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要搞學術批判,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不然,要出修正主義。將來
的修正主義就是這些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但他們
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反對唯物論,這是一場廣泛的階級斗爭。”
話說1966年1月12日,毛澤東給章士釗寫了一封信。
原來,毛澤東在1965年8月第2次閱讀完章士釗的巨著《柳文指要》后,他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寫了一段話,對柳宗元和韓愈共同發起的古文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他寫道:“這一‘新興文運’,使大言小言,各適其域。工也,農也,商也,學也,兵也,其中多數人,皆能參與文事之列。經濟有變化,反映經濟之政教,亦將有變化,文事亦將有變化。一成不變之事,將不可能!”爾后,毛澤東又將此書交由康生閱讀。
毛澤東在12日給章士釗的信中寫道:
“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妥當,請酌定。”
他還在這封信中又加了附注:
“附件兩紙,另康生同志來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澤東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動地帶信封一起轉給章士釗??瞪谛欧馍蠈懙氖牵?ldquo;請交主席 康生寄”。毛澤東把“主席”二字勾去,親筆在旁邊寫上“章行嚴先生閱”。
康生是在1965年12月底讀完《柳文指要》的,他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
“85歲的老先生有精力作此百萬巨著,實非易事。我讀完之后,覺得主席8月5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鮮引人入勝之處。此書也有缺點,如著者不能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柳文,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階級分析,對社會進化,以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成進化必然之理’等等。對于一個沒有研究馬列主義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
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化名為“思彤”的《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一文,首次公開提到《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提到了廬山會議。
1月15日,戚本禹撰寫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一文。與此同時,關鋒也撰寫了《<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一文。這兩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傳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3報3刊負責人會議,他在講話中說:
“根據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報3刊的學術批判管起來,稿件和版面要審查,《紅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罷官》問題,尤其是批《海瑞罷官》的所謂‘要害’問題,要著重討論歷史人物評價、歷史劇、道德繼承等問題。”
這樣一來,戚本禹、關鋒的兩篇文章,自然就被壓下了。戚本禹幾次打電話給許立群,詢問他的文章何時發表?許立群說:“‘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
戚本禹、關鋒又越過許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樣送給了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彭真。彭真讓他的秘書給他們打電話說: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1966年1月,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說蘇共將在4月間召開“二十三大”。此時,毛澤東不在北京,劉少奇、鄧小平在討論后尚無定見。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澤東匯報,要先聽聽毛澤東的意見。
彭真奉命向毛澤東匯報后,毛澤東給他講了蘇共新領導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義表現,最后說:
“參加不參加還有時間考慮。”
彭真回到北京,向劉少奇報告了毛澤東的意見。于是,劉少奇在北京召開一個小會,專門討論這個問題,與會者一致意見,不參加。劉少奇據此起草了一份電報,傳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沒有回音。
劉少奇又在北京召開一個小型會議,討論此事。彭真說:
“可以考慮從另一個角度,再提出一個方案,供主席參考。”
他提出的另一個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請,我們接受,這是個禮節問題。2、朝、越兩黨會去參加,我黨不宜同他們距離過大。”
彭真這個理由被多數人否定后,劉少奇說:
“上次會議已有定論,并且已報毛主席。現在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議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見。”
會后,劉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個電報給毛澤東,結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動筆起草了一個報告,由中央辦公廳用電話傳給毛澤東,毛澤東仍然沒有回音。
1月21日,是農歷年的大年初一。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罷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轎車來到蘇州給林彪拜年。她準備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林彪果然同意了。
葉群給在北京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打了一個電話。此時,總政主任蕭華身體不好,總政日常工作由劉志堅負責。葉群向劉志堅傳達了林彪的指示,她說:
“江青同志要找幾個部隊搞文藝工作的管文藝工作的同志,談談部隊文藝工作問題。參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個人,去幾個什么人,你和蕭華商量一下,把名單報給林辦。最好蕭華去參加。”
劉志堅向蕭華作了匯報,蕭華說:
“我事情多,身體又不好,文藝方面的情況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傳文化的,了解情況,還是你去吧。”
蕭華和劉志堅初步商定了參加人員名單,又經過總政黨委討論同意,就算定下來了。
1966年2月2日,劉志堅一行6人乘飛機直抵上海,住進了部隊開設的延安飯店。這天下午,已經先期到達上海的江青,給劉志堅等人送來了座談會必讀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寫給評劇院的信》、《毛主席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毛主席對文藝界的兩次重要批示》。
不久,張春橋來到延安飯店看望劉志堅。劉志堅和張春橋曾在1963年由中蘇友協派出參加蘇聯十月革命節,為中國代表團的正、副團長。
劉志堅在張春橋的陪同下,來到華山路丁香花園江青的住處。江青滿面笑容地迎接劉志堅,她說:
“哦,終于把解放軍這座‘尊神’請來了!我的處境很困難,所以我去蘇州求助于林總?,F在,林總終于給了我支持!”
