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請各位來開會，開個團結的會。我們還是要搞團結嘛。那

　　個懷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線斗爭，也不是要反對我，是對運動有意見，

　　對文革小組有意見，是你們發發牢騷么。雖然講了些過頭話，也是

　　在黨的會議上講的，是陽謀，不是陰謀。”

　　話說1967年4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寫道：

　　“內蒙軍區的個別領導人2月5日以來，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內蒙事件主要由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內蒙軍區某些領導人負責。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烏蘭夫問題，要在內蒙公開揭露。中央決定成立以劉賢權、吳濤(內蒙軍區黨委書記、副政委)二同志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4月17日，中央文革小組和軍委文革小組發布了《給內蒙人民的一封信》，信中重申了《關于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的內容。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

　　此前，中共中央決定由謝富治擔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擔任第一副主任。毛澤東曾交代謝富治說：

　　“革命委員會要以造反派為主體。”

　　以謝富治為首的籌委會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經過充分協商，最后確定革命委員會委員共35人，其中造反派代表22人，革命干部代表7人，解放軍代表6人。

　　這一天，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領導人出席了大會。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代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示熱烈祝賀。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在大會上也講了話。

　　周恩來在致詞中說：

　　“北京是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住地，是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中心。自從姚文元同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來，北京市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很快地揭露和批判舊北京市委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黑幕和陰謀，這就勝利地揭開了全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北京大學聶元梓七同志寫出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在毛主席親自決定廣播這張大字報之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北京，毛主席在親自主持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 一張大字報，制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會議并發表公報，從此宣告姿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失敗。

　　北京的中學是震撼世界的偉大的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在毛主席的熱情支持下，紅衛兵運動迅速席卷全國。特別是去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見以后，紅衛兵小將從學校走向社會，從北京走向全國，到處串聯，大破剝削階級的四舊，大立無產階級的四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勛。從去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主席接見了1300萬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小將和革命師生，軍民一體，老少一堂，使我們偉大的首都成為全國向往和全世界注視的中心。

　　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積極響應林彪同志去年國慶節在天安門上的號召，展開了兩條路線的斗爭。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你們堅決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一邊，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次又一次的進攻。你們不僅在政治思想上取得優勢，在組織上也取得優勢。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把無文化大革命推進到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進行奪權斗爭的新階段。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也立即行動起來，自下而上地展開奪權斗爭，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逆流，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偉大勝利。

　　正是在這一系列偉大斗爭和偉大勝利的基礎上，北京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紅衛兵小將們，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通過工人、貧下中農和大中學校紅衛兵的代表會議，成立了北京市革命的具有代表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你們奪了權，但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并沒有結束。必須認識到，奪權不容易，當權也不容易，要鞏固這一五光十色專政更不容易。”

　　這天下午，毛澤東接見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部分成員，他高興地握著謝富治的手說：

　　“我祝賀你，祝賀大會成功。請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賀。”

　　他還對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成員說：

　　“青年人要參加你們的工作，使前輩人不脫離群眾，使青年人得到鍛煉。青年人不能脫離生產，這樣不會造成脫離群眾，要半官半民。”

　　4月23日，毛澤東審閱了《陜西省駐軍負責同志虛心聽取群眾意見改進工作的報告》。報告中說陜西駐軍負責人連續召集當地大專院校造反派代表座談，鼓勵軍隊主動聽取群眾的批評意見，改進工作。毛澤東在報告原文中加注了兩段文字，他寫道：

　　“不要怕批評，全軍在這種批評過程中，將會正確認識世界，并且改造世界。”

　　“當地最高首長出面與小將平等地談心，不擺架子，有錯爽直承認，而不吞吞吐吐，并立即改正。”

　　爾后，他又在批示中寫道：

　　“軍隊這樣做是很正確的，希望全軍都采取此種做法。”

