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5章

　　“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

　　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

　　話說1940年12月27日，毛澤東仍然為新四軍軍部的安全轉移做最后的努力，他一面讓周恩來繼續同蔣介石交涉，要蔣介石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面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毛澤東在電報中說：

　　“新四軍江南部隊遵令北移，祈飭廬、巢、無、和、含、滁地區貴屬勿予妨礙，并予以協助，以利抗戰，特此電懇，敬盼示復。”

　　12月28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在給項英的電報中，再次嚴厲批評了他猶豫遲疑的態度，電文中說：

　　“若不迅速北移，必然遭到極大損失。”

　　12月29日，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和第3戰區的計劃，國民黨第32集團軍，制定了《進剿匪軍計劃》。計劃明確規定：

　　“以策應蘇魯友軍作戰，決先掃蕩蘇南、皖南一帶匪軍匪黨為目的，于蘇南方面對敵偽及匪軍采取守勢，以主力逐步構筑碉堡，穩進穩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務求徹底肅清之。”

　　12月3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說：

　　“目前時局還不能說反共高潮已開始下降。”華中我軍部隊應統一指揮，以陳毅為副總指揮，劉少奇為政委，黨的工作統一于中原局。

　　這一天，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葉挺、項英，轉達周恩來29日來電意見說：

　　“據恩來電稱，江南部隊分地渡江有危險，皖北讓路，蔣雖口頭答應，但讓出巢、無、和、含4縣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襲擊我的陰謀，仍以分批走蘇南為好等語，我們同意恩來意見，分批走蘇南為好。”

　　12月31日，毛澤東在為書記處起草的《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爭取時局還轉》的電示中說：

　　“蔣介石派遣李仙洲、湯恩伯、李品仙向華中、山東我軍進攻的決心已經下了，湯、李各部正在東進，我黨我軍有舉行自衛戰斗以打破這一進攻爭取時局好轉的任務。令江南部隊迅速北移。自朱、彭、葉、項‘佳電’發出后，不論其如何謾罵與進攻，黨中央與朱、彭、葉、項暫時都不去理他。待其鬧到天怒人怨，下不得臺，然后出來發言，表示我們態度。”

　　毛澤東在電示中還說：

　　“軍事指揮在總指揮葉挺未到江北前，統一于副總指揮陳毅、政治委員劉少奇的指揮之下。葉挺到江北后，統一于葉挺、陳毅、劉少奇的指揮之下，各部須完全服從他們的命令，不得有誤。山東分局劃歸中原局管轄，中原局統一領導山東和華中。”

　　12月底，蔣介石下達密令將新四軍皖南部隊“一網打盡，生擒葉、項”。此時，顧祝同任命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為前敵總指揮，采取“逐步構筑碉堡，穩進穩打”的方針，已經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

　　1941年1月1日，新四軍軍部致電中共中央說：“我們決定全部移蘇南。”但電文中沒有說明他們轉移的具體路線。

　　1月3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復電葉挺、項英說：

　　“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并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

　　1月4日夜，葉挺、項英率領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皖南部隊1個教導團、1個特務團和第1支隊、第2支隊、第3支隊的各兩個團，共9000余人，分3路由軍部所在地涇縣的云嶺及羅里村等地向南進發。

　　項英提出要“聲東擊西，迷惑敵人”，他命令部隊向東南走，繞道茂林，經三溪、旌德、寧國、郎溪，沿天目山麓到溧陽蘇南根據地，然后待機從鎮江以東渡江北上。這條路線對新四軍非常不利：在政治上，向國民黨后方行動，無異于授柄于國民黨，他們可以說新四軍是要進攻他們;在軍事上，向國民黨重兵扼守方向行動，無異于自投羅網。

　　此時，國民黨利用有利地形，布下了重兵，計有新7師、40師、52師、79師、108師和臨時從蘇南調來的62師、從太平調來的川軍144師，以及從銅陵、繁昌調來的原為江防用的兩個炮兵旅，共8萬余人。國民黨第32集團軍總司令上官云相的部署是：

　　以國民黨第25軍軍長張文清，為“剿匪右翼軍指揮官”，以國民黨第32集團軍副總司令劉雨卿，為“左翼軍指揮官”，率部堵截新四軍東去之路;以第23集團軍司令唐式遵指揮的79師、62師，堵截新四軍南去之路。這些部隊分別于1941年1月3日之前到達指定地點，修筑碉堡工事，早已形成了對皖南新四軍的袋形包圍。

　　1月5日下午，皖南新四軍到達大康王、茂林、潘村銅山等地，先頭部隊1個團在山口隘路遭到國民黨第40師阻擊，雙方發生爭奪戰。

　　1月6日，國民黨軍第40師主力投入戰斗，第144師、52師、79師迅速向新四軍進逼。

　　1月7日，毛澤東獲悉新四軍被圍后，立即與朱德、王稼祥電示葉挺、項英說：

　　“你們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后，即宜東進，乘國民黨軍布置未就，突過其包圍線為有利。”

　　毛澤東將皖南新四軍被圍情況轉告在重慶的周恩來，指示他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

　　1月7日下午，新四軍3個營經過3個多小時的激戰，于黃昏時分攻克了星潭，乘勝向廊橋河進擊。3個縱隊只要會師廊橋河，部隊就可以沖出包圍圈。可惜的是，新四軍軍部與前方部隊沒有拉電話線，此時軍部不知道星潭已經被前鋒拿下，項英還在百戶坑主持召開臨時軍事會議，而且一討論就是7個多小時，喪失了寶貴的突圍時間。

　　項英在袁國平、周子昆的支持下，否定了葉挺堅決攻下星潭突圍的正確主張，改令部隊立即后撤，向西南方向行動，走高嶺繞道去天目山，堅持游擊戰。

　　1月8日凌晨，皖南新四軍向石井坑方向轉移，遭到國民黨軍第79師和新7師的攔截。項英主持召開緊急會議，經與葉挺、周子昆、袁國平、李一氓、饒漱石研究，決定重返云嶺，從銅陵、繁昌間渡長江北上。由葉挺親赴第一線指揮戰斗。

　　1月8日夜，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人擅自離開了軍部。深夜11點左右，葉挺將項英、袁國平、周子昆離隊的情況報告了中央。

　　1月9日凌晨3時，中共中央復電說：皖南新四軍全體同志，現在你們的處境十分危急，希望全軍同志團結在葉挺同志周圍，克服困難，急取勝利。“新四軍皖南部隊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總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

　　1月10日下午，項英、袁國平、周子昆回到石井坑大園村軍部。項英問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

　　“我們的事中央知道嗎?”

　　“已經知道了。”

　　“中央的意思呢?”

　　饒漱石沒有回答，拿了一份電報給他看，電報上說，一切軍事指揮由葉挺負責，政治工作由饒漱石負責，要想盡辦法突圍，保存革命力量。項英把電報還給饒漱石，說：

　　“好吧，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們就負責指揮吧。”

　　袁國平對葉挺說：

　　“軍長，我向你檢討，我犯了右傾的錯誤。”

　　項英說：

　　“這一切由我負主要責任，如能生還，我將向中央檢討。”

　　1月11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示劉少奇、葉挺：

　　“葉挺等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望全黨全軍服從葉等指揮，執行北移任務。”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再次指示葉挺等人，速謀突圍東進或北進。

　　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又連續致電周恩來、葉劍英說：

　　“新四軍在茂林地區被國民黨軍隊重重包圍，有全軍覆沒之可能，望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最嚴重交涉，即日撤圍，放我東進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證明國民黨有意破裂，促國民黨改變方針。”

　　1月12日，新四軍軍部秘書、《漁光曲》的作者任光，在突圍中犧牲。下午，東流山失守。晚上，軍部召開緊急會議，葉挺作了最后一次講話，他說：

　　“現在全面突圍，走西北角穿過鳳村，向銅、繁挺進。集中突圍如果不成，就分散突圍，過江后到無為會合。明月有缺也有圓，人生有散也有合，留得火種在，不怕不燎原。”

　　突圍開始后，項英、袁國平、周子昆又與部隊失去了聯系。

　　由于國民黨軍已經封鎖了山口，饒漱石主持召開新四軍黨組織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葉挺、李一氓、張元壽、錢俊瑞、余立金、王聿先等人。饒漱石對葉挺說：

　　“你是否可以到3戰區與顧祝同談判，讓在山上的我軍指戰員能下山回蘇北新四軍去?”

