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

　　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義’，不去搞社會主

　　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

　　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

　　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

　　話說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他的住所得了腦溢血癥，摔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覺。

　　據數十年后解密的材料說，正在開會的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赫魯曉夫等人得到斯大林患病的消息后，誰也沒有說活，而是繼續關起門來開了4個小時的會議，爾后才開始組織人員對斯大林救治。

　　3月3日、3月4日，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連續發布了斯大林的病情公報。正在蘇聯治病的江青及時打電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前邊已經說過，江青是在1952年去蘇聯治病的。她在1953年初的情況，蘇聯翻譯卡爾圖諾娃曾在《我給江青當翻譯》一書中作了描述：江青的病情稍有好轉，就在卡爾圖諾娃的陪同下去看望在蘇聯長期養病的毛岸青。卡爾圖諾娃回憶說：“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江青卻講起了謝爾蓋.遠福在朝鮮犧牲的情況(講到他時顯得那么懷舊)。毛遠福在大學時就是一個有為的青年，我甚至可以說他是有天才的，又是博覽群書。”卡爾圖諾娃書中所說的謝爾蓋.遠福就是毛岸英。毛岸英的曾用名叫楊永福，毛岸青的曾用名叫楊永壽。卡爾圖諾娃還寫道：“1953年2月底3月初，根據部領導的要求，我每天都帶著斯大林的病情報告上她那兒去。”關于此時江青的行蹤，維克多也在《江青同志》一書中描述說：“在斯大林逝世的前一天，她被轉移到郊區療養院。”

　　且說3月4日這一天，毛澤東親自來到蘇聯駐華使館，對斯大林的病情表示關切和慰問。

　　3月4日晚，毛澤東將2月25日的一封群眾來信批給中宣部副秘書長熊復。

　　這位來信者是一位參加批評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的人，他在信中反映了1月29日中國文聯召開的批評胡風文藝思想座談會的情況，并說批評胡風的文藝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壓抑和苦惱。

　　毛澤東在這封來信中批示道：

　　“此事請你調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1953年3月5日晚9時50分，斯大林終因腦溢血癥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維克多描述江青說：

　　“負責江青病情的俄國警衛員、醫生和護士說，他們的領袖之死至關重要，毛主席應和其它各國首腦一道來莫斯科參加葬禮。江青告訴他們說，那不關她的事，這樣重大的決定應由中共中央做出。”

　　卡爾圖諾娃描述江青說：

　　“對于他的逝世，她感到十分悲痛，并去過聯盟大廈停放斯大林靈柩的大廳守靈。”

　　3月5日晚，斯大林逝世的噩耗傳到北京，毛澤東熱淚涌流，夜不成寐，數次服用安眠藥也不能入睡。

　　3月6日晨，中國人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齊越那低沉而充滿悲痛感情的聲音里，聽到了斯大林不幸逝世的消息，他們流下了熱淚，許多人泣不成聲。人們自發地在手臂上戴上了黑沙，為斯大林致哀。

　　3月6日，毛澤東向全中國發布命令，命令要求：自3月7日至9日，全國下半旗為斯大林志哀。在志哀期間，全國各工礦、企業、部隊、機關、學校及人民團體，一律停止宴會、娛樂活動。

　　3月6日這一天，毛澤東在發往蘇聯的唁電中寫道：

　　斯大林的逝世，“不僅是蘇聯人民，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和整個和平民主陣營以及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民的無可估量的損失。”“斯大林同志對于中國人民這樣偉大的深厚的友誼，中國人民永遠感念不忘。”

　　毛澤東還親自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吊唁斯大林。

　　到3月7日，毛澤東一連3天沒有睡覺，2天沒有吃飯。警衛們都很緊張，任何人都警惕著，不允許周圍發生任何聲響。這幾天，毛澤東懷著對斯大林的深切悼念，寫下了《最偉大的友誼》一文，盛贊斯大林的光輝業績和他對中國革命與建設所給予的支持和援助。

　　3月8日，毛澤東派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

　　3月9日，莫斯科為斯大林舉行了追悼大會。維克多描述江青這一天的活動說：“舉行斯大林葬禮那天，莫斯科的氣溫下降到零度一下。毛主席雖然沒有來，但發來了唁電。在這緊張的情況下，她仍與療養院的其他病人一道守夜。她從她的窗口看到了殯儀隊伍走向紅場路上排隊行走的人群非常混亂，使她感到非常驚訝。她評論說：斯大林的失敗之一，是思想上沒有為他死的那天準備群眾隊伍。”

　　這一天，北京60多萬軍民也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斯大林追悼大會。毛澤東向斯大林遺像敬獻了花圈，朱德致了悼詞。

　　3月11日，在莫斯科的周恩來同蘇聯領導人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赫魯曉夫、米高揚、庫茲涅佐夫舉行會談。蘇聯領導人在談話中說，希望在朝鮮戰場上恢復停戰談判。

　　3月17日，毛澤東批發了中央《關于布置農村工作應照顧小農特點的指示》，指示說;

　　“土地是各自私有的，不是共有的集體農莊。每個農民對于生產技術的微小改革，都抱有一種不放心的看法而不敢輕易去試驗。”“因此應教育廣大干部，使他們深刻認識，在向農村布置任務的時候，在農村進行工作的時候，在領導農業生產的時候，時刻記住并且照顧到小農經濟的特點，多強調自下而上集中群眾要求，因地制宜，而不可強調自上而下的布置任務，強求一致完成。”

　　中央指示各地對互助合作組織普遍進行一次整頓，凡不具備條件、用強迫方法組成的初級社，一律轉為互助組。

　　3月19日，毛澤東給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周恩來發去了一封電報。

　　周恩來是在3月14日率中國代表團前往布拉格參加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捷共主席哥特瓦爾德的葬禮的。毛澤東在電報中寫道：

　　“關于克拉克于2月22日要求雙方先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問題，我方尚未答復。喬冠華根據你的意見已擬好一個采取駁斥態度的講話稿，在我處壓下來未發，等你回來商量后再辦。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臺后的一種試探做法。我方對策有二：一種是駁斥;一種是表示可以商談，在商談中看情形決定最后對策。你在和蘇聯同志談話時，請將此事提出詢問他們的意見。”

