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
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
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平安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話說1968年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批示,轉發北京市《關于召開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報告》。毛澤東的批示是這樣寫的: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現在需要規定一些具體政策,我看此件不錯。建議轉發各地參考。請酌定。
毛澤東
9月7日,北京市舉行群眾大會,慶祝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我們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徹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動員,軍事動員,如果國外的敵人敢于來侵犯我們,我們就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地、徹底地、干凈地、全部地消滅他們。”
這一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萬歲》。社論宣告:“全國山河一片紅”“標志著整個運動已在全國范圍內進入了斗、批、改階段。”
這篇社論經過毛澤東的反復修改,在社論中加上了不少重要論斷,他冷靜地寫道:
“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所以,我們不能說最后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按照馬列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后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于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因此,輕易地說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是錯誤的,是違反馬列主義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
社論中還引用了毛澤東在視察大江南北時的一段論述,他說:
“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平安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9月12日,《人民日報》刊載了《關于知識分子再教育》一文,文章中寫道:
“因為過去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現在受的是無產階級再一次教育,這是一層意思。還有一層意思:過去是在中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教育,現在則是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分子,使他們改變過去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就是再教育的內容。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則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徑。”
9月12日,毛澤東在題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上批示道:
“這個從城里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中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并有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
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還公布了毛澤東9月12日的批示。
9月中旬,中共中央劉少奇專案工作小組在審查劉少奇的歷史問題方面,已經搜集到了一些重要材料,主要有以下3個:
第一個是湖南省公安廳、寧鄉縣公安局軍管會轉來的《楊劍雄反省》材料。楊劍雄是在解放后被關押期間寫出了這份反省。后來經劉少奇同意,把他槍斃了。楊劍雄交代說:1925年12月16日,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回到長沙接兒子,在長沙文化書社被長沙戒嚴司令部逮捕。經審訊,湖南省省長、反動軍閥、血腥屠殺共產黨人的劊子手趙恒惕親自批準將劉少奇“斬決”。
劉少奇的同鄉同學、湖南省政府會計、趙恒惕的至親楊劍雄,立即邀約劉少奇的把兄弟、長沙禁煙局局長洪賡揚和劉少奇的同鄉、反動軍閥師長葉開鑫、賀耀祖,以及劉少奇的胞兄劉云亭,聯名具保,答應了趙恒惕的條件:“迅急離開湖南,不要在這里亂搞,好好讀四書五經。”劉少奇于1926年1月16日離開湖南前往廣州。
第二個材料是1927年曾任湖北省總工會執行委員、武漢店員工會委員長、后來叛變革命、解放后被劉少奇安置在武漢哲學研究所任副所長的董鋤平所親筆寫的一份供詞。他在供詞中寫道:
“劉少奇大約系1926年冬到武漢的,系全國總工會的副委員長,同時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總工會,為省總秘書長,成為省總的當家人。”“1927年1月3日,中國工人階級、武漢革命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工人糾察隊,一舉而奪回了英帝國主義在漢口的‘英租界’,開我國反帝斗爭史的創舉。”“英海陸軍被我趕下長江,逃往軍艦,英行政人員,驚魂失魄,紛紛逃往商輪、軍艦,連夜駛往上海,我工人糾察隊奪回漢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劉少奇這個工賊,強迫工人糾察隊退出英租界,給國民黨軍警接防。”“劉少奇替國民黨繳去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甚至連勞動童子團的木棍也收繳了。”
第三個材料是1927年擔任劉少奇秘書的成柱周寫了一份供詞,全文是:
“劉少奇在1927年6月27日前做好了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準備:6月20左右,劉少奇叫糾察總隊總隊副朱菊和分隊長周霖,在糾察隊總部把槍支登記好了,準備交給國民黨。劉少奇在6月26日拿了一個電報稿,即《要求自動停止工人糾察隊的武裝》的勘電,叫我根據電報內容草擬出布告、致軍事委員會信、致漢口衛戍事宜處信。告工友書、告軍事同志,是宣傳部李昌榮起草的。都經過劉少奇親自審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6月27日就搞好了,6月29日繳槍前后,都公開發布了。劉少奇在繳工人械前的言論:劉少奇在繳械前經常說:我在安源時,工人沒有武裝,照樣搞工會,現在刀刀槍槍的太危險了,這樣下去遲早要闖禍,不搞武裝斗爭好。不然,會影響全局。6月29日,劉少奇對我說:若是不交槍,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沖突,國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槍,有槍反而危險。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腦袋革掉。但是,我們要保護腦袋。劉少奇在繳槍后的言行:6月29日繳械后,在一個晚上,劉少奇在省總辦公室大聲說:現在把武裝解除了,槍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沒有目標了,軍隊也不會找我的麻煩了,危險也小了。”
在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討論上述材料的會議上,總負責人周恩來說:
“劉少奇的簡歷上有時寫:‘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被捕于沈陽,在獄中堅不吐實,敵人找不出證據,遂得以出獄。’有時又把‘被一叛徒出賣消息而’幾個字劃掉,改成‘在罷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說劉少奇是1929年被捕過,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細查一查。”
正當江青和專案組成員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調來當年滿洲省委負責人的材料查閱時,有關人員拿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際關系研究所原所長孟用潛的親筆供詞。這份供詞就成為專案組搜集到的有關劉少奇歷史問題的第4個重要材料。
孟用潛即孟堅,原來與劉少奇同為滿洲省委負責人。他在“1967年12月28日”以前被群眾揪出以后,寫下了這份供詞。
江青看過孟用潛的供詞之后,感到問題嚴重,建議馬上向周恩來匯報。
周恩來戴上老花鏡,仔仔細細地把孟用潛的供詞看了一遍。只見孟用潛在供詞中寫道:
“1929年8月,我和劉少奇到奉天紗廠開支部會,討論紗廠罷工問題,被支部書記常寶玉出賣被捕。當晚,奉天紗廠審訊,劉少奇承認他是滿洲省委書記,出賣了我、省委委員丁君羊、唐宏經、王立功、張聿修、饒漱石和省委秘書長廖如愿,還出賣了省委辦公機關以及沈陽六七個支部。第3天,奉天警察廳審訊,劉少奇進一步出賣了東北地區黨組織,包括北滿、東滿、關東州特委和特委書記,以及大連、營口、清幫子、遼中、遼陽、撫順、延吉等重點縣市委和縣市委書記。審訊后,劉少奇還在‘自首書’上簽字畫押。當晚,奉天警察廳繼續審訊,劉少奇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負責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機關。然后,警察廳就要劉少奇和我帶著警察去抓人。劉少奇說:省委主要負責人已經隱蔽起來,現在抓不到,反而會打草驚蛇。他于是向敵人獻策,要求把劉少奇和我提前釋放出獄,給奉天警察廳收集黨的情報,為大規模破壞滿洲省委和東北地方黨組織做準備工作,其用心至為惡毒。幾天后,奉天警察廳對劉少奇獻策表示同意。為便于劉少奇和我繼續混入滿洲省委,決定地方法院對這一案將不作為共產黨案審訊,而作為工潮案審訊,不承認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即可取保釋放出獄。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這樣審訊,這樣判決的。出獄后,劉少奇對省委幾個負責人說:這一案以煽動工潮開始,最后以煽動工潮、證據不足、取保釋放而結束,是一個工潮案,不是共產黨案,毫無問題。這樣,他就仍然當滿洲省委書記,并決定到哈爾濱任北滿特委書記。同年十一、二月間,劉少奇到哈爾濱。他同我說,奉天警察廳找他談過話,他也給警察廳送過材料,并要我給他收集北滿的材料。那次給劉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東寧、密山等縣委名單、支部和黨員統計表以及縣的重要報告。1930年3月,劉少奇調離滿洲省委,4月,滿洲省委遭到一次嚴重破壞。”
周恩來在看這份供詞時,特別注意到孟用潛是在“1967年12月28日”寫的,就是在劉少奇專案組成立之前寫的,而不是專案組為了審查劉少奇才搞出來的材料。他又考慮到,孟用潛是個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對他在解放后的工作表現還比較滿意,他的供詞應該是可靠的吧!但是,周恩來還是不放心,他又問道:
“還有其它旁證材料嗎?”