　　葉挺說：

　　“現在談判是沒有條件的。大革命失敗后，我離開黨已經10年，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我是深刻記取的，再也不能有第二次了。”

　　饒漱石說：

　　“過去的那些暫時不談。這一次，是黨組織經過慎重研究派你去的，我自應向黨中央報告，在座的同志只要有一位能沖出去回到部隊，就可以證明是黨派你去的。”

　　葉挺沉思良久，說：

　　“好吧，如果是黨決定派我去的，我就服從。”

　　葉挺先派了兩個參謀，拿著他的名片下山聯系，被國民黨軍扣留。葉挺又帶著王聿先、黃炳生、徐冬梅和幾個侄子葉育青、葉一舟、葉欽和、葉天流、葉福如，還有兩名警衛員和副官、秘書，一行13人下山前去和國民黨談判，被上官云相扣押。

　　1月13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表通電，抗議蔣介石包圍皖南新四軍的無恥行徑。蔣介石一面詭稱：已電告顧祝同查詢真相，一面密令國民黨部隊，切實執行已定的“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計劃。

　　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電示周恩來、劉少奇、陳毅、彭德懷等人說：

　　“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

　　就在14日這一天，皖南新四軍指戰員們經過七晝夜的英勇拚殺，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陣地完全被國民黨軍占領。除黃火星、傅秋濤、江渭清等約2000人突圍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壯烈犧牲，一部分被俘和失散，被俘的指戰員被押送到上饒集中營。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后來查明，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時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等20多人突圍后，轉到內覃倉東面的田坑里。一天中午，天氣晴朗，項英脫了衣服曬太陽捉虱子，暴露了他身上保存的黃金、銀元、鈔票和首飾。一天晚上，軍部副官劉厚總借著雷雨先打死項英，又打死周子昆，打傷警衛員黃誠，把項英身上的財物揣進懷里逃跑了。

　　后來中共中央在《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里說：“項英口口聲聲服從中央，實際上是陽奉陰違。”

　　皖南事變發生后，漢奸賣國賊汪精衛在南京召開慶祝大會，他說：“蔣介石近來沒做過一件好事，只有這件事做得不錯。”

　　1月15日，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周恩來、葉劍英說：

　　“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裂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須立即終結。”

　　1月15日，劉少奇提出“以在全國主要的實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軍事上除個別地區外，以暫時不實行反攻為妥”的建議。

　　毛澤東與朱德、王稼祥等人根據國內外的形勢，研究確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擊，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徹底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2次反共高潮。

　　1月17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聲稱要將葉挺交付“軍法審判”。同時，他又下令調集20萬軍隊進攻新四軍江北部隊。國民黨發動的第2次反共高潮達到了頂峰。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立即致電周恩來說：

　　“蔣1月17日命令及談話，對我們甚為有利，因為他把我們推到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因為破裂是他發動的，我們應該捉住1月17號命令，堅決反攻。”“蔣以為我們怕破裂，我們須表示不怕破裂。”

　　1月17日，周恩來為皖南事變向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提出質問和抗議，他又打電話怒斥何應欽說：

　　“你們的行為，使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周恩來在《新華日報》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被國民黨當局扣發后，指示報紙刊出了他寫的題詞：

　　“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月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的談話》。同時決定：八路軍總部不再向蔣介石呈報任何文電。

　　《關于皖南事變的指示》說：

　　皖南事變“是抗戰以來，國共兩黨間也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空前的嚴重事變，應該引起全黨及全國人民的注意。”

　　指示決定對于國民黨親日派、頑固派同謀殲滅皖南新四軍的反共事變提出嚴重抗議，徹底揭露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據地通過刊物、報紙、會議無情地揭破國民黨當局自抗戰以來倒行逆施的反動罪惡。指示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在政治上、軍事上應充分提高警覺性和做好作戰的充分準備。

　　1月18日，延安《新中華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發言人對皖南事變的談話》，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痛斥蔣介石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呼吁一切愛國軍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公正人士，“與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少數親日分子及民族敗類，打破他們的內戰外和、投降賣國的無恥陰謀。”

　　遵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華北、華中各解放區軍民嚴陣以待，并紛紛發出通電，強烈聲討國民黨頑固派的罪惡行徑。八路軍也做好了隨時配合新四軍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武裝進攻的準備。周恩來和南方局工作人員，采取召開座談會、個別談話、散發傳單等多種方式，向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各界群眾和外國記者、外交官等宣傳皖南事變的真相，將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暴露在國內外人士面前。中國共產黨的正義自衛立場，得到了各界人士、民主黨派的支持。

　　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陳友仁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為皖南事變在香港發起抗議活動。宋慶齡等人多次致函致電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譴責“剿共”內戰，指出已“引起國人惶惑，招致友部疑慮”，要求他們“慎守總理遺訓”，“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

　　宋慶齡還指示在1939年1月成立的《保衛中國同盟》，給新四軍送去大批物資、醫藥和資金。毛澤東很是贊賞。

　　各民主黨派對國民黨的行動表示不滿和憤慨。章伯鈞等同中共代表交換意見，準備成立民主聯合會，團結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與中共合作，共同推進民主改革和反對內戰。

　　海外華僑也反對分裂。華僑領袖陳嘉庚、司徒美堂等致電國內，呼吁團結，反對蔣介石制造分裂。

　　1月19日，毛澤東和朱德、王稼祥發出《關于皖南事變后在政治、軍事、組織上所采取的步驟問題》的指示。指示說：

　　中央根據蔣介石計劃各個擊破、先打新四軍后打八路軍的情況，確定陜甘寧邊區軍事不作新的調動;華北方面照原計劃按步去做，惟增加緊張性;華中準備打長期的游擊戰，以有利我軍不利反共軍為原則。

　　指示還說：

　　“我們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采取必要的步驟。在政治上全面揭露蔣之陰謀，但暫時不提蔣名字，惟仍取防御姿態，在堅持抗日反對內戰口號下動員群眾。在軍事上，先取防御戰，必要時打出手。在組織上，擬準備撤消各辦事處。”

　　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張云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命令他們：“悉心整飭該軍，團結內部，協和軍民，實行三民主義，遵循《總理遺囑》，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保衛民族國家、堅持抗戰到底、防止親日派襲擊而奮斗。”

　　這一天，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說：

　　“此次皖南反共事變，醞釀已久。目前的發展，不過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端而已。”“一切依靠帝國主義過活的寄生蟲，不論如何蠢動于一時，他們的后臺總是靠不住的，一旦樹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觀了。”

　　“重慶軍委會發言人所說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4個字來批評它。既在重慶軍委會的通令中說新四軍‘叛變’，又在發言人談話中說新四軍的目的在于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創立根據地。就照他這樣說吧，難道開到京滬杭三角地區算是‘叛變’嗎?愚蠢的重慶發言人沒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變誰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領的地方嗎?你們為什么不讓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滅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國主義盡忠的人原來應該如此。于是7個師的圍殲計劃出現了，于是1月17日的命令發布了，于是葉挺交付審判了。但是我要說重慶發言人是個蠢豬，他不打自招，向全國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計劃。”

　　“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但有責任，而且自問有能力，挺身出來收拾時局，決不讓日寇和親日派橫行到底。”

　　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關于解決皖南事變的12條辦法：

　　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動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1月23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等人通電宣布就職，呼吁全國人民“拒絕內戰，一致對敵”。

　　1月24日，由于國民黨在軍事上集中全力反共，日軍乘虛向河南大舉進攻，國民黨軍隊倉促應戰，喪師失地。日軍連續侵占了確山、駐馬店、遂平、西平、舞陽、項城、沙河店、象河關、蒙城、渦陽、周口等地。

　　1月25日，新四軍以華中總指揮部為基礎，在蘇北鹽城組成新的軍部，將活動于隴海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統一擴編為新四軍，共有7個師和1個獨立旅，計9萬余人。其建制是：