　　4月23日這一天，毛澤東又在四川的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

　　此前，李井泉在“二月鎮壓”中先后在四川抓捕了一大批人，經過工作，釋放的逮捕、拘留、收容審查人員多達27865人。

　　他在批示中寫道：

　　“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現在另一種思潮又來起了，即有些人說，他們那里軍隊做的事情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不得臺，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要實事求是地公開向群眾承認錯誤，并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面教育，使他們走上正規。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

　　毛澤東還在《為轉發廣東省軍管會、湖北省軍區關于支左工作報告寫的批語》中寫道：

　　“凡犯了錯誤的必須堅決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頭來還得改正，威信損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會比前更高。”“不要動動搖搖，游移不決。聽信老婆孩子從保字號那里帶來的錯話，信以為真。”“要受得住工人、農民、學生、戰士、干部的批評，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放下，將來再說。”“要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樣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毛澤東在《廣東省軍管會組織支左干部分批進行集訓》的報告中批示道：

　　“各地軍隊都應整訓一個短時期，時間以10天至14天為宜，方針和辦法采用廣東的較好。”“全軍三支兩軍人員，每一個月或兩個月都應整訓一次，發揚成績，糾正錯誤，以利再戰。”

　　此一時期，山東軍區和濟南軍區出現了一時難以斷明的情況，軍區來電來信反映，群眾圍攻解放軍。毛澤東看后批示道：

　　“此件表現這一時期軍隊許多人的心情。遇到這種情況，應當沉著鎮靜，多做工作，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問題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沒幾天，就有軍區人員來信反映軍區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

　　毛澤東批示道：

　　“此件很值得一閱，是山東兩軍區的同志寫的。”“同樣情況在全軍內，在許多人身上都存在，當然不是多數。”

　　隨后，濟南軍區支左人員來信反映，支左中“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軍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等問題。

　　毛澤東批道：

　　“這位同志反映的問題，是個比較普遍的問題，很值得注意。”

　　4月24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等接見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北京等省市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張春橋、姚文元、劉格平、張日清、李再含、潘復生、王效禹、謝富治。接見結束后，毛澤東同眾人一起觀看了上海市舞蹈學校演出的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白毛女》，并同演員們一起照了像。

　　4月30日，毛澤東把周恩來、李富春、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請到自己家里，他笑著對譚震林說：

　　“譚老板吶，你的氣消了沒有?我的氣已經消了。你要還有氣，今天就痛痛快快地再沖我開一炮。咱們定個君子協定，不許罵娘。”

　　毛澤東一番話，說得大家都笑了。毛澤東吸了口煙，又說：

　　“今天我請各位來開會，開個團結的會。我們還是要搞團結嘛。那個懷仁堂事件并不是路線斗爭，也不是要反對我，是對運動有意見，對文革小組有意見，是你們發發牢騷么。雖然講了些過頭話，也是在黨的會議上講的，是陽謀，不是陰謀。”

　　陳毅說：

　　“主席批評狠一些倒沒得關系，最可氣是有些人借題發揮，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們全一棍子打死才心滿意足。”

　　譚震林說：

　　“他們無非是想把我們這些老家伙打倒，自己好上臺，把權力交給他們，我就是不同意。”

　　毛澤東說：

　　“你們對文革小組不滿，這是正常的。文革小組也有壞人，我早發現一些人有野心，要把他們清除出去。以后大家有意見，可以找我來講嘛。你們在懷仁堂講的那3條，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堅持黨的領導，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政黨，我們就一事無成。第二要保護老干部。我反復講過，我們的干部隊伍95%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過去有功勞，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地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鍛煉，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勞。第三要穩定軍隊。”

　　徐向前說：

　　“只要主席能夠理解我們的一片苦心，我們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澤東說：

　　“我和你們共事幾十年，我能不了解你們嗎?我不能沒有你們，你們都是立過大功的。”

　　毛澤東扭頭問周恩來說：

　　“五一節參加聯歡的名單擬好了嗎?我要請今天在座的元老們全上天安門城樓。”

　　周恩來將一份印好的名單遞給毛澤東，毛澤東一邊看，一邊念，還用紅筆一個個劃著圈，批準他們在“五一”節上天安門城樓看焰火。

　　在1967年五一勞動節前，有一個單位請林彪題詞，林彪正在思考寫點什么，葉群在一旁提醒說：

　　“就寫4個偉大吧。”

　　1967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毛澤東在驅車去天安門城樓的途中，經過胡喬木的住宅，他突然對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說：

　　“停車，去看看胡喬木!”

