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三個愿望是最后寫一部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

　　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

　　壞人。我這個人啊，好處占70%，壞處占30%，就很滿足了。

　　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是圣人。”

　　話說1961年5月2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先后就毛澤東在4月25日提出的關于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以及耕牛、農具歸大隊有好還是歸隊有好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路線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林業、商業、恢復手工業和恢復供銷合作社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劉少奇在會議上曾經發表講話說：

　　“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這些錯誤并不涉及到‘三面紅旗’本身，不是路線錯誤。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還不回頭，還要堅持，那就不是路線錯誤也要走到路線錯誤上去了。”

　　劉少奇明確表示，中央對這些錯誤要負主要責任。

　　在會議期間，5月29日、30日再次討論修改了3月22日廣州中央工作會議制訂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并作為“修正草案”予以通過。關于公共食堂問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生產隊辦不辦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對不參加食堂的社員，“不能有任何歧視”。這個規定，實際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關于分配制度，“修正草案”取消了供給制，規定“生產隊對社員的勞動，應該按照勞動的質量和數量，付給合理的報酬，避免社員和社員之間，在計算勞動報酬上的平均主義”。對生活沒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殘等社員，經過社員大會的討論和通過，實行供給或給予補助。其費用從公益金中開支。

　　會議最后討論了城市整風和工業問題。陳云在講話中就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問題說：

　　“面前擺著兩條路要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什么別的路可走。我認為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

　　在周恩來主持下，會議制定了《關于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規定在3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在本年內要減少一千萬。

　　1961年6月12日上午，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在回憶鄭州會議以來的歷史時說道：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3批開會，第一批是1天，最后一批是1天半。這怎么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里想著早點散會，因為3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么能打通呢?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

　　1959年4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196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3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5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

　　去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下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11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三類縣、社、隊，其它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就說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

　　毛澤東還說：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11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

　　“經過3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對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1959年、1960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

　　毛澤東最后提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廬山去開，時間在8月。他還說：今年這個廬山會議沒有1959年廬山會議那個急風暴雨了。

　　6月13日，毛澤東給在北京大學俄語系學習的劉思齊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女兒：

　　你好!哪有忘記的道理?你要聽勸，下決心結婚吧，是時候了。五心不定，輸得干干凈凈。高不成低不就，是你們這一類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給我為盼!

　　問好。

　　父親

　　此前，毛澤東一直為劉思齊的婚事操心，可是勸兒媳改嫁的話又很難出口，于是就趁劉思齊和她的小姐妹們在一起的時候，故意提醒她們說：

　　“你們可要考慮找對象啰!”

　　“沒人要呀!”

　　“上哪兒去找啊!”

　　“我們找不著哇!”

　　幾個女孩子往往害羞地亂嚷一通。毛澤東就笑著說：

　　“那你們就主動點嘛!”

　　“怎么主動呀?”

　　“那你們閉著眼睛上街抓一個唄!”

　　毛澤東依然笑瞇瞇的。劉思齊也開玩笑說：

　　“那抓個麻子怎么辦?”

　　大家一陣哈哈大笑;毛澤東卻說：

　　“只要人品好，又有什么不好!”

　　后來不久，也就是在1961年秋，劉思齊從北京大學俄語系畢業后，被分配到解放軍工程兵的科研部隊，從事翻譯工作。

　　6月15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討論和試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的指示》。

　　指示中總結了幾個月來全黨開展調查研究工作的經驗，對今后的調查工作，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指示中寫道：

　　“毛澤東歷次關于調查研究工作的指示，應該成為一切干部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必須遵循的準則。”

　　6月中旬，毛澤東的老同學、老朋友樂天宇、李達和湖南省副省長周世釗在長沙閑談，他們知道毛澤東在5、6月間的北京會議期間，對大躍進中出現的失誤承擔了主要責任，并做了檢討。他們猜想毛澤東的心情一定不好受。遂決定送毛澤東一些禮物。

　　樂天宇將客人捎給他一枝九嶷山上的斑竹，送給毛澤東。樂天宇還送有一個條幅，上有蔡伯喈《九嶷山銘》的復制品，還有樂天宇自己寫的一首七律《九嶷山頌》。李達也送上一枝斑竹毛筆，又寫了一首詠九嶷山的詩。周世釗送的是一幅內有東漢文學家蔡邕的文章的墨刻。

