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4章

　　“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即使日本侵略者

　　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中國人民真是多災多難的啊!”

　　話說1945年5月17日，毛澤東支持召開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討論了中央委員名額和提名方式。

　　5月19日，毛澤東支持召開主席團會議，通過了選舉中央委員會條例草案，并決定印發各代表討論后，在大會上通過。

　　5月21日至23日，七大會議繼續進行個人發言，岡野進(日本共產黨代表)、烏蘭夫、樸一禹(朝鮮獨立同盟代表)、林彪、馬鳳舞、劉瀾濤、張鼎丞、傅鐘、葉劍英先后發了言。

　　烏蘭夫，1906年出生于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左旗，蒙古族，漢名云澤，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九一八事變后，烏蘭夫和云繼先等人發動“百靈廟暴動”，打響了蒙古族抗日第一槍。

　　5月23日這一天，毛澤東在楊家嶺中央大禮堂主持召開主席團和各代表團主任會議，聽取對大會選舉問題的討論情況的匯報。

　　各代表團在討論中，有的提出中央委員會要少而精，有的提出不要照顧山頭，有的提出王明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毛澤東就大家所提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說：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但這是理想。山頭是要照顧的。中央委員會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識。如何對待犯錯誤的人，過去八七會議不要陳獨秀出席，后來又不選他，過去還有所有犯錯誤的人都不要，這些都是不對的。現在擬的名單，形式上看很龐雜，實際上大不同。現在世界形勢變了，黨有了3個時期的經驗，整風以來25個中央委員中起了很大變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見得就很精，多一點也不見得就不精。就是說要照顧山頭，要照顧到犯錯誤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會脫離群眾。”

　　5月24日，毛澤東代表主席團向大會作了關于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他說：

　　“我們的大會開得很順利，3個議事日程已經過去了，第4個議事日程就是選舉中央委員會。關于選舉方針，主席團交換過幾次意見，認為選舉的標準，應當是要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成中央委員會。按這個標準，犯過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犯過路線錯誤但是已經承認并決心改正錯誤的人可以選入中央委員會，必須有承認錯誤并且改正錯誤這一條原則。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愿意與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一掌推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地存在著。六次大會不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委員，黨并沒有從此就毫無亂子，天下太平了。最近10年，我們采取了忍耐的態度，這樣一來的方針幫助了我們，雖然也出了糾紛，但是比較順利。歷史經驗證明，要圖痛快，就不痛快，準備了麻煩，麻煩就少。

　　要不要照顧山頭?我們有許多根據地，白區也有許多塊，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沒有這些，就沒有中國革命。有山頭不是壞事，壞的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要消滅山頭，就要認識山頭，照顧山頭，縮小山頭，這是一個辯證法。是否每一個中央委員都應該是通曉各方面知識的人?事實上，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通曉各方面的知識。我們新的中央應該包羅各種人才，盡可能地照顧各個方面、各個山頭，知識也是一樣，要盡可能地通曉得方面多一點。如果我們有各方面的人，每個人都通曉一方面或者有比較多的專長，那我們的中央就會比較完全。我們要從集團求完全，不是從個人求完全。

　　關于中央委員會的人數，主席團考慮了很久，沒有提出確定的人數，我提議70人左右，新的中央委員會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七大要選舉一個比較大的中央，必須比現在的中央委員會25人要擴大，才能夠適應目前黨的情況、將來的發展以及國際國內的形勢。”

　　5月27日，毛澤東接到了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發來的電報。此時羅榮桓腎病惡化，他電告毛澤東說，因健康關系，希望中央能派人去接替他的工作。

　　5月31日，毛澤東在七大會議上作了總結報告，對國際國內形勢、若干思想、政策問題及討論中提出的問題作了說明。他說：

　　“把世界引向進步，這是歷史的總趨勢。資本主義是向下的，但農業國中的資本主義是向上的，是不平衡的。中國也要發展資本主義，蔣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資本主義，我們是發展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它的性質是幫助社會主義的。”

　　“世界上有兩種勢力在斗爭，一方面是人民的勢力，一方面是反動的勢力。當前的國際形勢是：以蘇聯為主力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希特勒德國就要被打倒了，打敗日本侵略者也為時不遠了。”

　　毛澤東在報告中就國內形勢列舉了可能出現的17種困難，如國外大罵、國內大罵、內戰爆發、黨內意見分歧、黨員散掉三分之一、天災、赤地千里等等，他提醒全黨要警惕內戰危險，準備應付內戰。他說：

　　“不要以為我們的事業，一切都將是順利的，美妙的”，“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敗了，中國仍然可能發生內戰”。“中國人民真是多災多難的啊!”