　　張耀祠當即下車，去敲胡喬木家的大門，敲了一陣子，無人開門。此時四周的許多人跑過來圍觀毛澤東，毛澤東只得吩咐開車。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華羅庚，他親切地握著華羅庚的手，高興地向在場的人們介紹說：

　　“這是我們的數學家華羅庚同志。”

　　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還接見了紅衛兵代表，他與北師大學生領袖譚厚蘭、北京地質學院學生領袖王大賓、清華大學學生領袖蒯大富、北航《紅旗》學生領袖韓愛晶等人親切握手。

　　這天晚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全體委員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會代表團。

　　5月1日這一天，《人民日報》及其它各大報紙都刊登了譚震林等一批被批判的老干部在天安門城樓參加聯歡的消息。還刊登了林彪手書的“四個偉大”的手跡。

　　后來，林彪這個手跡又被廣泛印在書報、書包、茶杯等各種物品上。

　　5月2日，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郭沫若為會議致詞，題目是《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接著，郭沫若還即席朗誦了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他激情地朗誦道：

　　親愛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于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沖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所歌頌的是江青自1963年以來，為京劇革命做了大量工作。經過幾年的努力，在京劇界搞出了8個樣板戲。一個最難改革的京劇，一個全世界都認為了不起的芭蕾舞，還有一個交響樂，這3個舊藝術的堡壘都被攻克了，一時間，震驚了全世界。

　　5月初，石油學院大慶公社向《紅旗》雜志社的林杰反映說，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有炮打周恩來的思潮。林杰對他們說：

　　“我對清華井岡山作戰部是了解的，我是支持他們的。在對待總理的態度上，可能我與你們的觀點不一致，我還是支持總理的工作的，我不同意把他的大字報貼到街上去。”

　　5月7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決定中寫道：

　　“以李井泉為首的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長期以來把四川省當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獨立王國。”

　　《決定》中在肯定了成都軍區支工、支左的成績之后，還寫道：

　　“成都軍區個別負責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

　　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和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的職務。決定“由新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張國華同志、司令員梁興初同志和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同志、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同志，負責組織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5月8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發表《“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這篇文章是經過毛澤東3次審閱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毛澤東在第1稿中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這種對共產主義社會的描繪，不是什么新東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國，有《禮運.大同篇》，有陶潛的《桃花源記》，有康有為的《大同書》。在外國，有法國和英國的空想主義者的大批著作。都是這一路貨色。”

　　爾后，他又批示道：

　　“有些意見，寫在文內，請酌定。”“改后應送中央文革小組及常委碰頭會討論通過。又及。”

　　毛澤東在第2稿上又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照作者的意見，共產主義社會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點黑暗也沒有，一點矛盾也沒有，一切都好了，沒有對立物了。社會從此停止發展，不但社會的質永遠不變化，連社會的量似乎也永遠不變化了，社會的發展就此終結，永遠一個樣子。在這里，作者把馬克思主義一個基本規律拋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個人類社會，都是由對立斗爭，由矛盾而推動發展的。作者在這里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爾后批示道：

　　“退文革小組。在第7頁加了幾句話，請研究，是否妥當。定稿后，請印正式清樣送閱為盼!”

