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5章

　　“不能照搬那些已經證明為錯誤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錯誤你還要犯嗎?

　　人家丟掉不要的壞東西你還要撿起來嗎?今后不要迷信蘇聯一切都是

　　正確的了，凡事都要開動自己的腦筋想一想了。別人有無教條主義，

　　我們不講，只講我們自己要吸收我黨歷史上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教訓。”

　　話說1956年11月16日，全國人大第51次常委會決定，任命聶榮臻為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

　　原來在11月間，原子能工業部(1958年以后改為第2機械工業部——筆者注)已經正式成立，宋任窮任部長，劉杰、袁成隆、劉偉、錢三強、雷榮天為副部長。

　　再說在全國人大開會期間，毛澤東約甘肅省人民政府主席鄧寶珊到寓所吃飯長談。鄧寶珊自建國后每到北京開會，毛澤東總要在中南海約見他。這一次，毛澤東還是以老朋友相待，兩人從中蘇關系、高饒事件到甘肅省的工作，一直談到深夜。鄧寶珊就蘇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問毛澤東說：

　　“您對這個問題是怎么看的?”

　　毛澤東說：

　　“斯大林功大于過，應該三七開，全面否定是錯誤的。”

　　鄧寶珊點點頭表示贊賞。毛澤東喝了一口酒，問道：

　　“聽說鄧先生對鎮反運動中，鎮壓了國民黨甘肅省教育廳廳長宋恪有意見?”

　　鄧寶珊坦率地說：

　　“這個人本來是可殺可不殺的。”

　　毛澤東說：

　　“既然這樣，當然還是不殺為好。希望鄧先生以后見到什么，還是要不客氣地提出來。”

　　11月19日，毛澤東為《我們一個社要養豬兩萬頭》一文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請各省市區負責同志注意：

　　如果你們同意的話，就把這篇文章印發一切農業合作社以供參考，并且仿照辦理。要知道，陽谷縣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鄉，可是這一帶沒有養豬的習慣。這個合作社改變了這種習慣，開始養豬，第一年失敗，第二年成功，第三年發展，第四年大發展，平均每人約有兩頭，共計兩萬頭。這個合作社可以這樣做，為什么別的合作社不可以這樣做呢?

　　毛澤東

　　11月24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西邊的小會議廳里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分析鐵托11日的演說和一些共產黨對它的評論。

　　此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開，只隔了一個26日、28日，到30日先后一共開了5次常委擴大會議。這幾次會議大多是在菊香書屋毛澤東的臥室里開的。毛澤東在他的臥室里開會時，通常都是穿著睡衣靠著床頭，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圍成半圓形。參加會議的人數包括列席人員，一般在10人左右，他們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張聞天、王稼祥、陳伯達、胡喬木、吳冷西。這些會議，朱德因年紀大，一般不參加;陳云和林彪也沒有參加。毛澤東在會議上針對南斯拉夫鐵托的觀點說：

　　“所謂斯大林主義，無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也無非是指贊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請問，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怎樣?我們認為斯大林的思想和觀點基本上是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雖然其中有些錯誤，但主要方面是正確的。斯大林的錯誤是次要的。因此，所謂斯大林主義，基本上是正確的;所謂斯大林主義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確的，他們是有缺點有錯誤的共產黨人，是犯錯誤的好人。必須把鐵托的觀點徹底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義非保持不可，糾正他的缺點和錯誤，就是好東西。這把刀子不能丟掉。”

　　在大家廣泛的討論后，毛澤東提出了一些意見，他說：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征的國際現象。誰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誰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方法解決各自的問題。這正如每個人的面目不一樣，每棵樹長的也不一樣。要有個性，沒有個性，此路不通。但條條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們的共性，這就是蘇聯的基本經驗，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加以明確的肯定。他有缺點錯誤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過分強調專政，破壞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沒有破壞全部法制，破壞了部分憲法，但沒有破壞全部憲法，民法、刑法也沒有全部破壞，專政基本上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有缺點，有官僚主義，但他終究把蘇聯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國家，畢竟打敗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義，都是官僚機構，能夠取得這么大的成功嗎?說蘇聯都是官僚階層是不能說服人的。