　　毛澤東收到老朋友的禮物后，引起了他對家鄉、老朋友、老同學的懷念，就寫了一首七律《答友人》，其詞云：

　　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

　　6月22日，毛澤東就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習仲勛于6月19日報送中共中央的《關于中央機關精簡情況的報告》，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應當批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照此報告，堅決執行。如果中央24萬人中，已減去三分之一，即8萬人，并且還可以減去幾萬人，我想再減4萬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減12萬人，占總數24萬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會大為提高。各省、市、區一級，專區一級，縣一級，這地方三級均照此計劃，堅決精簡，則將在全國范圍內大為減少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現在城鎮人口要減少二千萬以上，人民公社三級人員已有規定，如能堅決妥善實行，則一個人浮于事的嚴重問題就可解決了。以上請酌辦。

　　毛澤東

　　1961年7月間，毛澤東從稿費中拿出5000元錢，派人送給病中的第二軍醫大學一級教授張維。

　　張維是毛澤東的老朋友。張維的母親在革命戰爭時期掩護過毛澤東。抗戰勝利后，張維為新四軍運過藥品。

　　7月初，毛澤東的表兄文澗泉和趙迎來到了北京。

　　趙迎是毛澤覃前妻趙先桂的繼子，在大坪學校教書。此人粗通文墨，能說會寫，見識較多。文澗泉此次帶他來京，一是因為他是自己外婆家趙家的親戚、趙先桂的繼子，二來路上也好有個照應，還可以借重他的見識，同三表弟毛澤東談論一些鄉間的情況和對時局的看法。

　　7月6日，文澗泉和趙迎由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徐業夫陪同，穿過林蔭大道，來到了中南海豐澤園側門。

　　這一次文澗泉來京，不再像兩年前在京時睡門板受冷遇了。他們到了客廳門前，毛澤東笑容滿面地走到門口迎接，與他們握手。他問了年輕后生的姓名之后，連聲說：

　　“歡迎，歡迎。”

　　賓主在客廳落座后，毛澤東向兩位客人詢問了許多情況，他還說：

　　“現在農民生活很苦，蘇聯又天天逼債，國家暫有困難，需要克服一下，暫時吃點苦，過幾年會好一點的。人民公社沒有辦好，群眾有意見，下情不能上達，我們犯了嚴重的官僚主義。我們派了一個工作組到你們公社了解了一下。組長是我的秘書胡喬木，他們了解了很多情況，向我寫了一個詳細的調查報告。你們回去后，要及時寫信，把農村情況告訴我。”

　　文澗泉說：

　　“主席，我沒有讀什么書，信寫不好，就請趙迎給你多寫信吧。他是當老師的，肚里有墨水。”

　　毛澤東就對趙迎說：

　　“趙老師，你就做我的通信員，好嗎?”

　　趙迎連忙說：好，好!毛澤東說：

　　“我對農村教育工作確實考慮的少了一點，我們是文明古國，舊社會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壓，這教訓不能忘。要在農村普及文化。現在辦學有困難，可以發動群眾辦，分散辦，辦農校辦夜校。我過去就在韶山辦過夜校。把夜校辦好，群眾晚上上學。等條件好了，普及小學、中學教育。在我們這一代，總要為農民做點好事為才行。”

　　后來，趙迎回到家鄉后，果然成了毛澤東的“通信員”，他經常給毛澤東寫信，反映鄉下的情況。

　　7月10日，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首相金日成與蘇聯簽訂《朝蘇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后，乘專機離開莫斯科轉道北京訪問。

　　下午4時，金日成的專機在首都機場徐徐降落，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數千群眾在機場熱烈歡迎。周恩來和金日成在歡迎儀式上先后致詞。歡迎儀式結束后，金日成在劉少奇、周恩來的陪同下，同乘一輛敞篷轎車進入市區，60萬身著盛裝的北京市民載歌載舞，夾道歡迎。

　　爾后，劉少奇、周恩來同金日成及其黨政代表團成員進行了友好交談。

　　是日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

　　7月11日，周恩來金日成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上正式簽字。

　　簽字儀式結束后，金日成提出想見見毛澤東。周恩來便決定陪同他去見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

　　7月13日，毛澤東在西子湖畔會見了來到杭州的金日成一行。周恩來、陳毅參加了會見。毛澤東高興地對金日成說：

　　“條約簽訂了，我已經看到了。”

　　周恩來插話說：

　　“外國對這個條約反映很強烈。”

　　金日成說：

　　“簽訂這個條約，提高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感到有了保障。”

　　毛澤東點了點頭，贊許地說：

　　“這很好!”

