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世界上有兩種共產黨,一種是真的,一種是假的。
如果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中央,怎么辦?”
話說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十三陵中央工作會議上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編制第3個五年計劃和長遠計劃設想,他插話說:
“第一是老百姓,不要喪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災荒。計劃要考慮這3個因素。”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也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這是毛澤東向全國正式發出的農業學大寨的號召。
原來早在1964年4月間,農業部部長廖魯言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帶領調查組進駐大寨,進行了為期1個月的調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大寨大隊調查報告》。報告中說,大寨是自力更生建設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的典型,是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再說毛澤東在這天下午的會議上還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講兩個問題,一個是地方黨委抓軍事問題,二是要搞接班人。”
“光看表演不行。要抓兵,要搞武器工廠。”“省對軍隊、對民兵要過問,你們省委第一書記都是政委,多少年不執行任務,只是空頭政委,不抓軍事,一旦發生問題,就會手忙腳亂。不管敵人從哪里來,要做到有準備,我們的國家就亡不了。各級黨委都要抓軍事工作,抓民兵工作。”
“要把民兵很好整頓一下。從組織上、政治上、軍事上整頓,組織上整頓就是基干民兵、普通民兵有多少,組織確定下來,有戰士、班、排、連、營、團、師長,而且真正起作用。還有政治工作人員也要組織起來,一旦有事,拿起槍來就走。有人說,當3個月民兵精神面貌是不同啦。民兵組織要有組織,有兵、有官,要落實。現在許多地方不落實。要做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政治落實要有政治機構,有政委、教導員、指導員。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分清民兵中的好人壞人,把壞人清理出去。要向民兵講清,不論出了什么大事,不要慌慌張張,你慌張還能打勝仗?打槍,打炮,打原子彈,都不要慌張。政治上準備好了,就不慌張了,原子彈打下來,無非是見馬克思,自古皆有死,死就死,死不完就干。把中國人都打死?我看就不見得,帝國主義也不會干,剝削誰呀!”
“只知搞文,不知搞武,只要人不要槍是不行的。你們不能光議政不議軍啊!”“我們要有準備,打起仗來要靠中國頂住,靠修正主義是不行的。敵人打進來,我們就可以打出去。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軍不夠。不但要搞文的,還要搞武的,要制造槍。各級地方組織也要抓軍事。”“要有第三線,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得快些,但不要毛糙。錢就那么多,這就不要把攤子鋪得那么大,鐵路兩頭鋪就快些。”
“總而言之,要準備打仗,打起仗來不要慌張,打原子彈也不要慌張,不要怕,無非是天下大亂,無非是要死人。總是要死的,站著死躺著死都行,不死就干,打死一半還有一半。”“對帝國主義不要怕,怕也不行,越怕越沒勁,有了準備,不怕,就有勁。”
關于接班人問題,毛澤東說:
“關于和平演變問題,帝國主義說我們的第一代沒有問題,第二代也變不了,第三代第四代就有希望了。帝國主義這個希望能不能實現呢?帝國主義這個講話靈不靈呢?我們希望他講得不靈,但也可能靈。赫魯曉夫就是第三代出了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從蘇共20大以來的行徑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會產生修正主義,甚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現在世界上有兩種共產黨,一種是真的,一種是假的。”“要特別警惕象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為了保證我們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這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將來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這是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要使帝國主義預言家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的預言徹底破產,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5條:
第1條,要經常觀察和教育我們的干部,要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2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中央主席。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3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
對于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么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5個指頭,4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世界上沒有純的物質,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辨證規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一。掃地,一天到晚掃24個鐘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歷史上哪年純過嗎?我們黨的歷史有5朝領袖,第一是陳獨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發(實際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張聞天),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里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歷史經驗。
