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出現了割據局面也沒啥大事嘛!跟蔣介石不也

　　是打了幾十年嘛!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

　　燾，什么高崗、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

　　話說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了經過毛澤東批準的《關于在外地串聯學生和在京上訪人員立即返回本單位的緊急通知》。

　　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通訊，報道了毛澤東南巡視察的消息。

　　9月26日晚，毛澤東到京西賓館看望參加集訓會議的人民解放軍三軍全體成員。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先后登上主席臺，會場里900多名部隊干部全體起立，鼓掌聲、歡呼聲如雷震耳。毛澤東頻頻招手，他等眾人稍一安靜下來，突然問道：

　　“陳再道來了沒有?”

　　臺下應聲立起一人，大聲報告說：

　　“主席，我是陳再道，我來了。”

　　毛澤東朝著陳再道一擺手，說：

　　“好，好，來了就好，你坐下吧。”

　　會場里不少人悄悄議論：

　　“這是怎么回事?”

　　“亂了半天，原來主席是保陳再道的?”

　　“陳大麻子這回腰桿硬了!”

　　陳再道后來在回憶中說：

　　“現在我要老老實實地承認，有人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個人品德方面的問題，完全是胡說八道，我自己的許多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嘛!我至死不能攻擊和反對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確是一個無私的偉大領袖，他的每一個行動不管現在看來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不是從他的個人利益而出發的，都是出自一種偉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為了主義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絕對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這正是偉大和渺小的根本區別所在。我還記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會議上，我再次見到了毛主席，他對我說：‘過去的東西不要忘記，忘記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頭上栽，我就看出他們居心不良。不到一個月，那些要將你致死的人倒臺了。我是殺雞給猴看，不這樣，那股風剎不住。但是你不吃點苦也不好呢。太順利了不好，自己應該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群眾，認識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氣，不好。’這些話都是語重心長呀!可惜，毛主席離開了我們，他終于走了，而我們還在。我們總想選擇一個類似毛主席那樣的領袖。”

　　后來，毛澤東也沒有忘記陳再道。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經毛澤東批準，陳再道擔任了福州軍區副司令員職務。

　　再說毛澤東回到北京后，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北京幾座高校的紅衛兵領袖們。當其中一位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說：

　　“再過50年、100年，如果中國出現了分裂，你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他也說自己是毛澤東思想，出現了割據混亂局面，那我們怎么辦?”

　　江青不高興地說：

　　“你就愛提這些怪問題。”

　　毛澤東說：

　　“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出現了割據局面也沒啥大事嘛!跟蔣介石不也是打了幾十年嘛!中國黨內出了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張國燾，什么高崗、劉少奇，多了，有了這些經驗比馬克思還好。”

　　“有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比沒有文化大革命好，我們保證要好些。你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產者在一起，把他們消滅干凈。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同志以及在座的都消滅了，全國人民是消滅不掉的，不能把中國人民都消滅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脫離工人、農民、戰士，脫離生產者，脫離實際，對修正主義警惕性不高，不修也得修。”

　　這位紅衛兵聽懂了毛澤東的話，他拉著毛澤東的手說：

　　“主席，我一定為您的革命路線奮斗終生!”

　　9月30日，毛澤東在北京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中國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還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統統干得好，還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個黑暗面，要改變。”“在去年夏季贊成我們這一道理的，贊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數。那時，工人還沒有起來，學生受壓迫，左派站不起來，紅衛兵剛剛沖破這個壓迫。現在來看，情況就不同了，工人起來了，革命派占了多數。現在可以說，多數省革命派占了多數。”“去年上半年到今年2月，我把形勢估計得嚴重一點，我說我們這場斗爭的第一個可能性是失敗，第二個可能性是勝利。”“現在可以看出一個眉目來了，第一個可能性是勝利，而不是失敗。”

　　1967年9月，中央軍委辦事組由楊成武出任組長，成員有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張秀川。后來在10月，又增補李天煥、劉錦平為辦事組成員。

　　在國慶節前夕，江青提議由張春橋替林彪起草講話稿。后來周恩來看了張春橋起草初稿，他對張春橋說：

　　“是否把毛主席視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過林彪同志的講話傳達出去。這是一個重要的節日啊!”

