍，就可以登基當皇帝了吧!”

　　陳毅說自己在文革中有錯誤，對照“九大”代表的3條標準恐怕已不夠格。毛澤東說：

　　“這3條你不夠格，你可作為右的代表嘛!”

　　陳毅聽了心中非常難過，盡管毛澤東說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澤東還是在保護他的。

　　后來，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陳毅成為“九大”主席團成員，在大會上，還當選為中央委員。

　　3月31日，毛澤東在周恩來呈送的關于徐海東參加大會主席團的報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開幕式上主席臺人數不宜太少，似宜有伯達、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陳云等數人參加，請考慮酌定。”

　　此時的徐海東，因為還沒有接到出席大會的通知，心中正在納悶。他記得自從自己當選為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后，中央每次開會，毛澤東總要問一聲：“海東同志來了嗎?”

　　后來，徐海東在4月1日中午接到通知，參加下午開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東當選為中央委員。后來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東因病與世長辭，享年70歲。

　　3月31日，毛澤東在最后審改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報告時，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對于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繼續給以幫助。”

　　后來九大采用的正是經毛澤東多次審改的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這個報告稿，而林彪、陳伯達起草的稿子就棄而不用了。當時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吳法憲在多年后回憶說：“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后，陳開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這是林、陳兩人商量的。”“林說：寫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報告，是林彪在會上照著稿子念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出席大會的代表共有1512人。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總結和肯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重新調整黨的權力機構和人事安排。

　　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團主席，林彪為主席團副主席，周恩來為大會秘書長。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我們黨從1921年成立，到今年已經有48年這么長的時間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只有12個代表。現在在座的還有兩位：一個就是董老，再一個就是我。有好幾個代表犧牲了。山東的代表王盡美、鄧恩銘，湖北的代表陳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漢俊，都是犧牲了。叛變的、當了漢奸的、反革命的，有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劉仁靜4個，后頭這兩個還活著。還有一個叫李達，在早兩年去世了。那個時候，全國的黨員只有幾十個人，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后來就發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會，每次到會的代表都很少，十幾個人，二十幾個人。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武漢開，人數比較多一些，有幾百人。第六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幾十名代表，恩來同志、伯承同志參加了。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大會。那個時候，也是黨內分歧。因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特別是王明路線。那個時候，有人建議不要選王明路線那些人到中央，我們不贊成，說服他們選舉。結果呢?結果，就有幾個不好了，王明跑到國外反對我們，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張聞天、王稼祥犯了錯誤，就這么幾個。其他一些，比如劉少奇，什么彭真、薄一波這些人，我們不知道他們不好，他們的政治歷史我們不清楚，也選進來了。

　　經過八大到現在，搞得比較清楚了。在政治路線上、組織路線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較清楚。因此，我們希望這一次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就這個大會來說，能不能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議后，能不能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我以為，可以的。可以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

　　毛澤東在談到珍寶島事件時，問道：

　　“孫玉國來了沒有?”

　　孫玉國馬上站起身，立正答道：

　　“報告主席，孫玉國來了。”

　　毛澤東接著說：

　　“3月2日，3月5日，蘇聯侵略珍寶島，這次仗是孫玉國指揮的。沒有打過仗，也可以打仗。我們一沒有用飛機，二沒有用坦克、裝甲車，三沒有指揮車，打了9個小時，敵人3次沖鋒，都被我們打垮了。我們不是不要飛機、坦克、裝甲車，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這次珍寶島就破除了迷信。”

　　接著，林彪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

　　這個報告分為8個部分：1、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2、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3、關于認真搞好斗批改。4、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5、關于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6、關于黨的整頓和建設。7、關于我國和外國的關系。8、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從4月2日開始，大會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澤東在大會秘書處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了話，他說：

　　“找同志們來商量一件事，這個會是小組會一直開下去，還是開一次大會?我們商量了幾次，中間開一次大會通過報告和黨章;然后搞選舉，再開一次大會，結束。”

　　“另外有一個問題和同志們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組的簡報上說，現在有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清理階級隊伍有一種傾向，就是擴大化。一方面把敵人揪出來了，另一方面掩蓋了打擊面寬和擴大化問題。”“這種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清理階級隊伍是中央規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擴大化。在歷史上有不少這種事。”

　　“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但沒有經常講，沒有公開向大家講，結果廣大群眾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把資產階級消滅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進行限制、改造，所以，這次又來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讓歷史家去做結論，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為是由文化革命開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總之是觸及了上層建筑，從中央一直搞到工廠、機關、學校。過去這些不都在我們手里，大都在國民黨手里，都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里，而且他們還有后臺。這個工作還沒有完成，還要一個時期，要認真抓一下。”