　　第四、區別敵我矛盾，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過去對南斯拉夫犯了錯誤，把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鐵托同志。但后來蘇共改正了，用對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對待鐵托同志，改善了蘇南關系。現在鐵托同志不能采取過去斯大林對他的方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在我們共產黨人之間，在社會主義社會內部，存在著矛盾，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處理敵對矛盾的方法處理。

　　我們下一篇文章的題目，可以考慮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口號，現在仍有重大現實意義。我們的目的是加強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人的團結。現在還是離不開斯大林問題。”

　　毛澤東越說語調越深沉，他說：

　　“我一生寫過3篇歌頌斯大林的文章。頭兩篇都是祝壽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壽辰時寫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壽時的祝詞。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寫的，發表在蘇聯真理報上，是悼詞。這3篇文章，老實說，我都不愿意寫。從感情上來說我不愿意寫，但從理智上來說，又不能不寫，而且不能不那樣寫。我這個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壽，也不愿意向別人祝壽。

　　第1篇我拋棄個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祝壽。如果講個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傾路線和第2次王明右傾路線，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來就有氣。但我以大局為重，因為那時歐戰已經爆發，蘇聯為和緩蘇德關系而同希特勒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受到西方國家輿論的攻擊，很需要我們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寫得有生氣。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發動內戰，斯大林要我們不要自衛反擊，否則中華民族會毀滅。新中國成立之后，斯大林還懷疑我們是不是第二個鐵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賀斯大林70大壽，不歌頌他難道罵他嗎?我致了祝詞，但斯大林仍對我們很冷淡。后來我生氣了，大發了一頓脾氣，他才同意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

　　斯大林去世以后，蘇聯需要我們支持，我們也需要蘇聯支持，于是我寫了一篇歌功頌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當然是豐功偉績，這是主要的一面，但還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點和錯誤。但在當時情況下，我們不宜大講他的錯誤，因為這不僅是對斯大林個人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對蘇聯人民和蘇聯黨的問題，所以還是理智地那樣寫了。

　　現在情況不同了，赫魯曉夫已經揭了蓋子，我們在4月間的文章，就不單是歌功頌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確的方面，又批評他次要的錯誤方面，但并沒有展開講。現在要寫第2篇文章，就是進一步把問題講透，既肯定他的功績，也分析他的錯誤，但又不是和盤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以上意見請大家考慮。過幾天再來討論。請喬木同志先起草1個提綱給我看看。”

　　11月30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他說：

　　“斯大林同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自己的同志。”

　　毛澤東在談到中蘇關系時，吟詠了清朝人張英寫給家人的那首詩中的后兩句：

　　“萬里長城今尚在，哪見當年秦始皇。”

　　張英在這首詩中，勸解家人不要與鄰家爭地界，詩中前兩句是：“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

　　毛澤東吟罷未作解釋，翻譯也是直譯。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夠真正理解毛澤東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西邊小會議廳召集劉少奇、陳云、陸定一、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開會，他一開始就準備要寫的第2篇文章發表了意見，他說：

　　“文章的題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也可以考慮同4月間寫的文章銜接，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表明我們的觀點是一貫的，是4月間文章的續篇。喬木同志擬的提綱使我的想法進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論色彩，但政論的形式不變。

　　1、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道路。先講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然后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講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同各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者不可偏廢，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是共同的。

　　2、講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義’，為什么把共產黨人分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錯誤的。應明確指出，如果要講‘斯大林主義’，那他就是馬克思主義，確切地說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

　　3、講清沙文主義。大國有沙文主義，小國也有沙文主義。大國有大國的沙文主義，小國對比自己小的國家也有大國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

　　4、首先要分清敵我，然后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從國際形勢講起，講蘇波關系、匈牙利事件，也講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兩種事件的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反蘇、反共浪潮是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尖銳化的表現。要區別敵我矛盾和我們內部是非這兩者性質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針和不同的解決方法。

　　5、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學，蘇聯的先進經驗還要學，但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方法學。可以講中國黨吃過教條主義的大虧，不講別人如何。我們黨一貫反對教條主義，同時也反對修正主義。蘇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觀點和做法，助長了國際范圍內修正主義的泛濫。

