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黨員我有開會權。作為公民我有發言權。這里有兩個人，

　　現在，你們一個不讓我來參加會議，一個不讓我講話。”

　　話說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奪權斗爭報告的同時，發出了《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斗爭問題的指示》，指示中說：

　　“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斗爭。”

　　1964年11月5日，周恩來、賀龍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飛抵莫斯科，參加蘇聯慶祝十月革命節47周年的慶典，希望借此機會溝通雙方的關系，實現雙邊關系正常化。

　　11月7日晚，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蘇方國慶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到周恩來面前說：

　　“不要在政治上耍魔術，不要讓任何的毛澤東、任何的赫魯曉夫再妨礙我們。”

　　周恩來聞言吃了一驚，他正色說道：

　　“你胡說什么!”

　　說罷轉身離去。馬利諾夫斯基在后面仍然沖著周恩來說：

　　“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搞下臺了。”

　　馬利諾夫斯基見周恩來不理睬他，就又到賀龍面前糾纏，大罵斯大林和毛澤東，被賀龍頂了回去。崔可夫元帥說：

　　“我們并不這樣看!”

　　賀龍立即將這一情況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決定：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立即退場，以示抗議。

　　第二天，周恩來看到美國、法國、英國的通訊社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這里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周恩來看罷，不由得大吃一驚。

　　這一天，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安得羅波夫和葛羅米柯、波德戈爾內到中國代表團駐地回拜周恩來，周恩來和他們一見面，忍不住氣憤地質問勃烈日涅夫說：

　　“蘇共歡迎我們來的目的之一，是不是你們要當眾向我們挑釁，是不是期待中國黨也撤換毛澤東的領導?”

　　勃烈日涅夫見周恩來臉色鐵青，就解釋說：

　　“馬利諾夫斯基純屬胡說。這件事我們是事后得知的，都感到不安和憤怒。馬利諾夫斯基不是主席團成員，屬酒后失言，翻譯也有錯，不代表蘇共中央，他已受到中央委員會的譴責。現在，我們向中國同志道歉。”

　　周恩來說：

　　“吃酒后胡說八道，這是不能作為解釋的，我們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酒后吐真言。存在決定意識，思想里總有這個根苗，他才說出這個話來。這不是簡單的偶然的個人行為，而是反映蘇聯領導中仍然有人繼續赫魯曉夫那一套，即對中國進行顛覆活動，以老子黨自居的傾向依然存在。當眾對中國黨政代表團侮辱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是連赫魯曉夫也未曾用過的惡劣手段。”

　　勃烈日涅夫急忙說：

　　“我們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向你們道歉，這是比馬利諾夫斯基的道歉還要高級的道歉。”

　　波德戈爾內也說：

　　“我們和馬利諾夫斯基劃清界限。”

　　周恩來說：

　　“美國、法國、英國的通訊社都在今天從莫斯科發出消息，說這里的權威人士說，蘇共已和中共達成協議，要毛澤東下臺，由周恩來當中共中央主席。難道這也是偶然的巧合?如果不是蘇聯領導人中有這種思想，馬利諾夫斯基敢于胡說八道?”

　　勃烈日涅夫說：

　　“馬利諾夫斯基是胡說，我們已經道歉，這個問題已經結束。”

　　周恩來說：

　　“問題沒有結束，我們還要研究，要報告中央。”

　　勃烈日涅夫無可奈何地說：

　　“那當然，那當然。”

　　11月9日，中蘇會談一開始，周恩來就直截了當地說：

　　“中國代表團愿意與蘇共新領導進行接觸，了解情況，尋求中蘇團結反帝新途徑。”

　　勃烈日涅夫說：

　　“我們積累的問題很多，今天只是提出一些問題，首先建議開始討論停止公開論戰，并圍繞這個問題尋找其它步驟。”

　　周恩來心想，中蘇公開論戰是赫魯曉夫挑起來的，對中共進行了那么多攻擊，今天勃烈日涅夫對赫魯曉夫被解職的原因避而不談，卻提出討論停止公開論戰。他決定轉換話題，用召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會議的問題，試探一下蘇聯新領導與赫魯曉夫有何必區別。結果雙方圍繞這個話題糾纏了許久，不歡而散。

