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劉、鄧是不是能選上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
話說1967年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在接見赴廣州揪王任重的代表團時,點名批評了陶鑄和王任重,說他們都是執行劉少奇那一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物。
這一天,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組調查員的身份回上海。當天,上海《文匯報》社造反派宣布接管報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宣布接管報社。
1月5日,劉少奇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北京建筑工業學院井岡山紅衛兵總部來信,要我在1月7日4時以前到該院做公開檢查。另有該院八一團紅衛兵來信,也要我到該院做檢查。我是否到該院去做檢查?請主席批示。”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市3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在人民廣場召開了“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批斗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等人,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一月風暴,時稱“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飯的時候,中南海劉少奇家中的電話鈴聲響了。劉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過電話,耳機里傳出了急促的聲音,說:
“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里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劉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個孩子:女兒劉平平,兒子劉源源,女兒劉亭亭,女兒劉瀟瀟。劉平平在劉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詳細問一下,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斷了。就在此時,電話鈴再度響起。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隊打來的,說劉平平騎自行車在六部口附近被1輛汽車撞傷,正在搶救,要求親屬盡快趕往醫院。王光美因為周恩來曾經要求她不得離開中南海,以防不測,所以,王光美就讓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先去醫院看一看。劉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兒子劉源源騎車去了醫院。
過了一會兒,電話鈴又響了,劉亭亭在電話里說,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著是一位醫生的話音,要求家長盡快來醫院。劉少奇一聽,站了起來,跟王光美一起乘著轎車去醫院。他們沒想到一到醫院,立即就被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包圍了。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井岡山”精心設計的惡作劇,他們謊稱劉平平遇上了車禍,引誘王光美上鉤。劉亭亭和劉源源去了以后,沒有見到劉平平,是按照他們的要求給王光美打電話,說劉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們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便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復是:
“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
這樣,劉少奇在警衛們的保護下,登車回了中南海。王光美則被連夜拉到清華大學審問、批斗。
劉少奇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立即給清華大學“井岡山”下了命令:無論如何,明晨5點之前,必須讓王光美回到中南海!
第二天,清華大學“井岡山”印發的“智擒王光美”的傳單,飛向四面八方,成為轟動全國的“爆炸性新聞”。
再說1月6日晚,毛澤東把劉少奇1月5日的請示信批給周恩來,他寫道:
總理:
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澤東
1月7日凌晨,周恩來接見北京建筑工業學院學生代表,制止了他們要劉少奇做檢查的行動。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江青不經過毛澤東同意,也不講任何策略,專門接見了新華社人員,把陶鑄的問題捅向了社會。
1月8日,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說:
“《文匯報》,由左派奪權,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書,可以轉載、廣播。他們內部造反,過幾天可以寫一個綜合報道。這是一個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大革命。這件大事對于整個華東、對于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必將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兩個報紙奪權,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要支持他們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全國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他們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
毛澤東還說:
“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里,有劉、鄧的照片鏡頭,都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8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起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關于陶鑄的情況前邊已經說過,他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后來,他又擔任了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文革小組第一顧問。可是,他卻利用掌管的宣傳大權,在宣傳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時,大登劉、鄧的照片,特別授意偽造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他還采用移花接木的辦法,把陳毅的頭像去掉,換上了鄧小平的頭像,以示鄧小平站在天安門城樓上,仍然是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因此,毛澤東才說了上邊那些話。
毛澤東最后又說:
“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產,這是很大的階級斗爭。”
1月9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文匯報》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并加了一個經過毛澤東審定的編者按語。按語中寫道:
“上海《文匯報》1月5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
1月9日這一天,江青終于選任了一個自己的專職秘書,她這個第一任專職秘書就是閆長貴。她對閆長貴說:
“我完全是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
此后,閻長貴每天在給江青送文件時,都要附上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幾。
據閆長貴后來回憶說:在他給江青當秘書的整整1年中,江青無論是作報告或是發言,從不讓秘書起草講稿,都是她親自擬提綱。所以,秘書從來沒有為她寫過稿子。江青極自負,她不要秘書寫稿子可能是想顯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澤東的影響,不要秘書代勞。
1月10日,江青給毛澤東報送了兩篇新華社電訊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文匯報>、<解放日報>記者評述上海地區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造反組織1967年1月9日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
毛澤東看了這兩個電訊稿,在批示中寫道:
伯達同志和小組同志們:
1、此兩件很好。2、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起草好了以后,開一個較大的會通過發表。
關于反經濟主義的文件不要發了,上海這個《緊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寫一篇解釋文章。
毛澤東
1月10日
于是,陳伯達、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奪權斗爭的賀電草稿,報送給周恩來。
周恩來接到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賀電草稿,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
人民大會堂的小會議廳里,20多個與會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更關心他的老部下陳丕顯,他問道:
“上海是不是把陳丕顯同志打倒了?”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把目光轉向陳伯達,陳伯達吞吞吐吐地說:
“沒,沒有打倒,還在監督工作。監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譚震林又問:
“那上海這么搞,算不算奪權?”