　　金日成關切地向毛澤東詢問對國際局勢的看法。毛澤東分析了國際局勢的狀況，談到了“究竟誰怕誰”的問題。金日成說朝鮮族是個少數民族。毛澤東說：

　　“少數民族可是厲害呢!蒙古的成吉思汗統治過整個亞洲和半個歐州。你們不要以為民族小，就信心不大，歷史上很多大民族都不如小民族。”

　　“究竟誰怕誰?說我們一點不怕是不對的，問題是誰怕誰更多一點。我說我們怕，但不是怕得那么厲害，帝國主義怕我們更厲害一些。”

　　他還說：

　　“我們見過3個教員，蔣介石、日本、美國。沒有它們壓迫我們，不逼得我們無路可走，中國是搞不出來的。我看你們也有3個教員：日本、美國和李承晚。”

　　毛澤東親切地看著金日成，又說道：

　　“美國不同蘇、中做生意，不讓中國進入聯合國，還有個不承認，不承認你們、我們和胡志明，這與我們有什么害處?”

　　“沒有什么么害處。”

　　金日成爽快地回答。毛澤東豪邁地說：

　　“我看還有好處。讓我們再等它個40年，然后再請客，再進聯合國。40年后，我去見馬克思了，還留下個周總理。”

　　說罷，他側過頭看看63歲的周恩來。毛澤東比周恩來大5歲，這一年68歲，40年后就是100多歲。到那個時候，最年輕的金日成也有90多歲了。

　　周恩來聽毛澤東這么說，急忙說道：

　　“我也去見馬克思了!”

　　陳毅笑著說：

　　“我也等不到那個時候了。”

　　毛澤東卻認真地說：

　　“金首相可以，你要保養身體，那時候你可以大請客。”

　　一句話說得幾個人無不開懷大笑。

　　7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決定要求自力更生，組織力量，突破原子能技術。

　　7月21日，鄧小平在黑龍江省委會議上，講到大躍進“超越了階段”，他還說：

　　“凡是辦不到的，不管是原來哪個人說的，站不住就改。顧面子是顧不住的，今天顧住了，明天也顧不住。”

　　7月30日，毛澤東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同志們：

　　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這樣的學校，各省也應有這樣的學校。各省應派有能力有見識的負責同志到江西來考察，吸取經驗，回去試辦。初時學生宜少，逐漸增多，至江西這樣有5萬人之多。

　　再則，黨、政、民(工、青、婦)機關，也要辦學校，半工半學。不過同江西這類的半工半學不同。江西的工，是農業、林業、牧業這樣一類的工，學是農、林、牧這一類的學。而黨、政、民機關的工，則是黨、政、民機關的工，學是文化科學、時事、馬列主義理論這樣一些的學。所以兩者是不同的。中央機關已辦的兩個學校，一個是中央警衛團的，辦了六七年了，戰士、干部們從初識文字進小學，然后進中學，然后進大學，1960年，他們已進大學的門了，他們很高興，寫了一封信給我，這封信可以印給你們看一看。另一個，是去年(1960年)辦起的，是中南海黨的各種機關辦的，同樣是半工半讀。工是機關的工，無非是機要人員，生活服務人員，招待人員，醫務人員，保衛人員，及其他人員。警衛團是軍隊，他們有警衛職務，即是站崗放哨，這是他們的工。他們還有嚴格的軍事訓練。這些，與文職機關的學校，是不同的。

　　1961年8月，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3周年紀念，主持者要我寫幾個字。這是一件大事，因此為他們寫了如上的一些話。

　　毛澤東

　　1961年的一個夏日，江青到廣東某部隊調查研究，這個部隊過去曾屢建戰功。江青發現這個部隊的第1警衛連，自己種菜養雞，節省了不少開支。戰士的床鋪干凈整潔，蚊帳吊掛有序。盡管離營房200米就有一家備有電風扇的理發館，指戰員們還是自己相互幫著剃頭。于是，江青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一篇調查報告，她在調查報告中寫道：

　　“這些戰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導，自力更生，勤儉節約，他們是人民真正的兒子。”