專案小組工作人員馬上拿出1929年與孟用潛同管滿洲省委組織工作的丁基實(丁君羊)的供詞,還有在1929年參與逮捕、審訊劉少奇的當事人關輔金、徐廉奎、陳元禎、關慶云、劉青等人的親筆供詞。周恩來看過之后,氣憤地說:
“劉少奇這個人可惡之極!我看可以報告毛主席、黨中央定案了。”
江青說:
“這里還有劉少奇按照帝國主義、國民黨和東北軍閥張學良的旨意,1930年根據蔣介石和張學良交給的反蘇條文修改成12條,用‘哈工會’的名義在報紙上發表,以煽動反動工潮,攻擊社會主義蘇聯的罪證材料。”
周恩來說:
“一并上報!”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很快寫出了《劉少奇專案審查報告》,把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活動的有關當事人寫的供詞,整理成16開74頁的材料,定名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罪證》,準備提交給黨中央、毛澤東和林彪等主要主要領導人。
9月16日,江青在這份關于劉少奇的材料上寫了一個批語,她寫道:
“我憤怒!我憤恨!一定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劉少奇是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特務、大反革命,可說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兇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階級敵人。”
9月18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毛澤東1962年9月18日給日本工人訪華團的題詞:
“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應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之命,書贈日本朋友們。”
《人民日報》為此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是:《世界革命人民勝利的航向》。
毛澤東在審改這篇社論的初稿時,幾乎把所有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都刪掉了。他還刪掉了這樣一些話:“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代的新發展”、“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同志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偉大的典范。”
他又在初稿上批示道:
“把離開主題的一些空話刪掉。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
9月19日,周恩來將關于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召開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情況報告,呈送給毛澤東。
9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的報告上批示道:
“我認為,暫時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員會,中央全會也不要擴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夠了。”
9月25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擬出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九周年標語口號》草稿,他將其中的第11條“向立下豐功偉績的中央文革致敬”劃去了,并且旁批道:
“去掉第11條,不應用自己名義發出的口號稱贊自己。”
9月29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轉發上海市《關于在產業工人中有步驟地發展新黨員的請示報告》。毛澤東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請碰頭會議復。復文及本件,請考慮發各地參考,并酌情辦理。
毛澤東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9月16日批示的劉少奇的材料后,寫信給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語,他寫道:
“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9月30日,李宗仁應邀出席了國慶宴會。
1968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萬軍民和各地工人代表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慶祝建國19周年。毛澤東、林彪出席了大會。林彪在大會上講了話。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巴盧庫對毛澤東說:你們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毛澤東說:
“工人階級在各個主要城市已經統治一切了。在農村的絕大部分地區,農民也已占統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學生是運動的先鋒,現在落后了。”
巴盧庫問道:
“你們黨快要開代表大會了吧?”
毛澤東說:
“是的。要總結工作,選舉中央領導。”
他還說:
“所有的工廠都要來一個改革。人民公社、學校、機關都要來一個改革。要發動群眾改。”
10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毛主席同全國工人代表和首都軍民歡度國慶》的消息。報道中寫道: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同志。”
報道的名單接著是“29個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來京參加觀禮的負責同志和工人代表”,其次寫道:“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李富春、陳云、董必武、陳毅、劉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
這一次,江青在中央領導人中的排序又從第9位進到了第6位。
據紀登奎在后來的回憶中說:“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毛主席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識地樹立江青和張春橋、姚文元這些人的威信。特別是自決定打倒劉少奇之后,江青在全國全黨奠定了自己的領導第位后,她周圍團結了一批類似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樣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識地為他們最后登上最高領導權的地位在掃平障礙。”
10月5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各地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等人。
10月5日,毛澤東正式會見由巴盧庫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陪同毛澤東會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黃永勝等人。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所以我們不說最后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大陸上有國民黨殘渣余孽,有些人鉆到我們中央領導機關來了,或鉆到地方領導機關來了。這一次算是一個一個作了清理。在過去,一些工廠主要領導權在這些壞人手里。”
關于對待犯錯誤的干部,毛澤東說:
“不能把這些人都丟在那里不要。這一部分人,不是剛才講的國民黨殘渣余孽,這是屬于共產黨人犯了錯誤,屬于人民內部矛盾。”
他還說:
“這一次黨政軍民來了一個比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這樣可以保持一個時候的安寧,10年到20年。不能說這一次搞得那么干凈了,也不能講搞的統統很正確,沒有搞錯。從我們所知道的,不少人還是要平反的。群眾要么不搞,一搞起來就很厲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噴氣式。說我們中國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眾勁來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這需要領導,叫他們不要這么做,他們這種方法不能解決問題。