　　第1師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炎;主要活動于蘇中地區。

　　第2師師長張云逸(兼)，后由羅炳輝接任，政治委員鄭位三;主要活動于皖東地區。

　　第3師師長兼政治委員黃克誠;主要活動于蘇北地區。

　　第4師師長彭雪楓，政治委員鄧子恢;主要活動于皖東北及津浦路以西地區。

　　第5師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主要活動于鄂豫皖地區。

　　第6師師長兼政治委員譚震林;主要活動于蘇南地區。

　　第7師師長張鼎丞、政治委員曾希圣;主要活動于皖中地區。

　　1月25日，中共中央在給周恩來的通報中說：

　　我們的方針是“政治上取全國攻勢，軍事上取守勢。我們1月20日的策略，可以對付兩種情勢中之任何一種：如蔣業已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是以破裂對付破裂;如蔣并未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是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我黨的方針是捉住皖南事變和‘一.一七’命令不放，除非蔣取消這個命令，并實行我提出的12條。”

　　1月25日，周恩來將毛澤東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12條，當面交給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張沖，要他轉交蔣介石。

　　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高潮，在國際上不僅為蘇聯所反對，美、英等國因為要中國繼續抗戰，也表示不滿。各國使節紛紛往訪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反對中國分裂。美國政府正式向蔣介石聲明：美國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種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

　　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強有力的反擊，國內外各界人士的呼聲和壓力，使國民黨蔣介石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他們不得不收斂反共活動。

　　1月27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紀念周上發表演說，他力圖縮小皖南事變性質的范圍，辯稱：“完全為整肅軍紀，當然不牽涉其他問題。”

　　蔣介石被迫提出妥協辦法：允許華中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北移，允許將新四軍編入八路軍，增編一個軍。中國共產黨堅決拒絕了蔣介石的這一辦法。

　　1月30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說：

　　“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日，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依賴自己的力量解決中國事件。”“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黨到華北，破壞日本利益。”

　　1月30日，毛澤東在一份黨內指示中說：

　　“在蔣介石未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們并不斷絕和他們往來，但必須堅持十二條，不再談北移、擴軍、邊區等問題。”“只有這種尖銳對立的政策，才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因為，只有這種尖銳對抗的政策，才能團結全黨全軍，才能團結全國人民，才能爭取中間派，才能孤立已經反動了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才能抵抗日寇與親日派的聯合進攻，才能抵抗蔣介石發動的反革命步驟，才能經過一個嚴重的斗爭過程之后，克服蔣介石的反動，達到爭取新形勢下的時局好轉之目的。”

　　欲知毛澤東如何進一步斗敗蔣介石，且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項英該死!這個一貫自詡為“游擊戰專家”的黨內蠹蟲，聰明反被聰明誤，以其一己之愚，累及一代名將，坑害了九千工農子弟，葬送了七千壯烈之士。饒漱石該死!他明知事不可為而強為之，繼項英之后，竟然以黨自居，白白將葉挺送入了虎口。葉挺也是命多乖舛，一生坎坷，正像他所說的，南昌起義失敗后，離開了黨組織;如今回到了革命隊伍里，以一個黨外人士負責軍事指揮，又處處受到掣肘，遇上的凈是一些虎狼之徒，奈何?他倒霉的事還多著呢，請諸君繼續往下看吧。

　　第146章

　　“繼續攻勢，針鋒相對，跟蹤追擊，堅持12條，對1月14日

　　皖南事變、1月17日反動命令，咬住不放，在適當條件下，不

　　拒絕妥協;但目前絕不松口。”

　　話說1941年1月31日，毛澤東給在蘇聯的兩個兒子挑選了60本書，寄往蘇聯。其中既有哲、經、史書，又有古典文學和武俠小說。他在寄件上注明：“這些書贈給岸英、岸青，并與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轉交你們。”毛澤東又附了一封信，他信中寫道：

　　岸英、岸青二兒：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長信，岸青的信，岸英寄來的照片本，單張相片，而且是幾次的信和照片，我都未復，很對你們不起，知你們懸念。

　　你們長進了，很喜歡的。岸英文理通順，字也寫得不壞，有進取的志氣，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政治是要談的，但目前以潛心學習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將來可倒置過來，以社會科學為主，自然科學為輔。總之，注意科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人家恭維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處，就是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易長自滿之氣，得意忘形，有不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危險。你們有你們的前程，或好或壞，決定于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我不想來干涉你們，我的意見，只當作建議，由你們自己考慮決定。總之我喜歡你們，望你們更好。

　　岸英要我寫詩，我一點詩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關于寄書，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給你們少年集團，聽說沒有收到，真是可惜。現再酌檢一點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體今年差些，自己不滿意自己。讀書也少，因為頗忙。你們情形如何?甚以為念。

　　毛澤東

　　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岸英的長信”是指1940年4月12日發表在《新中華報》上的《中國兒童在蘇聯》一信。原來早在1940年元旦節，時在蘇聯的周恩來到兒童院看望中國的孩子們，他了解到毛岸英不僅具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在孩子們中間威信很高，而且還善于表達，是個小演說家，兒童院每有社會活動或外出演講，幾乎都要派他去參加，便鼓勵他把在蘇聯的學習、生活及種種見聞寫下來。毛岸英按照這一要求，在長信中除了贊美中國兒童在蘇聯的幸福生活以外，還以火一樣的激情謳歌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表達了他們對人民解放事業的無限向往。周恩來回國后將這一封長信交給了毛澤東，并推薦給《新中華報》發表。毛澤東看到兒子的進步自然是很高興的，但他對孩子們的成長看得很遠很深，自然免不了要在給兩個兒子的信中誡勉一番。

　　1941年2月2日，毛澤東等人在《關于當前形勢與對蔣介石的方針問題》的黨內指示中說：

　　當前形勢，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屬第一。因此，我們在政治上對蔣介石“繼續攻勢，針鋒相對，跟蹤追擊，堅持12條，對1月14日皖南事變、1月17日反動命令，咬住不放，在適當條件下，不拒絕妥協;但目前絕不松口。”

　　2月2日，毛澤東在關于新四軍今后集中戰略任務的指示中，要求新四軍根據華中的形勢，以長江以北、津浦路以東為華中的基本根據地，擊退國民黨軍的進攻，粉碎日偽軍“掃蕩”，大力經營蘇南，堅持皖南，準備于條件成熟時，向西、向南發展。

　　新四軍軍部據此對各師的任務作了具體部署，對日軍采取分散的游擊戰，包括必要的有利的運動戰;對國民黨頑固派主要是運動戰，包括必要的、有利的游擊戰和陣地戰。

　　2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提出關于在國共關系僵局中對國民黨的策略。電文中說：

　　“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我之政治攻勢(12條)壓倒了蔣之攻勢(皓電、齊電、皖南事變、17日命令、限期北移、紀律命令、華中進攻等等)。我之攻勢已收成效，還會有成效的。只有軍事攻勢，才會妨礙蔣之抗日，才是極錯誤政策。政治攻勢，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對于國共關系，軍事守勢、政治攻勢，也只會拉攏國共，不會破裂國共。對于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

　　此時，蔣介石為了擺脫國民黨在政治上的尷尬局面，決定在1941年3月1日，召開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用以掩飾其破壞國共合作、瓦解抗戰營壘的罪行，緩和國內外輿論的壓力。

　　2月19日，周恩來將中共7個參政員的公函，送交國民參政會，聲明在中共中央所提12條未得政府裁奪以前，中共參政員很難出席參政會。并將此公函抄送各黨派參政員20多人。

　　蔣介石指使張群、宋美齡出面拉攏小黨派，以某些小讓步為誘餌，使小黨派對之產生幻想，借以孤立中共。并動員小黨派領袖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等人，赴重慶八路軍辦事處，邀請中共參政員出席。小黨派領袖雖然不相信蔣介石，對蔣不滿，但也希望中共“再忍一次”，“即使上當也是最后一次”。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考慮到斗爭策略，為了爭取中間勢力，接受了民主黨派的建議，同意以中共7個參政員的名義，將解決皖南事變12條辦法提到參政會，要求討論。

　　2月23日，毛澤東應軍政雜志社請求，出版了他在1936年冬天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毛澤東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所存在的教條主義軍事路線的殘余影響，在出版按語中寫道：“這是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對于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2月，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克服投降危險克服抗戰困難的聲明》，要求：