　　6、文章從團結講起，以團結結束。沒有理由不團結，沒有理由不克服妨礙團結的混亂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著肯定與否定這兩個方面，肯定正確的，否定錯誤的。對敵對營壘好辦，問題是內部是非，要講究方法。比如對斯大林和鐵托，都要加以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我們的批評要合乎實際，有分析，還要留有余地。這里用得著中國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個叫做‘欲抑先揚’，一個叫做‘欲揚先抑’。所謂‘欲抑先揚’，就是說，你要批評他的錯誤時，先肯定他的正確方面，因為批評的目的還是要他變好，達到團結的目的。對鐵托適宜采取這個方法。對于斯大林，現在世界上都罵斯大林，我們要維護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揚’，即在論述他的功績以回答對他的全盤否定時，先要講斯大林有哪些錯誤，這樣才能說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澤東講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見，與會者無不贊成毛澤東的思路。于是，毛澤東說：

　　“那好!就由喬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負責起草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參加。在12月12日以前寫出初稿。”

　　12月初，毛澤東接到黃炎培一封來信。黃炎培在信中匯報說，中國民主建國會在11月5日至16日召開了一屆二中全會，他在會議上號召工商界和民建，以親密的伙伴關系，幫助、團結、教育民族工商業者，認真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與會者在討論中，對一些原則問題辯論得很熱烈，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澤東給黃炎培復了一封信，他寫道：

　　任之先生：

　　惠書敬悉。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謹致祝賀之忱!

　　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后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樣方法。

　　國際間麻煩問題不少，但是總有辦法解決的。我是樂觀主義者，我想先生也會是這樣的。順致

　　敬意!

　　毛澤東

　　毛澤東又附筆道：

　　去年(應為前年，即1954年——筆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詞，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

　　毛澤東書贈黃炎培的兩首詞，一是《浪陶沙.北戴河》，一是《水調歌頭.長江》。后者在1957年由《詩刊》發表時將題目改為《水調歌頭.游泳》

　　12月5日凌晨，毛澤東給周世釗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惇元兄：

　　兩次惠書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極為高興。告知我省察情形，尤為有益。校牌仍未寫，因提不起這個心情，但卻時常在念，總有一天要交賬的。時常記得秋風過許昌之句(指周世釗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過許昌》——筆者注)，無以為答。今年游長江，填了一首水調歌頭，錄陳審正。

　　(詩詞內容不再贅述，故略去——筆者注)

　　暫時不會出國門，你們的意見是正確的。問好!

　　毛澤東

　　現存的那幅毛澤東《水調歌頭.長江》的手稿，就是在這封信中書寫的。

　　且說12月5日晚8時，毛遠耀、胡覺民夫婦和兒子毛臻及毛遠耀的胞弟毛遠翔一行人來到了中南海頤年堂，等候毛澤東接見。

　　毛遠翔是赴京參加全國工商企業公私合營代表大會的。毛臻則是由沈陽黎明機械廠派到北京航空學院進修的。

　　9時許，毛遠耀等人走進大廳，毛澤東剛送走陳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們。

　　“主席!”“三叔!”

　　毛遠耀等人喊道。毛澤東身穿棕色呢大衣，滿面笑容，神采奕奕地向他們走來，同他們親切握手。毛遠翔自我介紹說：

　　“三叔，我是遠翔。”

　　毛澤東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遠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澤東和客人離開大廳，走進一間簡樸的小客廳，毛遠耀、毛臻坐在毛澤東身邊的沙發上，胡覺民和毛遠翔側坐在毛澤東的對面。毛澤東向在座的楊得志將軍作了介紹后，又對毛臻說：

　　“世美啊，你怎么幾年了才到北京來一次?怎么不來看我呀?”

　　毛澤東又詢問了他們的工作情況，說：

　　“你們幾個人都很年輕，世美才28歲，遠翔才20出頭，遠耀和覺民才40多歲。你們正值年富力強精力充沛的時期，應該好好學習，增長知識才干，為祖國的建設多出力。你們可以學學外文。目前，我正在學習英語哩。”

　　毛澤東指著剛進屋的秘書林克說：

　　“這是我請來的英語老師!”