　　3月19日晚，毛澤東在給陳云的批示中建議他使用擦澡健身法：

　　“每天用毛巾沾熱水擦身，先熱后冷，又冷又熱，鍛煉皮膚毛血管又收縮又擴張，每擦一次可經半小時，多至1小時，擦完全身發熱。每天一次至兩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試試。

　　毛澤東

　　用酒似不甚好。”

　　3月21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從布拉格返回到莫斯科。

　　是日晚，周恩來應蘇共中央約請，與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赫魯曉夫、馬立克、庫茲涅佐夫商談朝鮮停戰方案。會談結束后，周恩來立即致電毛澤東說：

　　“蘇方提議的中心思想，即是準備在戰俘問題上求得妥協，以掌握和平的主動權。解決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據日內瓦公約109條，雙方先行交換重傷病戰俘，其不愿回者暫交中立國，并恢復板門店談判解決具體問題。然后即由中朝雙方當局分別發表聲明，主張戰俘按分類辦法實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則交由指定的中立國(如印度或其他國，視情況再定)，保證其得到公正解決。蘇聯外長跟著發表贊助聲明，然后蘇聯在聯合國代表即作同樣活動。”

　　3月22日，毛澤東復電給周恩來，他寫道：

　　“這實際上即是去年9月上旬我們向謝明諾夫同志(即斯大林——筆者注)所提3個方案中的一個方案。”“后來因美國在板門店采取橫蠻態度，這個方案未能提出。現在提出這個方案是適合時機的。惟我方聲明中應將俘虜分為達成協議者和未達成協議者，而不稱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們歷來反對所謂‘自愿遣返’原則相沖突。具體步驟待你回來酌處。”

　　3月23日，毛澤東致電代替李克農、喬冠華在朝鮮負有談判領導責任的丁國鈺，并告金日成、彭德懷，他寫道：

　　“關于克拉克2月22日建議先行交換可以行走的重傷病俘虜一事，我方準備同意討論此事，復文尚須數日才能擬好，暫時不要向外邊透露。”“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并做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方著急。艾森豪威爾上臺后在亞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對于違反協議事件，過去我們采取不分輕重一事一抗的方針，本已有些被動。最近一星期內，如無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對方送抗議。”

　　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過毛澤東重新修改和補充的《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毛澤東在決議中一是將試辦少數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農莊需要“有機器條件”改為“有適當經濟條件”，二是又加寫了兩段重要的文字，他寫道：

　　“在解決了有關農業互助合作的許多問題之后，黨中央認為必須重復地喚起各級黨委和一切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和非黨積極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滿腔熱情地沒有隔閡地去照顧、幫助和耐心地教育單干農民，必須承認他們的單干是合法的(為共同綱領和土地改革法所規定)，不要譏笑他們，不要罵他們落后，更不允許采用威脅和限制的方法打擊他們。農業貸款必須合理地貸給互助合作組織和單干農民兩方面，不應當只給互助合作組織貸款，而不給或少給單干農民方面貸款。在一個農村內，哪怕絕大多數農民都加入了互助組或合作社，單干農民只有極少數，也應采取尊重和團結這少數人的態度。”

　　“在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是農業生產工作，其它工作都是圍繞農業生產工作而為它服務的。任何妨礙農業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必須避免。”

　　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懷復函克拉克，同意交換傷病戰俘，并建議立即恢復談判。

　　3月30日，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關于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聲明中說：

　　“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余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

　　1953年4月，楊勇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第20兵團司令員，參加抗美援朝戰爭。

　　1953年4月，中央軍委發出《關于軍士以下人員(含準尉)軍銜評定工作指示》。

　　1953年4月3日，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1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

　　早在1953年初，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對農業合作化的領導，成立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由鄧子恢任部長，以陳正人為副部長。

　　第1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傳達了毛澤東關于農村工作基本任務的指示：就是要用10年到15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在全國基本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會議按照毛澤東這一指示，重新安排了第1個五年計劃期間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計劃，適當壓縮了原來規定的老區和新區發展互助合作的速度。

　　1953年初，毛澤東指著開國大典前給他特意制作的4套黃呢料軍衣，對江青說：

　　“黃軍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給誰就送給誰吧。”

　　江青把李銀橋叫到她的辦公室，桌子上放著那4套黃制服，她說：

　　“銀橋，這些衣服主席不穿了，送給你吧。”

　　李銀橋“嗯”了一聲，動手翻翻那幾件衣服，說：

　　“分給孫勇2套吧?”

　　江青說：

　　“好吧。”

　　孫勇是毛澤東的副衛士長。李銀橋先挑出毛澤東參加開國大典時穿過的那一件，又從3件中挑了一件，剩下的兩件就送給了孫勇。

　　毛澤東的衣服特別肥大，李銀橋沒法穿，就要把衣服改一改。韓桂馨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你可別瞎改呀，這要是在舊社會，那衣服就算皇帝登基的龍袍呢。”

　　李銀橋說：

　　“現在不是新社會嗎?主席一再說：‘我是國家主席，是人民公仆，不是皇帝。’你瞎扯什么?”

　　于是，李銀橋就把那件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穿過的衣服，改成了自己合身的衣服。

　　4月15日，全國婦聯第2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

　　4月20日，鄧華在給志愿軍副司令員楊得志并告中央軍委的電報中，傳達了毛澤東向他提出的關于志愿軍在談判期間的行動指導方針，即：

　　“爭取停，準備拖。而軍隊方面則應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談，不要松勁，一切仍按原計劃進行。”

　　鄧華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方針，提出在朝鮮戰場舉行夏季戰役反擊的意見，計劃在5月底完成戰役準備，戰役反擊從6月初開始，到7月上旬結束。

　　4月23日，毛澤東批準了鄧華的戰役計劃。他還在批語中提出了另一手準備：

　　“至于停戰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談判，則可于5月間適當時機再行決定。”

　　4月23日，全國婦聯第2次代表大會選出了全國婦聯第二屆執行委員會。

　　4月25日，在全國婦聯第二屆執委會第1次會議上，選出宋慶齡、何香凝為名譽主席，蔡暢為主席，鄧穎超、李德全、許廣平、史良、章蘊為副主席。

　　4月26日，朝鮮停戰談判在板門店繼續舉行。

　　1953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毛澤東批發了一個通知，專門規定說：在慶祝集會的會場上，可以掛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以及毛澤東的像，但不要掛成一排，可以掛成兩排。在游行隊伍中，領袖的像也要有順序。第1排自左至右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第2排為毛澤東、孫中山;第3排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以下為各國的領袖。

　　毛澤東一直堅持著過去提出的原則：他與馬恩列斯是學生與先生的關系，他不能與他們并列，而是與孫中山平列。

　　1953年5月2日，毛澤東就堂弟毛澤榮寄來家鄉的茶葉、火焙魚等土特產、要求進京相會一事，給毛澤榮寫了一封回信，請人帶回韶山。他在信封上寫著：帶交 毛澤榮先生 毛寄。使用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的信封。

　　毛澤東在給毛澤榮的這封復信中寫道：

　　澤榮賢弟：

　　4月9日給我的信及饋贈食品，均已收到，謝謝你。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動恐怕不方便罷，似乎不必來京看我。你有困難，可以相告，替你設法解決。

　　此復。祝你身體健康!