　　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因腦溢血突發，搶救無效，在北京逝世。

　　8月15日，北京舉行陳嘉庚公祭大會，毛澤東派人敬獻了花圈。

　　8月16日下午5時，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在杭州駐地會見了加納總統恩克魯瑪。

　　晚上，毛澤東又在周恩來陪同下，前往杭州飯店回訪恩克魯瑪，3人海闊天空，談笑風生。

　　不久，毛澤東就要上廬山了，他在上山之前，對田家英說：

　　“這次要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

　　1961年8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召集中央常委和各大區負責人開會，安排中央工作會議議程。他首先詢問了各地的年成，又問了貫徹《六十條》及農村的情況，爾后說道：

　　“我們有把握的、有成套經驗的還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幾十年，經過了陳獨秀的錯誤，3次‘左’傾錯誤，又經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錯誤，犯了許多錯誤，碰了許多釘子，最后經過了整風，才搞出一套包括理論的和具體政策的為大家所公認的教科書。”

　　“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則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條，講的是所有制、分配、人與人的關系，都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究竟如何?你們說有了一套了，我還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廣州會議、北京會議搞了一套，認為徹底解決問題了。我看還要碰3年，還要碰大釘子。會不會亡國(蔣介石來，打世界大戰)?不會。會不會遭許多挫折和失敗?一定會。現在遭了挫折和失敗，碰了釘子，但還碰得不夠，還要碰。再搞兩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來。對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的。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經驗，‘未有先學養子而后嫁人者也’。說沒經驗，已經搞了12年，也有些，但也只有12年。我們現在還處在斯大林時代即蘇聯兩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還沒有原子彈。這不能怪我們，因為我們時間還短。……現在剛搞了一個‘六十條’，不要認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比如工業，我就不甚了了。計劃工作怎么搞，現在總搞不好。”

　　經過大家討論，確定會議的主要議程是討論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高等學校工作問題和干部輪訓問題。由周恩來作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李先念作關于市場、物價問題的報告;李富春作關于工業計劃的報告;薄一波作關于《國有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的說明;陸定一作關于《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的說明;鄧小平作一個總結性的長篇講話。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二次廬山會議”。

　　在會議期間，余寶山依然在毛澤東身邊服務。江西省長邵式平對余寶山說：

　　“毛主席的襯衣都破了，你去給他做2件。”

　　余寶山把新襯衣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問：

　　“舊的補了還可以穿嘛!這襯衣是誰叫你做的?”

　　余寶山照實說了，毛澤東“哦”了一聲，笑著說：

　　“是邵大哥呀!多少錢?叫銀橋付給他。”

　　于是，衛士長李銀橋照數付了錢，分文不少。

　　有一天，毛澤東在散步時，與衛士張仙朋說起了他的一樁心事，他說：

　　“我有3個愿望：一是要下去搞一年工業、搞一年農業、搞半年商業，這樣使我多做調查研究，了解實情，不當官僚主義，對全國干部也是一個推動。二是要騎馬到黃河、長江兩岸進行實地考察。我對地質方面缺少知識，要請一位地質學家，還要請一位歷史學家和一位文學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寫一本書，把我的一生寫進去，把我的缺點錯誤統統寫進去，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論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

　　說罷，他嘆了一口氣，又說：

　　“我這個人啊，好處占70%，壞處占30%，就很滿足了。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不是圣人。”

　　在這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廬山上留下了一幀坐姿照片，背景是亂云飛渡。這正是他此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8月25日，毛澤東看了胡喬木在17日寫給他的一封信，立即復了一信。

　　原來，胡喬木在廬山會議前突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是自己的神經衰弱癥加劇了，無法正常工作，需要請長假休養。于是，毛澤東在給他的復信中寫道：

　　喬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需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云：‘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游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做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只做幾個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將復發。你的病近似陳云、林彪、康生諸同志，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谷羽好。如你轉地療養，谷宜隨去。以上建議，請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順告，勿念。

　　毛澤東

　　從此，胡喬木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名義上還是毛澤東的秘書，實際上他已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

　　8月25日，毛澤東召見了因病在廬山休養的李達。他在談話中說到李達幾十年前寫的《社會學大綱》，現在還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出版。李達說他精力有些不濟，手顫抖得厲害，怕不行了。毛澤東鼓勵他帶幾個助手幫助他修改。李達當即應允。

　　李達對毛澤東的意見是極為尊重的，他就形式邏輯的推理問題，請教毛澤東，毛澤東說：

　　“形式邏輯只管形式，從錯誤的前提推出錯誤的結論，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確的。”

　　李達接受了毛澤東意見，改變了他原來的“形式的正確和內容的真實的一致性”的觀點。

　　李達和毛澤東會談后，立即終止休養，回學校組織人員，對《社會學大綱》大加修改，定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其中有一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史》是李達的得意之作。

　　后來，毛澤東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前史》，他認為是“古人講得太多”。于是，李達就毫不猶豫地把它全部刪掉了。

　　在廬山會議期間的一天晚上，周恩來從毛澤東那里出來，吩咐秘書說：

　　“到楊尚奎同志家里去，他和水靜請我吃飯。”

　　周恩來在車上問秘書：

　　“都說水靜酒量很大?”

