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

　　話說1955年1月12日，毛澤東對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準備公開印發胡風給中共中央報告(即三十萬言書——筆者注)部分內容的報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道：

　　“劉、周、鄧即閱，退陸定一同志，照辦。”

　　1月14日晚，聽到風聲的胡風找周揚談話，表示承認錯誤，并要求不要發表他給中央的報告;如果要發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上他寫的《我的聲明》，聲明的內容如下：“這次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開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現在正在檢查這個‘材料’里面的錯誤，在這個材料公開發行時，我首先聲明兩點：這個‘材料’里面所表現的對黨對文學事業上的態度，我已初步認識到是錯誤的，有害的。這個‘材料’里面對今天的文藝運動所得出來的判斷是帶有很大主觀成分的。其中有些具體提到的情況和例證，當時沒有很好地調查研究，后來發現有不切合實際之處，但現在‘材料’已印好，來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當負我應負的責任，希望同志們加以批判。”

　　周揚認為胡風的聲明內容太籠統，不具體，發表了對讀者沒有好處。

　　1月15日，周揚給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寫了一封信，并請轉呈毛澤東。

　　陸定一在周揚的信上作了批示：“建議將胡風聲明送作協主席團傳閱，由主席團決定給以口頭答復，即：內容太不具體，決定不登載。”

　　這一天，毛澤東看了周揚的信和陸定一的批示，當日即將信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傳閱。他寫道：

　　“1、這樣的聲明不能登載。2、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不是讓他逃到‘小資產階級觀點’里躲藏起來。”

　　由此引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段公案。毛澤東何以對胡風問題如此重視?此事說來話長。

　　胡風其人，本名張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蘄春縣，他在中學時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積極參加五卅學生運動。1929年，胡風到日本東京留學并加入了日本共產黨和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的藝術學研究會，參加了左翼組織活動。1933年，他回國到上海，曾一度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和書記。

　　胡風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進步文學活動。在文藝創作理論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著分歧。從30年到50年代，胡風與其他一些作家在文藝思想上有過5次大的爭論：

　　第1次是在1936年夏，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揚等人提出“國防文學”作為文藝界聯合戰線的口號;而魯迅、沈雁冰、馮雪峰、胡風等人則主張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那時，魯迅正在病中，胡風就用自己的名字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慶的文化思想界開展了關于“民族形式問題”的熱烈討論。民族形式問題，是毛澤東在1938年《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首先提出來的。在延安，沒有發生嚴重的分歧和論爭。而在重慶文化界思想界的討論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間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觀點，而葛一虹等人否認舊文藝形式還有可取的東西。郭沫若等人也發表自己的意見。胡風卻獨樹一幟，既不同意向、葛的觀點，也不同意與向、葛不同意見的觀點。他既肯定“舊形式”的作用，又強調外來文藝形式的意義。胡風處于“孤軍”地位，他的觀點受到批評。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慶文藝界的某些領導根據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認為當前主要是反對“非政治傾向”，而胡風認為主要反對傾向是“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要求作家奮發“主觀戰斗精神”。重慶進步文藝界召開了幾次座談會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了比較深刻的批評。但胡風沒有接受這些批評，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黨內文藝工作者邵荃麟、林默涵、胡繩發表文章，批評了胡風等人主張的“主觀精神”、“戰斗精神”、“人格力量”脫離了社會實踐和階級關系。胡風發表文章，批判“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從實際出發，歷史地、正面地論述了文藝創作的現實主義原則。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動派壓迫下斗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的報告。不指名地批評了胡風的文藝思想。胡風對此極為不滿。

　　第4次是在1951年冬，全國文聯常委會根據毛澤東“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號召，決定在文藝界進行整風。一些讀者給《文藝報》來信，提出應該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批判。1952年4月，周揚在上海同胡風進行一次長談。批評了胡風。胡風感到不安。5月4日，胡風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了信，并附上了《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所發表的要求公開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讀者來信。5月23日，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10周年。5月25日，武漢《長江日報》發表了舒蕪的《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文章。文章對照《講話》結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實際檢查了自己過去的錯誤思想。6月8日《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并由胡喬木加了編者按語，肯定舒蕪的檢討，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的實質是“屬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文藝思想。”舒蕪的文章發表后，在胡風和與胡風接近的人們中間引起了很大震動，但胡風仍沒有接受批評。從9月6日開始，文藝界在北京先后召開了4次座談會，討論胡風的文藝思想。胡風就他和黨的不正常關系作了一些反省。但對于自己文藝思想上的原則問題，始終沒有什么檢討，而是作了辯解。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向周恩來和黨中央報送《關于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經過情況的報告》，周恩來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報告和周恩來的指示均曾經毛澤東、劉少奇圈閱。1953年《文藝報》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別發表了林默涵執筆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何其芳執筆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兩篇文章都認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根本性質的錯誤”，它“實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是和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文藝方針背道而馳的。”《人民日報》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報紙也轉載了林、何的文章。1954年，胡風借著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決議和《人民日報》社論《學習四中全會決定，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在7月間，撰寫了《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呈交當時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主任習仲勛，由習仲勛轉交中共中央。胡風 在《三十萬言書》中，對林默涵批判他的觀點一一加以辯駁;論述了“主觀戰斗精神”問題;指出文藝界存在著的宗派主義沒有得到清算;他把提倡共產主義觀，提倡作家到工農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寫革命斗爭的重要題材，比喻成插在讀者和作家頭上的“五把理論刀子。”