　　前面已經說過，林克是在1954年10月來到毛澤東身邊的，他擔任毛澤東的英語老師，兼做秘書工作。

　　林克聽毛澤東這樣說，連忙向客人們點頭致意。毛臻說：

　　“我也在學外語。”

　　毛澤東說：

　　“好，好。”

　　毛澤東聽說毛臻在大連工農速成中學讀書時，與楊開英過從甚多，就詢問了楊開英的情況。毛臻說：楊開英已經調任大連第三中學副教導主任，現在病情不輕，經濟拮據，生活艱難。

　　原來，楊開英自從離開北京后，因為不愿打擾毛澤東，就很少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對楊開慧、楊開明的這位妹妹很是牽掛。聽說她現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掛念。

　　毛澤東又問起了家鄉的情況。他對毛遠翔說：

　　“你父親我還有印象，智珠兄51年來北京住過一個時期，還去過秦皇島。你母親是什么樣子，我記不太清楚了。后來，接到你寄來的照片，我才記起來了，她是一個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請鄉親們的客。不過，請客沒有那么大的地方擺宴席啰。”

　　毛澤東說完，發出了爽朗的笑聲。他又問道：

　　“你們去過鄉下不?”

　　毛遠翔說：

　　“去過。”

　　“那里的情況到底如何?”

　　毛遠耀說：

　　“農民生產搞得不錯，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豬和雞是分散喂還是集中喂的好?”

　　時間已到了11點，工作人員說飯菜做好了，毛澤東就請大家吃飯。他拿起一瓶葡萄酒為大家敬酒，舉杯祝幾個晚輩工作好，身體好。毛遠翔不會喝酒，還是勉強喝了。幾個晚輩端起酒杯，齊聲祝毛澤東健康長壽。毛遠翔一邊吃飯，一邊說：

　　“主席，您老人家說話，還是韶山腔。”

　　毛澤東幽默地說：

　　“我是個老頑固分子，保守黨人。”

　　飯后，毛澤東讓大家吃蜜桔，他逗著幾位晚輩說：

　　“我們是窮人出身，過去吃不到水果，現在翻了身，也要講究飲食衛生。吃點水果，好助消化。”

　　毛澤東的談興正濃，他興奮地說：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營，資本家翻不起來了;農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農也翻不起來了。這種做法的結果，就是消滅階級，使大家共同富裕。

　　經濟問題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們是上馬還是下馬?我說：走路總是一腳在前，一腳在后，絕無兩腳一并前進，是有進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進，波浪式的。上馬多，下馬少……”

　　他還說：

　　“任何事物都有統一性和獨立性，……成績也有兩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績，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績會使人驕傲。缺點也有兩重性，好的一面是總結了教訓，能使人進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壞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誡幾位晚輩，他說：

　　“一個人要有幫助人的思想，缺乏幫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別人犯了錯誤，你不去幫助，還去幸災樂禍，是錯誤的!沒有犯過錯誤的人，倒是容易犯錯誤，因為他的尾巴翹得太高了。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不要整得太過分，否則會整到自己頭上來。好意對待犯錯誤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團結人。對犯錯誤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態度?是敵視還是幫助?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標志。

　　孔夫子說七十不逾矩，我說，不一定。因為一個人的經驗總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說，三十而立，我說，也靠不住，一些年輕人，三十幾歲還吊兒郎當。你們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點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會和人民，要懂得，每個人天天都在寫著自己的歷史，這歷史的好壞，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時間已到了凌晨3點，秘書進來提醒毛澤東休息。毛遠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辭。毛澤東披了件大衣，笑著和大家道別，一直送到大門口，直到毛遠耀等人上了車。

　　12月7日，毛澤東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進行了座談。

　　原來，在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政府對資本家們的資產和負債，根據“公平合理，事實求實”原則，進行了清理和估價，將其核定為資本家的私股股額，并按年息5%的利率發給他們這些股東們定息。此時，資本家心存顧慮，不知定息能拿幾年。毛澤東在12月5日已經召見了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所以他在7日的談話中，開門見山，一開始便說：