　　周恩來得出結論說：

　　“現在情況弄清楚了，雖然蘇聯新領導解除了赫魯曉夫的職務，但是他們仍然是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即他們要當老子，別人只能當兒子。關于解除赫魯曉夫職務的問題，也不會給我們講什么了。我們留在此地已無益，但對他們的意見還應做個正式答復。”

　　此后，周恩來與羅馬尼亞、波蘭、越南代表團交換了意見，一直認為，通過幾天的接觸，發現蘇聯的情況比原來預計的更壞，現領導軟弱，內部混亂動蕩，各方面的壓力大，這是原來沒有想到的。

　　再說1964年11月9日，高等教育部將毛澤東7月5日與侄兒毛遠新關于中國教育問題的談話內容，整理成《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轉發全國各地。從此，毛遠新聞名全國。

　　11月11日，周恩來率代表團前往克里姆林宮，與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揚進行第2次會談。勃烈日涅夫又提出停止公開論戰的意見，周恩來斷然拒絕了。他說：

　　“我們認為，在你們還是繼續執行赫魯曉夫的路線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分歧基本上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

　　勃烈日涅夫惱羞成怒，厲聲問道：

　　“你們對停止公開論戰的意見到底持何態度?”

　　周恩來平靜地說：

　　“在赫魯曉夫被解職，各兄弟黨、兄弟國家派代表來蘇聯祝賀節日的新氣氛下，進行接觸，了解情況，交換意見，看看可否找到團結反帝的新途徑，這就是我們的全盤計劃。

　　現在情況清楚了，既然你們同赫魯曉夫毫無差別，共同愿望就很難找出來了。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使新氣氛也沒有了。我現在正式表示幾點意見：

　　第1點，在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賀詞和我的書面祝詞中所表示的愿望，我們堅持不變。第2點，你們黨所設想的兄弟黨國際會議，即要在12月15日召開的非法會議，我們決不參加。如果你們要開，你們有你們的自由。不過，我們要奉勸你們，不要走絕路，要懸崖勒馬。第3點，在你們繼續執行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中蘇兩黨、各兄弟黨的原則分歧基本解決前，談不到停止公開論戰。”

　　周恩來表明了原則立場之后，又說：

　　“盡管如此，我們對兄弟黨的門還是開著的。按照1960年聲明中兄弟黨關系的準則，創造新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來確定共同愿望的辦法還是有的，這就需要共同努力。如果仍然堅持赫魯曉夫那一套不變，這種可能就不存在了。”

　　勃烈日涅夫說：

　　“很遺憾，這一次是你們破壞了我們的高級會談。”

　　周恩來說：

　　“第一，米高揚說你們和赫魯曉夫在中蘇分歧上完全一致，那就沒什么好談了。第二，你們堅持召開7月30日通知要開的會議，就是堅持老子黨的態度不變。第三，馬利諾夫斯基的挑釁，把談判氣氛也破壞了。”

　　11月12日，中蘇雙方進行最后一次會談，按預定日程，由勃烈日涅夫介紹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出乎周恩來的意料，勃烈日涅夫依然說赫魯曉夫是出于身體健康的原因，沒有說出什么新內容。勃烈日涅夫還說：

　　“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通過的路線和綱領都是正確的，不可動搖的。”

　　“我們建議，只要你們方面準備好，我們就舉行兩國高級會談，以便就一系列問題交換意見，恢復蘇共和中共、蘇聯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的信任，加強相互之間的團結。”

　　周恩來說：

　　“我們將會把你們的意見報告中共中央。這次我們沒有能夠更廣泛地討論問題，但是正如我們昨天說過的，我們的門是敞開著的。為了使我們兩黨協商的門開著，為了能夠創造良好的氣氛，尋求新的途徑，建立團結共同對敵的愿望，我希望不要在創造新的氣氛中又來一個障礙。”

　　11月13日，周恩來、賀龍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離開蘇聯回國，這是他最后一次訪問蘇聯。柯西金與周恩來同乘一輛車，到機場為中國代表團送行。他對周恩來說：

　　“我們和赫魯曉夫還是有些不同，不然為什么要解除他的職務呢?”

　　周恩來略帶嘲諷地說：

　　“請問，你們的區別何在?”