有兩種矛盾,第一是敵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內部矛盾。所以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們過去打仗困難得多。”
10月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為機關革命化走出條新路》一文。
前邊已經說過,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5月7日在慶安縣柳河創辦的一個農場。此時,柳河五七干校已經耕種土地3000余畝,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還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
《人民日報》在編者按里發表了毛澤東9月30日對柳河經驗的批示,毛澤東寫道:
“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編者按中還寫道:
“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對反修、防修,對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應引起我們各級革命干部和廣大革命群眾的高度重視。”
此后,“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筍般地在全國各地出現了。參加干校的不僅有犯過錯誤的干部,也有革命委員會中的新老干部,還有大、中、小學的教員和文化機關的知識分子。后來,毛澤東還把他的小女兒李訥也送到了五七干校,參加生產勞動。五七干校用特殊的學校形式,使社會主義時期的干部和知識分子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從而實現了知識分子的勞動化、制度化。這就是后來人們常常提起的“牛棚”。
10月間,毛澤東接到章含之和另一名青年教師張幼云共同署名的來信,反映外語學院的混亂情況。毛澤東立即派北京市委領導到外語學院了解情況。他還批示說:
“看來外語學院的問題北京市解決不了,還需派8341部隊進去。”
10月13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開幕。在出席會議的133人中,有原中央委員40人和遞補上來的10名中央委員,共計50名,超過了法定的原八屆中央委員97人的半數。另有9名八屆候補中央委員。其他參加會議的74人是:中央文革小組部分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主要負責人,中央直屬機關負責人。
此前,康生為了提出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人員的名單,按照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匯總了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江青見那些被打倒的還有那些靠邊站的八屆中央委員,一共有57人,就建議說:
“這么多有問題的人,能不能縮小一下打擊面?”
康生說:
“他們的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又不是誰強加給他們的,誰能替他們抹煞得了?當初,劉少奇就是把這么多有問題的人拉到黨內嘛,再加上蛻化變質的一些人,現在他們是一個集團嘛。所以,不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就是想插手也插不進去。”
江青說:
“主席的指示是讓我們保證全會以合法的程序召開。是不是讓一些犯錯誤的人也參加全會呢?”
江青的意見得到了康生、張春橋等人的支持。于是,他們一起向政治局常委會議作了匯報。毛澤東看過名單,聽了他們的建議,說道:
“你們看,這場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嗎?整個的中央委員里面,有問題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們的問題既不是我給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給他們強加的,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在運動中揭發出來的。他們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蓋子,就這樣給揭發出來了。這還不是大好形勢嗎?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產受損失了,而看不到我們經過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只就叫做政治上的近視眼。我們還是要把這場運動的意義多講給大家聽聽。我早就和外國同志說過,黨是可以變化的。普列漢諾夫和孟什維克過去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后來就反對列寧,反對布爾什維克,脫離了人民。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我們黨內有要走修正主義道路的人,社會上也有這樣的基層,問題是看我們如何處理。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個好辦法。”
林彪說:
“文化大革命的收獲是最大的,損失是最小的。只要我們的國家不改變顏色,即使是生產受到一點點損失,我看值得!”
周恩來也說:
“我們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績講深講透,做好犯錯誤的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工作,讓他們深刻認識錯誤,盡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把這次全會開好。”
就這樣,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了參加八屆十二中全會的人員名單。同時還決定,對那些有這樣那樣問題、不能參加全會的八屆中央委員會成員,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行處理。
再說周恩來在13日開幕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講話說:
“這次全會的目的,就是要為召開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做準備工作。”
接著,他宣布了全會的主要議程:一是討論確定九大代表產生的原則和方法;二是修改黨章草案;三是講形勢;四是討論專案審查報告。
毛澤東在開幕式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主要是談形勢。他說:
“國內問題嘛,就是要總結一下上一次全會到現在兩年多的工作。無非是有兩種看法,一種呢,說還不錯,十一中全會這個決議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確的;也有人說呢,不見得。那個時候我們就講過,十一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通過那個決議的時候,我就打過招呼的,特別是后來10月的工作會議。不要以為通過了決議,以為大家都同意了。實際上呢,舉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來呢,證明有許多同志沒有過關,以至于不能到今天這樣的會。中央委員啦,候補委員啦,群眾不諒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張鼎丞——筆者注),我實在覺得應該到會,但群眾無論如何不能原諒他。”
“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有的?是要搞到底還是不搞到底?大家議一議。我的意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有的。而錯誤的責任主要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么幾個,秋風落葉那么一掃,3年半也差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把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問題拖長了。也只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個省一個省解決。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局勢。知識分子是粘土,板結了,不透空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翹到天上去。我是提出問題,作為討論的建議,現在不能做結論。”
“這個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這也是一個問題。現在不是講進行到底嗎?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3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些。”