劉志堅打開公文包,拿出一份電話記錄。這是葉群打的電話,傳達林彪的一段講話,劉志堅很仔細地作了記錄,上面寫著:
“江青同志昨天到蘇州來,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后部隊關于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么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系,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能滿足現狀,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興,她說:
“志堅同志,聽主席說,你是劫法場出來的,我要很好的向你們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學習。聽說你過去寫過詩,寫過不少文章,在文藝方面也是內行。”
雙方客氣一番之后,江青又說:
“請你們來,不是開什么會,主要是看電影,在看電影中講一點意見。”
下午5時,江青在張春前、劉志堅陪同下,來到錦江飯店小禮堂和來自北京的其他幾個人見了面。
參加這次座談會的除了劉志堅外,還有總政文化部部長謝鏜忠、副部長陳亞丁、總政宣傳部部長李曼村及兩名工作人員:秘書劉景濤、《星火燎原》編輯黎明。包括江青在內總共7人。
江青說,在座談會期間,不準記錄,不準外傳。她還問:又沒有人帶竊聽器呀?江青說起發給大家的毛澤東關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說:
“盡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確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仍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著?,F在,該是徹底扭轉這種‘歷史的顛倒’的時候了。”
晚上,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與張春橋一起,以東道主身份,宴請江青、劉志堅一行人。
晚飯后,江青在錦江飯店小禮堂請劉志堅等人看電影《逆風千里》,座談會就這樣開始了。
此后,眾人總共看了30多部電影和3場戲。張春橋有時也來看。陳伯達到上海后,也陪著看了幾部電影。江青一邊看,一邊說一些意見。
2月3日,彭真作為文化革命5人小組組長,召集副組長陸定一和成員康生、周揚、吳冷西開會。主要議題是關于對《海瑞罷官》的討論問題。
彭真說:
“要把這場討論置于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在此后一連兩天的會議上,與會者發表了各自的意見。康生在會議上說:
“批判《海瑞罷官》的討論,不要僅僅限制在學術的范圍內,要和現實的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結合起來。”
最后,彭真將會議記錄拿給康生看,康生提議說:
“要把每個人的發言寫上名字公布出來。”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領導小組的名義,起草了一個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組向中央提出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在這個已經形成文件的匯報提綱里,并沒有反映出他的意見,而其重點部分還有這樣一句話:“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匯報了“二月提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表示同意這個提綱中的意見,即在討論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他們先后在文件上簽上了自己名,還提出要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組去武昌向毛澤東匯報。
2月7日,《人民日報》以《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為題,介紹了河南省蘭考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先進事跡,號召廣大干部向焦裕祿學習。
焦裕祿的先進事跡和無私奉獻的精神在干部和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干部以焦裕祿為榜樣,檢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風、方法及學習狀況,提高了思想覺悟,改變了領導作風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還有許立群、胡繩等人,飛抵武昌,帶著《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即“二月提綱”,到毛澤東的住處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見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已經簽字同意,就沒有明確表示自己的意見,只是問道:
“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
彭真提出對“左”派整風的問題,毛澤東不同意,他說:
“這樣的問題,3年以后再說。”
他還說:
“何明的文章我看過,我是喜歡的。對郭老、范老要保護,不要批評。吳晗可以照樣當他的副市長,他就不緊張了。這樣討論可以放心了吧!”