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個沒完。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干部,團結這兩個95%。
第4條,要有民主作風,有事要跟同志商量,充分醞釀,要聽取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們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鐘頭,不讓人家講話。我自己年輕的時候,對毛澤覃發脾氣,敲棍子,他說共產黨不是毛氏宗祠,我看他這個話有道理。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不要開會時贊成,會后又翻案,又說不贊成。
第5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3個仗,勝2個,敗1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總是認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死了張屠夫就吃帶毛豬?什么人死了也不怕。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
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人總是要死的,有老死、打死、淹死、飛機炸死等等,要準備隨時離開自己的崗位,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后來,毛澤東講的這5條內容,被寫進了“九評”里面。
6月17日,從5月15日開始的中央工作會議終于結束了,毛澤東委托劉少奇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部署作一下調整。于是,劉少奇就要求各省市以地區為單位,采取“大兵團作戰”的方法,集中工作隊于重點縣,上下左右同時清理。
6月17日晚,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觀看了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
6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中央6月15日的一封來信。毛澤東指示對此信暫不理睬,先發表了“九評”再說。
6月21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列席會議的吳冷西到場時,陸定一已經在座,彭真也參加了會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陸續到場。毛澤東首先對吳冷西說:
“今天找你來是要批評你,批評《人民日報》提倡鬼戲。《人民日報》1961年12月發表贊揚京劇《李慧娘》的文章,事后一直沒有對這件事做過交代,一直沒有檢討,也沒有批評‘有鬼無害論’。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就提出抓階級斗爭,但《人民日報》對外講階級斗爭,發表對蘇共領導論戰的文章,對內不講階級斗爭,對提倡鬼戲不做自我批評。這就使報紙處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毛澤東指著吳冷西:
“你搞中蘇論戰文稿,1年多沒有抓報社工作。你一定要到報社去開個會,把這個問題向大家講一講,也同新華社講一講。
《人民日報》的政治宣傳和經濟宣傳是做得好的,國際宣傳也有成績。但是,在文化藝術方面,《人民日報》的工作做得不好。《人民日報》長期不抓理論工作,從報紙創辦開始我就批評這個缺點,但一直沒有改進,直到最近才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你們的《學術專刊》是我逼出來的。過去《人民日報》不抓理論工作,說是怕犯錯誤,說報上發表的東西都是百分之百正確。據說這是學蘇聯《真理報》。事實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也沒有不犯錯誤的報紙。《真理報》現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錯誤,而是犯最大的錯誤。《人民日報》不要怕犯錯誤,犯了錯誤就改,改了就好。”
6月23日,周恩來、康生、江青等人接見了參加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的各個演出團、觀摩團負責人和主要演員及創作人員,一共有300多名京劇工作者,并和他們舉行了一個大型的座談會。周恩來會上發表了講話,他說:
“我們這次京劇大演現代戲是有重要的世界意義的,我們的戲曲工作者一定要把毛主席關于文藝方向的指示貫徹到底,一定要處理好普及和提高的關系、思想性和藝術性的關系、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的辯證關系,在處理戲曲革命的中心也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上取得更大的成績。大家要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做一個徹底的革命者。”
康生在講話中說:
“我們的現代戲是要有社會主義的革命內容的,要警惕有人搞反革命的現代戲。因為現代戲,革命的人們會使用,反革命分子也會使用,我們不能讓階級敵人利用我們的陣地搞顛覆我們政權的活動。”
江青在這次座談會上作了題為《談京劇革命》的講話,她說:
“我對這次演出表示祝賀。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這是京劇革命的第一個戰役,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收獲,影響也將是比較深遠的。
京劇革命現代戲是演起來了,可是,大家的認識是否都一樣了呢?我看還不能這樣說。我認為,社會主義的戲曲應該是保護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如果把握不好這個方向,就會走到邪路上去。我們應該深思一下,我們的戲曲究竟是為六億幾千萬工農兵服務呢?還是為一小撮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服務呢?