　　秘書說：

　　“好像聽人講過。女同志不喝則已，只要是敢喝酒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周恩來笑著點頭，說：“她把我的部長灌醉了呢。”

　　秘書問，是誰?

　　周恩來說：

　　“廖魯言。”

　　這廖魯言在國務院里喝酒是最負盛名的，據說在一次散席后，桌上還剩半瓶汾酒，他抓起酒瓶子像灌汽水一樣喝掉了，還淡淡地說了一句：“別浪費了。”就這位最能喝的部長，竟然讓一個弱女子灌醉了。看來國務院的最高領導今天是要向她討回“公道”了。

　　“水靜，我遲到了。”

　　周恩來笑著點頭致歉。迎出門口的水靜帶著歉意說：

　　“總理，真對不起呢，小平、富春他們等你很久，后來聽說主席找你，知道你一時也來不了，他們就先吃了。”

　　“這就對了嘛，不要等。”

　　“他們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們去了。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關照說，總理重諾守信，說了就一定會來，不管多晚。”

　　“我答應了的就會來的。”

　　周恩來隨著水靜進了餐廳，坐下就問：

　　“還有剩菜嗎?”

　　“剩菜怎么行呢?”水靜說：“總理，我給你留著菜呢!”

　　“那就不客氣啦。”周恩來把手放在桌上說：“我就吃吧。”

　　水靜端上來的菜肴以江西的特色為主，還有楊尚奎家鄉興國縣的“四星望月”。這道菜的雅稱，還是毛澤東在興國搞調查時給命名的。所謂的“月”，就是擺在中間的米粉蒸肉，那4顆“星”是圍在四周的4碟小菜，無非是辣椒、青菜、豆腐之類。周恩來見菜肴上齊了，沒有動筷子，問道：

　　“有茅臺嗎?水靜。”

　　“有。”水靜應了一聲，馬上取來1瓶茅臺酒。周恩來含笑揚揚下頦，說：

　　“還有么?有就再拿一瓶來。”

　　水靜忙又拿出1瓶茅臺酒，怔怔地望著周恩來。周恩來指指另一個座位，笑著說：

　　“好了，水靜。來，你也坐下吃一點。”

　　“總理，我剛吃過了……”

　　“吃過了就隨便再吃一點嘛。”

　　于是，水靜招呼服務員再取來一套餐具，坐了下來。周恩來將1瓶茅臺推向水靜，淡淡地說：

　　“聽說你會喝酒，今天我們兩人一人一瓶，怎么樣?”

　　水靜此時方有所悟：總理是來考驗我來了，自己雖說已經陪著鄧小平、李富春喝了一些，就再喝這1瓶也不在話下。她心里這么想，可表面上還是忙不迭地擺手，說：

　　“哎呀，總理，我哪能喝這么多呀?”

　　周恩來也明白，豪飲的人說謙虛話，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便說：

　　“喝吧喝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他嘴里嚼著一口米粉蒸肉，說：

　　“在中央蘇區時，常吃到這種菜，其中以興國的最具特色。”

　　周恩來說著嚼著，順手斟滿一杯酒，端起來對著水靜一舉：

　　“感謝你和尚奎為我準備了如此佳肴，干!”

　　水靜也不示弱，端起早已斟滿了的酒杯，隨著周恩來一飲而盡。她為周恩來和自己斟滿了第2杯，端起自己的杯子說：

　　“這些菜都是土特產，總理太客氣了。這一杯我感謝總理的光臨。”

　　水靜說罷仰面干了杯，她落杯時，見周恩來微微一笑，也已經干了杯。周恩來一邊吃菜一邊斟酒，說：

　　“這次又在廬山開會，江西是東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

　　他說著，酒杯又舉了起來：

　　“這一杯是為你們優質接待工作道謝的。”

　　水靜也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

　　“總理到江西，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許多指導和幫助，應該是我們感謝總理。”

　　周恩來吃一口菜，又斟滿酒，說：

　　“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水靜也斟滿酒，回敬道：

　　“總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

　　這二人一來一往，敬酒的話題很多，回敬的話題自然也一樣不少。不一陣工夫，兩個酒瓶子都空了。周恩來酒興正酣，問道：

　　“還有酒嗎?你還能喝嗎?”