　　毛澤東說著，他的聲音哽咽住了，熱淚流了下來，全體代表深受感動，不少人眼里也溢滿了淚花。毛澤東又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把各方面困難都估計到，要有發生內戰和應付內戰的精神準備，有了準備，就好辦事。”

　　毛澤東堅定地說：

　　“我們要用各種方法，防止內戰，揭露內戰，使內戰愈推遲愈好，對于蔣介石，還是要求他洗臉改造，假若他不洗臉，內戰發生了，那我們就看情勢，號召群眾起來打倒他。”

　　毛澤東還說：

　　“‘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的方針，就是要求猛烈地發展人民的武裝。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應該擴大自己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并在一切敵人所到之處，廣泛地自動地發展抗日武裝，擴大解放區。一切可能攻克的地方，均應進攻，并應準備直接與同盟國聯合作戰，收復一切失地，決不要單純地依靠國民黨。”

　　毛澤東還提醒全黨要注意城市工作，注意東北問題，他說：

　　如果對工人運動、大城市、經濟、工業、正規化等問題不能解決，共產黨一定會滅亡。東北4省極重要，有了東北4省，我們就有了勝利的基礎。

　　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要加強黨性鍛煉，要說真話，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要“不裝、不偷、不吹。”不裝，就是老老實實，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要‘豬鼻子插根蔥——裝象。”不偷，就是不要把別人的當自己的，書是人家寫的，不要‘抄襲’。不吹，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吹牛，要‘實報實銷’。要實事求是，切切實實，一點一滴，一個一個奪取陣地，為爭取全國人民解放而奮斗。

　　毛澤東說：

　　“不能設想每個人不能發展而社會有發展，同樣不能設想我們黨有黨性，而每個黨員沒有個性，都是木頭，120萬黨員就是120萬塊木頭。這里我記起了龔自珍寫的兩句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們黨內，我想這樣講：我勸馬列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們的黨員成了紙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樣的，那就不好了。”

　　“我們是現實主義者，理想的現實主義者，革命的現實主義者。陣地要一個一個奪取，力量要一點一點積累。24年的經驗證明，槍是一枝一枝地增加，土地是一塊一塊地擴大，切切實實地一個一個奪取陣地，合起來就有天下。”

　　5月31日，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案》，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政治報告，認為必須將報告所提出的任務，在全黨的實際工作中予以實現。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的條例》和毛澤東關于中央委員名額70人左右、正式中央委員40人左右、候補中央委員30人左右的建議。

　　1945年6月9日，毛澤東就羅榮桓5月27日的來電復電說：

　　“病未好甚系念。擬派林彪來魯，尚未最后決定，稍遲當可酌定電報。你可于休養中在病許可下，指導大政方針，工作多交黎玉同志辦。”

　　不久，羅榮桓在魯南時，毛澤東又給他發電報說：

　　“身體重要。能否到新四軍檢查治療。”

　　羅榮桓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到淮南治療了一段時間。新四軍的醫療條件也不能查出病因，有人建議羅榮桓化裝成商人，到上海做徹底檢查，并將這一建議電告給毛澤東，毛澤東復電表示同意。

　　第二天，毛澤東又發一急電說：

　　“羅榮桓同志身上有槍疤，易被敵人發現，不宜去上海。”

　　羅榮桓的病情如何發展，如何治療?結果怎樣，且看下一卷慢慢敘述。

　　且說6月9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開始選舉中央委員會領導機構。大會選舉是根據選舉方針和選舉條例，充分發揚了民主：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先由各代表小組提出，經過反復醞釀后，進行預選，再提出正式候選人名單，最后舉行無記名投票選舉。

　　毛澤東先后兩次講話，向代表們做了許多說服動員工作，提議把王明、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凱豐等幾位犯過嚴重錯誤的人選進中央委員會。毛澤東說：

　　“他們的錯誤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現在經過整風，已經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著重個人責任。”

　　盡管李立三不在國內，毛澤東也沒有忘記他在黨的歷史上所作出的貢獻，仍然提議選舉他為中央委員。

　　毛澤東還專門提到王稼祥和張聞天，說他們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他說：

　　“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同志，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帳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這樣，多數代表才投了王明的票。投票后，大會宣布唱票，代表們可以自由活動。毛澤東在主席臺上沒有動，一直等到唱票快要結束，他看到王明以320票過了半數，這才起身離去。

　　博古和張聞天在七大上對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再一次做了誠懇地自我檢討，因而得到黨和代表們的諒解和信任，都再度當選為中央委員。

　　博古在延安時期，留下了不少譯著，為全黨提高馬列主義水平做出了重要貢獻。

　　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王稼祥患病未能參加大會。他是在1944年，因病脫離工作療養。他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檢討了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表示堅決擁護大會的各項決議。有人認為他寫得太簡單，產生了看法。更主要的是，在整風時期，毛澤東欲請王稼祥擔任中央高級學習組組長、國際政策研究室主任。但是王稼祥對整風運動有一些看法，所以，他對這些工作都不積極。1943年秋以后，王稼祥由于身體狀況，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參加中央領導工作，許多代表對他缺乏了解。所以，選舉中央委員時，他只得了204票，因沒過半數而落選。

　　凱豐在七大上對自己追隨王明、博古所犯的錯誤，也做了深刻地檢查，但在中央委員選舉時還是落選了。

　　凱豐在武漢時期，曾堅決反對王明建立第二中央，對此，毛澤東一直記在心上。在整風期間，毛澤東多次叫他主持會議。在張聞天離開延安時，他還擔任了一段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這樣，大會選舉了以毛澤東為首包括王明在內的44人為中央委員。

　　后來，毛澤東曾經說，如果王明選不上，大家心中都會不安的。一人向隅，滿座為之不歡。

　　6月10日上午，被編入七大第11組的毛朗明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尚未起床，秘書告訴他說：

　　“主席昨晚忙了個通宵，直到天亮時，才上炕休息。”

　　恰在此時，毛澤東醒了，他問道：

　　“誰來了?”