　　張春橋說：

　　“那就突出主席講的‘斗私批修’。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的總綱。我陪主席視察中，主席多次講了這幾個字的含義。”

　　周恩來同意后，張春橋在林彪的講話稿里加上了這樣一段話：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頭腦里的‘私’字作斗爭。批修，就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反對修正主義，去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斗爭。這兩件事情是互相聯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爭進行到底。”

　　毛澤東看了張春橋寫的這篇講話稿，很高興，他批示道：

　　“此件很好，氣勢磅礴，又扎實，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爭的總結文章。”

　　1967年10月1日，首都5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周年大會。毛澤東、林彪出席了大會。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毛澤東、黨中央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文化大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由無產階級自己發動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們，要斗私批修。……我們要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用斗私批修這4個字為綱，加強對軍隊干部、地方干部和紅衛兵的思想教育。要開辦各種學習班，中央辦，地方辦，各個革命群眾組織也可以辦，把全國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

　　這一天，張治中也被邀請到天安門城樓主席臺參加觀禮。此時的張治中，已經是久病纏身，體力不支，由警衛人員用手推車把他送上了天安門城樓。毛澤東主動來到張治中身邊，與他親切握手。張治中直言不諱地對毛澤東說：

　　“你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認為，共產黨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這么多好干部都變成‘走資派’了呢?現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

　　毛澤東聽后，因話不投機，也沒有言語，隨后就走開了。

　　在毛澤東、周恩來的保護下，張治中在文革中沒有受到政治風暴的影響，他非常感激毛澤東。1969年4月6日，張治中逝世于北京。他在臨終前，寫了一份遺囑，對自己在新中國成立后受到毛澤東和中共的關懷，表示真誠的感謝，并“祝愿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10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了《毛主席同首都五十萬軍民歡度國慶》的消息。報道中說，登上天安門城樓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朱德、李富春、陳云、宋慶齡、董必武、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江青……”

　　國慶節過后，《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目為《“斗私，批修”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針》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在哪里?最本質的是舊在一個‘私’字上，就是從為自己、為‘私’的觀點來看世界。剝削階級的利己主義，是滋長資本主義的天然土壤，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毒菌。”

　　“我們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派，每一個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當作革命的一份動力，又應當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對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鋒，又要做斗私的闖將。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會被修正主義的東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義的泥坑。”

　　10月3日，毛澤東會見剛果(布)總理駑馬扎萊，他在談起文化大革命時說：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我只要求你(指國內干部——筆者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什么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什么要罵人?”“這樣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評你，當然不會因為這些打倒你。這次1年多的一個大批判運動，可把這些干部嚇一跳。”

　　他還說：

　　“無政府主義也大大發展了。有那個思潮，暴露出來好，我們就可以教育。”

　　駑馬扎萊插話說：

　　“外國人講中國亂得很。”

　　毛澤東說：

　　“亂了一會就不亂了，請他亂，他也不亂了，他鬧夠了，不鬧夠不行。學生、工人、農民都起來鬧，這個時候差不多了。”“一個工廠為什么要分成兩派，而且打得那么兇?這沒有道理。他打夠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眾不想打了，上面頭子孤立起來了。中央講幾句話，就是給他一個下臺階的機會，講早了不行。”“現在沒有危險了，我已經走過了。打夠了，不愿再打了，問題已解決了。好像身上長了一身膿瘡，把膿擠出來，身體更健康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整理好的《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中共中央的轉發通知及記錄稿的全文如下：

　　現將毛主席視察華北、中南、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記錄稿轉發給你們。希望你們組織群眾認真學習，深刻領會，以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武器，總結前一階段運動的經驗教訓，制定貫徹執行的具體措施，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毛主席的談話內容主要有：

　　1、關于形勢：

　　七八九3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形勢大好的重要標志是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從來的群眾運動都沒有像這次發動得這么廣泛，這么深入。全國的工廠、農村、機關、學校、部隊，到處都在討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大家都在關心國家大事。過去一家人碰到一塊，說閑話的時候多。現在不是，到一塊就是辯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夫妻之間，連十幾歲娃娃和老太太都參加了辯論。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2、關于大聯合：