　　“全黨必須把抗戰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而不應該依賴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2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向國民黨提出臨時解決辦法12條，作為出席參政會的條件。這第2個12條是：1、立即停止全國向我軍事進攻。2、立即停止全國的政治壓迫，承認中共及各黨派之合法地位，釋放西安、重慶、貴陽各地之被捕人員，啟封各地被封書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戰書報之禁令。3、立即停止對《新華日報》之一切壓迫。4、承認陜甘寧邊區之合法地位。5、承認敵后之抗日民主政權。6、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維持現狀。7、于十八集團軍外，再成立一個集團軍.共應轄有6個軍。8、釋放葉挺，回任軍職。9、釋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撥款撫恤死難家屬。10、退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11、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每黨每派出席1人，國民黨代表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12、中共代表加入參政會主席團。

　　1941年3月2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1次會議正式開會。中共代表董必武、鄧穎超致函國民參政會，再次向國民參政會提交中共臨時解決辦法12條，函文中首先說明：

　　“茲為顧全團結加強抗戰起見，必武、穎超特就在渝所見各方奔走之殷，提出臨時解決辦法12條，附列于后，倘此12條能蒙政府采納，并得有明白保證，必武、穎超屆時必可報到出席。”

　　這一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

　　“決不能無條件出席。但明令保證的條件，是決不會答應的;因此，須決心不出席。”

　　蔣介石將國民參政會的召開時間推遲1天，是為了爭取中共參政員出席。中共的堅決態度，使他的企圖落空了。

　　3月6日，蔣介石在沒有中共參政員參加的參政會第二屆第1次會議上，一方面攻擊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又不得不保證說：“今后，再決無剿共的軍事。”

　　3月8日，國民參政會選舉董必武為駐會參政員。

　　3月上旬，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第3科科長胡立教和作戰科科長葉超，在突圍中脫隊后到達鹽城，向劉少奇匯報皖南部隊被國民黨軍圍擊的情況。

　　3月11日，中共中原局將胡立教、葉超匯報的皖南事變經過，電告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及中共中央。

　　3月12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他寫道：

　　“一種阿Q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借此收兵。選舉必武為常住會員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這種收兵的表現。”

　　3月14日，蔣介石約請周恩來面談，他說：

　　“國共本無事，地方摩擦即國民黨內也有，不算什么。你們不應拿來做宣傳，日本人即無事也是要造謠的。中央決不會再來剿共。如再剿共，中央即不能抗戰，那是中央的失敗，但你們也不要反中央，那是你們的失敗。”

　　蔣介石答應提前解決國共間的具體問題。至此，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后來，毛澤東曾經就此一斗爭總結說：

　　“我們的攻勢，即雙12條及不出席，結果迫使蔣介石作正面回答，把問題向全國公開了，借一切國民黨的報紙發表我們的12條，同時暴露了蔣介石的真面目。蔣原欲把問題縮小，現在卻擴大了，由軍事問題擴大到政治問題、黨派問題。這些都是我們攻勢的結果。”

　　3月18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時局》的黨內指示中寫道：

　　各根據地必須“加強黨內的政策教育，糾正過‘左’思想。

　　3月間，國民黨召開八中全會。因為柳亞子在皖南事變后譴責了蔣介石，并拒絕參加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蔣介石在柳亞子缺席的情況下，指使八中全會開除了柳亞子的國民黨黨籍，并斷絕了他的經濟來源。

　　在毛澤東的關照下，吳玉章、林伯渠、張曙時等人在柳亞子被開除國民黨黨籍的第二天，從延安發去電報，對他慰勉有加，贊頌備至。陳毅也給柳亞子寄去了一首《沁園春.慰柳亞子》。

　　不久，柳亞子也在香港發表聲明，他以一位老同盟會會員和國民黨元老的身份，宣布“正式”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毛澤東在延安得知這一消息后，對柳亞子的這一驚人之舉，稱之為“一件值得中國人民慶賀的大事。”

　　后來，柳亞子于11月在《寄毛潤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張曙時諸公》一詩中寫道：“弓劍橋陵寂不嘩，萬年枝上挺奇花。云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品茶。杜斷房謀勞午夜，江毫丘錦各名家。商山諸老欣能健，頭白相期奠夏華。”

　　3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出版的《農村調查》一書寫的序言中，強調要面向實際，調查研究。他說：

　　“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都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

　　3月，八路軍軍政大學教育長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志第16期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他首次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一理論概念，張如心寫道：

　　毛澤東的言論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我們黨，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根據于中國黨長期斗爭豐富的經驗，根據他對中國社會性質及中國革命規律性深邃的認識，在中國革命諸問題的理論和策略上，都有了許多不容否認與不容忽略的創造性與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我們黨的教育人才“應該是忠于列寧、斯大林的思想，忠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

　　3月，毛慎儀病情嚴重。他給在柳樹店邊中學習的四弟毛雪華寫信說，請轉告叔叔毛澤東，能否有辦法把他的病治好，早日康復，繼續為黨工作。

　　毛慎儀是于40年在邊中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央軍委2局，擔任電訊機要工作。期間，他得了肺結核和痔瘡，由于肺結核病情嚴重，也影響到痔瘡的治療。

　　毛雪華接到三哥的信后，立即去楊家嶺向毛澤東報告了三哥的病情。毛澤東對毛雪華說：

　　“快送他進醫院。”

　　毛雪華馬上趕到幾十里以外的安塞縣城。此時，毛慎儀已經病入膏肓，身體非常虛弱，躺在擔架上起不來。毛雪華和2局的人立即組織民工，抬著擔架，把毛慎儀一站一站地送到延安。到了毛澤東的窯洞口，毛澤東看到奄奄一息的毛慎儀，十分驚訝，焦急地說：

　　“怎么病得這么厲害?趕快送他住醫院!”

　　毛澤東親自把毛慎儀扶下擔架，讓他喝了點水，又給白求恩醫院院長黃樹則寫了一封信，介紹毛慎儀去那里治病。毛澤東寫完信，用自己的汽車將毛慎儀送往柳樹店白求恩醫院。然而，由于延安醫療條件太差，又缺乏藥物，盡管醫院想了許多辦法，仍無回天之術，毛慎儀不幸病逝，年僅19歲。

　　這天是星期日，毛雪華到楊家嶺，把哥哥病故的消息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臉上流露出一陣哀傷和痛楚，沉默了片刻，惋惜地說：

　　“慎儀犧牲太早了!他才19歲呀，血氣方剛，正是為革命出力的時候。”

　　毛雪華認為三哥的病并不難治，主要是醫術落后造成的，因而對醫院有些埋怨責備。毛澤東勸道：

　　“雪華，革命總是有犧牲的，醫院里死人的事也是經常發生的，你要從大局看。醫院條件差，缺少藥品，但他們還是盡到了責任。”

　　毛雪華提出想給哥哥立塊碑，毛澤東同意了，他說：

　　“碑你去立，花多少錢，你來我這兒拿，我出錢。”

　　從1941年起，敵后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階段。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行“南進”政策，急于從中國戰場脫身，并把中國變成它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以戰養戰”，集中兵力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實施軍事、經濟、文化、特務“總力戰”。

　　日本岡村寧次提出所謂“鐵壁合圍、捕捉奇烈、縱橫掃蕩、反轉電擊、輾轉剔抉”等辦法，由以往短促突出式的進攻，轉為長期的“清剿”、“駐剿”;由長驅直入的進攻，轉為步步為營的縱深“掃蕩”，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實行毀滅性的打擊。

　　1941年至1942年，日軍在華北連續推行了5次“治安強化運動”，使用兵力千人以上的“掃蕩”達132次，萬人以上至7萬人的達27次，有時反復掃蕩一個地區達三四個月之久，殘酷地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氣和進行細菌戰，瘋狂搶奪老百姓的糧食、牲畜、燒毀房屋，制造無人區。同時，在華中進行了分時期、分地區的“清鄉運動”。

　　在法西斯勢力猖獗的形勢下，國民黨大批黨政軍要員，特別是大批軍隊投降日本。自1941年至1943年8月，先后投敵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有20人，高級將領有58人，軍隊達50萬。他們在日軍指揮下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

　　同時，國民黨蔣介石以數十萬大軍包圍、封鎖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不斷配合日軍攻擊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在這種情況下，由于軍事戰斗頻繁，八路軍、新四軍傷亡重，部隊減員多，干部犧牲也大，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減到約40萬，華北產糧區的平原地區，相繼變成了游擊區，一些抗日民主政權被摧毀。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了，總人口由1億減少到5000萬以下，生活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極端困難。正如毛澤東描述的那樣：