　　警衛員進屋報告說：

　　“主席，毛朗明同志來了。”

　　毛澤東下了炕，毛朗明已經走進屋來，說：

　　“主席，我開完七大，還回湖南去，找359旅去。”

　　毛澤東說：

　　“你回湖南可以，不過你還是等開完會再說，會后由組織上決定你回去與否。”

　　毛澤東問毛朗明參加大會的感想，毛朗明說：

　　“很受教育和鼓舞。”

　　“是嗎?”毛澤東問：“我做的政治報告，你覺得怎么樣?”

　　毛朗明說：

　　“您的報告寫得很好，我反復讀了，很受啟發。它為革命指明了方向。”

　　“選舉有什么情況?”

　　毛澤東繼續問道;毛朗明說：

　　“代表們對王明、博古不大滿意，不贊成他們當中央委員。”

　　毛澤東解釋說：

　　“盡管他們犯過嚴重錯誤，黨內意見很大，但是我們還是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從大局著想，選他們當中央委員。會上我已經向代表們講過，做了代表們的思想工作，大多數代表的思想通了。因此，王明、博古也當上了中央委員。”

　　毛澤東點燃一支煙，繼續說：

　　“他們看過我的政治報告，認為報告很好，承認中央的策略和方針是正確的。所以，代表們還是選了他們。王明、博古分別給我寫過信，都承認自己的錯誤，認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正確的。”

　　6月10日下午，大會首先公布了9日選舉的中央委員44人的名單。毛澤東作了關于選舉候補中央委員問題的報告。他說：

　　“候補中央委員的選舉，意義也是很大的。如果八大推遲，不能如期召開的話，候補中央委員的作用就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視這個選舉。”

　　毛澤東特意為王稼祥說了話，他說：

　　“我在這里關于這個問題要說幾句話。王稼祥同志是犯過錯誤的，在四中全會前后，犯過路線錯誤，此后也犯過若干錯誤。但是他是有功勞的。第一是四中全會以后，王稼祥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到中央蘇區，他參加了2、3、4次反圍剿戰爭;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壓制時，他卻贊助并信任了我毛澤東和朱德等同志，支持我們的正確主張。第二是他早就開始反對第3次‘左’傾路線，是最先從‘左’傾教條小宗派中殺出來的，在遵義會議這一關鍵時刻，更起了關鍵作用，不然，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在又一次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六中全會時，是他及時帶回并忠實地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旗幟鮮明地參與解決了黨內的若干嚴重問題。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間，做了很多好事，中央的許多決策性文件，都是王稼祥同志主持起草的。”

　　毛澤東扳著手指數著文件的名稱。他又讓大會工作人員把王稼祥在這次會議中寫給他的信發給大家。毛澤東再一次強調說：

　　“這封信是他考慮很久才下決心寫的。王稼祥雖然犯過路線錯誤，也有缺點，但他是有功的。他現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4次反‘圍剿’中負傷而引起的。我認為他是能夠執行大會路線的。而且從過去看，在四中全會后第3次“左”傾路線正在高漲時，在遵義會議時，在六中全會時，也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昨天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他沒有當選，所以主席團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1名候選人，希望大家選他。”

　　毛澤東最后說：

　　“我覺得這次要有東北人當選才好，東北是很重要的，只要我們有了東北，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現在我們沒有大工業，沒有重工業，在地域上也沒有連成一片。”

　　大會選舉出33人為候補中央委員。在毛澤東的說服下，王稼祥以第2名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6月10日晚上，魯藝為七大代表演出大型歌劇《白毛女》。

　　早在1940年，晉察冀邊區阜平一帶傳出了一個“白毛仙姑”的故事，經過群眾口頭創作，故事逐漸完善。不久就出現了有關“白毛女”的小說、話本、報告等。1944年，周巍峙等人領導的西北戰地服務團轉戰晉察冀，服務團成員邵子南把這個故事帶回延安，寫出歌劇初稿。后來魯藝對歌劇初稿進行了集體創作，由賀敬之、丁毅執筆，馬可、向隅等人作曲。1945年2月，由王大化、舒強、張水華擔任導演，魯藝開始排練《白毛女》，準備向七大獻禮。