　　第5次是在1954年10月，毛澤東提出了對《紅樓夢》研究中資產階級傾向的批評。他指出文藝界一些領導同志壓制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保持資產階級權威。于是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先后召開了8次擴大會議，對《文藝報》進行了批評。胡風作為文聯委員和作協理事也參加了幾次會議，他在兩次發言中點名批評了周揚等10多個文藝界的負責人并指責《文藝報》對阿垅、路翎、魯藜的批評，是資產階級對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是壓制新生力量。胡風的發言，引起一些與會者的不滿。郭沫若、沈雁冰等不點名地批評了胡風。12月8日，周揚作了總結性的發言《我們必須戰斗》。其中第三部分是：“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著重批評了胡風所集中力量攻擊的《文藝報》宣傳了的庸俗社會學的觀點。該文送給毛澤東看過。1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周揚的講話。

　　這就是關于反對胡風反黨集團一段公案的由來。

　　這正是：不是冤家不聚頭，冤家聚頭事不休。

　　且說1月18日，人民解放軍陸?？哲妳f同作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解放了大陳島外圍的一江山島。

　　此前，《人民日報》1954年7月23日發表社論，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決定，昭告全世界。8月3日，美國公然宣布，要用?？哲?ldquo;保護臺灣和澎湖列島”。9月3日開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炮擊金門。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亞、新西蘭、泰國、菲律賓、巴基斯坦8國在馬尼拉簽訂了針對中國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組成了馬尼拉條約集團。9月22日，人民解放軍再次開始炮擊金門。12月2日，美國與臺灣當局簽訂了“共同防御條約”。于是，毛澤東命令人民解放軍集中力量首先解放與海運、漁業直接有關的浙江沿海島嶼，向世界各國表明中國要解放臺灣的決心;同時要盡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沖突，釀成國際爭端。

　　1月20日，中央宣傳部向中共中央報送了一份《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報告中說：

　　“胡風的文藝思想，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是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他的活動是宗派主義小集團的活動，其目的就是為他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爭取領導地位，反對和抵制黨的文藝思想和黨領導的文藝運動。”

　　毛澤東在這一段之后加寫了兩句話：

　　“企圖按照他自己的面貌來改造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反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斗爭。”

　　1月23日，中央軍委先后發出《關于評定軍銜工作的指示》和《關于頒發勛章獎章工作的指示》。

　　1月24日，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發表《關于美國政府干涉中國人民解放臺灣的聲明》，揭穿了美帝國主義的陰謀，鄭重聲明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解放臺灣是中國的主權和內政，決不容許他人干涉。

　　在藏歷木羊年新年(藏歷和農歷基本相同，1月24日是農歷正月初一日——筆者注)這一天，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與達賴、班禪歡聚一堂，共度新年。毛澤東在致詞中說：

　　“我們大家應當努力，進一步加強和鞏固漢藏民族團結，共同建設我們的偉大祖國。”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號文件批轉了中宣部關于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018文件中寫道：

　　“胡風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他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斗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重視這一思想斗爭，把它作為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一個重要斗爭來看待。把它作為在黨內黨外宣傳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一項重要工作來看待。”

　　中國作協主席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胡風的《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專冊，隨《文藝報》1955年第2、3期合刊附發。

　　1月27日，毛澤東在陸定一的請示報告上作了一個批示。

　　此前，梁漱溟曾寫了一篇《告臺灣同胞書》，送給陸定一審閱。陸定一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并就修改和發表問題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又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后批道：

　　“陸擬各點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數第3行第2刪去‘事不宜遲，……’幾句。此文可以廣播，并可在北京、香港兩處報上發表。”

　　1月28日，芬蘭首任駐華大使孫士敦向毛澤東遞交國書。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今天，世界戰爭的危險和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的好戰分子。他們侵占中國的臺灣和臺灣海峽，還想發動原子戰爭。我們有兩條：第一，我們不要戰爭;第二，如果有人來侵略我們，我們就予以堅決回擊。我們對共產黨和全國人民就是這樣教育的。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6億人口，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毀了，對于太陽系來說，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么。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么，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全世界人民會支持我們。”

　　1月30日，人民解放軍下達準備進攻大陳島的命令。

　　此時，美國見大陳島失守已成定局，向臺灣當局施加壓力，要其撤離大陳島。

　　1955年2月2日，毛澤東得知美軍將掩護國民黨軍撤離大陳島，立即給彭德懷寫了一個批復。

　　此前，海軍司令部在給中央軍委的關于蔣軍從大陳島撤退期間我海岸炮使用問題的請示電中說：“如無美艦直接參加大陳撤退時，我海岸炮可對大陳及港口實施準確射擊。”毛澤東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給彭德懷的批復中寫道：

　　“在蔣軍撤退時，無論有無美艦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帶射擊，即是說，讓敵人安全撤走，不要貪這點小便宜。”

　　后來，國民黨軍在2月11日撤離大陳島。到2月下旬，人民解放軍收復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島嶼。

　　2月5日、7日，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開展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開了文藝工作的座談會和討論會。

　　《學習》雜志1955年第1期發表了《展開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批判》的評論。

　　《人民日報》先后發表了批判性文章。許多作家、藝術家、理論家也在中央和地方報刊上發表文章，公開批判胡風的《關于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其中最有權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

　　2月8日這一天是農歷正月十六，李訥一大早就將一件小禮物和一封給爸爸的信送到了警衛值班室。這件禮物是一個用絲線在圓形的硬紙上編織出來的非常精致的小書簽，上頭一面畫有壽桃，一面寫著：送給親愛的爸爸。她在信中這樣寫道：

　　親愛的爸爸：

　　你正在睡覺嗎?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為什么突然要寫信給你。事情是這樣的：在你過生日的時候，我想給你送禮，一塊手絹還沒有繡成，你的生日就過去了;而且也繡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沒有送。因為我知道你不會生氣，你是我的好爸爸，對嗎?這次媽媽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補補吧。我送的東西也許你不喜歡，但這是我親手做出來的。東西雖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親的小爸爸永遠年輕，慈祥，樂觀，你教導我怎樣生活，怎樣去做人，我愛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遠活著和我們生活在一起。

　　吻你。熱烈愛著你的女兒

　　李訥

　　2月8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6次會議，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

　　爾后，毛澤東發布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服役條例》發布實施。

　　在人大常委會議期間，毛澤東見到了在20年代紅軍中有“紅姑娘”之稱的曾志，問她說：

　　“你學過英文嗎?”