　　水靜聽說周恩來能喝酒，但她擔心自己灌醉了國務院總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于是就說：

　　“酒是有的，不過我不能喝了，我不嗜酒，今天喝的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點飯吧。”周恩來知道水靜已經陪鄧小平、李富春喝了酒，再比下去也不公平，便感慨道：“不過，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水靜見他說出了本意，就裝出一副不明白的樣子，問道：

　　“什么酒量呀?”

　　“我在北京就聽說楊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你把我們的農業部長廖魯言都灌醉了。對不對?

　　“哎呀，總理，那可不能怪我。不是我主動找他喝酒的呀!”

　　“廖魯言同志是部長中最能喝酒的一個，竟然敗在你的手下，說明你很不簡單。”周恩來說著，哈哈笑出聲來：“今天我就是來試一試，這一試，果然名不虛傳。一個女同志，一次能喝這么多酒，確實不多見哪!”

　　“真的，總理，我平時是不喝酒的。”水靜有點不好意思了：“剛才是總理讓我喝，不知不覺地喝了這么多。我已經醉了。”

　　周恩來笑笑，說：

　　“醉人不說醉，說醉的其實沒醉。你沒有醉，我看得出來。”

　　他說著，放下飯碗，興致勃勃的提議說：

　　“舞會還沒有散，我們跳舞去吧?”

　　“總理你先走一步。”水靜故意摸摸額頭，說：“我真有點暈呢，休息一下再去。”

　　周恩來笑笑說：

　　“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周恩來在重慶談判時的宴席上，替毛澤東喝酒的豪情壯舉，幾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但他與許世友單獨斗酒的軼聞趣事，可能知之者不多。作者不妨在此也一并道來，以饗讀者諸君。

　　許世友其人，在戰場上是個傳奇式的猛將，在酒場上也是個豪氣干云的漢子。他把喝酒的多少，喝酒的作風習慣，往往看做是一個人老實不老實、豪爽不豪爽的標志。每當和朋友戰友們喝酒，許世友便在桌子中間放一空碗，規定說，灑一滴，罰一碗。他的身后立一衛士，專做監督行令官，執行罰酒任務。即便是和許世友同一級別的上將，衛兵也敢于動手得罪。在那些吃過苦頭的將軍中，免不了有人向周恩來告狀訴苦。

　　周恩來歷來善于處理各種復雜的矛盾，他往往對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法。許世友是一個除了毛澤東以外，連彭德懷也都讓他三分的人物。周恩來知道對許世友這種人，除非讓他心服，否則，說輕說重，都沒有用。

　　有一天，許世友到北京來參加會議，周恩來對他說：

　　“許司令啊，今天晚上沒事我請你喝酒。”

　　“沒事，我沒事。”

　　許世友兩眼大放異彩。他本來就敬重周恩來，又久聞周恩來善飲，如今聽說要請他喝酒，真是受寵若驚。

　　是日晚，許世友按約赴宴，周恩來迎候在小餐廳門口，拉著他的手說：

　　“許司令，今天我們是小范圍宴飲，你盡可隨便一點。”

　　許世友入席一看，還真是小范圍，除了他，沒有第二位客人。菜肴是周恩來待客的慣例：4菜1湯。周恩來說：

　　“許司令，喝什么酒?”

　　“總理定。”

　　“聽說你喜歡茅臺，我也喜歡茅臺……”

　　“就喝茅臺!”

　　周恩來吩咐服務員上酒，轉過臉望著許世友問道：

　　“許司令，大家都說南京有4大喝，那幾個呀?”

　　“王平、江渭清、聶鳳智和我。”

　　“我聽說你是排第一的，你們4個到底誰的酒量大些?”

　　許世友憨然一笑，說：

　　“算我大吧。 ”

　　“在南京你行，在山東你就不行吧?”

　　“怎么不行?”許世友一生不受人激，不管什么事情，就怕人家說他不行。他此時聽周恩來這樣一說，也顧不上謙虛了，便說道：“我打遍山東無敵手!”