　　且說10日這天晚上，毛澤東和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及七大代表觀看了演出。陳賡的入場票被人拿走了，他沒有座位，只得坐在窗臺上看演出。當歌劇演到喜兒被救出山洞時，后臺唱出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歌聲，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同起立鼓掌。毛澤東連聲叫好。

　　第二天，中央辦公廳派人向魯藝傳達了毛澤東、朱德、任弼時3人的3條意見：第一，這個戲是非常適合時宜的;第二，藝術上的創作是成功的;第三，黃世仁應該槍斃。

　　后來，《白毛女》在張家口演出時，根據群眾意見作了重要修改。

　　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閉幕式。大會首先公布了10日下午候補中央委員選舉結果，候補中央委員的排名是：廖承志 王稼祥 陳伯達 黃克誠 王首道 黎玉 鄧穎超 陳少敏 劉曉 譚政……

　　會議基本通過了《關于軍事問題的決議(草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并決定以七大名義召開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

　　朱德、吳玉章、徐特立先后在閉幕式上發表了演講;接著，由毛澤東以《愚公移山》為題致閉幕詞，他說：

　　“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這次大會是團結的模范，是自我批評的模范，又是黨內民主的模范。今后的任務是領導全黨實現黨的路線。”

　　毛澤東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挖掉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兩座大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開了50天的“七大”終于勝利閉幕了，期間，一共開了全體大會22次，代表團會議8次及小組會議許多次。大會堅決貫徹了民主和團結的方針。大會主席團盡可能讓每個代表都能發表自己的意見。這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盛大最完滿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七大閉幕后，朱德、彭德懷、李富春和陳云都去看望王稼祥，一來探視病情，二來為大會出現的這一反常現象撫慰王稼祥。王稼祥感謝大家的好意，沒有一句怨言，連一點不愉快的情緒也沒有。他對自己在黨內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于無動于衷。

　　毛澤東始終不忘這位老朋友。后來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王稼祥被遞增為中共中央委員。在中國共產黨八大上，他再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八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此是后話。

　　6月17日，中共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人士代表，在中央黨校大禮堂舉行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毛澤東敬獻的挽詞是：“死難烈士萬歲”。

　　毛澤東主持了公祭。并在公祭儀式上致悼詞，他說：

　　“百年以來，特別是自共產黨成立以后的24年來，中國的人民，中國的民主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為了反抗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為了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進行了前赴后繼的斗爭，我們無數的革命先烈，便是在這種偉大的斗爭中犧牲了。一切反動派的企圖是想用屠殺的辦法消滅革命，他們以為殺人越多革命就會越少。但是和這種反動的主觀愿望相反，事實是反動派殺人越多，革命力量就越大，反動派就越要滅亡，這是一條不可抗拒的法則。外國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國的滿清政府和北洋軍閥，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的革命人民，雖然被屠殺了幾十萬、幾百萬，但是卻有更多的幾十萬、幾百萬起來繼續革命，誰想屈服他們那是不行的。中國今天的廣大人民抗日民主運動，1萬萬人民的解放區，100萬的人民抗日軍隊，120萬共產黨員，與共產黨七大所決定的中國革命綱領，就是這些幾百萬的民主主義者與幾十萬的共產主義者先烈們的鮮血所創造的，就是他們幾十年奮斗的結果。現在中國人民已經更懂得如何團結、如何奮斗了。中國一定是人民的，中國一定要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100年來，特別是近24年來一切革命先烈的志愿，一定要勝利實現。”

　　6月19日，毛澤東在楊家嶺主持召開七屆一中全會。會議選舉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們是：毛澤東 朱德 劉少奇 周恩來 任弼時 陳云 康生 高崗 彭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張聞天 彭德懷

　　選舉5人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們是：毛澤東 朱德 劉少奇 周恩來 任弼時

　　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根據黨章關于“中央委員會主席即為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的規定，毛澤東以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任中央政治局主席與中央書記處主席。

　　欲知毛澤東此后如何領導中國革命，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延安整風是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的基礎和重要條件，可以說，如果沒有延安整風對黨內歷史上各種機會主義路線及其代表人物們的徹底清算，就不會有七大的偉大成就。

　　七大不但是中國革命的重大轉折，也是毛澤東革命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轉折。正如前面所述，自從他在1918年走上社會以后，在27年的革命活動中，奔走呼號，嘔心瀝血，出生入死，經歷了多少坎坷和挫折，經歷了多少痛苦和磨難。艱難困苦的生活且不說，單是在五四運動前后來自社會上的非議和攻擊，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來自國民黨右派的排擠及陳獨秀的打擊，在土地革命時期來自下級和上級的多次奪權和罷官，在遵義會議以后來自下級的責難和張國燾的威脅，在王明回國以后來自右傾機會主義的嚴重危機和阻礙，真可謂是山重水復疑無路。就是在這重重險阻面前，他以其無比的大智大勇、高超的斗爭藝術和堅忍不拔的忍耐力，終于走到了今天，徹底擊敗了各種機會主義代表人物，從而結束了他側著身子兩面戰斗的歷史，令人嘆為觀止。從此以后，盡管前進的道路還是不平坦的，但在毛澤東來說，領導中國革命繼續向前發展，可以說是如腦使臂如臂使指一片光明了。