　　曾志說：

　　“我在小學學過一點兒，我們的校長是美國人，教師和校長都用英文講話。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凈凈。”

　　“英文將來是世界語言，要學一點兒，會有用處的。”

　　毛澤東非常認真地說;曾志卻有些為難：

　　“我都46歲了，腦子記不住了。”

　　“我都62歲了，還請了一位英文教員，每星期給我上幾小時的英文課，都已經學了2年了，你才40多歲就不能學了?”

　　曾志被毛澤東說得不好意思了。她看著毛澤東，仿佛眼前的毛澤東還是1929年在蘇家坡旁若無人地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語的那個毛澤東。

　　人大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接見了即將離開北京的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和阿沛.阿旺晉美，他在談話中說：

　　“你們是國家最年輕的領導人了，擔負著很重要的責任。現在你們不僅僅是西藏的領袖人物，而且是一個國家的領導者。”

　　他又親切地望著達賴和班禪，強調說：

　　“因此搞好你們兩位活佛之間的團結非常重要。還要搞好噶廈和堪廳兩方面的團結，搞好漢族和藏族同志之間的團結。”

　　毛澤東說罷，點燃了一支煙，接著說：

　　“要搞好團結，就要互相學習，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學習藏語文，不懂藏語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觸?怎么能夠為藏族同胞服務呢?”

　　班禪說：

　　“希望中央給我派一名漢語教員，下次來北京開會，我不要翻譯，要直接用漢語同主席交談。”

　　“很好，很好!”毛澤東非常高興，他風趣地對翻譯說：“兩位佛爺學會漢語，不用翻譯，你不用擔心，你不會失業，以后可以當干部。當然，翻譯也是干部。我說的是當領導干部，擔負更重要的責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優秀的干部。”

　　他又轉向達賴、班禪和阿沛.阿旺晉美，說道：

　　“我再一次告訴你們，中央代表，解放軍，漢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幫助西藏人民發展經濟、文化，為了西藏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如果他們不是按這個原則辦事的話，你們可以直接找我，找周總理談，絲毫不用客氣。”

　　接見就要結束了，毛澤東站起身來，最后說道：

　　“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說話是算數的，今后我們要重視發展西藏的經濟和文化事業。這一次，也不能讓你們空著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給西藏準備了一批禮物。”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禪堪布會議廳贈送了一大批農牧業機具。

　　2月14日，毛澤東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為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5周年舉行的宴會。毛澤東在宴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祝愿中蘇友好關系萬古長青。

　　1955年，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春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老同學譚世瑛。譚世瑛是毛澤東在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時的國文老師譚詠春的兒子。毛澤東深情地說：

　　“你爹還在東山不?你老倌子有點眼光，那時候，我的個性與人家不一樣，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

　　“你父親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他是愛惜人才的!沒有他，我也進不了東山學堂，也到不了長沙，只怕還出不了韶山沖呢!在當時，他能夠那樣關心我這個學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澤東又問：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譚世瑛說：

　　“我和婆婆子，還有仨崽，一個已經成家。”

　　毛澤東高興地說：

　　“這真是‘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啊。兒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譚世瑛見毛澤東主動問起兒女的事兒，此時時機已到，便把兒子將要被人民政府鎮壓一事說了一遍。

　　原來，譚世瑛的兒子譚可和媳婦以前殺害過共產黨員，后又接受派遣和一個女特務潛伏回鄉，與人民政府為敵?，F在譚可和媳婦被人民政府抓了起來，要進行公審法辦;而譚世瑛因為要替兒子申訴，也曾被管制起來。他現在來找老同學，就是想請毛澤東為兒子說說情。

　　毛澤東聞聽此事，看著眼前清貧了一輩子的老同學，家中竟出了這樣一個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譚世瑛面前，語重心長地說：

　　“世瑛先生，我們家鄉有一句鄉諺：‘兒大不由娘’。又說：‘崽大爺難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蕭子升、蕭子璋兩兄弟，一個要朝東，一個要朝西。人各有志，誰也管不了誰。所以我勸你，兒女們的事，你不要去管。據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1955年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新人民幣。1元新人民幣相當于1萬元舊幣。

　　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由毛澤東簽發的《關于宣傳唯物主義思想、批判唯心主義思想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思想戰線上斗爭的形勢，論述了宣傳唯物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重大意義。指示說，開展對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是在學術界中在黨內外知識分子中宣傳唯物主義的有效方法，是推動學術討論和科學進步的有效方法，是促進各個學術領域中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成長的有效方法，是培養、組織理論工作隊伍的有效方法。

　　指示還強調說，在學術批評和討論中，必須堅持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和團結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要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學術思想上有嚴重資產階級觀點的人，只要他們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對其學術思想展開嚴肅批判的同時，在政治上采取團結的方針。尊重和發揮他們對社會有用的專長，鼓勵其參加學術討論和進行自我改造。

　　3月1日，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批示說：節制生育是關于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決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各級黨委應在干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制生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這是中共中央對中國人口計劃生育問題的首次決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關于迅速布置糧食購銷工作，安定農民生產情緒的緊急指示》，指示強調必須在糧食統購統銷工作中，進一步采取定產、定購、定銷的措施，使農民對自己的交售任務心中有數。

　　3月5日，毛澤東將他的衛士從家鄉帶回的一封群眾來信批轉給河北省委書記林鐵。信中反映河北安平縣一個鄉里在農業合作化當中，干部粗暴地用“跟共產黨走，還是跟老蔣走”一類的大帽子壓群眾入社。毛澤東在批語中寫道：

　　“這是我的衛士回他的家鄉安平縣從那里帶回的一封信。這種情況恐怕不止安平縣一個鄉里有，很值得注意。”