　　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一個工廠，分成兩派，主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自己，蒙蔽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群眾組織里頭，混進了壞人，這是極少數。有些群眾組織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也是一個原因。有些人當了保守派，犯了錯誤，是認識問題。有人說是立場問題，立場問題也可以變的嘛。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革命的紅衛兵、革命的學生組織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只要兩派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就要在革命的原則下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別人的缺點、錯誤，讓人家自己講，各自都做自我批評，求大同，存小異。這樣才利于革命的大聯合。

　　3、關于對待干部：

　　絕大多數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團結干部的大多數。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運用“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這個公式來解決我們內部的矛盾。在進行批評斗爭時，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變相的武斗。要允許干部犯錯誤，允許干部改正錯誤，不要一犯錯誤就打倒。正確地對待干部，是實行革命的三結合，鞏固革命的大聯合，搞好本單位斗批改的關鍵問題，一定要解決好。有些干部為什么會受到群眾的批判斗爭呢?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為了不起，就擺架子，有事不跟群眾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歡罵人、訓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這樣群眾就有意見，平時沒有機會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爆發了。一爆發，就不得了，弄得他們很狼狽。今后要吸取教訓，很好地解決上下級關系問題，搞好干部和群眾的關系。

　　4、關于紅衛兵：

　　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了。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們講道理。

　　10月9日，毛澤東在對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江青關于選編《劉少奇言論》報告的批示中寫道：

　　“所引材料，要核準屬實。”“《說明》中，不提鄧小平。”

　　10月12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由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參加會見的有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等人。賓主落座后，毛澤東從茶幾上拿起香煙請謝胡、阿利雅抽煙。謝胡很有禮貌地說：

　　“謝謝，我們都不抽煙。”

　　毛澤東打趣說：

　　“你們都講衛生，我不講衛生!”

　　周恩來插話說：

　　“霍查同志抽煙。”

　　“那就是我的同志!”

　　毛澤東話音一落，大廳里立刻響起一陣爽朗的笑聲。周恩來又補充說：

　　“霍查同志抽的是中華牌香煙。”

　　毛澤東說：

　　“雪茄煙比較好，抽了不咳嗽。”

　　說罷，他從茶幾上拿起一支雪茄煙，劃著火柴點燃了，津津有味地抽起來。謝胡看著繚繞的輕煙，懇切地說：

　　“為了主席的健康長壽，建議主席戒煙。”

　　毛澤東搖搖頭，說：

　　“戒煙不行!我沒有那個硬氣。”

　　謝胡說：

　　“如果醫生要你戒煙的話，你一定會戒!”

　　毛澤東哈哈一笑說道：

　　“醫生比我抽得利害!衛生人員才不那么衛生呢!”

　　眾人聞言，又是一陣爽朗的笑聲。笑聲過后，談話這才切入正題。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說：

　　“這是一次審查干部的好機會。”“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干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因為國家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沒有見過，人都不認識。”“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

　　“從9月下旬起，全國聯合的多，不聯合的少。大體上他們打夠了，鬧夠了，我看工人、農民、學校、機關有點不想干了。我們要全面解決還得幾個月，我們準備3年，到今年6月1日算1年。大體上過一段時間，亂得最厲害的地方也好辦了。不痛不癢的地方不好辦。”

　　“現在我們有計劃地武裝工人，武裝革命左派。外國人講中國天下大亂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謠的。有些地方我們還嫌它亂得不夠。這種群眾運動打內戰，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農村包圍城市’。為什么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武漢問題是我去鬧起來的，我就不相信武漢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漢，一直到21日才離開。我說我捅了一個馬蜂窩，他不咬人嗎?他沒有下決心咬我，也沒有下決心咬總理。武漢問題很快就解決了。此外，還有公檢法，打得厲害，我是高興的。過去的公安、檢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壞人。這次暴露出來了。武漢公檢法不是分為兩派嗎?那一派垮下去了。”

　　“還有一個問題，大概明年或后年我們開黨代表大會，把黨重新建立起來。”

　　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準的《關于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說：

　　“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準的《關于按照系統實行革命大聯合的通知》，通知中寫道：

　　“各工廠、各學校、各部門、各企業單位，都必須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系統，按照行業，按照班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以利于促進革命三結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單位斗批改的進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領導小組在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請示報告中寫道：