　　“這個……”

　　柯西金似有難言之隱。周恩來見他如此，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

　　周恩來等人乘坐的飛機在北京東郊機場降落后，毛澤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鄧小平等領導人和在京的全體政治委員到機場迎接，并留下了一張流傳極廣的照片。這張照片表明，中蘇兩黨兩國關系徹底破裂了。

　　11月中，毛澤東在華東地區視察時說：

　　“要爭取快一點把后方建設起來。打起仗來，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糧食和棉花都要儲備一點，要自己搞點鋼，制造武器。要修工事、設防，多挖防空洞。”

　　11月21日，《紅旗》雜志發表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為中蘇論戰畫上了句號。

　　1964年11月，《紅燈記》劇組經過1年多緊鑼密鼓的排演和反復修改，終于成功了，林默涵邀請周恩來觀看后，周恩來加以肯定。后來江青也看了，她也表示滿意。

　　《紅燈記》劇組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給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演出，還邀請了滬劇團的導演和主要演員進京觀看。毛澤東看后非常高興，他在接見演員時，還與愛華滬劇團的導演及演員親切握手。

　　1964年12月2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詞稿承您看了，改了，并送《詩刊》(現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學》)，這是對我極大的鼓勵，非常感激。康生同志告，您說詞句有些晦澀，我完全同意，并一定努力改進。3首詞結句的修改對我是很大的教育。”

　　原來，胡喬木自長期休養以來，無所事事，他于1964年10月突然對舊體詩詞產生了興趣，在寫下了第一首《六州歌頭.國慶》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據他自己說：“試寫舊體詩詞，坦白地說，是出于一時的風尚”。這一時代的“風尚”，自然是來自于毛澤東。

　　胡喬木把他最初所寫的16首詞，抄呈給毛澤東，要毛澤東為他修改一下。此時的毛澤東，盡管已經在關于四清運動的性質問題上，與劉少奇開始了正面交鋒，但他還是忙里偷閑為胡喬木作了一些修改。

　　自此以后，與毛澤東久違了的胡喬木，又重新和毛澤東恢復了“熱線”聯系，他先后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頻頻致函毛澤東，談論改詩詞的問題。這是他自請長期病假以來，從未有過的與毛澤東的頻繁聯系：詞稿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改后送回;胡喬木再改，再送;毛澤東又改后發還;胡喬木又改，又送;毛澤東還改……

　　就在這樣如此循環往復的詩詞修改過程中，有一個人看不下去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江青。江青毫不客氣地對胡喬木說：

　　“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后不要再送詩詞給主席，干擾他的工作!”

　　江青的話，無疑是對胡喬木澆了一盆冷水，使這位被毛澤東曾經稱之為“一介書生”的胡喬木大為惱火，以至于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如此的填詞改詞，說明胡喬木頭腦清醒，精力充沛，已經具備了寫作的條件了，完全可以回到毛澤東身邊的秘書崗位上了。這一明顯的信息，毛澤東不可能不明白。后來胡喬木的《詞十六首》又在1965年元旦同時刊登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這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顯然是胡喬木重返政治核心的信號。可是，胡喬木卻始終也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再一次召喚。其中的原因，胡喬木肯定是心知肚明。讀者諸君看了本傳前后敘述的諸多故事，自然也是不難明白的。當然，胡喬木在多少年后，又一次時來運轉，那倒是毛澤東不曾料到的事情了。

　　盡管如此，胡喬木后來在談到他的《詞十六首》時，還是說：“都是在毛澤東同志的鼓勵和支持下寫出來，經過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發表的。我對毛澤東同志的感激，難以言表。經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顯出自己在詩藝上的幼稚。”此是后話。

　　再說1964年12月5日，毛澤東在謝富治的蹲點報告上作了批示。

　　原來，謝富治在11月15日寫了一份題目為《沈陽冶煉廠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種種》的蹲點報告。他在報告中說，該廠存在4個嚴重問題，并列舉了“資本主義經營管理方法的八種表現”，諸如“獎金掛帥，物質刺激”，“科學試驗，為名為利”等等。

　　毛澤東在謝富治這個報告中提到的該廠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根子“和來自上邊的影響也不無關系”這句話后面，批注道：