　　第165章

　　“先生，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

　　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

　　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話說中共七大結束后，南下部隊和干部就要離開延安了，陶鑄也在這批南下干部之列。由于敵后斗爭異常艱苦兇險，中央決定此次深入敵后一律不調女干部，也不準帶家屬。可是曾志下決心一定要隨陶鑄一同南下。因為她在審干運動中也曾被審查過，所以她在一次舞會上找到毛澤東，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說：

　　“我要隨陶鑄去，死也要死在前線，我要用自己的鮮血來證明自己的忠誠與清白!”

　　毛澤東有些為難地說：

　　“中央已經做出決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許去，何以單單讓你去呢?”

　　曾志倔強地說：

　　“不能一律不準去，個別情況個別對待，我做過那么長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敵后呢?你們不要看不起女同志!”

　　毛澤東見拗不過曾志，便寬厚地笑笑，揮著手爽朗地說：

　　“好好!我支持你去敵后!回去我同少奇同志講講。”

　　結果，中央真的特批曾志隨陶鑄南下了。

　　毛遠耀、毛朗明也于6月19日離開延安南下。毛朗明曾擔任359旅9團政治處民運干事。行前，毛澤東對毛遠耀說：

　　“你這次隨軍南下湖南，到那里去開辟新的根據地，如果有機會回到韶山故鄉，見到家鄉父老，代我問他們好。一定要告訴他們，我們的革命是一定要勝利的，一定會成功的，我們有這個信心。大家團結起來，大家都要有這個信心。”

　　后來，南下部隊和南下干部剛剛走到半路，日本帝國主義就宣布投降了。此是后事。

　　1945年7月1日上午9時35分，一架美式軍用飛機從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在山城上空盤旋了一圈，向北飛去。飛機上載著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他們是：黃炎培、冷遹、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和傅斯年。黃炎培一行是應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邀請，為推動國共團結商談，赴延安訪問的。

　　黃炎培，字任之，1878年生于江蘇川沙，中國近現代著名政治活動家和教育家。1905年，黃炎培加入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后，任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省議會會員。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參政員。1941年，以黃炎培為代表的“職業教育派”，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教育派”，以沈鈞儒為代表的“救國會派”，以張君勵為代表的國社黨，以章伯鈞為代表的第三黨，以左舜生和李璜為代表的青年黨，經過協商，3派3黨聯合組織成了包括張瀾、羅隆基等無黨派人士在內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黃炎培被推舉為常委會主席。

　　抗戰勝利在即，國民參政會在討論“五五”憲法草案時，會內會外有人想甩開共產黨，召開單方面的國民大會;共產黨方面也表示不再參加。黃炎培極為憂慮，他在參政會上說：

　　“這份憲草有值得極度重視的一點，就是必須在全國和諧一致的氣氛中產生。”

　　國民黨元老褚輔成等人相繼發言，贊成黃炎培的意見。之后，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7人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又求見蔣介石，力促恢復國共談判。3周后，他們得到延安的肯定答復，并邀7人訪問延安。王云五因故未能成行。黃炎培在行前發表談話說：

　　“我們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問我們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問我們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7月1日上午35分，黃炎培等6人乘機起飛。下午1時30分，飛機降落在延河畔的簡易機場上，黃炎培6人走下飛機，看到迎面而來的歡迎人群，不僅吃了一驚：毛澤東、朱德 、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吳玉章、張聞天、博古、鄧穎超、劉伯承、陸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楊尚昆、謝覺哉等30多人，中共幾乎所有的高級領導人都到機場了。

　　毛澤東與6位客人一一握手，他走到黃炎培跟前，開口就說：

　　“我們是老相識了!有20多年不見了!”

　　黃炎培面露詫異之色，他說：

　　“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呀!”

　　毛澤東笑道：

　　“先生知道么，我在25年前就有緣見到你。1920年5月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歡迎那個杜威博士的大會，你主持會議，你在演說中說，中國100個中學畢業生，升學的只有多少多少，失業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聽眾中有一個毛澤東。”

　　黃炎培想想確有此事，便笑了起來，連稱：

　　“不敢當!不敢當!”

　　黃炎培稱贊毛澤東真個好記性。此時的黃炎培，嘴上說不敢當，心里卻暗暗得意。后來他回到重慶，每次講到延安之行，都十分得意地說：“想不到當初我作報告之時，臺下大群的聽眾之中，竟然有這樣一位蓋世的英雄豪杰!”