　　“我省基層單位的革命委員會已陸續建立，但黨的組織均未恢復。工作中經常遇到需要黨組織處理的一些問題，如過去作了處理的黨、團員，有的需要重新復查處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黨入團等。為了加強黨的領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

　　毛澤東在審閱這個報告時，在“可否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下面劃了橫線，他批示道：

　　“應當這樣做。”

　　有關人員沒有理解毛澤東的批示，他們在給中共青海省核心領導小組起草的回電稿中寫道：

　　“這是件大事，涉及許多問題，如怎樣‘恢復’?是否原有的黨員都過組織生活?是先整頓領導機關的黨組織再整頓下級組織，還是同時進行?支部同革命委員會的關系怎樣?還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黨員、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這個復電內容顯然是不符合毛澤東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廢，不準發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征詢對“九大”問題意見的通知》。《通知》中說：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時候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如何準備這次代表大會問題，并指示張春橋、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調查，現在把姚文元同志關于他們初步調查結果給主席的一封信發給你們參考，請你們也做好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和你們的意見報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領導小組10月19日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的請示報告問題，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組并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軍管會、各大軍區、各省軍區發出了《關于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批示》。毛澤東在這個批示中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中央認為各地都應當這樣做。但黨組織內不應當再容許查明有證據的叛徒、特務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現極壞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過組織生活。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1967年11月1日，內蒙古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成功，建立了內蒙古革命委員會。

　　11月3日，陳伯達將總參寫作班子寫出的《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一文以楊成武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據陳伯達后來在回憶中說：“看了楊成武的《大樹特樹》文章，我對姚文元說：‘沒有一點點理論色彩，盡是空頭口號。’我讓姚文元幫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說：‘這樣的文章，我沒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寫，我現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時間重新寫文章呢?要不就壓一壓再說。’于是，這篇文章我們壓了1個多月。但是，楊成武幾乎天天催，問這篇文章怎么還沒有發，甚至說：‘一個總長要發表一篇文章怎么這么難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廣大指戰員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聲音呀。’直到我們實在是推不過去了，我才決定把這篇文章發表出來。”

　　11月5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關于中共九大和整黨問題，他說：

　　“其實，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黨、整團、整政府、整軍隊，也是整工、青、婦、學，黨、政、軍、民、學，都整了。”“打了1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壞人。現在要打出一個黨來。當然，壞人還是搞不干凈，一次搞干凈是不可能的。整黨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統統搞好。九大以后，根據新的黨綱、黨章，繼續重新整黨、建黨。過去，一是聽話，一是生產好，有這兩個條件就可以入黨。聽話要看聽什么話，做馴服工具不行。”“黨員要那些朝氣蓬勃的，死氣沉沉的、暮氣沉沉的，就不要加入這個黨。”

　　“我贊成康生同志的意見，一個是叛徒、特務，一個是文化革命中表現很壞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參加黨的生活，這就很寬了。我們黨要吸收新鮮血液。工人、貧農、紅衛兵中的積極分子，要吸收到黨內來。舊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黨也要吐故納新，不清除廢料，就沒有朝氣。”

　　“恢復組織生活，不要恢復老樣子。有些黨員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積極，一聽要恢復組織生活，就神氣起來了。我看這些人要檢討。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運動不積極，什么理由?無非要做馴服工具。”“組織紀律性還要有，但我們講的是自覺地紀律。盲目服從，做馴服工具不行。”

　　“劉少奇、鄧小平互相配合，八大決議不通過大會主席團，也不征求我的意見，就通過了。剛通過，我就反對。63年搞了個十條，才隔兩個月，他們又開會搞后十條，也不征求我的意見，我也沒到會。鄧小平要批，請軍委準備一篇文章。我的意見還是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怎樣把劉鄧拆開來。”

　　11月6日，首都人民舉行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

　　《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了由陳伯達、姚文元主持起草、經毛澤東審閱的一篇題目為《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紀念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50周年》的編輯部文章。

　　文章發表前，陳伯達在給毛澤東的說明中寫道：

　　“關于主席思想6條，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澤東自1957年以來關于階級斗爭、兩類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等方面的論斷，概括為6條，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6條是：

　　1、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主義社會。2、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把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3、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就是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4、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5、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6、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