　　“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穿，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然而，任何困難也嚇不倒共產黨人。毛澤東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相持階段中這一最困難的階段，稱之為“黎明前的黑暗”。他說：

　　“我們面臨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是日益接近勝利的、暫時的困難。”

　　他號召解放區軍民戰勝困難，堅持敵后長期抗戰，鞏固抗日根據地，沖破黎明前的黑暗。

　　1941年3月(一說40年冬)，經毛澤東和朱德批準，359旅在旅長王震率領下，開進了南泥灣。

　　359旅原先在綏德一帶屯田，因駐地人稠地少，種糧代價又高，又無經驗，結果失敗。此后，朱德和留守兵團負責人到南泥灣考察。

　　南泥灣是個方圓幾百里的平川，位于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是延安的南大門，屬于汾川河流域，是金盆灣的一個鄉，與臨真鎮、馬坊、九龍泉接壤。據說在很早以前，南泥灣地肥水美，人口稠密。在清朝年間，這里民族糾紛迭起，百姓為避戰亂，相繼棄鄉背井。從此，這塊富饒美麗的平川，變成了野獸成群荒無人煙的爛泥灣。

　　朱德等人發現此處既是戰略要地，土質又肥沃，水源也比較好，是理想的軍屯之地。于是，決定由359旅旅長兼政委的王震主持延安軍分區和延安衛戍區的工作，統管全旅的工農業、商業和運輸生產;由副旅長蘇進和副政委王恩茂在金盆灣主持生產練兵等日常工作，將以蘇鰲為團長的補充團開進南泥灣屯田。

　　同時，以警4團在鄜縣一帶的槐樹莊屯田。將駐扎在隴東的王維舟(王宏坤)的385旅，開進溝深林密的大、小風川屯田。另外，豹子川、清泉鎮等軍屯區的生產也搞得熱火朝天。

　　后來，359旅在南泥灣奮戰2年，創造了“糧食堆滿倉，稻谷翻金浪，豬牛羊肥壯，魚鴨滿池塘”的豐收景象，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改造成“陜北的江南”。其他部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1942年，生產自給率達到82%。

　　與此同時，陜甘寧邊區的機關學校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 中央辦公廳機關堅持毛澤東提出的“不與民爭利”的原則，開赴距延安45公里外的南泥灣，他們開辟出一個擁有300多畝地的農場。江青也到南泥灣參加大生產運動，她在那里一干就是二三個月。她還發揮自己的專長，用陜北土制的毛線，編織了十幾件厚厚的毛線衣。

　　1941年4月上旬，續范亭滿懷惜別之情，告別晉西北人民，被人用擔架抬上船，渡過黃河，來到了延安。

　　續范亭是在艱苦的斗爭環境中積勞成疾，胃病、肺病復發，在中共中央的電報催促下，才來延安治療休養的。當他躺在擔架上來到楊家嶺時，毛澤東特地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毛澤東對他的病情十分關心，讓他住進位于延安城東七八公里的柳樹店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治療，讓延安中國醫科大學校長王斌、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魯之俊以及院里內科主任黃樹則等人為他診斷。

　　毛澤東還把自己的藥品分出一部分，派人送給續范亭，寫信告訴他，藥品的療效和服用方法。毛澤東聽說續范亭過去用過一種進口藥治胃病有效，馬上把續范亭的秘書找來，讓他開出英文原名，發電報要八路軍駐渝辦事處設法購買。藥品買來后，毛澤東立即派人給他送去。

　　有一次，毛澤東專程從楊家嶺走了十多公里，前往續范亭住的延安柳樹店醫科大學后山的窯洞里，去看望續范亭。毛澤東一進校門，就被醫科大學的學員們拉到禮堂講話。

　　續范亭對毛澤東非常景仰，他雖然病情很重，聽說毛澤東到了醫科大學，還是帶病下山到醫大看望毛澤東。當續范亭走進禮堂時，毛澤東一眼看到他，中止了講話，馬上走下講臺，與續范亭緊緊握手，親切詢問他的病情。續范亭告訴毛澤東，他的病情已經好轉，感謝毛澤東的關心。毛澤東招呼續范亭入座后，才繼續上臺講下去。他轉過臉，指著續范亭對學員們說：

　　“如果你們把續老的病治好了，就算你們立了一大功。”

　　毛澤東講完話后，又隨著續范亭來到他住的窯洞里，問寒問暖，囑咐他安心治病。

　　后來，續范亭從柳樹店移居楊家嶺黨中央附近，毛澤東讓他住在與自己鄰近的窯洞里，他們不時見面、交談。

　　4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軍委關于兵工建設的指示》中寫道：

　　“在兵工建設上，應注意收集專家，給以負責工作，如廠長、所長等。依延安經驗，應以新來的精通技術的干部為廠長，不設政委，另以老干部、工人為副廠長，對技術工作不加干涉，也不負責監督技術的責任，而只進行行政和政治工作，收效很大。”

　　1941年4月，毛澤東親自修訂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綱領規定：

　　“發展農業生產，實行春耕秋收的群眾動員，解決貧苦農民耕牛農具肥料種子的困難。”“發展工業生產與商業流通，獎勵私人企業，保護私有財產，歡迎外地投資，實行自由貿易，反對壟斷統制，同時發展人民的合作事業，扶助手工業的發展。”“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

　　4月間，在國統區搞秘密情報工作的李克農“千里走單騎”，歷盡艱險返回延安。毛澤東專門請他一家人吃飯。席間，毛澤東和李克農的女兒李冰開玩笑說：

　　“你知道你父親是干什么的嗎?他是個大特務，不過，他是共產黨的大特務。”

　　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局，以高崗、王世泰、張邦英、林伯渠、謝覺哉、陳正人、蕭勁光為委員，以賈拓夫、李卓然為候補委員，以高崗為書記。

　　高崗擔任中共西北局書記后，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以為自己是隸屬于中央軍委的，和西北局并沒有什么關系。所以，他的工作不向西北局匯報，有事也不向西北局請示。高崗為此大為不滿，他不僅在各種場合對留守兵團提出批評，并且還說，留守兵團如果再這樣下去，西北局將不再負責他們的后勤供應和保障。一時間，西北局和留守兵團的關系搞得很緊張。

　　高崗除了和蕭勁光有這個矛盾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過節，那就是原來高崗還兼任著蕭勁光領導的留守兵團所屬的保安司令部司令。蕭勁光一是忽視了高崗在黨內的地位遠比自己要高得多，二是忽視了毛澤東對陜北紅軍干部的重視，曾多次強調外來干部要與本地干部搞好團結，他只是把高崗當作自己的下級，按一般的上下級關系來處理他和高崗的關系。

　　有一次，飛機場正在維修，有飛機要降落。蕭勁光命令高崗去督促一下，爭取快些修好。由于高崗沒有按時完成任務，引得蕭勁光對他大發雷霆，高崗由此對蕭勁光懷恨在心。

　　毛澤東知道高崗和蕭勁光之間的矛盾后，多次把蕭勁光等人叫去，要求他們尊重高崗，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搞好黨政軍關系。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

　　“軍隊和地方出了問題，軍隊首先要做檢討;軍隊和地方鬧了矛盾，軍隊首先要做自我批評，事情就好辦了。這要作為一個原則定下來。”

　　毛澤東還推心置腹地說：

　　“要尊重西北局的領導，連我們中央決定的事都要通知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團決定的事，怎么能不通知一下西北局呢?部隊在哪里住，就應該尊重那里的地方黨委和政府。”

　　就這樣，高崗總算報了修飛機場那一箭之仇。

　　欲知毛澤東后來的工作情況，請看下一章。

　　第1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將變成一個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

　　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

　　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

　　話說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說：

　　“5月16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事業亦加以改進，通為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黨宣傳。《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筆。”

　　早在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創辦了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中央機關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還有《中國文化》、《中國青年》、《共產黨人》等10多種報刊雜志。在1940年以前，這些報刊雜志與時代的需求基本相適應。

　　1941年以后，《新中華報》內容不夠，3日1刊周期長，分量不足。《解放》周刊有時是兩周合刊，滿足不了形勢發展的需要。其它報刊也基本類似。再加上根據地進入非常困難時期，紙張、經費嚴重不足，發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澤東向中央提議，停辦其它報刊，集中力量創辦《解放日報》。