　　毛澤東的風趣話，使場上的氣氛，霎時從賓主的客套，變得如久別重逢的家人一般。

　　毛澤東和傅斯年握手時，自然也說到了他在北大圖書館時期，他與傅斯年及胡適的關系。

　　7月2日下午，黃炎培等6 人應邀到楊家嶺會見毛澤東。

　　楊家嶺是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離延水稍遠，風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窯洞，就是中共中央負責人的住所。當中有一所規模比較宏偉的大禮堂，靠山面陽。黃炎培等人從大禮堂的右邊走上山坡，繞到后面，便是一個接待客人的會客室，坐落在大禮堂的后身之上。會客室呈長方形，光線充足，中央放著一張長條桌，四周擺滿各式椅子，可容納20余人。毛澤東就在這里會見了黃炎培等人。

　　黃炎培步入會客室后，驚異地發現在會客室的墻壁上，掛著一幅沈鈞儒次子沈叔羊作的畫，這幅畫上畫著一把酒壺，上寫“茅臺”二字，酒壺旁有幾只杯子。畫上還有黃炎培題的一首七絕，詩云：

　　喧傳有客過茅臺，釀酒池中洗腳來。

　　是真是假我不管，天寒且飲兩三杯。

　　黃炎培說，這幅畫是在1943年國民黨第3次反共高潮中，沈叔羊為其父親“畫以娛之”;叔羊請我在畫中題詞，我忽然想起，傳說長征中共產黨人在茅臺酒池子里洗腳，針對這個謠傳，就題寫了這首七絕以諷喻。想不到，這幅畫竟然掛在中共領袖的客廳里!

　　此時此地的黃炎培看到自己的作品，一股知遇之感的暖流，涌遍了周身。

　　毛澤東熱情地接待了客人，在會談中，毛澤東一再鼓勵黃炎培等人在延安“隨便走走，多提意見。”他還說，你們“要到哪里，看哪里，都絕對自由。”

　　在這6位客人中，天性好動的黃炎培還真的在幾天時間內幾乎跑遍了小小的延安城，會晤了許多新老朋友。歷史學家范文瀾在會見時，對他執弟子禮。

　　且說是日晚，毛澤東為黃炎培一行舉行了歡迎宴會。周恩來致歡迎詞。黃炎培致答詞，他說：

　　“我們來延安的目的，就是想在促成全國團結上努力，我們相信，現今世界有一種好的趨勢，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國家，在由分而合，走向團結的一條路。”“第二目的想來看看延安，我們來到這里，還只有一天半，當然不夠資格說什么話，不過就我們所看到的，沒有一寸土是荒著的，也沒有一個人在閑蕩。有一位朋友告訴我，政府對于每個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很負責的。這句話做到，在政治上更沒有其它問題了。”

　　晚宴結束后，毛澤東陪同客人觀看了文藝節目。秧歌劇《兄妹開荒》給黃炎培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7月4日下午，毛澤東特地邀請黃炎培和冷遹到他的家里作客，他們整整談了一個下午。毛澤東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各方面的政策，談到了延安整風運動和教條主義的危害。他說：

　　“中共作風，到民國三十一年那年才轉變。那時覺悟到過去的種種錯誤，錯誤在中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毒。當了中共黨員，沒有看見中國，看見的只是書架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書。”

　　黃炎培作為從事職業教育的教育家，與毛澤東探討了教育學上的看法，毛澤東說：

　　“我并沒有其它資格，我只是一個師范畢業生。”

　　黃炎培認真地說，你所講的話，都是“教育學上的要點”。

　　毛澤東抽著煙，問黃炎培道：

　　“來延安考察了幾天，你有什么感想?”

　　黃炎培畢竟是熟讀古今歷史，有著60多年的豐富閱歷，他感悟出中國有一條可怕的周期率，有一種使人墮落，使物變質，使時間逆轉的無形支配力。黃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他心中的一團疑惑。他說：

　　“延安充滿勃勃生機，大出我的意料。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因而無不顯得生氣勃勃，氣象一新。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國民黨初起時，不也是一個萬眾矚目、人心所歸的革命政黨么?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希望能夠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黃炎培的憂慮，毛澤東早就有所注意，他不斷地總結歷史經驗，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如今見黃炎培如此說，他略作沉吟，朗聲答道：

　　“先生，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個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聽罷，心頭的那團疑惑渙然冰釋，連連點頭，心中暗暗稱好。他高興地說：

　　“是的，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致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以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4日晚上，毛澤東又單獨邀請傅斯年到家中做客，他們交談了大半夜，情甚融洽。毛澤東稱贊傅斯年在“五四”前后的工作，肯定他在反封建、反軍閥斗爭中的貢獻。傅斯年說：

　　“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毛先生等人才是項羽、劉邦。”

　　傅斯年臨別時，向毛澤東求書法，毛澤東爽快地答應了。此時已是凌晨時分了，毛澤東還沒有睡意。他展開宣紙，筆走龍蛇，為傅斯年寫了兩個條幅，又寫了一封短信。他將寫好的信和條幅裝入一個大信封中，并在信封上寫道：

　　“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志交轉孟真先生 毛緘”

　　事情辦完了，毛澤東方才入睡。

　　7月5日，工作人員吃過早飯，按照毛澤東的囑咐，將他裝好的大信封按時交給了王世英，王世英又轉交給傅斯年。傅斯年拆開一看，只見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