　　毛澤東審閱后，認為可用，同意發表。

　　11月6日這一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與康生談起《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這篇文章，他說：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標題，標題就是錯誤的，是形而上學。”

　　楊成武不安地說：

　　“主席，這篇文章從寫作到發表的過程，你是知道的。”

　　毛澤東說：

　　“這是陳伯達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這是陳伯達他們整你。”

　　楊成武說：

　　“主席，這事我還是應該檢討，最后我還是同意用我的名義發表了。”

　　“這不是你的事情。”

　　毛澤東說完，叫汪東興把這一表態傳達到中央文革會議上。

　　11月13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北京部隊和空軍召開的兩個會議的代表們。

　　11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澤東批準的《關于各級軍區機關目前不搞“四大”和軍以下部隊堅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講話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階級隊伍的問題，她說：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都要清理階級隊伍，有黨內，也有黨外。為什么要清理階級隊伍?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成立不起來，是因為‘大聯合’搞不起來，‘大聯合’搞不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隊伍里有壞人作祟。”

　　11月27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中央主席希爾，他在談話中說：

　　“赫魯曉夫垮臺以后，劉少奇還說蘇聯修正主義黨的性質未定。去年春季蘇聯要開二十三大的時候，劉少奇、彭真還主張我們派人參加。后來我、康生，還有其他同志反對，才沒有去。和劉少奇的斗爭歷史可長了。我記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還沒有開的時候，我就批評過他的唯心主義。那時只有少數同志知道這件事。劉少奇口口聲聲講馬列主義，可是馬列主義的書他又不看。”

　　這一天，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賓簡報《安齋等人認為日本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上給康生寫了一個批語：

　　康生同志：

　　這個問題值得注意。我認為安齋的意見是正確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澤東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將《關于整頓恢復重建黨的組織的意見和問題》下發各地征求意見。文件中建議在“革命委員會”中建立黨的核心小組，基層成立黨支部和小組，實施黨的組織領導。

　　12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寫道：

　　“毛主席最近對浙江如何正確對待紅暴派問題做了批示。毛主席說：‘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

　　12月6日，天津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奪權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員會。

　　12月12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永遠做群眾的小學生》的社論。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軍隊辦學習班要有戰士參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進行修改黨綱黨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澤東在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12月13日《關于慶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鐵路通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因為此份報告中引用了《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多權威》一文中的“大樹特樹”“絕對權威”這些詞句，他的批示是這樣寫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絕對權威的提法不妥。從來沒有單獨的絕對權威，凡權威都是相對的，凡絕對的東西都只存在于相對的東西之中。猶如絕對真理是無數相對真理的總和，絕對真理只存在于各個相對真理之中一樣。2、大樹特樹的提法也不妥。權威或威信只能從斗爭的實踐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這樣建立的威信必然會垮下來。3、黨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壽，應通知全國重申此種禁令。4、湖南的集會另擇日期。5、我們不要題字。6、會議名稱，可同意湖南建議，用第一方案。以上各點請在一次會議上討論通過為盼。

　　毛澤東

　　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了以謝.佩奇為首的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大審查，用群眾性辦法來審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

　　“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斗，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后，就看出了現象。用熱兵器搞武斗是從6月開始的。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階級斗爭。解放后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斗的幕后指揮。”

　　12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著重講了關于籌備九大、解放老干部的問題，接著說到了《大樹特樹毛主席絕對權威》那一篇文章的問題，他批評陳伯達說：

　　“權威是靠人樹起來的嗎?書越讀越蠢!”

　　陳伯達檢討說：

　　“我是糊里糊涂啊，沒把好關吶。”

　　毛澤東說：

　　“文章不是楊成武寫的，是你們叫人搞的，這不是整楊成武嗎?在上海拿給我看，我只看了標題，沒看內容。叫你把關，你不是中國的馬克思嗎?”