　　毛澤東

　　5月13日，中朝軍隊為實現毛澤東提出的“消滅敵人，配合談判”的方針，提前發起了強大的夏季反擊作戰，重點打擊李承晚偽軍部隊。

　　李承晚曾在4月24日轉告艾森豪威爾說：如果達成允許志愿軍繼續留在鴨綠江以南的任何協議，他就將宣布南朝鮮軍隊退出“聯合國軍”，在必要時繼續單方面作戰。

　　5月間，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向中央作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

　　早在4月份，李維漢根據毛澤東在3月份強調用國家資本主義來改造私人資本主義的設想，組織了包括國家計委和工商管理局參加的調查組，對上海、武漢等幾個城市資本主義企業公私關系進行了調查。李維漢在這個調查報告中，提出公私合營的國家資本主義辦法是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最適當的方式，并提出了進一步做好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團結、教育、改造”工作的具體方針政策。

　　毛澤東在李維漢的報告上批示說：

　　“黨的任務是在10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1、農業;2、手工業;3、資本主義企業。”

　　毛澤東十分重視這個報告的意見，他還親自打電話告訴李維漢說：

　　“這個報告將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

　　5月15日，毛澤東給黃炎培送去了有關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兩個材料，并給他寫信說：

　　“私營問題的中心，和公營一樣，是民主改革與增產節約。這個問題解決了，勞資關系等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5月24日，毛澤東在蕭克關于軍委例會通過的內務條令、紀律條令、隊列條令第3個草案的報告上批示說：

　　“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

　　5月27日，中國人民志愿軍發起夏季反擊作戰第二階段攻勢。

　　5月底，中國人民志愿軍第20兵團司令員楊成武回國任職。6月初，由鄭維山接替楊成武擔任志愿軍第20兵團代司令員。

　　1953年6月5日，毛澤東要楊尚昆將有關新稅制的5個文件，印發給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與會者。他還給這5個文件加了一個總題目：“1953年1月至2月間關于新稅制問題的幾個文件。”

　　這5個文件是：山東分局第二書記向明等人關于新稅制的電報;北京市委關于新稅制的反映;毛澤東給周恩來等人的信;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長薄一波的回信;財政部副部長吳波等關于新舊稅制的利弊及物價波動原因的報告。

　　6月6日，艾森豪威爾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戰協議，并提醒他說，武力統一朝鮮，只是一個“夢想”。

　　6月8日，朝鮮停戰談判拖延了將近1年半的戰俘問題，終于達成協議，基本實現了朝中方面關于遣返戰俘的提案。

　　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召開了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負責人，各大區、各省市委和財委的負責人，加上列席會議的，共有163人。

　　這次財經工作會議，主要議程有3項：一是財政問題;二是“一五”計劃的問題;三是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后來，這個會議一直延續到8月13日才結束，整整開了兩個月。

　　整個會議由周恩來、高崗主持，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進行。

　　高崗其人，身材高大，梳一個大背頭，濃眉毛，高鼻梁，戴一副近視眼鏡，目光閃爍。因他白皙的面皮上有一些淺色麻子，故人們在背地里稱他為“高大麻子”。高崗在建國時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此人頗有工作能力，遇事敢決敢斷，在東北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中，做出了一些成績，受到毛澤東的贊揚。他還很受斯大林與赫魯曉夫的欣賞。在1952年8月以后，高崗與鄧小平，饒漱石(1953年進京——筆者注)、鄧子恢、習仲勛5人先后調入北京，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高崗同時兼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地位顯赫，時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

　　6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了李維漢所作的《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

　　這個報告是根據李維漢帶領的國家計委和工商管理局調查小組在武漢、南京、上海等城市的調查材料提出的，原來的題目是《關于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毛澤東對這個材料非常重視，后經修改，改名為《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準備提交全國財經會議討論。

　　毛澤東為這次會議準備了一個講話提綱，就寫在《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未定稿)的封面上。他寫的是：

　　“總路線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燈塔。

　　有所不同和一視同仁，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和發展生產、經濟繁榮，前者管著后者。

　　幾點錯誤觀點：1、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秩序;2、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3、確保私有財產。

　　黨的任務是在10年至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的改造。

　　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1、農業;2、手工業;3、資本主義企業。逐步。

　　對于資本主義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認識——社會主義成份是可以逐年增長的，資產階級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則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首次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他說：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接著他解釋說：

　　“考慮來考慮去，講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比較合適。根據幾年來的經驗，大概10年到15年是一定需要的。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總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有人認為過渡時期太長了，發生急躁情緒。這就要犯‘左’傾的錯誤。現在基本建設、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方面，都有急躁情緒，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對資本家進攻沒有停止，使工人階級自己處于進退兩難地位。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

　　毛澤東不點名地批評了一些人的3種觀點：一種觀點是“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句話原是寫在周恩來1953年2月4日向全國政協一屆4次會議的報告稿上的，原話是：“以上這些成就，說明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已經確立。”毛澤東在審閱時刪去了這句話。他在這次會議上說：

　　“‘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過渡時期充滿著矛盾和斗爭，是變動很劇烈很深刻的時期。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階級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要在10年到15年使資本主義絕種，‘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另一種觀點是“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毛澤東說：

　　“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15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

　　第3種觀點是“確保私有財產”。毛澤東說：

　　“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

　　毛澤東還系統地論述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內容、實質和步驟。他說：

　　“所謂社會主義改造的部分：1、農業;2、手工業;3、資本主義企業。”

　　“我們提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比較好。”“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后全部過渡完。”