　　“軍隊要謹慎。南口有個工廠，8個人搞了一個專案，把黨委書記搞成狗特務，后來交給群眾去查，不是特務，是個好人。搞專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準確，不那么可靠。他們的觀點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們過去行軍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過癮。搞專案的人搞錯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這么久，翻案還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講話。還是超脫一些好。我不搞專案，超脫了一點，就好講話。”“把人家既關起來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辦呢?你還要講點理由：你為什么抓我，現在為什么放我?總要講個理由。有些人關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還關在地下室。有些犯錯誤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來了。”

　　“現在擴大化的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于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

　　毛澤東最后說：

　　“下一步搞選舉，選舉的名單由下面提，然后大組提。我提議幾位老同志要選進去。我開幕講話就有這個意思。朱德、陳云、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要選進去。”

　　4月13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談話，他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眾有無政府主義，有打倒一切、懷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機殺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內，我看這些都無關大局。”

　　4月1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黃永勝、王洪文、陳永貴、孫玉國、尉鳳英、紀登奎先后發言。

　　在孫玉國上臺準備發言時，毛澤東站起身來鼓掌，他還說：

　　“坦克、裝甲車、大炮、飛機，我們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們步兵的勇敢。”

　　孫玉國發言結束時，毛澤東再一次站起身來鼓掌。

　　這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政治報告和經過修改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新黨章的總綱中寫道：

　　“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據陳伯達回憶說：“最初把林彪提出來的是上海代表團。因為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以后，提出要讓上海準備修改黨章，進行恢復黨的組織的試點。在修改黨章的討論中，他們已經提出了要把林彪寫進黨章的建議。在黨的九大討論新黨章和政治報告的時候，很多的代表已經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來了。”

　　再說從4月15日起，九大代表們開始醞釀和進行中央委員會的預選。其程序是：根據主席團通過的《關于選舉九屆中央委員會的規定》，由各地各單位的45個小組提名，經主席團秘書處整理提出統一的候選名單，經協商和預選后，再擬出名單，提請主席團通過，作為正式候選人。

　　4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各大組部分召集人開會，在候選人名單上增加了5人，共計279人。其中有中央委員候選人170人，候補中央委員候選人109人。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要說清楚，沒有列入名單的，好的很多。擺上名單的不一定都好。”“總的看來，頭一次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占多數，七次大會，八次大會，沒有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有53位，新排的200多人，5個占1個，五分之一不到。再一個就是產業工人、農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個問題，不要脫離生產。比如這次參加大會的，他在本單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縣做工作，如果脫離生產，就和我們一樣。”

　　4月24日，九大舉行第3次全體會員，采取無記名等額選舉的方式，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170名，候補中央委員109名。

　　紀登奎當選為中央委員。

　　在毛澤東的關照下，郭沫若也當選為中央委員。

　　至此，中共九大宣告勝利閉幕。

　　此后，林彪極力推薦汪東興進入政治局，他對毛澤東說：

　　“汪東興是個好同志，他參加政治局對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對主席忠心耿耿，是個難得的人才。”

　　據黃永勝后來回憶說：“汪東興在九大以后，看到毛澤東已經老了，很想投靠林彪。他曾經親口對我說過：‘8341部隊對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汪東興永遠是聽林副主席直接指輝的。有林副主席為我們掌舵，我們就不怕任何人。只要是林副主席下令，我是無所顧忌地要沖上去的。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盡管吩咐我。’”

　　其實，林彪早已拉攏住了汪東興。他經常派葉群到汪東興家里串門，送東西，以示關懷。汪東興自然明白葉群主動和他交往的政治目的，也知道上層女人之間的不融洽，所以，在言談之間，就對葉群表示了對江青的不滿，他說：

　　“她那個人自高自大，把誰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誰理她呀，我看，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

　　汪東興還說：

　　“我從來就沒有把釣魚臺的人當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總。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帥當中選了林總，就是因為林總才是真正的統帥之才?，F在，我是跟著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著林副主席干。我會像忠于毛主席那樣地終于林副主席的。葉主任，請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保衛毛主席，保衛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總能關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

　　這就是林彪極力推薦汪東興進政治局的原因所在。

　　再說4月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九屆一中全會從《被提名為政治局委員的95人名單》中選出了21名政治局委員和4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從《被提名為政治局常委的18人名單》中選出了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還選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在后來的九大公報上是這樣排列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 林彪

　　(以下按姓氏筆畫為序)葉群 葉劍英 劉伯承 江青 朱德 許世友 陳伯達 陳錫聯 李先念 李作鵬 吳法憲 張春橋 邱會作 周恩來 姚文元 康生 黃永勝 董必武 謝富治