　　陳伯達說：

　　“我吃了安眠藥，糊涂了。”

　　毛澤東繼續批評說：

　　“中國的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們的，讀書越讀越蠢。有些語言不是從科學辯證法中去考慮，你們要執行奴隸制，要寫人的絕對權威，我才不相信你們寫文章的人哩!我說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寧怎么講的?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嘛。就標題來說，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流毒甚廣!說過提法不對，韶山通車的報告又這么搞，還是大樹特樹絕對權威那一套。”

　　楊成武建議說：

　　“京西賓館住了很多各大軍區和各省市的負責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這篇文章的過程和原話同他們談一下，不要再犯類似錯誤。”

　　周恩來點頭說：

　　“打個招呼好。成武啊，這事就你去最合適。陳伯達和姚文元已經不適合講，你去比較好。”

　　第二天，楊成武到京西賓館將毛澤東的原話和批示進行了傳達。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在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中寫道：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在1967年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的偉大斗爭已經開始了。”

　　社論中公布了毛澤東提出的整黨建黨綱領，同時寫道：

　　“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1月1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正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人民解放軍干部、各地黨政干部和群眾代表及出席空軍直屬機關、部隊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還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會議的代表，共計2萬多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康生、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謝富治等人。

　　1月5日，蘇軍侵入烏蘇里江中國一側的七里沁島，用裝甲車壓死中國漁民4人，撞傷和打傷9人，制造了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

　　1月16日，毛澤東在江青轉來的北京大學學生關于伍豪脫黨啟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蔑。”

　　他馬上又召集了一個會議，對“啟事”問題予以澄清。

　　1月26日，北京衛戍區正式將王力送到秦城監獄關押。

　　王力被關押后，毛澤東明確指示：不準任何人提審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擋著，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實名子。

　　1月26日下午，毛澤東、林彪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后勤部、空軍、二炮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

　　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劉建勛任主任，王新、紀登奎、耿其昌、楊力勇任副主任。在革委會40名常委中，有群眾組織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紅衛兵造反派組織代表8人，他們是：黨言川(鄭州大學聯委)、陳紅兵(開封師范學院八二四)、周啟忠(鄭州糧食學院聯委)、楊國雄(河南醫學院東方紅)、范念民(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黃宗萬(新鄉師范學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醫學院八三一)、王傳禹(鄭州大學附中紅旗)。

　　1968年2月間，毛澤東在懷仁堂親自主持中央文革碰頭會，這次會議沒有通知戚本禹參加。毛澤東說：

　　“我看戚本禹是改不了的。過去我們想分化他一個，爭取他一個，希望他改，他改不了。所以請總理立即處理，像王力、關鋒一樣處理。”

　　會議結束后，周恩來與毛澤東商量了一下，就來到懷仁堂西廳召集康生、陳伯達、楊成武、姚文元開會，商量由誰去逮捕戚本禹。康生說：

　　“我看就請陳伯達同志去吧。”

　　周恩來說：

　　“陳伯達同志不行。”

　　陳伯達說：

　　“還是請康老去吧，姚文元也去。”

　　周恩來說：

　　“不行，他倆去也不合適。叫楊成武去，姚文元也去。”

　　于是，楊成武和姚文元帶著衛兵來到懷仁堂東廳，此時，戚本禹已經被傳喚到了東廳待命。他一見楊成武、姚文元來了，立刻嚇得臉色煞白，全身抖個不停。楊成武宣讀了命令 ，說：

　　“戚本禹，上次主席叫分化你，爭取你，但你一直沒改正。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現在我宣布：立即逮捕你!”

　　2名衛兵應聲上前，抓住戚本禹送進了秦城監獄。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報欄里，張貼了一張由91名司局長和大使共同醞釀、起草的大字報，題目為：《揭露敵人，戰而勝之——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大字報中說，陳毅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忠誠堅定的戰士，熱烈歡迎陳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務。

　　2月19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北京衛戍區部隊和在北京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部隊代表，以及8341部隊的指戰員，共約2萬多人。陪同接見的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參加接見的有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

　　2月26日，專案組組長謝富治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的報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親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志。”

　　2月間，《紅旗》雜志第3期發表了《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斗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毛澤東在為這個調查報告撰寫的編者按中寫道：

　　“這里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在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并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道，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于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于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澤東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飛機上噴刷毛澤東語錄的請示報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樣做，做了效果不好。國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樣。”

　　3月8日，毛澤東、林彪接見出席解放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高等軍事院校、政治學院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專業會議的代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人參加了接見。