　　“你是說打仗吧?”

　　“打仗打贏了，打進濟南府，喝酒也沒輸過。”

　　“打仗我信，喝酒我卻不信。武松18碗酒，山東人豪飲。”

　　“總理你別不信，”許世友急了：“喝酒我從來沒遇過對手。”

　　服務員上了酒，周恩來接過來放在桌上，以手按著酒瓶，故意用懷疑的眼神望著許世友，笑著說：

　　“許司令是老實人，我聽人說，就是喝酒不老實，喜歡吹牛。”

　　“啊?總理，這是誰說的?媽啦個賣匹的，我找他……”

　　周恩來連連做手勢，把他穩住，平靜地笑著說：

　　“現在你去哪兒找啊?這樣吧，我們兩個人喝，看看許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一點。”

　　“總理，這，這怎么行?”

　　“連我都喝不過?”

　　“我怎么喝不過!”許世友又急又為難：“我怎么能跟總理賭酒呢?總理不信，另找一個能喝的來!”

　　“喝酒不論官大官小，只論酒量大小。許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過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過總理，我，我……”許世友真的被激起來了，腦袋晃動著朝前傾，終于冒出來一句話：“我給總理磕3個響頭。”

　　“這不行，我可不會磕頭。”

　　許世友似乎已經贏了，笑著說：

　　“我哪敢叫總理磕頭呀!我只要總理說一句話：‘許世友喝酒無敵手，一點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

　　周恩來說著就要給許世友斟酒。許世友拿過酒瓶，先聲奪人：

　　“不要斟酒，這一瓶是我的了。總理你自便。”

　　周恩來注目許世友，微微一笑，轉向服務員說：

　　“怎么辦?再給我拿1瓶吧。”

　　1瓶對1瓶，服務員開啟了瓶蓋。許世友立起身，說：

　　“總理，我敬你，立地3杯。”

　　說著一連干了3杯。周恩來一邊吃著花生米，一邊慢斟慢飲，還不斷地問著部隊上的事。許世友則是干2杯，歇歇，再干2杯。他要讓周恩來看看他許世友究竟是怎樣的一條漢子!

　　“總理，干了!”

　　許世友將酒瓶子朝下，晃了晃，只晃下來1滴酒來。

　　“哦，我落后了。”

　　周恩來拿起酒瓶子往杯子里倒，許世友看看吃了一驚，只見從那瓶子里只倒出半杯酒，就空了。該不是見鬼了?許世友一臉的狐疑，他轟轟烈烈地干了1瓶，周恩來卻是不顯山不露水也干了1瓶。會不會有假?可眼見得這2瓶酒都是原裝，而且是當場啟封，又哪能假得了呢!

　　許世友正在琢磨，只聽周恩來慢悠悠地說道：

　　“許司令，用你們練武人的話，咱們點到為止，好不好?”

　　“不行!總理，喝一半怎么算好?”許世友的酒勁涌上來了，豪興大發，他朝著服務員直嚷嚷：“去，去!再拿兩瓶茅臺來。”

　　周恩來與水靜喝酒時，他要第2瓶，水靜恰到好處地叫停，周恩來便停了。周恩來與許世友剛喝完第1瓶，就叫停，分明又是一激。許世友哪里是周恩來和水靜一般的人物，他一發就不可收拾了。

　　“我看點到為止吧?”

　　“不行，總理請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許世友解開衣扣，朝服務員高聲叫道：“拿酒去!”

　　服務員朝周恩來望望，周恩來點點頭，說：

　　“那好，再拿兩瓶來。”

　　酒上來了，周恩來看著許世友，慢條斯理地嚼著花生米，說道：

　　“許司令，你自己拿1瓶。”

　　許世友已經知道周恩來對自己剛才的懷疑，有了察覺，但他還是忍不住將兩瓶都打開，嗅一嗅，這才放了心，嘴里卻說：

　　“都一樣，我隨便。”

　　周恩來依然是邊吃邊聊，慢斟慢飲。許世友也還是喝2杯，歇歇氣，再干2杯。

　　眼看2個小時已經過去了，許世友終于干掉了第2瓶，他不再叫酒了，搖晃著身子看周恩來。周恩來將瓶子垂直倒向杯子里，也干了。

　　“服務員同志，再拿兩瓶來。”周恩來聲音非常柔和：“看樣子許司令還能喝。”

　　許世友笑笑，笑得很艱難，好像臉上的肌肉都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來，又竭力掀上去，目光朦朧。服務員第3次上來兩瓶酒，看看周恩來又看看許世友，只是抿住嘴笑。這次是周恩來動手開瓶了。

　　“許司令，你要那瓶?”