對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的信心要堅定。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祖國舞臺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農兵,不是這些歷史真正的創造者,不是這些國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設想的事。我們要創造保護自己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文藝。在方向不清楚的時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這里提兩個數字供大家參考。這兩個數字對我來說是驚心動魄的。
第1個數字是:全國的劇團,根據不精確的統計,是3000個(不包括業余劇團,更不算黑劇團),其中有90個左右是職業話劇團,80多個是文工團,其余2800多個是戲曲劇團。在戲曲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還有牛鬼蛇神。那90幾個話劇團,不一定都是表現工農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說話劇舞臺也被中外古人占據了。劇場本是教育人民的場所,如今舞臺上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義的一套,是資產階級的一套。這種情況,不能保護我們的經濟基礎,而會對我們的經濟基礎起破壞作用。
第2個數字是:我們全國工農兵有六億幾千萬,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壞右和資產階級分子。是為這一小撮人服務,還是為六億幾千萬人服務呢?這個問題不僅是共產黨員要考慮,而且凡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文藝工作者都要考慮。吃著農民種的糧食,穿著工人織造的衣服,住著工人蓋的房子,人民解放軍為我們警衛著國防前線,但是卻不去表現他們,試問,藝術家站在什么立場,你們常說的藝術家的‘良心’何在?
京劇演革命的現代戲這件事還會有反復,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說的兩個數字,就有可能不反復,或者少反復。即使反復也不要緊,歷史總是曲曲折折前進的。但是,歷史的車輪絕不能拉回來。”
江青還在講話中3次贊揚了中共上海市委,她說:
“上海市委抓創作,柯慶施同志親自抓。各地都要派強的干部抓創作。”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來劇中的反面人物很囂張,正面人物則干癟癟的。領導上親自抓,這個戲肯定是改好了。”
“有的同志對于搞出來的成品不愿意再改,這就很難取得較大的成就。在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們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張春橋也在這次全國性的會議上亮了相,他著重介紹了上海領導創作現代戲的經驗,他說:
“我們在江青同志的指揮下,一開始就把排演現代戲的問題提高到無產階級占領文藝陣地的高度,提高到我們的文藝和戲曲究竟是走什么道路的高度來認識,這就給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指明了今后的方向。我們決心緊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按照江青同志提出的創作革命現代戲的要求,闖出一條屬于無產階級的嶄新道路來。”
會后,陸定一和周揚等主管文化藝術的領導人,請示彭真等人說,周恩來認為這次座談會非常重要,我們該如何宣傳?彭真等人說,一是不需要在全國廣泛傳達,二是要求新聞界采取“不宣傳、不報道、不討論”的方針。就這樣,他們壓下了周恩來、康生、江青和張春橋的講話。
6月23日下午,毛澤東會見了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古巴、阿爾及利亞的革命戰爭,我們是支持的;對越南南方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也是支持的。這些革命是他們自己搞起來的。比如古巴,不是我們叫卡斯特羅起來革命,是他自己起來革命的。你們相信嗎?是美國叫他革命的,是美國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爾及利亞,是我們叫本.貝拉革命的嗎?以前我們認都不認識這個人,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他。是他們自己起來革命的,他們成立了臨時政府,我們就承認。他們要求支持,我們就給他們支持。帝國主義說我們是‘好戰分子’,在某一點上講也有道理。因為我們支持卡斯特羅,支持本.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戰爭。還有一次,1950年到1953年美國侵略朝鮮時,我們支持了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的這一方針是公開宣布的,是不會放棄的,就是說,我們要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如果不支持,就會犯錯誤,就不是共產黨員。”
6月23日晚上,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觀看現代京劇《蘆蕩火種》。他在看了《蘆蕩火種》之后對江青說:
“要突出武裝斗爭的作用,強調武裝的革命消滅武裝的反革命,戲的結尾要正面打進去。加強軍民關系的戲,加強正面人物的音樂形象。”
毛澤東還說:
“劇名可以改為《沙家浜》。”
于是,編劇汪曾祺在江青的主持下,就把《蘆蕩火種》改編為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內容的京劇《沙家浜》。有人提出說:
“劇本很重要,是不是讓主席過目。”
江青覺得這個提議很好,就把劇本送給了毛澤東。幾天后,汪曾祺和其他幾位創作人員接到通知,說毛澤東晚上8點要和他們談談劇本。
那天晚上,汪曾祺等人如約來到毛澤東的書房。毛澤東半坐半躺倚在沙發上,說:
“曾祺,你是會寫戲的,怎么忽然變得不會寫戲了呢?”