　　3月12日，毛澤東在審閱某援外工程移交問題的請示報告時，刪去了其中的“舉行移交儀式時，應大力宣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說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績是我們忠實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關于國際主義教導的結果，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一段話，并針對準備濫發“毛主席著作、語錄和像章”一事，作出批示：

　　“這些是強加于人的，不要這樣做。”

　　3月14日，林彪一伙給傅連暲扣上“走資派”、“出賣毛主席健康情況”的罪名，將傅連暲逮捕入獄，代號是6847。傅連暲被捕后，竭力爭辯，一直鬧著要給毛澤東打電話。3月19日，傅連暲又被帶上了手銬。3月29日晚8時，傅連暲氣絕身亡。

　　傅連暲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解放軍總后勤部衛生部第一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他也受到了沖擊，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了情況。毛澤東當即批示道：“傅連暲同志不是當權派，應予保護。”

　　可惜，毛澤東最后還是連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沒能保護得了。

　　且說3月15日，周恩來接見四川省革委會籌備小組和駐軍代表，他說：

　　“毛主席看了許多小報。重慶‘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勝》，主席說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還有什么《嘉陵江上煙云滾滾》，主席都看了。”

　　3月間，吳法憲向中共中央狀告楊成武、余立金、傅祟碧勾結起來要奪空軍的權，犯有“極嚴重錯誤”。

　　陳伯達在林彪那里，也對林彪說：

　　“楊成武這個人一旦感覺到他羽毛豐滿的時候，他就會露出他的本相。現在他就想殺人了。我們就是要在他還沒有殺人的時候，首先把他殺死。這個人是很不老實的。”

　　不久，毛澤東決定在他的住地游泳池召集會議。他讓汪東興通知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謝富治等人參加會議。

　　在毛澤東這里開會，除了極其重要的會議有記錄外，一般都沒有記錄。這次會議連續開了兩三次，研究和討論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問題。與會者揭發了楊成武不少問題。江青在發言中也說明了楊成武不是一個正派人。毛澤東聽說楊成武和關鋒、王力、戚本禹都有勾結，有大量的信和文件可以證明，同時他和老帥們也來往密切，就說：

　　“楊成武這個人八面玲瓏，和各方面的關系搞得都很好。葉劍英、聶榮臻那些人都建議讓他當總參謀長，取消那個‘代’字，我就沒有吐口。”

　　“這個楊成武，哪一頭他都不想落下，他都要掛扯，誰得勢誰都會要他，都讓人說他的好話。這樣的人最靠不住的。”

　　謝富治說了許多他聽來的消息，證明楊成武和許多人都吹過毛澤東對他如何如何，要他擔任什么樣的大任，要把許多人都打下去，連謝富治都在他的排斥之外。這一下，毛澤東火了，他說：

　　“這個楊成武，的確不老實，背著我就要搞名堂。我料定他會打著我的旗號胡鬧的。現在果然如此。他一有點資本，就得意忘形了。這個人不能重用。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驗許多的干部，凡是證明品德惡劣的人統統都要轟出去。他這個位置尤其不能輕視，一定要選一個品德好的人來擔任總參謀長。”

　　會議討論了撤銷楊成武的職務以后由誰來擔任總參謀長的問題。林彪說黃永勝可以勝任。毛澤東看了看謝富治。謝富治說：

　　“黃永勝這個人打仗很勇敢，在廣州工作時表現也不錯，文化大革命中揭發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好多問題，可以。”

　　毛澤東點點頭，說：

　　“那好，就黃永勝吧.。”

　　3月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下達了兩項重要命令：

　　一、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1、楊成武犯有極嚴重的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職務，并撤銷其中央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2、余立金犯有極其嚴重的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的職務;

　　3、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

　　此命令發至團級，傳達到所有指戰員。

　　二、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1、任命黃永勝同志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2、任命溫玉成同志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此命令發至團級，傳達到全軍指戰員。

　　此前，溫玉成擔任副總參謀長職務。

　　余立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縣，1928年參加工農紅軍，后任紅18師政委。建國后，任空軍政委，民航總局第一政委。