　　據杜潤生回憶說：“在3月8日，鄧子恢還跟我說，毛澤東囑咐要重視黨和農民的關系，農民負擔很重。5年實現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許多農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農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達到百分之五十。”

　　3月初，正當中國外交部為周恩來出席萬隆亞非會議進行緊張籌備之際，國家有關部門獲悉國民黨特務制訂了“1號”行動計劃，要在會議期間暗殺周恩來及代表團成員。

　　毛澤東和政治局委員們擔心周恩來萬隆之行有什么閃失，考慮不讓周恩來出席這次亞非會議，毛澤東動情地對周恩來說：

　　“恩來呀，這次風險比較大，國民黨特務機關已經在多處布下暗殺你的網，你若是有點閃失，那可不得了。我們黨和國家需要你呀。我們是多年的好戰友，親密的戰友，你對我的支持和幫助太大了，一刻也離不開你，所以我請你慎重地、認真地考慮，是否你就不要去參加這次會議了。”

　　周恩來說：

　　“我知道，誠如主席所說的，去固然要冒很大的風險，但是去，可以促使亞非會議更好地進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擴大中國的影響，促進亞非國家的團結和友誼，在亞非國家中架起友誼之橋，和亞非人民一道，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擴大和平地區，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貢獻。

　　外交也是斗爭，有斗爭就有犧牲。如果我因為怕死而不出席會議，就辜負了亞非人民的希望，也對不起吳努、尼赫魯、蘇加諾、沙斯特羅阿米佐約，他們誠心邀請我出席亞非會議，而我卻不能如約對印尼進行訪問，談好了的計劃日程不能實行，豈不是失信于人嗎?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澤東也考慮到找不到合適的人來代替周恩來，就說：

　　“你和陳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萬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來說：

　　“這次去得分兵兩路，全部經過緬甸，對方接待有困難;同時，印度的飛機已租好，不能毀約。我想，我和陳毅同志及代表團主要成員經緬甸飛雅加達，現在民航已準備從昆明試飛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們可以在昆明多停留兩天，把會議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則按原計劃從香港飛雅加達。”

　　3月9日，國務院第7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于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決定》，規定自治區籌委會是負責籌備成立西藏自治區的帶政權性質的機關，由達賴任主任委員，班禪任第一副主任委員。

　　3月13日，應周恩來之邀準備從香港歸國的衛立煌，將事先草擬好的《告臺灣袍澤朋友書》發至北京。毛澤東展開一看，只見衛立煌在《告臺灣袍澤朋友書》中寫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澤：

　　我現舉兩項個人親身經歷之事，使各位更知蔣介石如何卑劣。

　　抗戰時期，我負第一戰區責任，在黃河北岸，背水奮戰，拒敵5年。因為我主張國共共同抗戰，故凡八路軍(解放軍前身)擔任之任務和補給，都主張公平辦理。乃竟召蔣疑忌，認為我偏袒八路軍，破壞他攘外必先安內之陰謀，將我調離第一戰區，并暗行監視。東北之戰，完全由蔣三到沈陽親自主持策定，雖經各將領一致陳述意見，認為不可，但蔣一意孤行，終至全軍覆沒。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國人指責，乃竟向部下諉卸責任，謗為系我失職，派憲兵特務將我監視于南京私邸，并由憲兵司令張鎮告我：未見蔣以前，最好不要接見其他客人。后經吳禮卿先生向蔣提問此事，蔣竟諉稱不知。吳先生事后又問張鎮何以總統并不知道衛長官家中會派有憲兵，不許見客。張鎮聞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過就我親身經歷中較大者而言。我同蔣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這種喪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棄義、陷害部屬的事來，諸位還不及早警惕嗎?

　　我自辛亥年投筆從戎以來，即決心獻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舊社會，建設現代國家。只因蔣介石竊據領導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圖千方百計鞏固私人權勢，置國計民生于不顧，以致數十年光陰虛耗，未能如愿以償，既恨且愧。自從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來，閉門閱讀各種書報雜志，站在客觀的立場觀察實際，尋求革命真理。新中國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凡百設施，突飛猛進，為有史以來所未有?；叵脒^去蔣介石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為，比起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5年來的建樹，使我更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從。所以我覺得這幾十年誤隨了禍國殃民的蔣介石，實在愧對國家愧對國人?，F在祖國正在進行解放臺灣，予我們大家一個效忠革命，為人民盡力的機會，以贖前愆。

　　衛立煌

　　毛澤東看罷，稍加思索，提筆在上面寫了一個批語：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衛到廣州時即行發表為好。在廣州發表時，即送香港登報，并登廣州報紙。同時由新華社發來北京，播發北京及全國登報，并發口語廣播，譯成外文發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3月14日，毛澤東在彭德懷轉報的華東軍區司令部關于對馬祖、金門斗爭問題給總參謀部的請示電上批示道：

　　“馬祖及其它任何島嶼敵人撤走時，我均應讓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擊或阻礙。此點請予考慮酌定，指示華東及福建。”

　　3月14日，毛澤東給黃炎培復了一封信。

　　黃炎培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他的家鄉農民生活苦、吃不飽。毛澤東在復信中寫道：

　　“農村糧食問題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緩和下來，目前則仍有些緊張。”

　　3月15日，衛立煌和夫人韓權華一行甩掉國民黨特務的跟蹤，由香港回到祖國大陸。他們一到廣州，就受到了中共華南局書記陶鑄和華南局統戰部長林李明及廣東省黨政負責人的熱烈歡迎。

　　衛立煌立即發表了《告臺灣袍澤朋友書》。新華社及香港、廣州和內地各大媒體按照毛澤東的批示，均同時播發了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衛立煌給北京發電報，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致敬，報告他已經回來了。