這一天,毛澤東還提議,將會議前起草的黨章草案“印發十二中全會各同志,作為討論的基礎。”
10月14日,毛澤東在審閱由康生主持起草的黨章修改草案時,將草案中原來所寫的“設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中央文革這樣的機構”一句,改為“設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機構”。
10月16日,《人民日報》在轉載的《紅旗》雜志第4期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的編者按中,發表了毛澤東的指示: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空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逢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這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整黨建黨的“五十字方針”。
編者按中對毛澤東的這一指示解釋說:“吐故”,就是把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等,作為“廢料”清出去。“納新”是把“優秀造反派”,作為“新鮮血液”吸收入黨,選拔“堅持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優秀黨員”,參加黨的各級組織的領導工作。
編者按中還第一次提出了要批判劉少奇的“黑六論”,即“階級斗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后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
10月31日,是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最后一天,全會通過了黨章修改草案。
草案中提出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一提法被八屆十二中全會接受了。爾后將提交給中共“九大”討論通過。
八屆十二中全會審議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0月18日提供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
全會經過認真討論,以132票同意、1票反對,通過了審查報告和1項決議:“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并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
在表決中投這1票反對意見的人,就是中央委員陳少敏。
全會還通過了會議公報。公報宣布:
“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關于“二月逆流”的問題,公報是這樣寫的:
“全會嚴肅地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會認為,擊敗‘二月逆流’和今春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重大勝利。”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全會閉幕式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我主要就是這么幾點,就是一個講清理階級隊伍,請大家應該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審查報告政策。要做到穩、準、狠,重點還是這個‘準’字。你如果搞得不準呀,你也狠不起來,也就不那么穩了嘛。所以,還是要注意調查研究,要重證據,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噴氣式’。第二,對于一些學者,所謂學術權威,不要做過分了。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也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
“擁護孔夫子的,我們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點崇孔啰。因為,你那個書上有孔夫子的像吶。馮友蘭就是擁護孔夫子的啰。我這個人比較有點偏向,就不那么高興孔夫子。看了說孔夫子是代表奴隸主、舊貴族,我偏向這一方面,而不贊成說他代表那個時候新興地主階級。因此,我跟郭老在這一點上不那么對。你那個《十批判書》崇儒反法,在這一點上我也不那么贊成。但是,在范老的書上,對于法家是給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韓非這一派,還有商鞅、李斯、荀卿傳下來的。這些古董,我也不勸同志們回去研究。”
“任繼愈講老子是唯物論者,我是不那么贊成的。得到了天津有個叫楊柳橋的教授的書《老子今譯》,他說老子是唯心主義者,客觀唯心論者。我就很注意這個人。后頭一調查,糟糕,這個人是個什么右派嘛。”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是能寫的,他的觀點是唯心論的。”
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又說: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還沒有寫完,書還是要讓他寫下去。談家楨還可以搞他的遺傳學嘛!”
毛澤東除了上邊點名要解放的任繼愈、周谷城、談家楨、吳晗、翦伯贊和馮友蘭以外;在講話中還提到了北京的華羅庚、趙紀彬,上海的蘇步青、劉大杰,廣州的楊榮國。
再說毛澤東繼續說道:
“第三,對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謂保者,就是幫助他們嘛。看,就是看他們以后的情況,改不改嘛。我的意見,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強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贊成。你有那么幾位,有啥要緊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將來是不是還可能工作嘛。我所謂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經打倒了的,比如講譚啟龍、江渭清這些人。我想,也許過幾年之后,大家的氣消了,讓他們做點什么。統統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贊成。要那么純,純得那么很厲害呀。我們這個黨經過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較純一些,從來沒有這么搞過。但是太純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講九大吧,九大代表,這個‘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呀,我看就是個缺點。”“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說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不同意見,要說嘛。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也不是完全不公開的,沒有什么秘密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犯過錯誤的同志,說明他們的問題,大家又對他們有些質問,又再說明他們的問題,又再質問,好像經過這么幾次反復嘛,大家都比較清楚了。”“所以我們還是推薦你們在各地方把他們選舉為代表。陳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講話,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就是那個右的那一方面的資格,以這個身份來參加九大。”
林彪曾在全會說:“‘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會以后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毛澤東的這個講話,與林彪有明顯的不同。
再說關于鄧小平的問題,毛澤東說:
“鄧小平,大家要開除他,我對這一點還有一點保留。我覺得這個人嘛,總要使他跟劉少奇有點區別,事實上是有些區別。”“我這個人的思想恐怕有點保守,不合你們的口味,替鄧小平講幾句好話。”“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么問題。”
這天晚上,周恩來和江青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江青高興地說:
“真是大快人心,劉少奇的問題終于解決了!”