　　“不是不無關系，而是主要根源。”

　　毛澤東又在批示中寫道：

　　“此件是否可以轉發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領導同志看看，請酌定。”

　　“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還更多些?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這樣做，必須派政治上很強的工作隊分期分批去做。謝富治同志這個報告很可一看。”

　　1964年冬，林克到河北新城縣參加農村“四清”工作，臨行前，毛澤東對他提出3點要求：一是化個假名。二是不要當官。三是深入群眾，了解真實情況。

　　1964年冬，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對他的健康情況表示關心，還手書了曹操的《龜雖壽》一詩，贈林彪，勉勵他好好養身體。

　　此后，林彪把毛澤東的手書翻拍成和原件一樣大的照片，分送給政治局委員觀賞。

　　12月間，毛澤東在國家計委的報告上批示道：

　　“十幾年來，形而上學盛行，唯物辯證法很少人理，現在是改變的時候了。”

　　12月12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批轉了李雪峰給劉少奇的信。他在批示中寫道：

　　“在目前情況下，不向黨內各級干部明確地指出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危險是不利的。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應當參照李雪峰同志的經驗，根據各地干部的思想情況，及時地向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提出反對右傾的問題、怕‘左’不怕右寧‘左’勿右的問題，進行認真地討論，以便為當前的社會主義革命打好思想基礎。”

　　“對于已經爛掉了的地位、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它機構，應當在調查確實后，采用信陽經驗、小站經驗、白銀廠經驗，進行奪權斗爭，發動群眾，迅速加以解決。”

　　12月12日這一天，毛澤東又在陳正人關于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中批示道：

　　“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已經是‘不止三分之一的問題了’。不僅大批基層干部正在‘和平演變’之中.就是在領導機關也面臨著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毛澤東呼吁警惕出修正主義，他寫道：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各省要頂住;可以獨立，學蔡鍔。”

　　12月13日，周恩來將準備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做了不少批改，并在其中加寫了這樣兩段文字：

　　“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里，階級斗爭不會完結。再無階級存在的社會內，新與舊、正確與錯誤之間的斗爭永遠不會完結。在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也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100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它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

　　毛澤東此時想到北京大學一些人罵他在莫斯科會議上講的“東風壓倒西風”是偉大的空話;咒罵大躍進是“吹牛的騙子”，“困難不但不會克服，反而越來越多，其嚴重性也日益增大”。咒罵反蘇斗爭是“想做霸主，到處樹敵，多么不得人心”。他接著寫道：

　　“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從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經過15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

　　毛澤東還把報告稿上“我們應當更有信心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趕上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一句，改寫成：“我們應當更有信心用比較不太長的時間，趕上和超過科學技術先進國家的水平。簡單地說，我們必須用幾十年時間，趕上和超過西方資產階級用幾百年時間才能達到的水平。”

　　12月15日下午，毛澤東根據11月25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決定，利用各地主要負責人來京參加人大會議的機會，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

　　會前，毛澤東在聽取政治局工作匯報時，不無譏諷地對劉少奇說：

　　“社教還是請少奇掛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副主席。天有不測風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據陳伯達在幾十年后回憶說：“從1964年10月以后，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人為首的領導集團表示出了極大的不滿，但是他找不到一個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好辦法。那時全國人民都在學毛著，他準備出他的選集的第五卷，里面準備選幾篇歷史上批判劉少奇的文章，主要是批判劉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毛澤東對我說：‘摔幾顆炸彈看看，證明我和皇帝不是一樣的，歷史上就不是一樣的。我和劉少奇是同路人，而不是志同道合的戰友。’”

　　再說12月15日下午，毛澤東主持會議，劉少奇就各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反映的一些問題，提請會議討論，他說：

　　“陶鑄同志有一封信給我，提出了一個農村新興的富裕階層、特貧階層的問題。還有些地方提新資產階級分子。農村里面用不用新資產階級分子這個名字?還是就叫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

　　毛澤東說：

　　“恐怕農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資產階級。你講投機倒把，講貪污盜竊，他懂得。”

　　劉少奇說：

　　“看來，工作隊的骨干力量不夠分配，領導不很強。是不是戰線過長了?是不是需要縮短一些戰線?如何縮短?”