　　3月17日，毛澤東在衛立煌的電報上批示道：

　　“應發一電表示歡迎。由華南分局派適當干部好好護送來京。如他愿意廣州、長沙、武漢、鄭州等處(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設情況，應先電告各處好好引導招待，并表示熱情歡迎態度。”

　　他還擬寫了一份發給衛立煌的復電稿：

　　廣州華南分局即送衛俊如先生：

　　3月16日電報收到。先生返國，甚表歡迎，盼早日來京，藉圖良晤。如有興趣，可于沿途看看情況，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澤東

　　衛立煌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和夫人韓權華一起在有關人員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參觀訪問。

　　3月中旬，毛澤東召見鄧子恢、陳伯達、廖魯言、陳正人、杜潤生。他在聽完農村互助合作和糧食征購的情況匯報后，說道：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現在有些地方要停下來整頓，如華北、東北;有些地方要收縮，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發展，如新區。”“一曰停，二曰縮，三曰發。”

　　3月1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七屆五中全會。

　　會議討論了高崗、饒漱石的問題。全會決定：饒漱石不出席即將召開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保留饒漱石的黨籍，撤銷他的中央委員和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

　　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開幕式上致詞說：

　　“我們現在是處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6萬萬人口的東方國家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在這個國家里改變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要在大約3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實現工業化，并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是決不會不遇到困難的，如同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所曾經遇到過的許多困難那樣，也許還會遇到比過去更大的困難。但是，同志們，我們共產黨人是以不怕困難著名的。我們在戰術上必須重視一切困難。對于每一個具體的困難，我們都要采取認真對待的態度，創造必要的條件，講究對付的方法，一個一個地、一批一批地將它們克服下去。根據我們幾十年的經驗，我們遇到的每一個困難，果然都被我們克服下去了。種種困難，遇到共產黨人，它們就只好退卻，真是‘高山也要低頭，河水也要讓路’。這里就得出一條經驗，它叫我們可以藐視困難。這說的是戰略方面，是在總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難，我們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

　　“不論在自然界和在社會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質來說，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而一切舊勢力，不管它們的數量如何龐大，總是要被消滅的。因此，我們可以藐視而且必須藐視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難，把它們放在‘不在話下’的位置。這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這種樂觀主義是有科學根據的。只要我們更多地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學，一句話，更多地懂得客觀世界的規律，少犯主觀主義錯誤，我們的革命工作和建設工作，是一定能夠達到目的的。”

　　會議聽取了陳云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1個五年計劃的報告。

　　3月22日，陳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發言稿，如你能加以審閱指正，會使我獲得進益，并增加發言的勇氣。本文對高、饒的罪惡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評黨內現狀，是否需要，是否過火，我在這點上是有些猶豫感的!另外關于路線檢討，我是把我入黨30多年來的思想演變過程作了概括敘述，既不護短也不是嘩眾取寵，力求適當，即做到有更大的妥當性。這個問題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夠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說反革命有規格，我想自我檢討亦有其一定的規格，我開的規格只此而已，故熱望指正。

　　陳毅

　　3月23日，毛澤東在陳毅的發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你的發言稿，看了一遍，覺得很好，可以和應該那樣說，不算過火。在第21頁上，我加上幾個字。我感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

　　會議期間，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此后在會議討論中，由于饒漱石鬧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發材料的出現，高、饒問題“逐步升級”。

　　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大會上作了發言，他闡述了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指導思想和看法。他說：

　　“必須堅持‘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針。”

　　3月26日，毛澤東在會議期間找鄧子恢等談話。他說：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暴動。”

　　毛澤東就農業合作化運動與鄧子恢議定：浙江、河北兩省收縮一些;東北、華北一般要停止發展;其他地區，主要是新區再適當發展一些。

　　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了《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并建議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審議批準，頒布實施。

　　會議還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開除了高崗、饒漱石的黨籍，撤消了他們在黨內外的各項職務。對于高崗反黨集團的五虎將張明遠、張秀山、趙德尊、馬洪、郭峰的處理比較寬，沒有開除他們的黨籍，只是給予降級處分。對于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長楊凡，給予開除黨籍、撤職查辦的處分。

　　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通過了《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3月31日，毛澤東在全國黨代會的結論中說：

　　“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鉆研的，是鉆社會主義工業化，鉆社會主義改造，鉆現代化的國防，并且開始鉆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

　　“高、饒之間是一個反黨聯盟。這個聯盟的出現不是偶然現象，是現階段階級斗爭的一種激烈尖銳的表現。這個反黨聯盟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黨，用陰謀方法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而為反革命復辟開辟道路。全黨、尤其是黨的干部，應該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引為鑒戒，不要重蹈覆轍。共產黨人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說出自己的政治見解，對于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贊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不可學習高、饒那樣玩弄陰謀手段。”

　　“對這個陰謀、陰謀家、陰謀集團，我們是在1953年秋冬才發現的。對于高崗、饒漱石，長期沒有看出他們是壞人。”“我們應當從這里得出一條經驗，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毛澤東還說：

　　“對待一切犯了錯誤、有所覺悟、愿意進步的同志，不但要看，而且要幫。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看一看等待他們改正錯誤，而且要幫助他們改正錯誤，人是要有幫助的。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一個籬笆要打三個樁，一個好漢要有三個幫。尤其是犯了錯誤更需要別人幫助，‘看’，等待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是必要的，不過還是消極的。必須‘幫’，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早日改正錯誤，這才是對待同志的積極態度。”

　　“不要逞英雄。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應當承認少數人的作用，就是領導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還是群眾。”

　　“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智慧結合起來，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使我們工作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傾向。必須懂得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這兩個方面，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結合的。而個人負責則與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個人獨裁，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沒有你，地球就不轉了嗎?地球還是照樣地轉，事業還是照樣地進行，也許還要進行得好些”

　　毛澤東鑒于高崗、饒漱石事件出現的教訓，建議成立具有更廣泛權力的各級監察委員會，加強黨內監督。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將饒漱石逮捕入獄。