　　“大家提了一些問題，現在我講一講。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談會上，我曾說：《打漁殺家》中的蕭桂英臨走時還愛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來我去濟南、徐州調查，還到曲阜、宿縣、蚌埠、南京、蘇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調查，他們說，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問題，幾個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馬天水說，工商界兩頭小，中間大，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蘇州的一位女副市長，她先講工商界有4條優點，再說缺點，先鼓勵后批評，又鼓勵又批評，很好。據山東濟南對2600個工商戶的統計，先進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間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當地的同志還很不滿意，說中間的、落后的這么多。我就很滿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今年1月杭州會議上，發現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長的時間?這個問題，應當說八大已經解決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則是要解決問題，時間服從原則。這問題處理得好壞，影響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宗教界、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在國際上也有影響。共產黨不想在這上面省幾個錢，要說服工人，向他們說明定息的時間長比短好。可以虎頭蛇尾，七年虎頭，五年蛇尾，到第3個五年計劃。如果還需要延長，到第4個五年計劃還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毛澤東第3次召見全國工商聯代表人士座談，他在談話中說：

　　“今天你們提出的許多問題，很好，對我幫助很大。你們要解決的問題，政府會和你們商量，協商一個辦法。凡是能夠解決的總要解決。有些問題我沒有研究，不能答復。你們把問題都提出來，政府來研究，陳云副總理來考慮，解決一些能夠解決的問題。

　　我看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們感覺比過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攏了。公私合營以后，資本家只剩下了定息問題，在社會上的名譽也不同了，并且學習的熱情很高，學習政治，學習本事，學習技術和管理方法。聽說各地都辦了學習班，每個城市一期有幾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學習班里大中小資本家都有。這表現出很大的愛國主義，愿意為新的國家做工作。我對資本家的看法比過去有了進步，從前認為改造很困難，你們自己也可能沒料到變化會這樣快，學習中還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去年工商聯開會時，許多人作了自我檢討。自我批評是我們共產黨的辦法，后來想在民主黨派中試行。現在民主黨派內搞開了，民建最近的一次會議，也用了這個辦法，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人民內部解決問題的方法。共產黨、政府、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工商界，包括恢復了選舉權的地主，都屬于人民內部。在人民內部，有缺點，有問題，要從團結出發，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提出意見，提出要求，解決問題，達到團結。”

　　“關于定息的時間問題，大家很關心。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原則，就是要解決問題，不要損害資本家的利益，特別是不要損害大資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長時間，中共中央討論過，認為時間太短了不好，贖買就要真正的贖買，不是欺騙的。花不了多少錢。有人問究竟還有多少年?大家都很關心。我們以7年為期”。

　　毛澤東掰著指頭一個一個地數：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個五年計劃共計7年。”“我說還可以拖一個尾巴，拖到第3個五年計劃，你們看怎么樣?7年是虎頭虎身，如果還沒有解決問題，還可以拖長一點，總要天理人情講得過去。”

　　后來，據1956年底統計，領取定息的私股股東共有114萬人，國家共為定息支付1億2千萬元。毛澤東高興地說：

　　“出這么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

　　7年過后，國務院又宣布說，從1963年起，延長3年，到期再議。后來到1969年9月，終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再說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里來了兩位客人，一位是來自湖南的老年學者、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的同學、現任南京師范學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來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學部教導主任，后任校長。保育院小學是一所干部子弟學校，毛澤東為保育院小學題寫了一個很有趣的詞，他寫的是：“又學習，又玩耍”。朱德、張聞天、任弼時也都為保育院小學題了詞。中央領導、部隊領導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澤東的侄兒毛華初、侄女毛遠志，劉少奇的兒子劉允斌、女兒劉愛琴，李維漢的兒子李鐵映，方志敏的兒子方寧柏、方寧竹等人，均在這里學習過。

　　王英樵后來在1942年春天與邊區政府干休所黨支部書記周文楠結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攜女兒王肯隨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隊伍奔赴東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爾濱城市建設局局長兼黨組書記。他這次是在1956年11月來北京參加全國城市建設工作會議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陳軒和妻子周文楠、還有到哈爾濱作客的毛澤民遺孀王淑蘭商量，一起聯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她們在信中說：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現在哈爾濱市城建局工作，他過去在延安工作過，主席的侄兒毛華初、侄女毛遠志都跟他念過書。現在來北京開會，特托他帶上幾斤東北興凱湖特產煙熏馬哈魚，讓主席嘗嘗。主席如有時間，希望能接見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賓館，他先去拜訪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視察去了，王季范的兒媳蕭風林接待了他，并將王英樵帶來的信及禮物轉送到中南海菊香書屋。12月8日，城建會議一結束，中南海即給王季范家里打電話說，毛澤東9日接見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電話。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給王季范家里打來電話，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來電話，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點在賓館等候，有車來接。在西郊賓館住著的還有前邊說過的熊子容教授，他是專程來看望老同學的。就這樣，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來到了菊香書屋。毛澤東的秘書看了看表，說：