　　敬頌 旅安

　　毛澤東

　　7月5日

　　毛澤東書贈給傅斯年的兩個條幅，一個寫的是北宋詩人錢惟演在《始皇》一詩中的兩句，他寫道：

　　不將寸土分諸子，劉項原來是匹夫。 宋人詩句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7月5日

　　另一個條幅寫的是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他寫道：

　　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此時，黃炎培等人在延安已經待了5天，其間，毛澤東同他們進行了3個半天的會談，交換了對時局的看法，在和睦的氣氛中，達成了向國民黨提出“停止國民大會進行，從速召開政協會議”的一致認識。

　　短短的五天訪問結束了，黃炎培等人就要離開延安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到機場為黃炎培6人送行，大家依依握別。毛澤東要傅斯年轉達他對胡適的問候。

　　12時50分，飛機飛返重慶。

　　后來，黃炎培在他的《延安歸來》一書中這樣描述他的所見所聞：

　　“政府對每一個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負責的。一位女士笑著說：‘連婦女衛生紙都是由公家發的。’”“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于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等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象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狙獷傲慢樣子。天天見面笑談，真是古人所說‘如坐春風中’，這一點太出乎我們意外了。”“我認為中共朋友最可貴的精神，倒是不斷地要好，不斷地追求進步，這種精神充分發揮出來，前途希望是無限的。”

　　7月12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會議擬定準備提交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名單：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總政治部主任劉少奇;總參謀長葉劍英。

　　中央組織部部長彭真兼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陳伯達。中央社會部(包括中央情報部)部長康生。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籌備會主任周恩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張聞天，副主任凱豐。中央職工委員會主任鄧發。中央婦女委員會主任蔡暢。中央青年委員會主任馮文彬。

　　7月21日，毛澤東發表《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一文，他寫道：

　　“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于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假如赫爾利政策繼續下去，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里拔不出腳來，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在目前，妨礙抗日戰爭，在將來，妨礙世界和平。”

　　1945年8月4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向駐扎在安徽大悟山的新四軍李先念的第5師下達《關于迅速集中兵力準備迎接新的斗爭的指示》。指示中說：

　　“你們必須在這時間內準備一切，對付必將到來的內戰局面，方不致臨時張惶，遭受挫折……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準備精神的與實力的條件對付將來內戰危險，應是你們今后工作的出發點。”

　　8月6日，美國在日本第7大城市廣島扔下了第1顆原子彈。

　　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

　　8月9日零時，蘇聯紅軍百萬大軍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統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越過中蘇邊界，向日本關東軍75萬大軍發動強大攻勢。

　　8月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2次會議，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會議還著重討論了時局問題。朱德、彭德懷、陳毅、彭真、聶榮臻、葉劍英等15人作了發言，毛澤東先后兩次講話，他說：

　　“蘇聯參戰，使抗日戰爭進入最后階段。我們準備發表一個聲明。”

　　毛澤東所說的聲明，就是他后來發表的《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聲明中說：

　　“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后階段，最后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奪取其武器和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8月9日這一天，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2顆原子彈。

　　至此，廣島和長崎市變成一片廢墟，市民死亡多達30萬人，受傷者不計其數，給日本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但是，日本當局并沒有因此停止戰爭。第二天，日本大本營通報全軍說：“不要懼怕這種炸彈，我們有對策。”

　　8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蘇聯參戰后準備進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區黨委立即布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日偽進行廣泛的進攻，準備迅速占領所有被解放區包圍的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指示還規定人民軍隊進占城鎮時，應宣布綱領，特別嚴明紀律，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加緊防衛，注意保護各種資財，照顧統一戰線。

　　8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日本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決定指示全黨全軍說：

　　“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烈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各地應將我軍大部迅速集中，脫離分散游擊狀態，分甲乙丙3等，組成團或旅或師，變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集中行動。”“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

　　8月11日0時至11日18時，朱德代表延安總部連續發布關于受降和對日偽展開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區抗日武裝部隊向其附近日偽軍發出通牒，限他們于一定時間內向人民軍隊繳械。如遇日、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各解放區抗日部隊進入日偽侵占的城鎮要塞后，由部隊司令員實施軍事管制。

　　此后，晉察冀、冀熱遼解放區的八路軍部隊向內蒙和關外進軍：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率部向遼寧進軍;東北地區的呂正操、張學思、萬毅等人率所部向東北城市進軍。此外，中共中央還決定派萬毅率領足夠建100個團的干部先行奔赴東北開辟地方工作。

　　毛澤東為了指揮反攻，日夜操勞。他恨不得把1天當10天用。工作量之大，速度之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他把辦公地點移到棗園的小禮堂，為的是一面處理事務，一面接見各地、各級來請示工作的地方領導人和軍隊領導人。他一面同這些領導人談話，一面揮筆疾書，發布命令，寫委任狀，發表文告、聲明、宣告等等。每天都要在辦公室連續工作10個小時以上。有時忙得無暇進食、飲茶。幸而適逢延安瓜果成熟的季節，工作人員就挑選了最好的瓜果送到他的辦公桌——乒乓球臺子上。臺子中央擺著筆墨紙硯，別無它物。毛澤東在工作時順手抓起瓜果來解渴、充饑;時而啃幾口餡餅或面包。