汪曾祺連忙站起身來,說:
“請主席多加指點。”
于是,毛澤東就對《紅燈記》、《沙家浜》兩出戲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他在談到《智取威虎山》時說:
“這里面的一句唱詞叫‘迎來春天換人間’,我看‘春天’還不如用‘春色’好。”
毛澤東又親自修改劇本,他在楊子榮“打進匪窟”一場的最后又加寫了一段唱詞,他寫的是:
“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后來,京劇團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修改之后,《沙家浜》的名聲就更響亮了,成了全國文藝界的樣板戲。
毛澤東在6月到7月的整個會演期間,凡是江青和張春橋他們搞的劇目,如《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和《奇襲白虎團》等劇目,他都會去看戲。他一去,所有的中央領導人也都要去看。而且,毛澤東在接見演員的時候,公開為這些劇目叫好。
毛澤東對這場文藝革命給予極大的關注和支持。此后幾年間,他沒有時間看戲,江青就錄了像,讓他在家里看。
后來,據說《沙家浜》劇組1966年上半年在上海演出前,江青在上海人民大舞臺審查她親自物色的飾演阿慶嫂的B角演員洪雪飛彩排時,偶然發現坐在她身邊的A角演員趙燕俠沒有穿毛衣,就送了兩件毛衣給趙燕俠。后來,江青發現趙燕俠沒有穿她贈送的毛衣,一怒之下就把趙燕俠趕下了臺,換上了B角演員洪雪飛。這就是后來人們常常樂于稱道的“毛衣風波”。演員的更替原因究竟是為什么,姑且不論,還是留待后人去評說吧。
再說6月26日,江青把現代京劇觀摩大會辦公室在6月24日為送審她《談京劇革命》的講話記錄給她寫的一封信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認真閱讀了《談京劇革命》的記錄稿,在那封信上批示道:
一閱,講得好。
6月27日,中宣部文藝局起草的《中央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未經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修改),由江青直接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后,在報告上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等人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15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毛澤東的這個批示,被稱為對文藝界的第2個批示。
6月底,毛澤東利用王海容放暑假的機會,用很長的時間和她談了話。
王海容是在北京化工廠當了一個時期的徒工后又考上了北京師范學院。她時常穿一身樸素的服裝,方口布鞋,留齊耳短發,戴眼鏡,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
毛澤東在和王海容的談話中了解了學校的情況,研究了教學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他認為,目前的教學方法,教學制度,有不少是舊的一套東西,不能適應新的形勢。
6月底,也就是在周恩來、康生、江青與京劇現代戲觀摩大會的代表們舉行座談會1個星期后,陸定一、周揚等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萬人大會,請彭真作了一個專門講現代戲演出問題的講話。彭真在講話中與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截然相反,提出了現代戲、傳統戲和新編歷史劇三并舉、三重要、三等量的方針,他說:
“現在可以把那些古戲稍微擱一擱,放一放,抓一下現代戲。等把現代戲演順了手,再來演出一部分古人的戲。現在的一部分現代戲,實際上是粗制濫造,非騾子非馬,弄不清它是個什么東西。我們不需要那樣的現代戲,我們要把《箭桿河邊》這類戲,好好地演出,爭取得到大家的擁護。”
彭真的講話,立刻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發表了,并印成了單行本、專集,廣泛進行宣傳。江青對周恩來說:
“你看看,難不難,毛主席指示請你來掛帥可能要好一些,現在人家偏偏不買我們的帳,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是我夸大吧。人家就是要一套又一套地和我們對抗,和毛主席對抗。北京要辦成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難呀!”