　　“主席現在有事，大約等15分鐘，就可以出來接見你們。主席的時間安排得很緊，往往過了20分鐘就接見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著會客廳里的陳設，只見靠后墻擺著一張條幾，兩邊擺了6把椅子，兩頭各放了一盆君子蘭，靠西側還放了兩套沙發。整個屋子顯得簡單樸素。

　　過了十幾分鐘，毛澤東從會客廳后邊的房子里出來了，他一見王英樵和熊子容，就親切地和他們握手，滿面笑容地說：

　　“你們來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謹，說：

　　“請主席先坐。”

　　毛澤東說：

　　“你們還是些知識分子的習氣，坐下吧。”

　　賓主落座后，毛澤東問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過，那時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說：

　　“在延安保育小學當教員。”

　　“那我們還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澤東笑了，他說：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當年我在長沙工作時，在湖南第一師范附小當過教員。不過，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當教員的時候，要早得多啰。”

　　毛澤東又問起王英樵家人的情況：

　　“你岳母周外婆身體還好嗎?生活有困難沒有?”

　　王英樵說：

　　“周外婆今年90歲了，身體無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資收入不低，也只有一個女孩，沒有什么困難。”

　　毛澤東聽了，滿意地點點頭，轉身對熊子容介紹說：

　　“周外婆叫周陳軒，是周文楠的母親。她帶著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在韶山住過十多年。1950年我寫信給周文楠，贊成她接老人到東北去住。老人撫育革命后代嘔心瀝血，歷盡苦心，生活很艱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稱贊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澤東又囑咐王英樵，好好照顧周外婆的生活，讓她安度晚年。接著問熊子容說：

　　“你是留學美國的，在美國學什么?”

　　熊子容說：

　　“我在美國學的是資產階級形式邏輯——哲學。”

　　毛澤東幽默地說：

　　“我是搞唯物主義——辯證法的。那咱們兩個還是對立面的呀!最近，國際上發生了些變化，在匈牙利發生了暴亂。對這一事件，你們怎么看呀?”

　　毛澤東見對方沒有回答，就接著說：

　　“你們一定認為是壞事。我認為是好事。因為壞事可以變好事嘛。我們也可借鑒，從中吸取教訓。”

　　熊子容沒有接毛澤東的話茬，而是提出另一個話題。他說：

　　“中國人口增長太快，應該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為建國初期婚姻法規定，結婚年齡是男20、女18，這不利于節制人口的增長。”

　　毛澤東笑了笑，指著身邊的秘書說：

　　“你問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歲，已經結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堅持自己的見解，他說：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結婚，女的二十三四結婚為好。”

　　毛澤東因為話不投機，就沒有吱聲。王英樵為了打破尷尬，就說：

　　“我從哈爾濱來時，給主席帶了點東北特產馬哈魚，不知主席看到沒有?”

　　毛澤東點點頭，問：

　　“是不是日本向蘇聯出口的那種魚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說：“我給主席帶了一本關于哈爾濱新修的兒童鐵路的畫冊，不知主席看到沒有?”

　　毛澤東說：

　　“看到了，這是全國第一條兒童鐵路呀。你們是不是學習蘇聯的?”

　　“是的，是利用林區作廢的小鐵路改造的。”

　　接見時間已經過了半個小時，快到12點了。王英樵就說：

　　“主席很忙，耽誤了主席的時間，我們告辭了。”

　　毛澤東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間就在這里吃飯。”

　　中央辦公廳秘書處長葉子龍也說：

　　“主席請你們在這里吃午飯，已經準備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著毛澤東來到了小餐廳，毛澤東讓兩位客人坐上座，兩人讓毛澤東坐上座，毛澤東說什么也不坐上座，兩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葉子龍說：

　　“你們是客人，主席讓你們坐，就坐下吧。”

　　賓主這才在餐桌邊坐下來。餐廳坐東朝西，四方餐桌擺在餐廳正中，熊子容坐在東邊，毛澤東坐南邊，王英樵坐北邊，葉子龍坐西邊。桌子上擺著4菜1湯：一碗紅燒肉，一碗清蒸魚，兩碗素菜和一碗湯;還有一碟辣椒，兩盤桔子、蘋果，每人1杯葡萄酒;飯是兩樣，1盤大米飯，1盤饅頭。

　　毛澤東一邊吃飯，一邊不斷地向客人讓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錯，大塊的肉和魚，吃得津津有味。還興致勃勃地問葉子龍：

　　“帶來的馬哈魚怎么沒有吃呀?”