　　政治局擴大會議責成李維漢，根據大家討論的意見，對他提交的報告加以補充和修改，然后提交全國財經會議進一步討論。

　　6月15日，李維漢根據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要求，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作了《關于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精神。

　　6月15日這一天，朝鮮停戰談判的各項議程全部達成協議。

　　中朝軍隊為了保證停戰協定順利簽字，發布命令說：

　　“從6月16日起，各部隊一律停止主動向敵人攻擊，但對敵人對我發動的任何進攻，則應堅決地給以打擊。”

　　此前，中朝軍隊在強大的夏季反擊作戰第二階段攻勢中，殲滅敵軍41000多人，幾乎是第一階段戰績的10倍。在這一階段作戰中，第20兵團代司令員鄭維山、副司令員張祖瓊曾經指揮3500多名步兵，幾百門大炮，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潛伏長達20多小時，這不能不說是中外戰爭史上的一個奇跡。戰斗打響后，志愿軍潛伏部隊如同從天而降，僅用1小時零10分鐘，就殲滅敵人1個團的大部，并占領全部預定目標。為此，第20兵團受到志愿軍、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的通報嘉獎。

　　6月16日，李承晚就艾森豪威爾6月6日對他的勸告，復函給艾森豪威爾，拒絕接受停戰協議。

　　6月18日，李承晚又強行將27000余名朝鮮人民軍戰俘劫往南朝鮮軍隊訓練中心，公然破壞協議，引起世界公憤。印度總理尼赫魯、英國首相丘吉爾等紛紛譴責李承晚的這一行徑。

　　6月19日，彭德懷離開北京，前往朝鮮。

　　6月20日，彭德懷在平壤致電毛澤東，建議說：

　　再組織一個夏季反擊作戰的第三階段攻勢，“擬再給李承晚偽軍以打擊，再殲滅偽軍15000人”。

　　6月21日，毛澤東電令彭德懷等人說：

　　“停戰簽字必須推遲，推遲到何時為適宜，要看情況發展方能做決定。再殲滅偽軍萬余人，極為必要。”

　　據此，中朝軍隊積極準備發起規模空前的金城戰役，集中力量打擊南朝鮮軍隊。

　　6月29日，美軍總司令克拉克給金日成首相和彭德懷司令員復信說：

　　今后“保證停戰條款將被遵守”。

　　6月30日，毛澤東接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2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他在談話中說：

　　“一個階級革命要勝利，沒有知識分子是不可能的。你們看過《三國演義》、《水滸傳》，魏、蜀、吳3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有高級的知識分子，有普通的知識分子，那個穿八卦衣拿鵝毛扇的就是知識分子。梁山泊沒有公孫勝、吳用、蕭讓這些人就不行，當然沒有別人也不行。無產階級要翻身，勞苦群眾要有知識分子，任何一個階級都要有為它那個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奴隸主有為奴隸主服務的知識分子，就是奴隸主的圣人，比如希臘的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我們中國的奴隸主也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隸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時代的諸葛亮、劉伯溫，《水滸傳》上的吳用，壓低了一點，有點不大公平。好像天平，這一方面低了一點，另一方面高了一點。我們這個大會，要把它扶正，使知識分子這一方面高一點。

　　要選青年干部當團中央委員。三國時代，曹操帶領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后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現在要周瑜當團中央委員，大家就不贊成!團中央委員盡選年齡大的，年輕的太少，這行嗎?自然不能統統按年齡，還要按能力。團中央委員候選人的名單，30歲以下的原來只有9個，現在經過黨中央討論，增加到60幾個，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點，30歲以上的還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還說少了。我說不少。60幾個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稱職，有的同志說沒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絕大多數是會勝任的。個別人可能不稱職，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選掉。這樣做，基本方向是不會錯的。年輕人不比我們弱。老年人有經驗，當然強，但生理機能在逐漸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靈了，手腳也不如青年敏捷。這是自然規律。要說服那些不贊成的同志。”

　　6月間，毛澤東已經察覺了高崗的反黨陰謀，他認為，劉少奇在工作中的錯誤，還沒有形成方針、路線性的錯誤，而只是一種思想認識問題，此時高崗要取而代之，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分裂黨的陰謀活動。所以，毛澤東在與羅瑞卿的談話中問道：

　　“我退到二線怎么樣?第一線由誰來主持?”

　　原來，毛澤東早已提出了中共中央領導人的工作分工要分一線二線的問題。羅瑞卿見毛澤東重提這個問題，就回答說：

　　“主席退居二線，當然是少奇同志來主持。不過……”

　　毛澤東沒等羅瑞卿說完，就說：

　　“你鼻子不靈，嗅覺不靈。世界上的人睡覺，有些人睡在床上，有些人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你知道有人搞陰謀、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你們說擁護我這個旗幟，為什么聽到一些話，不問問旗幟這些話是真是假呢?

　　這個組織地下司令部的人就是高崗。你以為他擁護林彪嗎?這時候林彪沒有了。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這個人欺騙了一些干部，要把這些干部奪回來。”

　　1953年夏，毛澤東的孩子們都放了暑假，回到了他的身邊。毛澤東把王鶴濱叫到他的辦公室，說：

　　“王醫生，我很忙，抽不出時間來陪孩子們玩玩，請你帶他們到北戴河去度暑假。”

　　毛澤東一邊審閱著文件，一邊說。他沒聽到王鶴濱的反應，可能是有些遲疑，就把文件放在左手邊的桌子上，把頭轉向右側，面對著王鶴濱說：

　　“我身體很好，不會出什么事，你能帶孩子們去玩，就是對我很大的幫助了。”

　　王鶴濱這才高興地接受了任務。

　　第二天，王鶴濱與羅光祿帶領李云霞老太太，她的兒子王博文，毛岸英的夫人劉思齊，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還有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葉子龍的兩個女兒燕燕和麗婭，去了北戴河。

　　王鶴濱作為保健醫生，認為毛澤東吸煙是一種不良嗜好，他向毛澤東的兒女們講述了吸煙的種種為害，大家決定仿照毛澤東發動群眾運動的樣子，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解決問題。