毛澤東說:
“叛徒、內奸、工賊這3頂帽子,對劉少奇來說是他始料不及的,對我們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么辦法呢,事實擺在那里嘛。”
周恩來接過毛澤東的話頭說: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時了,群眾發動起來,什么問題都能解決。劉少奇這是罪有應得,主席不必感到遺憾。”
毛澤東說:
“我有個問題考考你們:劉少奇是從一開始就這樣呢,還是后來變了呢?把劉少奇的問題揭發出來,中央最高層又出了這么多壞人,中國共產黨還是不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呢?這些問題如何向全黨、全國人民宣傳解釋?”
江青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面前很少有顧慮,她說:
“劉少奇到現在也不認為這3頂帽子能戴在他頭上。在他看來,1925年被捕后釋放,托托人,寫個保證,認個錯,保住了活命,還可以繼續革命,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問題,那更好說,當時的黨中央就是強調和國民黨合作,決不能破壞和汪精衛武漢政府的關系,他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這個大局。1929年,劉少奇認為不這樣辦腦袋早就搬家了,吃點小虧占了個大便宜,何樂而不為?”
周恩來說:
“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對,劉少奇很可能就是這么想的。這個人滿腦子都是個人主義,一切從個人私利出發。什么‘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其核心還是為‘我’、為自己。”
江青接著說:
“叛徒理論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論。在他們看來,利己利人的事大張旗鼓地搶著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隱秘,不被別人發現就可以了。他們參加革命是如此,當內奸、工賊、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學強調的是個人生命的重要,個人價值的重要。無產階級革命者恰恰相反,他們把集體,把革命事業看得至高無上,個人只有融入革命集體才有價值可言。”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道:
“所以,我才強調斗私批修嘛。”
周恩來說:
“江青同志可是為專案工作出了大力,沒有江青同志,我這個總負責不可能把中央交給的任務完成得這么好。”
毛澤東說:
“你不要老是表揚她。沒有人民群眾的揭發和斗爭,沒有你掌舵,怎么能搞出這么多鐵一般的事實?這些成績應該歸功于大家嘛!”
周恩來說:
“經過這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們共產黨就是搞無產階級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層領導人中不搞無產階級革命、甚至反對和破壞無產階級革命的人,只能使我們的黨更加偉大、光榮、正確。只有無產階級政黨才有這種魄力和胸襟,才能這樣無私無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現在主席又號召‘斗私批修’,這是培養和造就真正的共產黨人的長遠大計。”
毛澤東連連點頭,說:
“恩來講得很好。全國混亂了一陣子,打了兩年內戰,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經過自上而下的整頓,也可能會整出一個朝氣蓬勃的共產黨來。”
據陳伯達后來回憶說:“到了1968年把劉少奇開除出黨以后,我們就對文化大革命感到厭煩了。林彪對我說過:‘這個文化大革命應該結束了,再搞下去就會搞到我們自己頭上。人心思治,誰也不愿意這么無休無止地折騰了。’我說:‘看毛主席的打算,運動還要繼續深入,斗批改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呢。’林彪說:‘那不是一年兩年能夠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續那么長的時間,誰也受不了。頂多開完九大,就該結束運動。不然就會犯運動就是一切那樣的錯誤。’”
再說八屆十二中全會結束后,毛澤東在全會上的講話全文,以播放錄音的形式向全國傳達了。周谷城聽完后,有人問他說:
“怎么樣?你聽了感到怎么樣?”
周谷城說:
“很好,很偉大,很能感動人。”
那人又問:
“哪些地方感動人?”
周谷城說:
“很誠懇,很能感人。”
毛澤東的講話錄音在北大也放了兩天。一些師生們說:
“毛主席保了翦伯贊!”
“翦伯贊快要解放了!”
駐北大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向翦伯贊和他的夫人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說:
“毛主席保你了,你要感謝毛主席。”
翦伯贊一家人很快遷回到了燕南園,組織上還派一位姓杜的退休工人給他做保姆。翦伯贊非常感激,連夜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感謝信。毛澤東看了說:
“翦伯贊的信寫得很好嘛!”