　　毛澤東淡淡地說：

　　“縮短容易嘛，你一縮就行了。”

　　劉少奇說：

　　“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里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毛澤東說：

　　“也沒有那么多。全國人口幾億，那些人總不會是什么幾百萬、千把萬吧，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劉少奇提出對“四清”中農民自己報出來的隱瞞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購的問題。毛澤東說：

　　“不能征購。要到5年之后，在增產的條件下，酌量增加一點。”

　　周恩來插話說：

　　“整個社教時期都不要征。”

　　毛澤東說：

　　“糧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劉少奇又提出了其它一些問題，爾后說：

　　“就是這些問題，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們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點。”

　　毛澤東說：

　　“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討論。有話就在這里講嘛。就在這里沖口而出，暢所欲言。”

　　從16日到19日，中央工作會議都是每天上午討論，下午召開全體會議。

　　12月20日中午12時，毛澤東來到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準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繼續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他同朱德、周恩來等已經到場的一些人談笑風生。在談到孫中山時，他說：

　　“特別要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骨頭很少，水分很多。孫中山晚年沒有知識了。他是個講演家，煽動家，講得慷慨激昂，博得給他鼓掌。我聽過他的講演，也跟他談過話。他是不準人駁的，提不得意見的。實際上他的話水很多，油很少。”“他一進場，全場都要站起來的，叫孫先生。沒有民主，亦無知識，他的無知識達到此種程度：他給右派解釋共產主義時，畫了一個太極圖，里面畫了一個小圈，寫上共產主義，外面又畫了個圈，寫上社會主義，最后外面又畫了個大圈，寫上民生主義。他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包括在我們的三民主義里頭。總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湖南有個緬云山，你認得嗎?他開始說，孫文沒有學問，叫孫大炮，不如黃克強有學問，黃先生好，因為黃是秀才，能寫一手蘇東坡的字。后來他一到廣東，見了孫中山，回來后一下大變了，說，‘可了不起，孫先生!’”

　　毛澤東又談到了余秋里，他說：

　　“余秋里做計委副主任不行嗎?他只是一個猛將、闖將嗎?石油部也有計劃工作嘛!是要他帶個新作風去。”

　　周恩來插話說：

　　“去沖破一潭死水。”

　　毛澤東接著高談闊論，正在此時，劉少奇進來了。毛澤東要他主持會議，劉少奇執意不肯，毛澤東說：

　　“你開講，你掛帥。你不講，我們散會。”

　　劉少奇不再推辭，于是重提15日下午他已經說過而還沒有經過會議討論的老問題，他說：

　　“農村方面有一個問題，是陶鑄同志提出的，說農村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農民階層跟廣大群眾、貧下中農的矛盾。幾個同志也這樣講，說農村里面已經形成富裕階層了，已經形成特權階層了。是這樣提呢?還是原來提的地富反壞跟蛻化變質的有嚴重錯誤的壞干部結合起來跟群眾的矛盾?”

　　毛澤東說：

　　“地富反壞是后臺老板，四不清干部是當權派。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不好混，窮得要命。”“地主富農那些人已經搞臭過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從來沒有搞臭過。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

　　劉少奇說：

　　“對當權派，這是頭一仗。但他們后頭有地富反壞。”

　　毛澤東說：

　　“漏劃地富變成中農，變成貧農，有的當了共產黨，因為他漏劃了。那也是一種當權派。”

　　劉少奇還是堅持把話題繞回到開頭提出的問題上，他說：

　　“這個主要矛盾怎么講法?廣東是老早提出這個問題來了，我也看到了，我沒有轉發。這個問題恐怕要討論一下，看這個語言怎么講法?”

　　毛澤東沒有理會，繼續說道：

　　“他在那里記工分，搞會計，5大領袖嘛，5大領袖難道不是當權的?”