　　毛澤東在第3稿上批示道：

　　“照此發表。毛澤東”

　　5月10日，毛澤東在劉伯承轉呈的一封反映濟南地區軍隊受到沖擊情況的來信上批示道：

　　“此件表現這一時期軍隊許多人的心情。遇到這種情況，應當沉著鎮靜，多做工作，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問題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

　　5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各單位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開展批判運動。

　　5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進一步加強軍民團結》的社論，社論中寫道：

　　“最近，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指示我們：要相信和依靠群眾，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軍，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數。毛主席還號召我們：擁軍愛民。這是我們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和革命的三結合的指導思想，是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根本保證。”

　　社論還要求堅決執行中央軍委1月28日的“八條命令”和4月6日的“十條命令”，進一步加強軍民團結。

　　5月13日，三軍部分文藝、體育界的造反派組織為隆重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25周年，準備在北京展覽館舉行聯合演出，這個演出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熱情地歌頌毛主席，歌頌工農兵和體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但是三軍中另一派，也就是保蕭華和保劉志堅的那一派，硬是不讓演出，他們揚言說，如果要演出，就要去搞砸場子。

　　林彪和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都是支持聯合演出這一派的。林彪在演出前，接見了演員們，他說：

　　“我堅決支持你們的演出!”

　　這一天，要保蕭華和劉志堅的三軍內一些群眾組織和社會上不明真相的人，果真對北京展覽館會場進行了沖擊，破壞了演出，制造了流血事件。此事后來被稱為“5.13事件”。

　　林彪立即派葉取保去看望了演員們。周恩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也都去看望了演員們。他們都表示支持演出。

　　在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演員們在北京展覽館繼續進行演出。

　　5月1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轉發廣東省軍管會、湖南省軍區關于支左工作報告起草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要受得住工人、農民、學生、戰士、干部的批判，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錯的解釋。解釋不通，暫時擱下，將來再說。”“要堅決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壞人只是極少數，不過百分之一、二、三。這樣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5月16日，《人民日報》為慶祝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發表1周年，經毛澤東批準和修改，重新發表了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批判《匯報提綱》的那部分內容。

　　5月間，毛澤東在接見一個外國軍事代表團(疑為下面提到的剛果政府保安團，有待查證——筆者注)時，回顧了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來的發展過程，他說：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政策策略上講，大致可以分為4個階段：從姚文元文章發表到八屆十一中全會，這可以算第一階段，主要是發動階段。八屆十一中全會到一月風暴，這可以算第二階段，主要是扭轉方向階段。自一月風暴奪權到大聯合、三結合，這可以算第三階段。自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及《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發表后，這可以算是第四階段。第三、第四階段，都是奪權問題。第四階段是在思想上奪修正主義的權，奪資產階級的權，所以這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是決戰的關鍵階段，是主題，是正題。”

　　“本來在一月風暴以后，中央就在著重大聯合的問題，但未能奏效。后來發現各個階級、各派政治勢力還在頑強地表現自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是沒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還要分。所以現在中央的態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長的辦法是不成的。這個階級斗爭的規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本來想在知識分子中培養一些接班人，現在看來很不理想。”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徹底革命就要靠時代的主人——廣大的工農兵做主人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是轉變、察覺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

　　5月16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不是我創造的，是群眾創造的。大字報，紅衛兵，都是他們創造的。”“我們的一些事，完全沒辦法。我們政府、中央、公安部毫無辦法，紅衛兵、群眾一起來，就有辦法了。幾十年我們不清楚的事，紅衛兵一鬧就清楚了。”“你不借紅衛兵的力量，什么辦法也沒有，一萬年也不行。”“亂是由于階級斗爭，兩派斗爭，左派同右派斗爭。亂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里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我們的政府是靠群眾。沒有群眾，什么事也辦不成。”

　　就在5月16日這天晚上，在北京鋼鐵學院宿舍樓里，以北京鋼鐵學院學生張建旗為首的六七個來自師范大學、航空學院、鋼鐵學院的大學生和附中的學生頭頭，對《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五.一六通知”部分內容的動向進行了熱烈地討論，他們分析來分析去，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中央又要揪什么大人物了，而且還認為周恩來是一個重要目標。