　　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東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 林彪 周恩來 康生  陳伯達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值得一提的是：在選舉政治局委員所投的277票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獲得全票，陳伯達獲得275票，黃永勝獲得274票，江青獲得270票。在選舉政治局常委的投票中，除了當選的5人外，江青獲得150票，黃永勝獲得130票，其余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

　　這一天，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又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名單，他們是：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林彪 劉伯承 陳毅 徐向前 聶榮臻 葉劍英

　　中央軍委委員有：丁盛 王秉璋 王樹聲 王效禹 王輝球 韋國清 葉群 皮定均 劉豐 劉興元 劉賢權 許世友 陳士榘 陳先瑞 陳錫聯 李天佑 李作鵬 李雪峰 李德生 吳法憲 張達志 張池明 張國華 張春橋 邱會作 楊得志 杜平 蕭勁光 鄭維山 冼恒(桓)漢 袁升平 梁興初 黃永勝 曾紹山 曾思玉 彭紹輝 韓先楚 粟裕 溫玉成 謝富治 譚甫仁 潘復生

　　此外，中央軍委還決定了軍委辦事組成員名單：

　　組長：黃永勝

　　副組長：吳法憲

　　成員：葉群 劉賢權 李天佑 李作鵬 李德生 邱會作 溫玉成 謝富治

　　據紀登奎后來回憶說：

　　“我被調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選我當中委，九屆一中全會選我當政治局候補委員，這都是毛澤東親自提議的。毛主席把我們這些懂得農業的許多省委領導同志調到中央，目的就是要把中國的農業真正地搞上去，解決好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毛主席給我講過：‘農業是基礎，就是我的屁股。把農業搞上去，我們解決了吃飯問題，屁股就坐穩了。中國的農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這么多年，吃飯和穿衣問題還解決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國際上反華勢力總是在封鎖和制裁我們，只要解決了這個問題，我看他制裁個屁!’”

　　再說毛澤東最后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發表了簡短的講話，他說：

　　“我的話是些老話，就是大家知道的，沒有什么新話，無非是講團結，團結起來的目的，是要爭取更大的勝利。”“我們講勝利，就要保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團結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去爭取勝利。社會主義革命還要繼續。這個革命，還有些事沒有做完，現在還要繼續做，比如講斗批改。過若干年，也許又要進行革命。”

　　“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劉少奇那條路線走，無非是搞什么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么獎金，等等。”

　　“所謂走資派就是這些當權派走了資本主義道路吧?就是說，這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反對三座大山是積極的，但到全國解放后反對資產階級了，他們就不那么贊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時，他們是積極贊成并參加的，但到全國解放后，農村要實行集體化，對此就不那么贊成了。他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他現在又當權，那可不就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嗎?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問題吧!”“至于犯走資派錯誤，那更不要抓。工廠里頭，要讓他工作，要他參加群眾運動。”“犯了最近一個時期的錯誤，就是所謂走資派，對這些人就要幫助了，要辦學習班，還要跟他講歷史，使他逐步清醒。”

　　他還提出了另一個任務，他說：

　　“要準備打仗。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備戰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準備。精神上的準備，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們中共委員會，要使全體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有這個精神準備。”

　　毛澤東最后說：

　　“團結起來，為了一個目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每個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開頭不要全面鋪開，可以鋪開，但不要一鋪開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沒有人去管它。要一個一個工廠，一個一個學校，一個一個機關地去總結經驗。”“要過細地做工作。”“先抓好面上的三分之一。”

　　欲知毛澤東九大后在國內國際問題上又有哪些重大決策和斗爭，請看本傳第十卷：只爭朝夕

　　東方翁曰：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九屆一中全會的召開，標志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全面結束。至此，在全國范圍內完全實現了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1年開張，2年看眉目，定下基礎，3年收尾”的戰略部署。從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能發能收，此種膽魄與能力，舍毛澤東其誰也?

　　關于這一場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實質和功過，前面已經引用了陳再道將軍的一段評價;而曾經在第三次廬山會議上被打倒以及后來又在毛澤東逝世后被判處徒刑的陳伯達，在幾十年后的回憶中則是這樣說的：“我可以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簡單地出于一時的沖動，也不是為了個人的怨氣和仇恨，而是出自一種理論。他老人家作任何事情，都是以一定的理論為指導的。他不是那種隨心所欲地干事情的人。比如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他對社主義歷史階段的各種理論的認識和分析基礎上的，這就是我們后來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的的確確是毛澤東的創造。是不是這個理論一點道理都沒有?看來還得繼續研究，這個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不僅對中國，就是對世界也是一個巨大的貢獻。”不管這些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們的一家之言正確與否，后來研究歷史的人們都會把它當作一種重要的參考資料，則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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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東方直心，聯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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