　　劉少奇也是只管說自己的問題，他說：

　　“陶鑄同志那個文件開始提出就有人不贊成，中央機關也有人不贊成，我聽到了這個反映。”

　　毛澤東說：

　　“不要管下層，只管‘5大領袖’，這是共產黨，是當權的人，不當權也是跟著跑的人。管你是掛名的共產黨也算，過去是國民黨的也算，過去是真共產黨變了的也算，總而言之你是掌大權。就是要發動群眾來整我們這個黨，整那個支部，那個公社黨委。”“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不要提階層，那個東西一提就嚇倒人了。只提黨、黨委。省委也是黨委，地委也是黨委，縣委也是黨委，區委也是黨委，公社黨委也是黨委，支部委員會也是個黨委。”

　　劉少奇見毛澤東如此明確地表了態，也只好表示贊成了，他說：

　　“不提階層，不提富裕農民階層，特權階層。就是有這么一些在農村里面掌權的人，反群眾，剝削群眾，壓迫群眾。”

　　接下來，大家開始分析這部分掌權人的情況及處理辦法。毛澤東說：

　　“搞的結果，戶數不超過百分之七八，人數不超過10%。我提出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20%，7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農民起來，紅了眼睛，影響到你們，你們走群眾路線嘛，就站到群眾那方面，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把那些貪污幾十塊錢、100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把貪污100塊錢到150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80%。”

　　鄧小平插話說：

　　“這次運動的打擊面是百分之幾比較有利。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爭中分化他們，爭取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最后的打擊面是百分之幾。”

　　毛澤東把話題轉移到“四清”的概念上，他說：

　　“過去那個‘四清’，清財務、清倉庫、清工分、清帳目，那只是經濟，變成‘一清’了。”“我贊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過去那個‘四清’的概念改變，現在就是包含一個思想，一個組織，一個政治，一個經濟。”

　　他還特意囑咐大家說：

　　“現在不要把這個氣候傳下去，現在還是反右。至少還要搞到明年什么時候，1月、2月、3月、4月、5月，再搞5個月。你們掌握氣候。一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了;二不可潑冷水，撐那個四不清干部的腰。”

　　劉少奇見毛澤東說完了，就再次把話題拉到主要矛盾問題上，他說：

　　“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鑄當即表示贊成。毛澤東則冷冷地說道：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劉瀾濤分析了農村壞干部的情況。毛澤東接過話題說：

　　“這是對當權派的分析。先搞豺狼，后搞狐貍，這就抓到了問題。”“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么4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4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貍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接著，他點了中央部門一個部長的名字，說是把他擒下馬來，然后加以改造，其辦法就是讓他去蹲點。還說：

　　“一個省委，一個地委，一個縣委，一個公社黨委，一個支部委員會，抓住這個東西就有辦法。”

　　劉少奇還是抓住“主要矛盾”問題不放，他堅持說：

　　“四清與四不清，這是主要的。當然還有其它的。”

　　李葆華問道：

　　“矛盾的性質是什么?”

　　劉少奇說：

　　“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當即反問道：

　　“什么性質?反社會主義就行了，還有什么性質?”

　　劉少奇也反唇相譏說：

　　“總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毫不讓步，他說：

　　“是資本主義性質。還加個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搞個資本主義就差不多了。我們搞了民主革命，就是為社會主義開辟了道路。”

　　劉少奇依然堅持他的觀點，說：

　　“政治、經濟、思想、組織四不清，有人民內部矛盾，有敵我矛盾，問題的復雜性就在這里。”

　　會議一直開到下午4時，毛澤東沒有再和劉少奇繼續爭論下去，但事情還遠遠沒有完。請諸君耐心往下看。

　　12月21，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經毛澤東批改過的《政府工作報告》。

　　周恩來為了進一步貫徹毛澤東“工業學大慶”的指示，在會議上再次總結了大慶油田的典型經驗，并號召全國向他們學習。

　　周恩來曾先后3次到大慶，肯定了大慶人靠“兩論”(毛澤的《矛盾論》、《實踐論》)起家的經驗，提出了“工農結合，城鄉結合，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的建設大慶礦區的方針。毛澤東對此十分贊賞。

　　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稱贊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生產的先進典型”。他把大寨的基本經驗概括為“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實現社會主義4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

　　12月24日，毛澤東同時會見了參加亞非文學交流會的許多國家作家代表團。

　　12月26日，是毛澤東71周歲生日。他要在晚上請參加全國人大會議的全國勞動模范陳永貴、回鄉知識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及部分科學家、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少數中央部門部長，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吃飯。為此，他親自擬定了名單，并安排讓那些科學家和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人都安排在別的桌子上。