與此同時,林默涵又指示一些筆桿子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對上海演出的現代戲《智取威虎山》進行批評,認為“這個戲把原小說的精華部分去掉了,敵人的形象不如小說寫得那樣狡猾和囂張,這就使正面人物很難完全樹立起來。所以,這個戲的演出無論在劇本和演出都不是成功的。”
中宣部和文化部還在內部刊物上,以反映情況的名義,對江青在《談京劇革命》中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小簡報》上,幾次發表文章說,江青的意見簡單、粗暴,不足為道。在北京市委宣傳部的內部刊物《文藝戰訊》上,也發表了許多評價《箭桿河邊》的文章,稱贊這出戲。因為江青說過這出戲是 “正不壓邪”,所以,署名蕭甲的文章就說:“我看這出戲比《蘆蕩火種》還要細。” 劉厚生也發表文章說:“我認為這個戲不錯,有人覺得正不壓邪,我倒覺得不太突出,因為正面人物也演得不錯。”
林默涵等人還在演出人員和專家們的座談中,對江青抓的現代京劇提出了類似的意見。
江青看了聽了這些議論,她不動聲色地對中宣部和文化部的一些人員說:
“這不是一個藝術的意見,是要好好地考慮一下,是坐在哪一邊的問題,是坐在正面人物一邊,還是坐到反面人物一邊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不能沉默,要組織文章,展開討論。”
1964年7月1日,《紅旗》雜志在第12期上發表社論,題目是:《文化戰線上的一個大革命》。社論贊揚了在北京舉行的現代京劇觀摩演出大會的盛況。
7月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文化部和全國文聯以及各協會重新整風。會議還決定成立一個領導小組,由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領導小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主管文化革命工作。
此后,這個小組開始領導文化部和文藝界各協會及文化部直屬的文藝單位,進行了整風運動。
后來,這個小組又叫做文化革命5人小組。稱之為反修防修的文化革命,自此首先在文藝領域開始了。
7月初,毛澤東在談到部隊工作的時候,再次強調說:
“部隊要學游泳,所有部隊都要學會。學游泳有個規律,摸到了規律就容易學會。整營、整團要學會全副武裝泅渡。每師先搞1個團,每團先搞1個營,每營先搞1個連,然后再普及,做到大家都會。
部隊要練夜戰、近戰,練200米硬功夫,每團要培養1個‘夜老虎’連。過去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白天是敵人的,晚上是我們的,抗美援朝戰爭也是這樣。今后的戰爭,我們還是要在晚上和敵人打。‘夜老虎’連要普及,現在可以1個營先搞1個連,將來要使全軍都成為‘夜老虎’。
我們要從最困難的地方著想,完成任務最可靠的還是步兵。戰爭來了,還是靠近戰、夜戰,還是靠兩條腿,靠炸藥,靠炮兵。要發揚我軍近戰、夜戰的優良傳統。”
7月間,毛澤東對汪東興說:
“擺設花盆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的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干的,那些吃了飯沒事做的人,才有功夫養花擺花。”
毛澤東反對房間內擺花,反對院子里種花,他主張種樹木、糧食、蔬菜、油料作物等。
7月4日,毛澤東看了《人民日報》刊登的《北京懷柔縣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消息后,他在寫給吳冷西的批語中說道:
“要廣泛采訪、轉載各省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在幾年內做到每縣、每社、每個工廠、學校、機關都有報道。但報道的做法必須是真實的、典型的。對故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點。”
毛澤東要求,《人民日報》、新華社這樣做,各省、市、自治區也要這樣做。
7月5日,毛澤東和放暑假回到菊香書屋的侄子毛遠新進行了一次長談。他一開頭就問毛遠新:
“這半年你有沒有進步?有沒有提高?”
毛遠新回答說:
“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說不上有進步,有也是表面的。”
毛澤東說:
“看來你還有進步,你現在對問題的看法不是那樣簡單了。‘九評’你看過沒有?接班人5條看了沒有?”
“看過了。” 毛遠新說。接著,他把“九評”上所講的內容講了一下。毛澤東說:
“講是講到,懂不懂?這5條是互相聯系的,不可分割的,第1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2條是目的,到底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么都好辦。你就知道為自己著想,考慮的都是自己的問題。你父親被敵人拷打,堅毅不屈,絲毫不動搖,就是因為他為多數人著想。要是你,還不是雙膝跪下乞求饒命了。我們家很多人都是讓國民黨、帝國主義殺死的。你是吃蜜糖長大的,從來不知道什么叫做吃苦。你將來不當右派,當中間派就滿足了。你沒有吃過苦么!怎么能當上左派?”
毛遠新說:
“我還是有點希望吧?”