　　《通知》發出的第二天，《解放日報》創刊，由博古任社長，楊松任總編輯。毛澤東親自為《解放日報》寫了發刊詞。他在發刊詞中寫道：

　　“本刊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本報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協力斗爭的結果，世界必將變成一個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企圖，我們是能夠粉碎的。團結、團結、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武器，也就是我們的口號。今當本報發刊之始，愿掬之誠，以告國人。”

　　5月，中原局把徐海東的病情和心情電告給毛澤東。徐海東因勞累過度，肺病復發，病倒在華中戰場上。他在皖南事變后，對新四軍的損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

　　毛澤東在延安給徐海東發了一封200多字的電報，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話，最后是8個字：“靜心養病，天塌不管。”

　　徐海東看了毛澤東的電文，感動得流下了眼淚。他讓秘書把那8個字，用毛筆寫在日歷牌的硬紙上，放在自己的枕邊。徐海東回想起在延安治病時，毛澤東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東西，就親自批條子，派人送給他50塊錢作為生活補貼。毛澤東對他太關心、太愛護了。徐海東對毛澤東充滿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有八路軍、新四軍在，天不會塌下來。

　　徐海東在養病期間，總忘不了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期間所說的誰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說不算中國人的笑話。他常說，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讀完《紅樓夢》，決不做半個中國人。他在病情穩定的時候，除了注意戰局，學習共產黨文件，就堅持讀《紅樓夢》，終于讀完了這部小說。他高興地說：“我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人了。”

　　此時，在中國共產黨內開展整風運動的條件已經具備了：一是在黨內已經形成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歷史已經證明了毛澤東的正確;二是已經有了一批比較了解黨的歷史上多次出現的“左”、右傾錯誤經驗教訓的骨干;三是敵后斗爭雖然還處于困難階段，但總的斗爭形勢變化較小，特別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形勢比較穩定。于是，毛澤東就開始發動了全黨性的整風運動。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辦公廳給統戰部送來了出席高級干部會議的通知，韓光見其他幾個科長都可以參加會議，唯獨沒有自己的份，心中很是不舒服。他還聽說毛澤東要在會議上作演講，便下決心一定要爭取去聽聽。他找到了副部長柯慶施，說：

　　“柯部長，別人都有會議通知，我也想去參加會議，不知是否可以?”

　　柯慶施說：

　　“按條件，你可以參加。這樣吧，你寫一個簡歷和申請，我給你送上去。”

　　韓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寫好了。柯慶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給了中央秘書長李富春。

　　第二天，韓光便接到了參加會議的通知。

　　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只見他站在講臺桌前，面前放著兩三頁紙，并不念稿子，偶爾看上一眼，時而在桌子前走來走去，時而舉起右手打著手勢，以引起聽者的注意，直講得深入淺出，妙語連珠。會場上氣氛熱烈，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和會心的笑聲。

　　坐在聽眾席上的韓光聚精會神地聽著，生怕漏掉一個字，他感覺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聽到的最好的報告。

　　毛澤東在報告中嚴肅地批判了不注重調查研究、理論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學風，著重闡明了馬列主義關于理論聯系實際的基本原則。他在批判黨內危害最大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時說：

　　“20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并沒有對于上述各方面(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滿足于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著。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愿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卻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并不是為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為了單純的學習。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于中級以上的干部，害處更大。”

　　“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里發號施令。”“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已，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

　　“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有一副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對于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于只知背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的人，對于徒有虛名并無實學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的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副對子記下來;或者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里的墻壁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調皮都是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吧!”

　　自此，黨內高級領導干部的整風學習運動便正式開始了。

　　5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中共東南局與中共中原局合并為成為中共華中局，同時成立華中軍分會。

　　中共華中局由劉少奇、饒漱石、曾山、陳毅、鄧子恢、張云逸、鄭位三、郭樹勛、彭雪楓、黃克誠、張鼎丞、譚震林、劉英組成;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任副書記。

　　華中軍分會由劉少奇、陳毅、張云逸、鄧子恢、饒漱石、賴傳珠、羅炳輝、劉炎、粟裕、黃克誠、彭雪楓、李先念、張鼎丞、譚震林、曾希圣、傅秋濤、彭明治、譚希林、葉飛、周駿鳴、張愛萍、鄭位三組成;劉少奇兼任書記，陳毅、鄧子恢、賴傳珠、張云逸、黃克誠、饒漱石、劉炎為常委。

　　5月，毛澤東發布《關于陜甘寧邊區部隊生產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部隊必須將“自給自足”的口號，與抗戰建國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基礎的任務連接起來，使生產工作能夠符合黨的財政經濟政策。

　　1941年6月3日下午，陜甘寧邊區政府在小禮堂召開各縣縣長聯席會議，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會議，討論征糧問題和研究解決群眾負擔過重問題。

　　這一天，適逢天降暴雨，電閃雷鳴。突然一道閃電從屋角穿入會議室，“轟隆”一聲把一根木頭柱子劈斷了。與會人員受到巨大震動，很多人驚慌失措，紛紛逃出屋外，驚魂未定，會議室內傳出“救命”的呼聲，林伯渠立即派人進入室內，將受傷人員扶了出來。受傷的延安市高市長、志丹縣趙縣長、延長縣白縣長，經過搶救脫離了危險，只有延川縣4科科長、代縣長李彩榮不幸身亡。

　　可真是禍不單行，就在這場暴雨中，南關市場上一位50來歲的安塞漢子栓在木樁上的毛驢也被雷電擊死了。這位漢子因為對時下的負擔過重很不滿意，就借著此事在大街上扯著嗓子罵開了：

　　“老天爺不開眼，為甚不讓雷公劈死毛澤東，偏要劈了李縣長，劈死我的毛驢……”

　　周圍的老鄉們都嚇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勸那漢子，有的則議論說：“這是老天爺對人間的懲罰，是一種報應，是大難臨頭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說：“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八路軍抗戰，是為了咱老百姓過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們的死活呀!”一時間，議論紛紛。

　　消息傳到邊區保安處，有人提議把那個漢子抓起來，有人建議向黨中央匯報，請示毛澤東如何處理。

　　毛澤東很快就知道了這件事，立即讓工作人員打電話，要保安處來人談談。不久，邊區保安處的小吳來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望著小吳問道：

　　“聽說你們要拘留那位老鄉，為什么?”

　　小吳激動地回答說：

　　“他在大庭廣眾之中侮辱你。”

　　“是嗎?他是怎樣侮辱的，你說給我聽聽。”

　　“李縣長是中了雷死的，與主席有甚關系?他自己死了驢，心里有氣，竟然遷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熱鬧的市場上，指名道姓地罵你。我們認為這是一樁嚴重事件，所以應該馬上拘留審訊他。”

　　毛澤東聽罷，爽朗地笑了，他說：

　　“他罵了我毛澤東，可沒有犯法呀!”

　　小吳堅持說：

　　“不。你是人民的領袖，罵你，說明他不是漢奸特務，就是土豪劣紳，我們拘留審訊他是應該的。”

　　毛澤東依然微笑著，問道：

　　“你想過沒有，真的漢奸特務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罵我嗎?”

　　小吳一怔，張張嘴卻回答不出來。毛澤東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溫和的目光看著他又問道：

　　“小吳，你知道人民群眾為什么擁護我們，熱愛我們?”

　　小吳說：

　　“因為我們為老百姓打天下，謀幸福唄!”

　　“這就對了。人民擁護我們，熱愛我們，是因為我們這個隊伍是革命的隊伍，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工作中有了缺點錯誤，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評意見，我們都應該接受嘛!你說對吧?”

　　“可他不是提意見，是罵人。”

　　“罵人也是一種提意見的方式嘛!”

　　小吳不再吭聲了。毛澤東拍拍他的肩膀說：

　　“小吳同志，我建議你們，不要拘留那位老鄉。還要請你們幫我了解一下具體的情況，看他究竟對我有什么意見，行嗎?”