毛澤東所說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報》發表的關鋒化名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別真偽》一文,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澤東在武昌對林彪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說要在離武漢后,先去蘇州跟林彪當面講清楚。
這一天,毛澤東從武昌回到了杭州。
2月9日,毛澤東要江青速到杭州見他。江青就對劉志堅說,她有事,座談會暫停數日。于是,劉志堅和李曼村飛回了北京,向蕭華匯報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這一天,江青來到杭州后,毛澤東告訴她說,彭真的5人小組已經搞了一個“二月提綱”,他既沒有表示同意,也違心地沒有正面表示反對。
2月12日,劉少奇、鄧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正式批轉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綱”,下發到全黨,貫徹執行。
“二月提綱”的產生和發出,進一步加深了毛澤東對劉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滿。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繼續進行。
2月19日,江青主持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結束,江青要劉志丹等人寫一個材料。爾后她對劉志堅說:
“沒有什么可說的了,我有事,暫告一段落,你們可以回去了。”
劉志堅等人回到住處,一邊討論,一邊根據江青和劉志堅的8次談話,4次集體座談,由陳亞丁整理出有關記錄及有關回憶材料。爾后再由黎明記錄,陳亞丁修改,寫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匯報提綱》。
2月20日晚,劉志堅要上海警備區將《匯報提綱》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劉志堅將《匯報提綱》送給江青一份。
2月22日,劉志堅一行6人離滬飛往濟南,向在濟南的林彪作了匯報。林彪聽了匯報,說:
“這個材料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會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對頭,路線正確,回去后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
2月23日,劉志堅一行剛到北京下了飛機,就接到江青的秘書從上海打來的電話,秘書說:
“江青同志看了你們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現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江青同志已將此事報告了主席,主席要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修改,請你立即派人來上海,一起參加修改。”
劉志堅向蕭華作了匯報,決定由熟悉材料的陳亞丁去上海參與修改。陳亞丁到上海見了江青才知道,是因為那份《匯報提綱》太簡單、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匯報提綱》的過程中,陳伯達提了2條建議,他說:
“17年文藝黑線專政的問題,這很重要。但只是這樣提,沒頭沒尾。要講清楚這條文藝黑線的來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黨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繼續。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才能更好地認清解放后17年的文藝黑線,這條黑線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了。
還要講一段文藝方面的成績。江青同志親自領導的戲劇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紅色娘子軍》、交響樂《沙家浜》等,這些真正是我們無產階級的東西。這些都要寫一下。這樣,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高興地說:
“伯達同志的意思很好,幫助我們提高了,擊中了要害,很厲害。”
自此,眾人將《匯報提綱》原稿反反復復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萬多,最后定名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
此后,江青將《座談會紀要》送交毛澤東審閱。
1966年3月間,毛澤東對《座談會紀要》作了3次修改,親筆改動了11處。其中,他在“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句:“摘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
毛澤東還加上了這樣一段文字:
“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毛主席說,他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占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1962年十中全會做出要在全國進行階級斗爭這個決定之后,文化方面的興無滅資的斗爭也就一步一步地開展起來了。”
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羅瑞卿的會議。會議對羅瑞卿的批判逐漸升級,說他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在3月18日,羅瑞卿感到強加給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辯,決定以死表白心跡,便跳樓自殺??墒菤v史多情,很僥幸,他并沒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這次會議一直開到4月8日才結束。
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波及到了北京。
此時的毛澤東正在住處辦公,護士長吳旭君慌忙跑進來,一邊喊:“地震了!地震了!”一邊攙起毛澤東就往屋外走。剛走到問口,毛澤東又返回去,抓起案頭上的一個牛皮紙袋夾在腋下,隨著吳旭君走出屋外。吳旭君問: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東西你不拿,為什么就拿這包紙啊?”
毛澤東回頭瞥了一下辦公室,說道:
“那些東西都不是我的,我身無長物,只有這些自己寫的詩稿屬于我。我是無產階級,一無所有啊。”
吳旭君說:
“主席并不是一無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筆多么大的精神財富啊!”
毛澤東正在考慮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災區群眾的損失會有多大?似乎沒有聽見吳旭君的話,在院子里一塊草坪上坐了下來。吳旭君見毛澤東面色凝重,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議說:
“主席,講個故事吧。”
毛澤東哪兒有心情講故事,瞅了她一眼,說:
“平時我給你們講過許多故事了,今天你給我講一個,好不好?”
吳旭君想了想,決定講一個笑話,讓老頭兒開開心。她說:
“那是上海剛解放的時候,我是上海人,當時還小,親眼見到解放軍進城睡在馬路上。有一次,一位戰士為班上做飯,準備吃米飯,要淘米呀?剛進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見一個抽水馬桶。那位戰士覺得是一個又大又干凈的瓷缸,便把米倒進去淘起來了,結果一抽水米被沖走了。戰士很奇怪,便高聲喊叫起來:你們快來看哪,這個缸子還會吃米呢!”
吳旭君講完,自己先笑了起來,她以為毛澤東也一定會哈哈大笑,可毛澤東不但沒有笑,反而背過去身子,沉默不語。她就問:
“主席,我講的不好嗎?”
毛澤東低沉地說:
“你看不起我啊!你諷刺我啊!我們是土包子,你們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連抽水馬桶都不認得喲!可是,我們土包子打下了天下,無產階級坐天下。難道這不是真理嗎?”