毛澤東說:
“有希望,好!超過我的標準就更好。”
毛澤東接著解釋5條標準,他說:
“3、4、5條是方法問題。要團結多數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有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這不都是方法嗎?”
毛澤東講到第3條時說:
“你們開會怎么開的?你當班長是怎么當的?人家提意見能接受嗎?提錯了受得了嗎?冤枉你能受得了嗎?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團結人?你就喜歡人家捧你,嘴里吃的蜜糖,耳里聽的贊歌,這是最危險的,你就喜歡這個。”
他講到第4條時問毛遠新:
“你是否和群眾合得來?是否和干部子弟在一起,而看不起別人?常讓人家講話,不要一個人說了算!”
在講到第5條時,他說:
“現在你已經有了進步,有點自我批評了,但還剛剛開始,不要認為什么都在行了。”
接著又問道:
“你要學習馬列主義,還是修正主義?”
毛遠新回答說:
“我當然要學馬列主義。”
毛澤東說:
“那可不一定,誰知道你要學什么?什么是馬列主義?你知道嗎?”
毛遠新回答說:
“馬列主義就是要搞階級斗爭,搞革命。”
毛澤東說:
“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就是要搞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無產階級打倒資本家,農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起工農聯合政府,并且把它鞏固下去。現在革命任務還沒有完成,到底誰打倒誰還不一定。蘇聯還不是赫魯曉夫當權當政?資產階級當政?我們也有資產階級把持政權的,有的生產隊、工廠、縣委、地委、省委都有他們的人。有的公安廳副廳長也是他們的人。文化部是誰領導的?電影、戲劇都是為他們服務的,不是為多數人服務的,你說是誰領導的?學習馬列主義就是學習階級斗爭,階級斗爭到處都有,你們學院就有。你們學院出了個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天天在罵我們,這是不是反革命分子?你們不是感覺不到階級斗爭嗎?你們旁邊不是就有嗎?沒有反革命還要什么革命?”
毛遠新說:
“據說,在工廠實習,聽到一些工廠五反情況,受到教育很大。”
毛澤東說:
“哪里都有反革命分子,工廠怎么沒有?國民黨的中將、少將、縣黨部書記都混過去了,不管他改變什么面貌,現在就是要把他們清查出來,什么地方都有階級斗爭,都有反革命分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們的身邊嗎?你們學院揭發的幾個材料我都看了,你與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還不知道?”
毛澤東接著問學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遠新講了自己的看法,并說開會講課多,形式上轟轟烈烈的,解決實際問題不多。毛澤東說:
“全國都大學解放軍,你們是解放軍,為什么不學?學院有政治部嘛,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嗎?”
毛遠新說明了政治教育情況。毛澤東說:
“都是上課,討論有什么用處?應當到實際中去學。你們就是思想第一沒有落實。你們一點實際知識也沒有,講那些東西怎么能聽懂?”
毛澤東要毛遠新天天在大風大浪中堅持游泳,他說:
“水,你已經認識它,已制服了它,這樣很好。你們騎馬嗎?”
毛遠新回答說,不會。毛澤東說:
“當兵不會騎馬不應該。你打過槍嗎?”
毛遠新說,有4年沒有打了。毛澤東說:
“現在民兵槍都打得很好,你們解放軍還沒打過槍,哪有當兵的不會打槍的。”
他還對毛遠新說:
“你們學院最根本的是四個第一不落實。你不是講要學習馬列主義嗎?你們是怎么個學習法?只聽講課能學多少東西?最主要的是到實際中去學習。”
毛遠新說:
“工科學院與文科學院不同,沒有安排那么多時間去接觸社會。”
毛澤東說:
“不對,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我已和總長講了這個問題。你們學院應該到農村去搞‘四清’,從干部到學員全部去,一個也不留。今年冬天或明年春天就去,早去比晚去好,一定要去。對于你不僅要去參加5個月四清,而且還要去工廠搞上半年五反。你對社會一點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這樣對于社會談不上有什么了解。這樣一個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畢業。不然軍工讓你畢業,我還不承認你畢業的。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算大學畢業呢?你畢業了,我還要給你安排這一課。你們學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實,這么多反革命都沒感覺?陳東平在你身邊,就不知道?”