周恩來不滿意陳伯達的回答,接過來說:
“上海已由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賀電寫得很明白。”
“為什么奪陳丕顯的權,他可是紅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譚震林仍然不依不饒。周恩來生氣地說:
“我看你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點也不理解。”
江青解釋說:
“陳丕顯過去的功勞沒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連住房門上的扶手都經常用紅外線消毒,又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不應該靠邊站,接受群眾的批判嗎?”
譚震林聽江青如此說,就更來勁了,說:
“批判批判,難道你們就不應該受批判?現在一切都是你們中央文革小組說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說:
“誰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誰就應該受到批判,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奪他的權。沒有人例外。”
“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資本主義道路了?”
譚震林緊追不放。江青說:
“區別是否走資本主義道路,既有理論上的根據,又有現實中的標準。你到群眾中去看看大字報所揭發的那些觸目驚心的事實,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問題,更不都是走資派,只有階級敵人才混淆是非,攪亂階級陣線。”
譚震林臉紅脖子粗地喊道:
“我還要你來教訓?”
江青也生氣了,說道:
“我是沒有資格教訓你,在你眼里只有論資排輩,等級差別森嚴。但我是共產黨員,我們是平等的。實際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槍真刀的敵人,看不到隱藏很深的敵人;光能革別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這些人應該想一想,我們革命到底為了什么?我們是不是還在繼續革命,還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資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漸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標價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確定的。”
譚震林一聽就要蹦起來,這時工作人員報告說:
“毛主席來了。”
譚震林聽說毛澤東來了,就不再吱聲了。
毛澤東興奮得滿臉放光,大步走進會議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組草擬的賀電,連聲說:
“好,好。”
他又轉向大家,問道:
“對上海的奪權,你們還有什么看法?”
與會者大多都發了言,紛紛表示支持。毛澤東大手一揮,說:
“好。馬上把賀電發出去。”
他又告訴周恩來說:
“結尾的署名應該加上中央文革。”
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聯名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32個革命群眾組織:
你們在1967年1月9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模范。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你們及時地識破和揭露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陰謀,進行了有力的還擊,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斗任務。你們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制定了正確政策。你們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干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
這一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同時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社論中號召說: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1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派團體的賀電。
1月12日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沖入劉少奇的家中,在劉少奇的辦公室里貼上了大字報。
1月13日深夜,毛澤東風聞中南海造反派到劉少奇家中貼大字報,就派秘書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會,他和劉少奇進行了一次談話。兩人一見面,毛澤東第一句話就問:
“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一聽,明白毛澤東還不了解真情,就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個騙局!”