　　原來在這一年5月的早些時候，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的女兒參加大串聯到了上海，她發現了一份國民黨反動派30年代的報紙，上面登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就把這份報紙帶回了北京。

　　所謂《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完全是國民黨反動派在1932年2月18日偽造的謊言，是他們企圖用以制造混亂、瓦解中國共產黨在白區革命力量的一個卑劣陰謀。實際上早在這個偽造的啟事刊登以前兩個多月，周恩來就已經于1931年12月15日到達了中央蘇區瑞金。

　　此事出現后，中共臨時中央曾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澄清事實，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反擊。1932年2月間，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名義發布的一個布告，也明確地寫道：這是一個“冒名啟事”，“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于帝國主義的國民黨徒的造謠誣蔑。”

　　張建旗等人不知道這是一個歷史上早已澄清了的問題。他們分析說，這份啟事是真實的，“伍豪”是周恩來的曾用名，因此，周恩來就是大叛徒。于是，他們就決定炮打周恩來，并成立了一個名叫“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組織。

　　“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到處拉關系，還和《紅旗》雜志的林杰這些人勾結上了。林杰在和他們的談話中發明了3個司令部的謬論，他說：“ 一個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個是劉少奇的司令部;還有一個是周恩來的司令部。”

　　“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受人利用，愈走愈遠，他們先后張貼了許多攻擊周恩來的大字報，散發了很多攻擊周恩來的傳單。其中在師范大學，一些人寫炮打周恩來的大字報，就是林杰親自授意給譚厚蘭，讓他們出面寫的。

　　“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張貼的大字報和散發的傳單主要內容有以下3個方面：

　　1、他們散布說：

　　“周恩來與中央文革有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原則的分歧。”“周恩來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直很不理解的，他對中央文革不滿，和中央文革有矛盾。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滅火器的作用，給中央文革開倒車。”

　　2、他們還散布說：

　　“一年來的軍內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以兩條路線為綱，早已把三軍革與保的陣線分明了。為什么竟有人出自他們資產階級的本能，利用他們尚存的權力，抓住革命小將在前進道路上的缺點、錯誤，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利用軍內小將在‘五.一三’問題上表現的幼稚，大耍手腕，兩面三刀，在全軍內部勾結一些人，扶植和操縱已垮臺的保守勢力，大搞反攻倒算，打擊革命派，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分化瓦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全軍革命造反派的戰友們，回憶著‘五.一三’以后風云突變的血的教訓，還不值得我們千思萬慮嗎?聯想到當前軍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復辟逆流，我們應該不應該思考一下，到底是哪一個人物在黑暗角落里指揮軍內大大小小走卒，妄圖把軍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顛倒過來?親愛的戰友，如此顛倒的歷史，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允許再顛倒下去嗎?不能!萬萬不能!扭轉了的乾坤扭轉過來，恢復其本來的面貌!”

　　3、他們又散布說：

　　(1)、“我們認為，堅定地認為，周恩來是反革命兩面派，是資本主義復辟的總根子，是60年代的武訓。”(2)、“我們決心同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周恩來決一死戰。”(3)、“周恩來步彭真的后塵，炮制了一個沒有正式文件的“二月提綱”，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其保皇派提供了理論根據。”(4)、“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后，中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臺了!周恩來就成為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代表!成為反動勢力向革命勢力一次又一次玩弄陰謀進行反撲的總指揮，他是隱蔽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資產階級司令部中的實力派。他慣于玩弄兩面手法，陽奉陰違，是中國的又一個赫魯曉夫，是埋藏在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周恩來的存在與否，關系到無產階級的勝敗，關系到未來世界究竟屬于誰，關系到無產階級的大旗能否打到底，關系到中國革命和世界的前途。”