毛遠新說:
“陳東平是在家休學聽敵人廣播變壞的。”
毛澤東說:
“聽敵人廣播就那么相信?你聽了沒有,敵人連飯吃都沒有,他的話你能相信?衛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賠了本才回來的。衛立煌這樣的人,大家都看不起,難道敵人就能看得起他(指陳東平——筆者注)。
什么是四個第一?(毛遠新講了一遍)知道了,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聽說你們學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層,當然思想也抓不住。學院當然有成績,出了毛病也沒有什么了不起,軍工才辦了10年,軍隊辦技術學校,我們也沒有經驗,好像27年我們學打仗一樣,開始不會打,老打敗仗,后來就學會了。”
毛澤東又問:
“你們學校的教學改革情況怎么樣?”
毛遠新說:
“這次考試我們隊用新的方法進行試點,大家感到很好,真正考出水平來了。而且對整個學習方法也發生了影響,有可能學得活了。”
毛澤東說:
“早就該這樣辦了。”
毛遠新說:
“過去就是分數概念,學習搞得不主動。”
毛澤東說:
“你能認識就好,這也不能怪你,整個教育制度就是這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5分。你不要去爭取那個全優,那樣會把你限制死了。你姐姐也吃過這個虧。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北大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只得3分半到4分,可是畢業論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一套看透了。在學校是全優,在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的后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
你們的教學就是生灌,天天上課,有那么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他的講義底稿印發給你們,怕什么?應該讓學員自己去研究。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員們抄,把學員限制死了。我過去在抗大講課時,就是把講稿發給學員,我只講30分鐘,讓學員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問題教員再答疑。
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鉆研問題,講那么多干什么?最主要的是到實際中去學習。研究歷史不結合現實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結合現實,也離不開挖掘,考古,堯舜禹有沒有?我就不信,你沒有實際材料證明嘛!商有烏龜殼證明,可以相信。鉆到書堆中去學,越學越沒有知識了。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么點本事,離開了講稿什么也不行。為什么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
后來,高等教育部在11月9日將毛澤東于7月5日與侄兒毛遠新的這次談話內容,整理成《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紀要》,轉發給全國各地。
欲知毛澤東對教育問題的重要論述后來產生了什么影響,且待以后慢慢敘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對中國的教育問題,是最了解也是最有發言權的。本傳就所能見到有關史料,對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學習生活和辦學經歷,已經盡可能地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他從9歲那年開始,先后在7個私塾里接受了6年多的舊式教育。在家里參加了兩年勞動后,17歲又到東山高等小學堂接受了半年的新式教育,在駐省湘鄉中學讀了將近1年書后,參加辛亥革命軍,當了半年的兵,退伍后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學習半年,接著,又在定王臺自修了半年。從1913年到1918年,他先后在湖南省第4師范、第1師范讀了將近5年的書。后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還旁聽了不少名家的課。他在湖南一師上學時,就辦過工人夜校。走上社會后,又先后創辦過湖南自修大學、教過小學、中學,辦過工人夜校。在廣州第6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教過課,接著又親自創辦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在紅軍時期,他還先后創辦了紅軍大學和抗日軍政大學,且在這些大學里無數次地走上了講臺。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毛澤東的求學、辦學經歷,還是他的求學、辦學體會和經驗,也無論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其它各方面知識的學習和研究,還是他對于中國歷史、特別是教育史和教育現狀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中國的教育問題上,他都是無以倫比的。那些上過正規大學和真正喝過洋墨水的同代人和晚輩人,除了理工科專業知識之外,又有哪一位在學問、才識和成就上,能夠與毛澤東相匹呢?至于與毛澤東同時代的那些留法、留德、留蘇、留比等等勤工儉學鍍過金的人們,就更不用說了。
關于中國教育問題的論述,歷史上和現代有那么多人的言論和專著,有興趣的人,只要平心靜氣地讀一讀,再看一看那些人各自的學習經歷和生平所作所為,孰優孰劣,應該說是一件并不難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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