　　小吳爽快地答應了。

　　不久，小吳來向毛澤東匯報調查的情況，他說：

　　“抗戰初期，邊區群眾的救國公糧只有1萬石，1939年是5萬石，去年是9萬石，可今年猛增到20萬石。群眾嫌負擔過重，對政府有意見。有的人說：‘救國公糧任務太重，群眾要餓肚子了。’有的人說：‘共產黨的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給念歪了。’那位老鄉就是對今年分配的救國公糧不滿才罵人的。”

　　原來，1941年陜甘寧邊區脫產人員已經增到了7.3萬人，陜北這個不過一百三四十萬人口的地方，公糧猛增到20萬石，人均負擔高達1斗4升，比1937年提高了十幾倍。這樣的負擔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比前幾年就重多了。

　　毛澤東聽完了匯報，“噢”了一聲說道：

　　“原來是這樣。”

　　他心情沉重地嘆了口氣，思索片刻，又說道：

　　“看來，這位老鄉是給我們提了一個很好的意見，批評得對呀!群眾的意見反映了我們工作上有毛病，有些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要允許人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要緊。人家說救國公糧太重，這是實際情況。1940年以來，人民的負擔是加重了。人家說共產黨的經是好經，讓歪嘴和尚念歪了，說明他們還是擁護共產黨的，就是對我們的工作和作風有意見。”

　　他立即指示有關部門，將征收公糧的任務從20萬石減少到16萬石。

　　盡管如此，一些地方的救國公糧仍然很重，加上一些地方干部的工作方法簡單粗暴，自然難免損害黨和群眾的關系。

　　清澗縣一位農婦，因為生活艱難，干部強征公糧，忍不住大罵共產黨、毛澤東。保衛部門知道后，馬上逮捕了那個婦女，說是要槍斃她。保衛處長錢益民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正在窯洞里寫東西，聽完匯報，氣得“啪”地一聲把毛筆甩在桌子上，站起身來，盯了一眼錢益民，然后在窯洞里來回踱步。停了一會兒，他才對錢益民說：

　　“不要為難這位農民，你把她帶來，我要親自問問話。”

　　不久，錢益民將一名叫伍蘭花的中年婦女帶到了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農村婦女，雖說只有36歲，但看上去好像50多歲的樣子，一副老實忠厚的農民形象。毛澤東馬上走上前去，親自替她松了綁，說：

　　“你不要怕，坐吧。”

　　伍蘭花坐下后，毛澤東面帶微笑把一杯開水送到她手上，和藹地問道：

　　“你為什么要罵共產黨，罵毛澤東啊?”

　　伍蘭花誤認為是保衛部門在槍斃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認罪，她氣憤地嚷道：

　　“槍斃我也要罵，反正咱活著也是餓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澤東問：

　　“為什么活著也是餓死呢?”

　　伍蘭花沒好氣地說：

　　“你們培養出來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們老百姓交公糧，不管人民群眾的死活!”

　　毛澤東問：

　　“你家有什么困難嗎?”

　　伍蘭花看到毛澤東比其他干部都和氣，略微平靜了一點，說：

　　“咱清澗苦啊!咱一家6口人，3個娃都小，婆婆72歲，男人又是個傻子，就靠我這一個女人維持這個家。咱住的窯還靠著溝邊，發水就澇，就是想挖孔新窯，也沒有錢雇人。共產黨來了，咱分了5畝地，頭兩年還好，這兩年村里官、鄉里官、縣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糧咱出不起，就罵咱男人和老娘。”

　　毛澤東問：

　　“村干部鄉干部真的罵人?”

　　伍蘭花說：

　　“婦道人家不敢撒謊，咱要說假話出門就叫挨槍子。咱不是不擁護你們八路軍，只是咱家確實交不起公糧。今年遇上天旱，咱一個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點糧食，咱跟催公糧的干部求情，把公糧推到明年一塊兒交，可他們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1袋糧食給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沒有活路了，一氣之下，是罵了毛主席。”

　　毛澤東聽到此處，氣呼呼地站了起來，點著煙猛吸幾口，前后踱了幾步，大聲叫道：

　　“錢益民!”

　　錢益民應聲進了屋，說：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澤東當著伍蘭花的面，大聲訓斥他說：

　　“你們保衛部門在搞什么名堂?連這樣簡單的案子都斷不明白?中央對交公糧的政策規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響人民群眾生活的前提下，自覺地交公糧，怎么能沒收老百姓的口糧呢?這位婦女敢講真話，是位好同志，不但沒有罪，我們還要接受她的意見，趕快改正工作中的缺點，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真正的擁護。伍蘭花同志現在就釋放，你親自護送她回家，還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講，不但要把沒收的糧食退還給她家，還要好好照顧，有什么解決不了的困難，可以直接找我。總之，不準餓死一個人。”

　　伍蘭花聽說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驚，又聽了他說的話，感動得“撲咚”一聲，跪在毛澤東面前，大聲說道：

　　“毛主席，咱對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連忙將她攙了起來，安慰她說：

　　“伍蘭花同志，我們八路軍是為人民服務的，我們有做得不對的地方，就該挨罵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難不解決，你就來找我毛澤東。”

　　6月18日，毛澤東就華中抗日反頑斗爭的策略方針，復電彭雪楓并告彭德懷、陳毅、劉少奇說：

　　“少奇、陳毅二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黨性是很好的，望向他們學習。”

　　1941年6月22日，德國向蘇聯發動了突然襲擊，蘇聯衛國戰爭開始了。

　　6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散步時遠遠看見黃有鳳和一個女學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戰室看地圖，裝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問：

　　“黃有鳳，你快30歲了吧?昨天那個女同志是誰呀?”

　　原來，和黃有鳳在一起的女孩子叫趙雪明，是抗大的學員，現在已經是他的女朋友了。他們早已商量好了，想等抗戰結束后條件好了再結婚。現在經毛澤東一問，他紅著臉把情況說了一遍。毛澤東靜靜地聽著，含著笑替他參謀起來。毛澤東說：

　　“抗日戰爭是個持久戰，你們年紀都不小了，等到戰爭勝利那天，恐怕你們都老嘍。我看你還是打報告結婚吧。”

　　黃有鳳聽了毛澤東的話，后來就和趙雪明商量結婚的問題，不久，他們就向組織上遞交了申請結婚的報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

　　7月，17歲的毛雪華在邊中畢業了，他到楊家嶺看望叔叔毛澤東，說：

　　“叔叔，我畢業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當教員，您看到哪里去適合?”

　　毛澤東說：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齡還小呢，那些學員的年齡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邊中怎么樣?”

　　“到邊中有困難，你普通話還講不好啊!”

　　毛雪華啞然了，毛澤東看著他的樣子，說：

　　“你到自然科學院去吧，繼續學習，多學些自然科學知識，將來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國，需要大批建設人才，你要好好學習，學好本領，為祖國出力。”

　　毛雪華臨別時，說邊中校長董純才為制作學員證書，委托他請毛澤東為證書題詞。毛澤東欣然名筆，題寫了“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奮斗!”

　　不久，毛雪華在自然科學院學習期間，又應教務長魏之想委托，請毛澤東題寫校名。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的舊報紙上揮筆寫下了“自然科學院”幾個大字，他寫完了，又重寫了一幅，然后放下筆說：

　　“這兩份隨你選吧。”

　　是年夏季，楊家嶺毛澤東住處的棗樹上結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風吹拂著樹葉，整潔的庭院里飄逸著淡淡的清香。毛華初高高興興地跨進了院門。葉子龍見他來了，就說：

　　“啊，你來了。有客人剛過去，要見主席，你快進去，過一會兒沒有時間了。”

　　毛華初三步并作兩步跑到窯洞門口，見毛澤東正和王若飛、彭真握手，問好。王若飛和彭真上身穿著白色粗布襯衫，下邊穿著藍色土布褲，坐下來各自用草帽扇著冒汗的身子。

　　毛澤東見毛華初來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華初進了屋，走到毛澤東面前，恭敬地行了一個軍禮，問候道：

　　“伯伯和叔叔們好!”