劉少奇落座之后,鄭重地對毛澤東說:
“1、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干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承擔,盡快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2、我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聽罷,沉吟不語,不住地抽煙。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了,勸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要讀黑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還要讀狄德羅的《機械人》。
就這樣,兩人的談話結束了。毛澤東送劉少奇到門口,叮囑他說:
“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劉少奇回到家,對家人說:
“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
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最后一次談話,正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
1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中用黑體字刊出毛澤東所說的一段話:“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評論員文章中還寫道:
“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的這一革命行動,標志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標志著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1月16日這一天,全國最早支持紅衛兵造反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和黑龍江軍區司令員,在毛遠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團聯合總部,宣布奪權。
1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
“我們的干部十幾年來有些人變質了。”“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左派的力量發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萬,再加上學生,就是主力。”“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
“群眾選舉新的干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我們只管監督。”
1月17日,毛澤東會見馬來西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等人。參加會見的是康生、劉寧一。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我們黨內有黨,這點你們過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團和氣,實際上是斗得很厲害。有一部分你們可能知道。例如同高崗、饒漱石、彭德懷的斗爭。關于社會主義教育究竟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針和政策,同劉少奇同志的這個斗爭是從1964年夏天開始的。1965年制定的二十三條就是這場斗爭的結果。”
“王明到現在還不承認錯誤。他在莫斯科寫文章反對我們。他現在還是中央委員。下次代表大會,他恐怕選不上了。劉少奇、鄧小平是不是能選上,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黨內總有左、中、右,那么干凈就不太好。但很危險,可能紅衛兵不同意。”
“沒有這場文化大革命,我們毫無辦法。講了多少年了。雖然我的名聲很大,但他們還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沒有人聽我的話,《人民日報》就不聽我的話。”“廣播電臺和保守派很厲害,所以需要奪權。”“為人民服務,我們黨過去也講了許多。但我有懷疑,有的人到底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
“上海工人已經起來了。1949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歡迎解放軍去接管。現在他們自己起來接管,他們接管了工廠、機關、學校。”“列寧說過:沒有干部,為什么不在革命當中訓練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1月19日,毛澤東召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把各省市區、各大軍區、各軍兵種一把手召集到北京參加學習班,提高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
毛澤東身穿綠軍裝來到京西賓館,一邊往里走,一邊和站在前邊的各地領導者握手問候。他看到身材高大的王恩茂站在人群中,特別顯眼,就走過去,和他握手,他說:
“聽說新疆造反派要打倒你,怎么樣,能打倒嗎?”
王恩茂一時不知該怎么回答,唐突地回答了一句,他說:
“這就看毛主席您的態度了。”
毛澤東邊走邊笑著說:
“我看打不倒。”
他回頭又叮嚀了一句:
“王恩茂打不倒。”
毛澤東想起在北京的街頭上出現了“打倒朱德!炮轟朱德!”的標語。他明確表示說:
“要保護朱德!”
接見結束后,毛澤東召見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了解北京的情況,他說:
“今天找你來,是想問一問北京的情況,武斗制止了沒有?”
傅崇碧說:
“北京的情況有所好轉,但兩派還在打,制止不了。”
毛澤東又問:
“朱德同志的大字報還有沒有?”
傅崇碧答道:
“有,還有人要打倒朱總司令。”
毛澤東說:
“這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澤東是分不開的嘛!”
毛澤東看到傅崇碧手里拿著一卷東西,問道: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剛出的漫畫,今天下午他們才送給我的。”
“給我看看行嗎?”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圖”遞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展開漫畫,看見上面畫了一頂轎子,劉少奇、鄧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轎子的譚震林雙手沾滿鮮血,羅瑞卿口里叼著一把刀子……
“胡來,這是丑化共產黨的!”毛澤東氣憤地說。他側過身子,又對秘書說:“你馬上打電話給陳伯達,告訴他,這個‘百丑圖’是罵我們的,不能搞,不能讓這種丑化我們的東西滿天飛!”
秘書去后,毛澤東繼續問傅崇碧:
“紅衛兵還斗干部嗎?”
“斗得利害。”
“怎么個斗法?”
傅崇碧貓著腰,兩只胳膊向后舉著,學著“噴氣式”的樣子,說道:
“就這樣,有的還在脖子上掛一個牌子,寫上他們的姓名,還打了個叉叉。”
毛澤東皺著眉頭,又問道:
“當年你們打土豪,開斗爭會,也是這個樣子嗎?”
“那個時候沒有搞‘噴氣式’,最多戴一頂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這樣搞,不好!好人搞壞了,病人搞死了。”
傅崇碧把周恩來轉移老干部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聽后說:
“好!總理安排得好!你們做得好!”