　　后來，他們回到北京后，向毛澤東發動了一次促使他戒煙的“運動”。參加的有醫務人員、全體衛士、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有時葉子龍的兩位千金也來助威。尤其是李敏、李訥、燕燕和麗婭這4位女娃兵，執行任務堅決、果斷，她們可以從毛澤東的口中把煙卷拔出來，使他少吸幾口，或者把糖塊塞進毛澤東的嘴里，代替吸煙。這些，醫生、護士、衛士都做不到。遇到這種情況，毛澤東只好笑著任憑女孩兒們擺布。

　　醫務人員和衛士們還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把一支香煙截為兩段，每次只點燃半支香煙，毛澤東欣然接受并堅持了下來。

　　毛澤東對吸煙的為害是清楚的，從思想上和行動上也愿意把煙戒掉，所以，他也同意醫務人員、衛士和孩子們采取的戒煙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塊，每當想吸煙時，就以嗑瓜子、含糖塊代替。經過一段時間的戒煙實踐，毛澤東對王鶴濱說：

　　“煙，我吸進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燒掉的，沒有香煙在手，或吸上幾口，在思考問題時，覺得缺少點什么，有了香煙在手，就好像補充了這個不足。”

　　這是毛澤東的肺腑之言，用瓜子和糖塊來戒煙的手段終于失敗了。

　　1953年7月7日，毛澤東給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學讀書時的校長符定一寫了一封回信。

　　原來，符定一為再版他30余年苦心孤詣撰寫的著作《聯綿字典》，寫信要毛澤東為其題詞。

　　毛澤東在給符定一的復信中寫道：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書，說尊著《聯綿字典》再版囑為題詞事。我對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發表意見。所謂“秦皇漢武之業”，大概是先生聽錯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與古代封建帝王的事業作類比。方命之處，尚祈鑒諒為荷。

　　毛澤東

　　后來在1954年2月《聯綿字典》再版時，毛澤東為其題寫了書名。

　　且說7月9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一個文件上作了批示，他寫道：

　　“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錯，工人們還要為資本家生產一部分利潤，但這只占全部利潤中的一小部分，大約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為工人(福利費)、為國家(所得稅)及為擴大生產設備(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為資本家生產利潤的)而生產的。因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帶有很大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對工人和國家有利的。”

　　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期間，召開了關于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座談會。他說：

　　“國家資本主義對我們已經不是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際問題。”

　　毛澤東要求中央財經各部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都要討論這個問題。他還說：

　　“資產階級不走國家資本主義，沒有路走，大勢所趨，非走這條路不可。我們不走國家資本主義，也沒有別的路，因為我們根本不能沒收他們的財產，而且需要它。”

　　“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條件已經成熟了，資產階級完全孤立起來了。”

　　“實行改造要分兩步走，第一步變私營企業為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步使其由國家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

　　毛澤東的指示，使全黨進一步明確了國家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最適當的形式。

　　可是此時的高崗等人看到在財經會議的分組討論中對新稅制意見比較多，就鼓動一些與會者對薄一波進行不適當的責難，這與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戰略部署大相徑庭。

　　毛澤東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對周恩來說，讓薄一波在會上作公開檢討，好讓大家把話擺在桌面上來說，解決問題。

　　7月10日，陳賡來向毛澤東匯報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籌建情況，他說：

　　“軍工學院準備在9月1日開學，請主席寫個訓詞，再為學報起個名字吧。”

　　毛澤東說：

　　“我已是一個官僚主義，不常寫東西了，交給蕭向榮起個草，我修改修改吧。南京軍事學院的報紙叫《軍學》，你們的報紙就叫《工學》吧。”

　　說罷，他隨即在宣紙上寫下了在毛體中不多見的近似宋徽宗瘦金體的兩個大字——工學。

　　7月13日，薄一波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了第一次檢討。沒想到會議的氣氛驟然緊張起來，批評的調子越來越高，給薄一波扣了許多不適當的帽子，有人還說薄一波犯了路線錯誤。

　　7月13日21時，陰云密布，大雨欲來。中朝兩軍突然發起“金城戰役”，1000余門火炮齊發。不到1個小時，中朝軍隊就突破了南朝鮮軍隊的全部前沿陣地。

　　7月19日，美國發表保證實施停戰的聲明，并向南朝鮮施加壓力。中方也同意盡快簽訂停戰協議。

　　7月24日，中朝軍隊在“金城戰役”中，已經將李承晚的首都師、第3師、第6師、第8師全部殲滅，共計78000余人。

　　這一天，朝鮮戰場上的談判雙方，最后校正了軍事分界線。由于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向前推進，交戰雙方實際接觸線有了變化，最后劃定的軍事分界線比6月17日南朝鮮當局強迫扣留戰俘事件前劃定的軍事分界線，又向南推進了192.6平方公里。

　　7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祝賀志愿軍夏季反擊作戰勝利的電報稿上，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并生效以后，仍應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做出破壞的挑釁。”

　　7月27日，朝鮮時間10時，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儀式在板門店舉行，由朝中方面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和“聯合國軍”代表團首席代表哈里遜正式簽字。

　　于是，自1953年7月27日22時起，在朝鮮的一切戰斗行動完全停止。中國人民志愿軍所進行的抗美援朝戰爭，歷時2年零9個月，至此就勝利地結束了。

　　7月28日，停戰雙方把停戰協議簽字文本，分別送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和“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上將克拉克簽署。

　　克拉克對他的幕僚說：

　　“美國上將在一個沒有打勝的停戰書上簽字，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克拉克后來還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在執行我政府的訓令中，我獲得了一項不值得羨慕的榮譽，那就是我成了歷史上簽訂沒有勝利的停戰條約的第一位美國陸軍司令官。我感到一種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麥克阿瑟與李奇微兩位將軍一定俱有同感。”

　　克拉克還真的說對了，美軍第一任統帥麥克阿瑟后來是這樣說的：“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同錯誤的敵人打了一場錯誤的戰爭。”

　　朝鮮停戰協定簽訂的消息傳到北京，毛澤東突然昂首推門出屋，他站在臺階上，巡望藍天，胸膛在急劇地起伏。這是毛澤東喜極或怒極時的一種常見的沖動表現。他運了一口氣，放開喉嚨唱了兩句京劇。

　　毛澤東唱京劇也有忽然記不起唱詞的時候，每逢碰到這種情況，他便會急不可耐地問身邊的工作人員。所以，久而久之，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將他喜愛的京劇唱詞背下來，以便隨時提醒他，讓他高興地唱下去。

　　工作人員見毛澤東如此激動和興奮，一問才知道是美國人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了，朝鮮戰爭結束了，中朝人民勝利了!