　　葉子龍說：

　　“馬哈魚是熏成的，所以沒有吃。”

　　飯罷，賓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請毛澤東休息，毛澤東也不推辭，把二人送出了會客廳門外，囑咐秘書把客人送回賓館。

　　12月10日下午，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由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寫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凌晨，毛澤東在給楊開智的復信中寫道：

　　子珍兄：

　　歷次惠書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謝。敬問老太太及闔家安吉。

　　毛澤東

　　12月13日下午，毛澤東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討論由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寫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與會者提出不少意見，主要是正面闡述不充分，辯解過多。

　　后來胡喬木、吳冷西和田家英根據大家的意見，又用了四五天的時間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澤東給楊開慧的堂妹楊開英寫了一封信，同時寄去200元錢。他在信中寫道：

　　開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為高興，拖延未復，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們來看我，知道你在大連的育英中學做教務長，又說你患肺病，甚為系念。寄上一點錢以供醫藥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況尚好。楊老太太及楊子珍夫婦和我仍有聯系。便時望以你的情況見告。

　　祝好!

　　毛澤東

　　12月16日，毛澤東在修改中央給西藏工委的復電中加寫了一段話，他寫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達賴、班禪和僧侶領導人的同意，要各方條件成熟，方能實行。現在無論上層和人民條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幾年都不能實行改革，中央認為第2個五年計劃時期是不能實行的，第3個五年計劃時期也還要看情況如何才能決定。”“目前應把在6年內不改革的方針在黨內在西藏上層普遍加以宣傳。”

　　毛澤東鑒于這一年平息的康區叛亂情況，又寫道：

　　“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議，把西藏情況打爛，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這兩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澤東連續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大多數成員都參加了會議，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毛澤東說：

　　“文章的主要鋒芒是反對修正主義，捍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捍衛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間的文章中，講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現在的文章要進一步分清兩類性質不同的矛盾，應當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共產黨之間的矛盾，應當采取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解決，以便協同一致地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文章的出發點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向帝國主義斗爭，在這個大前提下，討論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內部是非問題。”

　　“對斯大林要做認真分析。第一，先講他的錯誤，強調必須糾正。第二，再講他的正確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講實事求是，不能全盤否定，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論法。對他犯錯誤的社會原因，如搞社會主義沒有先例，國內外情況復雜等等，但不宜過分強調。因為列寧在世時的社會條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沒有犯斯大林那樣的錯誤。同樣的社會條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錯誤，有人可能少犯錯誤。這里，個人的因素，個人主觀是否符合客觀，起著重大作用。

　　赫魯曉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結果他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帝國主義趁機打他一棍子，無產階級又從另一邊打他一棍子，還有鐵托和陶里亞蒂也從中間打他一棍子。斯大林這把刀子，赫魯曉夫丟了，別人就撿起來打他，鬧得四面楚歌。

　　我們現在寫這篇文章，是為他解圍，方法是把斯大林這把刀子撿起來，給帝國主義一刀，給修正主義一刀，因為這把刀子雖然有缺口，但基本上還是鋒利的。”

　　12月22日，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見，認為基本可以，決定再提交政治局討論。

　　12月23日和24日，毛澤東在頤年堂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修改稿采取讀一段討論一段的方法。毛澤東又發表了一些重要見解，他說：

　　“不能照搬蘇聯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經證明為錯誤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錯誤你還要犯嗎?人家丟掉不要的壞東西你還要撿起來嗎?今后不要迷信蘇聯一切都是正確的了，凡事都要開動自己的腦筋想一想了。別人有無教條主義，我們不講，只講我們自己要吸收我黨歷史上犯教條主義錯誤的教訓。”