　　晚飯前，毛澤東一到場就說：

　　“今天不是請客，更不是祝壽，我拿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也算是實行‘四同’吧!不能光吃飯，還要講講話呀!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剛開始，有人翹了尾巴怎么樣呢?我沒有蹲點，沒有發言權也要說，錯了，大家批評。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說我是教條主義，就算教條主義吧。教條主義什么時候變，一萬年也變不了。我們寫文章打仗，不會死人的。什么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

　　他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了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整個席間鴉雀無聲。

　　毛澤東說完了，就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挨個詢問了陳永貴、邢燕子、董加耕等人的情況，又說道：

　　“像大學里那些書，越讀越蠢。《三俠五義》、《聊齋志異》等等，越讀越蠢。我的孩子就是的，一個已經下農村了。今天我沒有請他們吃飯，他們不夠資格。他們是吃蜜糖長大的。”

　　12月27日上午，中央工作會議印發了劉少奇主持制訂的題目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文件，即“十七條”。

　　這天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召開全體會議。朱德發言后，陳伯達對“十七條”作了一些說明，他說：這個文件是常委會的討論意見，主要是記錄了主席的意見，吸收了大家的討論意見。為了突出主席的思想，具體的部署沒有寫上。

　　陳伯達還說到了國民黨也說有黨內外矛盾交叉。毛澤東插話說：

　　“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董必武在發言中說，文件規定縣以上干部定期調換好。毛澤東插話說：

　　“現在15年了，成了獨立王國，北京，我說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兩個獨立王國，你們去猜，我不講了。”

　　陸定一在發言中講了文化革命問題。毛澤東插話說：

　　“文化部全部爛掉了，整個單位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聯合專政。”

　　毛澤東在批評文化部時還點出了文化部部長和幾位副部長的名字。

　　在會議將要結束時，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他說：

　　“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見毛澤東一直批評他的工作，本來就接受不了，再一聽毛澤東說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就再也聽不進去了。他立即打斷毛澤東的話，反駁說：

　　“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復雜，還是有什么矛盾就解決什么矛盾為好。你說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么可能還有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

　　劉少奇越說越生氣，他質問毛澤東：

　　“你說，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見劉少奇已經撕破了面皮，非常氣憤。他回到家里，心情亦然不能平靜，一首古詩突然躍出腦海。他以沉重的聲調誦道：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何朱梁跋扈何……”

　　這是他在幾十年前很喜歡的一首古詩，誦罷，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是何時何人所作，就提筆給田家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田家英同志：

　　近讀《五代史.后唐莊宗傳》三垂岡戰役，記起了年輕時讀過的一首詠史詩，忘記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請你一查，告我為盼!

　　三垂岡一詩：英雄立馬起沙陀，奈何朱梁跋扈何。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

　　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詩歌頌李克用父子。

　　毛澤東

　　1964年12月28日凌晨，

　　毛澤東寫罷信，意猶未盡，又拿過3張帶豎格的宣紙，筆走龍蛇，一氣呵成，揮灑出了一幅令不少書法家拍案叫絕的毛體書法作品——《三垂岡》。

　　毛澤東誦詩中的朱梁，指的是在五代初期建立后梁的朱溫，此人是唐末農民起義軍的叛徒。毛澤東在批《舊五代史.梁書.太祖本紀》時曾經這樣寫道：“朱溫處四戰之地與曹操略同，而狡猾過之。”而他在批《通鑒紀事本末.后唐滅梁》時則寫道：“生子當如李亞子”。李亞子就是李克用的兒子李存勖的小名。

　　經田家英找專家查閱，三垂岡一詩原是出自清朝詩人嚴遂成的《海珊詩鈔》。毛澤東所書有兩字與《海珊詩鈔》不同，即第4句中的“猶”字在《詩鈔》中為“且”，第7句中的“下”字在《詩鈔》中為“畔”。但是，清人袁枚的《隨園詩話》中所引的《三垂岡》一詩，卻與毛澤東記憶中的完全一樣。毛澤東驚人的記憶力，深深地為專家所折服。