　　周恩來聲音依然柔和。許世友點點頭，似乎想說話，但他那粗壯的身子卻不由自主地仰在椅子上往下滑。他竭力想坐起來，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掙扎還好，一掙扎反而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來的酒意也上來了，他興奮地往杯子里斟酒，直到酒水溢出杯沿才停了下來，端起杯，挺起身，說：

　　“許司令，起來，站起來。當兵的，活著干，死了算，砍掉腦袋不過碗大個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請你喝酒你連面子也不給?太不仗義了吧?”

　　說罷，一口干掉了杯中酒。周恩來所說的這些話，都是許世友以往勸人喝酒的常用語，今天周恩來一一照搬。可是，此時的許世友已經無法再英雄，再仗義，再給面子了。他大口噴著酒氣，說：

　　“輸了，我，我給總理磕……磕頭。”

　　周恩來一把扶住許世友，他也有點站不穩了，竭力保持著清醒。

　　“總理，我，我許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說。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們就打向哪里。”

　　“對，對對，”許世友腦子還是清醒的，他接著說：“總理，叫，叫我死，我，我不活。我聽總理的。”

　　周恩來一看火候到了，就正色說道：

　　“那么，我告訴你，喝酒不能強人所難，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個監酒的。同志朋友高興了，一起喝點酒，本來是好事嘛，你強人所難，不是傷和氣嗎?”

　　“我，我聽總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能自己能喝，就認定別人也能喝。不比當年了，人過50歲，身體素質下降，再那么亂喝，要鬧出事呢。你也一樣，以后喝酒，不許超過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不超過半斤。”

　　后來，許世友果然做到了，喝酒不超過6杯。偶爾逢上個熱鬧場合，多喝上幾杯也不忘記解釋一下：

　　“總理叫我自己喝酒不要超過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兩杯就多喝兩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再說1961年9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關于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簡報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此件很好，印發各同志。并帶回去，印發省市區黨委一級的委員同志們，開一次擴大會，有地委同志參加，對此件第二部分所提的10個問題，做一次認真的解決。時間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種和秋收分配時間，政策實行兌現，爭取明年豐收。”

　　毛澤東所說的10個問題，其中包括：退賠普遍不徹底;一部分地區沒有按規定留足自留地;平均主義思想依然存在;群眾對《六十條》熱烈擁護，但普遍存在怕變的心理。

　　9月9日，是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34周年紀念日。當他看到江青拍攝的一張廬山仙人洞的照片時，感觸頗深，遂題詩一首。

　　原來在1959年廬山會議時，江青和毛澤東通話后就上了山。那時，江青的身體逐漸好起來，她被廬山的自然風光感染了，于是，就在毛澤東身邊的攝影記者幫助下，開始學習攝影。沒想到還真的拍下了這樣一張好照片。

　　毛澤東吟詠的這首詩，題目是：《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詩云：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后來，周恩來看了毛澤東這首詩，他說：

　　“主席這首詩就是寫江青同志的。”

　　江青由此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從此，她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琢磨系統地學習攝影。她還請新華社副社長、攝影部主任石少華當她的老師，石少華借故推辭了。江青無奈，就請毛澤東出面幫忙。毛澤東把石少華請到中南海，熱情地握著他的手，帶著長輩的慈祥，輕輕地拍打著他的肩，請他坐下。毛澤東說：

　　“這次我請你來，有事相求，不是照相，但是和照相有關。江青同志她身體不好，有病，不能從事緊張的工作，你就收她做學生吧，一可以調劑調劑她的生活，二也能學習一點東西，她有這個愛好嘛!我也支持她學習，給她買了照相機，想多學一點知識，多掌握一門技術總是好嘛。石少華同志，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收她吧!”

　　石少華激動而又內疚地答應了毛澤東。

　　后來，江青很快就學會了攝影。她組織人準備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她的個人攝影展。毛澤東知道后，叫她立即取消影展計劃，注意政治影響。

　　此后，江青在1974年和1975年，兩次要辦影展，都被毛澤東制止了。這是后事。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工作情況如何?請諸君慢慢往下看，自然就會明白。

　　再版《毛澤東大傳》實體書，一套全5冊共十卷，417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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