　　毛澤東還說：

　　“上篇文章講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現在的文章要進一步講這些矛盾不僅存在，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從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蘇波關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證明了這一點。二是我們要為蘇聯兩個階段的歷史辯護，不僅要維護蘇聯革命階段的偉績，還要維護蘇聯建設階段的偉績。蘇聯的革命和建設，不僅是一國的民族現象，而且是具有時代特點的國際現象。它的偉大意義遠遠超出了一國范圍，是馬克思主義和國際共運的財富。既然蘇聯的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的成就，如果說它是斯大林主義的，那么，這個斯大林主義就是好的主義，斯大林主義分子就是好的共產黨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專門講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考慮再三，他認為這個問題是中蘇兩黨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況下，中蘇要共同對敵，不宜向全世界公開這個分歧，最后還是決定刪去了這一段。毛澤東說：

　　“要留有余地，以后還有機會提出來。”

　　政治局會議原則上通過了這篇文章，還同意毛澤東的建議，將題目定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會后，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在胡喬木家中，進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陳云、鄧小平、康生、張聞天、王稼祥、陸定一、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開會，討論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見。毛澤東說：

　　“這兩篇文章都是圍繞斯大林問題。這個問題的爭論還沒有完，估計本世紀內，甚至21世紀還有爭論，因為這是關系到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問題，我們要準備長期論戰。”

　　毛澤東要胡喬木、吳冷西、田家英馬上動手修改，他說：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報，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會后，吳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飯，來到毛澤東住所背后的居仁堂開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給毛澤東送一段。毛澤東一直在臥室等著，隨到隨看隨改隨定稿。就這樣，胡喬木他們緊張地工作了一個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點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來見毛澤東。毛澤東看完后吩咐說：

　　“馬上將修改的地方，告訴翻譯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譯文也可定稿。新華社于28日晚發稿，中英文廣播也同時播出，《人民日報》在12月29日見報。”

　　12月29日，《人民日報》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由毛澤東組織起草、并親自主持反復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再論》和《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通稱《一論》)一樣，在標題的下面注明：

　　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

　　長達2萬字的《再論》駁斥了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答復了人民群眾和黨內由于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懷疑，維護了十月革命勝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經驗，分析了斯大林犯錯誤的原因和社會歷史條件，正確評價了斯大林的一生功過是非問題。

　　毛澤東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較完整地論述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他寫道：

　　“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于階級利害的根本沖突，而是由于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于對敵斗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復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互相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

　　毛澤東還第一次敏銳而明確地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他在文章中加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斯大林錯誤的一個嚴重后果是導致教條主義的發展。各國共產黨的隊伍在批評斯大林錯誤的同時，展開了克服教條主義的斗爭。這個斗爭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對斯大林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并提出了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口號，從而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發展。這種修正主義思潮，是有利于帝國主義對于共產主義運動的進攻的。帝國主義也正是利用這種思潮向社會主義進攻。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

　　12月31日，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舉行迎新年宴會，赫魯曉夫對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說：

　　“我讀了中國發表的文章，它寫得好極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話和每個字。”

　　接著，赫魯曉夫親自把劉曉請上主席臺，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間就座。

　　赫魯曉夫在宴會上發表了長篇祝酒詞，他說：

　　“斯大林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他同敵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在對待敵人方面，我們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都是斯大林主義者!”

　　關于匈牙利事件問題，赫魯曉夫說：

　　“現在有人想逼我們后撤，不，我們決不后撤，社會主義陣營的邊界只能向前推進，決不后撤。”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重要活動情況，請看下一章詳細敘述。

　　東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學會寫政論文，首先應該讀一讀毛澤東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關于如何撰寫《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那一篇講話，看一看毛澤東為了寫好這篇文章是如何反復修改的整個過程。即使不寫文章的人，在教育孩子學會說話的策略與技巧時，也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那段講話的后半部分。

　　毛澤東是寫文章的大師，他在創辦《湘江評論》時已經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此一時期，他不厭其煩地和那些不怎么會寫文章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們開會，不厭其煩地向他們及秀才們講解如何寫好這篇文章，應該說，一是因為事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二是他也是借著寫文章和修改這篇文章的機會，教育他的黨內的伙伴們;更確切地說，這也是他在黨內的一貫的民主作風的重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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