　　4月2日，潘漢年由于受到饒漱石一案的震動，他帶著寫好的一份檢查材料去見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請將這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聽了潘漢年的報告及材料，大吃一驚，安慰了潘漢年幾句，便匆匆將材料親自送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看罷材料，大為震怒，當即批示道：

　　“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漢年，罪名是潘漢年在檢查材料上所檢討的兩件事：一是在抗日戰爭時期秘密會見過汪精衛而長期沒有向組織上報告;二是對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護”胡均鶴等大批特務的問題負有直接責任。

　　4月4日，毛澤東主持續開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黨的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3項決議和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人選。全會正式批準逮捕饒漱石和潘漢年。

　　七屆五中全會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4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并批準了周恩來提交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和《關于目前中緬兩國間一些實際問題的處理方針》。

　　4月5日，衛立煌及夫人韓權華一行抵達北京，毛澤東安排由周恩來負責接見。周恩來設家宴招待了衛立煌一行。

　　4月6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到南方視察。

　　毛澤東在譚震林、江渭清等人陪同下，到南京棲霞區十月農業合作社參觀。他同社員們進行了親切的交談。走到村頭時，他突然轉向身邊的江渭清：

　　“渭清，上次我們談過城市綠化的事，依你看這郊區的綠化該怎么個搞法?”

　　前邊說過，1953年2月下旬毛澤東在紫金山天文臺談過南京城市綠化的問題。如今江渭清見他又提到郊區綠化的問題，便回答說：

　　“我們已有部署了，根據具體情況做綜合安排，打算搞防風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經濟林。針對樹木品種不同，生長快慢不同，搞長短結合，‘公孫三代’，不久就會見成效的。”

　　毛澤東點點頭，又問：

　　“這里的經濟林將以什么品種為主啊?”

　　江渭清說：

　　“根據調查研究，很適合種水蜜桃樹。”

　　毛澤東高興地說：

　　“這可好，將來南京地區的水果供應問題也就能解決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在上海，毛澤東聽取了柯慶施的匯報?？聭c施說，在縣、區、鄉3級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農民要“自由”的情緒，不愿意搞社會主義。

　　4月7日，周恩來、陳毅一行人驅車到北京西郊機場，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他們剛要登機，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匆匆趕來，把一份重要情報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見上面寫道：

　　“蔣介石特務機關已高價收買香港啟德機場的地勤人員，準備利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在香港停留之機，將定時炸彈放入飛機油箱內，以暗害周總理和代表團成員。”

　　周恩來看罷情報輕蔑地一笑，與陳毅等人飛往重慶，再轉昆明。

　　周恩來到了昆明，打電話給西花廳，要工作人員告訴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爾公主號”抵達香港之前，將羅長青送給他的情報通報英國駐華代辦處、新華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機的部分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

　　4月10日上午，中國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將情報通報給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艾惕斯。是日晚，新華社香港分社將情報向印度航空公司駐香港辦事處作了通報。

　　4月11日上午，因駐香港的特務機關收買了啟德機場的地勤人員周駒，讓他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致使飛機飛離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亞途中5小時后爆炸，機上的中國、越南代表團工作人員及隨同前往的中外記者11人，全部遇難。

　　此時，周恩來、陳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難。

　　4月21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在北京召開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鄧子恢在會上致開幕詞。

　　會議的主題是討論合作化的發展形勢和下一步整頓收縮的方針、政策。

　　4月22日，毛澤東結束了在南方的考察，回到了北京。

　　4月25日下午，毛澤東在菊香書屋會見了17年未曾謀面的衛立煌，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毛澤東對衛立煌的歸來，感到非常高興，他詳細地詢問了衛立煌的近況和在海外的生活情況，向衛立煌介紹了解放后中國的變化和將來的發展藍圖。衛立煌為之歡欣鼓舞，感謝毛澤東的關懷，表示向往新中國的建設。

　　是日晚，毛澤東設宴招待衛立煌，飯罷，又一起觀看了一場電影。衛立煌十分感激毛澤東的熱情款待。

　　4月27日，毛澤東會見了巴基斯坦新任駐華大使蘇爾丹一烏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但它后來又參加了美國策劃的東南亞條約集團。剛剛結束的這一次亞非會議，巴基斯坦也是發起國之一。

　　毛澤東在同蘇爾丹一烏丁.阿哈默德談話中說：

　　“亞非會議要不是由5個科倫坡國家發起，而由中國發起，那就開不成。他們相信你們，不相信我們，原因是我們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但是，我們共產黨并不像美國所描寫的那樣是不理發的，是青面獠牙、三頭六臂的，我們是講道理的。

　　現在我們了解，巴基斯坦當初參加馬尼拉條約集團是因為怕中國侵略。希望你們慢慢地能了解中國是不會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間的誤會，改進彼此間的關系。我們已經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關系和貿易關系，我們同泰國、菲律賓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進我們同他們之間的關系。周恩來總理在亞非會議上已同他們的代表有了接觸。

　　中國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周總理在聲明中已表示我們愿意同美國人坐下來談判。在亞非會議期間，我們同5個科倫坡國家和泰國、菲律賓曾談過臺灣問題。一切問題應通過談判來解決，打仗的辦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和譚震林談話說，合作化還可以快一些。

　　5月1日晚，毛澤東就陳嘉庚來信建議節約糧食和福建晉江青陽機場改建問題，給他寫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書，論及糧食和飛機場二事，均已轉付有關機關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謹此奉復。順祝

　　興居佳勝

　　毛澤東

　　是日晚，毛澤東想起近年來許多鄉下親友來京，或要求來京，或要求解決工作問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便提筆給文炳璋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澤榮(遜五)、毛仙梅2人，和他們一到來京一行，即持信為證。其他各人均不要來，請你轉告文梅清、文東仙二同志，他們給我的信收到了，他們的問題我不能解決，他們不要來京。韶山方面有要來的，除澤榮、仙梅二人可以來之外，均不可來，問你母親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澤東