　　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在此次戰爭中，共殲滅“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109萬余人，其中美軍39.7萬余人。志愿軍犧牲和負傷的也多達36萬余人。年輕的志愿軍空軍共擊落敵機330架，擊斃美國“空中英雄”喬治.阿.戴維斯，擊落美國空軍“雙料王牌駕駛員”哈羅德.愛德華.費席爾。志愿軍防空部隊擊落美機413架，擊傷1559架。美國消耗各種作戰物資7300余萬噸，開支戰爭費用830億美元。志愿軍也消耗各種作戰物資560余萬噸，開支戰爭費用62億元。

　　戰后，美國遠東空軍阿爾基準將曾經說過：

　　“在朝鮮的美軍司令官們經常說，他們希望朝鮮戰爭整個結束后能見到一個人，就是共軍的后勤部長。”

　　美軍司令官們希望要見到的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曾經從中央紅軍3軍團調到1軍團，又從1軍團調到紅4方面軍，在西路軍被打散之后，化裝乞討，千里尋黨，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擔任東北軍區后勤部長重任的李聚奎!

　　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給志愿軍高級干部授勛，授予彭德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稱號和一級國旗勛章、金星勛章。

　　朝鮮戰爭結束了，毛澤東終于下決心要把大兒子犧牲的消息告訴劉思齊了。他在一個周末請周恩來一同來做劉思齊的工作。

　　劉思齊回到家中，毛澤東在談話中，又一次向她訴說毛家為革命犧牲的烈士：楊開慧、毛澤民、毛澤覃、毛澤建、毛楚雄，還有韶山黨支部書記毛福軒……

　　劉思齊感到越聽越不對勁，朝鮮停戰協定都簽訂了，為何岸英還不曾寄回只言片語，難道他……

　　劉思齊不敢再往下想了，顯得心慌意亂起來。周恩來見狀，就委婉地說道：

　　“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無數犧牲了的革命戰士，人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岸英同志也是其中之一!”

　　周恩來的聲音盡管故意放得很輕，但對于劉思齊來說，這無疑是一聲霹靂!她痛不欲生，伏在毛澤東的肩上撕心裂肺地哭呀，哭呀!毛澤東木然地坐著，臉色蒼白，無聲的淚水順著臉頰流淌下來。

　　周恩來扶著劉思齊準備讓她坐到沙發上，沒想到碰到毛澤東的手，吃了一驚!他急忙低聲對劉思齊耳語說：

　　“思齊，你要節哀，你爸爸的手都冰涼啦!”

　　劉思齊聞言一愣，忙止住哭聲，反而安慰起爸爸來。她為了不引起爸爸的悲傷，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偷偷飲泣。

　　該吃飯了，毛澤東看到劉思齊那又紅又腫的眼睛，長嘆一聲，水米未進就放下了筷子，慢慢地起身離開了。

　　后來，毛澤東看著劉思齊日漸消瘦憔悴，就勸慰她說：

　　“戰爭嘛，總是要死人的。不能因為岸英是我的孩子，就不應該為中朝人民犧牲。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兒。”

　　1953年8月1日，薄一波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了第2次檢討，仍不能通過。這樣，會議就很難做結論，也結束不了。

　　毛澤東聽了匯報后，說道：

　　“以為會議上一切發言的內容都是正確的，事實上，有一些意見是不適當的。”

　　他決定把陳云、鄧小平從外地叫回來，參加會議。

　　陳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批評了薄一波的錯誤。

　　8月6日，陳云在全國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發言說：

　　“同志們在會議上提出中財委內部是否有兩條路線的問題。我在今天這樣的會議上不能說中財委有兩條路線。”

　　8月7日，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作了一個發言，他沒有像有的發言者那樣聲色俱厲，而是把劉少奇在1947年土改時的一些話，1949年在天津的講話，1950年關于對待東北富農黨員問題的意見，1951年關于對山西農業合作社問題的觀點，都安到薄一波頭上加以批判，借以影射劉少奇。

　　8月11日，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全體大會上，對會議作了總結。

　　此前，毛澤東在審閱修改周恩來為全國財經會議所做的結論時，在原稿引述總路線的內容后邊，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這條總路線的許多方針政策，在1949年3月的黨的二中全會的決議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則性的解決。可是許多同志，卻不愿意遵照二中全會的規定去工作，喜歡在某些問題上另鬧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會規定的東西，甚至公然違反二中全會的原則。”

　　他還在原稿中關于新稅制的錯誤問題所寫的“帶路線性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一句中，將“帶路線性”4個字刪去了。這一重要修改，涉及到對薄一波問題的定性。

　　毛澤東支持財經會議對新稅制、對薄一波的批評，但他不贊成說薄一波犯了“路線錯誤”，也不贊成說是“帶路線性的錯誤”。

　　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本來他在會議結束時是可以不講話的，但由于高崗等人一鬧騰，他有點不放心，還是到會作了重要講話。他的講話提綱是寫在一份此前他曾仔細閱讀和批點圈畫的二中全會決議鉛印本的封面上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首先說道：

　　“最近，我去武漢、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況，很有益處。我在北京差不多聽不到什么，以后還要出外走走，中央領導機關是一個制造思想產品的工廠，如果不了解下情，沒有原料，也沒有半成品，怎么能夠制造出產品?有的東西地方上已經制成成品，中央領導機關就可以向全國推廣，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

　　“‘三反’、‘五反’以后，我們僅僅給了黨內貪污浪費方面以基本打擊，但對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3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并在適當時機，召集地區一級領導干部，開展討論，講清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問題。過渡時期，建設時期，有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二中全會決議就是中國的新經濟政策，現在要具體化。”