吳旭君的臉騰地一下就紅了,想不到老頭兒如此叫真兒,自己的目的沒有達到,反惹得他這樣不高興,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澤東得到了邢臺地區發生強震的報告,他立即指示周恩來組織人力物力大力開展救災工作。周恩來親臨災區,慰問受災群眾,指導救災工作。
邢臺地區此次強震使30個人民公社、34萬人受災。
3月10日,劉志堅、陳亞丁接到通知再度來到上海,江青讓他們看了毛澤東對《紀要》修改。于是,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劉志堅、陳亞丁等人又對《紀要》進行了修改。
此時還發生了一個“電話事件”,就是上海的張春橋派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楊永直,到北京與許立群、胡繩談話,詢問“二月提綱”中所說的“學閥”是指誰?另外還提出了其它一些問題。
3月11日,在楊永直返滬之前,許立群在電話里轉告了彭真的答復:
許:楊永直問,你那個學閥有沒有具體對象?指的是誰?
彭:學閥沒有具體指什么人,是阿Q,誰頭上有疤就是誰,誰像就是誰!”
許:楊永直問,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
彭: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里去了?
張春橋通過江青,迅速地將電話內容轉告給毛澤東。
3月12日,毛澤東給劉少奇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少奇同志:
3月11日信收到。小計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農業機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參觀那里自力更生辦機械化的試點,這個意見很好。建議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7天至10天時間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個5、7、10年計劃的初步草案,醞釀幾個月,然后在大約今年八九月間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才有可議。若事前無準備,那時議也恐怕議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區自力更生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對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區有所幫助,也要由地方出錢購買,也要中央確有原材料儲備可以出售的條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則推遲時間,幾年后再說。為此,原材料(鋼鐵),工作母機,農業機械,凡國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國家計劃遠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額內,準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讓地方購買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積極性是調動不起來的。為了農業機械化,多產農林牧副漁等產品,要為地方爭一部分機械制造權。所謂一部分機械制造權,就是大超額分成權,小超額不在內。一切統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又此事應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否則地方有條件也不會熱心去做。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則雖有槍炮,無所用之。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無糧棉油等儲備,仰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一遇戰爭,困難更大。而局部地區的荒年,無論哪一個省內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幾個省合起來來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三則更加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于擴大再生產著想。所以,農業機械化,要同這幾方面聯系起來,才能動員群眾,為較快地但是穩步地實現此種計劃而奮斗。蘇聯的農業政策,歷來就有錯誤,竭澤而漁,脫離群眾,以致造成現在的困境,主要是長期陷在單純再生產坑內,一遇荒年,連單純再生產也保不住。我們也有過幾年竭澤而漁(高征購)和很多地區荒年保不住單純再生產的經驗,總應該引以為戒吧。現在雖然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最好地同時為國家的辦法,還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老話)的口號,究竟能否持久地認真地實行,我看還是一個問題,要待將來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夠解決。蘇聯的農業不是基本上機械化了嗎?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幾點意見,是否可行,請予酌定。又小計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計委負責人,林是成員——筆者注)二同志去為宜。如果讓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也派人去的話,似以管農業書記一人、計委一人去為宜??偣惨仓挥写蠹s70人左右去到那里開一個7天至10天的現場會。是否可行,亦請斟酌。
毛澤東
3月15日,江青將再次修改后的《座談會紀要》送給毛澤東。
3月17日晨,毛澤東在《座談會紀要》的標題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個字,這樣就變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他還在《座談會紀要》上的批示中寫道:
“此件看了2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
3月17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劉莊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劉少奇、周恩來、彭真、康生、陳伯達和吳冷西,還有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鄧小平以在西北視察三線“交通不便”為由,請假不參加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說:
“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什么其它問題也可以談。”
對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主張不去參加。他在大家都發表了意見后,明確地說道:
“去參加是一個重大步驟,不去參加也是一個重大步驟,都關系我們對中蘇關系采取什么方針。依我看,我們不能去。如果去參加,那就同中間狀態的黨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要使人家不動搖,首先自己不要動搖。我們不去,旗幟鮮明,不拖泥帶水。”
3月18日,在談到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時,毛澤東說:
“最高最活,不要那樣提。也不要講頂峰。”