　　毛澤東寫畢，把信看了一遍，覺得對“不要來京”還有必要強調一下，便又在信的天頭上加了一句：

　　“此信給毛澤榮、毛仙梅二人一閱。”

　　5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臺盟總部秘書長徐萌山作為臺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休息時，示意叫徐萌山過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說：

　　“你是第一次來吧?過去沒有見過。”

　　徐萌山說：

　　“我叫徐萌山，在臺盟工作，1946年從臺灣來念大學的。”

　　站在毛澤東旁邊的徐冰副部長介紹說：

　　“他是臺盟的秘書長。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澤東笑了說：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澤東幽默的話語，使徐萌山緊張的情緒變得輕松了。毛澤東轉對徐萌山說：

　　“你還年輕，要很好學習，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動得不知怎樣回答，只說了聲：“好的，謝謝。”

　　5月5日晚，毛澤東聽取鄧子恢關于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的匯報。毛澤東在談話中說：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毛澤東的警告沒有引起鄧子恢的重視。

　　5月6日，鄧子恢在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做了總結，他沒有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昨天晚上和他談話內容，會議總的精神依然是：“一般停止發展，立即抓生產，全力鞏固，少數省縣適當收縮。”

　　5月7日，第3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結束，會議決定農業生產合作社停止發展一年半，全力進行鞏固。

　　這天中午，周恩來率領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回到北京。

　　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會議，周恩來、陳毅和政治局委員參加了會議。周恩來、陳毅匯報了亞非會議的情況。毛澤東請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澤東派秘書和專車把文炳璋、毛澤榮、毛仙梅及毛澤榮的養子毛繪華接到中南海敘舊。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應毛澤東之邀來京的，他們住在中南海外面一個招待所里。

　　毛澤東的堂弟毛澤榮這一次已經是第2次來京了。此時，毛繪華剛從部隊轉業，忙著找工作，他知道養父和毛澤東的關系，便央求父親到京找毛澤東幫忙找個工作。毛澤榮猶豫再三，還是答應了兒子的要求。

　　毛澤東見到毛繪華，當即叫秘書拿了200元人民幣，作為見面禮交給了毛繪華。毛澤東還勉勵毛繪華好好學習，努力工作。毛澤榮借此機會提出，請主席三哥幫忙找個工作。毛澤東聞言，沉吟不語，半晌才說：

　　“這個事情不大好辦。我是國家主席，不能隨便給人介紹工作，更不能只考慮自己的親屬、故舊、同事的利益。”

　　毛澤榮聽了，心中有些不悅。

　　毛仙梅一身農民打扮，上穿一件補丁青衣，腰系一條舊圍裙，還帶著一桿旱煙袋。毛仙梅是毛澤東的遠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響下參加農民運動。

　　毛澤東見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給他換上。

　　毛仙梅喜歡抽旱煙，一抽就煙霧沉沉，很嗆人。毛澤東見他一個勁地抽，就說：

　　“仙梅大哥，你還是把煙袋腦殼丟了，抽紙煙吧。”

　　毛澤東向文炳璋了解了農村的生產和農民、教師及轉業軍人的生活情況。

　　毛仙梅向毛澤東反映了楊林蔣梯奎烈士的胞弟蔣浩然，被劃為地主成份引起親屬不滿的事，并把蔣浩然寫給毛澤東的信交給了毛澤東。

　　此時，工作人員端來了晚餐，毛澤榮在吃飯的時候見毛澤東愛吃紅燒肉，便對他說：

　　“三哥回韶山，我們餐餐搞紅燒肉給你吃。”

　　毛澤東高興地說：

　　“那好!那好!你們能經常吃到紅燒肉嗎?”

　　毛澤榮聞言，立時放下筷子，不高興地說：

　　“莫說吃肉，好多人家飯都沒得吃!”

　　毛澤東忙問何故?毛澤榮說，去年秋天，中央來了文件，糧食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收購后留給農民的口糧每天只有1斤。對莊稼漢來說，1天1斤哪里夠吃?眼下春季青黃不接，借貸無門，韶山有40%的人沒有飯吃。

　　毛澤東聽了，沉默了許久，歉意地說道：

　　“我了解的情況沒那么嚴重，看來我沒有十足的官僚主義，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講真話。”

　　他立即讓秘書把在家的中央領導都請到這里來。不一會兒，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自己的客人，又讓毛澤榮介紹一下鄉下缺糧的問題。毛澤榮說：

　　“你們領導鬧革命，我舉雙手贊成，就是糧食要充足點。”

　　接下來，他詳細地匯報了鄉間因為統購過頭而造成春荒缺糧的情況。周恩來解釋說：

　　“現在國家搞建設，有些困難，要注意節約，北京的機關事業單位，星期天只吃兩頓飯。”

　　毛澤榮說：

　　“鄉里沒有多少油吃，城里還有副食賣，當然夠了……”

　　毛澤東見談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話說：

　　“好，好!澤榮暫時莫講了，我們要開會研究一下。”

　　送走劉少奇等人后，毛澤東和毛澤榮出去散步，兄弟倆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蔭大道上。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

　　“澤榮，你有困難，不要來找我，要靠當地政府解決。你的困難要根據實際情況出發，政府能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就不要耍蠻。你是我的親屬，我必須嚴格要求，不會只為你們考慮。至于你的兒子要參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顧。”

　　這一天，毛澤東讓攝影師為他與毛仙梅、毛澤榮、文炳璋、毛繪華合影留念。

　　過了兩天，毛仙梅從住所去見毛澤東，他說：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習慣，我要回去了。”

　　毛澤東有些詫異，問道：

　　“怎么不習慣?這里生活不好嗎?”