北京市委書記丁國鈺將翦伯贊的夫人接到市委大樓,向她講述了毛澤東有關翦伯贊的講話精神,要她好好照顧翦伯贊的身體和生活。翦伯贊夫人非常高興,從衣袋里掏出一枚大型毛澤東像章,她問丁國鈺,自己能不能戴?丁國鈺說:
“怎么不能戴,完全可以戴。”
翦伯贊夫人當即把毛澤東像章佩帶在自己的胸前。
此后一連幾天,是翦伯贊夫婦難得高興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長,一位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不通過北大工宣隊領導,為調查劉少奇的一件事,多次找上了翦伯贊,要翦伯贊交代他所知道的劉少奇的問題。翦伯贊交代不出,他就威逼,拍著桌子說:
“你不老實交代,我們給你拿出人證、物證、旁證,你就得去坐牢。”
他還指著外面他坐的車,嚇唬翦伯贊說:
“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車,就抓你坐牢!你想一手掩盡天下耳目。”
翦伯贊急了,舉起手張開五指說:
“我的手只有這么大,我能掩盡天下耳目嗎?”
另一個組員威脅道:
“你是想帶著花崗巖腦袋去見上帝嗎?”
翦伯贊冷笑一聲,轉身對那位負責人說:
“我告訴你們,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隨便亂寫,我要實事求是。坐監牢,我不怕。國民黨時代我不怕坐監牢,今天,我更不怕坐監牢。我死都不怕,還怕坐監牢嗎!”
翦伯贊的精神被接踵而至的解放和威逼擊垮了,一天晚上,他交代杜師傅明天晚一點叫他起床,然后,自己熱了一鍋奶,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制的高效安眠藥速可眠放進去,夫婦倆一并喝了下去。
人們在翦伯贊的口袋里發現了兩個紙條,一個上面寫道:“我實在交代不出來,就走了這條絕路。我走這條絕路,杜師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個紙條上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毛澤東、周恩來知道后,極為震驚和氣憤,指示一位中央負責人,把專案組的人叫到人民大會堂,狠批了一通。毛澤東責備他們說:
“為什么在劉少奇的專案已經結束之后,還要找翦伯贊繼續調查劉少奇的問題?”
周恩來也批評他們說:
“毛主席保的人,你們有什么資格讓他坐監獄?你們對毛主席不忠!”
后來,那位副組長到北大檢討了兩次,又給了他一個警告處分,后改為留黨察看兩年。
1968年11月4日,毛澤東在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時說:
“解放以后幾十年,被資產階級包圍,被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和黨內的叛徒、特務、反革命等壞人包圍著。”
11月10日,毛澤東會見了巴基斯坦武裝部隊友好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過去我們打了22年仗,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為敵人不清楚。”“現在是共產黨內部自己分裂,都說是共產黨,人們就不易搞清楚。不過時間也不需要很長,比如過去要花22年奪取政權的話,這次大約有3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11月17日,胡志明委派范文同來華訪問。毛澤東、周恩來接待了范文同,就越南和美國于5月31日在巴黎開始的和平談判交換了意見。毛澤東說:
“我贊成你們又打又談的方針。我們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們上美國人的當。我看不會。這個談判不是同打仗一樣嗎?在打仗中間取得經驗得出規律嘛!有時是要上些當的,正如你們所說,約翰遜說話不算數。約翰遜曾公開說,甚至條約有時也不算數。但是事物總是有個規則的,例如你們的談判,難道要談100年嗎?我們的總理說,尼克松再談兩年不解決問題,他下一屆再當總統就困難了。這么多年來,美國的陸軍沒有進攻北越,沒有封鎖海防,也沒有轟炸河內市區,他是留了一手的。他有個時候說是要窮追,可是你們的飛機從我們國內飛來飛去,他也不窮追,所以那是他說的空話。你們的飛機在我們的機場來往,他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國有那么多人在你們那里工作,他是知道的,但他一個字也不提,好像沒有這么回事似地。”
11月2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社論,題目是:《認真學習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社論中寫道:
“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國革命發展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每一個重大問題上”,“向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過拼死的斗爭。”
社論中還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人民群眾都知道。”
社論中第一次提出了:“我們黨的歷史,就是兩條路線的斗爭史。”
11月25日下午,毛澤東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席希爾,雙方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毛澤東說:
“我們的國家,對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來說,對工人運動來說,對學生運動來說,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壯大發展來說,再有5年時間,就會比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現在已經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嗎?其實,在二次大戰后,各種戰爭從未停止過。按照列寧所說,資本主義就是戰爭,它就是離不開戰爭。”
參加這次會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等人。
196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根據毛澤東的批示,轉發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轉發新華印刷廠在對敵斗爭中堅決執行黨的“給出路”的政策的經驗報告》。
毛澤東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議將此件轉發各地參考。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要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毛澤東