1月21日下午,海軍上將陶勇投井自殺身亡。
據李作鵬后來回憶說:“1967年1月21日下午2點30分,陶勇被人發現死在海軍招待所后院花園里的井里。我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派人調查,最后認定是自殺。我們馬上以海軍黨委的名義做出了他是 ‘畏罪自殺’ 的結論,同時上報中央和軍委。這個問題,同樣我和蕭勁光也是一起研究過的,他也是這樣的意見,他說:‘可能是自殺,沒有更為可信的其它證據。’以后這個問題弄得非常復雜,他家里的人斷言是他殺。但是折騰十幾年,把我們抓了以后有關方面繼續調查,也沒有找到他殺的根據嘛。”
1月21日,毛澤東首先發現了山西省軍區政委張日清率先表態支持革命造反派奪權的典型。
原來在1月14日,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決死縱隊”等25個團體組成的以原中共山西省委負責人之一的劉格平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在省軍區負責人支持下,成功地奪取了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權。毛澤東對江青說:
“軍隊應該表示態度了。你看山西就比上海又有創造,軍隊支左是個好典型。”
江青說:
“你再說一遍,我記下來傳達給林彪同志。”
毛澤東說:
“不要你口頭傳達,我親自給他寫兩句話,你給他捎去。”
于是。毛澤東提筆寫道:
林彪同志:
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群眾。
毛澤東
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毛澤東
1967年1月21日
1月21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在《南京軍區黨委關于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的請示報告》中明確批示道:
“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廢。”
1月22日,毛澤東接見參加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與會者們。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發牢騷說:
“戴高帽子,對地富反壞可以戴,對我們幾十年的老干部這樣做,我們想不通。我們犯了什么錯誤?”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說:
“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
毛澤東說:
“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
“軍隊里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就4、5個小時,侮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干什么?決不能過分,過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對群眾不能潑冷水,但要說服。”“張體學、江渭清這些人過去總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錯誤,要給他們改的時間,錯了就批。現在動不動就戴高帽子、搞噴氣式是不好的。”“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對青年人要進行教育。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一沖就行了,一沖不行就兩沖。你們那些苦處,把它當作經驗來對待。”
后來,有人在京西賓館擴大會議上提到軍內要搞“四大”,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陳毅等人立刻跳了起來,他們說:
“黨政機關已經夠亂了,難道還要把軍隊也弄亂嗎?”
葉劍英拍著桌子喊:
“警告想要把軍隊搞亂的野心家,他們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
徐向前也站起來吼道:
“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能允許他們就這樣給毀掉嗎?”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大鬧京西賓館”。
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名發出經過毛澤東批示“照發”的《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中說: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斗爭。”“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
不久,毛澤東又要軍隊承擔“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的任務。
人民解放軍奉命陸續派出280多萬名指戰員,參加“三支、兩軍”工作。
1月23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上海《紅衛戰報》的一篇題目為《贊“革命生產委員會”》的文章。
原來,上海玻璃機械廠在1967年初奪權后,建立起了一個“革命生產委員會”。這個“革命生產委員會”的職責是,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號召,改變奪權后工廠生產無人過問的狀況。
《贊“革命生產委員會”》一文稱贊上海玻璃機械廠的工人造反隊向走資派奪權,成立了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的機構——革命生產委員會,是一個極其偉大的壯舉。
1月24日,中央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將軍隊文革的情況向林彪作了匯報,林彪表示,要向毛澤東報告。
1月25日,林彪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了徐向前昨天匯報的內容,他寫道:
“說到軍隊許多高干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的自殺,有些機關已處于癱瘓狀態,有的處于半癱瘓狀態,此次來京開會的干部,心情都很緊張。”
這一天,徐向前見林彪尚無回音,就又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
“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進行內部的階級斗爭,因之必須要穩當點才好辦事。否則,軍隊不宜控制,指揮失靈,副作用即會更大了。”
林彪當即召集徐向前、陳伯達、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開會,商議并擬出了關于軍隊文革的7條規定:1、軍隊一切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2、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3、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4、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游街、罰跪等。5、今后一律不許沖擊軍事領導機關。6、軍隊內的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準沖擊。7、不準串聯。
林彪當天即將7條規定報送毛澤東。
1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目為:《山西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社論中稱贊領導奪權的原山西省委領導人和省軍區負責人支持奪權斗爭,“為全國革命領導干部作出了好的榜樣。”并刊登了“山西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第一號通告》,通告中說:“自即日起,接管原山西省委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領導權。”
1月25日,“貴州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發出通告,宣布說:
“一切權力歸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
欲知其它省份的奪權情況如何?請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從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奪權開始,到1月8日毛澤東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談話支持上海造反派奪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的奪權階段。在這個時期,雖然還有紅衛兵卷入其中,但他們已經不是運動的主力了,因為在這一時期之前,許多產業工人和機關干部都已經卷入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成立了各種造反派組織,他們已經取代紅衛兵成了運動的主力軍。同時,在這一時期造反派內部也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造反派逐漸發生分裂和改組,兩派或者幾派之間,都各自標榜自己是左派,是造反派。軍隊內部的文革也出現了派別之爭。于是派性斗爭日益加劇,對立面之間的武斗也不斷升級,終于導致了在奪權斗爭中出現的大混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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