　　“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間，周、陳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帳。我的錯誤在于：1、抓得少，抓得遲，這是第一條，也是主要的一條，過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應抓財經，抓了一些，但沒有鉆。我對財經工作生疏，是吃老資格的飯，過去一憑老資格，二憑過去的革命工作較豐富的經驗，現在是建設時期，缺乏知識，未鉆進去，要亡羊補牢。2、統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說過要統收統支，對統收我抓了，統支我沒有抓緊，不注意。這一次會議提醒了我，要統一集中，但分級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預算問題。去年11月搞起，經過1月財經會議，中央也討論了。預算中16萬億是虛假數字，我現在才知道。利潤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雖然說了‘三道防線’——增產、節約、發行，但錯誤是報紙上公布的早了，應該慢慢來(蘇聯今年預算現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進。4、查田定產，我支持過。到武漢、南京后，聽到對此問題有反映，我說做個五年計劃吧。回到北京，鄧子恢同志看我口氣松了，說查田定產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說，聽你的吧。5、掃盲，我開始是支持過，后來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見，修改了原來的意見。6、失業人員登記，是我的意見，失業的160萬人加上半失業的人數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這個問題，勞動部當時又說這樣做沒有問題，有些失業救濟經費還花不出去。我讓恩來同志召集了會議，宣布了勞動就業辦法，給地方上增加了麻煩。但也給失業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這些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糾正中。”

　　“二中全會對利用、限制、改造講得很清楚，資本主義經濟將從幾個方面受限制，它和社會主義經濟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是有利于資本主義、不利于社會主義、是違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薄一波主張推行的‘新稅制’，即對國營企業、合作社企業、私人企業在稅收上，改變過去的做法，實行一律平等的稅收制度。這是一個錯誤，必須堅決糾正。但是，薄一波的錯誤不是路線錯誤，是一個點的錯誤，一個點，構不成一條線。‘新稅制’錯誤，是跟劉青山、張子善的錯誤不同的。‘新稅制’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對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一律平等收稅，只能有利于私營經濟，不利于國營經濟。”

　　“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義。既反對不顧人力物力情況、盲目冒進的主觀主義，又反對保守的主觀主義。我們曾經因為反對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即主觀主義，才使革命取得勝利。現在也要這樣，建設方能成功。”

　　毛澤東又非常尖銳地警告說：

　　“在領導方面，現在王國甚多，八百諸侯，誰也管不了誰，有極少數人是堅決反對集體領導的。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這是主要的關鍵。”

　　毛澤東接著說：

　　“最后一點，要提倡謙虛、學習和堅韌的精神。

　　要堅韌。如抗美援朝，我們打痛了美帝國主義，打得它相當怕。這對我們建設有利，是我們建設的重要條件。最重要的是，我們的軍隊受到了鍛煉，兵勇、干智。當然，我們犧牲了人，用了錢，付出了代價。但是我們就是不怕犧牲，不干則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進攻陜甘寧邊區，我們的縣城只剩下一個，但我們并沒有退出邊區，吃樹葉就吃樹葉，就是要有一股狠勁。

　　要學習，不要驕傲，不能看不起人。鵝蛋看不起雞蛋，黑色金屬看不起稀有金屬，這種看不起人的態度是不科學的。中國是大國，黨是大黨，也沒有理由看不起小國小黨。對兄弟國家人民要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在對外貿易方面，有些人驕傲，妄自尊大，這是不對的。要在全黨特別是要在出國人員中進行教育。要苦學苦干，在1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那時，我國強大了，也要謙虛，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

　　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

　　有人建議要我和他用個人名義在上海命名兩條街道，我當時回答說，做一件事，總要想到對人民是不是有些好處，改一個街道名字，就要重新油漆門牌，就要用人民的錢，改了以后，人們也不熟悉，還不方便。你也不要搞你的某某某路，我也不搞我的毛澤東路。(據蕭克回憶：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6年之后的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筆者注)

　　總之，要堅持謙虛、學習和堅韌的精神，堅持集體領導的制度，完成社會主義的改造，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

　　8月13日，歷時兩個月的全國財經會議正式結束。

　　8月24日，宋慶齡親自率領中國福利會兒童劇團來到中南海，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進行了匯報演出。

　　隨后，毛澤東邀請小演員們在懷仁堂，為他請來的小客人作了多場精彩演出。

　　8月26日，在由陳賡主持籌建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即將開學之際，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的名義，給陳賡及教職員、學員們發去了一封由毛澤東審閱并修改過的賀電，賀電中寫道：

　　軍事工程學院陳院長和全體教授、助教、學院工作人員同志們：

　　正當你們即將開學的時候，我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在此時機，我并向熱誠幫助我們計劃和創辦這個學院的蘇聯政府、蘇聯專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的創辦，對于我國的國防事業具有極重大的意義。為了建設現代化的國防，我們的陸軍、空軍和海軍都必須有充分的機械化的裝備和設備，這一切都不能離開復雜的專門的技術。今天我們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夠掌握和駕馭技術的人，并使我們的技術能夠得到不斷的改善和進步。軍事工程學院的創辦，其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迫切而光榮的任務。

　　向蘇聯專家學習，這是我們建軍史上的優良傳統，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工作部門，都應當如此。這點，對于你們這個學院有更加重要的意義。你們必須學習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知識，學習蘇聯軍事工程建設的豐富經驗，學習蘇聯專家同志的學習態度和工作態度，學習蘇聯專家同志高度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在學習上應該是虛心誠懇，不要學到一點就自滿和驕傲。

　　保持和發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光榮傳統，特別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慨，這在你們學院是和全軍一樣，必須充分領會和一刻也不可忘記的。

　　希望你們團結一致，辦好學院，尊重專家，努力學習，為完成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給予你們的光榮任務而奮斗。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后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于9月1日正式開學。

　　8月27日，毛澤東給他的塾師毛宇居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宇居兄：

　　別后來信，久已收到，甚謝。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攝。鄉間生產、貿易、公糧等項情形，暇時望告一二。

　　順祝康吉!

　　毛澤東

　　8月28日，毛澤東根據抗美援朝戰爭已經結束和國內土匪即將全部肅清，發展國民經濟的第1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執行的情況，發出緊急指示，指示說：

　　軍事系統(包括公安部隊)應該在整頓組織、精簡機構和冗員、加強技術訓練、提高部隊質量的基礎上，大力縮減軍費開支。

　　這次精簡以有備無患、服從國家大局、集中統一領導、提高合成戰術水平為指導思想，以精簡機構、加強業務、因地制宜、平戰結合為編組要求。

　　后來，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決定軍銜制度應待軍隊組織編制確定、兵役法頒布實施后再予實行。

　　1953年初秋的一個下午，傅連暲請蘇聯臨床醫學專家、內科教授、蘇聯醫學專家組長瓦西林柯與米勒大夫，為毛澤東會診。王鶴濱也在場。俄文翻譯是一個混血兒，她的爸爸是東北人，母親是俄國人。

　　毛澤東說：

　　“我在四十年代初，曾經出現過在空曠的廣場有恐懼的感覺，所以，在一段時間內，不愿意去廣場參加大會。”

　　瓦西林柯教授說：

　　“您這是恐曠癥。”

　　毛澤東說：

　　“我以后再也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

　　傅連暲認為，這種一時出現的精神神經失調，不宜下恐曠癥的診斷結論，他擔心這一結論會引起毛澤東的思想負擔，就打斷毛澤東的話說：

　　“這種現象就像人登高時出現的腿軟、出汗、頭暈一樣。不少人多登幾次高，或者鍛煉一下，這種癥狀就可以消失。”

　　毛澤東誤會了傅連暲的好意，他對傅連暲打斷他的話非常惱火，但是，他當著蘇聯專家的面又不好發作，只好暫時忍耐下去。

　　第二天，值班衛士通知王鶴濱說：

　　“主席叫你去!”