　　此時，江青也遇到了難題。她是在1964年底約中宣部5位副部長周揚、許立群、林默涵、姚臻、吳冷西進行座談，她要求中宣部通知全國報刊批判10部影片，這10部影片是：《不夜城》、《林家鋪子》、《舞臺姐妹》、《紅日》、《逆風千里》、《兵臨城下》等。與會者都沒有同意，理由是要慎重考慮。江青只好去了上海。

　　后來，上海報紙就陸續批判了這些影片，全國各地也相繼效仿，中宣部只好要《人民日報》也開始批判《不夜城》和《林家鋪子》了。此是后話。

　　12月28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繼續主持召開全體會議。在羅瑞卿、陳毅、謝富治發言之后，毛澤東就“十七條”中的第一條和第十六條內容，批評了劉少奇的兩個提法，他說：

　　“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運動，不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

　　“這種提法沒有說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根本性質，沒有說明是什么社會里的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也沒有說明是什么黨的內外矛盾的交叉，也沒有說明是什么歷史時期、什么階級內容的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和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么社會里也可能有。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么黨派也可能有。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什么歷史時期也可能有。這些都沒有說明當前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只有這個提法才是馬克思主義的，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個提法是符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以來，關于整個過渡時期存在著階級矛盾、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忘記十幾年來我黨的這一條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就會走到邪路上去。”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重要的矛盾，概括了問題的性質。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接著，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對“十七條”提了一些修改意見。

　　毛澤東見大家沒有什么意見了，就說：

　　“我是沒有話了。如果還要講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3章也看一下，那是講自由民主的。這里有兩個人——”

　　他指著劉少奇、鄧小平說：

　　“現在，你們一個不讓我來參加會議，一個不讓我講話。”

　　會場里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毛澤東所說的“一個不讓我參加會議”，是指鄧小平曾經以他身體不好為由，說沒有什么重要事，勸他不要參加會議;他所說的“一個不讓我講話”，是指劉少奇在上一次會議上打斷了他的話。

　　“這里有兩本書——”毛澤東說著便拿出了兩本書，搖動著手中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說：“作為黨員我有開會權。”

　　他又搖動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

　　“作為公民我有發言權。《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第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章第1條，這個條文叫第85條，中間講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87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示威的自由。’比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如果算的話，那么有沒有言論自由?誰不準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有沒有出版自由?現在文化部它就只許那些人有出版自由。這個出版機關，我看得整頓一下，許多抓在壞人手里。集會自由，譬如我們現在這個河北廳不是在這里集會嗎?這叫集會吧?不算呀?”

　　周恩來插話說，算集會。毛澤東接著說：

　　“還有結社。現在我們要結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嚴重的人弄出去，要結一個共產黨。要把支部整頓好，把基層黨委整頓好，把各級黨委也整頓好。這叫結社。游行、示威，早幾天我們不是在天安門搞過游行示威嗎?那是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剛果。我是歷來贊成對于我們官僚主義者舉行游行示威的。”

　　毛澤東最后問大家：

　　“同志們有話沒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要耽誤你們的時間，我又變成個官僚主義。”

　　12月28日這一天，中央工作會議按原計劃結束了，中共中央也正式發出了“十七條”。

　　12月3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對全國各地發出緊急通知，“十七條”停止下發，并由各級領導自行將文件銷毀;中央工作會議在1965年元旦后繼續召開。

　　欲知毛澤東此后如何處理他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請諸君耐心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歷來評論者眾說紛紜。讀者諸君不妨看一看斯諾是怎樣評價這個事情的。斯諾曾經在他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現在，人們說，劉和毛從一開始就代表著‘兩條路線’。毫無疑問，‘兩條路線’是存在的。據毛說，在黨由兩個人領導的四五十年里，也存在這樣的情況，‘非對抗性矛盾(逐步)變成了對抗性矛盾’(不可調和的矛盾)。是個人爭權的斗爭嗎?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觀政治現實分開的，但是，毫無疑問，毛和劉之間的沖突首先是由于，兩個人對于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方法和目標的考慮，在實質上是不相同的。”

　　作為一位外國友好人士，一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歷來是站在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一邊的，他始終能夠客觀地觀察和報道中國革命的進程和發展，在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問題上，他的這一評論不是比中國人自己更客觀一些嗎?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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