《經驗報告》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該廠原黨委副書記李某,“過去執行了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干部路線和組織路線”,“運動中把他當走資派來批斗”。后來“經反復核實,反復研究,認為他只是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犯了嚴重錯誤。他雖然是舊市委派來的干部,但與黑線只是一般的工作關系,沒有其他的問題。于是,確定可以解放他”。毛澤東在此處批注道:
“像這樣的同志,所在多有,都應解放,給予工作。”
1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草擬了關于對敵斗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澤東在上面特意加上了兩段重要文字,他寫道:
“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走資派’,就認為都是壞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說他們是屬于多數或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實踐的結果,會有少數人堅持頑固態度,但多數是肯定可以爭取的。”
這個通知后來在12月26日向全國各地發出。
12月22日,《人民日報》以《“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為題,對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到農村安家落戶的要求進行了報道。在這篇報道的編者按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原來,甘肅省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提出了“我們也有一雙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口號,主動到農村去安家落戶。會寧縣城鎮居民的行動,使毛澤東異常興奮。因為他早就在思考著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城鎮里的中學生在復課鬧革命以后,一部分畢業生既不能升學,也不能就業,只能在家里吃閑飯。更重要的是,國際形勢也十分嚴峻,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對中國虎視眈眈,蘇修叛徒集團還企圖對中國發動核襲擊。如果城鎮知識青年也像會寧縣城的居民一樣,到農村安家落戶,不正是一個安排、鍛煉和保護他們的最好途徑嗎?于是,毛澤東高瞻遠矚,毅然做出了這個既能保護一代青年避免戰爭犧牲、又能培養千百萬革命接班人,還可以改造農村這個廣闊天地的帶有戰略性的戰略大部署。
其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1955年,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按語中就寫道:
“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里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那時候,中共中央也一再號召城鎮知識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毛澤東還專門為此題詞:“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毛澤東的指示和這個題詞,鼓舞、激勵了一大批有志知識青年。共青團中央又進行了“組織城市青年下鄉的試驗”。這年10月,一支有98名熱血青年組成的“上海市志愿墾荒隊”,到江西省德安縣九仙嶺腳下開創新生活。接著,共青團中央在全國10多個省市組織了遠征墾荒隊,開了上山下鄉的先河。到60年代,這一運動繼續發展,涌現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雋等先進知識青年代表,他們奔赴農村、邊疆,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再說12月22日當晚,北京四中的學生就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打起背包走向了農村。
此后,400萬“老三屆”中學畢業生率先闖路,以后每年都有幾十萬、幾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先后共有1800萬青年參加了這一運動。這一時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主要采取了到農村插隊落戶和參加生產建設兵團兩種形式。同時,還進行了知青國營、集體農莊試點。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作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個組成部分,最終發展成了一場大規模的、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形成了20世紀最為壯闊的青年革命浪潮。
欲知毛澤東此后還有什么重大部署?請諸君慢慢往下看。
東方翁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可以說是毛澤東將他那青年時期的獨特的社會活動,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次大規模的特殊形式的再現,也可以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號召紅衛兵大串聯那種活動的又一種形式的延續,還可以說是在中國歷史上甚至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大規模野外生存訓練。可是,有不少人卻把它與所謂的“牛棚”等同看待,認為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場大災難,而一位旅美的知識青年卻是這樣評價他的這番經歷的:“我以前認為文化大革命下鄉插隊耽誤了自己學習專業的最好時間,現在卻有了現代化新認識。”“我很是慶幸自己趕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有機會走出象牙塔,溶入底層老百姓,經歷了不平靜和不同。我在內蒙古草原插隊7年,7年的插隊生活,給了我堅韌、樂觀、向上、瀟灑的性格。草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遠的美好的回憶。”“我這7年的插隊經歷,在美國成為可以大賣大吹的資本,甚為周圍眾人羨慕贊嘆。”古人云:“橫看成嶺側成峰,東西南北各不同。” 見仁見智,褒貶不一,此之謂也。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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