　　毛澤東向王若飛、彭真介紹說：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個孤兒。過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澤民的愛人王淑蘭帶著。”

　　彭真笑嘻嘻地說：

　　“帶的和親生的也是一樣。”

　　“別看他這么小，就做過長工，討過米，還坐過牢。”毛澤東看著眼前的侄兒，自然想到了陪著媽媽坐過監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兒女們，想到了更多的孤兒，他越說越激動：“蔣介石是一個封建法西斯獨裁者。他既世襲了封建主義的殘酷無情的那一套，殺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還利害!一人‘犯法’，要株連親族，連小孩也不放過。在中國革命的戰爭中，我們犧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留下多少這樣的孤兒啊!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了子孫后代的幸福，我們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統治，蔣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華初聽著伯伯的話，想起了自己的母親。敵人殺害了他的生母羅醒，還把母親的頭割下來，掛在永和鎮示眾7天，她的身軀被丟在沙洲上，不許收尸，讓狗吃，讓河水沖走。毛華初的眼眼里溢滿了淚水。

　　7月，中共中央將延安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作為中共培養理論干部的高級研究機關，院長由中央宣傳部長張聞天兼任，副院長范文瀾，秘書長陳伯達。

　　中央研究院開設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思想、中國文藝、中國教育、中國新聞、國際問題和俄文翻譯馬列著作共9個研究室。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做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

　　8月2日，毛澤東經過一番慎思，拿起鉛筆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一霎時，一個個大而粗重力透紙背的鉛筆字灑滿了3張信箋。

　　原來，此時在魯藝任教的蕭軍因個性及觀點問題，與同事之間的關系有點緊張。他對一些文學觀點和一些同事的做法不滿，打算離開延安去重慶，繼續從事革命文學活動。在準備離開延安前，他從作家和黨外人士的角度，給毛澤東接連寫了兩封信，直率地反映了延安文藝界以及黨的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也流露出他不愉快的心情。他在信中建議說：黨要制定文藝政策，否則，許多問題爭論不休，沒有標準，是非難明。毛澤東很贊賞蕭軍的這個意見，于是他在回信中這樣寫道：

　　蕭軍同志：

　　兩次來示都閱悉，要的書已付上。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缺乏了解，有些意見想同你說，又怕交淺言深，無益于你，反引起隔閡，故沒有即說。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你對我說的，都值得注意，都應改正。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我覺得我同你談得來，故提議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談一回。敬問

　　近好!

　　毛澤東

　　蕭軍看了毛澤東的信，立即赴約，兩人又推心置腹交換了許多意見。蕭軍反映說，他與其他一些文藝界人士對某些觀點的不同意見，不能在黨報《解放日報》上發表，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毛澤東爽朗一笑，點撥他說：

　　“你不是編了一份《文藝月報》嗎?《解放日報》不給你登，你不會登在《文藝月報》上嗎?”

　　蕭軍經毛澤東一言點醒，心中多日來的不愉快一掃而空。他問道：

　　“咱們黨有文藝政策嗎?”

　　“哪里有什么文藝政策。”毛澤東說：“現在正忙著打仗，種小米，還顧不上呢!”

　　蕭軍建議說：

　　“應當由黨制定一個文藝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有所遵循，有所依據，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才能加強團結，有利于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

　　毛澤東贊賞地說：

　　“你這個建議很好。你甭走了，幫我收集一下文藝界各方面的意見和情況，好嗎?”

　　毛澤東如此真誠坦率的態度，深深地打動了蕭軍，他答應繼續留下來，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幾天后，蕭軍將手中現有的一些材料和那一篇經毛澤東點撥已經發表在《文藝月報》上的批評文章，一并寄給了毛澤東。

　　8月6日，毛澤東給蕭軍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蕭軍同志：

　　來示、文章及報紙均收到，文章已讀過，茲璧還。近日頗忙碌，過幾天再奉約略敘。敬祝健康!

　　毛澤東

　　8月10日傍晚，蕭軍收到了毛澤東寫給他的一封信，只見上邊寫著：

　　蕭軍同志：

　　我現在有時間了，假如你也有暇，請惠臨一敘。此致

　　敬禮!

　　毛澤東

　　8月10日下午8時半

　　蕭軍當即來到楊家嶺，在昏暗的燈光下與毛澤東就文藝界各方面的情況促膝長談。夜已經很深了，蕭軍起身告辭，他向毛澤東建議說：

　　“在‘文抗’住的艾青、羅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許多作家，到延安來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一方面既然來了，也想見見您，您是不是抽個時間和他們見見面呢?”

　　毛澤東點了點頭，又歉意地說：

　　“這么多作家到延安來啦，我還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黃昏時分，毛澤東由一名警衛員陪著，從楊家嶺漫步來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楊家溝的半山腰蘭家坪。

　　蕭軍一見毛澤東不期而至，又驚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窯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艾青、羅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他雖然已經告訴了眾人毛澤東最近可能要來造訪，但不曾想到毛澤東這么快就來了。由于事先沒有約定，蕭軍跑了幾個窯洞，也沒有找到一個人，等了大約半個小時，這才遠遠望見艾青一個人姍姍而歸。蕭軍搶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訴他說毛澤東已經來了。艾青急忙脫掉身上的舊軍裝，換上一套筆挺的西裝，系上領帶，隨著蕭軍快步去見毛澤東。

　　夜已經很深了，警衛員提著馬燈在前邊引路，蕭軍和艾青陪著毛澤東沿著山間的羊腸小道，一直走到山下，這才握手作別，望著毛澤東高一腳低一腳地慢慢離去。

　　毛澤東回到楊家嶺窯洞，見重慶發來一紙電文，說是國民黨要員張沖已于8月11日病逝，年僅39歲。

　　張沖，又名淮南，字以行，曾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組部代理副部長。他是國民黨中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張抗戰的少數人之一，長時間代表國民黨方面與周恩來等人談判。毛澤東一直敬重張沖的為人，稍加思索，提筆為其寫下了一幅挽聯：

　　大計賴支持，內聯共，外聯蘇，奔走不辭勞，七載辛勤如一日;

　　斯人獨憔悴，始病熱，繼病瘧，深沉竟莫起，數聲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蕭軍剛剛起床，見毛澤東的一個警衛員匆匆趕來，遞給他一封信，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著：

　　蕭軍同志：

　　昨晚未晤羅、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們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話，敬請于早飯后惠臨一敘。我們談通一些問題，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禮!

　　毛澤東

　　8月12日早

　　蕭軍忙把這一消息告訴給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羅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韋嫈昨晚在蘭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錯過了見毛澤東的機會，聽說毛澤東要見她們，高興得像孩子一樣拍手叫好。

　　吃罷早飯，蕭軍在前邊領路，王德芬抱著剛滿月的兒子蕭鳴和舒群夫婦、艾青夫婦、羅烽夫婦一起，隨后跟著一路下山，來到了毛澤東的窯洞前，早有江青抱著女兒李訥在門口迎候。毛澤東聞聲走出窯洞，迎上前去，與他們一一握手，招呼他們進屋。眾人進入窯洞，見中央組織部長陳云和中央宣傳部長凱豐也來了，便相互之間分別握手問好，落座敘話。

　　這一天，大家談得十分盡興，不知不覺間到了吃午飯的時間，毛澤東讓工作人員端上來飯菜，招呼眾人圍坐在一起進餐。他和大家邊吃邊談，他還說，中央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以便集思廣益，制定一項黨的文藝政策。

　　8月26日，高克林撰寫的《魯忠才長征記》發表在《解放日報》上。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對魯忠才運鹽隊的3個人做了調查研究后，所寫的一個調查報告。毛澤東看后，當日為高克林的《魯忠才長征記》作序。他寫道：

　　“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夸夸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3個人的調查會之后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8月29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議定成立思想方法學習小組，以毛澤東為組長，準備編輯馬、恩、列、斯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言論。

　　1941年9月1日，毛澤東與國民黨聯絡參謀談話，提出了恢復和改善國共兩黨關系的方案，他說：

　　“1、國民黨釋放葉挺，中國共產黨派董必武出席參政會議，否則仍不出席。2、中國共產黨決不推翻國民黨政府，決不越過現疆界，國民黨承認我方在敵后有發展權力，承認現有防地，承認邊區，在敵后的國共兩軍，雙方下令，停止攻擊。3、恢復新四軍，發給欠餉，停止逮捕。4、何應欽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來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國共關系能否緩和，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所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實際上是為王明山頭上的一伙人畫了像。那些話是多么的辛辣，多么的尖銳，多么的深刻!至今讀起來，還是讓人覺得痛快淋漓!想當年，王明一伙人崽賣爺田是何等的頤指氣使，到如今他們卻是俯首帖耳如坐針氈，汗面赧顏。后人可不戒乎?我們每個人實在也有必要把‘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這副對子寫下來，貼在自己的墻上，經常用這面鏡子照照自己。這樣的警句對每一個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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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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