　　毛仙梅說：

　　“很好?？上У氖俏襾G了兩件東西。”

　　“什么東西?”

　　毛澤東問;毛仙梅板著手指說：

　　“一件是葉子煙袋，一件是圍裙子。”

　　毛澤東聞言，哈哈大笑，說：

　　“呵!就是那兩件東西。我不是都給你換了嗎?”

　　毛仙梅說：

　　“我舍不得。”

　　在毛澤東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來。

　　5月9日晚，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周恩來、李先念、鄧子恢、廖魯言、陳國棟，研究糧食問題和合作化問題。他說：

　　“糧食，原定征購900億斤，可考慮壓到870億斤。這樣可以緩和一下。這也是一個讓步。糧食征購數字減少一點，換來個社會主義，增加農業生產，為農業合作化打下基礎。”

　　他問鄧子恢道：

　　“到1957年化個40%，可不可以?三分之一也可以。”

　　毛澤東又說：

　　“農村對社會主義改造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在縣區鄉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農民這種情緒的。據柯慶施說，有30%。不僅縣區鄉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機關干部中也有。”“說農民生產情緒消極，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見，麥子長得半人深，生產消極嗎?”

　　5月11日，毛澤東在周揚的來信上作了一個重要批示。

　　原來在4月間，舒蕪把胡風在40年代寫給他的信件交給了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林默涵發現信件中有許多暗語，對一些黨和非黨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態度。經舒蕪整理清楚后，林默涵將這些信件交給了周揚。5月9日，周揚把胡風寫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蕪提供的材料清樣一同報送給毛澤東，并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胡風的自我檢討和舒蕪的揭露材料擬在下期的《文藝報》一同登載，在胡風文前加了一個編者按語，請毛主席審閱。”

　　毛澤東看罷周揚的來信，他認為所擬編者按語不行，并對舒蕪所提供的材料的題目《關于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也不滿意，提筆將其改為《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他在給周揚的批示中寫道：

　　周揚同志：

　　按語不好。改寫了一個，請你和陸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為可用，請另抄付印，原稿退還給我為盼!可登《人民日報》，然后在《文藝報》轉載。按語要用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時以后，或明天下午，來我處一商。

　　毛澤東

　　毛澤東重新起草的按語是這樣寫的：

　　“胡風的這篇在今年1月寫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寫了‘附記’的《我的自我批判》，我們到現在才把它和舒蕪的那篇《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一同發表，是有這樣一個理由的，就是不讓胡風利用我們的報紙繼續欺騙讀者。從舒蕪文章所揭發的材料，讀者可以看出，胡風和他所領導的反黨反人民的文藝集團是怎樣老早就敵對、仇視和痛恨中國共產黨和非黨的進步作家。讀者從胡風寫給舒蕪的的那些信上，難道可以嗅得出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來嗎?從這些信上發散出來的氣味，難道不是同我們曾經從國民黨特務機關出版的《社會新聞》、《新聞天地》一類刊物上嗅到過的一模一樣嗎?什么‘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觀點上和封建傳統反抗的各種傾向的現實主義文藝”;什么和‘人民共命運的立場’;什么‘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黨的政治綱領’;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我個人二十多年來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這種話，能夠使人相信嗎?如果不是打著假招牌，是一個真正有‘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和立場的知識分子(這種人在中國成千上萬，他們是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并愿意接受黨領導的)，會對黨和進步作家采取那樣敵對、仇視和痛恨的態度嗎?

　　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應當剝去。胡風反黨集團中像舒蕪那樣被欺騙而不愿永遠跟著胡風跑的人，可能還有，他們應當向黨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風的材料。隱瞞是不能持久的，總有一天會暴露出來。從進攻轉變為退卻(即檢討)的策略，也是騙不過人的。檢討要像舒蕪那樣的檢討，假檢討是不行的。路翎應當得到胡風更多的密信，我們希望他交出來。一切和胡風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應當交出來，交出比保存或銷毀更好些。

　　胡風應當做剝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騙人的檢討。剝去假面，揭露真相，幫助黨徹底弄清胡風及其反黨集團的全部情況，從此做個真正的人，是胡風及胡風派每一個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名單，由劉少奇、陳云、鄧小平、王稼祥、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7人組成;通過了修改黨章和修改黨章報告起草委員會名單，由鄧小平、楊尚昆、安子文、劉瀾濤、宋任窮、李雪峰、馬明方、譚震林、胡喬木9人組成。

　　這一天，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他提出了“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肅反方針。

　　原來在1954年，全國工礦企業發生政治性破壞事件345起。從1955年1月到4月，在閩、浙、蘇、皖、桂、湘、鄂、贛、豫、川、康、滇、冀等15個省的一些地區，發生反革命暴亂4起，反革命暴亂未遂案10起，較大的騷亂25起。這些暴亂、騷動、破壞事件，多數與美蔣間諜活動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聯系。實行第2次大規模鎮反和內部肅反，已經成為必要的政治運動。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成立了由羅瑞卿、陸定一等10人組成的肅反領導小組和辦公室。

　　后來從1955年7月開始，分2批進行肅反。第1批是中央、省市機關、高等院校、部隊這些單位內部，參加運動的有572萬人，到1956年7月結束，查出反革命及其他壞分子37578人。第2批是縣以下單位，到1957年底結束。

　　5月13日，《人民日報》將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和《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澤東重新起草的編者按語一同發表。

　　《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蕪交出的從1943年到1950年胡風寫給他的34封信的摘編。他把有關材料分為4類：

　　1、胡風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2、胡風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由黨和非黨進步作家所組成的革命文學隊伍。3、胡風為了以上兩個目的，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動。四、狂妄的個人野心和唯心主義世界觀是胡風一切活動的思想基礎。

　　舒蕪還說：胡風的信，使人強烈地感到“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

　　欲知胡風等人的命運如何?且看下一章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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