　　王鶴濱一進毛澤東的臥室，立刻感到異常的氣氛。只見毛澤東左手叉在腰間，在室內激動地走動著。因為空間太小，他走上兩三步，又來個急轉彎，再走回去。

　　毛澤東見王鶴濱來了，便停住腳步，怒氣沖沖地說：

　　“王醫生，今后我的事，不要他傅連暲來管!你不要聽他的。”

　　王鶴濱不知怎么回事，心想：發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呀?于是，他就笑著說：

　　“主席，他是負責中央領導同志保健工作的領導人，是我的業務上級，我不聽他的怎么辦?”

　　“你不要聽他傅連暲的!聽我的!他什么也不懂，還裝懂。蘇聯專家來會診，他不給我講述病情的機會，他搶著代替我說，說的又不是我的病情!”

　　毛澤東越說越火：

　　“你打電話告訴他，說我正在臭罵他哩!”

　　“好!我去打電話。”

　　王鶴濱說罷就想溜走，他剛一動身，毛澤東一指大木床一側的電話，說：

　　“你到哪里去打電話?我這里就有!”

　　話里仍然帶著濃濃的火藥味兒。王鶴濱心想：毛澤東可能不知道傅連暲的電話號碼，不然，為什么叫我打呢?他眼睛瞟了一下電話， 卻不敢把電話拿起來。王鶴濱怕毛澤東正在氣頭上，電話一打通，他接過電話，訓斥一陣，然后宣布撤他的職那就麻煩了。王鶴濱見過毛澤東對高級干部發脾氣的情況：“我撤你的職!”他是說了算數的，真撤!

　　王鶴濱呆呆地站在毛澤東面前，不知所措地望著他。毛澤東起初還用兩只睜大的眼睛盯著王鶴濱，一會兒，他的視線慢慢變成了茫然的淡淡的光，凝滯在不遠的地面上。王鶴濱見毛澤東的怒氣消得差不多了，就輕輕地退出了房間。

　　次日，楊尚昆從毛澤東的辦公室出來，在菊香書屋大門的北側遇上了王鶴濱，他說：

　　“王鶴濱同志，主席對我說，他向你道歉。并要我向你解釋，脾氣不是對你發的。”

　　王鶴濱說：

　　“主任，我知道。”

　　楊尚昆又補充了一句：

　　“主席還說，今后你還是要聽傅連暲同志的業務領導。”

　　過了幾天，傅連暲見到了王鶴濱，他說：

　　“王鶴濱同志，主席發脾氣要你給我打電話，你怎么不給我打呀?”

　　王鶴濱說：

　　“我怕主席當時正在火頭上，他若在電話里撤你的職，怎么辦?”

　　傅連暲說：

　　“那有什么，主席發脾氣是對我的批評和教育嘛。”

　　1953年9月2日，毛澤東在為他和周恩來起草的祝賀抗日戰爭勝利致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電報中寫道：

　　“最近，朝鮮停戰協定的簽字，顯然是整個和平民主陣營在爭取和平、制止戰爭的努力中所獲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這一新的重大成就業已有助于整個世界形勢的開始和緩。”

　　9月7日，毛澤東在頤年堂邀請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李濟深、陳叔通、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李燭塵、盛丕華、張治中、程潛、傅作義談話。周恩來、陳云、陳毅、李維漢亦在座。毛澤東說：

　　“私營商業亦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這方面經驗較少，尚需研究。”

　　“有了3年多的經驗，已經可以肯定：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共同綱領第31條的方針，現在應明確起來和逐步地具體化。所謂‘明確起來’，是說在中央及地方的領導人物的頭腦中，首先肯定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這一點無論在共產黨和民主人士方面，都還沒做到，此次會議(指在次日召開的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筆者注)的目的，應當做到這一點。”

　　毛澤東還具體說明了這項改造的一系列政策，他說：

　　“在形式上，采取公私合營、加工訂貨和收購等形式。在利潤分配上，實行“四馬分肥”的政策，即所得稅占34.5%，福利費占15%，公積金占30%，資方紅利占20.5%。在時間上，用3年到5年的時間，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基本上引上國家資本主義軌道，要‘穩步前進，不能太急。’在工作方法上，要繼續對資本家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有計劃地培養積極分子，通過他們去說服大部分資本家自愿接受改造，不能像對待地主那樣，實行強迫。”

　　“至于完成整個過渡時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基本上完成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則不是三五年所能辦到的，而需要幾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既要反對遙遙無期的思想，又要反對急躁冒進的思想。”

　　9月8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主持召開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49次擴大會議，專題討論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經濟建設問題。他在會議上作了題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報告。這次會議開到9月11日才結束。

　　欲知毛澤東能否將全國私營工商業引上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請看后面詳細敘述。

　　東方翁曰，毛澤東于1953年8月12日在全國財經會議結束前的講話中所作的6點自我批評，至今讀來依然使人感動不已。正像在此次會議上一直受到批評的薄一波后來回憶所說：“一位受全黨尊敬的偉大領袖，能在大庭廣眾之中誠懇地檢討自己的錯誤，給了大家以很大的啟發和教育。他的這番話，在一些具體問題上承擔了責任，就使做實際工作的同志減輕了壓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從中看出他的本意是希望這次財經會議能通過批評、自我批評來總結經驗，提高認識。”斯言良是!毛公從來都是敢做敢擔當的，他從來不文過飾非，從來不會言不由衷。偉大領袖率先自我批評的坦誠精神，堪為全黨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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