　　此時此刻，蔣介石聽到延安方面的“最新情報”，暴跳如雷，他大聲嚷道：

　　“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日偽軍只能向國民政府和中央軍投降。”

　　8月11日，蔣介石接連發出3道命令：第1道命令發給朱德，要求“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日偽“擅自行動”，收繳日偽槍械。第2道命令發給國民黨軍隊，要求“各戰區加緊努力，一切按照既定軍事計劃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松懈”。第3道命令發給偽軍，要他們“負責維持治安”，“趁機贖罪”;將50余萬偽軍改編成“國軍”，成為國民黨的“先遣軍”。

　　8月13日，朱德奉命致電蔣介石說：“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

　　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軍委小禮堂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任弼時以及幾乎所有在延安的黨政軍干部和機關干部。

　　毛澤東走上簡陋的講臺，他用洪亮的聲音開始了著名的《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也就是關于“摘桃子”的演講。他說：

　　“最近幾天是遠東時局發生極大變動的時候，……抗日戰爭當作一個歷史階段來說，已經過去了。”

　　“‘委員長’現在要‘下山’了。8年來我們和蔣介石調了一個位置：以前我們在山上他在水邊。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在敵后，他上了山。現在也要下山了，要下來搶占抗戰勝利的果實了。”“我們說，你沒有挑過水，所以沒有摘桃子的權力。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天天澆水，有權力摘的應該是我們。”

　　毛澤東還說：我們一方面要盡力爭取和平民主，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范圍，或者推遲全面內戰爆發的時間;另一方面必須對于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有充分的認識，對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脅，準備以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戰爭，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

　　這一天，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了一篇非常著名的評論文章：《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

　　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美、英、蘇、中4國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

　　而在8月14日這一天，蘇聯政府與國民黨政府正式簽訂了《中華民國和蘇聯友好同盟條約》。條約規定：蘇聯政府在道義上、物質上和軍事上支持中國國民黨政府。蘇聯政府保證不援助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軍隊。他們同時還簽訂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關于旅順口、關于大連的協定，規定中長鐵路、旅順口、大連港由中蘇兩國共同管理、使用;還互換了關于蒙古等問題的照會，中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形式，向公眾宣布無條件投降。

　　消息傳來，延安沸騰了，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人們歡呼著，歌唱著，鑼鼓聲，嗩吶聲，鞭炮聲，匯成了歡樂的海洋。歡快的舞步，雄壯的旋律，在延河兩岸通宵達旦，人們唱啊，跳啊，擁抱啊，臉上映著火光。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也來到了狂歡的人群中，他們談笑風生，與延安軍民的大秧歌融為一體，享受著勝利的歡樂。

　　毛澤東在返回駐地時，問身邊的警衛員高富有說：

　　“高富有，聽說你想去前方，有這么回子事?”

　　高富有也不隱瞞自己的想法。毛澤東說：

　　“你這個人啊，想到前方，就不想在后方?”

　　“主席，我不是不想在后方。前方……我現在不想去了。”

　　“那你可要倒霉了。” 毛澤東緩緩地說：“前方，比后方是好些，你么，起碼當個營長、連長的。”

　　高富有趕緊解釋說：

　　“主席，我不是想當官啊!”

　　毛澤東說：

　　“和我在一起，和陜北人民在一起，小米飯好吃啊，我是有感情的啊。”

　　高富有聽著毛澤東的話，知道他又動感情了，就連忙說：

　　“主席，我哪兒也不去，就跟著你!”

　　后來不久，高富有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手槍連副連長。

　　中國軍民在長達8年的抗戰中，共傷亡3500萬人以上，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余人，其中日軍52.7萬余人，繳獲各種槍枝69.4萬余支，各種炮1800多門。解放區面積擴大到近百萬平方公里，人口多達1億，人民軍隊的主力發展到120余萬人，民兵220余萬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傷亡指戰員60余萬人，敵后解放區人民傷亡600余萬人。

　　可是在8月15日這一天，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了第1號通令，他指定中國唯有蔣介石政府才享有中國受降的權力。

　　國民黨和共產黨也同時在這一天分別向日軍發出了命令：

　　蔣介石致電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命令日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可暫保有其武器及裝備，保持現有狀態，并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

　　而朱德則電令岡村寧次說：“應下令你所指揮的一切軍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

　　這正是：黑云壓城城欲摧，山雨欲來風滿樓。眼看著一場新的腥風血雨又要到來了。好一場中原逐鹿，究竟鹿死誰手，請看第5卷：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為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20周年

　　作者QQ群327239730有電子版下載，實體書事宜可撥打作者電話13937776295。

　　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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