　　3月22日夜晚，人民大會堂積聚著80多名北京衛戍區團以上主要負責干部，他們奉命等待著傳達一個重要文件。

　　晚8點整，林彪來到了會場，他宣布撤銷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的職務，調往外地工作，即刻啟程，不得延誤，其所犯錯誤俟后公布。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被召到人民大會堂，林彪向他宣布了一個調令，調他到沈陽軍區任副司令員，他的衛戍司令員職務由副總參謀長溫玉成接替。還宣布不讓他回家告別妻子兒女，準備派飛機直接送他到沈陽赴任。

　　3月23日晚上10點左右，邱會作對已經被控制起來的楊成武說：

　　“你去參加一個會，在福建廳。”

　　“等會兒我就去。”

　　楊成武說著就穿衣下床，去了一趟衛生間，隨著邱會作來到了福建廳，在北面西頭的一個空沙發上坐了下來。他從右邊開始掃視了一圈，依次坐著謝富治、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葉群、林彪、周恩來、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溫玉成、李天佑、王新亭、曾思玉、鄭維山、汪東興、李作鵬。

　　會議由林彪主持。林彪首先講了楊成武的3條錯誤：第一，搞華北山頭，晉察冀山頭。第二，勾結余立金要奪吳法憲的權;勾結傅崇碧，要奪謝富治的權;排擠許世友、黃永勝、韓先楚等與其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三，搞大樹特樹，有個人野心，要把王飛、何汝珍、周宇馳等人打成反革命。

　　接下來，葉群、江青都發了言。江青說楊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周恩來接著說：“不是黑材料，是紅材料。”他還說“誓死保衛江青同志”。

　　會議結束時，楊成武問周恩來：

　　“總理，我怎么辦?”

　　周恩來說：

　　“你的事我前兩天才知道。”

　　周恩來又轉對大家說：

　　“剛才主席來電話說：不要揪斗楊成武。他身體不好，有病治病，有錯誤可以檢討，但任何人不許揪斗。”

　　3月24日晚9點30分，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國防公辦、各軍兵種、北京軍區等單位數千名團以上干部。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依次坐在主席臺上。林彪在講話中說：

　　“同志們，現在開會。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志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這個問題雖然沒有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那樣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問題要大一些。主席說，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問題。這就是，最近從空軍中發生了楊成武同余立金勾結，要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韓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與他們地位不相上下的同志。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連開會，開了4次會，主席親自主持，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代總長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

　　衛兵立即將楊成武、傅崇碧、余立金3人帶了下去，會場里響起了“打倒楊余傅”的口號。

　　林彪還在大會上說：

　　“江青同志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間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內干部中間很杰出的一個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熱烈的革命感情，同時，又很有思想，對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問題，能發現問題并采取措施。過去由于她多年身體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就看出她的偉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于執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創造性，能夠看出問題，解決問題。”

　　葉群馬上帶頭高呼：

　　“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講話以后，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葉群依次講了話。

　　3月25日凌晨1時35分，毛澤東來到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與會人員。

　　3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辦事組由黃永勝、吳法憲分任正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為辦事組成員。這時的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軍委常委。

　　后來在1969年1月，辦事組又增補李天佑為辦事組成員。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參加大會的有10余萬人。林彪在大會上宣布：由黃永勝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由溫玉成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3月底，聶榮臻見到了毛澤東，他說：

　　“主席，你給我的批示：安心靜養，勿信謠言，我看了。林彪他們說我是楊成武的后臺，我去看了林彪。他打倒楊成武的理由，是沒有理由的理由。”

　　毛澤東說：

　　“什么后臺?如果講楊成武的后臺，第一個就是我，毛澤東;第二個才輪到你，聶榮臻。”

　　3月29日，毛澤東在《發表“緬共武裝斗爭20周年的聲明”的請示報告》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一般地來說，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他們怎樣宣傳，是他們的事。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于人的印象。”

　　3月30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聯合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社論《革命委員會好》。社論中寫道：“現在，全國已有18個省、市、自治區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還有一些地區正醞釀革命委員會的誕生。大量的基層單位，都已經建立起革命委員會。”

　　毛澤東在這篇社論原稿上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革命委員會的基本經驗有3條：一條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條是有軍隊的代表，一條是有革命群眾的代表，實現了革命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的領導，打破重疊的行政機構，精兵簡政，組織起一個革命化的聯系群眾的領導班子。”

　　“國家機關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聯系群眾。”

　　欲知此后文化大革命如何發展，請看下一章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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