在討論其它問題時,毛澤東插話說: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么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
“我的意見,還要打倒什么翦伯贊呀,侯外廬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帝王將相派。”
3月19日,江青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陳亞丁為她起草了一封給林彪的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根據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請劉志堅等4位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了座談。座談后,他們整理了座談紀要送給你和軍委其他同志,也送給我一份。我看了覺得座談會紀要整理得不夠完整,不夠確切。因此請春橋、亞丁兩位同志座談修改,然后送主席審閱。主席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請伯達同志參加,再作充實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請伯達、志堅、春橋、亞丁4位同志一起討論修改后,又送主席審閱,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2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19日,我又請志堅、春橋、鏜忠、曼村、亞丁5位同志一起座談,大家一致同意這一紀要。現將座談紀要送上,請審批。
此致
敬禮!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插話說:
“學術界、教育界的問題,過去我們是蒙在鼓里的,許多事情我們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是區別于買辦資產階級的。這種區別是很靈的,把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同買辦資產階級等同起來是不對的?,F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出身的人壟斷了。現在要搞學術批判,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不然將來要搞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但他們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反對唯物論,這是一場廣泛的階級斗爭。現在全國28個省市中,有15個省市開展了這場斗爭,還有13個省市未動。
對知識分子包下來有好處,也有壞處,這些人實際上講是一批國民黨員。北京有個《前線》刊物,實際上是吳晗、鄧拓、廖沫沙他們辦的,有個“三家村”就是他們辦的。廖沫沙是為《李慧娘》捧過場的,提倡過“有鬼無害論”。階級斗爭是很尖銳、很廣泛的,請各大區注意一下,學校、報紙、出版、文藝、電影、戲劇各方面都要管。”
“文藝界、醫務界下鄉好。中等學校有兩種辦法,一種是開展批評,一種是下鄉勞動、半工半讀,搞四清。文科生統統到鄉下去。盡讀古人書不行,要接觸實際。學文學的,要學寫作,寫詩,寫小說,不從寫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寫就行,以后以寫為主。
我們部隊的人,那些將軍、師長,什么堯舜黃帝都不知道,孫子兵法也沒有學過,不一樣打仗?
再一個,我們的政策是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們冒出來。就像戚本禹批判羅爾綱。戚是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羅是教授。不要怕觸犯他們。現在是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學問多的?,F在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那些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這個問題很大。”
這一天,毛澤東在擴大會議結束前,還在一個小型會議上批評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登過不少烏七八糟的東西,提倡鬼戲,捧海瑞,犯了錯誤。我過去批評你們不搞理論,從報紙創辦時起就批評,批評過多次。我說過我學蔣介石,他不看中央日報,我也不看《人民日報》,因為沒有什么看頭。你們的《學術研究》是我逼出來的。
我看你是半個馬克思主義,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斷進步,否則要垮臺。批評你是希望你進步。我對一些沒有希望的人,從來不批評。
你們的編輯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壞東西,沒有馬克思主義,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馬克思主義。
不犯錯誤的報紙是沒有的。《人民日報》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赡芤院筮€會犯錯誤,說從此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在于錯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報》還是有進步,現在比過去好,我經常看。但要不斷進步。”
吳冷西從會議廳出來,對周恩來說:
“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
周恩來說:
“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吳冷西回到西泠飯店,又和彭真講了此事,彭真也說:
“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
吳冷西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了。
3月21日,毛澤東對醫務工作者說:
“應該加強醫務人員的馬列主義學習,并用以指導業務工作。既然軍事上證明了所謂弱者可以打敗強者,沒有念過書或念過很少書的可以打敗黃埔畢業生、陸軍大學畢業生,醫務界為什么是例外?醫學院校也要加強馬列主義課程,好多畢業生就是不懂馬列主義。消滅釘螺的辦法還不是群眾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寫的那首詩內有‘華佗無奈小蟲何’,今后醫學界要大力系統地宣傳馬列主義,醫務人員都要下去。”
毛澤東開完杭州中央工作會議后,沒有立即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是到了武漢。
欲知毛澤東此后有何重大舉措?請看下一章詳述。
東方翁曰:關于中共中央是否參加蘇共23大的事,斯諾在他的《我同毛澤東談了話》的報道中,是這樣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黨正沿著(蘇聯)修正主義道路走向資本主義,正在出現一個新的特權階層,一個掌權的官僚階層,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吏階層。第二個問題是同第一個問題密切聯系的,即劉少奇妄圖提出以妥協來解決中蘇之間的僵局的問題。從1965年起,美國對北越的進攻,出現了把戰爭擴大到中國的危險。劉要派一個中國代表團參加1966年召開的蘇共23大,目的是恢復中蘇聯盟。”盡管斯諾的這些話是一家之言,畢竟還不失為一個旁觀者所提供的研究中共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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