　　5月18日，《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為紀念“五.一六通知”發表1周年，聯合發表了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加寫的：

　　“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毛澤東同志近幾年經常說，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

　　5月18日，中聯部在關于中共參加中緬兩黨會談代表團成員組成名單上，列有江青的名字，報告送給周恩來并呈報毛澤東。毛澤東批示道：

　　“江青以不參加為好。”

　　5月25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道：

　　“北京也在分裂為兩大派，打亂架，亂就可以亂出名堂來。”

　　5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編印的《要事匯報》上轉載：據云南省公安廳報告，5月22日晚，17個自稱紅衛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長王少巖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機等物和現款及存折，他們在取款時均被抓獲。參與者都是中學生，其中有6個是北京學生，其余11人，除2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毛澤東看罷此文，批示道：

　　“如不教育好，會成為將來反革命復辟的禍根之一。好在還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數，多數還是較好的。”

　　5月27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轉發重慶第45軍對反對派進行工作情況的報告上，起草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凡屬兩派革命群眾組織互相對立很嚴重的，只要進行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總是可以解決的。對于有群眾的保守組織，甚至反動組織，也要細致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

　　5月29日，毛澤東在外交部干部唐聞生、王海容的來信中作了一個批示。

　　王海容是在北京師范學院畢業后，又到北京外語學院學了8個月的俄語，爾后被調往外交部工作。

　　再說唐聞生、王海容在27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恩來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斗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我們決不能同意‘炮打總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這個提法，這種提法是錯誤的。”

　　毛澤東把這封信批給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在批示中寫道：

　　“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

　　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立即派人查明原委，進行干涉，取走了那份從上海找回來的舊報紙，送給周恩來。她和陳伯達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都與有關人員進行談話，批評了張建旗一伙人。江青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宣布說：

　　“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所謂1932年2月18日‘伍豪等啟事’純屬國民黨反動派的偽造，當年和周總理一塊工作的康生同志已作了最有力的證明。群眾不明真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確有一小撮壞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把斗爭矛頭指向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還成立了‘五一六’兵團的反動組織，這是絕對不能容許的。必須號召廣大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奮起反擊，打退從‘左’右兩個方面來動搖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逆流。”

　　5月29日夜，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并附了有關所謂“啟事”問題的原始材料。他在信中寫道：

　　“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

　　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信和附上的材料后，批示道：

　　“送林彪同志閱后，交文革小組各同志閱存。”

　　可是，張建旗等少數人仍然執迷不悟，后來竟然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干脆連江青也一起炮轟。有人提出江青在歷史上曾經被捕過，而且寫了自首書，是叛徒。又說她在地下黨時期生活放蕩，并且把國民黨反動派報刊雜志上的花邊新聞作為證據拿了出來。還說她在黨內斗爭中是好出風頭，有野心。

　　關于第1個問題，有當事人作證，歷史上也早已作了結論，自然很容易落實。關于第2個問題，中央文革小組向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這份報告上寫道：

　　毛主席、林副主席：

　　呈上江青同志30年代的一封公開信，請批閱。只要拋棄一切封建的偏見，都可以看到，她還是一個20歲左右的青年人時，就已經表現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鋼筋鐵骨，就顯示了共產黨人不畏流言，勇于斗爭的勇氣。和魯迅一樣，江青同志的這封公開信，是討伐封建勢力和黑暗社會的戰斗檄文。但是，國內外一小撮階級敵人，港澳臺的反共勢力卻利用此事，至今造謠、誹謗不休。為此，我們建議將此件在一定范圍內公開，證明江青同志的光明磊落和共產黨人的廣闊胸懷。

　　毛澤東看過報告后，在上面批了一句話：

　　“我就是從此認識江青的性格的。”

　　欲知后來“首都5.16紅衛兵團”能否收斂，毛澤東如何處理?請繼續往下看。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只收工本費200元包郵,淘寶網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東方直心，聯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